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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专访《我虽死去》导演胡杰:反省文革我们还没走出阴影 [打印本页]

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28.1.2008 20:24
标题: 专访《我虽死去》导演胡杰:反省文革我们还没走出阴影
作者:张洁平    来源:亚洲周刊

独立纪录片导演胡杰追访文革中第一个被学生打死的校长的故事,还原那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但当年参与打人的学生没人愿意面对镜头,向受害者道歉。反思文革仍是禁忌,中国人远未走出历史的巨大阴影。

许多人知道胡杰这个名字,是从林昭开始的。

二零零四年,胡杰导演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悄然在中国各个高校、上了年纪的知识分子和年轻学生中流传。一九五七年的北京大学,那个中文系才女,那个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用鲜血写成二十余万字文章,“永远不放弃宗旨而改变立场”的刚烈女子,那个在青春年华被秘密枪决的瘦弱姑娘——第一次以正面的姿态,走进五十年后的现实,震撼了千万个心灵。

胡杰镜头下的林昭打动了许多人,也包括年逾八旬的王晶尧老先生。

王晶尧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近代史的学者,他的妻子卞仲耘曾是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副校长,文革开始时被殴打折磨致死,是北京市第一个被打死的校长。

得知妻子死讯的第二天,王晶尧买了一架照相机,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拍下妻子遍体鳞伤的正面遗体。他还保存下了妻子被打死时身上所有的东西,包括被血浸透的衬衫、裤子、背包、背包里的无产阶级学习材料。

他记录历史的深切意识打动了胡杰,胡杰拍摄林昭的态度也打动了他。

在林昭之后,胡杰再一次让镜头聚焦文革,他给卞仲耘和王晶尧的故事起名叫《我虽死去》。王晶尧老人在镜头前,一点一点地讲述家庭的灾难,从箱子里拿出四十多年从没有打开过的包裹,展开已经变黑、发硬的血衣。老人时常沉默,眼里含泪,镜头静静地对著。这一次,胡杰的拍摄,镜头更冷,血更热。

零八年一月十二日,《我虽死去》获香港举办的首届华语纪录片奖最佳长片奖。胡杰的得奖感言只有一句话:“我希望这样的灾难,不要再在中国重演。”以下是胡杰专访的摘要:

你拍摄的故事对自己在文革年代的经历,会不会促成什么反省?

其实,如果让我回忆我的文革,那是一个非常自由的状态。我是六六年上小学,七六年高中毕业,这十年刚好是我上学的十年。应该说小学六年级前就几乎没有上过学,天天玩,什么玩的都玩过了,上天入地,爬房子爬树,偷东西,打架。你要想想,那个少年时代是非常有意思的,到了中学,基础也很差,就是喜欢画画,喜欢看一点书。文革的记忆有很多种,看武斗看得心惊肉跳,大棍子打人看得真是害怕,但是毕竟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没有自己家里有亲人死去的那种疼痛。很多东西还是我后来通过拍摄,通过一个一个人的采访,才慢慢明白了那个历史究竟是怎么回事。

看《我虽死去》时,很震撼的一点是当年动手打死老师的都是十六七岁的少女。但大陆年轻人现在还不知道有这回事,这不是很悲哀吗?

打死人那是太多了,如果把万分之一,或者十万分之一的故事拍成纪录片,都很震撼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想,犹太人遭受了纳粹那样的屠杀以后,他们留下了大量的纪录片、文学作品和影片。他们死了六百万人,从反右到文革这十来年,我们要比他们多很多倍,但是我们没有把这些留下来。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人要做这个工作的,起码是对历史的反思吧。文革是充满了非常复杂的因素的,打死人的人很多是怀著革命的热情和理想。没有一个知识系统告诉他们,这样的理想,可能就是犯罪。他们只知道太阳最红最暖,但是他们不知道,除了太阳以外,还有别的东西,可以支萦这个世界。现在在中国大陆有一个非常壮观的场面,每天早上、晚上,六十多岁的退休工人,他们都聚集在一起唱革命歌曲,唱得那么热情。我就在想,那个时代他们都是参与者,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没有别的东西来帮助他们认识、理解自己走过的这一段理想的道路。他们也不会唱别的歌,他们没有另外一个认识体系和知识体系,来反思自己这样的做法。

你有联系到当时参与打人的学生吗?

