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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明末专题之 萬曆十五年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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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teve2046    时间: 30.8.2007 13:11
标题: 明末专题之 萬曆十五年
萬曆十五年
作者：黃仁宇

自序
第一章 萬曆皇帝
第二章 首輔申時行
第三章 世間已無張居正
第四章 活著的祖宗
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範官僚
第六章 戚繼光——孤獨的將領
第七章 李贄——自相衝突的哲學家
附錄一 《神宗實錄》卷225
附錄二 《神宗實錄》卷219
《萬曆十五年》和我的“大”歷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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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teve2046    时间: 30.8.2007 13:12
自序
本書的英文版書名為“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作者的署名為Ray Huang，1981年美國耶魯大學出版。初稿是用英文寫的，寫成後，出於向國內讀者求教之忱，乃由筆者本人譯為中文，並作某些修改潤色。
　　我對明史感覺興趣，說來話長。1959年，我在密支根大學歷史系讀書，選定了“明代的漕運”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這一研究過程花了5年。論文完成後，算是對明代的財政稅收制度有了一知半解，然而遺留的問題仍然不少。為了解決自己的困惑，並圖對明代的財政與稅收窺其全豹，乃開始收集材料，撰寫“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16th Century Ming China”一書。當時正值臺北影印出版了《明實錄》，此書為明代史料的淵藪，自然在所必讀。全書133冊，又無索引可資利用，所以只好硬著頭皮，在教書之餘每週閱讀一冊。這一走馬觀花式的閱覽就花去了兩年半。除此而外，參考奏疏筆記、各地方誌，搜尋國內外有關的新舊著作，費時更多。此書從計畫撰寫到殺青定稿，歷時7年，1974年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
　　結論從材料中來。多年以來摸索於材料之中，我對明史中的若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開始擺脫了人云亦云的束縛。這些看法容或有所不當，但多少總可以有助於學術界的探討。
　　比如，過去關於明史的敍述，幾乎無不有“稅重民窮”的說法。如果意在說明當日的官僚貪污百出，無力的百姓被攤派的賦役過重，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這可以言之成理。要是認為全國稅收總額過高而導致百姓貧困，則與事實有所出入。16世紀末，全國田賦額最重的為南直隸蘇州府，約占農村收入的20％。此外各府縣一般都在10％以下，其中又有輕重的不同，山東曹縣全縣的賦役約占農村收入的9％，去蘇州不遠的凓陽縣，情形就更為奇怪，約在1～5％之間。而以比例而言，與此同時的日本大名政權，稅額占收入的50％。以總額而言，17世紀末期的英國，人口為500萬，稅收每年竟達700萬英鎊，折合約銀2000余萬兩，和人口為30倍的中國大體相埒。據此而作進一步探索，可知“民窮”的根本原因不在國家的賦稅過重，而端在法律的腐敗和政府的低能。國家的稅率低，受惠者並非農民，只是鼓勵了大小地主加重剝削以及官僚鄉里額外加征。
　　中國幅員廣大，情形複雜。明朝採取嚴格的中央集權，施政方針不著眼于提倡扶助先進的經濟，以增益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後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這種情形，在世界史中實屬罕見，在中國歷史中也以明代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為明太祖朱元璋。下面一例可以作為管中窺豹。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璋親自指示，讓人民納稅實物不入倉庫，直接供應于軍士的家庭，軍士則不再發給軍餉，並規定先在應天府抽派若干稅民，和金吾衛的五千軍士對口。試驗一年以後，朱元璋認為成績良好，乃通令全國一體施行。這一辦法之脫離實際，窒礙難通，自不待言而自明，於是只好虎頭蛇尾，銷聲匿跡。這種安排雖然不再執行，但與之相適應的其他經濟措施，則依然危害極大。如果軍需稅收總收總發，國內的交通通訊必然相應而有較大的進步，次之則銀行業、保險業就會應客觀的需要而產生，商業組織和法律也會有所發展。各地區既互通有無，以後就可以分工合作，各按其本地的特殊情況而發展其生產技術。西歐各國在14世紀已經朝著這一方向前進，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亦複如是。而明代的財政稅收制度則和民間經濟的發展相脫節。萬曆二十年（1592），北京的宛平縣知縣沈榜聲稱，他每年要向27個不同的機構交款，總數則不出白銀2000兩。與此相似，全國佈滿了這短距離的補給線，此來彼往，側面收受，既無架構，而提出的統計數字，經常為一紙具文，以致發生了上述稅率參差不一的現象。這種維護落後的農業經濟、不願發展商業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由先進的漢唐演變為落後的明清的主要原因。1972年，我去英國劍橋，參加李約瑟博士主持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工作，歷時一年，茲後我又幾次有機會舊地重遊，向李公學習。上述看法，我們已寫為“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 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一文，曾在羅馬和香港兩處發表。李公1974年4月30日在香港演講，也以此文為講稿，後節譯為中文，刊載於香港的《七十年代》雜誌。
　　我們也很難同意這樣一種看法，即認為在明代萬曆年間，中國的封建經濟已向資本主義經濟進展。資本主義是一種組織，一種系統。即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中論述資本主義的流通方式，其公式亦為C－M－C，即商品（Commodity）交換為貨幣（Money），貨幣又再交換為商品，川流不息。但是貨幣是一種公眾的制度，它把原來屬於公眾的權力授予私人。私人資本積累愈多，它操縱公眾生活的權力也愈大。同時，商業資本又是工業資本的先驅，商業有了充分的發展，工業的發展才能同樣地增進。這是歐美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徵。中國的傳統政治既無此組織能力，也決不願私人財富擴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為王朝的安全之累。
　　明代張瀚所著的《松窗夢語》中，記載了他的家庭以機杼起家。中外治明史的學者，對這段文字多加引用，以說明當時工商業的進步及資本主義的萌芽。其實細閱全文，即知張瀚所敘其祖先夜夢神人授銀一錠、因以購機織布云云，乃在於宣揚因果報應及富貴由命的思想。姑不論神人授銀的荒誕不經，即以一錠銀而論，也不足以購買織機，所以此說顯然不能作為信史。同時代的書法家王世懋，在《二酉委談》中提到江西景德鎮燒造瓷器，火光燭天，因而稱之為“四時雷電鎮”。當代好幾位學者據此而認為此即工業超時代發展的徵象。實則王世懋的本意，是在於從堪輿家的眼光出發，不滿當地居民穿鑿地脈，以致沒有人登科中舉；而後來時局不靖，停窯三月，即立竿見影，有一名秀才鄉試中式。
　　如是等等的問題，其癥結到底何在，這是研治明史者所不能不認真考慮的。筆者以為，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寫作本書的目的，也重在說明這一看法。這一看法，在拙著《財政史》中已肇其端。本書力圖使歷史專題的研究大眾化，因而採取了傳記體的鋪敍方式。書中所敘，不妨稱為一個大失敗的總記錄。因為敘及的主要人物，有萬曆皇帝朱翊鈞，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都察院都禦史海瑞，薊州總兵官戚繼光，以知府身分掛冠而去的名士李蟄，他們或身敗，或名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即便是側面提及的人物，如馮保、高拱、張鯨、鄭貴妃、福王常洵、俞大猷、盧鏜、劉廷，也統統沒有好結果。這種情形，斷非個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釋，而是當日的制度已至山窮水盡，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為犧牲品而遭殃受禍。
　　在上述前提之下，對具體歷史人物的具體評論，就難免有與國內外明史研究專家有出入之處。例如萬曆皇帝，歷來均以為昏庸，讀者在讀畢本書以後，也許會認為筆者同情這位皇帝。如果真有這樣的批評，筆者將不擬多作無益的辯解。因為本書論述萬曆，本在於說明皇帝的職位是一種應社會需要而產生的機構，而每一個皇帝又都是一個個人。又比如海瑞，這也是一個容易惹起是非的題目，15年前的一段公案，至今人們記憶猶新。在本書中專設海瑞一章，並不是要在這段已經了結的公案再來畫蛇添足，而意在向讀者介紹當日地方政府的一些形態。有關16世紀地方行政的資料不多，沈榜的《宛署雜記》所載，為京師的情形而非一般概況，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過於瑣碎，唐鶴征的敘南直隸、歸有光的敘浙江長興縣，也都有欠完整。相形之下，海瑞的遺墨，涉及當日地方政府的各個方面，最具參考價值。研究海瑞其人其文，可以使我們對當日的情形有更具體的瞭解。當然，問題還遠不止此，比如何以萬曆的立儲問題業已解決而爭執卻綿延不斷？何以島國日本可以侵犯中國而中國卻不能遠征日本？何以當日的西歐已經用火器改進戰術而中國還在修築萬里長城？何以人人都說海瑞是好官而他卻偏偏屢遭排擠？這些具體問題，無疑和上述總的癥結密不可分，然而卻各有其特殊的原因。筆者寫作此書時，雖已不同於過去的暗中摸索，但下筆時仍然頗費躊躇。書中所提出的答案，均屬一得之見，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中國的過去，禁忌特多，所以說話作文時有隱晦，或指彼而喻此，或借古以諷今，這在明朝人更為慣技。本書論述明朝時事，舉凡有所議論臧否，都是針對16世紀的歷史而發的。如果我要對今人今事有所議論，自當秉筆直書，決不願學明朝人的辦法，否則就是違反了自己寫書的目的。當然，另一方面，以古為鑒，今人也未嘗不能得到若干啟示。這本《萬曆十五年》，意在說明16世紀中國社會的傳統的歷史背景，也就是尚未與世界潮流衝突時的側面形態。有了這樣一個歷史的大失敗，就可以保證衝突既開，恢復故態決無可能，因之而給中國留下了一個翻天覆地、徹底創造歷史的機緣。
　　本書由英文譯為中文，因為國內外情況的差別，加之所譯又是自己的著作，所以這一翻譯實際上是一種譯寫。筆者離祖國已逾30年，很少閱讀中文和使用中文寫作的機會，而30年來的祖國語言又有了不少發展，隔膜更多。幸經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沈玉成先生將中文稿仔細閱讀一過，作了文字上的潤色；又承中華書局編輯部傅璿琮先生關注，經常就各種技術問題與筆者書函磋商。所以，本書與讀者見面時，文字方面已較原稿流暢遠甚。其有創意遣辭方面根本性的不妥，當然仍應由筆者負責。又，廖沫沙兄為筆者年輕時的患難之交，蒙他在百忙中揮翰題簽，為本書生色不少。謹此一併致衷心的謝意。
黃仁宇
1981年1月於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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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teve2046    时间: 30.8.2007 13:15
第一章 萬曆皇帝
作者：黃仁宇
　　西元1587年，在中國為明萬曆十五年，論干支則為丁亥，屬豬。當日四海升平，全年並無大事可敘，縱是氣候有點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間時疫流行，旱情延及山東，南直隸卻又因降雨過多而患水，入秋之後山西又有地震，但這種小災小患，以我國幅員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釀成大災，也就無關宏旨。總之，在歷史上，萬曆十五年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
　　既然如此，著者又何以把《萬曆十五年》題作書名來寫這樣一本專著呢？
　　1587年，在西歐歷史上為西班牙艦隊全部出動征英的前一年。當年，在我國的朝廷上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於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其間關係因果，恰為歷史的重點。
　　由於表面看來是末端小節，我們的論述也無妨從小事開始。
　　這一年陽曆的3月2日，北京城內街道兩邊的冰雪尚未解凍。天氣雖然不算酷寒，但樹枝還沒有發芽，不是戶外活動的良好季節。然而在當日的午餐時分，大街上卻熙熙攘攘。原來是消息傳來，皇帝陛下要舉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乘轎的高級官員，還有機會在轎中整理冠帶；徒步的低級官員，從六部衙門到皇城；路程逾一裏有半，抵達時喘息未定，也就顧不得再在外表上細加整飾了。
　　站在大明門前守衛的禁衛軍，事先也沒有接到有關的命令，但看到大批盛裝的官員來臨，也就以為確系舉行大典，因而未加詢問。進大明門即為皇城。文武百官看到端門午門之前氣氛平靜，城樓上下也無朝會的跡象，既無幾案，站隊點名的禦史和御前侍衛“大漢將軍”也不見蹤影，不免心中揣測，互相詢問：所謂午朝是否訛傳？
　　近侍宦官宣佈了確切消息，皇帝陛下並未召集午朝，官員們也就相繼退散。驚魂既定，這空穴來風的午朝事件不免成為交談議論的話題：這謠傳從何而來，全體官員數以千計而均受騙上當，實在令人大惑不解。
　　對於這一頗帶戲劇性的事件，萬曆皇帝本來大可付諸一笑。但一經考慮到此事有損朝廷體統，他就決定不能等閒視之。就在官員們交談議論之際，一道聖旨已由執掌文書的宦官傳到內閣，大意是：今日午間之事，實與禮部及鴻臚寺職責攸關。禮部掌擬具儀注，鴻臚寺掌領督演習。該二衙門明知午朝大典已經多年未曾舉行，決無在儀注未備之時，倉卒傳喚百官之理。是以其他衙門既已以訛傳誤，該二衙門自當立即阻止。既未阻止，即系怠忽職守，著從尚書、寺卿以下官員各罰俸兩月，並仍須查明究系何人首先訛傳具奏。
　　禮部的調查毫無結果，於是只能回奏：當時眾口相傳，首先訛傳者無法查明。為了使這些昏昏然的官員知所做戒，皇帝把罰俸的範圍由禮部、鴻臚寺擴大到了全部在京供職的官員。
　　由於工作不能盡職或者奏事言辭不妥，觸怒聖心，對幾個官員作罰俸的處分，本來是極為平常的事。但這次處罰竟及於全部京官，實在是前所未有的嚴峻。本朝官俸微薄，京城中高級官員的豪華生活，決非區區法定的俸銀所能維持。如各部尚書的官階為正二品，全年的俸銀只有152兩。他們的收入主要依靠地方官的饋贈，各省的總督巡撫所送的禮金或禮品，往往一次即可相當於10倍的年俸。這種情況自然早在聖明的洞鑒之中，傳旨罰俸，或許正是考慮到此輩並不賴官傣為生而以示薄懲。但對多數低級官員來說，被罰俸兩月，就會感到拮据，甚至付不出必要的家庭開支了。
　　按照傳統觀念，皇帝的意旨總是絕對公允的，聖旨既下，就不再允許有任何的非議。這一事件，也難怪萬曆皇帝聖心震怒。因為從皇帝的臣僚都彼此心照，朝廷上的政事千頭萬緒，而其要點則不出於禮儀和人事兩項。僅以禮儀而言，它體現了尊卑等級並維護了國家體制。我們的帝國，以文人管理為數至千萬、萬萬的農民，如果對全部實際問題都要在朝廷上和盤托出，拿來檢討分析，自然是辦不到的。所以我們的祖先就抓住了禮儀這個要點，要求大小官員按部就班，上下有序，以此作為全國的榜樣。現在全體京官自相驚擾，狼奔系突，實在是不成體統。
　　萬曆皇帝是熟悉各種禮儀的君主。1587年3月，他已年滿23，進入24，登上皇帝的寶座也快有15年了。他自然會清楚記得，在他8歲那一年的冬天，他的父親隆慶皇帝為他舉行了象徵成為成人的冠禮。他被引導進入殿前特設的帷帳裏，按照禮儀的規定更換衣冠服飾，前後三次都以不同的裝束出現於大庭廣眾之中。既出帷帳，他就手持玉圭，被引導行禮，並用特設的酒杯飲酒。全部節目都有禮官的唱導和音樂伴奏，所需的時間接近半天。第二天，他又被引導出來坐在殿前，以最莊重的姿態接受了百官的慶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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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teve2046    时间: 30.8.2007 13:17
幾個月之後，隆慶皇帝龍馭上賓。這位剛剛9歲的皇太子，就穿著喪服接見了臣僚。按照傳統的“勸進”程式，全部官員以最懇切的辭藻請求皇太子即皇帝位。頭兩次的請求都被皇太子所拒絕，因為父皇剛剛駕崩，自己的哀慟無法節制，哪里有心情去想到個人名位？到第三次，他才以群臣所說的應當以社稷為重作為理由，勉如所請。這一番推辭和接受的過程，有條不紊，有如經過預習。
　　既然登上皇帝的寶座，他就必須對各種禮儀照章辦理。在過去的15年，他曾經祭天地、把祖廟、慶元旦、賞端陽。他接見外國使臣、解職退休和著有勳勞的官員耆老。他還曾檢閱軍隊，頒發戰旗，並在一次戰役獲得勝利以後接受“獻俘”。這種獻俘儀式極為嚴肅而令人竦懼。皇帝的御座設在午門城樓上，他端坐其中，瞰視著下面花崗石廣場上發生的一切。他的兩旁站立著授有爵位的高級軍官，還有許多被稱為大漢將軍的身材魁偉的御前侍衛。在廣場上大批官員的注視下，俘虜被牽著進來，手腳戴有鐐銬，一塊開有圓孔的紅布穿過頭顱，遮胸蓋背，被吆喝著正對午門下跪。這時，刑部尚書趨步向前，站定，然後大聲朗讀各個俘虜觸犯天地、危害人類的罪行。讀畢他又宣佈，這些罪人法無可逭，請皇上批准依律押赴市曹斬首示眾。皇帝答復說：“拿去！”他的天語綸音為近旁的高級武官2人傳達下來，2人傳4人，而後8人、16人、32人相次聯聲傳喝，最後大漢將軍320人以最大的肺活量齊聲高喝“拿去”，聲震屋瓦，旁觀者無不為之動容。
　　每年陰曆的十一月，皇帝要接受下一年的日曆，並正式頒行於全國。它的頒行，使所有臣民得到了天文和節令的根據，知道何時可以播種穀物，何日宜於探訪親友。翰林院官員們的集體著作，例如《實錄》之類，也在香煙、樂隊的簇擁下，恭呈于皇帝之前。書籍既經皇帝接受並加乙覽，就成為“欽定”，也就是全國的唯一標準。
　　在同樣莊嚴的儀式下，萬曆皇帝授予他的兄弟叔侄輩中的一些人以“王”的稱號，封他們的妻子為“王妃”，批准他們子女的婚姻。而最隆重的儀式，卻是把“仁聖皇太后”的尊號上贈給他的嫡母隆慶的皇后陳氏，把“慈聖皇太后”的尊號上贈給他的生母隆慶的皇貴妃李氏。
　　慈聖皇太后對萬曆皇帝有極大的影響，因為除了她，沒有第二個人再能給他以真正的天性之愛。但是在萬曆登極以後，根據皇家的習俗，一種無形的距離就存在于太后和皇帝之間，使母子之間的天性交流變得極為不便。例如前此不久萬曆曾下令修葺裝潢慈聖所居住的官室，竣工之後，她的感謝不是用親切的口吻加以表達，而是請學士寫成一篇文章，讚賞皇帝的純孝，在他下跪時逐句誦讀。這篇文章，因為能對全國臣民起表率和感化的作用，所以就成為本朝的重要文獻。有時，萬曆用宮內的傀儡戲來討取太后的歡心，在她下轎之前，他也必須跪在庭前恭候慈駕。但是母愛畢竟是一種最深刻的感情，在多年之後，儘管萬曆皇帝臨朝的機會越來越稀少，每當十一月慈聖的生辰，他卻仍然親臨皇極門接受百官的慶賀。
　　也就是在此之前不久，萬曆冊封他的愛妃鄭氏為皇貴妃，並預先公佈禮儀以便各有關衙門作必要的準備。消息傳來，就有一位給事中上疏提出異議，其理由為：按照倫理和習慣，這種尊榮應該首先授予皇長子的母親恭妃王氏，德妃鄭氏僅為皇三子的母親，後來居上，實在是本末顛倒。這一異議雖然引起萬曆的一時不快，但冊封典禮仍按原計劃進行。誰也沒有想到，這一小小的插曲，竟是一場影響深遠的政治鬥爭的契機，導致了今後數十年皇帝與臣僚的對立，而且涉及到了整個帝國。
　　參加各項禮儀，皇帝需要頻繁地更換冠服，有時達一日數次。服飾中的皇冠有一種為金絲所製作，精美絕倫，而又不同於歐洲式的全金屬皇冠。皇帝在最隆重的典禮上使用的皇冠是“冕”，形狀像歐洲學者所戴的“一片瓦”，不過冕上布板是長方形而非正方形，前後兩端各綴珍珠12串。這種珠簾是一種有趣的道具，它們在皇帝的眼前腦後來回晃動，使他極不舒服，其目的就在於提醒他必須具有端莊的儀態，不能輕浮造次。和冕相配的服裝是飾有豪華刺繡的黑色上衣和黃色下裙，裙前有織錦一片，懸於腰帶之上而垂於兩腿之間，靴襪則均為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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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teve2046    时间: 30.8.2007 13:19
在次一級隆重的典禮上，皇帝服用全部紅色的“皮弁服”，實際上也是他的軍裝。其中的帽子，和今天體育家所用的瓜形圓盛極為相似，有帶，系在脖子上。這種帽子和當時武將軍士所用的頭盔也並沒有多大區別，不過將士的盔是布質內藏鐵片，外裝鐵釘；皇帝的皮弁則以皮條折綴而成，外綴寶石以代鐵釘。
　　黃色的龍袍，常常被看作中國皇帝的標準服裝。其實在本朝，這種服裝只在一般性的儀式上服用。在不舉行儀式的時候，皇帝的常服則是青色或黑色的龍袍，上綴綠色的滾邊。
　　皇帝是全國臣民無上權威的象徵，他的許多行動也帶有象徵性，每年在先農壇附近舉行“親耕”就是一個代表性的事例。這一事例如同演戲，在“親耕”之前，官方在教坊司中選取優伶扮演風雷雲雨各神，並召集大興、宛平兩縣的農民約200人作為群眾演員。這幕戲開場時有官員2人牽牛，耆老2人扶犁，其他被指定的農民則攜帶各種農具，包括糞箕淨桶，作務農之狀，又有優伶扮為村男村婦，高唱太平歌。至於皇帝本人當然不會使用一般的農具。他所使用的犁雕有行龍，全部漆金。他左手執鞭，右手持犁，在兩名耆老的攙扶下在田裏步行3次，就完成了親耕的任務。耕畢後，他安坐在帳幕下觀看以戶部尚書為首的各官如法炮製。順天府尹是北京的最高地方長官，他的任務則是播種。播種覆土完畢，教坊司的優伶立即向皇帝進獻五穀，表示陛下的一番辛勞已經收到卓越的效果，以至五穀豐登。此時，百官就向他山呼萬歲，致以熱烈祝賀。
　　但是皇帝所參與的各項禮儀並不總是這樣輕鬆有趣的，相反，有時還很需要付出精神力氣。譬如每天的早朝，即在精力充沛的政治家，也會覺得持之以恆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以致視為畏途。萬曆皇帝的前幾代，已經對它感到厭倦，雖說早朝儀式到這時已大為精簡，但對他來說，仍然是一副職務上的重擔，下面的敍述就是這一結論的證明。
　　在參加早朝之前，凡有資格參加的所有京官和北京地區的地方官，在天色未明之際就要在宮門前守候。宮門在鐘鼓聲中徐徐打開，百官進入宮門，在殿前廣場整隊，文官位東面西，武官位西面東。負責糾察的禦史開始點名，並且記下咳嗽、吐痰等以至牙笏墜地、步履不穩重等等屬於“失儀”範圍的官員姓名，聽候參處。一切就緒以後，皇帝駕到，鳴鞭，百官在贊禮官的口令下轉身，向皇帝叩頭如儀。鴻臚寺官員高唱退休及派赴各省任職的官員姓名，被唱到的人又另行對皇帝行禮謝恩。然後四品以上的官員魚貫進入大殿，各有關部門的負責官員向皇帝報告政務並請求指示，皇帝則提出問題或作必要的答覆。這一套早朝節目在日出時開始，而在日出不久之後結束，每天如此，極少例外。
　　本朝初年，皇帝創業伊始，勵精圖治，在早朝之外還有午朝和晚朝，規定政府各部有185種事件必須面奏皇帝。只是在第六代的正統皇帝登極時，由於他也只有9歲，所以朝中才另作新規定，早期以呈報8件事情為限，而且要求在前一天以書面的方式送達御前。此例一開，早朝即漸成具文。可是直到15世紀末期，早朝這一儀式仍然很少間斷，即使下雨下雪也還是要堅持不輟，僅僅是由於皇恩浩蕩，准許官員可以在朝臉上加披雨衣，1477年又下詔規定各官的張傘隨從可以一併入宮。有時皇帝體恤老臣，准許年老的大臣免朝，但這又是屬於不輕易授予的額外恩典了。
　　這種繁重的、日復一日的儀式，不僅百官深以為苦，就是皇帝也無法規避，因為沒有他的出現，這一儀式就不能存在。1498
　　年，當時在位的弘治皇帝簡直是用央告的口氣要求大學士同意免朝一日，因為當夜宮中失火，弘治皇帝徹夜未眠，神思恍惚。經過大學士們的商議，同意了輟朝一日。除此而外，皇帝的近親或大臣去世，也得照例輟朝一日至三日以志哀悼。然而這種性質的輟朝，得以休息的僅是皇帝一人，百官仍須親赴午門，對著大殿行禮如儀。
　　首先打破這一傳統的是第十代的正德皇帝，即萬曆的叔祖。正德的個性極強，對於皇帝的職責，他拒絕群臣所代表的傳統觀念而有他自己的看法和做法。他在位時，常常離開北京，一走就是幾個月甚至長達一年。而住在北京期間，他又打破陳規，開創新例，有時竟在深夜舉行晚朝，朝罷後又大開宴席，弄到通宵達旦。對這些越軌的舉動，臣僚們自然難於和他合作，他也就撇開正式的負責官員而大加寵用親信的軍官和宦官。對負主要行政責任的內閣，在他眼裏不過是一個傳遞消息的機構而已。凡此種種，多數文臣認為跡近荒唐，長此以往，後果將不堪設想。
　　幸而正德於1521年去世，又未有子嗣。大臣們和皇太后商議的結果，迎接萬曆皇帝的祖父入承大統，是為嘉靖皇帝。作為皇室的旁支子孫而居帝位，在本朝尚無前例。大臣們乘此機會，肅清了正德的親信，其劣跡尤著的幾個人被處死刑。嘉靖登極的前20年可以算得上盡職。他喜歡讀書，並且親自裁定修改禮儀。可是到了中年以後，他又使臣僚大失所望。他對舉行各種禮儀逐漸失去興趣，轉而專心致志于修壇煉丹，企求長生不死，同時又遷出紫禁城，住在離宮別苑。尤其不幸的是，這個皇帝統治了帝國達45年之久，時間之長在本朝僅次於萬曆。
　　萬曆的父親隆慶，在本朝歷史上是一個平淡而庸碌的皇帝。在他禦字的五年半時間裏，開始還常常舉行早朝，但是他本人卻對國政毫無所知，臨朝時如同木偶，常常讓大學士代答其他官員的呈奏。後期的幾年裏，則索性把這如同具文的早朝也加以免除。
　　1572年，萬曆皇帝即位，關於早朝這一儀式有了折中的變通辦法。根據大學士張居正的安排，一旬之中，逢三、六、九日早朝，其他日子則不朝，以便年輕的皇帝可以有更多的時間攻讀聖賢經傳。這一規定執行以來已近15年，越到後來，聖旨免朝的日子也越來越多。與此同時，其他的禮儀，如各種祭祀，皇帝也經常不能親臨而是派遣官員代祭。實際上，萬曆皇帝的早朝，即使按規定舉行，較之前代，已經要省簡多了。首先是早朝的地點很少再在正殿，而且在一般情況下早朝人員都不經午門而集結于宣治門，所有駿馬馴象的儀仗也全部減免不用。其次，御前陳奏也已流於形式，因為所有陳奏的內容都已經用書面形式上達，只有必須讓全體官員所知悉的事才在早朝時重新朗誦一過。
