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蒋介石吸取了在大陆罔顾民生而招致失败的教训,大力推行土地改革,先后实施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等措施,使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分到了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自耕农数目大大增加,同时推行币制、税制改革,实施外汇管制,大大促进了工农业发展,使台湾经济于 1952年就大致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物价涨幅渐趋缓和,经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当时国民党当局在发展经济上具有诸多优势:一是人才优势,有国民党当局从大陆带去的一大批知识分子、行政人才、财经人才、学者和企业家,包括尹仲容、李国鼎、俞鸿钧、严家淦、俞国华等财经专家和技术官僚,填补了台湾光复初期的人才空白;二是资本优势,国民党先后分三批从大陆运走全中国国库的277.5万市两黄金和1520万元银元,国民党当局以这些黄金作为保证金发行新台币,维系了台湾经济的稳定;三是美援优势,有美国提供的大量经济和技术援助,仅1951-1968年,美国向台湾提供的援助总额就达14.8亿美元之多;四是政策优势,1953年国民党当局开始实施第一期四年经建计划,确定了工业发展的两大原则:其一,凡可以增加出口或减少进口,对国际收支有贡献的工业优先发展,其二,凡属可以民营的事业,尽量鼓励民间投资兴办,并采取了关税保护、进口管制、复式汇率与外汇管制、设厂限制等措施,大大提高了台湾工业的发展水平。1960-1972年,台湾进出口贸易额从1.64亿美元增加到29.88亿美元,增长18.2倍,出口年均实质增长率达到24%,GDP实质年均增长率达到10.2%,人均GDP由154美元增加到522美元。在这一时期,台湾民众生活迅速改善,但国民党当局依然延续了在大陆时期的专制独裁统治。 蒋经国领导的国民党开始向社会党性质转变,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蒋经国首开台湾民主之先河,在适当开放言论自由的同时,积极推行政治“本土化”和年轻化政策,尤其是在出任“行政院长”以后,更是将“全面革新”的重点放在扩大台籍人士的政治参与上,国民党在他的领导下,废除了“总裁”制,改称中央委员会主席。在他去世时,国民党的240万名党员中,台籍达80%;“行政院”所属各机关49万名公教人员中,台籍占 74%;国民党42万军队士兵中,台籍占79%。 在经建上,蒋经国领导的国民党当局从1974年推出兴建高速铁路、台中国际港、苏澳港、桃园中正国际机场、核电厂、发展钢铁、造船、石化等“十大建设”,总投资额为2000余亿新台币,到1979年全部完成;1978年又推动预计总投资额为4000亿元新台币的“十二项建设”,除少数项目外,大部分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建成。1979年国民党当局还在新竹创建了科学工业园区,引进高科技和高级人才,把科研和生产相结合,研究和制造高级工业产品,推进工业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台湾工业由劳力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战略性转变。良好的基础设施和灵活的经济政策,使台湾经济实现了20余年的高速增长。1972-1980年,台湾尽管遭遇1973年和1979年两次世界石油危机,GDP实质年均增长率仍然达到8.9%,工业生产和出口年均实质增长率分别高达11.4%和12.8%;1980-1987年,GDP年均增长7.9%,成为“亚洲四小龙”中的佼佼者。 李登辉上台12年,有功也有过,总体上是过错明显大于功劳。在功劳方面,他对台湾经济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过错方面,他不断玩弄权术,官商勾结,把黑道势力引入政界,鼓吹“两国论”,把国民党引向沉沦,致使民众对国民党失去信心,国民党两次分裂,黑金政治愈来愈烈,台海出现新的危机。1993年8月10日,国民党“新国民党连线”成员赵少康、王建煊等人,因不满李登辉玩弄权术、黑金政治和台独倾向,宣布脱离国民党,另行成立新党,发布了“政治改革、党内民主、反金权、反台独”等宣言和主张,造成国民党迁台以后的首次分裂。因不满李登辉的压制,原国民党少壮派领军人物宋楚瑜在 2000年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失败后,宣布成立亲民党,强调要让陈水扁了解,如果要搞“台独”,亲民党会第一个不同意,其中许多党员也是来自国民党,实际上造成国民党第二次分裂。当然,台联党也吸引了少数国民党人士,如李登辉在被迫辞去国民党主席后,加入了台联,成为台联的精神领袖,现任党主席黄昆辉也是来自国民党。 |
