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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毛de统治是帝制的回光反照 [打印本页]

作者: jianglang 时间: 7.2.2007 22:45
--------------------------- 中国为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古文明大国也。五千年来，它出了多少圣贤豪杰，和才智之士。就是共产运动在中国初起之时，也是志士如云，杀身成仁的青年烈士，随处皆有的，怎么到头来，竟让这么个「打伞的和尚」，乱搞一泡呢？其实这也只是个社会文化转型的短期现象。在这转型期中，传统的典章制度是被玉石不分的全搞砸掉了。新的典章制度还要经过两百年，才能慢慢的磨练出来。在这个真空时代，你叫我们这个大权在握的「打伞的和尚」喳办呢？毛氏曾公开的说过，他压根儿不相信什么「法治」。他说只要在「人民日报」上写篇社论，然后推行起来，一竿到底，要啥鸟法律呢？他更不相信民主选举。他知道在他自己的经验里，所有的选举都是假的，只有枪杆出政权才是真理。GCD的「天下」，是解放军打下来的；他的「主席」，是「中央派的」，啥鸟选举？ 　　总之，形势比人强。毛泽东这位小学国文教员出身的农村知识分子，和农民们起义的领袖，本质上他是和陈胜、吴广、刘邦、刘秀、黄巢、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英雄好汉们是同一种动物，只是时代不同，在思想行为上，略加点时代色彩罢了。他们底心理状态，都永远脱离不了中国式的「做皇帝」，那套老底子，和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那个老社会。如今皇帝是不能再做了，但是从传统的「帝王专Zhi」，转向现代化的「民主法治」这项必然演变的程序，他老人家就无此视野了。至于现代政治家所应具备的，有关民主法治的一般常识和基本概念，例如「人Quan」、「法理」这些观念，在他脑海里也是连影子也没有的。毛对现代人Quan的认识，实在是连「权力」、「权利」都搞不清楚。遑论其它呢？毛氏对法律的认识，也停滞在两千年前传统法家的层次。他所知道的法律，只是惩人之法的「王法」和「刑法」而已。他对现代法理学（Science of Jurisprudence）中底保民之法（保护人民不让恶政欺压，孟子所谓「保民而王」）的基本概念，可说是一张白纸。但他强辩足以饰非，硬说这套西方的正统文明，只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不值一顾。至于马克思主义的法理学，又是什么东西，则他连写标语的知识也没有了。自己不知，却强不知以为知，以天纵英明自许，绝无任何虚心来向他人请益。【笔者附注：列宁就不同了，列宁原是西方传统法学训练出来的律师，他对这两造不同的法理学，自有他的另一套「列宁主义」的诠释。虽然也流于偏激，却远非毛氏所能及也。在虚怀若谷、礼贤下士的学习态度上，毛甚至不如蒋介石；当然与孙中山就更不能相比了。】 抗美援朝的复杂后果 　　至于「高丽战争」的爆发，那就更和当年的「西安事变」一样，纯粹是一个历史上的「偶然」了。当年的「西安事变」，改写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但在垂死的边缘，却救活了一个奄奄一息的中国GCD。 　　天道好还。这次的「高丽战争」，也改写了中国历史，改写了世界历史，但在垂死的边缘，它救活了奄奄一息的中国国民党。若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能死里逃生，高丽战争和西安事变，对国共两党所发生的作用，真是异曲同工。两党都是在枪毙之前，突然获救，五十五十，彼此彼此，十分公平。 　　朋友，这一连两三个改写了人类历史的「偶然」之发生，虽云人事，岂非天意哉？您能说我迷信？历史本是「必然」和「偶然」交互为用，慢慢地制造出来的呢。可是由于这些偶然的影响，中国的内政外交，也随之同时改辙。最明显莫过于中Gong在外交上搞其「一边倒」，在内政上走「极左路线」，和美国对蒋家政权的心回意转，让这个垂死的国民党政权，死灰复燃。因此中Gong那一场轰轰烈烈的「解放战争」，也就和国民党当年的「剿匪战争」一样的，功亏一篑了。 　　一场「韩战」，打了三年，中国单方死伤超过百万人（官方只说三十六万，笔者近周在纽约曾与一位来美探亲的韩战老兵，细说当年。他说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是整营整营的死亡。虽毛泽东的儿，亦不能免。战况之惨烈，非常人所可想象也）。其后遗症至今未灭。长话短说，那就是它打出美国共和党的极右政权，产生了疯狂的「麦卡锡主义」，竟至把美国国务院中的亲华、知华，和会华语的专家，一网打尽，并以中国代替苏联，成为美国天字第一号的敌人，而加以围堵围剿。苏联反退居第二，有时且向美国讨好，谬作中美两仇之间的调人。北京反要向莫斯科赔偿战债。搞国际外交，天下还有比这更笨的笨蛋？言之可叹。 　　更可怕的是，一场高丽战争，也打出个中国「极左路线」的内政，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来。最可叹的是，美国向极右发展，只是短期的和政策性的，其主要运作也只限于外交界。等到他们发现错误时，还是那个共和党极右派政客的尼克松。 　　中国向极左发展就不然了。中国的极左路线则牵涉到，有永久性的意识形态。它不但影响了外交上的一边倒政策，在内政上更是极左政策的一竿到底。终至血流成河，尸骨堆山，死人数千万，受害者数万万，历时二十余年，至毛死后而已。其遗患至今未了也。 　　归根结柢，其关键在那个偶然发生的「韩战」。但韩战真是偶然发生的吗？它是不是经过斯大林的精心设计，想利用金日成那位莽夫的鲁莽行动，来拴住北京的老毛，以防他在美苏之间浑水摸鱼，而取其渔翁之利呢？远在淮海战役期间，斯大林曾特派米高扬去西柏坡警告过毛泽东，认为解放军不可「渡江」，借口是怕美国介入，会引起第三次大战，为毛氏所婉拒。一九四九年末，毛泽东在莫斯科谒史时，曾为此违命而道歉。斯大林莞尔说：「胜利者是没有错误的。」 　　中Gong解放军渡江未几（一九四九年四月），金日成就挥军南下（一九五○年六月），金某竟敢瞒住斯大林而单独行动？常识令人不能相信也。斯大林如先知金军南下，为何不派米高扬前往阻止？也难令史家释疑。各种迹象显示，韩战分明就是经过斯大林精心设计，至少是默许才发生的。史氏之目的盖在拴住毛泽东，免其变成亚洲之狄托也。而毛泽东也就甘愿陷入斯大林之圈套，而不能自拔，也真是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也是俗语所谓「棋高一着，逼手逼脚」吧。 建国初期的党政组织和意蒂牢结 　　人民中国在建国初期，究竟做了些什么事呢？一般说来，它和汉唐宋明等传统朝代，也是大同小异的。大同者，还是毛泽东所说的「千载犹行秦制度」：一个皇帝高高在上，中央集权的北京政府，由三公九卿组成一个庞大的「职业官僚」（Professional Bureaucracy）体系。地方政府则郡县乡镇三级制一竿到底。「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这一制度，两千年未变，而人民中国继承之也。只是在遴选候补官吏的制度上，它所采取的却是一种带有时代性的「入党做官」的办法。推行起来，比帝制时代的「九品中正制」和「科举考试制」，还要落伍一点罢了。 　　另外迭床架屋，他还有一套，和政府机构平行，而更具决策权力的党的机器。在通常的情况之下，一省的行政首长应是省长；一校的首长应是校长；一个公司的首长，应是总经理。可是在共产中国，则一省首长却是GCD的省委书记；一校则是校委书记；公司工厂，也是厂委书记。甚至学生自组的学生会，也是书记当家。 　　这种以党为大，党指挥枪；党指挥政，指挥一切，在「进城」前，都是必需和有效的。进城以后，富有天下，把一时权宜之计，当成永久性的制度，就要出纰漏了。毛公所以在历史上，以独夫终篇，便是打不开这个死结的结果。国民党还有个「还政于民」的口号。GCD则是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还没有实现，全世界资产阶级还未消灭之时，则是一党专Zheng到底，决无还政于民之心。这也可能就是共产主义极权政治的死结罢。 　　不过话说回头，当年国民党搞「以党治国」，还搞不到GCD这个水平呢。蒋介石以前曾批评过王安石，说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的原因，便是他少了个中央政治学校，没有训练出足够的干部，来执行他变法的政策。但是在训练干部上，毛公可能就要暗笑蒋公是小儿科了。在搞「土法炼钢」时，毛就吹牛说，他一次能送「九千万人上阵」。蒋介石搞土法炼钢，中央政治学校能训练出多少干部呢？ 　　蒋、毛二公俱往矣。青岛康有为墓里，老康遗骸的头骨，也被红卫兵弄丢了。他们三位都是「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者啊。现在我们不叫变法，叫转型。从帝制遗规，转出个民主法治，要智慧加机运，再加实验时间；横的好的要移植，纵的好的也要承继。如此，至少要两百年，才能慢慢地「变」出个新「法」来。哪能一蹴而几？读者公婆，请稍安毋躁，中国还要再实验四十年，我们就可能有个象样的民主制度出现了。否则就再等一百年，它迟早是要出现的，急有何用？ 农村土改和都市工商改造 　　至于土地政策，人民政府所采取的也只是王莽的新朝（公元九年─后二十四年）所实行底「复井田」的土地公有政策。它先搞「土改」，从事分田。分久必合，然后进一步组织「合作社」，和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这本是共产主义的基本理想；甚至也是传统儒家所谓「大同之治」的教条。国共两党都列为最高理想的。中Gong建国以后，按照宪法和党章，也是要亦步亦趋，加以推行的。不幸的是中国GCD迷信和曲解了马克思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偏信了列宁主义阶级仇恨之说，建国以后，以政府统Zhi机器，泰山压顶的力量，关门杀狗，一举把「地主」屠杀了八十余万人（实际数目显然远大于公开的数字）。这种阶级净化的革命手段，和近时科索伏的种族净化，实是异曲同工。如此以滥杀方式来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近百年来的人类历史已充分证明，不但不构成一项解决问题的办法，它底并发症和后遗症，尤其可怕。