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几句聊以背景交代：1977 级我进北外德语系，读了本科又读研，85 年 1 月进文化部。那年四月，中国作家协会将接待文革后来自西方国家的第一个作家代表团———西德作家代表团，其中有汉学家顾彬。中国作协文革后刚恢复工作，缺乏外事干部，故来文化部借翻译，候选人须具备两条：德语口语和日耳曼文学，中国文学知识只作参考。
因十年文革 “读书无用” 加之对外交流的中断，文革前的老大学生十年没有开口说德语，都已上不了口；工农兵大学生没有日耳曼文学专业一说，碰巧我刚毕业，北外又是听说领先，学了七年德语，口语正热和，专业又是日耳曼文学，加上我酷爱中国文学，就被入选，跟文化部一位老大学生担任中德文学研讨会的口译。我跟那位翻译不一样，我是从原单位全脱产，在作协外联部协助工作，处理接团的日程安排，同时着手同年六月作家团的回访事宜，组团参加 “西柏林地平线艺术节”，并顺访联邦德国几大城市，其中有汉堡。在汉堡的安排中，对方文化局的来函提到了 “关愚谦” 的名字。从文革以来至文革以后，关愚谦一直是个敏感人物。
我调来相关档案，关键信息如下：关曾任职中国对外友协，从事外联工作，文革期间利用工作之便，私取日本访问团员的护照，冒名顶替蒙骗出关，逃离中国后先至开罗，后转巴黎 ••••••
是时负责友协工作的是廖承志，此重大外事事故发生后———据说是建国以来首例———廖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勒令廖必须圆满处理此案。廖随即通报外交部，其授权各驻外使领馆，全权执行任务。廖大为光火，说：天大的责任由我承担，就是出了人命也算我的！中国驻开罗使馆去机场截人，未成；从而通知驻巴黎使馆，但关在去巴黎的飞机上向法国政府提出了政治庇护。法国后来根据关本人的意愿，关辗转到了汉堡。
据悉，到汉堡后，关吃尽了 “人间苦 ”，什么活儿都干，在码头还扛过大包，身体力行了上海人特有的吃苦耐劳、坚毅认命的劲头。到了八十年代初，乘中国改革开放的东风，关几次想回国看看，都被拒签。他到波恩不行，转去美国加拿大照样不行，据说没有廖的点头，这个 “叛逃分子” 休想回国。
因为改革开放的需要，政策变得宽松，内定与关的接触不再是铁板一块，但不许过密，不能主动。阵容庞大的中国作家团，王蒙为团长，张洁、北岛、舒婷、张抗抗等一行十六人到了汉堡，二十年过去了，关以为是接近国人亲近祖国的机会到了，通过汉堡文化局向我们作家团发出了家访的邀请，结果被拒。当天晚上大家在汉堡水塔高楼上观焰火，关也来了，但彼此没有靠近，相隔十几米，互相望望，场面很尴尬。
第二年王蒙当了文化部长，但续任作协副主席，因他来过西德，有不少德国人的贺电贺信，其中一封是关的。一般的外宾来信，作协外联部就代为处理了，碰到特别来函，出于尊重，就先请示。因四个德语国家的文学交流是我的职责，所以信先到了我手里。我电话请示，把信给王蒙读了一遍，王蒙说：你们处理就行了。信的内容已记不清了，只记得信的抬头是：王蒙部长大人，落款是：小关在此有礼了。
1986年到1987年，作家团王愿坚 （《党的女儿》、《闪闪的红星》的作者）、路遥等一行、诗人公刘团及其他的作家团到汉堡，关均未提过要跟我们见面，不知是否因为第一次被拒绝的缘故。直到1988年，也是我来德国拿奖学金前最后的一两次出访，邓友梅、玛拉沁夫分别是团长，从维熙、王安忆、莫言、高晓声、鲁彦周等每次十几号人参加汉堡举办的文化周， 留居海外的有刘索拉、高行健、马德生等从巴黎或美洲前来，海内外作家在旅馆一起吃专门定的中餐。这次关又邀请了我们，这回我们同意了，但是那些海外作家没有被邀请。去他家之前，我和玛拉先去了他的办公室，进门时，玛拉说，这是关教授的官邸，关回答说：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关在家给我们准备了意大利面，饮品都是果汁一类的软性饮料。见大伙儿来了，关用上海话对我说：嘠都儜，哈都哈煞了（这么多人，吓都吓死了）。 我上海话不好，能说。 来宾济济一堂，中外参半，没见到夫人出面，或许在场，但不认识，没有正式介绍。关公寓楼里住着一对中男日女的留学生，学音乐的，餐毕，关请他们给客人表演古琴曲，还让我即兴翻译了《平沙落雁》曲名。告别前，关让作家们在客人留言簿上留言，高晓声写了：同是一个 “汉”；莫言的留言：“吃完面条听古琴” ，让人不禁笑出声来。
关的背景特殊，当时的国情特别，文革虽然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思想意识尚存，每个人出国都极为谨慎，跟关这样的人打交道不事先请示太危险。80 年代，作家出国连看一场性电影都不敢，尽管大家都想看。人人心照不宣，回国闭口不谈，事先捏估好，万一被发现，就说不是蓄意，而是误入不当之地；谁敢走漏了风声，大家攻守同盟都说是他的提议。关的事件是历史的产物，这种事情发生了就发生了，成了一段史实，也就是历史的本身，绕是绕不过去的，是不能再被人的意志所左右。
关出国那么多年，我们在中央单位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有什么对国家不利的话，没有一点反动言行，包括刚到西方最初的那几年，不同于个别流亡人士。说明他的心一直还是在中国，我们这文革过来的一代人都把政治生命看得很重。再者，国内对他的态度和事态的发展从开始的彻底抵制到后来的越来越亲近，直到现在他成了国内的大红人儿，成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座上客，中国作协举办的 《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还特邀了他。这些是否都意味着对他的过去以某种形式作了了结？是否算作一个官方的姿态? ——— 他在海外的一生细细品味起来，为常人所不能望其项背。
照他自己的话，当时如果没逃成，中国便多了一个刀下鬼； 如果不走，他这个老右派文革中又受一茬罪，也难说能保全性命。那段经历一直是关挥之不去的心病，看得出他最后的十几年、二十年的文字风格，时而刻意言过其实、时而刻意矫枉过正的爱国姿态，都欲想表明那段历史的反面，以洗雪往事。最后是否真的完全解脱，还是个问号。这两天我时时在关注、搜寻官方的消息，希望能看到一篇正面报道，哪怕是一则短短的通讯，文中有那么两句美言足矣，这样关的一页就算翻过去了，逝者也可以安息九泉了。在此让我们祝愿他身心轻松，一路走好 !
或许鄙人孤陋寡闻，或许身处异域断了内线，笔者以前似乎从未听闻过关的某种官方正式说法的消息，没有见过任何文字形式的书面材料。是不是该给他盖棺定论的时候了 ?
今天写的这段早想写、本该早写的文字在脑海里徘徊了十几年，几度举笔又辍，想着毕竟这是人的一个痛处，是让人不愿回首的往事。写早了，又何苦难为人呢 ？
笑到最后，笑得最好。终极关老的一生，是个重重的加号。
2018年11月23日 於德国慕尼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