政党轮替以后,国民党开始了卧薪尝胆的日子。李登辉下台后,连战继任国民党主席,并在国民党“十五全”临时会上正式当选党主席。 2004年连战和宋楚瑜搭档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再次失败,国民党继续卑躬自省。2005年7月,马英九与王金平角逐新一任国民党主席,经过104.5万名国民党党员投票(占党员总数的50.2%),马英九最终以72.4%的得票率当选,成为国民党历史上的第六位领导人,开始了国民党新一轮的改革和转型,增强了党的活力,赢得了民众支持。2007年2月13日,台湾“高检署”公布起诉书,以贪污罪起诉马英九,马英九当即兑现自己的承诺,宣布辞去国民党主席。 4月24日,代理主席吴伯雄在补选中以87%的得票率当选国民党主席,进一步展现国民党反省、改革、团结、致力于推动台湾发展的决心,并在第七届台湾立委选举中赢得压倒性胜利。 对国民党来说,在2000年和2004年的“大选”中均告失败,是两次沉重的打击,但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国民党在台湾执政数十年,不断纠正自身过去的错误,同时也积累了许多问题。国民党曾经在台湾连续执政50多年,在野的最初4年,固然有很多的反省,但4年的时间或许还不够长,反省可能还不够深刻。对国民党来说,在野8年有助于国民党痛定思痛,是凤凰涅磐,浴火重生,变得更加成熟,更加理性,从而真正成为代表广大民众利益的中间路线党。 与政党轮替之前的国民党相比,进入民主政治时代的国民党明显不同,概括起来,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积极变化: 一是富有变革意识和活力。国民党由大陆迁往台湾的政治人物,已经完全退出台湾的政治舞台,其中大多数甚至离开了人世,而国民党的中生代、新生代政治人物,普遍接受过很好的教育,文化层次较高,思维活跃,具有开放的民主价值观和国际观,没有太多的历史包袱,政党理念趋于理性中道。尤其是李登辉辞去党主席后,从连战到马英九,再到吴伯雄,国民党在不到八年的时间里换了三任党主席,不再象过去蒋介石任总裁、蒋经国或李登辉任主席,少则十多年,多则数十年。当然,并非政党领袖变动越频繁越好,而是体现了政党领袖的新面孔,体现了国民党的开放性和改革精神。国民党作为一个有百年历史的老党,过去党内精英分子往往靠论资排辈,很难出头,如今的国民党,通过赛马场上选良驹,形成了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良性机制。2005年,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主席,两年后获得2008年“总统”参选人提名,较民进党参选人谢长廷年轻4岁;在2005年国民党党员代表直选产生的中常委中,出现了林益世、周守训、林奕华等一批40岁以下的新面孔,其中,林益世年仅29岁时就成为台湾最年轻的“立委”,并当选国民党青年团团长,出任国民党副主席,2008年接任政策会执行长,重现了国民党的活力。 二是具有强烈的反省意识。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在国际上享有“现代管理之父”、“大师中的大师”的美誉,他认为决策的第一条规则就是:在没有不同意见之前,不要做出决策。“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任何一个政党,如果只有一种声音,必然难以作出正确的决策,那是非常可怕的事。只有具备强烈的反省意识、超越自身利益的政党,不断否定自我,不断提升自我,才是不断进步的政党。国民党有长期的执政经验,也有过惨痛的教训,沦为在野党近8年来,不仅允许党内有不同的声音,而且鼓励不同的声音,通过认真检讨,深刻反省,其政党理念更加成熟。马英九卸任台北市长后专任国民党主席,不到两周,即提名吴敦义、杨渡分别担任国民党秘书长和文传会主委。由于这两人都曾严词批评过国民党,国民党中常会在讨论此人事案时,争议声不断,但人事案最终还是获得通过,体现了新一代国民党人开放的胸襟。 三是具有强烈的法治观念。国民党尊重司法,比较理性、传统,面对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通常倾向于走司法程序,而不是组织发动街头运动。如黄俊英竞选高雄市长时,因陈菊阵营抛出自导自演的“走路工事件”,致使此前民调一直领先的黄俊英意外败选,对此,马英九坚持走司法程序,有人则提出批评,认为国民党当时应该象民进党那样,立即发动大规模的抗争行动。对于贪腐的陈水扁,国民党依据法律程序,先后在立法院三次发动罢免案,均因民进党全力阻挠而未能通过。有人据此认为,民进党无耻,国民党无能。这种说法只对了一半,民进党无耻是事实,国民党无能则不符合实情。在野党确实应该严密监督执政党,但在野党不是没有监督,而是根本无法监督,对于由一帮政治流氓组成的民进党,只要支持罢免的政党席位不足三分之二,任何政党都无能为力,难道国民党也应该加入倒扁的红衫军?对于死活赖着不下台的陈水扁,国民党发动街头运动能奏效吗?事实证明,无论是依法推动罢免案,还是发动街头运动,对民进党都是无效的。要让贪腐无能的陈水扁下台,关键因素不在民进党外部,而在民进党内部。国民党确实“无能”,不会撒谎,不会骂人,不会打架,不会煽动仇恨,不会撕裂族群,不会制造敌人,国民党能做的,只能是依法推动罢免案。或者说,如果国民党象民进党那样“有能”,让谎言、谩骂、斗殴充斥整个台湾社会,台湾岂不更现乱象?也许,如果让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或者英国保守党、工党到台湾与民进党竞选,可能都会惨败,甚至比过去的国民党输得还要惨。 四是在政党竞争中灵活务实。有人认为,国民党的个性是想着顾全大局,在危机和变革中缺乏胆识和魄力,软弱无力,一直被民进党牵着鼻子走,民进党造谣,国民党就出来澄清,民进党设定议题,国民党就紧追,民进党玩什么把戏,国民党就陪着玩……事实上,如今的国民党政治立场比较中道、温和,在政党竞争中展现出灵活务实的一面,无需象民进党那样去不断制造欺骗民众的议题。