有,联系到十几个人。我自己联系,王老先生也联系,我还找朋友去联系,他们都不接受采访。这也是我觉得这个片子缺憾的地方,没有学生在回忆当中进行见证。没有学生对那样一个历史有一个反省。这是我想到而没有实现的想法。原本我想,肯定我能找到一个学生,陈述她目击的事实,如果哪个学生参与了打人,哪怕打了一棒子、踢了一脚,她能?站在镜头前,对自己的行为道歉。但是我没有找到这样的一个人。

他们用什么方式回绝呢?

比如说,这个事儿已经很远了,我们记不清楚了,这是一种。第二种,我们工作很忙,身体也不好。后来我编出片子的第一版,编完后请别人带给他们看,我想让他们感动以后让他们说。他们后来回应我,片子我看了,一天晚上都没睡著觉,非常难过,但是我想了半天,还是不能接受你采访。这里面我觉得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人情关系。这些人都是同学,都在一个城市里,说什么呢?

还有一个当年给王老写匿名信支持卞仲耘的人,她跟你说了很多,但最后说现在还不是时候公开,没能拍出来,是吗?

对,那个老师呢,我觉得她是很勇敢的一个人。她现在不愿说我特别明白,因为她的学生今天可能都是领导。她说,打死人的那天,她去了被打的另外一个校长胡志涛那里,她也被打得遍体鳞伤。她当天晚上用左手给王晶尧写了一封匿名信,出于良知,她要告诉她知道的和看到的这些情况,她觉得不应该这样做。你想想看,她那时候敢冒著红卫兵这样的势头去做这一件事,但她现在却不敢说话。

你觉得遗憾吗?

不,我不遗憾。我觉得这是纪录片应该记录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还没有走出这个阴影。

在影片中间,你为何特别提到王晶尧年轻时的革命理想?

我是想表达,他也曾经是一个青年人,而且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想当一个职业的革命家。这些人,多年后,他们却被他们的同样想当职业革命家的后代给消灭了。我们的历史没有走出革命这个怪圈。革命要革到哪一天,我觉得这本身也需要反思,我们的制度需要不需要别的方式。第二点,这个人他曾经受到的教育是这样:什么样叫好生活,罗斯福的话,“免于恐惧的自由”。那是那个时代的口号啊,是能和德国、日本法西斯抗衡的,统一起一股力量的口号。这个口号现在听来,反而变成了奢侈品。这是为什么呢?我是想展示两代人共同的革命理想,在某个空间,错位了。老先生自己说,生于梦想,死于梦想。我自己理解,生于什么梦想呢?追求民族的自由、民主、独立。而现在呢,敢于把历史真相说出来,其实是追求自由、民主的继续。

官方会怎么对待你这样的纪录片,有什么约束吗?

这叫民间纪录片,他们不好限定。中国人红白喜事的录像也是民间纪录片,很多电视台也搞DV比赛,这些你肯定不能禁止。但像《我虽死去》这样的片子,应叫家庭录像。其实中国的导演都有尺度,他们都知道哪些题材不要碰,即使去碰,怎样去打一个擦边球。这种自我的约束,可能比警察约束还有效。

我要说一个非常现实的事情,就是从没有警察找过我麻烦。我拍片的时候,没有一个警察说,你不能拍,或是把你的东西没收,我没有遇到过。但是,所有人都以为我做的事是危险的,我也以为是危险,但危险到什么程度,我想最多就是把你的东西收了,把你关几年,最多就是这样。但是,没有发生过,这是时代的进步。作为一个政府,我觉得应该用更宽广的胸怀去面对这件事情。但是我更希望是用法律和制度来做保证。■

胡杰小档案


一九五八年生于山东济南。七七年从军,当了十五年兵。十五岁开始习画,八九年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油画班进修两年,曾在北京圆明园画家村生活。九五年拍摄自己的首部纪录片《圆明园的艺术家们》。九九年辞去新华社的公职,成为专职独立纪录片制作人。作品有《远山》、《迁徙》、《媒婆》、《在海边》、《平原上的山歌》、《寻找林昭的灵魂》、《我虽死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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