　　萬曆登極之初，就以他高貴的儀錶給了臣僚們以深刻的印象。他的聲音發自丹田，深沉有力，並有餘音嫋嫋。從各種跡象看來，他確實是一個早熟的君主。他自己說過他在5歲時就能夠讀書，按中國舊時的計算方法，那時他的實足年齡僅在3歲至4歲之間。儘管如此，在他禦字之初，由於年齡太小，臨朝時還需要在衣袖裏抽出一張別人事先為他書寫好的紙片，邊看邊答復各個官員的呈奏請示。他自然不能完全明白紙片上所寫答語的含義，而只是一個尚未成年的兒童在簡單地履行皇帝的職責。
　　他既為皇帝，在他的世界裏沒有人和他平等。在兩位元皇太后之外，他所需要尊敬的人只有兩個：一個是張居正張先生，另一個是“大伴”馮保。這種觀念，不消說是來自皇太后那裏。張、馮兩人結合在一起，對今後的政治形勢產生了相當深遠的影響。這一點，自然也不是當時不滿10歲的萬曆皇帝所能理解的。
　　張居正似乎永遠是智慧的象徵。他眉目軒朗，長須，而且注意修飾，袍服每天都像嶄新的一樣折痕分明。他的心智也完全和儀錶相一致。他不開口則已，一開口就能揭出事情的要害，言辭簡短準確，使人無可置疑，頗合於中國古語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萬曆和他的兩位母親對張居正有特殊的尊重，並稱之為“元輔張先生”，其原因說來話長。在隆慶皇帝去世的時候，高拱是當時的“首揆”，即首席內閣大學士。高拱自以為是先皇的元老重臣，不把新皇帝放在眼裏。新皇帝有事派人詢問高拱的意見，他竟敢肆無忌憚地對使者說：“你自稱奉了聖旨，我說這是一個不滿10歲的小孩的話。你難道能讓我相信他真能管理天下大事嗎？”在他的眼裏，天子不過是小孩子，太后不過是婦道人家，這種狂妄跋扈是和人臣的身分決不能相容的。幸而上天保佑，還有忠臣張居正在，他立即獻上奇計，建議採取斷然措施解決高拱。1572年夏，有一天百官奉召在宮門前集合。一個宦官手執黃紙文書，這是兩位太后的懿旨，也是新皇帝的聖旨。黃紙文書一經宣讀完畢，跪在前列的高拱不禁神色大變。他已經被褫去官銜職位，並被勒令即日出京，遣返原籍。按照慣例，他從此就在原籍地方官的監視之下，終身不得離境。張居正在艱危之際保障了皇室的安全，建立了如此的殊勳，其取高拱而代之自屬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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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teve2046    时间: 30.8.2007 13:21
除了首揆以外，張居正又兼管萬曆的教育事務。小皇帝的五個主講經史的老師、兩個教書法的老師和一個侍讀，都是他一手任命的。他還編訂了講章作為萬曆的教科書，有機會還親自講授。
　　萬曆皇帝學習的地方是文華殿。1572年秋天以後，他每天的功課有三項內容：經書、書法、歷史。學習完經書以後，授課老師可以到休息室小憩，但皇帝本人卻並不能那麼清閒。這時候就出現了大伴馮保和其他宦官，他們把當天臣僚上奏的本章進呈御覽。這些本章已經由各位大學士看過，用墨筆作了“票擬”。在馮保和其他宦官的協助下，皇帝用朱筆作出批示。
　　中午功課完畢，小皇帝在文華殿進午餐。下半天的大部分時間都可以自由支配，不過他仍然被囑咐要復習功課，練習書法，默記經史。小皇帝對這種囑咐絲毫不敢忽視，因為第二天必須背誦今天為他所講授的經書和歷史。如果準備充分，背書如銀瓶瀉水，張先生就會頌揚天子的聖明；但如果背得結結巴巴或者讀出別字，張先生也立即會拿出嚴師的身分加以質問，使他無地自容。
　　在1578年大婚之前，萬曆和慈聖太后同住在乾清宮。太后對皇帝能否克盡厥職和勤奮學習均極為關懷，皇帝的其他行動也經常得到她的指導。至於馮保，當萬曆還是皇子的時候就是他的伴侶，提攜捧抱，兢兢業業地細心照護，所以後來才被稱為“大伴”。到這時候，馮保已經擺升為司禮監太監，也就是宮內職位最高的宦官。他經常向慈聖太后報告宮內外、包括皇帝本人的各種情況，慈聖因此而能耳目靈通，萬曆卻因此而漸生畏懼。因為慈聖太后教子極為嚴格，如果大伴作出對皇帝不利的報告，太后一怒之下，皇帝就會受到長脆的處罰，有時竟可達幾個小時之久。
　　在這樣嚴厲的督導之下，萬曆的學習不斷取得進步。他被教導說，做皇帝的最為重要的任務是敬無法祖，也就是敬重天道，效法祖宗。這種諄諄的教導在萬曆身上起到的作用很快就為一件事情所證明。當他登極還不滿4個月，有客星出於閣道旁，其大如盞，光芒燭地。這顆被今天的天文學家稱為Super－nova或Anno1572的出現，在當時被人們看成是上天將要降災的警告。按照張先生的教導，萬曆趕緊檢討自己的思想、語言和行動，加以改正，以期消除天心的不快。這次“星變”延續了兩年之久，皇帝的“修省”也就相應地歷時兩年，並且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內，他不得不注意節儉，勤勉誠懇地處理政務和待人接物，力求通過自己的努力化凶為吉。
　　學習的進步更加突出地體現在書法上。慈聖太后和大伴馮保都是書法愛好者，他們對皇帝在這方面的進步時時加以鼓勵。萬曆年方10歲，就能書寫徑尺以上的大字。有一次，他讓張居正和其他大學士觀看他秉筆揮毫，寫完以後就賞賜給了這些大臣。張居正謝恩領受，但在第二天他就啟奏皇帝：陛下的書法已經取得很大的成就，現在已經不宜在這上面花費過多的精力，因為書法總是末節小技。自古以來的聖君明主以德行治理天下，藝術的精湛，對蒼生並無補益。像漢成帝、梁元帝、陳後主、隋煬帝和宋徽宗、甯宗，他們都是大音樂家、畫家、詩人和詞人，只因為他們沉緬在藝術之中，以致朝政不修，有的還身受亡國的慘禍。對於這忠心耿耿的進諫，小皇帝自然只能聽從。在1578年之後，他的日課之中就取消了書法而只留下了經史。
　　物力的節約也在宮內開始。過去一個世紀，每逢正月十五上元佳節，各宮院都有鼇山煙火和新樣宮燈，輝煌如同白晝。在張居正的提議之下，這一鋪張浪費的專案遂被廢止。萬曆曾想為他母親修理裝潢宮室以表示孝思，張居正卻認為各官院已經十分富麗完美，毋須再加修飾。他又針對萬曆關心宮內婦女喜歡珠玉玩好一事，指出為人主者，應當隨時注意天下臣民的衣食，至於珠玉玩好，饑不能食，寒不能衣，不值得陛下親垂關注。
　　和以前的各個朝代相比，本朝的宮廷開支最為浩大。紫禁城占地四分之三方裏，各個宮殿上蓋琉璃瓦，前後左右有無數的朱門和回廊，宮殿下面的臺階都用漢白玉石砌築，真是極盡豪華。皇城環繞紫禁城，占地三方裏有餘。皇城內有馳道和人工開鑿的湖泊，以備馳馬划船和其他遊覽之用。建築物除去皇家別墅之外，還有寺院、高級宦官的住宅。為皇室服務的機構，例如烤餅坊、造酒坊、甜食坊、兵胄坊、馬房以至印書藏書的廠庫也都集中在這裏，使皇室所需的百物，都不必假手於外。各個廠庫、寺廟、坊舍均由專任的宦官掌握，共有24個機構，習稱二十四監。到萬曆初年，宦官的總數已逾二萬，而且還在不斷膨脹。最高級的宦官，地位可與最高級的文武官員相埒。宮女的數字，至少也在三千以上。為這些人的死亡所準備的棺木，一次即達2000口之多。
　　從本朝創業之君開始，就形成了如下的一種觀念，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需要有專門的皇室在園的收入，以供宮廷開支之用。宮廷所需的物品，來自全國稅收中劃出來的一大部分實物，包括木材、金屬等各種原料，也包括綢緞、瓷器等製成品。皇家的開支可以不受限制，官員們卻只能在極度節儉的原則下生活，更不必說這些宦官宮女。所以，本朝的官員、宦官的法定薪給都十分微薄。
　　這種不公平的現象當然不能持久。到14世紀初，大部分的高級官員和宦官都已經過著十分奢侈的生活。尤其是高級宦官更為人所豔羨，他們不但在皇城內築有精美的住宅，而且根據傳統習慣，他們也有相好的宮女，同居如同夫婦。他們沒有子女，但不乏大批幹兒、侄子、外甥的趨奉，因而也頗不寂寞。至於招權納賄，則更是題內的應有文章。
　　一般的宦官也有他們的額外收入。掌管皇家的各個倉庫，就是他們的生財之道。各省上繳給皇室專用的實物，必須經過檢驗，認為質量合乎標準才能入庫，否則就拒絕接受，解送實物的人員就會長期滯留在北京而不能回家。實際上，所謂質量並無一定的規格，可以由宦官及其仲介人隨心所欲地決定。如果解送實物的人員懂得其中的奧妙，贈送仲介人以相當款項，仲介人扣除傭金後再轉手送給宦官，所繳實物就可以被接納入庫。
　　既然納賄可以使劣質物品變為優質，所以，除了皇室成員自用的物品以外，以次充好的現象就不斷發生。其中受到損害最大的是京軍。因為按規定，他們的服裝也是由宦官掌管的，以次充好的結果使他們獲得的軍服質量極為低劣。當時最有權威的倉庫仲介人名叫李偉，爵封武清伯，他是慈聖太后的父親，當今皇帝的外祖父。劣質的棉布通過他而進入倉庫，再發給軍士，就勢所必至地引起了無數的怨言和指責。萬曆皇帝接到臣僚們對此事的控告，親自拿了一匹這種劣質棉布呈進于慈聖太后之前。太后既愧且怒，表示要按國法處置。這時，大學士張居正施展了他的政治才能，他出面調解，達成了一個保全太后一家面子的協定：李偉毋須向法庭報到，他所受的懲罰是被召喚到宮門外申飭一頓，保證不得再犯。事情告一段落以後，張居正又在馮保的合作下乘機大批撤換管理倉庫的宦官，並很自信地向別人表示，這種需索“鋪墊費”的陋習業已禁絕。
　　總的來說，萬曆即位以後的第一個10年，即從1572年到1582年，為本朝百事轉蘇、欣欣向榮的10年。北方的“虜患”已不再發生，東南的倭患也已絕跡。承平日久，國家的府庫隨之而日見充實。這些超出預計的成就，自不能不歸功於內閣大學士張居正。這就怪不得張先生偶感腹疼，皇帝要親手調製椒湯麵給先生食用。慈聖太后對張先生也是言聽計從。她一向是一個虔誠的信神奉佛的女人，有一次曾準備用自己的私蓄修築涿州娘娘廟，後來聽從了張居正的勸告，把這筆錢改用於修築北京城外的橋樑。萬曆皇帝出疹子痊癒以後，太后本來打算在宮內設壇拜謝菩薩的保祐，也由於張居正的反對而作罷。還有好幾次，慈聖太后想在秋決前舉行大赦，但是張居正堅持以為不可，太后也只能被迫放棄原來的意圖。在這些事例中，張居正的主張無疑都很正確，但是這種鐵面無私的態度，在以後也並不是不需要付出代價的。
　　在乎日，皇帝一天要批閱20至30件本章。這些本章都寫在一張長紙上，由左向右折為四葉、八葉、十二葉不等，因而也簡稱為“折”。本章的種類很多，式樣、字體大小、每葉字數以及行文口氣等都因之而各不相同。但概括說來則可分為兩種：其一，各衙門以本衙門名義呈送的稱為“題本”。題本由通政司送達官中，其副本則送給給事中辦事處，即六科廊房。題本中的內容大都屬於例行公事，很少會引起爭執。其二，京官以個人名義呈送的稱為“奏本”。奏本所呈奏的事項十九在呈奏者的本職之外，例如禮部官員議論軍政，軍政官員批評禮儀。因為屬於個人的批評或建議，所以事先不必通知自己的上級，也不必另備副本。奏本由呈奏者自己送到會極門，由管門太監接受。由於這樣，奏本的內容，在皇帝批示並送交六科廊房抄寫公佈以前，別人是無從知悉的。在全體臣僚中引起震動的本章，往往屬於這一類奏本。
　　萬曆登極之初批閱本章，只是按照大伴馮保的指導，把張先生或其他大學士的“票擬”改用朱筆批寫就算完成了職責。其中有些本章的批示極為簡易，例如“如擬”、“知道了”，簡直和練習書法一樣。而且按照慣例，皇帝僅僅親自批寫幾本，其他的批寫，就由司禮監秉筆太監用朱筆代勞。這朱筆所代表的是皇帝的權威，如果沒有皇帝的許可而擅用未筆，就是“矯詔”，依律應判處死刑。
　　但即使是這些例行的批語，不到10歲的萬曆皇帝恐怕還是無法理解它的全部含義的。例如“知道了”，實際的意義是對本章內的建議並未接受，但也不必對建議者給予斥責。這些深微奧妙之處也只有隨著他年齡的增長而逐漸加深理解。
　　重要官員的任命，即人事大權，也是決不容許由旁人代理的。作出這一類決定，總是先由張居正和吏部提出幾個人的候選名單，而由皇帝圈定其中之一。萬曆皇帝雖然年幼，他已經懂得排在第一的是最為稱職的人選，只要拿起朱筆在此人的名字上畫上一圈就可以體現他的無上權威。他從即位以來就不斷受到這樣的教育：他之所以能貴為天子乃是天意，天意能否長久保持不變則在於人和。要使百姓安居樂業，他應當審慎地選擇稱職的官吏；而要選擇稱職的官吏，他又必須信任張先生。
　　上述情況表明，張居正在人事任免中起著實際上的決定作用，這就理所當然地招致了不滿。在萬曆12歲的那一年，他幾次接到彈劾張居正的本章。有人說他擅作威福，升降官員不是以國家的利益為前提而是出於個人的好惡。有人更為尖銳，竟直說皇帝本人應對這種情況負責，說他禦宇三年，聽信阿諛之臣，為其蒙蔽，對盡忠辦事的人只有苛求而沒有優待，這不是以恕道待人，長此以往，必將導致天意的不再保祐。
　　本朝有一個習慣，以氣節自詡的大臣，如果遭到議論攻擊，在皇帝正式表明態度之前，自己應該請求解職歸田，以示決不摸棱兩可，尸位素餐。張居正既然受到直接間接的攻擊，他就立即向皇帝提出辭呈，說他本人的是非姑且不論，但有人說他成了皇帝陛下和輿情之間的障礙，他在御前所能起到的作用已被這種議論一掃而光。既然如此，留亦無益。
　　萬曆當然不會同意張先生的請求。他向張先生和大伴馮保表示，奏事的人必須受到懲處。張居正於是面奏說，任何人替陛下做事，都免不了作威作福。因為誤事的官員必須降黜，盡職的官員必須提升，所以不是威就是福。二者之外，難道還有其他？張居正的慷慨陳辭和馮保的支持加強了皇帝的決心。他於是決定，第一個攻擊張居正的官員褫奪官階，降為庶人。第二個攻擊者已經明知朕意，仍然執迷倔強，即是蔑視君上，應該押至午門外，脫去袍服，受廷杖一百下。廷杖是本朝處罰文臣的標準刑具，很多人在受刑時被立斃杖下，幸而得存者也在臀部留下了永久性的傷痕。
　　這時張居正顯示了他的寬容。他懇請對犯官免加體罰，改為流放到邊遠省份，受當地官吏的監視。這種雅量使萬曆極為感動，無端遭受別人的攻擊，還要代這個人說情，可見他確實是不計個人恩怨，有古大臣之風。然而萬曆所不會理解的是，權傾朝野的張居正，他的作威作福已經達到了這樣的程度：凡是他所不滿的人，已經用不著他親自出面而自有其他的內外官員對此人投井下石，以此來討好首輔。果然，在幾年之後，萬曆皇帝獲悉當日免受杖刑的這位官員，竟在流放的地方死去，其死情極端可疑。
　　經過這種種爭論，加上年事日長，每天攻讀史書也可以從中借鑒前代的教訓，萬曆皇帝終於逐漸理解了問題的癥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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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teve2046    时间: 30.8.2007 13:23
本朝的君主制度有一點與歷朝不同。以前各個王朝，凡君主年幼，必定有他的叔父、堂兄這樣的人物代為攝政，而這恰恰為本朝所不能容許。按照規定，所有皇室的支系，包括皇帝的叔父、兄弟以至除皇太子以外的兒子，一到成年就應當離開京城到自己的封地，謂之“之國”。之國也就是就藩，其居於各省，有極為富麗閎大的王府和豐厚的贍養，但不得干預地方政事，而且非經皇帝同意，不得離開他的所在地。這種類似放逐和圈禁的制度，目的在於避免皇室受到支系的牽制和干涉。
　　與此相類似的制度是防止母后引用家人幹政。後妃選自良家，但多非出自有聲望的巨家大族。以萬曆的外祖家族為例，李偉家境貧寒，直到女兒被封為皇妃，他才得到了伯爵的封號。但所謂伯爵，不過是軍隊中的一個名譽軍官，除了朝廷舉行各項禮儀時位居前列以外，並沒有任何特殊的權利，而且俸給甚低，甚至不敷家用。李偉在京城中大做攬納物資于倉庫的經紀，原因之一即在於此。他還有一個兒子，即慈聖太后的弟弟，身份卻是宦官。
　　本朝在開國之初曾經設立過丞相的職位，但前後三人都為太祖洪武皇帝所殺，並下令從此不再設置，以後有敢於建議複設丞相者，全家處死。經過一個時期，內閣大學士在某種程度上就行使了丞相的職權。但從制度上來說，這種做法實有曖昧不明之處。
　　大學士原來屬於文學侍從之臣。由於殿試時文理出眾，名列前茅，就可以進入翰林院，給予博覽群書的深造機會。翰林幾經升轉，其中最突出的人物就可以被任命為大學士，供職于文淵閣，其職責為替皇帝撰擬詔誥，潤色御批公文的辭句。由於文淵閣是皇帝的文書機構，和皇帝最為接近，在不設丞相的情況下，這個機構的職權就由於處理政事的需要而越來越大，大學士一職也變成了皇帝的秘書而兼顧問，雖然他們並不負有名義上的行政責任。
　　在萬曆的祖父嘉靖皇帝以前，內閣大學士為3至6人，皇帝可能對其中的一人諮詢較為頻繁，但從名義上說，他和另外的幾位大學士仍然處於平等的地位。這以後情況發生了變化，張居正名為首輔或稱元輔，其他大學士的任命則出於他的推薦，皇帝在聖旨中也明確規定他們的職責是輔助元輔辦事。大學士之中有了主次之分，造成了今後朝臣之間的更加複雜的糾紛局面。
　　本朝這種以閣臣代行相職的制度，來源於開國之君為了鞏固政權而做出的苦心設計，目的是使皇權不被分割，也不致為旁人取代。這種皇帝個人高度集權的制度在有明一代貫徹始終。從理論上講，皇帝的大權不應旁落，但這種理論並不總是能和實際相一致的。萬曆皇帝9歲臨朝，又如何能指望他乾綱獨斷，對國家大事親自來做出決定？多年之後，萬曆皇帝回顧當時的情形，也會清楚地記得他不過是把大伴馮保的指示告訴元輔張先生，又把元輔張先生的票擬按照大伴馮保的建議寫成朱批。對於年幼的萬曆皇帝，張、馮兩人都不可或缺。但在他沖齡之際，自然也決不可能預見到內閣大學士和司禮太監的密切合作，會給今後的朝政帶來多麼嚴重的後果。
　　一般人往往以為明代的宦官不過是宮中的普通賤役，干預政治只是由於後期皇帝的昏庸造成的反常現象，這是一種誤解。誠然，有不少宦官出自貧家，因為生活困難或秉性無賴而自宮，進入內廷。但如果把所有的宦官統統看成無能之輩，不過以阿諛見寵，因寵弄權，則不符事實。從創業之君洪武皇帝開始，就讓宦官參預政治，經常派遣他們作為自己的代表到外國詔諭其國王，派遣宦官到國內各地考察稅收的事情也屢見不鮮。中葉以後，宦官作為皇帝的私人秘書已經是不可避免的趨勢。皇帝每天需要閱讀幾十件奏章，這些奏章文字冗長，其中所談的問題又總是使用儒家的傳統觀念和語言來加以表達，很不容易弄清其中問題的主次和它的真正含義，更不用說還夾雜了極多的專門名詞和人名地名。所以皇帝必須委派五六名司禮監中的太監作為“秉筆大監”，由他們仔細研究各種題本奏本，向自己作扼要的口頭彙報。秉筆太監閱讀研究這些奏章需要付出很大的耐心和花費很多的時間，他們輪流值班，有時要看到夜半，才能第二天在御前對奏章的內容作出準確的解釋。經過他們的解釋，皇帝對大多數的奏章就只需抽看其中的重要段落、注意人名地名就足夠了。皇帝閱讀過的奏章，通常都要送到文淵閣由內閣大學士票擬批答。從道理上說，皇帝可以把大學士的票擬全部推翻而自擬批答。但這並不是常見的現象，因為這種做法表示了他對大學士的不信任，後者在眾目睽睽之下會被迫辭職。按本朝的傳統原則，為了保持政局的穩定，如果沒有特殊事故，大學士決不輕易撤調，所以上述情況是必須儘量加以避免的。一個精明的皇帝能夠做到讓大學士的票擬永遠體現自己的意圖而不發生爭執，這種微妙的關係又少不了秉筆太監的從中協調。
　　僅憑皇帝的寵信，目不識丁的宦官被擢升為御前的司禮大監，在本朝的歷史上雖非絕無僅有，但也屈指可數。一般來說，秉筆太監都受過良好的教育。當他們在10歲之前，就因為他們的天賦聰明而被送入宮內的“內書堂”，也就是特設的宦官學校。內書堂的教師都是翰林院翰林，宦官在這裏所受的教育和外邊的世家子弟幾乎沒有不同；畢業之後的逐步升遷，所根據的標準也和文官的仕途相似。有些特別優秀的秉筆太監，其文字水平竟可以修飾出於大學士之手的文章辭藻。所以他們被稱為秉筆，在御前具有如上述的重要地位，決非等閒僥倖。
　　他們和高級文官一樣服用緋色袍服，以有別于低級宦官的青色服裝。有的人還可以得到特賜蟒袍和飛魚服、鬥牛服的榮
　　寵。他們可以在皇城大路上乘馬，在宮內乘肩輿，這都是為人臣者所能得到的最高待遇。他們的威風權勢超過了六部尚書。但是這種顯赫的威權又為另一項規定所限制：他們不能走出皇城，他們與文官永遠隔絕，其任免決定于皇帝一個人的意志，他們也只對皇帝直接負責。
　　這種秉筆太監的制度及其有關限制，如果執行得當，皇帝可以成為文臣和太監之間的平衡者，左提右挈，收相互制約之效。然而情況並不能經常如此。前幾十年就曾出現過劉瑾這樣權傾朝野、劣跡昭著的太監，到此時，馮保既與張居正關係密切，而惟一足以駕馭他的皇帝又正值沖齡，因時際會，他就得以成為一個不同于過去“無名英雄”式的宦官。當然，在小皇帝萬曆的心目中，絕不會想到他的大伴正在玩弄權力，貽害朝廷。馮保給人的印象是平和謹慎，雖然算不了學者，但是喜愛讀書寫字，彈琴下棋，有君子之風。他之得以被任為司禮太監，也有過一段曲折。原來的嘉靖時期，他已經是秉筆太監之一。隆慶時期，他被派掌管東廠。東廠是管理錦衣衛的特務機構，乃是皇帝的耳目，根據過去的成例，管廠者必升司禮太監。而由於他和大學士高拱不睦，沒有能夠升任這個太監中的最高職位。直到萬曆即位，高拱被逐，他才被太后授予此職。
　　1577年秋天，朝廷上又發生了一起嚴重的事件。大學士張居正的父親在湖廣江陵去世，按規定，張居正應當停職，回原籍守制，以符合“四書”中所說的父母三年之喪這一原則。張居正照例報告丁憂，這使得萬曆大為不安。皇帝當時雖然已經15歲，但是國家大事和御前教育仍然需要元輔的不可缺少的襄助。再說過去由於地位重要而不能離職的官員，由皇帝指令“奪情”而不丁憂守制，也不是沒有先例。於是皇帝在和兩位皇太后商量之後，決定照此先例慰留張先生。在大伴馮保的協助之下，皇帝以半懇請半命令的語氣要求張先生在職居喪。張居正出於孝思，繼續提出第二次和第三次申請，但都沒有被批准。最後一次的批示上，皇帝還說明慰留張先生是出於太后的懿旨。這些文書從文淵閣到宮內來回傳遞，距離不過1000米內外，但是有意思的是不論是奏章或者朱批還都要送到午門的六種廊房發抄，使大小官員得以閱讀原文，瞭解事情的全部真相。
　　然而官員們的反映並不全如理想。他們不相信張居正請求離職丁憂的誠意，進而懷疑奪情一議是否出自皇室的主動。翰林院中負責記述本朝歷史的各位編修均深感自身具有重大的責任。因為他們的職責就是要在記述中體現本朝按照聖經賢傳的教導辦事的精神，如果沒有這種精神，朝廷就一定不能管理好天下的蒼生赤子。統治我們這個龐大帝國，專靠嚴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訣在於運用倫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從尊上，女人聽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則以讀書識字的人作為楷模。而這一切都需要朝廷以自身的行動為天下作出表率。很多翰林來自民間，他們知道法治的力量有一定的限度，但一個人只要懂得忠孝大節，他就自然地會正直而守法。現在要是皇帝的老師不能遵守這些原則，把三年的父母之喪看成無足輕重，這如何能使億萬小民心悅誠服？
　　在萬曆並未與聞的情況下，翰林院的幾十名官員請求吏部尚書張瀚和他們一起去到張居正的私邪向他當面提出勸告，想讓張居正放棄偽裝，離職丁憂。他們還認為，即使為張居正個人的前途著想，他也應當同意大家的意見居喪27個月，以挽回官員們對他失去的信心。但是勸說不得結果。張居正告訴他們是皇帝的聖旨命令本人留在北京，你們要強迫本人離職，莫非是為了想加害於本人？
　　吏部尚書張瀚，一向被認為是張居正的私人。他在張居正的破格提拔下身居要職，在任內也惟有文淵閣的指示是聽。當他參加了這次私邪勸告以後，他就立即被人參奏，參奏中一字不提他和元輔的這次衝突，而是假借別的小事迫使他下臺。這一參奏引起了官員們更大的憤怒，因為他們清楚地知道，朝廷的糾察官員即110名監察禦史和52名給事中，都屬於張居正夾袋中的人物，他們從來只糾察對張居正不利的人而不顧輿論。
　　官員們的憤怒使他們下定決心採取另一種方式，他們直接向萬曆參奏張居正。嚴格地說來，翰林編修上本是一種超越職權的行為，遭到反擊的機會極大。但是他們熟讀孔孟之書，研究歷史興亡之道，面對這種違反倫常的虛偽矯情，如果不力加諍諫而聽之任之，必然會影響到本朝的安危。而且，本朝歷史上集體上書的成例具在，最先往往由職位較低的人用委婉的文字上奏，以後接踵而來的奏章，辭句也會越來越激烈。皇帝因此震怒，當然會處分這些上奏的人，但其他的高級官員會感到這是公意之所在，就要請求皇帝的宥免，同時又不得不對問題發表公正的意見。這樣就迫使整個朝廷捲入了這場爭端，即使抗議失敗，鼓動輿論，發揚士氣，揭發糾舉的目的已經達到。哪怕有少數人由此犧牲，也可以因為堅持了正義而流芳百世。
　　糾舉張居正的事件按照這一程式開始。最先由兩名翰林以平靜的語調在奏章中提出：因為父喪而帶來的悲痛，使張居正的思想已不能如以前的綿密。強迫他奪情留任，既有背於人子的天性，國家大事也很難期望再能像從前那樣處理得有條不紊，所以不如准許他回籍丁憂，庶幾公私兩便。在兩名翰林之後，接著有兩個刑部官員以激烈的語氣上書，內稱張居正貪戀祿位，不肯丁憂，置父母之恩于個人名利之下。如果皇上為其所惑，將帶給朝廷以不良的觀感，因此懇請皇上勒令他回籍，閉門思過，只有
　　如此，才能對人心士氣有所挽回。
　　張居正既被參奏，就按照慣例停止一切公私往來，在家靜候處置。但是暗中的活動並沒有停止，他的意圖會及時傳達到馮保和代理閣務的二輔那裏。個中詳情，當然沒有人可以確切敍述。我們所能知道的就是嚴厲的朱筆御批，參張的官員一律受到嚴懲。他們的罪名不在於觸犯首輔而在於藐視皇帝。
　　聖旨一下，錦衣衛把4個犯官逮到午門之外。兩個翰林各受廷杖60下，並予以“削籍”，即褫奪了文官的身分而降為庶民。另外兩個官員因為言辭更加孟浪，多打20下。打完以後再充軍邊省，終身不赦。掌刑人員十分了然于犯官的罪惡，打來也特別用力。十幾下以後，犯官的臀部即皮開肉綻，繼之而血肉狼藉。受責者有一人昏死，嗣後的復蘇，也被公認為是一個奇跡；另一人受刑痊癒之後，臀部變成了一邊大一邊小。刑罷以後，錦衣衛把半死半活的犯官裹以厚布，拽出宮門之外，聽憑家屬領回治療。有一些官員向犯官致以慰問，被東廠的偵緝人員一一記下姓名，其中的某些人且在以後被傳訊是否同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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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teve2046    时间: 30.8.2007 13:24
皇帝的行動如此堅決而且迅速，無疑大出於反張派的意料之外。皇帝緊接著又降下敕書，內稱，參奏張居正的人假借忠孝之名掩蓋一個大逆不道的目的，即欺負朕躬年幼，妄圖趕走輔粥，使朕躬孤立無援而得遂其私。此次給予杖責，不過是小示做戒，如果有人膽敢繼續頑抗，當然要給予更嚴厲的處罰。這樣嚴肅的語氣，等於為再敢以行動倒張的官員預定了叛逆罪，使人已無抗辯的餘地。這一恐嚇立即收到應有的效果。除了一名辦事進士名叫鄒元標的又繼續上疏彈劾以外，沒有別人再提起張居正的不忠不孝。事情就此結束。最低限度在今後5年之內不再有人參劾元輔，非議奪情。至於那個鄒元標，由於奏章呈送在敕書傳遍百官之前，因此加恩只予廷杖並充軍貴州。此人在以後還要興風作浪，這裏暫時不表。
　　張居正用布袍代替錦袍，以牛角腰帶代替玉帶，穿著這樣的喪服在文淵閣照常辦事。皇帝批准了他的請求，停發他的官傣，但同時命令官中按時致送柴火油鹽等日用品，光祿寺致送酒宴，以示關懷優待。倒張不遂的官員大批桂冠離職，他們推託說身體衰弱或家人有故，所以請求給假或退休。此時北京城內還發現傳單，內容是揭露張居正謀逆不軌。東廠人員追查傳單的印製者沒有結果，只好把它們銷毀，不再呈報給皇帝，以免另生枝節。
　　次年，即1578年，張居正服用紅袍玉帶參與了皇帝的大婚典禮。禮畢後又換上布袍角帶回籍葬父。他從陽曆4月中旬離京，7月中旬返京，時間長達3個月。即使在離京期間，他仍然處理重要政務。因為凡屬重要文件，皇帝還要特派飛騎傳送到離京1000裏的江陵張宅請張先生區處。
　　張居正這一次的旅行，排場之浩大，氣勢之烜赫，當然都在錦衣衛人員的耳目之中。但錦衣衛的主管者是馮保，他必然會合乎分寸地呈報於御前。直到後來，人們才知道元輔的坐轎要32個轎伕扛抬，內分臥室及客室，還有小僮兩名在內伺候。隨從的侍衛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隊鳥銃手，乃是總兵戚繼光所委派，而鳥銃在當日尚屬時髦的火器。張居正行經各地，不僅地方官一律郊迎，而且當地的藩王也打破傳統出府迎送，和元輔張先生行賓主之禮。