因为杀人是有瘾的。「我好杀人人杀我，头颅一样滚瓜红」，杀仇人杀红了眼，下一步就要杀自己的人了。据说张献忠每天都要杀人。等到杀得无人可杀时，他每天就要在自己的队伍里拨出人来，以供屠杀。GCD当年把阶级仇人杀光了，就开始杀自己的同志了，可能也是同样心理变态的结果。尤其是毛公迫不及待，为私为公，他都要立刻冒进，来大搞其公社化，终于演出一场饿死三千万贫下中农的大悲剧，更是不堪设想。此是后话，到时再说。 　　至于都市工商业的改造，周恩来、刘少奇、陈云和一些经贸专家都主张，先从公私合营做起，实事求是，慢慢化私为公，反对冒进。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三─一九五七）中，谨慎执行，全国经济随之复苏，实颇具开国气象。不幸「二五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墨渖未干，便被毛氏一手推翻了。结果弄出三面红旗，土法炼钢等，势将传之千古的历史笑话。记得笔者于一九七二年返国探亲时，所见一家「国营照像馆」，那架最主要的黑白照像机，比我身边所挂的廉价的彩色照像机，还要老二三十年，我和外甥到一「国营餐厅」去排队买油条，等了半个小时，只买到数根冷油条的情形，如在目前也。 　　关于建设重工业的政策，中国向苏联学习，先搞军事工业，倒颇有可观。它集中全国力量，正如陈毅外长所说的，没裤子穿，也得发展原子弹。在一九六 /四年中国果然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两年不到，又爆炸了氢气弹，速度之快，足使美苏侧目；按着北京又搞起「航天」，发展「二炮」，送卫星上天。更是震动全球。这种成就，确是打破世界纪录的。也使海外华侨，挺起腰杆，扬眉吐气，从此不再做落后的「支那曼」（Chinaman）矣。但是这也是变相的「一将功成万骨枯」，我们的原子弹爆炸于「大跃进」之后。朋友，以三千万颗头颅换一颗原子弹，历史家执简书之，心头也是万般沉重的。 　　凡此，论者已多，经贸科技专著，亦所在多有，笔者今后有暇，当再略为分类综括之，以留信史。本篇就一笔带过，不再多叙了。 极权领袖的统Zhi艺术 　　现在再谈谈建国初年的那些有名的「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和「反右」诸种运动。毛泽东当国二十八年，最大的特点就是搞「运动」。二十八年中可怜的中国老百姓简直可以说没有一时一刻不在胆战心惊的运动中讨生活。孔子的大门徒宰我先生就曾形容过，周朝建国初年的政策是「使民战栗」。在毛泽东治下的中国也正是如此。到毛的晚年，不特人民战栗，连党的老干部和超级老干部像刘少奇、彭德怀、deng小ping、贺龙、林彪、陶铸、彭真、郭沫若、潘汉年、陈伯达和他们底夫人们、子女们，甚至周恩来和邓颖超，也都无时不在战栗之中。周恩来就感叹地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deng小ping说他能活下来，实在是「命大」。小心翼翼，靠「命」过日子，能不战栗？ 　　但是毛主席究竟有什么神通，一个人能把全国全党，都弄得生活于战栗之中呢？社会科学家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就十分简单了。那是极权政治，尤其是现代化极权政党的基本性质嘛。极权政党是一部无坚不摧的统Zhi大机器。任何强人，抢得了这部大机器的操纵权，谁就可以和尚打伞，为所欲为。始则是为国、为民、为党、为革命、为主义，运用此一大机器来清除异党和异端。但是绝对权力，绝对腐化，掌握绝对权力者，未有不滥用其权的。尤其是掌权过久，孤独多疑，老年昏聩，发生偏执狂（Paranoia）的大独Cai者，更会胡作非为。为着清除「异己」，那就白刀进，红刀出，无恶不作了。 　　当然，权力滥用，也是个绝大的政治艺术。我国古代的「法家」，和西方现代的「马基维利主义」（Machiavellism）都曾把这一项艺术发展到最高峰，而大独Cai者们，都是这一行道的好学徒和最高手，否则他们也吃不了这行饭。在近现代中国里，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三雄，都是这一行的九段高手和掌门人。他们手段之高明，耍起来，往往令历史家，甚或他底政敌，都拍案叫绝。我记得李宗仁往往斗不过蒋介石。在斗败了之后，他反而佩服蒋制胜的本领。说到精彩之处，李德公常时把大腿一拍，然后翘起拇指，向我说：「蒋先生这着高明。」其实李宗仁先生在此行道并不低能也，但他自叹不如蒋。其实蒋的本领到毛，还差得远呢。朋友，相信吗？ 莫斯科鞭史，北京城抑毛 　　原来，毛公的第二任还未开始，苏联政局就已经发生了翻天的变化──大独Cai者，全世界第一号GCD领袖斯大林，于一九五三年突然病死。论国际共产运动的资历，毛泽东水涨船高，此时理应递升接替斯大林为第一号领袖了。谁知事有不然，苏联在史氏死后，几经权力斗争，终由赫鲁晓夫，取得了政权。赫氏为一有手腕的修正主义者，在史氏专Zheng之下，久遭折磨。如今一旦当政，不特一反斯大林之所为，并于一九五六年二月，在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对史氏公开「鞭尸」。他认为斯大林三十余年的个人独Cai，实在是当今苏联内政外交、政治经济落后的百病之源。他坚持把斯大林所有的政策，都加以逆转；说做就做，斯大林留在莫斯科红场、列宁墓里的遗尸，很快的也就失踪了。苏联人民受史魔之苦久矣。经赫氏登高一呼，全国人心大快，洋溢着一片「鞭史」（当时西方所谓De-Stalinization）之声。「党内民主」的口号，被叫得震天价响。十余年来美苏之间的冷战，也随之迅速解冻。 　　苏联这一突变不打紧，一向以「老大哥」的行为马首是瞻的北京政坛，就随之震动了。再者，也真是无巧不成书吧，中Gong的八全大会，也竟预定与苏共二十大同年举行。上节已言之，中Gong自七大以后，毛泽东已亦步亦趋的走向斯大林的独Cai之路。这一下斯大林在苏共二十大中，忽然从圣人导师变成坏事做尽的恶魔了；中Gong在他的八全大会中，将如何处置毛泽东呢？毛又何以自处呢？ 　　首先，中Gong党内一般毛派高干，本来就是和以陈绍禹（王明）为首、以斯大林为靠山的国际派，针锋相对的。斯大林一死，国际派已全部靠边站（王明于中Gong八大当选为最后一名中委之后，即潜往苏联定居，终于老死俄京），毛派干部包括毛泽东自己在内，对史早就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可是此次赫鲁晓夫鞭史，情况就复杂了。北京多数中央领导，包括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和deng小ping等人，显然都有意与苏共步调一致，来搞党内民主，反对个人独Cai。可是毛泽东这个传统的反史派土共首领，这时却摇身一变，变成斯大林幽灵唯一的魔鬼辩护士了。在中Gong高级干部一致附和鞭史声中，毛则力排众议，坚持评论斯大林的历史功过，应该是三七开：斯大林「功大于过」。 　　朋友相信吗，中Gong在八全大会中对斯大林被鞭尸的反应，其后竟变成人民中国，和中国GCD本身，接着发生的二十年不停的动Luan，尤其是文革的十年浩劫底众乱之源啊。 毛对抑毛运动的反击 　明乎此，我们再回看毛公对八大抑毛的反击，和其后的骨牌效应，就不难一目了然了。 　　第一，主观的，毛天生具有以「斗争为快乐之本」的个性，非低声下气之人。遭此屈辱，就非斗争不可了。 　　第二，客观的，上述那个官场的人际关系，和深染于酱缸文化的传统社会，也使他非反击不可。 　　第三，这次抑毛运动是当权的毛派自家人的窝里反。毛是个独人班，高高在上，以一人而敌全党。因此他反击底对象，几乎是从龙功臣的全体。他不能不分而制之。 　　第四，毛是个老谋深算，不择手段，不打没有胜利把握之仗的，战略家和政略家；搞阴谋阳谋，俱是九段高手。因此这场保权卫冕之争，就变成长期的，狠毒的，和分段分期进行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和血淋淋底，不顾任何道德原则的政治内战了。 　　至于他所运用的手段，四十年后的观察家，也就可以看的很清楚了。大致说来，毛公最基本的原则，便是抓住枪杆。「枪杆出政权」。大枪杆是抓住全部人民解放军的军权；小枪杆，则是掌握北京城区的卫戍军力（尤其是装备精良，人数众多的八三四一部队）。毛主席如对任何党政官员不满意，他老人家只要歪歪嘴，该员立刻可「失踪」。再加上一个如臂使指的党组织，和群众组织，毛的政权控制之细密和彻底，实非俄国的布党和德国纳粹所可望其项背。德俄两国，一般政治学家，都把他们归入所谓「警察国家」（Police State）。毛公统Zhi的中国，则是已入化境的「没有警察的警察国家」（a police state without police）。其统Zhi之严密，世界史上尚无前例也。但是纵使如此，他要向刘邦、刘秀和朱元璋那样杀尽功臣，也非运用有耻和无耻的借口，以及有形和无形底策略不可了。 　　至于毛功的政治策略，则大策略不外是不顾国家民族，和党和人民的利益，而放火自救。不顾原则的打破现状，制造混乱，然后（且引用他自己说的话）「从大乱中求大治」。毛知道在全党全国大乱之后，也只有他能快刀斩乱麻地，造势整风清党，然后来拨乱反正。毛从江西时代开始，就以搞「拉一派，打一派」，为全党所畏（这在马基维利的政治哲学理则叫做Divide & Rule，也就是分而制之）。事实上，八大之后的二十年中（一九五六─一九七六），毛公就是运用这套手法，把他的本党同志和全国人民整得死去活来。幸好人老必死，毛如不死，中国GCD和人民政权，也不会有痛定思痛，而图谋改革开放的「毛后」时代也。 　　至于毛公所运用的，一些见不得人的「小策略」（且用毛氏自己的话来说），那就可以小到「掺沙子，丢石头，挖墙角」，贴大字报，暗中搞阴谋，公开搞阳谋。搞得人头滚滚，也搞他老人家不亦乐乎。但是受害者就不止于毛派和GCD自己了，全民族之受害，也是三代不能恢复也。悲夫。 　　近二十年来，笔者就和当过各派红卫兵的小朋友们（包括我母省安徽曾一度闻名世界的「好派」和「屁派」）长期笑谈往事。他们也未有不自觉荒谬的。有的甚至咬牙切齿的痛恨老毛，和独Cai政权。因为他们自己也无可补偿受害者啊。 从双百运动到右派造反 　　按顺序来。毛泽东主席所亲自发动的第一轮反击战，便是八大之后，一九六五年底的所谓「双百运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在运动初起时，我曾问过胡适老师：「百家争鸣，人人知道；百花齐，出自何典？」胡顺口答道：「镜花缘。」