国民党在“中选会组织法”上选择搁置、妥协,在中正纪念堂更名议题上选择沉默,都是不得已的务实选择,因为陈水扁即将卸任,为了避免个人和家庭被清算,已经焦虑到无以复加、丧失理智的地步,国民党此时不能与之针锋相对,否则容易授之以柄,让陈水扁得到机会宣布戒严,延续贪腐政权。民进党基于选举利益的考量,以推动“入联公投”来欺骗民众,国民党为反制民进党,遂推动“返联公投”,本身体现了灵活性,虽然同样是欺骗民众,但相对民进党来说,此举确属国民党的善意谎言——在民众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如果国民党不采取“以毒攻毒” 的方式,反而容易被民进党钻空子,以致让民进党的阴谋得逞,并继续为非作歹。 五是基本的政治立场没有改变。“三民主义”是国民党的指导思想,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有两层基本而核心的意义,一是对外民族自求解放,摆脱列强的瓜分和统治,二是对中国境内各民族则一律平等,实行民族大融合,形成“中华民族之新主义”;他对民权下的定义是:“大凡有团体有组织的众人,就叫做民。什么是权呢?权就是力量,就是威势;有行使命令的力量,有制服群伦的力量,就叫做权。把民同权合拢起来说,民权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他创立了 “五权宪法”(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认为用“五权宪法”组织而成的政府,才是“完全的机关,才会去替人民很好的做事”,人民享有选举权、罢免权,有创制、复决法律的权力,“用人民的四个政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那才算是一个完全的民权政治机关,有了这样的民治机关,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彼此平衡。”“有了这九个权,彼此保持平衡,民权问题才算是真正解决,政治才算是有轨道。”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实际上就是社会问题,“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他表示:“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两人所可独占,民权即民治也,从前之天下,在专制时代,则以官僚武人治之,本总理则谓人人皆应有治之之责,而负治之之责,故余极主张以民治天下。”这些都体现了现代民主的核心价值,如今的国民党有所变,有所不变,变的是灵活务实,不变的是政党理念。 当然,世界上不存在没有任何问题的政党。客观评价国民党的积极变化,并非说它已经彻底反省,或者说它已经完美无缺,更不是说它没有任何问题,而是说它是一个比较进步的政党,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政党。如果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一定会有极少数政治人物成为贪腐者、滥权者——现实社会中确实存在这样的现象:有的政治人物在野时信誓旦旦,对当时官员的贪腐、滥权深恶痛绝,咬牙切齿,可是一旦自己掌权,就可能迅速蜕变、堕落、腐化,成为民众唾弃的对象。 前车之鉴,后师之师,国民党如果重新上台执政,唯有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认真汲取民进党的教训以及过去失去政权的教训,居安思危,尽心尽力为民众做事,才能赢得台湾民众的长期信任与支持。一方面,要紧紧贴近民众的需求,努力提升民众的福祉,依法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另一方面,对于党内作奸犯科者,要依法惩治,绝不护短,凡是损害国民党形象的,必须依据党章进行严肃训诫或果断作出处理。否则,国民党在卧薪尝胆八年之后重新上台执政,即使做得比民进党好,与民众的期待也可能会有很大的落差,依然存在被民众唾弃的风险。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对于民进党在第七届立委选举中大败,国民党主席吴伯雄表示,因为民进党辜负人民的期待与付托,人民才会以选票对贪腐政权表达不满,甚至舆论认为选举结果是选民教训民进党,而非国民党做好改革,“这种意见一定要听进去”。与顽固保守的民进党不同,国民党早已摒弃了冷战思维,如能重新执政,将可提供民众有别于民进党的路线选择,以社会和谐取代分裂与对立,以拚经济取代拚政治,以开放取代封闭,在确保台湾安全前提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当然,国民党自身的改革还远远没有结束,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去解决,今后只要继续秉持不断反省的精神,不断追求进步,不断完善和提升,就能带领台湾民众创造新的发展奇迹。 北京 潘佳瑭 《联合早报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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