　　隊伍行抵河南新鄭縣，張居正見到了被廢鄉居的故友高拱。兩人相見，恍如夢寐。張居正盡力棄嫌修好，指著自己的鬢邊白髮，對高拱感慨不已。高拱當時已經老病，兩人見面後僅僅幾個月，他就與世長辭了。張居正絕對沒有預料到，他和高拱之間的嫌除，不僅沒有隨著這次會面而消弭，而且還在他們身後別生枝節，引出了可悲的結果。
　　1578年前後，年輕的皇帝對張居正的信任達到最高點。這種罕見的情誼在張居正離京以前的一次君臣談話中表現得最為充分。張先生啟奏說，他前番的被攻擊，原因在於一心為朝廷辦事，不顧其他，以致怨謗交集；萬曆則表示他非常明白，張先生的忠忱的確上薄雲天。說完以後，君臣感極而泣。張居正回籍葬父，這3個月的睽違離別，是他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所以更顯得特別長久。待至元輔返京，萬曆在欣慰之余，更增加了對張先生的倚重。這年秋天，張居正的母親趙氏，經由大運河到達北京。不久她就被宣召進宮與兩位太后相見，加恩免行國禮而行家人之禮，並贈給她以各項珍貴的禮品。在接受這些信任和榮寵之際，張居正母子不明白也不可能明白這樣一個事實：皇室的情誼不同於世俗，它不具有世俗友誼的那種由於互相關懷而產生的永久性。
　　1578年皇帝的大婚，並不是什麼震撼人心的重大事件。當時皇帝年僅14，皇后年僅13。皇后王氏是平民的女兒，萬曆和她結婚，完全是依從母后慈聖的願望。她望孫心切，而且是越早越好，越多越好。皇后一經冊立，皇帝再冊立其他妃嬪即為合法，她們都可以為皇帝生兒育女。
　　王皇后是一個不幸的女性，後來被諡為孝端皇后。她享有宮廷內的一切尊榮，但是缺乏一個普通妻子可以得到的快樂。在實際上，她只是一種制度的附件。按照傳統的習慣，她有義務或者說是權利侍候皇帝的嫡母仁聖太后，譬如扶持太后下轎；皇帝另娶妃嬪，她又要率領這些女人拜告祖廟。這種種禮節，她都能按部就班地照辦不誤，所以被稱為孝端。但是，她也留給人們以另一種記憶，即經常拷打宮女，並有很多人死於杖下。
　　萬曆並不只是對皇后沒有興趣，他對其他妃嬪也同樣沒有興趣。在他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的女人還要在幾年之後才與他邂逅相遇。這時，他感到空虛和煩躁。宮廷固然偉大，但是單調。即使有宮室的畫棟雕樑和其他豪華裝飾，紫禁城也無非是同一模式的再三再四的重複。每至一定的節令，成百成千的宦官宮女，把身上的皮裘換成綢緞，又換成輕紗；又按照時間表把花卉從暖房中取出，或者是把落葉打掃，禦溝疏通，這一切都不能改變精神世界中的空虛和寂寞。在按著固定節奏流逝的時光之中，既缺乏動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企羨的奇遇。這種冷酷的氣氛籠罩一切，即使貴為天子，也很難有所改變。
　　大婚之後，年輕的皇帝脫離了太后的日夜監視。不久，他就發覺大婚這件事，在給予他以無聊的同時，也帶給了他打破這單調和空虛的絕好機會。他完全可能獲得一種比較有趣的生活。事情是這樣開始的。有一個名叫孫海的宦官，引導皇帝在皇城的別墅“西內”舉行了一次極盡歡樂的夜宴。這裏有湖泊、石橋、寶塔，風景宜人，喇嘛寺旁所蓄養的上千隻白鶴點綴其間，使得在聖賢經傳的教條之中和太后的嚴格管教之下長大的皇帝恍如置身於蓬萊仙境。新的生活天地既經打開，萬曆皇帝更加厭倦紫禁城裏的日月。在西內的夜遊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他身穿緊袖衣衫，腰懸寶刀，在群閹的簇擁之下，經常帶著酒意在園中橫衝直撞。1580年，萬曆已經17歲，在一次夜宴上，他興高采烈地傳旨要兩個宮女歌唱新曲。宮女奏稱不會，皇帝立即龍顏大怒，說她們違抗聖旨，理應斬首。結果是截去了這兩名宮女的長髮以象徵斬首。當時還有隨從人員對皇帝的行動作了勸諫，此人也被拖出來責打一頓。全部經過有如一場鬧劇。
　　這一場鬧劇通過大伴馮保而為太后所知悉。太后以異常的悲痛責備自己沒有盡到對皇帝的督導教育，她脫去簪環，準備祭告祖廟，廢掉這個失德之君而代之以皇弟潞王。年輕的皇帝跪下懇請母后開恩。直至他跪了很久以後，太后才答應給他以自新的機會，並且吩咐他和張先生商量，訂出切實的改過方案。
　　元輔良師責令皇帝自己檢查過失。引導皇帝走上邪路的宦官被勒令向軍隊報到，聽候處理。經和馮保商議之後，張居正又大批斥退皇帝的近侍，特別是那些年輕的活躍分子。他還自告奮勇承擔了對皇帝私生活的照料，每天派遣四名翰林，在皇帝燕居時以經史文墨娛悅聖情。
　　但是不論張居正如何精明幹練，皇帝私生活中有一條他是永遠無法干預的，這就是女色。皇宮裏的幾千名宮女都歸皇帝一人私有，皇帝與她們中的任何一個發生關係都合理合法。作為法定的妻子，天子有皇后一人，經常有皇貴妃一人，還有數量更多的妃和嬪。有鑒於正德皇帝死而無後，朝廷內外都一致認為皇帝應該擁有許多妃嬪，以廣子嗣。萬曆一天而冊封九嬪，就得到過張居正的贊助。
　　大量的宮女都出身于北京及附近郊區的清白之家。經過多次的甄別與淘汰，入選者被女轎夫抬進宮門，從此就很難跨出宮門一步。這些女孩子的年齡在9歲至14歲之間，她們的容貌和生活經常成為騷人墨客筆下的題材。其實以容貌而論，一般來說僅僅端正，驚人的美麗並不是選擇的標準。至於她們的生活，那確實是值得同情的。皇宮裏真正的男人只有皇帝一個，得到皇帝垂青因而風雲際會，像慈聖太后的經歷一樣，這種機會不是沒有，但畢竟是極為罕見的。絕大多數的宮女在使婢生涯中度過了青春，中年以後也許配給某個宦官作伴，即所謂“答應”，也可能送到紫禁城的西北部養老打雜。經歷過這可悲可感的一生，最後老病而死，還不許家屬領取屍體。她們的屍體經過火化後，埋葬在沒有標記的墳墓裏。
　　極為罕見的機會居然在1581年來到。這一年冬天，慈聖太后跟前的一個宮女偶然地被皇帝看中。這個年輕的宮女就是後來所稱的孝靖王娘娘，萬曆稱之為恭妃王氏。她在和萬曆發生關係以後不久就有了身孕。萬曆起初還不敢讓母后知道這件事，所以到1582年陽曆3月，他一日而娶九嬪的時候，她還不在其選。等到後來太后發現了這件事，不僅沒有發怒，反而因有了抱孫的機會而大為高興。王氏在7月被封為恭妃，8月生子，就完全合法。此子被命名為常洛，是萬曆的長子。當時宮廷內外喜氣洋洋，詔告全國減稅免刑，而且特派使節通知和本朝關係友好的朝鮮國王。但在各種正式文書之中，常洛的頭銜只是皇長子而不是太子。太子或任何“王”的頭銜必須經過正式的儀式鄭重冊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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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teve2046    时间: 30.8.2007 13:25
1582年可謂多事之秋。朝廷上另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接著發生，元輔張居正沒有來得及參與這次大慶，竟溘然長逝。開始得病，據說只是腹疾，有的醫生建議用涼藥下泄即可痊癒。但不久即病情轉劇而至不治，這實非意料之所及。張先生一心想整理全國賦稅，曾於1580年終以萬曆名義實施全國耕地丈量。量後統計還未開始，而他竟然賚志以沒，抱恨終天。像他這樣具有充沛精力的活動人物享年僅57歲，使很多人為之驚悼，但也有很多人在私下額手相慶。在他去世前9天，萬曆加封他乙太師銜，這是文臣中至高無上的官銜，在本朝二百年的歷史中從未有人在生前得到這個榮譽。但是由於疾病很快奪去了他的生命，他已經無法利用這個新的榮譽再來增加自己的權威。
　　在這裏，我們暫且放下萬曆皇帝失去了張先生的悲痛而接著敍述他和女人的關係。在九嬪之中，有一位後來被封為皇貴妃、當時被稱為淑嬪的鄭氏。萬歷時年已經18歲，但對這一個14歲的小女孩一往情深。當她一經介入萬曆的生活之中，就使皇帝把恭妃王氏置於腦後。更不尋常的是，他們的熱戀竟終生不渝，而且還由此埋伏下了本朝的一個極重的政治危機。
　　但是熱戀並不等於獨佔皇帝的枕席。萬曆共有八子十女，為8個不同的女人所生。鄭氏之所以能贏得萬歲的歡心，並不是具有閉月羞花的美貌，而是由於聰明機警，意志堅決，喜歡讀書，因而符合皇帝感情上的需要。如果專侍色相，則寵愛決不能如此的曆久不衰。
　　自從張居正去世以後，萬曆脫出了翰林學士的羈絆；而自從他成為父親以來，慈聖太后也不再干預他的生活。但是，我們的皇帝在這個時候確實已經成年了，他已經不再有興趣和小宦官去胡鬧，他變成了一個喜歡讀書的人。他命令大學士把本朝祖宗的“實錄”抄出副本供他閱讀，又命令宦官在北京城內收買新出版的各種書籍，包括詩歌、論議、醫藥、劇本、小說等各個方面。
　　據說，淑嬪鄭氏和萬曆具有共同的讀書興趣，同時又能給萬曆以無微不至的照顧。這種精神上的一致，使這個年輕女人成了皇帝身邊一個不可缺少的人物。可以說，她是在最適當的時機來到了他的生活裏，填補了他精神上的缺陷。憑著機智和聰明，她很快就理解了命運為她所作的安排，因而抓住現實，發揮了最大的能動性，從而達到自己預期的目的。他看透了他雖然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但在實質上卻既柔且弱，也沒有人給他同情和保障。即使是他的母親，也常常有意無意地把他看成一具執行任務的機械，而忽視了他畢竟是一個有血有肉、既會衝動又會感傷的“人”。基於這種瞭解，她就能透徹地認清了作為一個妻子所能夠起到的作用。別的妃嬪對皇帝百依百順，但是心靈深處卻保持著距離和警惕，惟獨她毫無顧忌，敢於挑逗和嘲笑皇帝，同時又傾聽皇帝的訴苦，鼓勵皇帝增加信心。在名分上，她屬於姬妾，但是在精神上，她已經常常不把自己當作姬妾看待，而萬曆也真正感到了這種精神交流的力量。據宦官們私下談論，皇上和娘娘曾經儷影雙雙，在西內的寺院拜謁神佛，有時還一起作佛前的祈禱。她對萬曆優柔寡斷的性格感到不快，並且敢於用一種撒嬌譏諷的態度對他說：“陛下，您真是一位老太太！”
　　萬曆決心破除他帶給別人的這一柔弱的印象。在這忙碌的1582年，他勵精圖治，一連串重要的國家大事，尤其是有關人事的安排，都由他親自作出決定。可能就在這個時候，他觀看了宮廷內戲班演出的《華嶽賜環記》，戲裏的國君慨歎地唱著《左傳》中的“政由寧氏，祭則寡人”，意思是說重要的政事都由寧氏處理，作為國君，他只能主持祭祀一類的儀式。當日伺候萬曆看戲的人都會看到他的反應，戲臺下的皇帝和戲臺上的國君同樣地不舒服。
　　但是如何才能成為大權獨攬的名副其實的君主？對萬曆來說，第一件事情是使他的朝廷擺脫張居正的影響。那張居正的軀體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但他的影子仍然籠罩著這個朝廷。朝中的文武百官根據對張居正的態度而分為兩派，要就是擁護張居正，要就是反對張居正。擁張派的官員過去依靠張太師的提拔，他們主張奪情留職，在張太師得病期間公開出面為他祈禱；反張派則認定張居正是巨奸大猾、偽君子、獨裁者。在1582年，當皇帝本人還沒有對過去的種種徹底瞭解的時候，朝廷裏的鐘擺已經擺到了有利於反張派的一邊。皇帝也還沒有明白，繼張居正而為首輔的大學士張四維，他雖然也出於“大張”的提拔，但和自己的外祖父武清伯李偉相善而與大伴馮保有隙。他更沒有想到，這時的張四維還正在利用反張的情緒來鞏固自己的地位。
　　大風起於青萍之末，故太師張居正的被參是從一件事情開始的。皇帝下了一道詔書，內稱，過去丈量全國的土地，出現過許多不法行為，主要是各地強迫田主多報耕地，或者虛增面積，或者竟把房屋、墳地也列入耕地，而地方官則以此爭功。鑒於弊端如此嚴重，那一次丈量不能作為實事求是的稅收依據。年輕的皇帝認為由於自己敏銳的洞察力而實施了一大仁政，給了天下蒼生以蘇息的機會。他沒有想到，這道詔書雖然沒有提到張居正的名字，但一經頒佈天下，過去按照張居正的指示而嚴格辦理丈量的地方官，已一概被指斥為佞臣；沒有徹底執行丈量的地方官，卻被田主頌揚為真正的民之父母。反張的運動由此揭開了序幕。大批嚴格辦理丈量的官員被參劾，他們都直接或間接與故太師張居正有關。他們劣跡多端，而細加推究，其所以膽大妄為，後邊蓋有張居正的支持。這一運動慢慢地、但是有進無退地蔓延開去，而參與者也清楚地知道現在和當年勸諫奪情的時候，政治形勢已經大不相同，他們揭發事實，製造輿論，使張居正的形象逐步變得虛偽和毒辣。到1582年年底，張居正去世僅僅半年，他已經被蓋棺論定，罪狀有欺君毒民、接受賄賂、賣官鬻爵、任用私人、放縱奴僕淩辱縉紳，等等，歸結到最後，就是結黨營私，妄圖把持朝廷大權，居心叵測云云。
　　這一切使年輕的皇帝感到他對張居正的信任是一種不幸的歷史錯誤。張先生言行不一，他滿口節儉，但事實證明他的私生活極其奢侈。他積聚了許多珠玉玩好和書畫名跡，還蓄養了許多絕色佳人，這些都是由趨奉他的佞幸呈送的。得悉了此項新聞，萬曆又感到十分傷心。這10年來，他身居九五之尊，但是被限制到沒有錢賞賜宮女，以致不得不記錄在冊子上等待有錢以後再行兌現；他的外祖父因為收入不足，被迫以攬納公家物品牟利而被當眾申飭。但是，這位節儉的倡導者、以聖賢自居的張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地占盡了實利！
　　從1582年的冬天到1583年的春天的幾個月之間，皇帝的情緒陷於紊亂。大學士張四維提議建造壽宮，即預築皇帝的陵墓，以此來分散皇帝對張居正事件的不快。1583年春，適逢三年一度的會試。按照傳統，皇帝以自己的名義親自主持殿試，策文的題目長達500字。他詢問這些與試舉人，為什麼他越想勵精圖治，但後果卻是官僚的更加腐化和法令的更加鬆懈？這原因，是在於他缺乏仁民愛物的精神，還是在於他的優柔寡斷？毫無疑問，這樣尖銳的試題，如果不是出於皇帝自己的指示，臣下是決不敢擅擬的。
　　如果說萬曆確有優柔寡斷的缺點，他的廷臣卻正在勇往直前。清算張居正的運動繼續發展，事情一定要弄到水落石出。這幾個月之中，幾乎所有因觸犯故太師而得罪的官員一律得到起複，降為庶民的複職，充軍達地的召回。至於這些人所受的處分是否咎由應得，則不在考慮之列。但是清算運動還有一大障礙，就是司禮監太監馮保。他和張居正串通一氣，至今還掌握著東廠的錦衣衛特務，如果不加剪除，畢竟後患無窮。於是又由馮保的下屬，兩個司禮監宦官出頭直接向皇帝檢舉：萬歲爺的親信之中，以馮保最為狡猾。他假裝清廉，但前後接受的賄賂數以億萬計。甚至在張居正去世之日，他還親自到張家取出珠簾五副，夜明珠九顆，都是無價之寶。萬歲爺理應把他的罪狀公佈於天下，並籍沒其家產。他們的說辭娓娓動聽，除了馮保的遺缺司禮監太監和東廠應由他們兩人分別接替以外，所有想說的話都已說盡。但是皇帝還在猶豫：
　　“要是大伴上殿吵鬧爭辯，又當如何應付？”
　　宦官啟奏：“萬歲爺，馮保縱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如此妄為！”
　　於是依計而行，下詔宣佈馮保有十二大罪，欺君蠧國，本應叛處極刑，姑念尚有微功，從寬發往南京閑住。這位大伴從此終身被軟禁于南京孝陵，死後也葬在孝陵附近。他的財產全部被沒收。因為從法律觀念上來說，皇帝擁有天下的一切，私人之所以得以擁有財產，這是出於皇帝的恩典和賞賜。皇家的恩典在馮保身上一經撤去，抄家即為應有的文章，無須多作解釋。沒收所得的財產，雖然不能像別人所說的那樣駭人聽聞，但也極為可觀。萬曆皇帝對此既喜且怒：當時皇弟潞王成婚在即，這批珠玉珍異正好用得其所；而一個宦官居然擁有如許家財，可見天子的大權旁落到了什麼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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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teve2046    时间: 30.8.2007 13:25
依此類推，還應該沒收張居正的財產，因為他比馮保罪惡更大而且更富。但是萬曆一時下不了這個決心。一提到張居正，各種複雜的記憶就會在他的心頭湧集。所以，在馮保被擯斥後，有一位禦史繼續上本參奏張居正十四大罪，皇帝用未批回答說，張居正蔽主殃民，殊負恩眷，但是“侍朕沖齡，有十年鋪理之功，今已歿，姑貸不究，以全始終”。
　　然而在兩年之後，即1584年，萬曆就改變態度而籍沒了張居正的家。這一改變的因素可能有二。其一為鄭氏的作用，其二為慈聖太后的干預。鄭氏在1583年由淑嬪升為德妃，1584年又進為貴妃，這幾年間已經成為皇帝生活中的重心。在朝臣的心目中，她不是一個安分守己的婦女，萬曆的種種重大措施，很難說她未曾與聞，因為對皇帝，在當時沒有人比她有更大的影響。也許正是在她的影響之下，皇帝的心腸才陡然變硬。至於慈聖太后家族和張居正之間的嫌隙，已如上文所述。張居正在世之日，武清伯自己曾被申飭，受到監視，對自己的言行不得不十分謹慎檢點。等到張居正一死，情況就急轉直下。三個月之後，武清伯被提升為武清侯，整個朝廷的傾向，由於對張居正的怨毒而轉到了對他有利的方面。他如何利用這種有利的形勢而向慈聖示意，這同樣也非外人能獲悉。
　　在上述兩個因素之外，高拱遺著的出現，在徹底解決張居正問題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高拱生前，曾經暗中和李偉結納，希望通過李偉向皇室婉轉陳辭，說明加在他身上的罪狀屬於“莫須有”，全系張、馮兩人所構陷。當時李偉自身難保，高拱這一願望因此無由實現。現在張居正已經死後倒臺，但皇帝還沒有下絕情辣手，這時高拱的遺著《病榻遺言》就及時地刊刻問世。書中歷數張、馮的罪惡而為自己洗刷，主要有兩大問題。
　　第一，高拱堅持他在隆慶皇帝駕崩以前就已看出了馮保的不端並決意把他擯斥。馮保一貫賣官鬻爵，但最為不可忍受的是，當1572年皇太子接見百官時，他竟利用扶持之便，站在寶座旁邊不肯退走。百官向皇太子叩頭行禮，也等於向閹人馮保叩頭行禮。這種做法充分暴露了他的狼子野心。書中接著說，當著者擯斥馮保的行動尚未具體化之前，馮保搶先下了毒手，和張居正同謀，騙得了皇太后的懿旨，把自己逐出朝廷。著者承認，他當時確實說過皇上只有9歲，但並沒有任何不敬的話，而只是說新皇帝年輕，怕為宦官所誤，有如正德皇帝14歲登極後的情況一樣。張、馮二人卻把他的話故意歪曲，以作為誣陷的根據。
　　第二，即所謂王大臣的案件。1573年陽曆2月20日，也就是萬曆登極、高拱被逐以後半年，當日清晨有一個人喬裝宦官在宮門前為衛士拘留。經訊問，此人供稱名王大臣，以前在別人家裏充當僕役，現在沒有雇主。這種閒雜分子在禁衛森嚴的宮門口出現而被拘留詢問，過去也不止一起地發生過，但這個王大臣究竟目的何在，則始終沒有弄清楚。
　　《病榻遺言》的作者高拱，堅決聲稱王大臣來自總兵戚繼光的麾下。戚繼光當時正在張居正的提拔下飛黃騰達，要是這個莫名其妙的王大臣果如高拱所說，豈不要招來極大的麻煩？經過一番策劃，馮保等人定下了反守為攻之計，決定借用王大臣作為把高拱置於死地的工具。於是馮保就將兩把精緻的短劍放在王大臣衣服內，要他招認是受高拱派遣，前來謀害當今皇帝。如果王大臣的口供得以成立，他可以無罪並得到一大筆報酬。張居正則運動鞫訊此案的文官，要他們迅速結案，以便處死高拱滅口。
　　馮、張的計畫沒有實現。負責審訊的文官不願參與這項陰謀。王大臣也覺悟到如果供認謀刺皇帝，下場決不能美妙到不僅無罪，而且領賞，於是在東廠主持的初步審訊中翻供，暴露了馮保的教唆和陷害。這時馮保陷入困境，乃以毒藥放在酒內，逼令王大臣喝下去，破壞了他的聲帶。兩天之後公開鞫問，由於犯人已經不能言語，無法查出真正的結果。王大臣仍然被判死刑，立時處決，以免牽累這項陰謀的參與者。
　　皇帝聽到這一故事，距離發生的時候已有10年。他雖不能判斷這一切是否全系真實情況，但至少也不會毫無根據。因為他還模糊地記得，10年以前，宦官告訴他有壞人闖進宮內，而且張先生叮囑皇帝要謹慎地防備這種圖謀不軌的報告，還仍在文書檔案之內。他滿腹狐疑，立即命令有關官員把審訊王大臣的檔案送御前查閱。查閱並無結果。因為審訊記錄上只寫著王大臣脅下藏有短劍兩把，別無詳情，此案的結果則是王大臣經過審訊後在1573年陽曆3月25日處決。這一重案竟如此不了了之，使已經成年的皇帝大為不滿。他一度下旨派員徹底追查全案，後來由大學士申時行的勸告而中止。申時行說，事情已經過去10年，除了馮保以外，所有與本案有關的重要人物都已去世，如果再作清查，不僅水落石出的可能性甚少，於事無補，反而會有不少人無端被牽連，引起不安。
　　高拱在生前就以權術聞名於朝官之間。這一《病榻遺言》是否出自他的手筆還大可研究。即使確系他的手筆或系他的口述，其中情節的真實性也難於判斷。但當日確有許多人堅信書中所述真實不虛，許多證據十分可靠。遺憾的是此書問世之時，差不多所有能夠成為見證的人都已離開了塵世。
　　此書內容的可靠程度可以另作別論，但至少，它的出版在朝野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成為最後處理張居正一案的強烈催化劑。在這以後，在萬曆皇帝對張先生回憶之中，連勉強保留下來的一部分敬愛也化為烏有。他發現，他和他的母后曾誤信張居正的所作所為是出於保障皇位的忠誠，而現在看來，張居正不過是出於卑鄙的動機而賣友求榮，他純粹是一個玩弄陰謀與權術的人。
　　更加嚴重的問題還在繼續被揭發。有一種說法是張居正生前竟有謀反篡位的野心，總兵戚繼光的精銳部隊是政變的後盾。持這種說法的人舉出兩件事實作為根據。其一，一次應天府鄉試，試官所出的題目竟是“舜亦以命禹”，就是說皇位屬於有德者，應當像舜、禹之間那樣，實行禪讓。這樣居心險惡的題目，對張居正為勸進，對天下為輿論的準備。其二，張居正經常處於佞幸者的包圍之中，他們奉承張居正有人主之風，而張居正竟敢含笑不語。對於前者，即使真像旁人所說，過錯也並不能直接歸於張居正；對於後者，不妨目之為驕奢僭罔，這些都還可以容忍。最使萬曆感到不可饒恕的是張居正對別人奉承他為當今的伊尹居然安之若素。伊尹是商代的賢相，輔佐成湯取得天下。成湯去世，又輔佐他的孫子太甲。太甲無道，伊尹就廢之而自代。經過三年，直到太甲悔過，伊尹才允許他繼續做商朝的君主。由於十年來的朝夕相處，萬曆對張居正畢竟有所瞭解，他並不相信張居正具有謀逆篡位的野心，然而張居正以師尊和元輔的身分經常對皇帝施加壓力，難道不正是當年伊尹的翻版嗎？張居正成了伊尹，皇帝自己又豈非無道的太甲？
　　對於張居正及其遺屬的處理，在1583年夏季以前，萬曆已經褫奪了張居正三個兒子的官職，撤銷了張居正本人生前所得到的太師頭銜。儘管情況仍在進展，但是他仍想適可而止，以全始終。又過了一年，即1584年陽曆5月，遼王的王妃控訴張居正生前出於個人恩怨，又為了攘奪府邸而蒙蔽聖聰，廢黜遼王，理應籍沒。這時萬曆覺得張居正竟敢侵犯皇室以自肥，實屬罪無可逭，因此下決心同意了這一請求。
　　張居正死後兩年再被抄沒家財，在技術上還造成了一些更加複雜的情況。按本朝的習慣，所抄沒的家財，應該是張居正死後的全部家財，這兩年之內被家屬花費、轉移的物資錢財必須全部追補，即所謂“追贓”。而應該追補的數字又無法有確切的根據，所以只能根據“情理”的估計。張居正生前毫無儉約的名聲，負責“追贓”的官員即使意存袒護，也決不敢把這個數字估計過低。張居正的弟弟和兒子在原籍江陵被拘留，湊繳的各種財物約值白銀10萬兩以上。這個數字遠不能符合估計，於是執行“追贓”的官員對張居正的長子張敬修嚴刑拷打。張敬修供稱，確實還有白銀30萬兩寄存在各處，但招供的當晚他即自縊身死，幾天之後，張家的一個僕人也繼而自殺。
　　抄沒後的財物110台被抬進宮門，其中包括御筆四紙，也就是當年皇帝賞賜的、稱頌張先生為忠臣的大字。財物中並役有值得注意的珍品。萬曆皇帝是否親自看過這些東西或者他看過以後有無反應，全都不見於史書的記載。當日唯一可能阻止這一抄家措施的人是慈聖太后，但是她並沒有這樣做，也許她正在為她父親武清侯李偉的去世傷悼不已而無心置問。李偉死後被封為國公，並允許長子襲爵。要是張居正還在，這種本朝未所有的殊榮曠典是決不可能被授予的，他一定會用愛惜朝廷名器這一大題目出而作梗。僅憑這一點，慈聖太后也不可能再對張居正有任何好感。
　　在抄家之後，有兩個人呈請皇帝對張居正的老母額外加恩。萬曆一面批准以空宅一所和田地1000畝作為贍養，一面又指責了這兩個呈請者。大學士申時行遭到了溫和的申誡，刑部尚書潘季馴則由於誇大張氏家人的慘狀而被革職為民。
　　事態既然發展到這一地步，萬曆已經無法後退。對這兩年的一切措施，也有必要向天下臣民作出交代。要說張居正謀逆篡位，一則缺乏證據，二則對皇室也並無裨益，所以，在抄家4個月之後，即1584年陽曆9月，才正式宣佈了總結性的罪狀：“誣衊親藩，侵奪王墳府第，籍制言官，蔽塞朕聰，專權亂政”，本當剖棺戮屍，僅僅因為他多年效勞，姑且加恩寬免。他的弟弟和兩個兒子被送到煙瘴地面充軍。
　　元輔張居正死後被清算，大伴馮保被驅逐出京，皇帝至此已經實際掌握了政府的大權。但是不久以後，他就會發覺他擺脫了張、馮之後所得到的自主之權仍然受到種種約束，即使貴為天子，也不過是一種制度所需要產物。他逐漸明白，倒掉張居正，真正的受益者並不是他自己。在倒張的人物中可以分為兩類。一類人物強硬而堅決，同時又頑固而拘泥。張居正的案件一經結束，他們立即把攻擊的目標轉向皇帝。在勸諫的名義下，他們批評皇帝奢侈懶惰，個人享樂至上，寵愛德妃鄭氏而冷落恭妃王氏，如此等等。總而言之，他們要把他強迫納入他們所設置的規範，而不讓他的個性自由發展。另一類人物則乾脆是為了爭權奪利。他們利用道德上的辭藻作為裝飾，聲稱只有他們才能具有如此的眼光及力量來暴露張馮集團的本質。而張馮被劾之後在朝廷上空出來的大批職務，他們就當仁不讓，安排親友。
　　現在到了1587年，萬曆皇帝還只有24歲，但登上天子的寶座卻已經15年了。對他來說，這15年似乎顯得特別漫長，因為有許多重複的事件和不變的禮儀要他去應付，即使是一年以前，他的愛妃鄭氏生下皇子常洵，也並不能給他多少安慰。接近他的人可以看出，皇帝陛下正在越來越感到生活的單調和疲勞。上一年，他主持殿試，試題的內容是“無為而治”，他對生活的厭倦已經越出了內心世界而要開始見諸行動了。
　　然而萬曆陛下的一朝，是本朝歷時最長的一朝。此後還有很多的事情要在他當政的年代裏發生，1587年不過剛剛是一個契機。這一年陽曆7月，正當元輔張居正先生去世5周年，皇帝端坐深宮，往事又重新在心頭湧現。他降諭工部，要工部如實查報，張居正在京內的住宅沒收歸官以後作何區處：是賣掉了，還是租給別人了？如果租給別人，又是租給誰了？工部的答復沒有見於記錄。大約史官認為記載了這道上諭，已經可以表明皇帝當時微妙複雜的思緒，至於房屋或賣或租，對國家大事則無關緊要，就不必瑣碎飣餖地加以記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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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teve2046    时间: 30.8.2007 13:28
第二章 首輔申時行
作者：黃仁宇
　每當大學士申時行走到文華殿附近，他就自然而然的感到一種沉重的負擔。這是一種道德觀念的負擔。
　　文華殿坐落紫禁城東部，皇帝在此就讀。1574年，萬曆髫齡10歲的時候，他就能揮筆寫作徑尺大字。寫下了“責難陳善”四個字當場賜給申先生，意思是希望他的老師能規勸他的過失，提出有益的建議。這四個字的含義是這樣深邃，書法的筆力也很勁拔，申時行接受這樣的賞賜不能不感到極大的榮幸。13年之後，申時行所深感不安的乃是他所盡的心力，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一個“萬曆之治”的燦爛理想，也許至今已成泡影。
　　申時行不是皇帝五個蒙師之一，但他所擔任的功課最多，任課時間也至久。現在身為首輔，他仍然擔負著規劃皇帝就讀和經筵的責任。因之皇帝總是稱他為“先生”而不稱為“卿”，而且很少有哪一個月忘記了對申先生欽賜禮物。這些禮物有時沒有什麼經濟價值，而純系出於關懷，諸如鯉魚二尾，枇杷一籃，摺扇一把，菖蒲數支之類；但有些禮物則含有金錢報酬的意義，例如白銀數十兩，彩緞若干匹。不論屬於哪一類，這都足以視為至高的榮譽，史官也必鄭重其事，載於史冊。
　　得任為皇帝的老師是一種難得的際遇，也是“位極人臣”的一個重要階梯。固然並不是既為老師就可以獲得最高的職位，但最高的職位卻經常在老師中選任。在皇帝經筵上值講，必然是因為在政治、學術、道德諸方面有出類拔萃的表現。值講者即使還不是卓有成就的實行者，至少也是眾所推服、徹底瞭解國事的思想家。