真是渊博。 　　在八大抑毛运动中，他们的借口是反「独Cai」和「个人崇拜」。可是从毛功的立场来看，老子固然独Cai，「他*的」（毛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用过这句三字经「国骂」，今且借用），你们就不独Cai呀？独Cai制原是帝王传统遗传下的权力金字塔。根据GCD「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的原则，毛所拥有的权力固然是个大金塔，他下面各阶层的「职业官僚体制」（Professional Bureaucracy）中的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deng小ping，沿梯而下，何人又没个金字塔呢？连一些乡镇级的小干部，也是一些小金字塔呢。在毛看来，他那时声望已达颠峰，刘少奇还差的远呢。你们批评老子独Cai，你们就不独Cai吗？大家是同样的独Cai，只是权力大小、等级不同而已。要批评独Cai，应该从你们这些官僚党棍，整风整党呢。小子鸣鼓而攻之，这显然就是毛所策动底，自卫反击斗争心理状态。 　　兵来将挡，水至火迎，毛就准备利用当时分散在各个小「民主党派」中的高级知识分子，来帮助他整党整风，自清君侧了。这显然就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底所发动的「双百运动」底最原始的构想。在此运动中，尤毛公亲自主持，党和政府于一九五七年五月，在北京召集了一连串的「整风座谈」。在这些会中，毛号召各小党派中的「民主人士」，大胆地对中国GCD和人民政府提出批评。并给以「言者无罪，闻者足诫」的最安全保证。他所制定的指标则是：批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 　　作此公开的保证时，他显然认为他自己声望正隆，高居顶峰，这对三个「主义」，都沾不上边。因此批评者也只会批到刘少奇为止。不曾伤及「皇上」。这原是中国传统的帝王政治的特色。连造反者，分明是造皇帝的反，但是传统的办法，都是只号召「清君侧」，对皇帝是不直接攻击的。纵在战时，国共两党「摩擦」到围攻新四军的程度，毛氏亲自策划的反国民党的宣传战，也只到何应钦为止。蒋，他是暂时不碰的。 　　此次搞双百运动，毛公显然视为当然，他自己是不会变成攻击对象的。谁知他老人家估计错误了。所以在「言者无罪」的铁卷保证一经提出，这批旧社会出身的老士大夫和高知，对GCD的党天下，早就骨鲠在喉，既然言者无罪，他们就舍共干，而把矛头直指共党了。一时热火朝天，原来声威比天还高的「党」，一夕之间就变成众矢之的了。 「罗章联盟」和「反右运动」 　　在这一系列的整风座谈会中，首先对GCD提出严厉批评的，则是早先拥共最力的民主同盟正副主席的章伯钧和罗隆基了。罗其时是官至国务院森林工业部部长，官高一品。接着便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黄绍竑和龙云等人以及有影响力的媒体像「新观察」的主编储安平等人。经这些名人在北京登高一呼，全国高知如响斯应。一时举国滔滔，把一个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GCD批评得一无是处。他们批评的内容，可以储安平的「党天下」一语概括之。那就是GCD把持了一切。小党派人士，表面上官高位显，事实上只是一些「有职无权」的花瓶。所以他们要求GCD开放政权，搞政治民主化，不能再搞「外行领导内行」。章伯钧甚至要组织一所「政治研究院」来研究体制改革，要求GCD开放政，好让各党派「轮流坐庄」。在全国风起云涌的批共呼声中，湖北一位高知葛佩琦甚至对GCD提出警告，GCD如不好好为人民服务，人民会「杀尽」老共的。 　　在大小知识分子，越批越起劲，全国人民也为之大鼓其掌；时未经月，自毛主席以下的大小干部，和金字塔主持人，个个傻眼了。乖乖，这批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真要造反了。GCD怎能如此「宽大无边，有天无法」？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竟如此不识抬举，毛主席震怒了。他很快的就体会到自己的错误，反扑势在必行。但他能表面容忍，并把所有右派「言者无罪」的控诉，一字不易的在「人民日报」，全部刊登；作了充分的准备之后，乃把deng小ping叫出来，发动一个强烈的「反右运动」，把他们镇Ya下去。小平遵命后，乃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一声令下，千百个大嘴巴，就纷纷被捉将官里去了。这就掀开了人民共和国史上，第一幕血淋淋的「反右运动」，以后的骨牌效应，就没个底了。 　　罗、章、储、葛诸大嘴巴傻眼了，主席老人家，您说过「言者无罪，闻者足诫」嘛。怎么言犹在，时未迭月，又搞起文字狱，抓起人来了？这不是「阴谋」吗？主席传语deng小ping，这不是「阴谋」，是阳谋」。党发动双百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引蛇出洞」；把你们这些毒蛇毒草骗出来，加以铲除，加以捕捉的。一个灿烂光华的「双百运动」正式推动，尚未迭月，在老毛一声「阳谋」之下，就作了一百八十度的逆转，成为「反右运动」了。根据毛主席的估计，全国各机关、各学校、各单位里的「右派」人数，应该是百分之五。如此，各单位就根据这一比率，划出「右派分子」，来加以清除。国防单位之外，国内任何机关，皆不可减免。一个单位如只有二人那就打一人为右派，那就是百分之五十了。余类推。在主席直接指挥之下；小平举手之劳，全国共有五十万「右派分子」（说超过百万），就锒铛入狱了。这个血淋淋的「反右运动」，初起颇似儿戏，终则家破人亡，下放劳改，幸存，亦每至二十、三十年后，始获「改正」，或「平反」。「右派分子」遭遇之惨烈，史家不忍卒书也。三十年后，deng小ping还说，反右运动基本上是正确的，错在不应扩大。说得何等轻松？朱镕基总理便是个老右派。不知对当年反右，他是如何看法也？ 　　我辈偷生海外，无切身经验，但是国内右派朋友，数不尽也。笔者在纽约曾一度与葛佩琦先生的哲嗣张君，详谈乃父受难经过，如其惊心动魄也。不知所终，尸骨无存的储安平先生的前妻（改嫁宋希濂将军）今亦定居纽约，对过去伤痕，则不愿多提矣，然精神伤痕，显然也是终生未灭也。 十五年超越英国的幻想 　　孔子说，「民无信不立」，毛作为国家元首，在一计反右之后，可说国家信用、个人信用全盘扫地，把「阴谋」硬说成「阳谋」，更可说是标准的嘴尖皮厚，但这也为着他自己的政治生存和错误，不得已而为之也。但凡心黑度厚的政客，怕的是初犯，一犯以后，就视重犯为当然了。「汉书」上有个故事说，某家有位「节妇」，守寡多年，玉洁冰清，不幸一次被强盗强暴了，其后她就开始乱搞男女关系，变成个「荡妇」了。毛氏失信的下场，盖近之也。 　　毛本来的构想，原是发动高知来「帮助整风」，谁知弄成个高知反党，他自己又被迫反右的结果。自此以后，他再也不敢轻用高知。在「文革」期间，为着把刘少奇斗臭斗垮，他就舍「高知」，而去利用「低知」和「无知」的红卫兵了。成长后的红卫兵，自觉上当，同思往事，地无不咬牙切齿也。此是后话。 　　毛氏在「双百运动」失败之后，他第二着棋，显然便是搞「从大乱求大治」。首先砸掉那前途看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搞出个「冒进，反冒进，和反反冒进」的混乱局面来。然后由他自己来拨乱反正，乘势主动的实行「清君侧」，把周恩来「罢相」，换以柯庆施，这一来在中央人民政府之内，就可没有顾忌，而为所欲为了。这又是一着险棋。 　　原来，人民中国在建国之后，所实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三─一九五七），十分成功；然只限于内战后的打扫战场，收拾残局。人民政府所精心策划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才算是真正的经济建设（Economic Reconstruction）的开始。因此，该计划放八大通过实行之后，党内以周恩来为首的稳健派领袖，真是经之营之，珍之重之，实事求是的，预备好好的建设一番。那时在莫斯科冷眼旁观的赫鲁晓夫，曾为之暗暗咋舌。赫氏于一九五九年访美之时，就曾警告美国说，「很快的美国就要沦为世界第三位经济大国。」记者反问他，谁是第二位呢？赫氏忽然以英语回答说：「No Comment.（无评论）」足见赫氏对中国之惊羡也（此为当年笔者在美国电视上所亲见亲闻者）。 　　不幸此一为全国财经专家所精心策划的「二五计划」，却为老毛一人一手给砸掉了。毛之砸掉这二五计划，是有绝好之借口的。事缘这个一九五七年，苏联的科学家在人类历史上放出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朝野被他放得心慌意乱，苏联这时也认为社会主义的科学已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成就。赫鲁晓夫曾大放厥辞，说在十五年内要超过美国。并且扬言要埋葬资本主义。这时举世皆信以为真。这当然也使当时正在访苏取经的毛泽东，大为信服（毛是去参加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因而也信口吹出他底「十五年超过英国」的伟大号召。要十五年超过英国，那么「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目标和速度，都得翻上好几翻，才能做到。因而毛就要撤销「二五计划」，不顾一切的「冒进」，才能超过英国。 　　笔者记得抗战期中，在重庆听过马寅初批评他底「学生」蒋介石的演说。马说，「蒋介石是个军人，就欢喜叫『稍息、立正』。这次他也要向物价叫『立正』，物价可就不干了。」说得我们哄堂大笑。毛主席是迷信体育的。欢喜叫人跑步、跳远。但是搞经济建设，要实事求是、按部就班，既不能跑步，也不能跳远。所以当毛主席一再向周总理抱怨，二五计划目标太小，速度太慢时，周就有点不耐烦了。他可能认为毛是外行领导内行。那时毛的绝对权威还有待建立。据胡乔木的回忆，一九五六年四月下旬某日，周又为「反冒进」和「反反冒进」问题，单独去见毛。二人争执了起来，周竟然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胡乔木回忆说，「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以柯庆施换掉周恩来 　　其后他们之间，周的「反冒进」，与毛的「反反冒进」，仍不时有所纠缠，周虽一再退让，毛始终是尾追不舍的。