“拉美化”的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也不仅仅是对经济发展的担心。“拉美化”的另外一个表现是：当这些国家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这个工业化门槛后，社会贫富差距加剧，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处于贫困状态，政局动荡不安，经济发展乏力。

    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可能会出现这样两种前途：一种是进入“黄金发展期”，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比如韩国，1977 年实现人均GDP1000美元，随后进入全速发展期，在1977年至1995年不到20年的时间内，就实现了人均GDP1万美元的飞跃；另一种是出现所谓 的“拉美现象”，贫富悬殊、失业激增、分配两极化、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

    所谓“拉美化”就是一种“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困境，就是一种少数人幸福的现代化。而在2002年底，从我国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带领他的课题组完成的关于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占中国总人口80%的农民绝大部分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20世纪80年代，托夫勒夫妇在《第三次浪潮》里预言：资讯网络时代，一个农业社会能够直接进入资讯社会，不必历经工业社会的演变，也能避开因工业化所带来的影响和社会问题。

    托夫勒给中国的思想界开了信息化的窍，一些实践家开始在中国西部地区实践他们认为可能的跨越，最著名的要算是台湾英业达集团的温世仁了。他在西部的贫困地 区开展了非营利的“千乡万才计划”，通过在这些地方的教育单位推广计算机的应用，使他们通过网络联系起外界，联系起市场，让这些处于农业文明的乡村社会跨 过技术鸿沟，直达信息化社会。

    他们在西北一个叫黄羊川的地方搞起了社会实验。新事物的冲击给这个小乡村带来了细微的改变。黄羊川虽然已经不是原来的黄羊川了，但是，黄羊川没能实现跨越式的发展，直达信息化社会，那里的农民依然是贫苦的。这颗信息化的种子还在等待阳光和雨露的滋润。

    经济过热，社会矛盾交织的2003年告诉人们，诸多的社会实践告诉人们，人均GDP1000美元对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来说，工业化是不可跨越的。在它之后可能是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也同样会是一个矛盾凸显的时期。选择是无可回避的。

    据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的分类，人均国民生产总值54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545---2200美元均为中下收入国 家，2200---5999美元为中上收入国家，6000美元以上为高收入国家。我国1996年人均GDP达到650美元，走出了低收入国家行列。 2020年如果实现人均GDP3000美元的话，就等于迈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从经验值来看，登上人均GDP1000美元的台阶以后，经济社会有三点显而易 见的变化。第一是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但同时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加重。第二是消费结构急剧升级，过去几年政府倡导和主导的扩大内需的战 略，到了这个阶段自然而然地成为人们自发的消费需求，在大中城市，对住行的需求代替了人们对吃饱、吃好的要求。第三是社会结构重大调整，利益分化，收入差 距拉大，各种社会矛盾突出。

    2003年10月16日，哈尔滨市发生了一起驾驶宝马车撞人的案件。该案判决并经媒体公布后，一些媒体、网民和群众提出质疑。最终质疑演变成贫与富、官与民之间矛盾的一场讨论。据说，对宝马案的网络监测发现，浏览这个消息的人数甚至超过了人们对“非典”的关注度。

    为什么这样一个案件会引起社会如此强烈的反应？为什么现在有一种倾向，动不动就将罪恶和财富画等号，将财富与权势画等号？

    宝马案让我们看到，公众关心的往往不是案件本身，而是案件中的这个人是富人，这个富人可能依靠权势逃避法律的惩处。这反映出社会普遍存在着一种贫与富对立、公众与权势对立的情绪。

    能够说明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是2004年2月25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过数年跟踪所作出的一份全国性调查报告：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 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比许多国家要高。这份最近刚刚完成的调查报告披露，中国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比率由1995年的2.8提高到了2002年的 3.1。

    然而，调查人员认为这还不能真实地反映出城乡之间实际收入差距。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实物补贴，比如很多城镇居民享受公费医 疗，而农民没有。城镇的中小学能够获得国家大量的财政补贴，而农民还要集资办学。城镇居民享受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救济，而农民没有。如果把这 些因素都考虑进去，他们估计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四五倍，甚至是六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曾将中国的收入差距放大到一个更大的范围进行了比 较：贵阳与北京的差距，小于贵阳与贵州最贫困地方的差距。北京与纽约的差距，小于北京与中国最贫困地方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