　　根據傳統習慣，皇帝為皇太子時即應就讀，受傅于翰林院諸學士，稱為東宮出閣講學。登極之後，除繼續就讀而外，他還要出席另一種形式的講學，即所謂經筵。經筵于春秋兩季氣候溫和之時舉行，每月三次。每次經筵，所有六部尚書、左右都禦史、內閣大學士和有爵位的朝臣勳戚都要一體參加，還有給事中，禦史多人也在聽講的行列中出現。
　　經筵舉行的時間一般在早朝之後，皇帝在大漢將軍20人的保衛下首先駕到。在這文質彬彬的場合中，大漢將軍也免除甲胄而穿上袍服，但仍攜帶金瓜等等必不可少的武器。皇帝在文華殿面南坐定，傳諭百官進入，行禮如儀。至此，鴻臚寺官員將書案一張擺在御座之前，專供聖鑒；另一張擺設在數步之幾為講官所用。參加聽講的官員魚貫而入，分列書案左右。
　　經筵和其他所有的儀式一樣，必有其目視耳聽的對稱均衡。先一日用楷書恭繕的講義此時已經陳列於案幾之上。在贊禮官呼唱之下，兩員身穿紅袍的講官和兩員身穿藍袍的展書官出列。他們都是翰林院中的優秀人員。講官面對皇帝，展書官在書案兩側東西對立。接著是講官叩頭，叩頭畢，左邊的展書官膝行接近書案，打開御用書本講義，用銅尺壓平。此時左邊的講書官也已經趨前，站在中央的位置上，開始演講。講完後，書本蓋覆如前，講官及展書官退列原位，以便右邊的同僚履行任務。左邊講官所講授的是“四書”，右邊講官所講授的則為歷史。此種節目，歷時大半天只有講官可以口講指劃，其他全部人員都要凝神靜聽，即在皇帝亦不能例外。如果當今天子偶然失去了莊重的儀態，把一條腿放在另一條腿之上，講官就會停止講授而朗誦：“為人君者，可不敬哉？”這樣的責難不斷重複，決無寬貸，一直到這個為人君者突然發現自己的不當而加以改正，恢復端坐的形態為止。
　　這種繁文縟節乃是當日國家中一種重要制度。經筵的著眼點在發揮經傳的精義，指出歷史的鑒戒，但仍然經常歸結到現實，以期古為今用。稱職的講官務必完成這一任務，如果只據章句敷衍塞責或以佞辭逢迎恭維，無疑均屬失職，過去好幾個講官就曾因此而被罷免。
　　在正面闡述聖賢之道的時候，講官可用極委婉的言辭，在不妨礙尊嚴的條件下對皇帝作必要的規勸。皇帝在經筵上可以提出問題，甚至說明他不同的觀點，但是責問或指斥講官，則屬於失禮。即講官準備不充分，講辭前言不對後語，皇帝感到不快，也不能當場流露，而只能在事後間接提出。執行任務時講官所受的優禮乃是長期歷史的產物；即在正德皇帝，那位大有離經叛道意味的人君，也沒有廢止這種優禮。這位不平常的皇帝，他對講官接二連三地影射批評自己，另有報復的妙法，即“一腳踢到樓上”——這些盡忠的講官經常被升遷；其所任新職，則十九又在邊區遠省。
　　申時行現在不是講官，而是經筵負責人，執掌全盤的計畫。他的辦公地點是文淵閣，坐落在午門之內。在辦公時間內，皇帝和他的首輔相去不過1000米。但是這1000米，也是全世界距離最長的1000米。這種距離不在於官寢和文淵閣之間有重重疊疊的門牆和上上下下的臺階，而在於除了早朝和講讀外，皇帝已極少接見大學士。他們之間的交往差不多全部出於紙頭書面。偶而皇帝也派宦官口傳聖旨；直接宣召大學士面商國事，但在申時行任首輔期內，已屬絕無僅有，平均一年不過一次。至於皇帝親臨文淵閣，在本朝歷史上則已經是160年前的事情了。
　　文淵閣的正廳供奉孔子像。兩側有官舍四間，另有閣樓，乃是保存書籍檔案的地方。閣前不遠有東西兩排平房，是為書記人員抄繕文件的辦公室。以這些房屋作為我們龐大帝國的神經中樞，似乎過於樸素；但是和國初相比，則已有了長足的發展。當年草創伊始，文淵閣真的是一間亭閣，為皇帝職掌御前文墨各官等候召見時歇足之處。以後擴充官舍，增加圖籍，又輔之以吏員，才規模大備，可是它的性質仍非片言隻語所能概述。它既像皇帝與文官集團間的聯絡處，也像各部院以上的辦公廳；有時又像皇帝的顧問室，或是調解糾紛的超級機構。總而言之，它所做的事，就是以抽象的原則，施用於實際問題，或者說把實際問題抽象化。例如經過皇帝批准，人事有所任免，文淵閣公佈其原因，總是用道德的名義去掩飾實際的利害。因為本朝法令缺乏對具體問題評斷是非的準則，即令有時對爭執加以裁處，也只能引用經典中抽象道德的名目作為依據。
　　在文淵閣辦公的首輔申時行的內心深處，不可能對經筵產生與眾不同的興趣。講書的時間既長，典禮也過於呆板。參加這種儀式，他要在天色未明之前起床，熬過一段悠長枯燥的時間，等到經史講完，書案依次撤去，參加的人員魚貫下殿，在丹墀上向御座叩頭如儀，然後才能盼來這經筵之“筵”。此即在左順門暖房內所設的酒食。這酒食為光祿寺所備，各官按照品級職務就座；其中的講官、展書官及抄寫講義的人員，則又就座于同階官員之上。
　　身為首席大學士，經筵監督者，申時行有責任使全部程式和諧地演出。要是皇帝出現倦容，或是講官失言以至其他官員失禮，他都要引咎自責。有時候他自己也不能理解，為什麼他一個人要繼續堅持經筵必須不斷舉行？難道他不像其他人一樣憎恨這令人折骨傷筋的節目？按理說，他對經筵的反感，不可能在旁人之下。因為他就任今上講官之前，早就擔任過先皇隆慶的講官。在文華殿前的花崗石上，他匍匐了這麼多次，以至熟悉了每一石塊的特點。經筵的令人厭倦之處，他比別人有更多的體會。然而首輔申先生忠於職守，仍然在兢兢業業地維護這個傳統節目。在對待早朝的問題上，他也持同樣的態度，堅持不應斷輟。早朝本是苦事，而在寒風凜冽的嚴冬為尤甚。前一年冬天，申時行就聽到過官員在早朝時互相訕笑，說是某人的白臉已凍成大紅，另一人的紅臉又變為漆黑。申閣老深知他在這種情形下，堅持早朝的不斷舉行，必將使自己成為朝廷上不受歡迎的人物。
　　西曆1587年，時為萬曆十五年，申時行52歲，他已感到未老先衰。幾年之前，他即已鬢髮蒼蒼，現在身為首輔，位極人臣，又有張居正前車之鑒，為什麼他對一切還要那麼認真而不聽其自然呢？
　　這又是說來話長。
　　本朝治理天下，禮儀所起巨大的作用，已略如前述。皇帝以一人而君臨天下，具有最高的權威，實因無意之所歸。天意必須通過億萬臣民的信念而體現出來。皇帝和他的大臣，經常以莊嚴美觀的形式舉行各式各樣的禮儀，又為鞏固這種信念不可或
　　缺。無數次的磕頭加強了皇帝神聖不可侵犯的意義；而他親自主持各種禮儀，更表明他也同樣受上天的節制，即受傳統的道德所節制。儒家經典的教條愈簡單平淡，就愈要加強學習，接二連三地聽來講去，借此加強我們理智的主宰。越是地凍天寒，溽暑蒸人，我們的早朝也更可以收到鍛煉身心之效。就是皇帝的親耕，看來有很明顯的象徵成份，但象徵不一定就是虛偽。如果所有參加典禮的人都相信這種象徵，而決心以行動促其成為現實，這又是何等壯大的力量！一月三次的經筵，其目的更直截了當，它表現了皇帝和大臣們堅決地在經典和史籍中尋覓最有效的方法，以達到大同之治。
　　正是對上述意義有了深切的理解，申時行更不能無愧於中。因為他所盡的心力，並未達到預期的效果，這有事實為證：1586年的新秋，23歲的皇帝降下諭旨，說他早晨起床後突然感覺頭暈膨脹，需要停止早朝和出席經筵、日講；而且所謂停止，又無時日的限制。12個月以後，這頭暈腦脹，又奇妙地重複出現。更令人感到不安的是皇帝剛剛說完精力不支，宦官卻傳出了萬歲爺在紫禁城內騎馬馳騁的消息；接著又有人說他試馬傷額，不想讓廷臣看見。消息傳開，禮部的一位官員就奏上一本，規勸皇帝保重玉體，並注意他身為天子的職責。不想一波方息，皇帝又來一套不能臨朝的諭旨，據他自己說，其原因乃是心中火氣過旺，服用涼藥，涼藥壓火抵於足部，發生奇癢，因之搔破皮膚，行走不便。然而與此同時，宮內卻又傳出皇上飲酒過多，夜間遊樂過度，與妃嬪交往過切如此等等的消息。
　　這自然會使申時行感到傷心。他曾寫信給朋友訴苦，說他處於無可奈何的境地。他還寫詩責備自己的無能：“王師未奏康居捷，農扈誰占大有年？袞職自慚無寸補，惟應投老賦歸田！”意思說軍隊沒有打勝仗，農民沒有享豐年之福，可見他自己位居高官，對國事毫無貢獻，自應退休，返裏歸鄉。然則申時行並不真是一個容易灰心的人。在發完牢騷之後，他仍然抖擻精神，繼續執行他首輔的職責，攤開奏本，用楷書端端正正地寫上，請求陛下以社稷為重，保養玉體，但是經筵決不可長期停止，太祖洪武皇帝，經筵講到70歲仍然堅持不息。他同時又和朋友通信，指出局勢艱難，“上了否鬲，中外睽攜，自古國家未有如此而能長治久安者”。
　　申時行是一個富有現實感的人，他懂得為臣之道。如果皇帝說他的問題在腳癢，首席大學士就一定要相信這問題在腳癢。更應該欣幸的是皇帝陛下竟用了這麼多的語句細訴他的困難，這就不失為可喜的現象。所以看來皇帝的病源不深，早朝和經筵不致耽擱太久。好在新的講官和展書官都已派定，只要皇帝能夠出席，經筵可以立即繼續舉行。而且他還考慮，如果皇帝覺得早起困難，則不妨把早朝和經筵的時間稍稍推遲。這些問題都屬於可以通融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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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teve2046    时间: 30.8.2007 13:28
申時行之被任為首輔，似為一串意料之外的機緣所促成。
　　1582年張居正逝世之後，繼任者為張四維。但是不出一年，第二位張閣老的父親也不幸去世。當時自然不能再來一次“奪情”，張四維只能離職丁憂。在此離職期間，申時行代理首輔。但是張四維本人在居喪將要滿朝的時候又突然患病，而且一病不起。以前較申時行資深望重的大學士馬自強和呂調陽也已病死，這樣，命運就把資格最淺的大學士申時行推到了最前面。
　　1587年，申時行官居首輔已4年。他自稱未老先衰，其實精力正旺。他的父母去世多年，所以沒有丁憂的顧慮。他為人溫和謙讓，沒有幾位前任那種趾高氣揚的姿態。王世貞所作《內閣首輔傳》稱他“蘊藉不立崖異”，就是說他胸中富有積蓄，但是不近懸崖，不樹異幟。這一評價在恭維之中寓有輕視的意味。而申時行的溫和謙讓，卻也始終沒有能使他能在政治風浪之中置身事外。他以後被捲入爭端，進退維谷，直到提出解呈11次之多，才能奉准退休。
　　申時行由張居正的推薦而入閣，表面看來，這一點對他關礙不深，因為1582年前後，在中樞出任要職的幾乎全部為張居正的私人。申時行和張四維不同，他以才幹取得張居正的信任，而不是以諂媚見用。在張居正死後，他承認張居正的過錯，但並不借此誇大前任的過失，作為自己執政的資本。其間差異既為同僚所深知，也為皇帝所瞭解。
　　申時行和其他絕大多數的大學士一樣，出身於政府中執掌教育和文墨的部門。1562年，他在299名殿試及第的進士中名列第一，即得中狀元，並按例授翰林院修撰。此後他在翰林院任職達15年，官至侍讀，並升轉兵部及禮部侍郎，在職僅7個月，即被命為大學士。他和張居正、高拱一樣，未曾就任北京以外的官職。
　　難道一個人熟讀經史，文筆華美，就具備了在御前為皇帝作顧問的條件？難道學術上造詣深厚，就能成為大政治家？ 25年前，翰林院修撰徐時行（當時他尚未姓申，仍襲用外祖徐姓）也曾對這些問題發生疑惑。但是今天的大學士申時行對此早已煥然冰釋，理解了其中的精微奧妙。因為我們的帝國在體制上實施中央集權，其精神上的支柱為道德，管理的方法則依靠文牘。
　　多年的翰林生活更使申時行對這些問題的理解逐漸加深。翰林院的官員替皇帝撰寫誥敕，誥敕的接受者總是孝子賢孫，同時也是眼光遠大的父母或是能夠周濟鄰里領導地方的正人君子。執掌文墨與教育的官員也向皇帝反復說明，為人君的職責是在使人民在豐年得以溫飽，凶年不致填於溝壑。他們也要闡明三代以來的王道至今依然適用，即一個良好的政府務必選賢任能，同時在社會上提倡誠信與和諧。總而言之，道德至高無上，它不僅可以指導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至於具體的技術問題，例如一個蠻夷酋長當撫當剿的得失，使黃河水道南移或北遷的利弊，邊區茶馬交易折換率的調整，等等，自然也很重要，但這是屬於各地總督巡撫的範圍，他們理應提出建議。按本朝傳統，所有的建議仍當奏請皇帝批准。然則用人適當，各地總督巡撫都是眾望所歸，他們的建議，也必為上策佳計，所有奏請，必然會得到批准。所以歸根結底，技術問題仍與道德問題不可分離。
　　翰林學士在執行職務期間，既已接受道德倫理的薰陶，而有條件精研各種檔案，則為增進技術能力的捷徑。在1578年被任為大學士之前，申時行參與修撰嘉靖和隆慶兩朝實錄和《大明會典》。這種編撰工作，必須要把歷年所有因革的檔逐月逐日地排比整理並加檢討，正是訓練培養內閣大學士的最好方法。現在的首輔申時行，被同僚一致譽為“老成”。這種概念與實際年齡無關。他52歲，比次輔許國小8歲，也比三輔王錫爵小一歲。他的老成來自長期處理各種人事經驗；這種經驗，使他深知我們這個帝國有一個特點：一項政策能否付諸實施，實施後或成或敗，全靠看它與所有文官的共同習慣是否相安無擾，否則理論上的完美，仍不過是空中樓閣。這一帝國既無崇尚武功的趨向，也沒有改造社會、提高生活程度的宏願，它的宗旨，只是在於使大批人民不為饑荒所窘迫，即在“四書”所謂“黎民不饑不寒”的低標準下以維持長治久安。這種宗旨如何推行？直接與農民合作是不可能的，他們是被統治者，不讀書，不明理，缺乏共同的語言。和各地紳士合作，也不會收到很大的效果，因為他們的分佈地區過廣，局部利害不同，即使用文字為聯繫的工具，其接觸也極為有限。剩下唯一可行的就是與全體文官的合作，如果沒有取得他們的同意，辦任何事情都將此路不通。例如就在這1587年，山東省的三千農民，由於饑荒鋌而走險，叢聚為盜；各地白蓮教的信徒也大有增加。局勢令人驚駭。但僅是驚駭於事無補，解決問題的關鍵仍在於全體文官的互相合作，互相信賴，以致於精誠團結，眾志成城。如果不是這樣，則全國1100多個縣，其中萬別千差，又何能由朝廷訓令，使得1100多個縣令個個做事符合機宜？所以說來說去，施政的要訣，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針為主，以道德為一切事業的根基。朝廷最大的任務是促進文官之間的互相信賴與和諧。此亦即鼓舞士氣，發揮精神上的力量。
　　在首輔申時行看來，縱使國步艱難，政府的辦事能否收效，仍可以常識判斷。如果各部院寺的文官幾個月都見不到皇帝一面，他們就很難維持信心，認為皇帝陛下對各種事情仍能充分掌握。此念一開，他們即會懷疑他對是非善惡可能已經置之度外。信念既失，疑竇即生，他們就很難再盡忠竭力。這也就是“四書”劈頭所述的“誠意”至此已經不能維持。這種情況，就是所謂“上下否鬲，中外睽攜”，如果繼續下去，鋌而走險的農民決不會止于三千，白蓮教徒也一定會越來越多了。
　　要影響全體文官，申時行必須首先提供自己的誠意。他寧可被目為大和事佬，甚至被批評為犧牲原則的政客，但他堅持他調濟折衷的原則。他確實看透了國家為解決問題而設立文官，但國家的最大問題也就是文官。而奇怪的是，以張居正的精明練達，竟忽視了這樣基本而簡單的事實。
　　在本朝歷史上除草創時期的洪武永樂兩朝外，文官淩駕于武官之上，已成為絕對趨勢。多數的武官不通文墨，缺乏政治意識，他們屬於純技術人員。即使是高級武官，在決定政策時，也缺乏表示意見的能力，偶或有所陳獻，也絕不會受到文官的重視。
　　在申時行充當首輔的年代，全國文官的總數約為20000人，其中京官約占1／10。當他們朝會集合時，就出現一片令人眼目昏眩的現象。他們的朝服為苧絲羅絹所制，四品以上為紅色，五品以下為藍色。朝冠系紗制，側帶兩翅；朝靴黑色，靴底邊上徐以白色的膠漆。腰帶並不緊束而是輕鬆地懸在腰間，上鑲玉、犀角以及金銀等方塊，所以在陽光之下閃爍不已。
　　官員們的品級由“文官花樣”表示。此亦即西方人所稱Mandarin Square。文官的花樣總是繡著兩隻鳥，鳥的品格和姿態則因級別的高低而異。如一品官的花樣為仙鶴翱翔於雲中；三品官的為孔雀，一隻著地，一隻沖天；至九品官則為鷓鴣二隻，彼此都在草叢中覓食。武官的袍服形色和文官相似，但品級不用鳥而用猛獸來表示，依次為獅子、虎豹、熊羆等等。監察官員亦稱“風憲官”，雖然也是文官，但是花樣卻不標品級而誘以“獬豸”。這是傳說中的一種猛獸，能辨善惡。它對好人完全無害，但當壞人接近，它就一躍而前將其撕為碎塊。還有極少數的文武官員，包括宦官在內，可以由皇帝特賜繡有蟒、飛魚、鬥牛等形象的袍服，其尊貴又在其他花樣之上，這是一種特殊的榮譽。申時行於1585年即由萬曆賜予蟒袍。
　　文官絕大多數由科舉出身。最低級的考試合格者稱為生員。生員應三年一度的鄉試，合格者稱為舉人；舉人參加在北京的會試殿試，合格者稱為進士。舉人得授九品官職；進士得授七品官職。此處尚有監生、貢生等名稱，也都可以經過一定的途徑得到官職。總之，科舉制度以各種考試的辦法選拔人才，考來考去，全國的讀書人被網羅而應試的總數當在百萬以上，其中文理通達的即可由此而登仕途。
　　科舉制度的重要性又在社會風氣中得到反映。一個讀書人如果不入仕途，則極少有機會表現他的特長，發揮他的創造能力；也極少有機會帶給一家、一族以榮譽。所以一個人的進學中舉，表面上似乎只是個人的聰明和努力的結果，實則父祖的節衣縮食，寡母的自我犧牲，賢妻的茹苦含辛，經常是這些成功的背景。無數的祭文和墓碑，可為例證。這些文章多有出自兒子或丈夫的手筆，其中歌頌母親或妻子給他們的贊助扶持，文句悱惻動人，情節也真實可信。皇帝賜給臣下的誥命，也針對這種感情上的需要，恩賜榮典，大多包括妻子以及祖宗三代。此外還有規定：本人可以辭去誥命而轉封他們的妻子和祖宗三代。即使獲得誥命的先輩早離人世，也無礙於授予。舊的墓碑可以取去，而代之以鐫刻著新的榮譽的墓碑；畫師可以根據生者的口述畫出死者的遺容，畫上的袍服，像主可能一生未曾經眼。這樣對祖先表揚，也是對子孫的策勵。這些借命又可以傳之百世，作為後人楷模。所以辭去自身的恩命而轉封于先輩，實為一舉兩得。首輔申時行深深瞭解其內情，他在不久之前就替二輔許國代呈，辭去他本人應得的升遷，而以相等的榮譽表揚他的亡妻及父母。
　　基於這些社會背景，文官們自應形成一個具有共同思想的集團。京官為文官中的優秀分子，自然更不必說。他們無例外地從小熟讀“四書”。宋代大儒朱熹的注釋，既為官方確定，奉為正宗，則他們也早全盤接受，因之對一切事物的看法，也更為一致。他們都知道施政出於仁民愛物之心，亦即同情和憐恤之心。一個有教養的人知道他自己有生活上的需要，又對家人父子具有感情，推己及人，就不能不想到其他人也有這些需要和感情，那麼他也不得不盡力使其他人能獲得他們的需要和發揮他們的情感了。
　　天下的大道理都可以用常情來度量。即便是最為嚴格的教條，也承認因情理而發生的例外。譬如說一個人對自己的嫂嫂應當敬愛而又經常保持距離，但是當嫂嫂掉進水裏，那就不是再保持距離的時候，而一定要用手拉她。這種原則和例外，亦即古人所說經和權。這些關係，文官們也無疑地瞭若指掌。
　　因為他們都是讀書明理之人，他們也具有無背于聖賢之道的幽默感。這種愛好幽默的情趣，尤其在他們談論揶揄鴻臚寺禮官時表現無遺。他們所謂“元哭王唱，姜辣李苦”，對於這幾位贊禮官古怪的聲調作了很準確的描寫。雖然有行禮時候，他們個個一本正經，散班之後卻總是有很多令人捧腹的故事在他們中間流傳，譬如說禮官自己忘了轉彎，唱轉而不轉，武臣不等贊禮官唱跪而先行下跪等等。
　　這些為數兩千的京官，是否都能具備上述的品德，因而形成一個鞏固的集團呢？如果事情真是這樣，則他們身為文官中的優秀分子，自應感化其他文官，而後者也就應該具有移風易俗的能力，使全國1100多個縣的民風杜絕刁頑而日臻淳厚；本朝刑法中所有駭人聽聞的處罰如淩遲處死，也應當早已廢止了。如果事情真是這樣，這麼多身穿獬豸服飾的文官監視其他百官也就毫無必要，皇帝也無須乎赫然震怒，廷杖百官了。可見理想與事實，常常不能相符。否則申時行在執行職務時一定會大感輕鬆，而以下所敘的事情也不至發生了。
　　首輔申時行雖然提倡誠意，他對理想與事實的脫節，卻有一番深切的認識。他把人們口頭上公認的理想稱為“陽”，而把人們不能告人的私欲稱為“陰”。調和陰陽是一件複雜的工作．所以他公開表示，他所期望的不外是“不肖者猶知忌憚，而賢者有所依歸”。達到這個低標準，已經需要一番奮鬥，如果把目標定得更高，那就不是實事求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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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teve2046    时间: 30.8.2007 13:29
要消除文官中不願公開的私欲是不可能的。因為整個社會都認為做官是一種發財的機會，不少的小說和筆記都寫到，一個人得中進士，立即有人前來出謀劃策，如何買田放債，如何影響訴訟，如何利用權勢作額外收入的資本。北京的一些放債人，經常借錢給窮困的京官，一俟後者派任地方官，這些債主就隨同任所，除了取回借款之外，還可以本外加利，利又成本。地方官綜攬民政與財政，致富的機會至多。至於官員本身，向這種社會風氣投降的程度則各有不同。大多數人覺得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間取得一部分額外收入，補助官俸的不足，以保持他們士大夫階級的生活水準，與情操無損。另有相當數量的官員，則聲名狼藉，其搜刮自肥的劣跡令人憤慨。再有一部分極端人物，則屬清高自負，一介不苟取於人，這絕對的道德觀念，可以由古怪的南京都禦史海瑞作為代表。這三者的差別，也就是文官之間不能和諧的一大原因。
　　中樞的管理又被官僚習氣所掣肘，這是中央集權限難避免的結果。中央對很多邊遠縣份的實際情形無法直接獲知，只能依賴地方官的報告。這種文書從地方送達中樞就常常需要一個月。執筆者鋪陳情事，動輒使用自古以來最為華麗的辭藻，可是他們卻足不出戶，所引用的統計資料也許已經一百年沒有修訂過。中樞的大廈坐落在無數含糊曖昧所疊砌的基礎之上，於是就必須找出自己的行政管理辦法。
　　這種辦法，即以“責任”二字為交代。一個地區發生了問題，府縣官自然責無旁貸。例如三千亡命之徒，叢聚為盜，當地地方官必受檢舉。他可以被指責為因循貽誤，缺乏膽識，以致事態不可收拾；有時被檢舉的罪名，也可以完全相反，而被論為浮躁輕率，以致迫使亡命之徒鋌而走險。這樣，凡是發生事故，中樞之是否能作深入的調查研究已無關宏旨，上級總可以歸罪於下級地方官。周密的調查既費周折，而如果受罰者又提出證據為自己辯護，如所出事情，在他到任之前滋生，或者其差錯在於鄰府鄰縣，或者由於上級指示錯誤，則法庭也無法結案。案懸不結，責任不明，必將破壞全部文官機構的規律，失去以後賞罰的標準。
　　因之我們的政事，注重體制的安定，而不計較對一人一事的絕對公允。犧牲少數人，正是維持大局的辦法。人事考察條例，也就從這裏著眼。按照規定，四品以下的地方官三年任滿應當入京朝覲述職，由皇帝及有關部門核定他們政績的優劣。但是全國有1100多個縣，任何精明強幹的人事官員也無法詳細知道他們的具體成績，而只能在大節目上斟酌一二。如果一個地方官所統轄的地區安靜無事，稅收沒有多大虧欠，該地區的民風就是“淳厚”而並非“刁頑”，這一位地方官必為好官而非“浮躁”或“才力不及”。京官六年一考核，名為“京察”，考察也很難根據實際能力和成績，而大抵是視其人事應付能否得宜而有其上下高低。京官對這種考核總是戰戰兢兢，因為一旦得到一兩個不良的評語，則一生事業可能立即付諸東流。本朝歷史上最嚴格的數次考察，曾使兩千多文官停職降級。在當政者來說，沒有這樣的辦法，朝廷上就無法去舊迎新；在被考核的文官來說，這樣大批的斥退的確令人寒心，於是他們更要互相照顧，以作為保護安全的必要手段。
　　各式各樣的社會關係也使他們結成小集團。出生於一省一縣，是為“鄉誼”。同一年考中舉人或進士，是為“年誼”；同年的舉人或進士就像學校裏的同班一樣，在原則上有彼此關照的義務，他們的考官則不消說是終身的恩師。婚姻關係，包括男女雙方的遠親近屬，是為“姻誼”。這多種的“誼”是形成文官派系的一個主要原因。各派系的主要人物亦即後臺老闆就有提拔新進的義務；私人的困難，可以協助解決，錯誤也可以掩飾。被提拔的和被幫助的當然會對後臺老闆效忠賣力，終身不渝。
　　申時行既然身居首輔，他不能不感到這種局勢的危險。文官名義上任職於各部院寺，各有其官方的組織，但是背後又有他們私人派系。他有一次在給朋友的信內提到這個問題，深深感歎這種公私“陰陽”的區別。可是他有什麼辦法？他自己還不是依靠張居正的栽培才有今天的地位？申時行不是理想家，他深知人類的弱點不能完全避免。張居正一案已成過去，他現在的任務是要竭誠幫助年輕的皇帝治理國家大事，當務之急是增加文官之間的互相信賴。與其暴露各人的陰，毋寧提倡他們的陽。正因為如此，他被很多人目為放棄理想以妥協為前提的政客。然而還有人比他更為務實，認為所有倫理道德全是空中樓閣，最多也不過是一種理想和一種裝飾。對這種看法，申時行也不能同意。理想與裝飾究竟不同於虛偽，一個人仍能以此作為起點去推行他的誠意。
　　即算本朝推行倫理道德以作為治國的標準，收效不如理想，可是也別無更好的辦法。假如沒有這些觀念和原則，我們政府靠什麼而存在？如果放棄“四書”上說的正心誠意，仁民愛物，嫂溺則手援，如何能使2000名京官對事情有一致的看法？又如何能使18000名地方官和衷共濟，或者無端受罰而仍然歌頌“皇恩浩蕩”？我們還有什麼更好的標準去教育全國約100萬的讀書人，還有什麼更好的標準去表彰他們的祖先、寡母、賢妻？個人的私心會隨時隨地變遷，只有倫理道德永恆不變。古代的聖賢寫作“四書”的時候如此，朱熹注解“四書”的時候如此，今日仍然如此。正因為如此，它才可以在經筵上被講解者發揮，也可以在墓誌上被鐫刻，以為後人的典範。
　　這種倫理教育所收到的效果，可以用前面提到的鄒元標為例。鄒元標在1577年得中進士，時年26歲。當時他還沒有任何官職，然而根據聖賢的教導，他竟上書指出張居正的不肯丁憂的可恥可惡。這一封奏章使他在午門外受到廷杖，進士的頭銜革去，降為士兵，流放于貴州的窮鄉僻壤。一去5年，直到1583年冤案昭雪，他才被召回北京，任命為給事中，職司監察，穿上了繡有獬豸的袍服。到任不久，他又上書直接批評萬曆不能清心寡欲。皇帝用朱筆在奏章上批“知道了”三個字，給他面子，免予追究文句的唐突。然而鄒元標不識抬舉，過不多久，他二次上書，奏章上的用語更無忌諱，竟說萬曆扯謊，有過不改，而且引用“欲人勿
　　聞，莫若勿為”的諺語，揭穿皇帝的裝腔作勢，說他沒有人君風度。這就不能不使萬曆勃然震怒，準備把這個不知感恩的諫官再次廷杖。
　　一個從七品的下級文官，過去對朝廷的惟一貢獻只是檢舉了張居正，今天居然具有這種道德上的權威，敢於直接指斥皇帝，其憑藉者安在？萬曆的看法是，鄒元標和其他諍諫者並非對他盡忠，而是出於自私自利，即所謂“訕君賣直”。這些人把正直當作商品，甚至不惜用誹謗訕議人君的方法作本錢，然後招搖販賣他正直的聲望。
　　這種看法不無事實上的根據。有些文官熟讀詩書，深知百世流芳之說。他們可以找到一個題目，寧可在御前犯不敬之罪，今日受刑，明日名揚史冊。這樣的做法，說明了忠臣烈士的名譽，確乎是一種高貴的商品。否則，何以有許多人願意付出這樣昂貴的代價，放棄經過千辛萬苦掙來的進士出身，繼之以血肉甚至生命去追求？
　　既有這種人物具有這樣看法，則內閣首輔雖然承認現實，卻又不能放棄理想。
　　申時行決心做和事佬，他的誠意得到了某些文官的尊重，但並不能為全部人士所諒解。他有時被批評為張居正的循吏，有時則被指責為“首尾兩端”，即遇事左顧右盼，缺乏決心。但是申時行卻並不因這些批評而改變作風。旁人處在他地位上，可能採取比較直截了當的硬性辦法。申時行之“蘊藉”，半由天賦，另一半則因為在前任和後臺那裏得到的教訓。張居正死後被參，家產籍沒，子弟流放，如果他仍然按照張的作風辦事，至少也是沒有頭腦。今日他端坐在文淵閣中張居正留下的公案後邊，當然不能忘懷張居正當年的神情氣概。這位烜赫一時的首輔，確乎把他申時行當作門生和屬吏。但也正因他申時行能夠虛心下氣，才有進步成長的機會，而終於成為張居正的繼任人。
　　他的前任和後臺是一個聰明絕頂的人物，能夠記憶千頭萬緒的詳情末節，同時又極能瞭解各種人事的機微。在隆慶皇帝去世的時候，幾乎所有的廷臣都厭惡高拱，而對張居正卻表示好感。甚至他為了獲取首輔的地位，不惜與大伴馮保周旋，並以此得到慈聖太后的垂青種種情節，也得到同僚的諒解。1572年他開始為文淵閣主人，確實是一帆風順。然而在10年之後竟身敗名裂，成為歷史上一大悲劇的主角。申時行對這一悲劇的內容十分了然，張居正的根本錯誤在自信過度，不能謙虛謹慎，不肯對事實作必要的讓步。申時行生平不願宣揚別人的缺點，對於提拔自己的人，更不會妄加批判。他只是從這悲劇的內幕中得到了教益。
　　張居正的10年新政，其重點在改變文官機構的作風。這一文官制度受各種環境之累，做事缺乏條理。張居正力圖振作，要求過於嚴厲，以至抗拒橫生。在他有生之日，他猶可利用權勢壓制他的批評者，可是一旦身故，他的心血事業也隨之付諸流水。
　　加強行政效率乃是一種手段，張居正的目的，在於國富兵強。理財本來也是他的專長，但就是在此專長之中，伏下了失敗的種子。這其中有很多複雜情況，是為外人所未能深悉的。
　　這種複雜性首先見於稅收。本朝1100多個縣，表面上看來都是相等的行政單位，但實際每縣稅糧總數不僅不同，而且相去極遠。在多種情形下，總數一經規定，就因襲而不加修改。一個富裕的縣份，其稅糧總數可以是一個窮僻縣的300倍到500倍之間。