到一九五八年一月，毛在南宁召集部分中央领导，和西南各省市的工作会议时，周因公迟到，毛就打算乘机逼周辞职，而以上海市长柯庆施代周为国务总理。 　　早在八大期间，党内高干曾戏谈如何淡化毛主席的独Cai形象。因为按照开国以后的惯例，在公共集会场合，但凡毛主席出现时，大家照例起立，鼓掌欢迎，此时大家一致同意，废除此一形势主义。大家都同意了，周总理曾加一句戏言，说，「以后有谁见到主席要起立鼓掌，我就不分发他戏票。」因为当时北京每有杰出的戏曲表演，高级干部和民主人士的戏票，照例由国务院统筹分发。所以周恩来有此戏言。想不到事隔两年，此次南宁会议时，在一月十六日上午，毛竟在大会上，取出柯庆施所写的论文──「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给周看。并当众戏问周道： 　　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上海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五分之一，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的文章。 　　随后在大会会场上，毛也声色俱厉的叫出，所谓「反冒进」，就是反革命，和反马克思主义，周虽深知内情和毛的用意所在，然尽力容忍，不要表态，自动辞职。事后且亲撰万言书，作自我批评，深责自己「反冒进」之错误。直至同年六月九日的政治局会议席上，周始委婉地在会中自陈：「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总理是否适当？」经众议一致挽留，这次「罢相」危机，始暂时淡化。「但是此后周恩来遇事发表意见，就比较少了。」（见李东朗、任贵祥主编，「细说周恩来」，一九九九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实事求是与反冒进」，页四九三─五○三。） 　　在这段小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主政中国二十八年中，毛、周二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他二人一个坐第一把交椅，一个坐第二把交椅。都是从开国之初；坐到死为止。他二人显然都知道，二人都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彼此都是过河卒子，只有拚命向前，中途是退不得的。毛之不能中途退休，上节已言之弥详。周之不能中途「罢相」，其理亦至明。为着个人安全计，他的影响力和潜势力，都太大了。他一旦罢相，则生死交关。他原是「高饶事件」之后，毛主席所想清除的次一个对象也。 　　再者，周之生命非属其一人也。他也是一个王朝的无冕之王，也是一把大伞，和一棵大树，树上的猢狲，伞下的「老同志」，像叶剑英、聂荣臻，deng小ping、陈毅，乃至彭德怀、贺龙、陈广，和数不尽的民主人士，包括张治中、傅作义，和笔者的老朋友，李代总统，和程思远，以及千千万万的大小知识分子，和臭老九，都要靠他这把伞来照拂，始稍有安全感。他这棵大树倒不得，大伞也收不得也。 　　周和毛不同。毛是个独夫，人亡政息。周则是个「体制」（Institution）世世代代，承传有人。他只要不倒，就是胜利。他和老毛作健康比赛，毛如先他而死，则党和政府就是周的了；毛如死在周后，党和政府也就是「周派」的了。所以周氏生前，虽受尽胯下之辱，也要做个不倒翁。不倒就是胜利；周的政治本领，就是能维持他自己不倒，则荫及三代，血食千年。为着他的「党」，也是为着他的政治理想，他是绝对不能被老毛捅下去的。老毛常吹牛，某人某人（如彭真），他用一个指头，就可以捅下去，但他对周恩来就始终捅不下去的。 　　这次南宁会议，周如受不了屈辱，稍示辞意，或以退为进，那他这个宰相，也就让给柯庆施了。等到他在政治局中表示倦勤，那就必然被一致挽留了。这也是最高的政治艺术的表现吧。 　　总之，毛的拳路是空手道、少林拳等等「外练筋骨皮」的外家功。周则是「内练一口气」的内功拳、太极拳、沾绵拳。你一旦被他「沾」上身，你有天大的摔角功夫，也摔不掉他。周死之日，毛还要说他是「狡猾的中国知识分子」。毛公生前不知斗垮了多少政敌。唯独对周毫无办法，眼见他死后是周派的天下，寡妻不能自保，他也莫如之何也。所以老毛也是死不瞑目的。下章再说说他老人家如何导演「土法大炼钢」和「文化大革命」的闹剧。【笔者附注：本篇所叙述的历史故事，行道中人，都如为老生之常谈也，只是作者对许多故事的解释稍有不同罢了。加以篇幅有限，一般史实没有细注的必要。史料太多，细注之，反而挂一漏万也。只是本篇最后一段，毛拟以柯代周的故事，一般史料多语焉不详。拙篇多说了几句，怕读者不察。故注明出处，通人教之，为感。】 「土法炼钢」和「人民公社」是怎么回事 　　上篇所说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为着「罢相」问题的明争暗斗，从历史哲学的观点来解释，实在也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中一计过眼烟云的转型现象。我们不是不断地说过，「转型」问题，在政治上，便是从「帝制」转向「民治」的问题吗？这一转型是个任谁也改变不了的历史的「必然」。只是这一转，要把皇帝转成总统的程序是很慢的。他要先从大皇帝、真皇帝（道光、咸丰），转到半皇帝和大独Cai总统（袁、蒋、毛），再递减到假皇帝和半独Cai总统（蒋经国、deng小ping），渐次转到家长总统或总理（李登辉，也包括李光耀吧），慢慢才能转上依法办事、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总统像为好色而遭弹劾的小公仆，在转型中国尚未出现的，柯林顿）。朋友，这一转，需时两百年，工程浩大呢。 　　我们不也是说，转型是一转百转的吗？那么皇帝转型，皇帝以下的宰相，也就要跟着转，从封建帝王朝廷中的「宰相」，转成代议政府中的「国务总理」。可是宰相的转型却是和皇帝的转型，「同步」进行的。皇帝是「皮」，宰相是「毛」。要转，则毛与皮得同时同步转变，不能皮转毛不转，也不能毛转皮不转。笔者在拙著中曾讨论到袁世凯和唐绍仪的关系，那就是个毛转皮不转的关系。所以唐绍仪内阁只维持个把月就倒了。 　　我们也谈过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关系。为着「参战问题」，段祺瑞自认是「责任内阁制」中的国务总理，总统只是个划押盖章的「虚位元首」，所以他独断独行，非参战不可。可是黎元洪和一般反段的政客（包括孙中山），尤其是当时去古未远的社会大众，则认为段只是个宰相，宰相要挟天子，才能令诸侯。如今天子反对，而宰相专横，成何体统？在转型期间，各说各话，是非不明，双方都有口难辩，最后还是靠枪杆来解决，就天下大乱了。但是这个天下大乱，军阀混战的本身，也是个转型现象，从巫山之颠，俯瞰三峡中的顺流、逆流，和从不停止转动的乱流，及大小漩涡，我们就会了解到夫子之言，曰：「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但是它最后还是要慢慢地向东方流去。人类的历史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不管它是怎样的迂回曲折，进三步，退两步，它底总方向是不会变的。明乎此，我们就不必大惊小怪了。纵迟至毛泽东时代，这个总方向也不会变的。 　　不是路线问题，是权力问题 　　以上所说的是从宏观历史着眼，看的是历史潮流的大趋势。我们如再从微观历史着眼，来看看共党本身权力的变化，那就有另一种的启示了。大体说来，在中Gong的早期党史中，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长征途中所举行的「遵义会议」，实在是个分水岭。在此之前，中Gong的党内斗争基本上是「路线」问题。因为那时的中国GCD，还是个百分之百的第三国际的中国支部。根据第三国际的党法，全世界的国际支部，对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ECCI）都有「绝对服从」底义务。因此在「中国支部」里，代表国际的领导人，不论他是华裔或外裔，都是钦差大臣。他所执行的国际「路线」，中Gong全党都得无条件奉行的。例如最早的「家长」陈独秀，和后来挟天子令诸侯的李立三和王明。所谓「立三路线」、「王明路线」，事实上就是「国际路线」。全党都得跟着这路线打转。不得有违。 　　不幸的是，列宁死后之所谓「国际」者，事实上便是斯大林和托洛斯基二人，双头马车的平行领导。而他二人对中国情况也是一知半解。因此他二人的「领导」，事实上也只是一套「瞎指挥」。指挥出了毛病，二人就互相攻诘。他二人的矛盾反映在中国支部里，因而中国GCD也就分成「托派」和「史派」了。等到托洛斯基在俄国被斗垮，逃往墨西哥另组其「第四国际」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托派」，就变成反革命了。以故三十年代初期，中国GCD所执行的「政策」，便是史派的政策，第三国际和中国GCD也就是史派的GCD了。斯大林虽是个了不起的中国问题专家，他对遥控中的「中国工农红军」，难免也是一派瞎指挥，终于在蒋介石的「五次围剿」中，一败涂地，在「遵义会议」前后，红军残部数千人，被逼向川黔山区流窜，眼看就要步石达开太平军的后尘，集体消灭了，才举行了一个起死回生的「遵义会议」，让毛泽东取得了军权，而扭转了党的命运。 　　自此，一个以毛泽东为中心的权力系统，便逐渐的形成了。在这一系统的成长期间，也就是在「遵义会议」与七大的十年之间（一九三五─一九四五），它始则对「第三国际」阳奉阴违，渐渐的它就摆脱国际对它的直接控制。七大之后，中Gong就变成一个真正独立的毛派政党，而自订其独立的革命政策了。再更进一步，则党内凡是与毛派有抵触的其它系统，如原先掌握中央党权的国际派（张闻天、王稼祥、秦邦宪、陈绍禹），和有意自立中央的第四方面军（张国焘、徐向前），以及单独发展，自成方面的第二方面军系统（贺龙），留守赣南苏区的零星游击武装（项英、陈毅），早在自己故乡就扎寨为王的陕北土共（高岗、刘志丹）等等，不是被慢慢的吸收融化（像贺龙、徐向前、陈毅），就是被迫靠边站（像张闻天、王稼祥、项英），乃至干脆驱逐出党（像张国焘，和早先的托派），或被迫自我流放（像陈绍禹），这种为着权力集中而发生的「清党运动」，现在我们也可叫它为党的「净化运动」（party cleansing movement）吧。