　　當一個縣官詳細察看他的轄區時，他更可以發現很多難於置信的事實。這足以證明我們所稱為制度，往往只是一個理想。比如說，官方所用度量衡和民間所用的就有大小的不同。又比如，很多縣份的耕地幾個世紀都沒有作過系統的丈量，其間有的增加，有的減少，甚至該地區的地形都有了改變，過去所定稅糧數額，可能已與現在實際情形大相徑庭。至於土地的所有權，經過幾易其手的典押，有時也難以認清誰是真正的地主。
　　有些縣份的稅額很低，粗粗一看，似乎必須提高稅額，至少這樣的縣份再也不應該有稅糧的積欠。但實際情形是，由於原來稅額低，不少農民已升為地主，而這些小地主，多系自耕農或半自耕農，仍去饑餓線不遠，他們的生活與農村富裕的地主和居住在城市的地主當然不可同日而語。這也就是說，低稅的實惠，早已為當地人視作當然，成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因素，欠稅欠糧的事情，不能因全縣稅低而遏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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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teve2046    时间: 30.8.2007 13:30
有些縣份的稅糧比較高，這就更不可能如數進入倉庫。在一般情況下，收稅達到一定的稅額，例如某縣已徵收了稅額的60％，則再催征其餘的40％極端困難。即使富裕的地主也會仿效貧窮的自耕農拒不納糧。他們根據多年經驗，知道一個縣官無法長期和成百成千以拖拉方式拒不納糧的戶主抗衡。舊稅未清常常是新稅之累，所以官方只好用種種名義把未收的部分減免，其後果就等於鼓勵拖欠而拒不納稅。縣官對欠稅的戶主沒有別的辦法，只能拘押一些人在官衙前拷打，以為其他欠稅者戒。然而這些欠稅人也另有對付的辦法，他們可以賄賂衙役，雇傭一批乞丐代他們挨打，稱為“倩人代杖”。南直隸蘇州府向稱魚米之鄉，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地區。申時行生長于蘇州吳縣，對這些情況已司空見慣。張居正自然也深知此中積弊，所以他給別人的一封信說蘇州以賴糧著名，“其鄉人最無賴”，此地可稱“鬼國”。
　　百姓繳納稅糧，在規定數位外尚有所謂“常例”，即各地方官按照習慣收入私囊的附加，縣官如此，以下村長裏長甲長也無不如此。地方官向上繳納稅金稅糧，總是先扣常例，至於稅額是否如數，則是另一回事。
　　張居正擔任首輔的時候，他用皇帝的名義責令各府各縣把稅收按照規定全部繳足，這一空前巨大的壓力為全部文官所終身不忘。批評張居正的人說，他對京城和各地庫房中積存的大批現銀視而不見，而還要用這樣的方式去斂財，必然會通致地方官敲撲小民，甚至鞭撻致死。這種批評也許過於誇大，但是張居正的做法和政府一貫所標榜的仁厚精神相背，卻也是事實，同時也和平素利用鄉村替老縉紳所行“間接管制”的形式不符。這種間接管制雖然行政效率極低，實際上卻為事勢所需，它在成萬成千農民之間解決了官方鞭長莫及的難題。
　　張居正還有一個錯誤，則是他忽視了文官集團的雙重性格。固然有很多官僚憑藉特權，引用私人，扶植地主和高利貸者的利益。但是“四書”所揭櫫的、為文官集團所標榜的宗旨，也並不全是口頭禪。如導之以誠意，一些有責任感的年輕人如鄒元標輩，又真能不顧一己安危榮辱，為仁民愛物的宗旨拼命。這種自我犧牲的精神，能在存亡於膚發之間擊退北方遊牧民族的內犯，也能在萬苦千辛中修復黃河的決堤。他們經常批評萬曆皇帝，其用心也未必真是“沽名賣直”，而是他們深知自我犧牲，必須得到皇帝的肯定和合作，才能使億萬百姓沾惠受益。他們之所以攻擊張居正，也正因為在他們心目中，張居正的措施放棄了古聖先賢的宗旨，而是急功好利，企圖以世俗的行政效率來代替這種偉大的精神，最終必然窒礙難行，落一個引用私人的下場。
　　從客觀條件來看，張居正之引用私人，是無法避免的。以我國幅員之大，交通通信又極落後，任何有能力的內閣，也不能對各種地方官有周密的瞭解和實際的控制。張居正一心改弦更張，10年“專政”之後，各地稅額並沒有調整；地方政府仍然無法管理農村，官吏薪給之低，依然如故。總之，這種維新不過是局部的整頓，而非體制上的變革。張居正本人認真辦事，一絲不苟，他親自審核政府的賬目，查究邊防人馬的數額，下令逮捕犯法的官吏，甚至設計各種報表的格式，規定報告的限期。他所派遣的總督和任命的尚書個個精明能幹，然而他們的誠信仍有問題。因為撇開他們本身不說，他們屬下的低級機構，依然處於各種各樣不合理條件之下，離開了權術，這些高級官員也無精明能幹之可言，而權術又總是和誠信背道而馳的。
　　在名義上張居正是皇帝的顧問，並無決策和任免的權力。為了貫徹自己的意圖，他經常以私人函件的形式，授意于他親信的總督巡撫，要他們如此如此地呈奏皇帝，然後他以內閣大學士的身份票擬批准他自己的建議。為了鼓舞親信，他有時還在函件上對他們的升遷作出暗示。這種做法，實際上是以他自己作中心，另外形成一個特殊的行政機構，以補助正常行政機構之不及。這在旁人看來，就是上下其手；以氣節自負的人，自更不願向他低頭，以免於趨附權勢的譏訕。
　　張居正的全套措施，徹底暴露了這一大帝國中央集權過度的不良後果。在下層行政單位間許多實際問題尚未解決以前，行政效率的增進，必然是緩慢的、有限度的。強求效率增高，超過這種限度，只會造成行政系統的內部不安，整個文官集團會因壓力過高而分裂；而糾紛一起，實際問題又會升級成為道德問題。
　　張居正既不能撇開文官集團而自起爐灶，他的所作所為也就無法避免矛盾。舉一個例子說，他個人物質生活的奢華惹人議論至多。數年之前，小皇帝萬曆聽說張先生要改建住宅，增修一座閣樓以便懸掛御筆，於是就親自下令由內庫撥發白銀一千兩以為資助。因為在小皇帝的心目中，他的老師官俸並不豐厚。但是張居正去世之後，萬曆皇帝才聽說北京張宅的增修費用，竟為白銀一萬兩。更令人驚訝的是北京張宅剛剛修造完畢，湖廣的江陵立即出現了一座規模相同的張宅，主其事者是錦衣衛的一個龐姓軍官，建造的費用不消說來自官庫。張居正獲悉此事，自稱於心不安，但並沒有毅然拒絕這些小人的阿諛奉獻。接踵而來的就是湖廣的地方官動用公款先後建造三座石坊以頌揚張居正的功業。次之則張居正以整理驛傳作為他自己的一大政績：當時政府設立的各個驛站，照例對來往官員供應車馬食宿，他花費了很大的心血，務使真正有公事的人，才受驛站接待。幾家屬旅行，或以私藉公，需索驛站者，查出後立加嚴懲。但是張家的僕人甚至親友的僕人卻可以任意向地方官需索車馬船隻，並及於扛抬行李的夫役。張居正要求其他官員勵行節儉，但是他卻不能以身作則，這當然不能不貽人以口實。上述情形，也許可以推說為下人蒙蔽；然而他在私人函件中屢次提到他親信的文官曾向他贈送貴重的“禮物”，包括現金和田地，這就不僅使他無法自解，也使對他同情的人不能置辯。也許在他看來，他自己的奢華和別人的節儉不過是因地位不同因而各有本分。但是在他的政敵的心目中，這就是言行不一的一大證據；即在一般人看來，這至少也是道德上的疵瑕。這些地方也使萬曆喪失對元輔老師的一番尊敬，因為事實具在，不像“謀逆篡位”一套罪狀，雖然嚴重，卻令人難於置信。
　　張居正的最後幾年裏，對他的批評者非常敏感，而對有名的文士尤甚。這些名士生平只知用華美的文章大言欺人，決不會對他崇實的作風起好感；因之他也就視此種人為寇仇。如果申時行有機會對他前任和後臺老闆發牢騷，他一定會指出張居正對待這般人的態度未免過分，而且由此而牽累了自己。因為在這些人眼中，他總是張居正的私人。平心而論，張居正對待一般文人，確乎過於偏激而有失寬厚。這些撰寫文章的專家根據“學而優則仕”的原則，認為他們的詩詞歌賦是贏得厚祿高官的資本。張居正縱使因為他們沒有濟世之才而加以拔斥，也不妨採用比較溫和的方法敬而遠之，不去觸怒他們。例如王世貞，是本朝數一數二的散文大家，又和張居正同年得中進士，按理說應該情誼深厚，然而情形卻不是這樣。王世貞一心想做尚書，多次主動向張居正表示親近，替他的父母作壽序，又贈送了許多禮物，包括一件極為名貴的古人法書。但是張居正卻無動於衷，反而寫信給王世貞，說什麼“才人見忌，自古已然。吳幹越鉤，輕用必折；匣而藏之，其精乃全”。前兩句恭維，其後則把王比作脆弱而不堪使用的武器看待，只能擺在盒子裏讓人讚賞他雕鑄之美，卻不能用以斬將奪旗。王世貞當然不曾忘記這段羞辱，他日後為他的同年作《張公居正傳》時，也就以牙還牙，行間字裏，酸辣兼備；其中提及申時行，也多輕蔑之語。
　　還有一個文壇健將汪道昆，湊巧也是張居正的同年，他官至兵部侍郎，有一筆由他經手的邊防公款，經監察官查核認為賬目中有不實之處；而汪提供的報銷，卻用華麗動人的散文寫成。張居正對此事極感不滿，他鐵面無私地在一封信上指出“芝蘭當路，不得不鋤”。汪待郎雖有芝蘭之美，然而卻開放在眾人行經的道路上，管理公路的員工張居正也不得不把這名花異卉一鋤斫去。這封信剛剛寫完，汪道昆就被迫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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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teve2046    时间: 30.8.2007 13:30
張居正開罪于文人有如上述二例。這也表現他雖為首輔，卻沒有認清文官集團還有另一種雙重性格。在他執政的時代，在名義上說，文官還是人民的公僕，實際上則已包羅了本朝的出色人物，成為權力的源泉，也是這一大帝國的實際主人。張居正按照過去的眼光仍然把文官集團當作行政工具，對其中最孚眾望的人物不加尊敬，就使自己陷於孤立的地位。直到危機四伏之際，他才發現了這一點，並且引用佛家經義，作為自己精神上的解脫，說是：“如入火聚，得清涼門。”既能在狂燎烈焰之中有冰凝水靜的感覺，則他雖尚在人間身居首輔，卻已經把自己當作烈士看待了。
　　申時行沒有做烈士的決心。他坐在前任的書案之後，認為張居正當年如能避免各種錯誤，他就沒有自我犧牲的必要。申時行記得清楚：在萬曆初年大家對張居正還心存欽慕，他們沒有責成這個首輔捨棄舊章，創造一個新的行政系統。他們心目中的大政治家，應當以個人的聲望來調和各種極端。在一般情形之下，他需要用明確而堅定的態度處理公務；但這標準只能維持到一定的限度。事態的發展逾於限度之外，則就要用恕道來原諒各人的過失。首輔的最大貢獻，則在於使各種人才都能在政府中發揮長處。大才小才，庸才劣才，全部如是。對他們起感化和領導的作用，即為申時行所稱的“誠意”。
　　除非把全部文官罷免，而代之以不同的組織和不同的原則，身為首輔的人只能和文官合作，按照他們的共同意志辦事。申時行沒有忽略文官的雙重性格：即雖稱公僕，實系主人；有陽剛有陰。他必須恰如其分地處理此中矛盾。時勢要求申時行充當和事佬，他就擔任這樣角色，至於別人的評論如“首尾兩端”之類，就只能付諸一笑。
　　申時行下決心當和事佬，固有以上的理論及經驗作背景，但也與個人利害有關。
　　他在初任首輔的兩年內，曾一再感到風雨飄搖。當日凡被目為張居正的私人，都要費一番心力，為自己洗刷。申時行固然有忠厚長者的聲名，但是他與張的密切關係，也早為人所共知。縱是他是當今皇上老師，亦于事無補。這時候萬曆皇帝年已19歲左右，嘴唇上和頷下已長出了稀疏的短須，儼然一個成年人了。他聲稱過去被人愚弄，今後當徹底地獨立自主。皇上要振作，當然是好事；然則他的動機卻出於疑忌。這又增加了左右大臣職務上的危險性。申時行也很清楚地看到，在他前任8個首輔中，只有李春芳和張四維可謂能全始終，其他翟鑾、夏言、嚴嵩、徐階、高拱和張居正6人，或遭軟禁，或受刑事處分，或死後仍被追究。表面看來，所有處分出自皇帝的旨意，其實所有案件，無一不產生于文官集團中的矛盾。首輔或是在政策上遭到多數人的反對，或是個性太強而引起嫉妒和仇視。技術上的爭端，一經發展，就可以升級擴大而成道德問題，勝利者及失敗者也就相應地被認為至善或極惡。
　　在1583年的夏天到1585的夏天，申時行似乎感覺到有一個政治上的黑箍套在自己腦袋上，而且一天比一天加緊。反對他的以年輕的京官居多，只是因為他們還沒有完全摸清皇帝對申先生的真實態度，一時不敢造次，但是攻擊已經逐漸展開。他們首先質問：張居正的四個兒子，三個得中進士，其中兩個入翰林院，申時行當日為會試時主試官之一，難道和他沒有關係？這一質問沒有動搖申時行的地位，他們接著又建議，今後大學士的兒子一律不得參加會試，這矛頭顯然是針對申時行的長子申用懋。再接著他們又彈劾吏部尚書楊巍，說他用人辦事都逢迎內閣旨意，言外之意乃是首輔專權跋扈。這兩次攻擊依然無效，但是他們參劾禮部尚書徐學謨卻取得成功，徐被迫去職。參劾者表面上的理由是他在選擇皇帝陵墓的位址時，沒有廣泛地聽取堪輿專家的意見，以致沒有選到一個真正的吉穴，但真正原因乃是徐學謨已被視為張居正的私人，而他在最近又把女兒嫁給了申時行的次子申用嘉。
　　這種攻擊是經過深思熟慮，按照預定步驟進行的。整個方式可以稱為“去皮見骨”。攻擊者常常從一些小事開始，諸如一句經書的解釋，一種諧音的諷刺，一張不署名傳單的內容，一個考題的不當等等，有時也可以在奏章上提出一個冤案，參劾一個不知名小官的家庭瑣事，或者以論水利和研究馬尾巴發難引出本題。利用這些小事可以促使公眾注意，引起文官參加，假以時日，使小事積累而成大事，細微末節的局部問題轉化而成為整個道德問題。在程式上講，發展中的步伐則須前後銜接，第一步沒有收到效果之前決不輕率採取第二步。而且出場交鋒的人物起先總是無名小卒，直到時機成熟才有大將出馬。這種方式，大凡久在政治圈子裏的人物，都已看透，他們可以從青萍之末，預測大風暴的來臨。
　　而對著這佈置周詳的攻擊，申時行險些垮臺；再加以高啟愚一案，他更是被拖到了懸崖邊上。然而出人意料之外的乃是他頂住了這種攻擊。在這危機中搖而不墜，以後重又站穩了腳跟。這是申時行生活史上的一大勝利，使他的政治地位更趨鞏固。
　　高啟愚出身翰林院，曾任南京和北京的國子監祭酒，相當於國立大學校長。由於申時行的推薦，他以禮部右侍郎的身份充任皇帝的經筵講官。按照過去成例，他之被任為大學士已是指日間事。和申時行一樣，他還很可能為來日之首輔。只是高啟愚命運乖違，正在官運亨通之際，忽然被人檢舉。幾年之前他主持應天府鄉試所出試題“舜亦以命禹”，這時被認為宣揚禪讓，即是恭維張居正有神禹疏鑿之功；在有德者則君臨天下的前提內，這也就是向張勸進。這一攻擊既陰險又毒辣，因為它正中了皇帝心理上的要害。攻擊者預料，高啟愚為申時行提拔，在這嚴重罪狀面前，申必然要出面為高辯護，於是就可以順水推舟地搞垮申時行。
　　果然計出如神，案件一發動，申時行出而為高啟愚辯護。攻擊者按照原定部署參劾申時行，又如預料申被參離職家居待勘，二輔許國代理閣務。許國又為申時行辯護，過幾天也被參劾，也同樣在家聽候處理。
　　只是攻擊者沒有預料的，乃是這一場大風浪，使萬曆皇帝作了長時間上的考慮。他把種種跡象聯繫起來，逐漸明白了這些檢舉參劾的真實用意。何以這群“保皇黨”當初在高啟愚出題勸進的時候一言不發，今日張居正已經倒臺則又振振有辭？可見他們也另有其“陰”。他們好幾個組織者都是三輔王錫爵主持會試的門生，如果搞垮申時行和許國，即可以擁護王錫爵擔任首輔。事不湊巧，王錫爵表示了充分的明智和冷靜，他不接受這樣的擁戴，反而向萬曆皇帝上書稱讚首輔申時行“泊然處中，重國體，惜人才”。
　　於是聖意乃決，申時行和許國都被挽留。皇帝特遣的宦官到兩位閣老家裏央請他們出來視事。攻擊者因之不能再加置喙。但是為了保持文官間的平衡，也為了繼續鼓勵監察官盡忠報國，對攻擊首輔的人也不便過重處罰。直到數月之後風波平息，萬曆才把其中最激烈的分子各降三級，首先參劾高啟愚的禦史，也調到外省；至於高啟愚為生事之端，即便從輕處理，也不能認為全無過失，可以令之置身事外，乃以“出題謬妄”的罪名，被褫奪文官身份和以前恩賜的祖先誥命。
　　張居正一案的餘波，到此才完全結束。故太師的頭銜既然被褫，家產也已沒收，兒子進士翰林的名稱又經一筆勾銷，今後即再暴露他所培植的私人亦不能使皇帝激動，自此朝廷內的文官還要互相攻擊，則必須另找新的題目來做文章，而不能再在張居正的驕奢無道或者窺竊神器上大加發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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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teve2046    时间: 30.8.2007 13:31
等到這一案完全結束之後，申時行才有機會平心靜氣地研究事情的真象。在所有反對他的人中，真正關心張居正的兒子如何進入翰林院以及皇帝陵墓風水好壞的恐怕很少，甚至借這個題目可以擁戴首輔以便自己升官的也不能太多。應當注意的仍是張居正本身是一個令人感情激動的題目。只要一提起他的名字，就立刻引起很多人氣憤，因此反對者不一定要費很大的氣力，即可以利用各文官間對故太師的反感，排斥他所接近的人，如侍郎兼講官高啟愚、禮部尚書徐學謨和他申時行自己。
　　為什麼張居正這樣令人痛恨？原因在於他把所有的文官擺在他個人的嚴格監視之下，並且憑個人的標準加以升遷或貶黜，因此嚴重地威脅了他們的安全感。這些官員之間關係複雜，各有他們的後臺老闆以及提拔的後進。他們又無一不有千絲萬縷的家族與社會關係，因之得罪了一個人，就得罪了一批人；得罪了一批人，也就得罪了全國。這正如他同年王世貞所說，張居正一套偏激的辦法，是和全國的讀書人作對。
　　張居正又錯誤地使用了獬豸這一動物。監察官是徵集輿論、平衡陰陽、在公益和私利中找到折衷的工具，元鋪張先生卻用它來推動自己的政策。禦史和給事中只檢舉對他不利的人物，不糾察他的行政，這種情況使他們與特務員警無異。因之張居正雖沒有獨裁者的權位，卻有了獨裁者的神通。要不是在他執政之日有這種普遍被壓抑的恐懼和怨恨，以後的反張運動就不會引起這麼多的同情，動員這麼多的力量，產生這麼多的枝節。
　　1585年，萬曆皇帝決心將張居正一案作為歷史看待。申時行也決心防止這樣的政治波瀾再來掀動本朝的上下機構，他呈請皇帝停止張居正所制定的考成法。為了有效地管制全國各府縣，這一考成法規定各科給事中按年月記載各地方官的政績，其標準為欠稅是否能夠追繳，盜匪是否能夠擒獲。官員前案未結，就不許升遷離職，甚至有些已經退休或正在養病的官員還要被傳詢答復問題。現任首輔申時行認為這種方法有欠公允。因為稅收能否如額征足，有其多方面的原因，而不完全決定于縣令府尹的能力和辦事精神；匪盜就擒或漏網，更多出於偶然的機會，如果上官不顧困難，一味逼迫下屬，下屬又逼迫兵丁捕快，就會促成許多嫌疑犯屈打成招，這也不是清明寬厚的本朝所宜有。萬曆聽罷首肯。這樣，張居正時代惟一有組織性的條例也就此撤銷。
　　為了表示胸襟開闊，申時行對參劾過自己的官員概不追究，甚至還建議其中的幾位官員晉級。另一件出人意外之事則是他替鄒元標說好話。這一位鄒元標，除了上書觸怒聖顏之外，還幫助反對申時行的一派逐走了他的兒女親家徐學謨。萬曆本來想重辦鄒元標，申時行出來討價還價，終於使鄒沒有受到廷杖，僅以除籍了事，而在鄒元標離職以後，申時行還在設法使他能第二次被召複職。
　　1587年又值京察之年，這是一個極好的機會可以宣揚他作為大政治家的誠意。京察每六年舉行一次，全部京官都將被考核。各地巡撫由於帶有都察院禦史的頭銜，所以也同於京官在考核之列。與他前任1581年的原則相反，申時行力主人事上的穩定。隨即消息傳來，政府讓大小官員各安其位。於是眾心欣慰。京察的結果，凡由進士出身的職官只有33人降級或罷免，而且這33人，沒有一個出於吏部、都察院或翰林院這些傳統上最富敏感的機關。這種恕道穩定了文官集團的情緒，也穩定了首輔自己的地位，他被眾口交譽為老成持重，有古君子之風。
　　他和萬曆之間的關係也越來越好，概言之，即已經由協調進而為親密。冊封萬曆的寵妃鄭氏為皇貴妃時，他被委為正使之一。申時行又奉派為總攬大峪山今上陵寢的建築工程，並已到施工之處巡視多次，一次在嚴寒，一次在酷暑。1587年，他報告一切進行都很順利。萬曆龍顏大悅，特賞首輔申先生織有雙喜字的錦緞一匹，讓他製成新衣，以供閱陵時服用。
　　在皇帝的心目中既已取得了很高的信用，申先生又能以他高超的勸說能力，委婉地請求今上放棄他禁中內操，即在皇城中訓練以宦官編成的軍隊，並同意不再隨便出城巡閱，管束職掌特務的宦官張鯨。這些事情，如果不是申時行採用恰當的方式調停，很可能造成皇帝與百官間的衝突。因為在這些地方文官們有他們堅定強硬的看法，要是他們一定要以道德的名義在御前諍諫，言語衝突之余，萬曆一動反感，很可能導致一意孤行。申閣老防患於未然，確已盡到從中調濟的職責。
　　反對申時行的則仍稱他為妥協，一味只顧目前適用，放棄原則。申時行當然有他的辦法答辯。他表示，要是不恢復百官間的彼此信賴，怎麼可以使他們大有作為，為皇上推行開明的政治？
　　管理我們這樣一個大帝國，在許多問題上一定是要生罅隙的。張居正以整飭紀律自居，而實際上他是強迫要求各人保證不生罅隙。申時行用恕道待人，又鼓勵誠信，就是期望各人自動地各盡其能地補救罅隙。申時行的立論並非沒有理由，但是從他四年內在文淵閣執政的紀錄上看，其成功的希望至為微小。
　　推廣誠意的方式是經常不斷地舉行禮儀，講解“四書”和其他經史，然而最近以來，申時行已經不能勸說萬曆皇帝出席他應該主持的禮儀，經筵也久被擱置。申先生內心明白，經過張居正事件之後，皇帝對各種告訐、爭論和答辯已經不感興趣，他對一切都取懷疑的態度。因為他從小束發受教，就聽說“王者無戲言”，天子應對一切事物認真，更要在一句一語之間，相信親信人的話。而現在看來，每個人都是說管說，做管做，兩不相干，這又何怪乎他懷疑一切？他之所謂“訕君賣直”，就表示他已經知道凡事都有其明暗陰陽。他對廷臣要求他為堯舜之君的說法不加反對，因為這是“四書”中的準則，又是祖先的訓示，不容置辯。可是以他的聰明敏感，誰又能夠保證他在內心深處，沒有把這種要求當成臣下為他設置的羈絆？
　　皇帝放棄誠意，使申時行至為不安。然而他沒有更好的辦法，只好自己堅持信心，靜待時機的好轉。可是無情的時光，究竟還有多少讓申時行來安排和等待呢？1587年，即萬曆十五年的秋天，他作為首輔已四年有半，今後還有四年，他仍為文淵閣的首長。在他不知不覺的用盡了命運為他安排作首輔的全段時間，那麼太傅兼太子太師左柱國中極殿大學士申時行即想在文淵閣再多留一天，也是不能為時勢所容許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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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teve2046    时间: 30.8.2007 14:22
第三章 世間已無張居正
作者：黃仁宇
　張居正的不在人間，使我們這個龐大的帝國失去重心，步伐不穩，最終失足而墜入深淵。它正在慢慢地陷於一個“憲法危機”之中。在開始的時候這種危機還令人難於理解，隨著歲月的流逝，政事的每下愈況，才真相大白，但是恢復正常步伐的機會卻已經一去而不復返了。
　　以皇帝的身分向臣僚作長期的消極怠工，萬曆皇帝在歷史上是一個空前絕後的例子。其動機是出於一種報復的意念，因為他的文官不容許他廢長立幼，以皇三子常洵代替皇長子常洛為太子。這一願望不能實現，遂使他心愛的女人鄭貴妃為之悒鬱寡歡。另外一個原因，則是他在張居正事件以後，他明白了別人也和他一樣，一身而具有“陰”、“陽”的兩重性。有“陽”則有“陰”，既有道德倫理，就有私心貪欲。這種“陰”也決非人世間的力量所能加以消滅的。於是，他既不強迫臣僚接受他的主張，也不反對臣燎的意見，而是對這一切漠然置之。他的這種消極怠工自然沒有公然以聖旨的形式宣佈，但在別人看來則已洞若觀火。
　　皇帝決心以頑強的意志和臣僚們作持久的對抗，臣僚不讓他立常洵為太子，他也不立常洛為太子，甚至不讓常洛舉行冠禮以便向翰林院的官員就讀。像這樣雙方堅持達10年之久。
　　迫於強大的輿論壓力，他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打算。但是他的屈服是帶著仇恨的。皇長子被封為太子，皇三子被封為福王到河南之國，從此皇帝的心靈上就留下了永久的傷痕，他的臣僚也再沒有機會能使他按照他們的意志執行他的任務了。皇帝仍然是皇帝，但是再也不願意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快意。像這樣又20年。
　　各種法定的禮儀在照常舉行，但是皇帝已經不再出席。高級的職位出缺，他寧可讓它空著而不派人遞補，使那些文官們除了極少數的人以外已不再有升遷到最上層的希望。臣僚們抗議的奏章不斷向他提出，他也不加答辯。因為他知道，只要在奏本上一加朱批，不論是激烈的駁斥還是冷靜的辯說，這些未批和原來的奏摺都要送到給事中的辦公室裏傳抄公佈，這就正好中了那批抗議者的下懷，使他們達到了沽名買直的目的而暴露了自己缺乏雍容的氣度。最合適的辦法就是把這些可惡的奏本留中，即扣押在宮內不加批示。
　　於是有良心的官員覺得無法執行他們的任務，只好提出辭呈。萬曆以同樣的態度對付這些辭呈，既不援例慰留，也不准離職。有的官員在忿怒之餘逕自掛冠而去，吏部建議對他們追捕而加以憲問，萬曆同樣還是置之不理。到他臨朝的後期，一個文官自動離職就意味著一個名位已被廢革，因為不再有人補缺。
　　皇帝和他的臣僚熟讀詩書，知道經典史籍贊成臣下向無道之君造反。但這無道必須到達桀、紂的程度，即以極端的殘暴加之于臣僚和百姓。現在的萬曆皇帝卻並非如此，而且除了不理上述性質的檔以外，他照常批閱其他奏章。也就是說，他的消極怠工，放棄自己的職責，是有所選擇的，他自己可以理直氣壯地表示，他是在奉行道家“無為而治”的宗旨。對於這種情況，臣僚們是找不到任何經典中的訓示來造反的。所以，不滿甚至憤激的情緒儘管不斷滋長，卻始終沒有發展成為“誅獨夫”或者“清君側”的內戰。
　　皇帝的放棄職責並沒有使政府陷於癱瘓。文官集團有它多年來形成的自動控制程式。每到屬牛、龍、羊、狗之年，北京的會試、殿試照舊舉行；地方官和京官按時的考核也沒有廢止。派遣和升遷中下級文官，用抽籤的方法來決定。吏部把候補人員的名單全部開列，一個官員除了不得出任原籍的地方官或其父子兄弟的上下級以外，他將要出任什麼官職，決定的因素不是他的道德或才智，而是出於與事實無關的一根竹簽。對於這些例行公事，皇帝照例批准，大多數情況下則由司禮監秉筆太監代作朱批。
　　在禦字48年之後，萬曆皇帝平靜地離開了人間。他被安葬在他親自參與設計的定陵裏，安放在孝端皇后和孝靖皇后即恭妃王氏的棺槨之間。他所寵愛的貴妃鄭氏比他多活了10年。由於她被認定是國家的妖孽，她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這10年，她住在紫禁城裏一座寂寞的冷宮中，和她的愛子福王永遠睽離。福王本人也是一個禍患，據說萬曆生前贈給他的莊田共達400萬畝。由於成為眾人怨望之所集，也沒有人敢為他作任何辯解，說這個數字已經被極度地誇大，而且大部田土已折銀每年未逾20000兩。
　　奇怪的問題是，皇位的繼承問題早已解決，萬曆皇帝又龍馭上賓，而關於當年延擱立嗣的責任之爭，反較問題沒有解決的時候更加嚴重。每當提及往事，就有許多廷臣被捲入，而且舌戰之後繼以筆戰。這時朝廷中的文臣已經分裂為若干派別，彼此間無數的舊恨新仇需要清算，激烈的爭論則常常肇始於微不足道的釁隙。萬曆皇帝幾十年的統治，至此已經造成了文官集團中不可收拾的損傷。
　　皇帝是一國之主，他應當盡心竭力以保持文官集團的平衡。做到這一點是很不容易的，除了公正和不辭勞瘁以外，還需要超出尋常的精明能幹。針對文官的雙重性格，需要給予物質上的報酬使他們樂於效勞，也要動員他們的精神力量，使他們根據倫理道德的觀念盡忠國事。這兩項目標的出發點已有分歧，而皇帝能用來達到目標的手段也極為有限，概言之，不出於人事的升降和禮儀的舉行。而萬曆皇帝的所作所為，正與此背道而馳。他有意地與文官不合作，不補官的做法等於革除了最高名位。他們鞠躬盡瘁，理應得到物質上的酬報，升官發財、光宗耀祖，此時都成泡影，使他們的畢生心力付之東流。再者，他又把倫理道德看作虛偽的裝飾，自然就不在這方面用功夫。很多把孔孟之道奉為天經地義的文官，至此也覺得他們的一片丹心已經成了毫無意義的愚忠。
　　表面上的寧靜通常是虛幻的。文官集團缺乏應有的和衷共濟，反而集中了無數的利害衝突，形成了一個帶有爆炸性的團體。在萬曆皇帝禦宇的48年中，特別到了後期，大臣們已經看透了中樞無複具有領導全局的能力，也就不得不以消極敷衍的態度來應付局面。此類態度類似疫氣，很快就在文官中流傳，使忠於職守者缺乏信心，貪污腐敗者更加有機可乘。這種不景氣的趨勢愈演愈烈，使整個王朝走到了崩潰的邊緣。其所以能勉強維持，實在是因為替代的辦法尚未找到。而像我們這樣龐大而歷史悠久的帝國，即使在不利的條件之下，僅憑慣性的作用也可以使這個王朝繼續存在若干年月。
　　這種氣氛，不消說令人悲觀。有一部分文官，即以後被稱為東林黨的人，發憤要力挽狂瀾。他們的理想是，精神上的領導力量可以在皇帝的寶座之外建樹。他們從小熟讀《四書》和朱熹的注釋，確認一個有教養的君子決無消極退讓和放棄職責的可能，需要的是自強不息的奮鬥。這些以君子自詡的人物，不論在朝在野，總是標榜自己的品德，而指斥和他們不合的為小人。其後，這一派中的若干人被任命為吏部和都察院的官員，職司百官的考察和彈劾。在定期的考核中，他們大刀闊斧地斥退他們心目中認為萎靡不振的官員。
　　這種重振道德的運動，其標榜的宗旨固然極為堂皇，但是缺少了皇帝的主持，其不能成功已在預料之內。皇帝也是人而並非神，即使他的意志被稱為“聖旨”，也並不是他的判斷真正高於常人。他的高於一切的、神秘的力量是傳統所賦予，超過理智的範圍，帶有宗教性的色彩，這才使成為他的決斷人間最大的權威。如果官員們承認他的決斷確乎出於他自己而非出於佞幸的操縱，那麼即使有欠公允，也可以使大家絕對服從。東林黨當然不能具備這樣的絕對權威，更何況當日兩萬名身穿錦袍的文官，作為一個整體，已經喪失了評定善惡的標準，僅憑這幾十個自詡為品德優秀的官員，反倒能訂出一個大家所承認的標準？這幾十個官員盡了很大的力量，要重新建立一種能為別人所承認的道德倫理，結果卻事與願違。反對他們的，也同樣地使用了他們治人之道，即用道德倫理的名義組織他們的集團以資對抗。
　　萬曆的去世，失去了最後的緩衝因素。互相猜忌的小團體至此公開地互相責難。一連串的問題被提出來了：當初先皇對繼承人的問題猶豫不決，在中樞任要職的人何以不慷慨直言？王錫爵身為首輔，居然同意先皇提出的三王並封的主張，即皇長子常洛、皇三子常洵、皇五子常浩同時不分高下地並封為王，這是何居心？要不是大臣們缺乏骨氣而作遷就，先皇何至把“國本”問題拖延得如此之久，致使後果難於收拾？據說鄭貴妃還有謀害皇長子的陰謀，何以不作徹底的調查追究？這些問題，沒有法律上的程式可供參照以找到答案，但是在感情上則帶有強烈的煽動性。提出問題的人自己也未必有尋根究底的決心，而只是利用這些問題作為控訴的口實，把食指指向反對者的鼻子，借此在黨爭中取得主動。
　　本朝的制度，應當說是不能聽任這種黨爭發展的。我們的司法制度極為簡單，缺乏判決爭端的根據。即使是技術上的問題送交御前請求決定，也要翻譯成為道德問題，以至善或極惡的名義作出斷語。在這種具體情況下，只有使全部文官按照“四書”的教導，以忠厚之道待人接物，約束自己的私心，尊重別人的利益，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朝廷才能上下一心，和衷共濟。要是官員們口誦經典中的詞句，稱自己為君子，別人為小人，在道德的掩蓋下奪利爭權，這就是把原則整個顛倒了。這種做法會導致文官集團的渙散，進而導致我們的帝國無法治理。這不必等到1620年萬曆的靈樞抬到大峪山下葬的時候才能明白，1587年申時行說的“自古國家未有如此而能長治久安者”，已經把這個道理說得十分清楚了。
　　但是當日的申時行並沒有足夠的力量影響輿論，此後的影響則更為微弱。皇位的繼承問題發生在他擔任首輔的時候，所以很多人都感慨在這緊張的幾個年頭之內偏偏碰上了這樣一個軟弱無能的人做了文淵閣的首腦。
　　1591年申時行被迫去職的時候，輿論對他已經喪失了同情。這原因需要追溯到上一年，即1590年。這一年之初，皇長子常洛只有足歲七歲半，但按中國傳統的計算方法，他已經9歲。這時他還沒有出閣講學，給很多廷臣造成了不安，擔心他長大以後不能和文官作正常的交往。但是出閣講學，他又必須具有太子的名義，否則就是名不正言不順。問題迫在眉睫，所有的京官集體向文淵閣的四個大學士施加壓力，要求他們運用自己的聲望，促使萬曆冊立常洛為太子。於是，以申時行為首的四個大學士向皇帝提出了辭呈，理由是他們無法向百官交代。皇帝當然也不能接受他們的辭呈，因為他們一去，就不再有人敢接受這個首當其衝的職位。
　　於是皇帝宣佈，他無意於廢長立幼，但是他不能接受臣下的要脅。他說，如果一年之內廷臣不再以立儲一事打擾他，他可以在1592年立常洛為太子。如果再有人以此糾纏，立儲就要延後。在這一妥協的條件下，各位大學士才回到文淵閣繼續辦公。
　　在這一年裏，群臣遵照萬曆的意見不再以立儲相催促，但卻都感到了氣氛的沉重。也有很多人懷疑申時行已經為皇帝所利誘，而在運用他的聲望引導京官，使他們擁護常洵。1591年春天，萬曆打算授予申時行乙太師，這是文官的最高職銜，即使是張居正，也只是在臨死前才得到了這樣的榮譽。申時行堅決辭謝，萬曆又提議賜給申時行以伯爵的俸祿，這也是沒有前例的。申時行又一次極其惶恐地聲稱他沒有功德可以接受這樣的恩賜。以上的提議雖然都沒有成為事實，但是已經使申時行感到窘迫。這種特殊的寵信使別人因羨生妒，給他執行皇帝和百官的聯絡職務增添了困難。申時行縱然以長厚著稱，但官員們決不會願意這個位極人臣的首輔再立下擁立太子的新功。就在這時候，他又成為輿論攻擊的對象。那一年的陽曆9月，福建金事李琯參劾首輔，說申時行主持的大峪山陵寢工程出了問題，按照他的情報，地基內已有水湧出。這位遠在數千裏外的地方官，冒著丟掉前程的危險來參劾首輔，其目的不外乎公開警告申時行：你雖然深得皇帝的信任，但是文官集團仍然有足夠的力量動搖你的地位，如果你不對全體文官負責的話。這位上書言事的官員在事後被革職為民，但在文官們看來，這種犧牲決不會是沒有意義的。此人既已博得了忠臣的名聲，而他的計算如果正確，他日複職加官，也是意中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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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teve2046    时间: 30.8.2007 14:23
陽曆10月，工部的一位官員因為皇帝允諾的冊立太子的期限在即，立儲大典的各項開銷理應由他負責籌備，他就編造預算，呈請皇帝批准。皇帝的朱批使全體文官為之瞠目咋舌。朱批說，他早已聲明不准臣下在一年之內催促他立儲，這個工部官員借編造預算為名而行催促之實，這就是違反了他的命令，而他也就必須按照聲明中所說的那樣，把立儲延後。這種故意的節外生枝不禁使群臣深感憂慮，人君如此缺乏誠意，他將用什麼來維持威信，統治國家？於是他們聯名奏請皇帝收回這一朱批，並希望他親口許諾的明春立儲一事能付諸實現。因為申時行正在病中，內閣大學士的聯名呈請，由二輔許國執筆。但這份奏章仍然由申時行領銜。
　　這一大規模的抗議使龍心赫然震怒。申時行獲知皇帝的反應，立即呈上一份揭帖，說明內閣的聯名奏章雖然列上他的名字，他事先卻並未與聞。被孤立的皇帝親自在朱批中感謝申先生對他的忠愛之忱。事情本來可以在這裏結束，因為大學士的揭帖系秘密文書，經過御覽以後向例是退回本人而不公佈的。但是這一揭帖偏偏為許國所截獲，他就毫不客氣地送交給事中辦公室抄錄公佈。申時行立刻向給事中索回原件不准公佈，但其內容已經在文官中傳遍，而且這種索取已發科抄寫的檔也屬違背成憲。
　　這樣重大的事件逼得當時值日的給事中參劾申時行，參劾的措辭還十分嚴厲，說他“遁其辭以賣友，秘其語以誤君。陽附群眾請立之議，陰緩其事以為內交之計”，“陛下尚寬而不誅，高廟神靈必陰殛之。這意思說，申時行是一個十足的兩面派和賣友誤君的小人，即使皇上不加處罰，洪武皇帝的神靈也會對他加以誅戮的。
　　萬曆皇帝開始並沒有體會事情的嚴重性。他降旨勒令這個給事中降級調往外省，並命令申時行照常供職。申時行準備遵旨回到內閣，然而文官們的情緒已經如火如荼，不可遏止，一個接著一個遞上了參劾申時行的本章。很明顯，申時行無法抵禦這些道德上的控訴，他的威信已經掃地以盡，再也無法取得同僚的信任。這種局勢一經明朗，他除了辭職以外，別無他途可供選擇。在這種情況下，皇帝的慰留也無濟於事。要是再戀棧不去，他就必然成為張居正第二。
　　在聽任申先生離職之前，皇帝不能沒有必要的措施以重振自己的權威。那個發難參劾申時行的給事中由降級外調而加重為革職為民。這是因為他受到了文官的表揚，而要皇帝收回處罰他的成命；而在皇帝那裏，雖然無法挽留群臣所不齒的大官，卻必須表示有能力斥退他們所欣賞的小官。其次輪到了二輔許國。多年來他和申時行在表面上似乎同心協力，這一事件暴露了他對申時行的嫉忌，而他故意公開申時行的秘密揭帖，說明了他的秉性並非忠厚，這種人自也不應在御前擔任要職。由此，許國也被參劾，皇帝批准他“回籍調養”。兩天以後，皇帝才接受了申先生的辭呈。
　　在這一場悲劇性的衝突之中，沒有人取得勝利。立儲一事竟惹起了如許風波，使兩個大學士相繼離職。既然如此，即使是最激烈的人也不便立即再提起此事，因為怕把事情弄僵而不可收拾。萬曆也很清楚，無論他多麼寵愛鄭貴妃和常洵，這廢長立幼一舉決不會被廷臣所接受，如果公開堅持自己的主張，最後勢必引起大規模的流血，這是與他所崇奉的佛教宗旨相違背的，而且流血之後也未必就能如願以償。基於雙方的這種考慮，就形成了暫時的僵持局面。
　　在處理立儲這個問題上，萬曆犯了很多錯誤。他的第一步是冊封鄭氏為皇貴妃，位於皇后之下而在其他妃嬪之上。子以母貴，常洵超越常洛而立為皇儲，就可以順理成章。然而在絕大部分文臣看來，這是以幼淩長，自然不合於倫常之道。
　　萬曆本人也同樣找不到充分的理由以公開自己的意圖，他只能找出種種藉口來拖延。第一個藉口是常洛年紀太小，經不起各種典禮的折磨，第二個藉口就是上面所說的立儲大計屬於皇帝的職權，不容許任何人加以干擾逼迫。在和廷臣往來爭辯之際，他又突然別作心裁，同日冊封三個兒子為王而不冊封太子。臣僚們不接受這個辦法，他又找出了第三個藉口，即皇后年紀尚輕，仍有生育的可能；如果皇后生下兒子，那就是當然的太子而用不著任何爭議了。這種種藉口既表明了他缺乏信用，也暴露了他沒有氣魄，因而官員們的抗議也決不會就此偃旗息鼓。
　　這種僵持的局面，應該看作本章一開始所說的“憲法危機”。因為僵局之不能打破，原因不在於法律。法律的問題始終沒有被人提起，即皇帝如果一定要廢長立幼，他並不是找不到理論上的依據。假如我們的帝國真正能夠實行法治，而繼承皇位這個問題又由一個具有獨立性的法庭來作出判決，那麼皇帝委託律師根據成文法和不成文法來作辯護，他是很有勝訴的可能的。
　　第一，常洛並不天生即具有繼承大統的權利，他的幾個弟弟也同樣沒有這種權利。因為皇帝的兒子在被冊封以前統統沒有名義，否則就用不著特別舉行封太子或封王的典禮了。第二，立長而不立幼，只是傳統的習慣而不是強制性的法規，這在永樂登極之後更為明顯。他以太祖洪武皇帝第四子的身分，用“清君側”的名義，從他的侄子建文皇帝手中奪得了皇位而根本不考慮他的二哥和三哥兩房的優先繼承權。所以在200年之後還要堅持繼承皇位必須按出生次序，就等於否定了永樂皇帝的合法性。第三，根據太祖洪武皇帝的規定，嫡子有繼承皇位的優先權，可見皇子的地位決定于其母親的地位，而出生年月乃屬次要。常洛之母為恭妃，常洵之母則為皇貴妃，前述子以母貴的原則在祖訓前仍然大可商酌。第四，如果萬曆非立常洵不可，他還可以廢去孝端皇后而立鄭氏，使常洵成為名正言順的嫡子。在本朝歷史上，宣德、景泰、成化、嘉靖四朝都有廢後之舉而並未因此發生政治波瀾。
　　為什麼萬曆在這個問題上沒有採取更為強硬的立場，例如堅決地公開宣佈他的主張，而且一口咬定立儲大計屬於他的權力範圍，不容旁人置喙，而且進一步以意圖不能實現即自動退位作為威脅，這都已經無法找到答案了。也許有一條理由可以作為解釋，即本朝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書”中的倫理作為主宰。皇帝和全國臣民都懂得父親對兒子不能偏愛，哥哥對弟弟負有教導及愛護的義務，男人不能因為寵愛女人而改變長幼之序。正因為這些原則為天下人所普遍承認，我們的帝國才在精神上有一套共同的綱領，才可以上下一心，臻於長治久安。如果僅僅憑法律的條文作為治國的依據，則我們立國的根本就成了問題，一千多個縣令也很難以父母官的身分領導他治下成千成萬的庶民。所以，萬曆要棄長立幼的企圖，縱使在法律上有可以左右遷就之處，但在堅持傳統觀念的臣僚心目之中，卻早已不直於綱常倫理。臣僚們從來沒有聽說法律的施用可以與聖賢的教導相違，即使是皇帝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在這樣強大的道德和輿論的壓力之下，他在公開場合不得不發表違心之論，否認他有棄長立幼的企圖。
　　心裏的願望難於實現而且無法明言，同時又缺乏可以密商的智囊人物，從此他就成了一個孤獨的君主。他很想把內閣大學士拉到自己這一方面來，但也不敢公然出口。而事與願違，歷屆的首輔都以群臣的發言人自居，不斷地催促皇帝按長幼之序冊立常洛為太子。催促無效，首輔只能引咎自責，掛冠而去。這樣—來，做皇帝的不得不應付幾個個性完全不同的首輔，應付幾種不同方式的催促，因而搜索出來的理由就前後不能一致，從而使人更清楚地感覺到他確實缺乏誠意。
　　雖然形勢對他十分不利，他仍然不放棄他的願望。臣僚們紛紛猜測，究竟是皇帝受到了鄭氏的逼迫，以致一意孤行，還是他想用拖延的辦法，等待皇后自然地死去？孝端皇后的健康情況據說極有問題，如果一旦不諱，皇貴妃鄭氏遞補而為皇后，就足以使任何人找不到根據加以反對。但是孝端皇后偏偏不肯合作，她帶病延年，僅僅比皇帝早死4個月。而這時由於眾意難違，萬曆早已屈服，常洛被封為太子已經20年了。
　　分析上述問題，還有一個因素不能排除，就是在萬曆登極以後，雖然坐在他祖先坐過的寶座之上，但他的職責和許可權已經和他的前代有所不同。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臣下恭維為絕對的道德標準，而他卻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長大的。他的責任範圍乃是這群文臣們所安排的。他的感情更需作絕對的抑制。這前後不同之處儘管在形式上含蓄，實質上卻毫不含糊。原因是開國之君主創建了本朝，同時也設立了作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而今天的文官卻早已成熟，他們所需要的只是一個個性平淡的君主作為天命的代表，其任務就是在他們的爭端無法解決時作出強制性的仲裁。他們要求這位守成之主與日常的生活隔絕，在仲裁爭端中不挾帶個人的嗜好和偏愛以引起更多的糾紛。坦率地說，就是皇帝最好毫無主見，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這種關係，已經由萬曆的曾叔祖弘治作出了榜樣。弘治皇帝愈是謙抑溫和，聽憑文臣們的擺佈，文臣們就愈是稱頌他為有道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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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teve2046    时间: 30.8.2007 14:24
這樣的一個皇帝，實際上已經不是國事的處置者，而是處置國事的一個權威性的象徵。他應該做到寓至善於無形。如果他能夠保持感情與個性的真空，經常演習各種禮儀，以增強抽象的倫理觀念，他就和上述要求恰相符合。
　　多少年來，文官已經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力量，強迫坐在寶座上的皇帝在處理政務時擯斥他個人的意志。皇帝沒有辦法抵禦這種力量，因為他的權威產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實際上所能控制的則至為微薄。名義上他是天子，實際上他受制於廷臣。萬曆皇帝以他的聰明接觸到了事情的真相，明白了自己立常洵的計畫不能成功，就心灰意懶，對這個操縱實際的官僚集團日益疏遠，採取了長期怠工的消極對抗。
　　1587年以後的內外形勢並不平靜，楊應龍在西南叛變，孛拜在寧夏造反，日本的關白豐臣秀吉侵佔朝鮮，東北的努爾哈赤在白山黑水間發難，但內外兵事都沒有像建儲一事能在廷臣中引起這麼多的紛紛擾擾。兩萬名身穿錦袍的文官所最關心的，乃是今上皇帝一旦宮車宴駕，誰將繼他登上寶座。即使在常洛封為太子、常洵去河南之國之後，事情仍然沒有結束。那位掩袖工讒的鄭氏日夜挨在皇帝身旁，誰敢擔保情況不起變化？因之有的忠耿之臣就慷慨陳辭，請求皇帝不要好色，自古以來，美人就是引誘人做壞事的一種因素。跟著就是謠言蜂起。有的繪聲繪色地描述了宮闈中已產生了各種陰謀。有人說，在宮中發現了木刻的偶像。人們普遍相信，如果一個精於巫術的人每過七天給這個偶像插上一根針，偶像所摹擬的人就會病入骨髓，百藥罔效。難道貴妃鄭氏真想用這種方法置常洛於死命？更令人不安的是據說還發現了皇帝和皇后的偶像。
　　在惶惶不安的氣氛中，又出現了一件奇特的事情。有一個大學土沈鯉，在文淵閣的大門旁邊豎立了一塊木板，上面寫著十項做官的戒律。每天上班的時候，他就站在牌前低聲誦讀，念念有辭。不久，宮中就傳遍了沈閣老的謠言，據說他在一塊寫有怪字的木牌前面施法詛咒。皇帝十分驚奇，叫人把木牌取來過目，看過之後隨即斥責宦官胡說八道，無事生非。
　　有些謠言還記錄於史書。比如說恭妃王氏是一個年長的女人，在和萬曆邂逅相遇的時候就已經消失了青春。此後她又一目失明，所以不能繼續得到皇帝的寵愛。另外一個故事則說是萬曆病重，自度即將不起，有一天一覺醒來，發現恭妃王氏的胳臂正枕在他的腦袋下，臉上的淚痕未幹，而貴妃鄭氏則無影無蹤。還有一個故事提到了常洛的祖母慈聖太后。她反對皇帝棄長立幼的企圖，為此和他作了一次專門的談話：
　　皇太后：“如果你真要這樣做，你將何以向天下臣民交代？”
　　皇帝：“這容易。我只要說他是一個宮女的兒子就可以了。”
　　皇太后：“你不要忘了，你自己也是一個宮女的兒子！”
　　這些捕風捉影的故事在當日不僅口耳相傳，而且刊諸棗梨，印成書籍。關於王氏和萬曆相遇時的年齡問題，在4個多世紀以後定陵的發掘中才得到澄清，因為墓誌上清楚地記載著她的出生年月，據此，她和萬曆相遇的那一年剛剛16歲，萬曆則是18歲。
　　木板印刷的發達不僅使這些書籍大為流行，而且還使一些不署名的傳單和署假名的小冊子不斷出現。這些傳單和小冊子增加了北京城內的緊張氣氛，使每一個人都程度不同地捲進了這個繼承大統的漩渦裏。有一張傳單，即所謂“妖書”，竟公然聲稱太子不久就要被廢，福王將奉召回京正位東宮，並且指出這一陰謀的參預者及其全部計畫。皇帝命令東廠錦衣衛嚴密偵緝妖書的作者，致使整個京城為之震動，不僅名列書中的人驚恐萬狀，其他無關的人也不免惴惴不安。
　　對文官集團而言，常洛和常洵的爭執，不過是把他們早已存在的衝突更加帶上了感情色彩而已。就算是沒有鄭貴妃，也沒有東林黨，文官集團中的彼此隔閡和對立，已經達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要探究它的根本，可以追溯到本朝創建之初。
　　歷史學家似乎很少注意到，本朝以詩書作為立政的根本，其程度之深超過了以往的朝代。這在開國之初有其客觀上的可能。洪武皇帝大規模地打擊各省的大地主和大家族，整個帝國形成了一個以中小地主及自耕農為主的社會。朝廷又三令五申，力崇儉樸，要求文官成為人民的公僕。在這種風氣之下，人們心裏的物質欲望和嘴上的道德標準，兩者的距離還不致相差過遠，充其量也不足以成為立政上的障礙。
　　當張居正出任首輔的時候，本朝已經有了兩百年的歷史。開國時的理想和所提倡的風氣與今天的實際距離已經愈來愈遠了。很多問題，按理說應該運用組織上的原則予以解決，但事實上無法辦到，只能代之以局部的人事調整。
　　這種積弊的根源在於財政的安排。在開國之初，政府厘定各種制度，其依據的原則是“四書”上的教條，認為官員們應當過簡單樸素的生活是萬古不磨的真理。從這種觀念出發而組成的文官集團，是一個龐大無比的組織，在中央控制下既沒有重點，也沒有彈性，更談不上具有隨著形勢發展而作調整的能力。各種技術力量，諸如交通通訊、分析統計、調查研究、控制金融、發展生產等等則更為缺乏。一個必然的後果，即政府對民間的經濟發展或衰退，往往感到隔膜，因之稅收和預算不能隨之而增加或減縮。
　　財政上死板、混亂與缺乏控制，給予官員的俸祿又微薄到不合實際，官員們要求取得額外收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上面說過的地方官的“常例”是一種普遍的不成文制度。亦即在規定的稅額以外抽取附加稅：徵收白銀，每兩附加幾分幾厘，稱為“火耗”；徵收實物，也要加征幾匹幾鬥，稱為“耗米”、“樣絹”。除此之外，一個地方官例如縣令，其家中的生活費用、招待客人的酒食、饋送上司的禮物，也都在地方上攤派。對這種似合法非合法的收入，中央聽之任之而又不公開承認。在各地區之間，這種收入則漫無標準，因為一個富裕的縣分，稅收上稍加幾分，縣令就可以宦囊充裕，而一個貧窮的縣分要徵收同樣的數字，則已是極為暴虐的苛政了。這些情形使得所謂操守變成毫無實際意義。
　　更難於判斷的是京官的操守。他們沒有徵收常例的機會，而全靠各省地方官以禮儀為名所贈送的津貼。銀兩源源不斷地流入北京，尤其是在考核地方官的那一年為數更多，這就無怪乎那位獨立特行的海瑞要稱這種年頭為京官的“收租”之年了。考核者既然接受了被考核者的津貼，還哪里談得上一切秉公辦理呢？
　　財政上的情況既是如此，在文官體制上，普遍使人感到困難的是各級地方官都沒有實際力量足以應付環境的變化。他們沒有完全駕馭下級的能力，因為各人自抽“常例”，即下級也擁有財政權；人事權則集中於北京，對下級的升降獎罰，上級只能建議而無法直接處理。
　　體制上有欠周全，文官集團更需要用精神力量來補助組織之上的不足。這有本朝的歷史記載為證。那些孔孟的信徒，在一旦需要的時候，可以不惜犧牲以完成任務。有的文官從來沒有受過軍事訓練，卻可以領導倉猝集合的民兵固守孤城，最後殺身成仁；有的文官不顧溽暑疫疾，和民夫同飲食、共起居，在洪水的威脅下搶救危險的河堤。這些好處當然不應抹殺，然則它們帶有衝動性質，也多個人成分，而且常常和緊急情況一起出現。一個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備體制上技術上的周密，則不致接二連三地在緊急情況下依賴于道德觀念作救命的符塞。說得嚴重一點，後者已不是一種好現象，而是組織機構違反時代，不能在複雜的社會中推陳出新的結果。
　　這種局面不打破，文官的雙重性格發展得越來越明顯，這也是精神與物質的分離。一方面，這些熟讀經史的人以仁義道德相標榜，以發揮治國平天下的抱負為國家服務，以自我犧牲自詡；一方面，體制上又存在那麼多的罅隙，給這些人以那麼強烈的引誘。陰與陽的距離越來越遠，找出一個大家都同意的折衷辦法也越來越困難。
　　以張居正的精明幹練，他沒有能解決這個問題。他的十年首輔生涯，僅僅剛把問題看清楚。他的一套改革辦法使文官們感受到極大的壓力而不能成功，而且招致了死後的被清算。申時行不得不把目標降低。他所說的“使不肖者猶知忌憚，而賢者有所依歸”，就表現了他調和這陰陽兩極的方針。他無意於鼓勵不法，但也不能對操守過於認真。1587年京察之放寬尺度就是這種宗旨的具體說明。在他看來，嫂子已經掉進水裏，決不能再像平常一樣保持遠距離的尊敬，而需要“援之以手”了。
　　就算是降低了標準，申時行也沒有能達到目的。有一些自命為體現正氣的年少新進，堅持“四書”中所教導的倫理觀念，對1587年京察的做法表示了極大的不滿。其中有一個顧憲成，所提出的抨擊尤為尖銳。他和他的志同道合者決心要檢舉缺乏能力和操守的官員，而不惜重新撕破申時行所苦心縫補的破綻。申時行的對付辦法就是把他調往外省。
　　所以，在立儲問題還沒有對京官形成普遍壓力的時候，他們的內部關係已經十分緊張了。張居正的強迫命令固然失敗，申時行的調和折衷也同樣沒有成功。在北京的兩千多名文官中間，存在著對倫理道德和對現實生活的不同態度，互相顧忌而又互相蔑視。有的人出身寒微，把做官看作發財致富的機會；有的人家境豐饒，用不著靠做官的收入維持生活，自然就不會同意和允許其他人這樣做。“四書”中的原則，有的人僅僅視為具文，拿來做職業上的口頭禪，有些人卻一絲不苟，身體力行。另外有一些人彷徨於上述兩者之間；也有一些人由於人事的牽涉參與了對立的陣營。
　　文官之間的衝突，即使起因於抽象的原則，也並不能減輕情緒的激動。一個人可以把他旁邊的另一個人看成毫無人格，他的對方也同樣會認為他是在裝腔作勢地用聖賢之道掩飾他的無能。而眼前更為重要的是，立儲一事絕不是抽象的原則，而是關係到文官們榮辱生死的現實問題。因為，凡是皇帝的繼承權發生爭執並通過一場殘酷的衝突以後，勝利者登上皇帝的寶座，接著而來的就是指斥對方偽造先帝的旨意或是暴戾無道；因為九五之尊必有天命和道德做背景。如果不經過這一番左右輿論的工作，自己的勝利就不能名正言順。而他手下的擁戴者，也總是要請求新皇帝以各種兇狠的手段加之于他們的對方，才能順逆分明；自己流芳百世，政敵則遺臭萬年，各有分曉。這種情形，在本朝的歷史上至少已經發生過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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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teve2046    时间: 30.8.2007 14:24
第三個登上皇位的永樂皇帝，如所周知，是用武力奪取了侄子建文皇帝的江山。在起兵的時候，他就大肆製造了洪武皇帝本來要傳位於他、建文皇帝只是矯詔嗣位的說法。功成之後，他又大批殺戮了拒絕擁戴他的廷臣和他們的家屬。第六代正
　　統皇帝，在和蒙古瓦刺部落作戰的時候被對方俘虜。廷臣和皇太后商量之後，擁立他的異母榮登極，是為景泰皇帝，俾使瓦刺不能以當今天子被其拘禁而作為談判的要脅。最後瓦刺由於無利可圖，只好把正統皇帝送回北京。一個國家不能同時存在兩個皇帝，於是正統被稱為太上皇，表面上在南宮優遊歲月，實則乃系軟禁。7年之後，擁戴太上皇的奪門復辟成功，改稱天順。功成之後，擁立景泰的臣僚受到了殘酷的對待。被戮於西市的，就有功勞卓著的兵部尚書于謙。
　　1587年表面上平靜無事，可是很多文官已經預感到如果皇
　　儲問題得不到合理解決，歷史的慘痛教訓必然會在他們身上重演。今天無意中的一言一語，一舉一動，將來都可以拿來當作犯罪的證據。就算他們謹慎小心，緘口不言，也可能日後被視為附逆，未必一定能明哲保身。然而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害怕這樣的危險，有的人卻正好把這危險看成表現自己剛毅正直的大好機會。即使因此而犧牲，也可以博得捨生取義的美名而流芳百世。因此，除了接二連三地遞上奏章以外，他們還刻印了富有煽動性的小冊子和傳單，鬧得北京城沸沸揚揚。
　　萬曆在他禦宇的後期，已經清楚地看到自己不能避免歷史的指責。他與臣僚不和，同時又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君主，這已成為定案。既然無意于做積極有為的君主，現實又無可逃遁，他只能消極無為。然而由於他的聰明敏感，他又不能甘心充當臣僚的工具，所以即使消極，他仍然頑強地保持著自己的性格。
　　身為天子的萬曆，在另一種意義上講，他不過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他的權力大多帶有被動性。他可以把他不喜歡的官員革職查辦，但是很難升遷拔擢他所喜歡的官員，以致沒有一個人足以成為他的心腹。他對大臣們的奏摺作出決斷，可以超出法律的規定，但是他沒有制訂法律的力量，官僚之間發生衝突，理所當然地由他加以裁奪，但是他不能改造制度以避免衝突的發生，而且他裁奪的權威性正在日益微弱，因為他被臣下視為燕安怠惰。各邊區的軍事問題必須奏報皇帝，但是皇帝自己不能統率兵將，在平日也沒有整頓軍備的可能。他很難跨出宮門一步，自然更談不上離開京城巡視各省。連這一點選擇的自由都沒有，居於九五之尊還有什麼趣味？
　　大小臣僚期望他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權力對國家作出貢獻。但是德行意味著什麼呢？張居正在世之日，皇帝在首輔及老師的控制下作為抽象的道德和智慧的代表，所謂德行大部分體現於各種禮儀之中。他要忍受各種禮儀的苦悶與單調，這也許是人們所能夠理解的。但幾乎很少有人理解的乃是他最深沉的苦悶尚在無情的禮儀之外。皇位是一種社會制度，他朱翊鈞卻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個人。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規範，但是道德規範的解釋卻分屬於文官。他不被允許能和他的臣僚一樣，在陽之外另外存在著陰。他之被拘束是無限的，任何個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責為逾越道德規範。