原是所有的革命政党和极权政党都有的，不限于中Gong一家也。解放军打了天下，毛公「进城」不久（一九五四），就发生了所谓「高饶事件」，高岗自杀，饶漱石瘐死狱中，党内外许多观察家都认为这是毛泽东杀功臣的开始，其实更正确的说，那只是这一净化运动的延续。杀高饶非毛一人之意也。毛派从龙之士，人人皆欲诛之，因此毛之有意诛戮自己系统之内的功臣、近臣，实在只是在开国九年之后，从他企图把周恩来罢相开始的。这是起于毛派的窝里反，毛要在他自己的系统之内，搞拉一派，打一派，来自清君侧，那就与「高饶事件」在性质上大异其趣了。 　　所以在一九五六年中Gong八全大会之后，毛泽东在他自己的政权系统中所策动的一系列的运动，只是一种他自己系统之内的权力净化的内争，这也就是传统帝王在打平天下之后，所实行的诛戮功臣的老套路。与党的路线无关；与GCD的意蒂牢结，更无直接关系也。或问草莽英雄在打平天下之后，做了皇帝了，为什么一定要大杀功臣呢？此虽非关本题，我们也不妨三言两语的代为举例解释一下。因为这也是个有现代意义的历史问题，近代中国转型运动如不能于短期内完成，它可能还会继续，所以我们有义务要了解一下的。 政权政策的转换问题 　　第一是在打天下和共患难期间，革命伙伴，同生共死，亲如弟兄，没啥尊卑之分。汉朝的刘邦已经做了皇帝了，在庆功宴会上，有些老粗，酒喝醉了，还要「拔剑击柱」，胡闹一通，使新皇帝恼火不已，所以他以后要「起朝仪」，分尊卑，搞三跪九叩，来加以约束。一九四九年后的新中国，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在五星红旗升起之后，满朝文武，都一致主席长、主席短之时，彭德怀那个「张飞」，却改口不了，还是老毛老毛的乱叫，成何体统？据说当「彭大将军」（毛给他的封号）从朝鲜血战归来之时，有要事要晋见主席，适逢主席正拥艳昼寝，彭德怀这个「樊哙」，不耐久等，竟推门直入，就更不成话了（「史记」上相同的故事别说刘邦正「枕宦者而卧」，意思是刘邦正在搞同性恋，樊哙却排闼直入）。彭樊哙最不可恕的，还是把岸英未保护好，被美帝飞机炸死了。原来，高丽战争爆发之后，毛主席为鼓励士气，派长子毛岸英从军入韩。这在古代原叫做「太子监军」，何等严重，想不到彭德怀这个老粗，竟让美帝飞机把个「监军」给炸死了，岂不令人浩叹（抗战期间，蒋公介石也曾把纬国派到胡宗南部下当连长，胡则派了一团精锐来加以保护，后来国共徐蚌会战时，纬国已升任装甲兵团团长，率部参战，前线指挥官也特派蒋团长在空中指挥）。彭德怀最不可恕的还是他滥用国防部长的权力，解散中南海文工团，干涉禁城宫闱琐事，更是是可忍，而孰不可忍？所以彭德怀这个「海瑞」，最后被「罢官」时，毛公实在把他恨得牙痒痒地，并亲撰文告，质问这个人粗「心细」的彭樊哙，「何所恃而无恐」？朋友，毛公之黜彭，实在不是因为彭德怀上万言书，写讽政诗才「罢」他的呢。很多历史家坚持这个观点，那对「历史三峡」中，人治政权的历史，就未搔着痒处了。 　　第二，传统皇帝之杀功臣，多半也是因为功臣功高震主，潜力深厚，怕他们迟早会造反，影响小皇帝接班，因此许多功臣纵使是老朋友、老同学，绝不会造反，但是皇上也会怕「功臣的功臣」，为着功名富贵，像宋太祖赵匡胤被部将强迫他「黄袍加身」一样，不得已而纂位做了皇帝。既做皇帝，赵匡胤也还怕他底「功臣的功臣」来如法炮制，所以老赵要搞「杯酒释兵权」。其实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关系，和毛与林彪的关系，也正是如此。尤其是在八大（一九五六）以后的刘少奇和九大（一九六九）以后的林彪，都已羽毛丰满，派系显明，不但他二人自己对黄袍有心，他二人的家臣伙计，也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足使毛公寝馈难安。纵使像彭张飞这个圣人，对毛主席绝无二心，但是他在解放军中有统兵作战的光荣历史，有将士归心的崇高声望，这也就不得了也。 　　记得李宗仁先生以前曾告诉我一则有关白崇禧的故事。李说蒋介石对白崇禧的才能最为欣赏，但是对白也最不放心，就是白虽属「桂系」，却也能指挥蒋的「中央军」，蒋对他就不能推心置腹了。毛对彭德怀也正是如此。毛氏明知老彭对他绝无二心，但是老彭在解放军中有崇高的声望，解放军除主席之外，也可以跟彭老总走，此毛之所不欲也，彭氏不黜，毛亦寝馈难安也。但他们都是数十年肱股近臣，彭是有名清苦简朴、不近二色的张飞，甚至是关云长；林彪则是有名的好权而不好色的「病号」；刘少奇已贵为「储贰」，第六位夫人又是中外有名的「校花」，所以毛公要学「续通鉴」上的赵匡胤，来颁布一个「新婚姻法」，奉献点「歌儿美女」、保健护士，对他三人就完全是失去效应。因此要清除这个三人帮，他就只有搞拉一派，打一派，来分而制之了。二桃杀三土，毛这个法家高手，虽然是完全成功了，但是岁月原是白驹过隙，一瞬即逝，以致毛公生命的最后的二十年，除掉连续的杀人、整人，搞拉一派、打一派之外，其它的「功业」，历史家对他，就一无足书了。这段历史写下来虽然可惜可叹，但是这也是「从帝制转民冶」的转型过程中，两千年帝王专Zhi的回光反照中，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吧。 罢相企图的后遗症 对周来说，伴君如伴虎，为公为私，为主义理想，为身家安全，为保护老同志和知交好友，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乃至中国GCD的前途，他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其痛苦可知也。内心煎熬太久了，所以周氏死时，四癌并发，实在是医学史上所少有的，至可悯也。 　　「周恩来」这个名字，笔者在孩提时期。就很熟悉了，因为他是我三舅父韦光熄在南开中学时的同班同学。我在幼儿时代，在他们的「同学录」上就见过周恩来的名字。抗战中期，我自己的一位中学同班周小姐和翁文灏的儿子结婚，我也被请去参加婚礼。在那红绸上签名时，我赫然发现周恩来也在我后面排队，真为之大惊失色。抗战末期某次一个青年集会上，举行战后对联合政府的「假投票」，我也投了个多数票；总统蒋中正；行政院长周恩来。想见当时中国青年对周某期望之高也。后来笔者在美国教授「中国现代史」近四十年之久，对周氏之观察，就更是从职业角度出发，而认定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半外交家之一，另一个半是李鸿章和顾维钧。而李周二人都是外扼于强寇，内制于昏君，未能尽展所长，为之惋惜与叹息，未尝断也。 　　英雄识英雄的最后二十年 　　至于最后二十年的毛周关系中的毛泽东，就不然了。在表面上看来，从土法大炼钢到文化大革命的二十年间，中国一切的政治运动，都是毛泽东一手推动的，刘少奇和林彪只是他的两个棋子罢了。但是一旦牵涉到周恩来，毛就无一而非被动了。就以一九五八年「罢相」这个运动来说罢，毛显然是准备有素，用心良苦。但是在六月九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周却轻轻松松的就过了关，毛也只好干瞪眼，而无可如何也。 　　后来毛把整肃的矛头指向彭德怀，周反而是毛要争取的对象。毛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搞「拉一派，打一派」手法，以图去彭时，他第一个要「拉」的，虽然是刘少奇；周恩来虽未积极的助毛黜彭，至少也是弃车保帅，坐看黜彭以自存。周本可彭溺而援之以手的，但是周却为了趁势自保，而见死不救。彭后来之惨遭迫Hai，伤残致死，周氏对此显然是心疚终生。彭死之后，周恩来在老同志一片哭声中，对彭的遗像鞠躬不已，可知其心境也。（大陆上制作的电影周恩来传，导演把这一镜头便导得十分真切，甚至出神入化，今人感动。） 　　彭去之后，刘少奇恶有恶报，变成毛泽东「拉一派，打一派」的第二个对象。这次毛拉的主要同伙是林彪，但是周恩来却被迫做刽子手。刘少奇最后被判成「工贼内奸」而遭永远「开除党籍」的决议案，就是周恩来所亲口宣读的。周是保不了刘的，他也无心保刘。相反的，在毛刘之争中，他反可在夹缝里，勉图自保。可是被迫做刽子手来亲口宣布刘的「罪状」，显非周之本意也，被迫昧良心而为之，亦是不得已也。 　　按顺序来，毛的第三个整肃的对象，就轮到林彪了。这一次，毛要「拉」的主要伙伴，则是周恩来了。这次周也心甘情愿地下海，做全心全意的刽子手，没有这个刽子手，毛要单独对付林彪，也甚为吃力。因为林彪也不是个省油灯。英雄识英雄，林彪对老毛这一套领教已久，也早有防范。林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全力助毛除刘的，但在除刘的过程中，他也留了一手来养寇自保。毛为除刘而发动其血淋淋的文化大革命，本来计划，六个月就可大功告成。但是林彪也是一代英雄嘛。他知狡兔一死，走狗必烹，他也就学会了美国流氓的秘诀：「搞不过他，就和他狠狈为奸。」把个反革命、走资派留着慢慢宰割，这一来毛泽东原计划只要六个月的文化大革命，就变成「十年浩劫」了。在拖延十年的漫长岁月中，为着对付林彪，毛泽东对周恩来就只好言听计从。而周之事毛，也是忠心耿耿。他知道两害相权取其轻，对毛他还可「黏」于一时；「副统帅」一旦当权，他这个可恨的老狐狸、可怕的白面虎，必然是首在开刀祭旗之列。因此周之助毛除林，虽不动声色，却用尽心机也。 　　据说某次突传毛王席一口气不来了，周竟为之吓到「大小便失禁」的程度。论者或说周某工于表演艺术；此事不论其发生于「九?一三」之前或之后，不才均信其实有其事也……。盖林彪这个「副统帅」，是好对付的？毛周合力，未必能制之也。主席突然归天，总理一人如何应付得了？骤闻噩耗，怎能不屎尿直流？此事如发生在「九?一三」之后，周之惊惶失措，亦不难理解，盖林家余党未清，林四（四人帮）余情犹在，老毛骤去，他们两帮合力挟恨寻仇，亦是不得了也。主席皮也，总理毛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九•一三」前夕，毛之能避掉「五七一（武起义）」的噩运；林彪之所以折戟沉沙，毛周合力，缺一不可，而在实际运作中，周之指挥若定，实远大于毛也。五年之后，汪东兴奉命捉拿江青时，曾对奉命执行的张耀祠说，要像以前对付林彪一样，「不动声色」。其实林彪事件，「九?一三」之前已酝酿有年，而能绝对的「不动声色」者，周丞相的羽扇纶巾之调度也，汪东兴算个屁？ 　　林彪一死，毛还要搞「拉一派，打一派」，来对付周恩来，他就无派可拉了。最后黔驴技穷，把个泼辣的老婆也拉出来搞「批林批孔」，再来「罢相」一番，那就是失尽人心的天大的笑话了。毛氏横行天下数十年，盖世英雄也，死前被老周制得服服贴贴，窝囊到如此程度，而于青史长留笑柄，亦是二十世纪中的天大趣事。迨周先他而死，毛公余愤未了，竟拒绝参加周恩来的丧礼，也真是阿Q之甚矣。可笑也。以后如篇幅多余，当再一桩桩、一件件，分别作较详尽之处理，以留信史。此处只笼统的交代一下，言其大略，读者谅之。 找不到治天下的蓝图 　　总之，毛泽东从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后，直到他一九七六年寿终正寝约二十年中，除整人杀人之外，未做一件历史家可以大书特书的善政。海内外一般毛评家，大致都可同意说，毛泽东只能打天下，而不能治天下。但是大家都未能说出个所以然来：毛泽东何以不能治天下？ 　　武力统一了这么个大国（论人口是世界第一大国，论土地是世界第三大国），如何治理呢？总得有个蓝图嘛。毛公在打平天下之后，最有兴趣的蓝图，便是他所最向往的，也是我们老祖宗，行之两千年未变的「秦制度」，但是这个「焚坑事业待商量」的「秦制度」，毋待多说，毕竟不能再用了。毛有时虽也戏称「寡人」，戏称「朕」，并把丁玲「封」为「贵妃」（见丁玲回忆录）；对尼克松、季辛吉说他是中国古帝王的继承者，但是他只能在心中口中，过过干瘾，自我陶醉一番，真皇帝毕竟再也做不成了。 　　既然如此，那么毛公底第二套蓝图，便只有向「老大哥」学习的「苏联模式」了。开国之初，在农村、在都市，从「集体农场」、「自留地」，到「友谊商店」等等，苏联的确提供过数百十种模式，让中国来学习。不幸这些模式在四十年后，经实验证明，多半是不切实际的破产模式。学习这些破产模式，让中国浪费了数十年的时间，也就罢了。最糟的却是苏联的党政平行底两头马车的制度。而糟中之糟，却是他们自己也一直不能解决的党政领袖权力转移的问题和继承的问题。从二十年代的中期开始，苏联模式由于解决不了这个权力转移的问题，斯大林为争接列宁的班，就开始杀人了。不出十年，老史把苏联第二代的领袖，几乎杀得精光，他把他在列宁时代，联共中央「主席团」（Presidium）（编者按：当时叫做「政治局」）中的资深同僚同志，几乎杀得一个不留（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二位是幸存的例外）。因此一部二十年代的「苏联党政名人录」，几乎就变成斯大林杀人的名单。在这一名单的背后，受他们牵连的数百万古拉格劳改犯的悲惨命运，就不必多提了。 　　这个苏联模式显然是个一团糟的模式，当初孙国父的「以俄为师」，和后来毛舵手的「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如今已过去五十年到快一百年了，让一些「事过则知」的聪明的「司马懿」们，今日再回头一看，才知道当年拜错山门，而大呼负负，但是为时已晚，为之奈何？可是读者贤达，你我能错怪当年的孙公毛公吗？你我今日也都是一些不大不小的「司马懿」也。我辈当年，如果也有幸地加入了孙公蒋公的青年团、救国团；或做了毛公毛婆的红卫兵、三八式，还不是跟着去起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台湾的名作家柏杨，原来不就是这样的革命青年吗？后来头脑清醒了，才恍然大悟。乖乖，这一「恍然大悟」，对他有多大的代价啊。笔者不敏，近十年来在海外、在大陆，也碰到过几十几百个柏杨。大家痛定思痛，今日也都恍然大悟了。一错三十年、五十年，一辈子也就过去了，恍然大悟有屁用？个人如此，国家民族就惨不忍言了。 　　毛公是老一辈人物，他活到七十年代就翘辫子了；转型阶段未到，所以他是至死不悟的，也是真正的「死不改悔的」。他至死也不知道他找错了鬼谷子。拜错了山门，画错了蓝图，所以就只能打天下，而不能治天下了。我们贵国从君权神授的绝对帝制转向高度代议民主制，为时至少要两百年。在这两百年中，我们不断的犯错，不断的迂回，原是历史发展之常规，怎能怪得少数英雄人物呢？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毛之不幸是他掌权于转型中期，歧路亡羊，不知道转型后的中国是怎样的一幅远景，可说是终身尚未闻道，就溺毙于三峡之中，做了个胡涂鬼。悲夫，我们这些后辈司马懿，怎能以「现时观念」（present-mindedness）来厚责古人。历史发展的阶段未到，虽贤者不知也，如之奈何？只是我国古史家，有所谓「诛心之论」。毛氏晚年为其方寸之私，要保权保位，而把个现代中国，弄到真正的「人相食」和「易子而食」、「父子相斗」、「夫妇告密」的绝境，冤死者数千万人，受害者逾亿，那就是其心可诛的无赖和独夫了。在十二亿同胞之前，历史家这样评毛，不算不公平吧。 　只有「较好」，没有「最好」 　　再重复一句，在现代的文明世界中，所谓民主政治和极权政治，最显明的区别，就是政治权力转移（甚至于政策的转换）过程中，杀人和不杀人的区别了。人民中国既然选择了苏联的极权模式，那么政治权力的转移，乃至正常政策的变换，也就非杀人不可了。因此人民政权在建国之初的七年（一九四九─一九五六）一帆风顺之后，也发生了「七年之痒」，不但政策要变换，政治权力的转移也走上台面。现代政治观察家不知说了多少遍：集大权于一身的独Cai者，未有不滥用其权的。为着集权不被滥用，所以才有人想出鬼主意，让他们彼此牵制，来他个「三权分立」或「五权分立」嘛。这在现代政治学理上，便叫做「制衡制」（Check & Balance）。权力有了制衡。有权力的政客，才不致滥用其权。 　　总之，一个可行的政治社会制度之诞生，原是智慧与机运相结合，经过反复底长期试验，才能慢慢地磨练出一个「定型」来（像传统中国的科举文官制，和近现代在英语民族国家中所施行的选举代议制）。纵使如此，也没有哪一宗制度是十全十美的。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朋友，只有「较好的制度」（better system）；原没什么「最好的制度」（best system）。我们中国一行两千年的考试制度，就是个「较好的制度」，不但孙中山主张加以承继，今日大陆的GCD还不是要继续利用？更在扩大实行之。（注意：毛泽东却把这一制度恨得牙痒痒的反对到底，文革时期，那位教育部长张铁生原来就是一个在考试制度中「缴白卷」的烂考生。）因为考试制度，毕竟是比入党做官，较好的制度。西方民主政治的理论家，一向也没有说过，「民主政治」这位「德先生」是个最好的制度，而只是个较好的制度罢了。一个在文化转型期中的民族，总归要通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实验出一项适合他自己的较好的制度来，在目前中国，把李姓两位总统（李登辉、李敖）都弄得方寸大乱的「英美式竞选制」，和大陆上从电视连续剧上学来的雍正式的「立储制」，似乎均有待改进，才能实验出一个「较好」的和适用的「定型」制度来。所以笔者才敢擅自预料，我们要驶出这个动Luan不定的「历史三峡」，恐怕还有四十年的实验要做呢。 从集体领导走向个人独Cai 　　总之，时隔四十年，回头一看，从毛公于一九五八年所搞的第一次罢相运动之后，直至今日，大陆上还未实验出一个稳定的、较好的制度来。相反的结果却是，毛周二人这一无声之斗，在人民中国的政治制度的发展上，却突然划出一道休止符。自此以后，共产中国的一切设施，皆以毛某的一言为定，举国上下，就再无政治体制之可言了。落笔至此，我不禁想起，在文革末期，第一次返国时，一位国内教授级的朋友接待我时说，「我们虽然没有法律，我们有政策也是一样的。」 　　读者同意否？人民政府自一九四九年定鼎北京之初，制度上虽未尽如人意，然趋势上则一切看好也。至少在中央人民政府最高决策层次，看来是团结无间、行动一致的集体领导也。人民政府不是个民主政治，但至少是个现代化的「集体领导制」（a modern aristocracy）。在中央政治局内，高层的领袖们，为国为民，还可集思广益的，制订和执行一些有效的「政策」，可是在这次一九五八年的罢相争执之后，毛泽东虽驱周未成，却树立了他个人的绝对权威。自此以后，在国政决策中，连国务总理周恩来，都不敢随意发言（见前篇末节），他人可知矣。如此一来，毛泽东就逐渐走向唯我独尊、荒淫无道的暴君行列，历史三峡之水，在漩涡中倒流，中央人民政府就变成变相的帝王专Zhi的朝廷了。 　　本来嘛，对去古未远的中国来说，帝王专Zheng，正如民国初年，来自美国的宪法顾问古德诺教授所说的，不但不是个坏制度，而且是个可行的制度。但是要采取这个制度则必须有两大前提：第一是人选的问题。做皇帝的人一定要具有中国古代传说中深具圣贤资质的尧舜。不幸在中华五千年史中，也只出现了这两个传说中人物，以后就再也没有了。要不那就出个希腊哲学中所要求的「哲学家皇帝」。而在中国历史传说中，除掉周文王之外，也就再没有第二个皇帝哲学家了。毛公坐在此龙座上，显然两者皆不是。 　　搞帝王专Zhi政体的第二个前提则是，帝王专Zhi，一定要有个铁定的接班制，庶几在老王死后，小王可以和平接班。没有这两个关键性的前提，那末帝王专Zheng，就是现代文明中最坏的制度了。不幸的是，在我国第二次文化大转型中期，出现了帝王专Zhi的回光反照的毛泽东政权。毛泽东基本上是个没有帝号的皇帝，甚至比皇帝还要皇帝呢。我想我们这项看法，今日大陆上千百位党史专家，也会完全同意的吧。 封建王朝的「宰相」是怎么回事 　　再者，在中国有两千年之久的帝王专Zhi史上，唐太宗李世民应该说是最好的皇帝之一吧。但是一部资治通鉴也告诉我们，纵是圣主明君像李世民那样，有时也会滥用其权的。世民就时时自吹他「身兼将相」，偶尔也就有点得意忘形，可是他一看到那位守正不阿的宰相魏征，他就会立刻收敛的。有时他也为这个碍手碍脚的宰相，感到厌烦，要把魏征「罢」掉。相不到李世民却有个贤淑而有见识的老婆长孙皇后，他每次要把魏征罢相时，都被皇后苦谏而止，所以唐朝的「贞观之治」，卒能全始全终，造福万民，永垂史册。这和它那「较好」的宰相制，也是分不开的。 　　再回头检讨检讨我们及身而见的，红色帝王毛主席。中国今日已非帝制时代，搞搞集体领导的政府，已经是不得已而为之。统Zhi者实在不能再模拟皇帝了，而我们毛主席却热中为之。真的要做皇帝，那么您就学学好皇帝李世民也好嘛。毛公原来也的确有个魏征嘛，可是他偏把这个魏征，糟踢成一个和稀泥的周恩来，最不幸的他还讨了个糟糕透顶的老婆，她不但不能像长孙皇后那样，来致君尧舜上，她还要助纣为虐，把个老公弄得桀纣之不如，桀纣之君，荒淫无道，也不过搞点酒池肉林，逞逞私欲罢了。不像毛主席还要唱高调，来搞什么「大跃进」，把无辜的农民，饿死数千万，接着再搞个「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又把另外的几千万人弄得家破人亡，这就是传统史家所说的「桀纣之不如」了。我们实在无心要诅咒毛主席也。但是这也是过去五十年中，铁一般的历史事实，我们既吃写历史的这行饭，又怎能昧着良心，硬说它不存在，视而不见的，加以回避呢？一直被写历史的人，承认为国史正统的当国者（legitimate rules），也不应该讳疾忌医，否认这些铁的事实嘛。