　　在他的母親慈聖皇太后去世以後，禮部立即鄭重制定了喪儀，宣佈全國居喪27日，臣民全部服喪，帽子上纏以白布。全部京官一律被麻帶孝，不許穿著朝靴而代之以草鞋，摘去紗帽的兩翅而代之以兩條下垂至肩的白布。大小寺院鳴鍾3萬響，晝夜不息。三日之內，四品以上的官員及其夫人分批整隊前去慈甯宮舉行禮儀上的號哭，號哭15次，全部人員的動作協調，一哭皆哭，一止皆止，有如交響曲。
　　人們看得很清楚，慈聖太后之被隆重追悼，並不是因為她個人引起了如此廣泛而深沉的哀思。她不過是一個形式上的代表，她的喪儀象徵了全國臣民懷念慈母的養育之恩，也表現了他們對皇室的忠悃。不難想像，這些官員和夫人在號哭完畢以後回到家裏，由於為這隆重的喪儀所感染，勢必要對長者更為孝敬，而全國的風俗乃能更為淳厚。然而萬曆皇帝卻早已喪失了這樣的信心。他已經把一切看透，儀式典禮只會產生更多的儀式典禮，作為全國的表率，他又必須在每一種儀式中使用全部精力去表現他的誠意。他在過去的生活裏付出的精力已經太多了，他已經不再有周旋應付的興趣，所以他以近日偶患濕毒，敷藥未愈，行走不便作為理由，免除了自己應該在眾目睽睽之下參加的繁文縟節。但這並不等於說皇帝有虧孝道，根據當日居留在北京的外國教士記載，皇太后入殮時的一切細節，都出於萬曆的親手安排。
　　把傳統上規定的天子職責置之不顧，時日一久，萬曆懶惰之名大著。有的歷史學家認為他的惰性來自先天，也有歷史學家則懷疑他已經染上了抽鴉片的嗜好。這些歷史學家所忽略的是下面這樣的瑣事：萬曆既已免去了自己參加典禮的麻煩，卻在用一些更為無聊的方法在消磨時光。每當天氣晴和，他一高興，就和宦官們擲銀為戲。他自己做莊家，宦官把銀葉投向地上畫出的方形或圓形之中，得中者取得加倍或三倍的償還，不中者即被沒收。這種細碎的事情表現了一個喜歡活動的人物具備著充沛的精力，但又無法用之於作出積極的創造。皇帝的這種苦悶乃是歷史的悲劇。
　　難道說守成之君就無法改造這些凝固了的制度、改造皇帝的職權進而改造他的帝國？似乎也不儘然。在萬曆之前，他的叔祖正德皇帝曾經試圖這樣做過。兩人之間相隔約有半個世紀，正德的所作所為，對萬曆自然不是沒有影響的。
　　正德在1505年即位的時候還不滿14歲。他有超人的膽量、充分的好奇心、豐富的想像力。這樣的人作為守成之君，可謂命運的錯誤安排。正德沒有對傳統屈服，他有他自己尋歡作樂的辦法，而且我行我素，毫不不臣僚的批評所動搖。與書呆子作對，也許正是他引以自娛的辦法。
　　正德登極未逾兩年，他就搬出紫禁城，不再受宮廷內部清規峻律的限制。他新建的住宅名叫“豹房”，坐落於皇城中空曠之處，中有精舍、獵房及俱樂部。從此，他就在宦官、倡優、喇嘛以及異域術士的包圍之中。如果興之所至，他也偶然臨朝或出席經筵，但更多的興趣則在於遊獵。有一次，他親自訓練老虎，為虎所傷，幸賴親信江彬的救援才得免於難。
　　江彬之見信於正德，也在於他的大膽和機警。他身上有箭痕三處，其中有一處穿過面頰直到耳根。1512年，經過皇帝的面試，他就受到寵信，甚至和皇帝形影不離。過去正德已經在皇城裏練兵，自從得到了江彬這樣英勇的軍官作為侍從，操練就更形頻繁與正規化。土兵們被分成兩營，皇帝自率領宦官組成的士兵為一營，江彬率領從邊鎮中精選的將士另為一營。部隊的服裝也與眾不同，鮮明的鎧甲上系以黃色的圍巾，遮陽帽上插天鵝的翎毛，這些都增加了士兵們威武颯爽的氣概。
　　正德皇帝整天忙於練兵，夜間則在豹房和各式各樣的人物玩樂。對朝廷上文臣和宦官的衝突，他採取聽之任之的態度。在他看來，這種爭端是無可避免的，更何況處理這些事情並不是他的專長。
　　最富有冒險性的事蹟發生在1517年。當時韃靼小王子伯顏猛可屢屢犯邊，這一年又率領五萬騎兵入寇，圍困了本朝一營官兵。皇帝準備御駕親征，借此體會戰爭的實況，並且檢驗幾年來練兵的成效。文官們對這一驚人之舉竭力阻撓，首先是一個視察長城的禦史不讓他出關。這樣的事情很容易解決，他隨即下令解除這個禦史的職務而代之以一個宦官。他出關之後採取了同樣的辦法，即不讓任何文官出關。前後四個月，北京的臣僚幾乎和皇帝完全失去聯絡。送信的專使送去極多的奏本，但只帶回極少的御批。
　　當皇帝得勝回朝，一個戲劇性的場面出現了。他在事前命令宦官打開倉庫，取出各種綢緞遍賞百官，要求他們盡一晝夜之力製成新的朝服接駕。由於過於倉粹，文武官員胸前的標誌弄得混亂不堪。原來頒賞給有功的大臣的飛魚、蟒袍等特種朝服，這時也隨便分發。官員們所戴的帽子，式樣古怪，由於皇帝的親自設計。接駕的儀式也來不及訂出詳細的規定並事先演習。陳列在大道兩旁、歌頌御駕親征取得偉大勝利的標語布幔，因為皇帝自稱“威武大將軍朱壽”，官員們只能照寫上款，並且不敢在下款稱臣。偏偏上天不肯作美，那一天雨雪霏霏，百官鵠立直至夜晚，才看到皇帝在無數火把簇擁之下騎在栗色馬上安然駕到。皇帝在城門口下馬，接過首輔奉上的酒杯一飲而盡，然後馳馬赴豹房休息，百官則依舊狼狽地躑躅於泥濘的街頭。
　　皇帝把俘獲的武器裝備陳列于宮門之前作為戰勝的實證。宮中的銀作局特製了紀念這次不世之功的銀牌，上附各色彩帶。但是他的興致絲毫也沒有帶給廷臣以鼓舞。翰林院全體官員拒絕向他祝賀，有的監察官自己責備自己失職而要求解職歸田。雖然前方官軍的圍困因為御駕親征而得以解除，而且終正德一朝，小王子也沒有繼續入侵，但是持懷疑態度的文官卻堅決不承認這次勝利。他們強調說，我軍傷亡達600人，而韃靼卻僅僅有16人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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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teve2046    时间: 30.8.2007 14:24
1518年秋天，正德皇帝要求大學士草擬敕旨，命令“威武大將軍朱壽”再次到北方邊區巡視。對這項命令，四位大學士都不肯接受。其中有一位匍匐在地，淚流滿面，說是寧可任憑皇上賜死，也不能做這種不忠不義的事情。正德對大學士的抗議置之不理，一切仍然按照原來的安排進行。在征途中，他又降下敕旨，封自己為鎮國公，歲支俸米五千石。五個月之後，他又再次加封自己為太師。至此，他就成了他自己手下最高級的文官，位居大學士之上。
　　第二次的御駕親征，由於韃靼始終避免接觸，雖然大肆搜索仍然找不到敵人的蹤影，只能無功而返，在1519年春天回到京城。這9個月之中，廷臣的抗議先是數以十計，然後是數以百計。廷臣剴切地陳奏，京城無主，隨時可能發生變亂。兩位大學士提出質問說，陛下放著好好的皇帝不做，而自我降級為公爵，如果追封三代，豈非要使先皇三代同樣地降級？首輔的抗議更為直率，他質問說，所謂威武大將軍朱壽究竟是何人？如果並無此人，就是偽造聖旨，依法當處死刑。
　　對這些諫勸與抗議，正德依然不加理睬。他的性格過於放縱而又具有充分的自信，他的不拘小節已經和這些書呆子的觀念距離得過分遙遠，以致再也無法調和。他喜歡和臣下混在一起飲酒玩樂。一個女人如有情趣，那麼不論她過去是娼妓、已經結婚或正在懷孕都毫無妨礙。在他的巡視途中，他和臣僚上下不分，以致巡撫在設宴時，他的席位竟沒有筷子。事情發覺以後，臣僚們惶恐不已，他卻認為不過是個笑話。有多少次他扔下飾有皇帝標誌的專車專輿不坐，而去和別人擠在一部民用大車上。在他為祖母舉行喪禮的時候，他看到地上滿是泥水，就下令臣僚們免予磕頭。但是他的好心腸並沒有使所有的廷臣感激，有一位翰林院修撰因為沒有機會在泥水中掙扎以表示對皇室的忠誠，就在事後寫了一封奏摺，引用孔子孟子的教訓和皇帝辯論孝道。這篇奏摺立即傳開，執筆者舒芬乃得以名揚史冊。
　　正德皇帝是否具有大將的才略，現在已經無法判斷，因為他沒有讓文官參與他的親征隊伍，而武官又不會記錄戰況。可以確知的是，他在1517年的那次戰役中曾經親臨前線。1518年冬天，他再度親臨西北邊疆，正好遇上大風雪，從者瑟縮委頓，他卻精神煥發，始終自持武器，端乘坐馬，堅持不用舒適的乘輿。這些應該認為是難得的長處，在文臣的心目中卻變得完全不可理解：為什麼一個皇帝會放棄九五之尊而把自己降格到一個不識字的武弁的地位？這種惶惑以至憤慨，真正的原因是皇帝挖空了他們苦心構築的政治體系。這個體系以仙鶴、鷓鴣、獬豸等等標誌、無數的禮儀磕頭和“四書”中的詞句堆砌而成。正德雖然沒有用明確的語言，但卻用實際的行動對它作了全部的否定。
　　所以，當正德在1519年又準備以威武大將軍的名義到南方各省巡視的時候，文官們就再也不能忍受了。全體監察官員聯名諍諫勸阻。皇帝照例置不作答，他們就列隊跪在午門外要求答復。這件事還沒有了結，其他官員已經跟著遞上了奏本，名為諫阻，實則頗有論辯並含有集體示威的味道。皇帝大為震怒，在江彬的建議之下，所有跪勸不去的146個官員每人受到廷杖30下，其中11人當場被打死或事後傷發而死。大學士全部引咎辭職，則為皇帝溫旨慰留。
　　發生了這些糾葛，南巡的籌備工作拖延了好幾個月，到秋間才得以成行。這次旅行與巡視北方不同，並無軍事上的意義而專為遊樂。江南的秀麗風光使正德樂而忘返。然而樂極生悲，在一次捕魚活動中，皇帝所自駕的輕舟傾覆，雖然獲救，但已使聖躬不豫。1520年年底他回到北京，1521年年初就在豹房病死。由於他沒有子嗣，於是群臣和皇太后商議，決定迎接今上萬曆的祖父入繼大統，是為嘉靖皇帝。
　　正德毫不費力地作弄了他的臣僚，顯出了他比臣僚確乎要高出一手。其原因，表面看來在於皇帝具有傳統賦予的權威，他想要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其實，事情並不如此簡單。
　　百官之所以絕對服從皇帝，即使不說是有條件的，但也決不是無目的的。君主專制本來與文官制度相輔相成，在這龐大的組織中，下層的官員把無數不能盡合事實的書面報告逐級遞送到中樞，以其數量之多和情況之複雜而要期望中樞事事處置得宜，自然是不可能的。端坐在寶座上的皇帝，他的力量帶有宗教色彩，其神秘之處，就在於可以使不合理的處置合理化。換言之，皇帝的處置縱然不能事事合理，但只要百官都能俯首虛心地接受，則不合理也就成為合理。正德皇帝不去培養這種神秘力量，反而偏要去表現自己的將才帥略，豈不是破壞了臣僚們對他絕對服從的大前提？
　　正德自稱威武大將軍，企圖把皇帝和作為一個富於活力的年輕人的自己分為兩事。不消說，他的臣下是不能接受這些看法的。以本朝幅員之大，人口之多，僅僅為了打敗伯顏猛可，動員部隊的力量就可能達到這個目的。問題在於，要不是威武大將軍朱壽就是正德皇帝，他怎麼能出入幾個邊鎮，指揮所有的軍隊而且有足夠的給養補充？反過來說，要是被任命為前敵指揮的將領都能有這樣的行動自由，即使戰勝外敵，我們的內政豈不大受影響？
　　事實上，我們的機構設計就不允許高級將領具有這樣的自由。各邊鎮的總兵官一定要受該地區文官的監督，在指定的地區活動。如果不是這樣，唐朝的藩鎮可能重新出現，成為重大的禍患。而如上面所一再說明的，本朝的立國以倫理道德為根本，以文官集團為支柱，一切行政技術完全在平衡的狀態裏維持現狀而產生。且不用說旁的武官，即使皇帝親統大軍，以動態作前提，遲早也會使國家的人事、行政、稅收、補給各項制度發生問題。
　　正德的一生，一意孤行到這種程度，也有其特殊的原因。他的一生幾乎談不上家庭關係。他的母親給他的影響微乎其微，宮中的妃嬪也沒有一個人對他具有籠絡的力量。在他登極的時候，三個大學士都以文章道德著稱而缺乏解決實際政治問題的能力。一個天生喜歡活動的年輕人，看到一方面是他的朝廷逐日在按部就班、調和折衷的原則下辦事，另一方面則是那麼富有刺激性的鼙鼓旌旗、金戈鐵馬，他自然會不加思索地選擇了後者。正德要求實現個性的發展，而帝國的制度則注意於個性的收縮。不論是出於自尊心還是虛榮心，正德利用他皇帝的地位和傳統對抗。協助他在對抗中取得上風的，是過去引誘他注意體育、軍事的宦官和軍官，他們掌握了京城的軍隊和特務，大量排斥反對他們的文官。他們鼓勵皇帝任性放縱，他們自己也因而得以有所作為。
　　正德的所作所為並沒有使以後的皇帝受益。相反的，他使以後的皇帝得到了更多的拘束。他的寵用佞臣，私出宮廷、自任將領，其來勢之迅猛竟使想要反對的文官措手不及。文官們雖然認為他有失人君的尊嚴，但都無可奈何。天子就是天子，這種神秘的力量出諸天賦。但是說到底，他們的絕對服從也不是完全盲目和沒有限度的。正德一朝，前後有兩個親王造反，其號召天下的理由，則是皇帝無道，違背了祖宗的成憲。用現代的術語來說，就是破壞了憲法。這兩次造反都沒有成功，其原因一方面是軍事準備不夠充分，另一方面是他們對正德業已眾叛親離的估計超過了當時的現實。然則他們作出這樣的估計，不惜把身家性命押上而作孤注一擲的賭博，一次失敗之後又有第二次，這也未嘗不可說明正德的違背成憲已經使他的皇帝資格發生動搖。要不是他在不到30歲的時候就結束了生命，而是更加長期地繼續他的所作所為，其後果究竟會怎麼樣，也確實未可逆料。
　　他去世以後被諡為“武宗”。從傳統的意義上講，這是一個明褒實貶的溢號。這時候他的親信江彬仍然掌管京城的軍隊。文官們以召集開會的名義騙他進宮，一舉而將他拿獲。他的下場是淩遲處死，家屬被沒收為奴婢。宣佈的罪狀，除了引誘大行皇帝做壞事而外，還有勒索私人財產、姦污處女和寡婦等等，無疑是惡貫滿盈。
　　當今上萬曆皇帝在1572年登極，他那位富有情趣的叔祖已經去世51年了。雖然如此，正德的一生所為仍然沒有被人忘記。如果說過去由於文官們沒有防備而讓正德任意妄為，那麼這一教訓正好成了歷史的殷鑒。他們決心不再讓朝廷的大權放在一個年輕人手裏，聽憑他任意使用，而是要設法把皇帝引進他們所崇奉的規範裏。文官們讓他從小接受翰林的教育，注意他的家庭生活和私人活動，尤其防止他接受武官和宦官的不良影響。在後來鬧得滿城風雨的立儲問題，其實也是把他納入規範的一種節目，其目的在於使他懂得皇位的繼承乃是國本，必須取得眾人的公認而不能憑一己的好惡作出不合傳統的決定。
　　萬曆皇帝缺乏他叔祖的勇氣、積極性和尋找快樂的情趣。他從小開始就沒有一天體會到自由的意義，也不是憑藉自己的能力而獲得臣下的尊敬，所以就難怪乎他不能向臣下提出明確的主張了。他讀過有關他叔祖的記錄，深知文臣集團只要意見一致，就是一種很強大的力量。既然缺乏堅強的毅力，這個孤立無援的皇帝只好一再向臣下屈服。然而他又不是一個胸襟開闊足以容物、並以恕道待人的皇帝，他的自尊心受到損傷，他就設法報復。報復的目的不是在於恢復皇帝的權威而純系發洩。發洩的對象也不一定是冒犯他的人，而是無辜的第三者。積多年之經驗，他發現了最有效的武器乃是消極抵抗，即老子所謂“無為”。
　　這樣一來，皇帝找不到更合適的事情可以消磨時光，只好看宦官擲銀為戲。他的消極怠工使帝國陷於深淵。現在危機已如此之嚴重，不論皇位的繼承問題如何解決，文官集團失去的平衡已經難於恢復。
　　只有少數最接近皇帝的人，包括首輔申時行，才瞭解到不同的環境可以為萬曆的性格和行為帶來多大的差別。他從小早熟，在皇太后和張居正的教育之下，他的生活已經有了一定的目的。當初他對於臣僚的腐化感到憂慮，自己草擬手詔，禁止官員之間互相饋贈禮物。他對於各種典禮也頗為注重，早朝的官員缺席過多，他會提出質問；掌禮官的動作有欠嫻雅，他會表示不快。其後他的懶名一著，臣僚們就誰也記不起他當初的勵精圖治：命令大學士把各朝實錄抄送給他閱覽，經常和內閣學士討論歷史上治亂興亡之跡，甚至在炎熱的夏天親臨觀看官兵的射箭比賽而使陪同他的宦官有好幾個人因為溽暑而暈倒。但目前既已如此，過去的一切就統統不在話下了。
　　他身上的巨大變化發生在什麼時候，沒有人可以做出確切的答復。但是追溯皇位繼承問題的發生，以及一連串使皇帝感到大為不快的問題的出現，那麼1587年丁亥，亦即萬曆十五年，可以作為一條界線。現在要回到本書一開頭所說的，這一年表面上並無重大的動盪，但是對本朝的歷史卻有它特別重要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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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teve2046    时间: 30.8.2007 15:21
第四章 活著的祖宗
作者：黃仁宇
　解職歸田23年以後，申時行在原籍蘇州度過了他按中國習慣計算的80壽辰。萬曆皇帝已多年不見他的老師和首輔申先生，他特派專使赴蘇州祝賀存問，隨帶紋銀50兩、繡蟒彩緞一匹、其他綢緞4匹作為賀儀。當時申時行的健康情況已經不佳，但仍然掙扎著北向行禮如儀。他在奏本裏表示感謝說，祝賀壽辰的聖旨已經供奉保存，以為子孫傳家之寶，銀緞則全部壁還，因為他無顏接受這樣隆重的禮物。他身為皇帝的蒙師和首輔，但是未能克盡自己的職責。如果不是這樣，何至理應繼承大統的皇長子到現在還沒有在翰林院的官員那裏就讀？又何至京內外大量的缺官無人遞補？據說，萬曆讀完奏章以後感到悵惘，但仍然無意於接受這含蓄的勸諫。
　　申時行把他的書房命名為“賜閑堂”。上天已經賜給他閒暇，他就用來遊山玩水，寫字吟詩。可是很顯然，不論是站在太湖之濱看著無情的浪濤拍擊已被溶蝕的崖岸，還是坐在書房裏用典雅的韻文描寫著煙雨霏霏的江南暮春，他都沒有能忘情於世事。這23年中，他留下了一大批作品，在身後由家人結集鐫版，是為《踢閑堂集》。書中詩文內容涉及的各方面很廣泛；但是一有機會，對往事的回憶和感慨總是很自然地在筆下流露。詩文中有不少曖昧、隱晦甚至前後矛盾的地方，然而我們並不能草率地認為他的著作有意欺人。從字裏行間可以看出，他對他的一生功過有自己的看法，並且對這種看法具有信心。生當末世而身居首輔，他的困難帶有時代性，其中情形特別，不是從組織上和技術上可以解決的。他沒有明確的法律條文可資遵循，他只能依靠道德習慣和人事的手腕來應付一切。其中有內外參差之處，已不待言。在退職閒居以後，這位昔日的首輔對自己的過去毫無懺悔之意。他的思想平靜，他的良心沒有遺憾，因為形格勢禁，他只能用調和折衷的辦法來解決問題。他自信他在執政期間的所有措施均出自誠意，這一大前提使他捫心無愧，至於成敗利鈍，那又並非他個人的力量所能左右。
　　他當然聽到過別人的批評。有人說張居正雖然剛愎自用，畢竟還有所成就；而忠厚長者申時行的記錄卻如同一張白紙。對這些抹殺事實的意見，申時行自然不為所動。在他看來，以道德力量作為施政的根本，關鍵在於防止壞事發生，而不在於瑣屑地去解決問題。如果真像批評者所說他的施政記錄是一張白紙，這反倒證明了一切都已納入規範，機構運轉正常，因此無事可記。然則申時行自己明白，他沒有能達到這個最高目的。至少，他這個皇帝的最高顧問，沒有能找到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去解決繼承問題。他竟為此而去職。對於這個問題，如果說有些人犯了錯誤，那他申時行的差失，也不會比旁人更嚴重，最低限度不會與二輔許國的錯誤相提並論。他身居首輔，處心積慮地想在幕後不動聲色地解決這個難題，而許國偏偏不能體恤時艱，將折沖於樽組之間的底細，全盤托底公佈，以致弄到不可收拾。
　　申時行雖然號稱謙虛抑讓，但畢竟沒有達到唾面自乾的境界。他無意於接受那些在他看來是不中肯的批評，否則，他又何必把過去的事實和自己的看法來回反復地寫入自己的詩文裏，而且囑咐兒子們在他身後結集刻印？顯然，他期望後來的讀者稍一思索，就能理解他施政措施的真正意義，並且承認他的成就超過了表面上的平凡。
　　今天重讀《賜閑堂集》，恐怕多數讀者可以承認，申時行在文淵閣的八年半時間裏並非完全尸位素餐。他在行政上的成就，往往得力于微妙的人事安排。這樣的方式本來就帶有間接性，而他在執行時既不採取大刀闊斧的方式，也不多加渲染，這樣，他的成績就很少為人所理解，也更少為人所仰慕。舉一事即可為證：假如他真是除了忠厚和平以外就一無可取，那麼在他執政時期發生的黃河氾濫問題，一定比實際情形要嚴重得多。
　　自古以來，治理黃河就是我們帝國的一大難題。由於河水流經黃土高原，疏鬆的黃土隨著河水順流而下，沉積於河床；河床過高，一旦遇到洪水，就極易沖決河堤，造成嚴重的水災。每次決口，生命財產的損失均不可勝記。
　　可是對於這一問題，中樞的唯一辦法，就是責成總理河道的禦史妥善處置；其中技術上的問題和人力物力的動員，都需要這位元欽差大臣在他職責範圍之內就地解決。根據過去的經驗，大規模整理河道，地區往往涉及數省，有時填高鑿低，等於改造地形。在這樣巨大的規劃之中，自然會有意見紛紛，莫衷一是。有時尚未開工，爭執已起。所以中樞雖不直接領導工程的設計和進行，但是它所採取的立場，卻必然對全盤形勢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如果一個總理河道的禦史執行他的規劃尚未及半，突然被參免職，而他的繼任者又採取完全相反的主張辦事，則百萬生靈，就可能犧牲在這種官僚政治之下。
　　首輔申時行所賞識的治河專家是潘季馴。這位專家提倡“河道緊縮說”。黃河所以為害，原因是河沙淤集，河道不通。對於這一點專家們都無異說，但在解決的方案上則有截然不同的主張。有人建議加寬河道，他們認為河道寬則水流暢。潘季馴則以為河道寬則流速小，流速愈小則泥沙沉澱的機會愈多，經過若干年月之後，河床就會愈積愈高。他主張，應該選擇重要的地段把河道收緊，同時把附近的清水河流用人工疏鑿引入黃河，以增加黃河的流速，照這樣的辦法，可以不需要經常疏浚而可以“自浚”。“建堤束水，以水攻沙”，就是他歸納上述方針而概括成的八字箴言。他又建議，河堤不能幾十裏、幾百里相連不絕，應該預先在河水洶湧的地方留出缺口，而在缺口之後築成第二、第三道的“遙堤”，和第一線的河堤之間構成“含水湖”。大量河水在缺處突破第一線，流至遙堤，流速已經降低而儲蓄在這些人工含水湖中，就不致擴大其危害。
　　在河堤合龍和迫使河水改道的工程中，潘季馴使用“柳輥”作為有力的工具。這種柳輥通常長150尺，圓周20尺，製作的方法是先用植物和泥土像織地毯一樣構成長塊，再用大樹和繩索造成中心卷架，然後把這塊“地毯”卷在架上，用大樹枝和大繩索四周擁緊。這一用泥土、樹枝製造的大圓柱體遇水可以膨脹，因而不致被急流沖走。每一柳輥由成百上千的民工拖運到選定的地點，當地尚有上裝大石塊的舢板，早已準備停當。柳輥就位，舢板鑿沉。隨著一聲號令，大批的民工，把他們已經擺在肩上的泥土以最快的速度堆放在這倉碎搶護而成的土堤上。待到決口堵塞，再逐步把堤壩加固。很多地段日後還加砌花崗石，遠望一線白色，頗為美觀。
　　對這樣規模浩大的工程，中央政府無力支付所有的費用。通常發給的款項，僅能在初步設計時作籌組全局的辦公費。茲後總理河道的禦史被派為當地的總督，有的還帶有尚書、侍郎的頭銜，以便於他在許多府縣徵用人力物力。所有的民夫、工具、糧食、醫藥和交通、通訊等等都要就地通盤籌措。所以，這一位元總理河工的大臣除了工程經驗之外，還必須要具有操行無可疵議的記錄，這才能深孚眾望，動員這許多府縣的地方官，指揮如意。
　　潘季馴過去治河多年，無論經驗或者聲望都符合上述條件。他在1584年已官至刑部尚書，當時為了代張居正的家屬求情，觸犯聖怒，因而被革職為民。1587年黃河幾處決堤，開始的時候委派了一個沒有多大聲名的官員採取了若干緊急處置。1588年，在討論總理河道大臣一職人選的時候，潘季馴的名字有人提到，但沒有人敢向皇帝作堅決請求。正好這時候皇帝自己提出這一職務應當由“老成才望”的人充任，所以申時行才示意給事中薦舉起複潘季馴，事情得以順利通過。申時行還怕有人議論，又正好萬曆召見他面詢其他政務，他就在談話中插進了“皇上留意河道，拔用舊人，一時在任，皆稱諳練”這些話。這談話紀錄一經給事中辦公室抄寫公佈，潘季馴之出任“總督河道兼理軍務”一職，也就等於出自皇帝自己的主意，反對他的就不能隨便議論了。自此在申時行任首輔的年月中，潘季馴一直負責治河，成績卓著。而到申時行離開文淵閣以後不久，他也被參劾而再度罷官。
　　在文淵閣的八年半中間，北方邊防沒有發生重大事件，也是申時行引以自豪的政績。其實當時危機並未消失，只是依靠他處理得當，才未釀成大變。
　　1590年，本朝的一員副總兵李聯芳在甘肅、青海交界的地方陷於蒙古軍隊的埋伏，力戰身亡。北京的文官大部分主張應當興兵討伐。這時候萬曆皇帝已很少在公開的場合之下露面，由於這一重大事件，他破例舉行早朝，朝罷以後繼續和各位大學士討論對付的辦法。萬曆同意多數廷臣的意見，認為應當採取強硬態度，然而申時行則持有不同見解。
　　申時行的看法是這樣的：50年前，北方蒙古各部落在俺答的號召下組織成一個同盟，勢力所及，東西連亙兩千里，與本朝軍隊屢屢作戰，殺傷軍民不計其數。到了1570－1571年冬天，俺答改變宗旨，願意約束各部不再犯邊，而以賞賜給他的津貼和互市的權利作為交換條件。廷臣討論之後鑒於和平的局面對本朝有利，所以接受了他的提議，還封俺答為順義王，其他部落首領也分別給予不同的名義。
　　俺答對這修好的條約忠實履行不渝。他去世以後，兒子黃吉台尚能維持現狀，到了孫子扯力克，就已經沒有約束各部落的能力，全蒙同盟名存實亡。在甘肅、青海間活動的蔔失兔和火落赤兩部，尤其不受節制，經常向西南方向騷擾。一旦被質問他們就聲稱是“搶番”，即搶劫這一帶的回、藏諸部，而並非侵犯天朝。這種做法使他們既保持了賞賜和互市的利益，又保持了行動的自由。
　　1590年，本朝的一個被稱為“方大醉”的下級軍官，聽到軍士報稱蒙古騎兵侵掠邊境，他就單人獨馬沖到出事的地方。蒙古人準備答話，此人乃一介武夫，一言不發，舉刀就砍。蒙古人在退走時拔箭射中了這位莽漢，致使他第二天創發身死。於是軍中群情激憤，堅決要為他報仇。洮泯副總兵李聯芳追逐敵軍，遇伏陣亡。報告送到北京，議論就哄然而起，大都主張停止互市，出兵作戰。順義王扯力克也作了戰爭的準備，渡過黃河，即將陷洮河，入臨鞏。情勢如箭在弦上，一觸即發。
　　然而在申時行看來，情況並非沒有緩和的可能。他不能相信扯力克已經下定了全面戰爭的決心，因為他的同盟並不團結，並不是每個部落都願意放棄互市的利益而與本朝作戰。如果和平的希望沒有斷絕就決心接受全面戰爭，這不能說是明智的辦法。邊境上發生這樣的事件，確實暴露了本朝的弱點，增加了蒙古人的野心。但補救的辦法不在於發動戰爭而在於鞏固內部的力量。如果邊防軍的空額都已補足，各邊鎮的倉庫充實，以遊牧民族耳目之靈通，他們是斷乎不敢輕易挑釁的。如果邊防的情況依然故我而本朝與蒙古人貿然交兵，縱使在局部地區取得勝利，這聯綿幾千里的邊防線，終歸是要被對方衝破的。說到底，即使本朝的軍隊獲捷一百次，也不能宣佈佔領了大沙漠；而對方取得一次決定性的勝利，則可以使本朝徹底垮臺。
　　這一次處理邊境危機的經過，更清楚地闡釋了我們帝國的特質，從此中看出：軍事機構受文官控制不是沒有理由的。邊防需要作出全面計畫和長久打算，動員的程度則既不可過低也不可過高。一般說來，全國的情況有千差萬別，不容許中樞凡事過問。因之皇帝的領導多少帶有抽象性，應當集中全力鼓舞臣工，而不必在每時每事上加以處處干預。然則在緊要關頭，皇帝左右全局決定和戰的領導力量，卻又千萬不能等閒視之。就在這燥熱的1590年夏天，申時行因為有了萬曆皇帝的支持，終於避免了一場以國運為賭注的戰爭。這使他更進一步地體會到了本朝傳統的優越性：讓年輕的太子受傅于翰林學士，實在是高瞻遠矚。日後太子登極，翰林學士也被擢升，初為內閣中的副手，再遇機緣遂成首輔，這不僅保持了中樞人事的連續性，而且憑著老師和學生的親切關係，可以使許多棘手的事情輕易而圓滿地得到解決。
　　

[ 本帖最后由 steve2046 于 31.8.2007 15:0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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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teve2046    时间: 31.8.2007 14:07
首輔和萬曆在1590年陽曆8月25日的談話，是記錄中的最後一次。表面上看來，師生君臣間的討論似乎散漫無重點，而實際上申時行以極為謙卑的語調，達到了當面稟奏的目的。磋商的結果，所有的總督巡撫都供職如故，沒有人因為這次邊境出事而被撤職或受到其他處罰，這表明皇帝對邊區各地方官的信任並未動搖；同時與俺答所訂立的和平條約至此已20年仍然有效，不因局部衝突而廢止。首輔又提出，所有官軍的防禦不可鬆懈，並應對蔔失兔和火落赤兩部特別戒備。再之則建議派遣一個重要的文臣去各邊區協調全部戰略處置。這次在御前的談話既經送交午門傳抄公佈，則中樞的決心已定，不容置喙。因之磨拳擦掌的主戰派乃不得不稍事收斂。（詳附錄一）