历史就是历史，任何人想回避都是徒劳无功的。身为当国者，更应引史为鉴，不为暴君、昏君恶政护短，才能开辟出一个真正的民主政治的新世纪来。如反其道而行，在历史三峡中逆水行舟，那就永无出峡之望了。 「大跃进」的序幕 　　现在再让我们回头大略的看看，毛主席的「大跃进」是怎样搞起来的。得机再辟专题作较详细的处理。大跃进的前奏曲，最早发端于一九五五年的冬季「一五计划」接近尾声之时。「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中Gong在毛氏有生之年，所搞的所有的五年计划中，最成功的一次；也可说是唯一做出结果来的一次。一九五六年全国工业增长指标，竟高达十八?七％农业也增产至三?八％。这项高指标的成就，虽然也包括「恢复生产」（rehabilitation）底数据在内，但是全国工农业生产，史无前例的增长则是铁的事实。 　　［笔者附注：在大跃进进行期间，中国大陆对国家经济情报，高度保密。当年海外（包括港台）学人，大都根据不完备的数据，对大陆经济成长，加以推断。结果与实际情况亦颇为接近。近年大陆上有关新书迭出，新史料亦源源而来，但数据也大致相同，参见「剑桥中国史」，卷十四，「人民共和国篇」，第七章。］ 　　加以社会安定，动Luan减少，全国也确有其海晏河清的远景，一九五五年底既然一切看好，人民中国的朝野两方，难免都有些由满足而走向骄矜的心态，中央自毛主席以次，多认为五年计划尚可加快，因此发生一些急躁情绪，而各方面执行干部，有的则由于片面加速生产，以致数据供应不足，而发生生产失调现象，影响了全国性的整体规划。这些现象在工农业向前发展的过程中，都是正常而不难解决的小问题。因此以周总理和陈云为首的经建领导中枢，乃实行了一些所谓既反「保守」，也反「冒进」的实事求是的措施。这在任何正常「发展中」的国家，都应该是最正常的运作嘛。不幸在五十年代中期的人民中国，由于政治问题日趋严重，「反保守」和「反冒进」，甚至如上篇所述的「反反冒进」都变成了政治皮球，被踢来踢去，终至演成个死人数千万的政治经济的大灾难，这就是所谓「总路线」、「三面红旗」和「大跃进」了。这大跃进反映在城市的工商业里面，就走火入魔的搞出个千古笑柄，「以钢为纲」的「土法大炼钢」；它反映在乡村的农业方面，则是所谓「以粮为纲」的「人民公社」了。［对这两个题目作深入研究，资料丰富而可信，文笔也十分潇洒流畅而公正，可读性亦至高，可供一般参考者，下列专著，颇值一读：丁抒着「人祸：『大跃进』与大饥荒」，一九九六年。全新增订本。共三七八页，作者为一科技教授。因成长于大陆，对书中故事有亲身体验，故旁及之，亦甚难能可贵也，专业读者有意接触第一手史料，入门之学，则下列薄一波着「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问题」，一九九三年中Gong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分上下两卷，学术性与可读性均高，值得推荐。］ 　　谨分类述其大略，以后再及专题，先谈谈「土法」如何「炼钢」。 「土法大炼钢」的历史闹剧 　　原来在「一五计划」完成时的一九五七年，中国钢铁生产量已达五三五万吨，这正是日本发动珍珠港事变时的钢铁产量，因而这也说明中国在解放后十年之中，钢铁产量已接近日本明治维新后七十多年的成绩，因此在「二五计划」中，国务院乃把一九五八年的钢铁产量订为六五○万吨。这项指标已属超额。但是为着十五年赶上英国（见上篇），则这一指标，就未免太慢了。所以在毛主席的心目中，钢铁生产应该「翻一番」才好。但是当时，中国重工业的基础，能否在已属「超额」指标之外，再来个「超超额」，甚或「超超超额」呢？这在经济学家的知识范围里（不论是计划经济或自由经济），都属于绝对不可能做到的神话，可是人民中国的建国本身，却原是神话变成事实。加以建国初期全国各行各业，在党的领导之下，内政外交、司法立法、经济财政、轻重工业等等，无一而非（如罗章联盟所说的）「外行领导内行」。在「胜利者是没有错误的」（斯大林安慰毛泽东的名言，见上节）心理状态之下，不但毛主席不相信那些专家学者、小资产阶级的鬼话，全国上下那些做「领导」的行外干部，对专家的意见，就更是不屑一顾了。在一般干部的眼光里，蒋介石四百万大军，都可以摧枯拉朽的拉掉，那样凶狠的美帝，都可以打败，炼几百万吨钢铁算个什么呢？毛主席既然说得到，就应该做得到，再从毛主席的角度来看，群众的力量，是无坚不摧，无病不治的万应灵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何事不可为？在早期国际共产运动中，就曾有「胜利冲昏了头脑」（二战后毛的批蒋名言），和「假话说多了就变成真理；骗人骗久了，自己也会相信」（十月革命时期的俄国流言）一类的话题，在五十年代之末，大跃进期间，党内各阶层中这类潜意识，显然是十分泛滥的。群众相信主席，主席依赖群众；主席完全依赖群众，群众完全相信主席……这个良性大循环，或恶性大循环，发起烧来，上帝就叫整个中国大陆上千余万的中Gong党员，和数万万黎民百姓，一道发疯了。 　　长话短说，二五计划中，原已超额的钢铁生产指标，终于被毛主席的新指标代替了，这新指标对钢铁生产的预计是，一九五八年的生产量是一九五七年生产总额五三五万吨的「翻了一番」，成为一○七○万吨了。这一个钢铁产量大翻身，据当时实际主管钢铁生产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事后的回忆，也是出于一个天大的偶然。原来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的六月初，为想提高钢铁生产量，曾召见薄一波到他中南海游泳池去，一起游泳，并提供口头咨询。毛在池中问薄，一九五八年的钢铁产量的指标能否翻一番？刚好薄一波正在游泳池中翻了个身，因而随口说「翻一翻」。毛闻言大悦，就说翻一翻吧。他二位决策者，因而就这样决定了，把一九五八年的钢铁产量「翻一番」，就订下了一○七○万吨的指标了。 　　［笔者附注：这个在游泳池里「翻一翻」的故事是根据国务院体改所前所长阮铭教授，听薄一波在文革出狱后亲口说的。然薄一波在其自己的回忆录里，虽然也承认他确是制订这「翻一番」计划的重要决策者，甚或是心甘意愿的帮手，他对毛的「冒进」横行，倒颇有恕辞，盖当时盲目乐观，因而具有冒进心态的高干太多了。薄一波本人，甚至刘少奇，皆在所难免。这大概就是所谓「谎话说多了，自己也相信」起来的心理问题吧，见薄着前书，下卷，「全民大办钢铁的由来」，页六九一─七○九。］ 　　根据薄一波的回忆，以及其它相关官方纪录，他们所订的一九五九年的指标，则为更荒唐的三千万吨;六十二年则为八千万吨到一亿吨。这个指标订得太高了，钢铁厂办不到，毛主席乃号召，为完成一九五八年钢铁生产的指标，乃于是年秋季开始，搞「全民大炼钢」，这也是因为当时各省的省委书记，都在主席面前夸口，他们各该省地方的钢铁产量是如何如何的茂盛。总合起来竟有七七○万吨之多，使毛主席龙心大悦，这现象在封建帝王时代便叫做「承旨」。（康熙皇帝以前为体恤汉族妇女缠足之苦，下诏「放脚」，立刻便有汉族大臣，专折上奏说，「臣妻先放大脚」，此次各省书记承旨，便是「先放大脚」的现代版或人民版。）毛主席既然发动了全民大炼钢，各省市和自治区的土皇帝书记，乃蜂起竞争，大炼钢铁，终于把各地人民的铁锅、铁床、铁门、铁锁、铁条、铁链、铁栏杆、铁丝网……铁钉、铁皮，凡是属于铁的东西，照单全收，投入土制小高炉，送九千万人上阵：上自大将军、大部长、大使、大教授，乃至国母宋庆龄、国妻江青，下至贩夫走卒，担柴、卖浆，以及幼儿园的小毛头。总之，农民不下田，学生不入校，夫妻不上床，一齐上阵，没昼没夜的来他个全民大炼钢。朋友，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土法大炼钢」了。终于把几百万吨有用的铁沙和铁制器材，炼出了几百万吨，在工业上一无可用的铁疙瘩，笔者本人于一九七二年回国探亲时，还亲眼见到过。 　　「土法大炼钢」一词，今日已变成世界性的成语了。它在中国语言里，势将和后主阿斗刘禅所制造的「乐不思蜀」的成语，和鲁迅所制造的「阿Q」一样，在中国日常词汇里，永垂不朽了。 　　「土法大炼钢」这一命题，在下一个世纪的中国大学里，一定会有许多本最详尽的博士论文出现。纵是笔者手头的史料就足够一个「博士生」来写篇论文初稿，有暇不才亦当自理之。此处限于篇幅，姑且说个大略，乞读者谅之。下节再谈谈「以粮为纲」的「人民公社」。 回看一下传统的土地制度 　　咱们中华大帝国，从盘古开天地以来，一直便是以农立国的。我国古语说「有土斯有财」，土与财是分不开的。这种对土地的占有欲，不只是人类如此呢，禽兽亦不能免也。京戏的唱词里，有什么「艳阳天春光好，百鸟争喧」，其实会唱歌的鸟，都是单干户。牠们唱歌都是先划定一块疆土（territory）来单鸣独唱的，同一疆土之内，牠绝不许第二只鸟来同声合唱。鸟儿们是不搞什么「黄河大合唱」的。那些不会飞的兽类，那就更是如此了。君不见狗儿欢喜零星撒尿？牠撒尿的目的往往是在划定疆土界限，不许别的兽类入侵呢。非洲的黑猩猩（chimpanzee）是一种群居动物。牠们的群（herd）都是有一定疆土的。群群之间，划疆而居，互不侵犯，偶有疆界之争，各群为着保疆卫土，发生内战，往往也杀得尸骸满山，惨不忍睹的。人类原是群居动物之一种，初民的部落也都是各有其划定疆土的。他们之间所发生的部落战争（tribal war），十九也都是由疆土纠纷所惹起的。等到人类文明进入农业时期，一个部落的土地就为各该部落所公有。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里面，就叫做「原始公社」（primitive commune），是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第一个社会形态。 　　等到人类社会发展到奴隶或封建社会时，土地则属于国王和封建领主。在这块土地上工作的奴隶或半奴隶（农奴），则是和土地分不开的。奴隶或农奴自己本身和家属，都和土地一样，是国王或封建主财产的一部分。在这种奴隶制或封建制之下的奴隶或农奴，都是在主人的鞭子之下工作的；他们自然不会发挥出最高的生产力。 　　在我国东周列国时代（公元前七七一年到二二一年），基本土是个封建时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则坚持此一时代是奴隶社会，但证据不太充足，笔者曾有专篇另论之）；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动Luan的时代，动Luan之源则是诸侯国之间搞土地兼并的战争。这战争一打五百五十年不断，把原先的数千个（据「汉书．地理志」所记录，至少有一十八百个）大小诸侯国，「兼并」成七个。