　　4天之後，原來掌管京軍訓練、帶有兵部尚書銜的鄭雒被派為北方各鎮的經略。這時甘肅、青海邊境的形勢已經穩定，本朝的軍隊沒有發動攻擊，蒙古鐵馬大舉內犯的可能性也沒有成為現實。1591年初，鄭雒乘蔔失兔企圖與火落赤會合的時候，突然襲擊其側翼，截獲了大批牛羊和其他給養，同時又按照申時行“清野”的指示，讓青海的很多回藏部落他移，並把蒙古人所建造的喇嘛廟和最近運來的木材付之一炬。很多草地也以“燒荒”的方式加以破壞。扯力克看到繼續往西南移動沒有前途，也就率領主力返回黃河東北。此後蒙古人還將與本朝的將士在各處作小規模的交鋒，但是，合併長城以外各部並征服回藏以構成一個遊牧民族大集團的計畫，就只能永遠放棄了。
　　首輔申時行的執政紀錄相當複雜。他對邊境問題的處理是否全部合適，即令時至今日，也不是易於判斷的。但是有一件事情總應該提到，就在這1587年即萬曆十五年，遼東巡撫注意到一個建州酋長正在逐漸開拓疆土，吞併附近的部落。他覺察到養虎將要貽患，就派兵征討，但是師出不利。他認為失敗的原因，在其部下開原道參政不照命令行事，而堅持其個人改剿為撫的主張。巡撫參劾這參政的奏摺一到北京，被參者反而取得到了京中監察官的同情，他們又出來參劾這位主剿的巡撫。申時行認為這完全是一件小事，不值得引起內外文官的不睦；所以他又以和事佬的身份出面調停，建議皇帝視雙方的互相參劾業已彼此對消，也不再作是非可否的追究。於是這位酋長今後得以為所欲為，而且還能夠繼續利用本朝內外官員的不和來發展他自己的千秋大業，此是後話，也不在本書敍述範圍之內。這位元酋長並非別人，據當日記錄稱，他名叫努爾哈赤。若干年之後，他的廟號則為清太祖。
　　很多歷史學家沒有提到申時行和扯力克之間的這段糾葛，更想不到他和下一個王朝的創業人還有過這一段因緣。在歷史學家看來，申時行一生做官執政的最大功罪都應以萬曆年間的立儲問題為始終。
　　多數文官對申時行深感不滿。最初萬曆皇帝起下了廢長立幼的念頭，就已經是不德不義了。申時行身居首輔，他自應以去職力爭，不得已就應當以生死力爭。他是第一個可以在御前說話的人。如果採取了這樣堅決的態度，即使因此而去職甚至犧牲，他的繼任者也會不得不仿效他的做法，加上廷臣的輿論又是如此一致，皇帝就會被迫接受公議，以後的僵局也就不會發生了。
　　作這樣評論的人完全忽略了申時行的性格和他的處世方針。正由於態度溫和，申時行才獲得皇帝的信任並建立了親切的關係。多年來，這位首輔正是巧妙地利用這種關係，促使皇帝的一舉一動接近于文官集團的期望。天子既要使用他人間的絕對權威而又不能摻進他個人的愛憎，這本來就不容易恰到好處，而要申時行採取硬性辦法督促，事實上也是無法做到的。
　　指斥申時行有意讓皇帝拖延立儲的說法是毫無根據的。官方記錄所載，還在常洵剛剛出生的時候，他就曾呈請皇帝早立常洛為太子。在問題剛剛露頭的時候就以明確的方式提了出來，見微而知著，不可以不謂為遠見卓識。
　　立儲問題會成為萬歷朝中的一大難關，申時行在受命冊封鄭氏為皇貴妃的時候可能就有所預感。他當時位居文臣之首，這隆重的冊封儀式自然需要他的參加和領導。他和定國公徐文壁在御前接受了象徵權力的“節”，在禮官樂師的簇擁之中向右順門進發。主管的宦官在門口恭迎。他們兩人以在嚴穩重的態度把“節”、金印以及制冊交付給宦官，然後再由宦官捧入宮中授與貴妃本人。這一套安排等於宣告於全國臣民，封妃的典禮既由朝廷中最高的文武官員主持，則被封的鄭氏已非僅閨房之寵倖而實為國家機構中的一個正式成員。連帶而及的則是皇貴妃的地位僅次於皇后而在其他妃嬪之上，那麼來日她的兒子常洵可能繼承皇位，就不能說是全在廷臣預聞之外了。
　　但是萬曆皇帝卻堅決地否認這種關係。他說冊妃與立儲是兩不相干的事。申時行在冊妃之日，曾奉萬曆之命，作詩歌詠其事。詩中有雲：“漢殿俱矜寵，秦台早得仙，今朝被李賦，參和《小星》篇。”他深感天子雖為天子，仍不免有閨房兒女之情，因之萬曆提及他和鄭貴妃的關係（詳附錄二），申先生不置一辭。他還理解，皇帝仍然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也有他理智和感情的交戰。關於立儲一事，申時行自始至終主張忍耐，等待萬曆改變主意，他的皇上兼學生不是一個沒有理智的人，假以時日，他自己必然會對這問題找到合理的解決，而施加壓力則於事無補。
　　日後事態的發展證明首輔的估計並不正確。時間並沒有成為有利因素。他在文淵閣八年半的任期中，接觸過各種複雜的人和事。他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辦事方針，並不能永遠做到彌患補闕，相反，有時造成的嚴重後果，竟會大大超出他的始料所及。
　　申時行在1583年擔任首輔。開頭的兩年，他的前任張居正一案得到解決。這個問題一天不弄得水落石出，萬曆和他的老師就一天不知道彼此的真正意圖。到了1585年，這一大案件才被徹底了結。於是此後有好幾個月太平無事。到了1586年初，常洵出生，鄭氏被冊為皇貴妃，立儲的爭執已經肇始。但就在這前後，萬曆已經發現他想做的事情統統不能做到，於是他想勵精圖治的念頭就一天天減退。隨之而來的是臣下的奏疏中指斥他荒怠的字眼也越來越無忌諱。有一本奏摺上說，如果皇帝不接受他的意見，天下臣民必將視之為無道，而列祖列宗也必將痛哭於九泉。皇帝剛剛批示說此人語無論次，應當降級外調，另一個人跟著奏上一本，內稱皇上的朱批不甚合適，那位進諫的人乃是忠臣，不但不應降級，而且應當表揚獎勵，以表現虛懷納諫的人君風度。這種“上下否隔”的情形既已開端，至1587年就更加惡化。
　　申時行是一個敏感的人，他具有窺測旁人心情的能力。他辦事的原則基於對本朝政治制度的深刻瞭解。在這種特殊的制度之下，人君和人臣務必互相遷就互相讓步。倘不如是，一方面堅持大義所在，絲毫不放鬆，則只有逼使對方採取消極態度。臣僚可以請求辭職，首先由個人“乞骸骨”而延及集體，如果被革職，反倒被視為榮譽；皇帝不能讓位推賢，他所能採取的方式是怠工，即不出面主持禮儀，不見群臣。1587年，當首輔申時行還只是顧慮到有這種可能性時，萬曆的朝廷已經朝這個方向邁進了。
　　在這一年還未到歲暮之際，皇帝所使用監視內外的秘密員警遭到了攻擊。東廠直屬于司禮監，下轄錦衣衛，其秘密情報為皇帝處理政務所不可或缺。情報的內容非常廣泛，包括市場上重要商品的價格、各個城門的進出人員和交通工具、北京市內火災的情形等等，其中又萬不可少的一部分，乃是從各處竊聽得來的談話。這種情報機關在本朝已有兩百年的歷史，早已成了政治體系中之一環。憑心而論，在本朝歷史上，萬曆皇帝不能算是過分地運用廠衛鉗制臣僚的君主。然則對百官來說，特務機
　　構總是無形的枷鎖；政治上的迫害先不說，即使“家中米鹽猥事，宮中或傳為笑謔”，也大大地損害了他們的自尊心。他們早想動手制裁廠衛而苦於沒有找到恰當的機會。
　　其後衝突的導火線出人意外。北京城在本朝為大興、宛平兩縣所輯。是年任職的大興縣縣令，因為一件小事責打了太常寺供奉祭祀的樂舞生，而樂舞生有其不可侵犯的地方，責打他們，也就是蔑視祭祀大典。因之這個大興縣令被發交三法司審問。所謂三法司，即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三個官署混合組成的法庭，通常只受理復審。這次所以破例，是由於太常寺提出了冒犯宗廟的重大罪狀。文官們雖然覺得這罪狀近於小題大做，但如果經過三法司這一機構審問，事情可以早日了結。
　　事情又牽涉到了東廠。東廠下設鎮撫司，凡屬觸犯皇帝的案件和牽涉到官員們的刑事案件，這個鎮撫司同樣具有訊問以至拷打之權。當得知三法司已經受理大興縣令這一案，他們表示不再爭執審訊權，只要求派出兩名錦衣衛校尉出席旁聽，以便把經過情況向皇帝報告。
　　刑部尚書李世達認為這一案件屬於文官內部的糾紛，用不著東廠錦衣衛的干預。但是東廠提出要派兩個校尉參加旁聽，他又沒有嚴辭拒絕，而只是托辭推諉，說什麼人犯未齊，尚未審問。及至開庭審問之日，這兩個校尉則給維持秩序的文官所阻擋，不得入內參與旁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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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teve2046    时间: 31.8.2007 14:08
如是情狀據實報告到皇帝跟前，致使龍顏大怒。萬曆對於太常寺和大興縣的衝突並無興趣，他所以震怒，乃是文官們拒絕校尉旁聽，明明是故意和他過不去，因之已不能對此表示沈默。於是他一面讓宦官口傳聖旨向文淵閣提出質問，一面聲稱他要把這一案件移交東廠鎮撫司審問。這時，首輔申時行又以和事佬的身分出現，勸說李世達向皇帝賠禮道歉。李世達照此辦理，皇帝因而得以保全面子，取得了精神勝利。可惜的是這精神上的勝利維持的時間未免過短，幾個月之後，文臣們又找到了管理東廠宦官張鯨的差錯，群起而攻之。
　　檢舉張鯨的奏章中指斥他與某些文官勾結，並且接受賄賂。其所列舉的罪狀看來都鑿鑿有據，只是當時勾結為奸，納賄貪財的一段罪狀也可以加之於許多高級廷臣身上，寫奏呈的人似乎全未計及。張鯨事後感慨，由於他的嘴巴說話太多，所以才招致了那麼多的攻擊，不能算是事出無因。只是根本的原因還是在於機構本身，其職務與文臣的利害相違。萬曆一朝的衝突，文臣佔優勢，與天啟朝廠衛跋扈、緹騎氣焰沖天的情形恰為尖刻的對照。
　　起初，萬曆皇帝還沒有意識到事態的嚴重，他以為對張鯨作一番口頭申斥就足以了事。廷臣見參劾無效，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準備參劾全部的大學士。以造成張鯨不除、內閣也別想安生的輿論壓力。由於群情鼎沸，萬曆只好承認失敗，把張鯨免職。據當時接近皇帝的人透露，這件事曾使皇帝大為傷心。但就在張鯨將去未去之時，尚有一個下級官員不知道皇帝已經屈服，竟然又上了一個奏本，說張鯨如此難去，想必是皇帝陛下也接受了他的賄賂。這種無禮的奚落使這位官員挨了六十廷杖，但是年輕的皇帝卻為此而更加心灰意懶。他本來已經對早朝和經筵感到極度厭倦，至此他拿定主意，今後再也不願意公開接見這些不誠實的、口是心非的臣僚了。他隱居在深宮裏，唯一能和他呼吸相通、憂患與共的就是貴妃鄭氏。
　　多年之後，申時行辭職家居，追思往事，他既不埋怨皇上，也不指責自己。他在著作中只是提到了年輕人不知世務，輕舉妄動，以致弄得事情不可收拾。他回憶起在他擔任首輔八年半的時間中，曾經有過一個絕好的機會襄助皇帝成為堯舜之君。此即1585年張居正一案落實之後、1586年初常洵尚未出生之前的幾個月。然而這機緣卻又這樣地短暫，他稍一忽視，就一去而不可再得。
　　當時的萬曆皇帝真是精神煥發、勵精圖治；對申先生提出的要求也全力以赴，極為難得。在我們形式化的政府中，表面即是實質。皇帝既能熱心參與各種典禮，就充分表示了他的誠意，足以策勵臣工趨向勤儉篤實。申時行只要閉起眼睛，就立刻會在記憶中浮起當年皇上步行祈雨的一幕情景。這件事發生於1585年，歲次乙酉，即當日“萬曆之治”可能成為現實的短時間內。
　　這次祈雨與往常不同。在經過的儀式中，萬曆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向普天之下表示了他關心民瘼的誠意。1584年入冬以來，北京一帶就缺少雨雪。次年春夏之間亢旱更甚，河流見底，井中無水可吸。御前對此極為焦慮，在命令各個地方官求雨無效之後，他決定親自向上天祈禱。所採用的祈禱的儀式，一部分由禮都在檔案中參考成例草擬，但具體細節卻出於皇帝禦制，比如要求全體人員徒步走赴天壇圓丘而置轎馬於不用，就完全是他自己的主意。
　　儀式舉行的前三天，皇帝已經齋戒。前一天，他又在宮中奉先殿默告祖宗，隨後又面稟慈聖太后。致上天的表文則親筆稱臣簽上朱翊鈞的名字，先一日送至南郊神庫。
　　陽曆5月16日黎明，皇帝駕到皇極門，他的衛士和隨從排開成為一個長方形的隊伍。此時禮官報告，各官在大明門整隊已畢，皇帝就開始步行出發。
　　北京的居民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樣莊嚴而樸素的儀式。所有的人員，包括皇帝、文武百官和宦官，一律穿藍色布袍，頸部和下緣以黑布鑲邊，平日的金銀玉帶此時全部不用而代之以牛角帶。旗幟和樂隊也概行免去。大街左邊是兩千名文官，右邊是兩千名武官，都列成單行兩相對稱，浩浩蕩蕩，和皇帝一起步行前往天壇。
　　這些幸運的居民得到了一生中唯一的機會親眼看到了當今天子。祈雨的隊伍經過大街，一切交通當然需要暫停。但是天子平時出行時採取的“除道”措施，即要求全部店鋪關門、行人斂跡的規定，這次卻免予執行。這也是皇恩浩蕩，允許小民有一睹天顏的機會。居民們所看到的萬曆皇帝是一個相貌端正的年輕人，臉圓須短，身材稍胖。他以如此虔誠的姿態邁著穩重的步伐，使看到的人無不為之感動。
　　對萬曆皇帝來說，這十裏之遙的長途步行當然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因為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的如此跋涉，而且當時的天氣已愈來愈熱。
　　天壇圓丘在北京城南部，為今上的祖父嘉靖皇帝在1530年所建。萬曆皇帝在這同心圓的最下一層石階上跪下祈禱，上香之後，又向上天叩頭4次。文武百官列隊站立在南牆之外，當皇帝跪拜時，贊禮官在昭亨門傳贊，百官也依樣跪拜如儀。
　　行禮既畢，皇帝召集大學士、六部尚書和其他高級官員在左欞星門外所設的帳篷內發表訓辭。萬曆聲稱，天時亢旱固然是由於他本人缺乏德行，但同樣也是貪官污吏克剝小民、上幹天和的結果。現在務必要改弦更張，斥退壞人，引用好人。申時行即席代表全體官員致答辭，聲稱臣等奉職無狀，以致天降亢旱。皇上代表全體臣民祈禱，當然會上格天心。如果還有官吏不能仰體皇上的誠意，臣等一定要嚴加申飭。萬曆當即指示把這種要旨公之於天下。1585年5月16日的敕文就體現了這個指示。救文告誡貪贓枉法、酷害百姓的官吏必須痛加改悔，絕不能再把中樞的命令示為具文，如有違不奉行者，定當嚴懲不貸。同時萬曆又命令戶部在災害嚴重的地區免征賦稅一年。
　　儀式結束，準備起駕回宮，宦官們讓禦轎抬到萬曆跟前，但他堅決不坐，仍和百官步行回宮。這支隊伍人數眾多，起止需時，到達大明門已經是下午最炎熱的時候。隊伍剛剛解散，兵部的一個主事就迫不及待地從袖子裏抽出一把摺扇使勁地揮動。負責糾察的禦史發現這一情狀，認為其時雖然已經散隊，但此人如此不能忍耐，仍然屬於失儀。為此這位主事被罰俸半年。
　　申時行侍奉皇帝到皇極門，然後叩頭退下。臨行時他向萬曆致以慰問，萬曆則答稱“先生勞苦”。這時候首輔固然既饑且渴，極度疲憊，但是相比之下皇帝的任務要更為勞累，他還要到奉先殿去向列祖列宗彙報，彙報完畢還要參見慈聖太后。
　　申時行不能算是一個迷信的人，從各種記錄上都看不出他相信通過占卜祈禱的方式就可以和宇宙的神秘的力量有所來往。他在一次給萬曆的奏章上說，“臣等不習占書，不知事驗”，足以清楚地說明了他的態度。同時，也不能認為萬曆是一個過度迷信的人。在選擇皇帝陵寢的過程中，廷臣曾因風水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辯，最後萬曆表示“當日秦始皇在驪山築陵，何嘗不講究風水”？從這一達觀的態度來看，他對風水的信仰，也只能在若有若無之間。
　　但是迷信與非迷信，其間的分野也可能極為模糊。例如，當一個人強迫自己對一件事情、一種前途建立信念，則其與宗教式的皈依就相去極微。因為凡是一個人處於困境，他就不願放棄任何足以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即使這種可能性極為渺茫，沒有根據，他也要把它作為自己精神上的寄託。在這1585年亢旱的初夏，朝廷上下的情形就和此種情況極為接近。當時一天過去又是一天而仍然是驕陽酷日，人們的焦慮也就達到了最大限度。因為每一個人都知道，皇帝的宮廷不能永遠建立在一個土地幹得發裂的京城裏。皇帝親自出動，以最虔誠的態度和最莊嚴的儀式向上天求雨，不論是出於迷信，或者其動機是維繫人心，最低限度表示了事情並未絕望。希望就產生于這種人為的奮鬥之中。他的掙扎，他的自我責備，以及他對臣僚所作的愛民的訓示，都可以安慰困窘中的人心，有如一服清涼劑。他的政府一向認為精神的力量超過實際，因此他這次求雨即是做皇帝克盡厥職的最高表現。
　　最後，一場甘霖有如千軍萬馬，突然降臨到人間。最初是雨中帶雹，旋即轉為驟雨，稍停以後又是一陣驟雨，雨勢一直延續到第二天。這場雨發生在陽曆6月12日，距離皇帝徒步天壇求雨已將近一月，但是任何人也不敢妄議這不是聖心感動上蒼的結果。皇帝自己也當仁不讓，興高采烈地命令百官感謝上蒼的恩典。首席大學士也為他感到高興，因為在這時候，萬曆皇帝可以在精神上引以為自慰和自滿的機會已經不是很多了。
　　申時行理解萬曆的感情，同情他的處境，但是他和其他文臣一樣，仍認定皇帝的職分應當在宮殿之內，除了行禮如儀之外，他不應當置身於其他事情之中，以生輕妄的觀感。比如說萬曆想親自操練兵馬，申時行就會和其他文官合作，竭力阻止。朱翊鈞是否有軍事天才？這一問題沒有歷史家能夠解答，我們所知道的，則是他即使有任何創造的能力，也因為他身著龍袍，貴為天子，而無法施展表現。而在阻止他發揮個性的群臣中，首席大學士申時行的力量雖不顯著，卻極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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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teve2046    时间: 31.8.2007 14:08
文官們阻止萬曆親自操練兵馬，他們自認有歷史上的先例，因為本朝除了開基創業的祖宗以外，御駕親征的事例極少。最近一百年內僅僅有一個正德皇帝做過這樣的事情，而正德的行動，又被公認為離開了傳統的軌道。為人君者，就應該安居垂裳，所以不僅練兵要遭到反對，就是外出旅行也應該在限制之列。今上的祖父嘉靖皇帝一生，僅在1539年一度回到湖廣承天府巡視過他的出生之地，此後的27年中就沒有離開北京一步。父皇隆慶在位5年餘，僅僅到京郊謁陵一次，而且為時只有4日。而萬曆在1583年春天到1585年夏天卻已謁陵4次，這毫無疑問是過於頻繁了。
　　尤其使群臣為之不安的是，謁陵這個莊嚴的典禮竟成了皇帝督視內操的藉口。謁陵的隨從武裝是御林軍。這支軍隊當年經過張居正的同意而在1581年建立，駐在京城東北角，受禦馬監太監的節制。近年來，這支部隊的兵員倍增，訓練加緊，每天黎明以前，馬隊在街上的鐵蹄聲每每把居民的好夢驚醒。1584年夏天，一個溽暑蒸人的日子，皇帝親自在皇城內觀看御林軍的射箭比賽，比賽延續到傍晚才宣告結束。好幾個宦官因為受不了酷日的煎炙而暈倒，而皇帝卻依舊神清體健。文官們對皇帝過人的精力毫不欣慰，反而接二連三地送上奏本，指責內操的不當。勸說無效，他們就對申時行施加壓力，希望首輔運用他的影響使這種操練停止。
　　從法制上講，廷臣所提出的諍諫是否具有成憲的根據則很難概說。本朝從沒有宣佈過皇帝不能親率禁軍。永樂皇帝所用過的長矛一直供奉在午門樓上，就是皇帝帶兵的實證。正德皇帝的行動雖然大幹物議，然而他始終沒有向輿論低頭。而且以前皇帝的御林軍都屬於宦官管轄，就此一點，今上的措施也就無法直接批判。因此，文官們只能舉出一些道德上的理由，例如兵凶戰危，皇上舞劍弄槍有損承平氣象等等，其所用辭語顯然不能中肯。
　　然而文官們的意見又豈能完全忽視？他們是本朝政府的支柱。全部文臣既以倫理哲學作為基礎推行了現今的統治方式，當然討厭皇帝親率禁軍，造成文武均衡甚至武高於文的局面。只因為他們又個個都是忠臣，不便站在對等的地位去和皇帝談判，更不能借勢要脅。然則這些不便不能之處卻沒有使他們放棄初衷，即作諍諫時，他們胸中有數，意志堅決，目的不達，決不甘休。
　　老成練達的申時行善於洞察事情的陰和陽。他知道，道德不過是藉口，問題的癥結是廷臣的安全感。真相既明，他就採取最有效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他不事張揚，悄悄地和宦官們談判。他後來寫下的文章，闡述了此中奧妙。申閣老此時質問禦馬監的諸宦官：幾千個官兵帶著武器在皇帝身旁，誰能保證他們中間沒有人參與做壞事的陰謀？萬一有變，其他警衛人員救護不及，誰負得起這樣重大的責任？諸位身為將領，又豈能置身事外？首輔還可能在此時提出江彬的先例，用本朝的歷史，引證凡是和文官集團公開作對的人，沒有一個能得到善終。即使是皇帝最親信的人，遲早也會被大眾清算。這一番危言聳聽的遊說取得了預期的效果，用申時行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諸璫竦然”。
　　帶兵的宦官既已為申時行的言辭所震懾，他們不再願意參與內操，轉而勸說皇帝放棄親率禁軍。這種釜底抽薪的辦法，為效極顯；而且皇帝不是一個沒有理智的人，他知道如果堅執己意，他和臣下的衝突勢必與他叔祖正德一朝的情況相類似。他既不願意走此極端，遲早就得讓步，所以從這時起他就對禁軍逐漸不加過問。1585年之後，禦馬監勇士相次為人遺忘，禁軍這一組織也就逐漸於無形中瓦解。
　　申時行以辦理外交的方式來主持內政，御林軍事件的順利結束，更證明了這種方式確實卓有成效。他欣賞自己“從中調劑，就事匡維”這一處世和執政的原則，對待皇帝的辦法則是“顯諫者不若潛移為妙”。因為這種辦法既對皇帝的權威無損，而臣下的目的又可以達到，這比之於臣下在奏章上奚落昏庸的皇帝，而皇帝用荊條痛打犯上的群臣總要高明得多。申時行所始料未及的，就是萬曆皇帝比他申先生又更高一手，他看透了這種鬥爭的真情實相，知道自己生氣都屬無效，莫若用“無為”的辦法，對付所有的糾纏，因之他的消極也越來越徹底了。
　　自從1585年以後，萬曆除了僅僅於1588年對自己的定陵再度視察過一次以外，30多年，他沒有走出過紫禁城一步，創造了自古至今的最高紀錄。
　　皇帝離開京城不到百十裏竟然會成為一個嚴重問題，也是當日國家組織的特別現象。萬曆於1583年至1585年之間的四次謁陵，其真正的目的是在尋覓及視察他自己的葬身之地。然則既要經過祖墓的附近，謁祭即不可免。既為謁陵，種種儀式自然應當周到齊備。因之每次出發以前，禮部必須斟酌成例，擬訂各種詳情細節，有的陵墓由皇帝親自祭謁，有的則由駙馬等人代為行禮。御駕每次出動，京城立刻戒嚴，每一座城門都由一位高級文臣和武將共同把守。皇弟潞王當時尚未成年，他的任務是把鋪蓋搬到德勝門的城樓上居住，密切監視御駕必經之路。這支謁陵隊伍聲勢十分浩蕩顯赫，其中有陪同皇帝的兩位皇太后和皇后皇妃，加上隨從的宦官宮女、文官武將、大漢將軍、禦馬監勇士、京軍等等，人數多達幾千。到了郊外，皇帝及其家屬住在佛寺裏，對其他隨從人員則臨時搭蓋帳篷以供休息住宿，這一切要先期準備周詳，不能少有差錯。
　　在這幾十裏的道途上，一些地方官、耆老以及學校的教官被引導在御前行禮。皇帝對他們慰勉有加，並宣佈他所經過的地區免稅一年，以酬答當地居民對他這一行所作的供奉。
　　這樣的隊伍和排場，兩年半之內要組織四次，廷臣就感到是過於頻繁了。於是，使皇帝掃興的事情就紛至遝來。北方邊鎮馳報蒙古部落頗有蠢動的徵象，叩請御駕謹慎小心；禮部的官員據此堅請皇帝縮短出行的時日。有一次，皇帝的侍衛旁邊發生逸馬狂奔的非常事件，又有一次有若干文官誤入禁地，這些都由禦史據實奏報御前，以期引起應有的警惕。經過這些周折，本來應該是很愉快的小事游憩已全無樂趣之可言。1589年萬曆曾經表示還想出巡一次，監察官聽到以後立刻上書諍諫。他們說，皇上已經感到自己火氣過旺，必須放棄早朝以事休養，那麼就更不應該出城遊玩而使火氣增加。皇帝讀完這些奏章，從此就沒有再提出巡一事。
　　萬曆所巡視的為自己預築的陵墓動士於1584年的夏季。這項巨大的工程微妙地體現了把皇帝不當作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而把他當作一種機構的看法。萬曆皇帝缺乏堅強的意志和決心，但並不缺乏清醒和機靈的頭腦，然而他竟欣然接受了這種精神上的活埋。
　　陵墓內的葬室築有停放梓宮的石床。石床上留出來的位置共有三個，除了皇帝和皇后以外，還有一個位置留給下一代皇帝的生母。萬曆目睹之餘，不禁感慨系之。他所心愛的女人即使不能在生前成為皇后，在死後也應當陪伴在他的身旁。否則，他和世界上唯一能夠心心相印的女人在皇城的寺院裏雙雙祈禱又所為何來呢？朱翊鈞在生之日有妃嬪數十，宮女無數，可是與皇貴妃鄭氏始終形影不離。可見生死同心，是他們的宿願。這樣美好的宿願又是否能成為現實呢？當日皇帝想到這些，這大峪山的工程，就又和立儲一事相始終而不可分割了。
　　皇帝在世之日預築陵寢，在本朝有洪武、永樂、嘉靖三朝的成例可援。其不同之處，在於定陵竟然預築于萬曆皇帝的青年時代。據申時行後來說，這一建議始創于1583年張四維做首輔的時候，當時皇帝還不足20歲。但這建議一經提出，他立即欣然同意，並親自參與位址的選擇和工程的設計。他當然不是認為自己去死不遠，而是躊躇滿志地感到他已經不折不扣地取得了列祖列宗的地位，足以讓千秋萬歲之後的人們崇敬。同時，他雖然年未二十，但是已為人父，而且禦字已經10年，具有足夠的資格承當這一光榮。
　　這次預築陵寢的工程和別項工程不同，差不多完全沒有廷臣勸諫。惟一的爭執在於風水問題，已如上文所述。最後由於皇帝宸衷獨斷，才平息了這場糾紛。爭論者沒有想到，平日他們以道德的名義解決技術問題，現在卻要用技術的名義去解決道德問題，只是皇帝以秦始皇和驪山為例，不肯過於講究，以致堅持風水的人，不能繼續用這個名目作黨爭的根據。
　　築陵是本朝大事，有司職責所系，於是組成了一個類似於委員會的機構，成員有尚書三人、司禮監太監和高級軍官數人，總其成的是定國公徐文壁和首輔申時行。軍官之所以參加這個機構，是由於大量的土木工程需要兵士的體力。徐文壁是開國勳臣徐達之後，各種重要的禮儀都少不了由他領銜，而全部的擘劃經營無疑還要由申時行一力承擔。到1587年，申時行已親赴大峪山督工多次，其盡瘁王事的忠忱，當然會被年輕的皇帝所體會並因此增加對於申先生的信任。
　　定陵的建築經過詳見於當日工部的記錄報告之中，其建築結構則因1956年的發掘而為400年後的人們所瞭解。整個看來，玄宮的宗教色彩濃厚。其石制椅案綴飾以帝後的標誌如龍鳳，其下緣則為蓮瓣，乃是佛家傳統。其懵懂于下世超生的觀念，實際上是一種希望，一種幻想。內中埋藏的金銀和瓷質的面盆固然予人以現實化的感覺；可是木雕的人俑馬匹卻又只有玩具一樣大小，顯示著築陵的人將“長生不死”的觀感，認作一種心理狀態，只能於半信半疑間得之。
　　今天，有思想的觀光者，走進這座地下宮殿的玄宮，感觸最深的大約不會是這建築的壯麗豪奢，而是那一個躺在石床中間、面部雖然腐爛而頭髮卻仍然保存完好的骷髏。它如果還有知覺，一定不能瞑目，因為他心愛的女人，這唯一把他當成一個“人”的女人，並沒有能長眠在他的身旁。同時，走近這悲劇性的骸骨，也不能不令人為這整個帝國扼腕。由於成憲的不可更改，一個年輕皇帝沒有能把自己創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使用，他的個性也無從發揮，反而被半信半疑地引導進這烏有之鄉，充當了活著的祖宗。張居正不讓他習字，申時行不讓他練兵，那麼他貴為天子並且在年輕時取得了祖宗的身份，對事實又有什麼補益？富有詩意的哲學家說，生命不過是一種想像，這種想像可以突破人世間的任何阻隔。這裏的地下玄宮，加上潮濕黴爛的絲織品和膠結的油燈所給人的感覺，卻是無法衝破的凝固和窒息。他朱翊鈞生前有九五之尊，死後被稱為神宗顯皇帝，而幾百年之後他帶給人們最強烈的印象，仍然是命運的殘酷。
　　至於首輔申時行，他在監督定陵工程的時候究竟產生過多少感想，又產生過多少感慨，在留傳到今天的官方檔上自然是查不到的。我們所能看到的是申時行在參與了破土典禮以後給皇帝的祝辭：“永綏列聖之神靈，預卜萬年之兆域。”我們還能看到的是他在1586年舉行正殿上樑典禮以後給皇帝的祝辭：“爰諏升棟之辰，適應小春之候。先期則風和日暖，臨時則月朗星輝。臣工抃舞以揚休，民庶歡呼而趨事。”，這些辭藻上的對偶和華麗表現了想像中的至美至善，但是皇帝和他的老師彼此也都明白，對這樣的文字不能過於認真。因為其時陵墓工程已延續多年，其耗用的財力已使國庫受到影響，而徵用的軍民人力，也應當使“歡呼而趨事”者感到了難以解脫的痛苦。1587年即萬曆十五年國史上記有這麼一條：“賜壽宮工人湯藥及老弱饑號難以回鄉者路費。”這條通令不可能未經皇帝和總攬工程的首席大學士過目，但是所謂賞賜是否確實發下，發下的數字又是否足敷使用，則無從證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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