到公元前二二一年，就被秦始皇独家统一成为大秦帝国了。在这历时五五○年的长期内战中，西周封建式的土地公有制（部落公有制的延续），就被彻底的破坏了。老的制度被破坏了，必然就有新的制度出现。事实上，秦国在统一六国时的一百三十多年前，就开始试行一种新的土地制度，这就是所谓「商鞅变法」了。商君试行的这计新土地法，果然改善了这个落后的秦国的经济条件，使它一跃而为七国之首的超级强权，终于统一了东亚大陆，开创了中国通史中的帝国时代。 　　秦国的新土地法，所谓「废井田，开阡陌」，我们如果用中国最新的词汇来解释，那就是秦国把个原先已经瘫痪了的同吃、同住、同劳动、土地公有制的「人民公社」废除了。改行「责任田」、「三自一包」、「包产到户」、「借土与民」、「扩大自留地」，甚或干脆卖土与民，使农民可以私有土地相互买卖，相互租佃，相互竞争，搞「农业市场经济」，鼓励农业生产。这个「秦制度」经过数百年的反复试验，几经改良，终于在汉初落实成为一个两千年没有原则性改变的土地制度的「定型」。 　　毛泽东说「千载犹行秦制度」，这桩土地制度，就是这个「秦制度」主要的内容。其后两千年中，多少次，多少人，多少朝代，想改变此一制度，一个王家就出了两个重要人物，王莽（前四五－后二三）和王安石（一○二一─一○八六），尤其是王莽，要彻底恢复古制，化私为公，可是二王都以失败告终。再如隋唐之间的「均田制」，乃至自汉以后历朝的「屯田制」，尤其是占「天下土地七之一」的明朝的「军屯制」，也都没有对传统的土地私有制，作出原则性的改变，太平天国史家曾人吹过洪秀全天王的「天朝田亩制」。事实上，那从头到尾，只是一张纸而已。 　　若论真要把这宗「千载犹行」的「秦制度（土地制度）」加以原则性的改变，王莽而后，实在只有我们亲眼看到的毛主席了。毛泽东要向王莽学习（王莽原是近代中国马克思史学派的英雄），复先秦之古，化私为公，最后竟然搞起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来，表面看来很新奇，说起来更是玄妙无比的，「土地革命的高潮」，什么「真正实现了共产主义」，什么超越了马列主义底，「毛泽东思想」的「天才发明」，其实在熟读古书的中国历史家看来，毛氏的一切构想，皆未脱古人框架也。所以我们才敢大胆的说，毛公的政权是传统帝王政治的回光反照，小子岂敢谬评朝政哉？但是真理愈辩而愈明，我们倒竭诚欢迎各派同行史家严肃的指教。 「高级化前土改后」 　　深入研究人民政权的土改史，那将是一本巨着，三言两语概括之，我们可以说，全国农民在分田之后，所得到的平均地产，根据中外经济学家的统计，在中国的东南和华南的「鱼米之乡」，人烟稠密之区，则一家五口，只能分到可耕之地约三市亩（半英亩）。在华北西北一带贫瘠地区，或可多分若干，而产量则递减也。不论江南水乡，膏腴之地，物产是何等的丰盛，以半英亩土地的农业产品，来养活五口之家，在一个先进国家，乃至联合国所认定的生活标准上，都只能算是在「饥饿线以下」（below poverty line）。在一个有数亿人口的大国，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民，生存在饥饿线之下，则这个国家只能算是个乞丐国家，在这种国度里搞「农民暴动」，确可帮助农民领袖们，打天下，做皇帝，但是他不能解决真正的「农民问题」。 　　记得就在中国农民分地、热火朝天的五十年代之初，纽约有位华裔朋友，在郊外住宅区购置一小屋，并招待亲友，作诗自娱曰：「购得美洲半亩地，移来中国数株桃……」笔者当时敬陪末座，曾向同席的美国朋友和学生们说：「主人这块半亩地，数株桃，在中国一家五口要赖以为生呢。」这一铁的事实，曾说得举座皆惊，认为不可想象也。 　　可是纵使如此，中国农民那时对中国GCD的拥护，还是火热的。理由很简单，中国农村自鸦片战争以后已破产百余年。对一般贫下中农来说，他们已三代五代，上无片瓦，下无立锥。如今毛主席能给与三亩荒田，也往往是三代五代始第一次拥有土地，也算是耕者有其田了，能不对GCD毛主席感恩戴德？ 　　不特此也。为着耕种这数亩恩田，你得购买耕牛，置办农具（如水车、犁耙等物），三亩小农，如何能购买得起？为农民着想，两袖清风的毛主席干部，乃劝导农民组织「互助组」，集资买牛，购犁，轮流使用，互助合作。这一德政，真是引得农村欢声雷动，「毛主席万岁」之声不绝于耳。三年之后，在「一五计划」发轫之时，「互助组」更奉命扩大为「初级合作社」。盖在互助组中，互助合作者不过数家。欲集体使用化肥，学习驾驶拖拉机，则非数十家合作不为功。这样则「初级合作社」之组织，就在所不免了。 　　可是中国农民正如马克思所说是保守成性的。做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单干户，本是农村的传统。为着购牛积肥，互助合作一下，还可勉强，真搞起合作社来，胆小的农户，就有点怕怕了。因此初级社之组合，曾偶有阻力，稍久终能相安。加以历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真是百年所寡有。因此人民中国开国初期的七个年头，对中国农村本身而言，也可算是一段，为其后数十年受尽折磨的苦难人民，所怀念不置的，所谓「高级化前土改后」的黄金时代啊，可惜为时太短。一九五六年实行「高级化」之后，多难的中国农村便再度坠入深渊，几至于万劫不复了。［这句「高级化前土改后」，形容「黄金时代」的顺口溜，原为一九五八年冬毛主席在郑州会议所引的当时农民的语言。足见毛公其时并非不通下情也。见丁抒着前书，页四一，引自清华大学「学习数据」。］ 一九五六年是个难关 　　一九五六年后的中国农村，为什么又再度遭劫呢？这就说来话长，原因复杂了。我们大致可分为三项，来试作解释： 　　第一，五十年后，我们回看「历史三峡」中的潮流，可以大胆的说，人民政权原只是转型期中的过渡阶段之一，它对重大的政治社会问题，也只能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处理，后来所谓「黑猫白猫」是也。搞不出个「定型」来，则老病新疾，就会在短期中，作周期性的循环了。毛泽东似乎也看出这一特征。他的解决办法便是「在大乱中求大治」，所以在文革期间，他也说过文化革命，每隔六七年就得重复一次。 　　第二，社会无定型，则处理社会问题，往往不能对症下药，「汉书」上说：「有病不治，得乎中医。」那就是说，医师治病，好医师固能把病治好，坏医师则可能把病治坏，所以「有病不治」，等于找一个「中等医师」。治现代中国的社会病，却治死了三四千万人，那就不如「有病不治」的好。而一九五六年，中国GCD在城市里搞「反右」，在农村里搞「高级化」，就是这个「治丝愈棼」，和「药石乱投」的开始。七年之痒，此其时矣。 　　第三，在「人治」依然重于「法治」的转型末期，则国家社会一切运作，还是靠「政治挂帅」。因此政治如果出了问题，不论是暗潮，还是明浪，得不到解决，如上篇和上节所述，毛周、毛彭、毛刘、毛林之间的许多政治问题，愈来愈严重，则其它相关的社会经济设施，就必然随之搁浅，甚或滋生并发症，而每下愈况，终至不可收拾。所幸万乱之源，集于一人，此人一死，则所谓「人死病断根」，大家在「带泪的微笑中」（smiling through tears）一切再从头搞起。 　　明乎此，我们就可以谈谈一九五六年以后的共产中国里，毛泽东政权阶段的历史了。 从「反反冒进」到「人民公社」 　　先回头看看政治挂帅，人民中国建国七年的「黄金时代」，成绩斐然，唯独它对帝制转民治；人治转法治的进度，鲜有足述。甚至对最迫切的政策和政权的和平转移，均在原地踏步，一筹莫展，甚至于大开倒车。等到黄金时代结束，在体制变革的需要中，政策和政权的和平转移，都有其必要之时，这架硕大无朋的政治机器，在一九五六年的八大期间，就开始抛锚了。这一抛锚，引起的骨牌效应，问题就大了。上篇已略作交代，不再重复。 　　再看看工商业，士节亦已略述之。「一五计划」原是毛公有生之年最成功的一次的五年计划。「一五」结尾时，「以钢为纲」的钢铁产量已达五百三十五万吨，以后按年递增，连赫鲁晓夫也为之咋舌。可是在一九五六年后，也就煞车了。它之所以煞车，上篇也已交代过，实在是毛主席和薄一波两人在中南海游泳池中「翻一翻」的结果。翻到一千零七十万吨，出不了货，一人当国的毛主席就开始发烧，要搞「土法大炼钢」，来补其不足。结果铁疙瘩倒炼出了几百万吨，钢铁产量基本上是倒退了。 　　没有钢，饿不死人，问题不大，顺序影响到农业生产。民以食为天，人民没饭吃，问题就严重了。原来在「一五计划」的后期高潮中，那项「以粮为纲」的中国农业生产，也逐年创立新高峰。根据这一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毛泽东就开始在农村推动所谓「合作化运动」了。那就是集「单干户」，组织「互助组」；再集「互助组」组织每单位包括数十农户的「初级合作社」（简称「合作化」）；接着再合并初级社，组织每单位包括数百家，乃至千家以上的「大社」，或「高级合作社」（简称「高级化」）。百尺竿头，如果更进一步，那就合并高级社，组织每单位包括数个，数十个，乃至数百个高级社，共有社员农户千万家的「人民公社」了。这个「人民公社」，和原先的「合作社」，在性质上是有霄壤之别的……。「合作社」是「新民主主义」的建制。合作社员都是「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社会主义者。在理论上各社员农户可保留各自的私有财产。合作社社员是可以自愿入社和自愿退社的。 　　「公社」就不然了。「公社」是「共产主义」的建制。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所有公社的社员都是同吃、同住、同劳动，是没有私产的。个别社员除保留「一碗一筷，一铺一盖」之外，全部私产，涓滴归公（正因为如此，那时农民在被迫加入高级社或公社之前，都要把私产耗尽才赤手空拳「入社」，有的在三天之内要吃尽三月之粮，竟为之胀死）。但是公社内吃大锅饭，毕竟不要钱，大肚汉在公社食堂中，各吃所需，胀个半死，也无人过问。六亿同胞如果都能大办公社（包括城市公社），同吃、同住、同劳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样的中国便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实行共产主义的国家了。推而及于全球就世界大同了。 　　朋友，这就是我们「毛泽东思想」的最高境界。你能说这一思想不高明不伟大？毛主席要把这一思想内容首先在中国的农村里加以试行。那时所有有思想的中G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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