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每个对生活还没有麻木的人,对于罗杰的眼泪都会感同身受,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能从书中大大小小的案例的主人公身上发现自己的影子。这是吉姆·洛尔和托尼·施瓦茨的绝妙笔法,也是他们对人生的深刻感悟。他们既是提供公司型运动员?培训服务的LGE效能体系的高级合伙人和负责人,也都是畅销书作家(吉姆著有畅销书《有压力,更有劲》(Stress for Success)和《体育的坚韧训练》(Toughness Training for Sports),托尼是曾占据畅销书排行榜榜首的《交易的艺术》(Art of the Deal)的合著者)。两人都曾同数百名高级行政管理人员打过交道。作为一名效能方面的心理学家,吉姆还指导过数百名世界级的运动员。
在你能客观地看待今天你是谁之后才可能制定转变计划。在我们进行转变的下一个环节,面对现实(Face the Truth),我们问委托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现在如何支配自己的精力?”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办法回避我们生活中最令人不快和有破坏性的现实。我们经常低估自己为管理精力所做的选择的后果,没有诚实地承认我们所吃的食物,喝了多少酒,我们为处理和老板、同事、配偶及子女的关系投入了什么样的精力,我们对工作真正投入了多大的精力和多少热情。太多的时候我们都是以乐观的眼光看待我们的生活,拒绝相信我们所做的选择对投入精力的数量、质量、力度和集中程度有重要的影响。
《夏洛特观察家》(The Charlotte Observer)的前执行主编马克·埃思里奇(Mark Ethridge)对于自己对工作的痴迷的代价似乎更清楚些。“我越来越发现自己不再真正活在现时。”他解释说。“你从来没有充分地投入到正在做的事情上,因为你真正想的是为了能做别的事而干完这件工作。你就像是在生活的表面上掠过。这让人非常沮丧。”
导致人们筋疲力尽、表现欠佳、体力不支的不是精力消耗的强度,而是体力消耗太久却得不到恢复。在日本,“过劳死”这个词按字面意思可以翻译成“因工作过度致死”—常见的是死于心脏病发作。首例过劳死病例出现在1969年。1987年日本厚生省开始发布有关该病症状的统计。第二年成立了全国过劳死患者防护委员会(National Defense Council for Victims of Karoshi)。现在,日本每年有约1万人的死亡和过劳死有关,研究显示有5个关键因素:
锻炼和效能之间的联系?杜邦公司(DuPont)报告说参加公司健身计划的人在6年时间里旷工现象下降了47.5%。他们还发现这些雇员比没有参加此项活动的人少用了14%的无功日—累计总共少用了几乎1.2万个无功日。?《Ergonomics》杂志上刊登的一项研究总结说:“身体健康的人的大脑效能要大大好于那些不健康的人。健康的工人在从事和精神集中、短期记忆有关的工作时犯的错误比身体不健康的工人少27%。”?在一项对80位经理为期9个月的研究中,那些定期运动的人和不锻炼的人相比,健康程度提高了22%,在做复杂的决策方面他们的能力提高了70%。?加拿大人寿保险公司(The Canadian Life Assurance Company)发现,在参加一项健身计划的人中,63%的人报告说在工作日期间身体更放松、不那么疲劳、更有耐心,大约47%的人报告说他们变得更机敏,和上级、同事之间的关系更融洽,从工作中得到更大的满足感。?在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Union Pacific Railroad),75%的雇员报告说定期锻炼提高了他们工作时的专心程度和总体的生产力。?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发现,参加健身计划的员工的工作不满和工伤事故降低了50%,在时间损耗上降低了40%。?美国康胜啤酒酿造公司(The Coors Brewing Company)发现,在公司健身计划上每投入1美元都会得到多达6.15美元的回报。包括公平人寿保险公司(Equitable Life Assurance),通用磨坊(General Mill)和摩托罗拉(Motorola)在内的公司都报告说每投入1美元至少得到3美元的回报。
力量训练和心血管锻炼同等重要,部分是因为体力不济和上年纪以及和精力储备降低如此密切相连。如果没有定期的力量训练,我们在40岁后平均每年差不多要损失1/2磅肌肉组织。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塔福兹大学的研究人员提出了有关老年人力量训练效果的不同寻常的数据。比如,在1990年发表在《美国医学协会会刊》(Journal of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上的一项研究中,一组住在私立疗养院、年龄在86~96岁之间的人接受了力量训练。他们都患有严重的慢性病,大多数人用助步架或拐杖。每周仅训练3天。8周后,受试者的平均力量提高了175%,他们的平衡能力提高了48%。
他们参加了位于布拉格堡的肯尼迪特别战争学校和中心(JFK Special Warfare Center and School)的生存、隐蔽、反抗和逃跑课程培训,也叫求生课程(SERE)—部队中最严酷、最有压力的训练之一。
把参加求生课程训练的战士和参加其他形式训练的战士以及进行军事飞行演习的飞行员、第一次进行空中跳伞的新手和要做大手术的普通病人进行比较。所有的受试者都提供他们的唾液样本,这样可以在挑战任务开始前、过程中和结束后评定他们的压力激素水平。研究发现,参加求生课程的战士始终比其他人能更快地从压力很大的情况中恢复过来,而且对迎接下一个挑战做了更好的准备。关键的因素似乎是将受试者置于强大的压力下、通过周期性恢复进行补偿的求生课程训练法。就像作家C·A·摩根三世(C. A. Morgan III)和梅杰·加里·黑兹利特(Major Gary Hazlett)总结的那样:
在利比·蔡恩去世3年后,纽约州制定了新的法规,包括限制住院医生(和其他对病人进行关键治疗的专家)一周计划工作时间不能超过80小时,计划的倒班不能超过24小时。2002年,负责内科医生资格认证的全国协会对全美国10万住院医生做出了同样的倒班工作最多不能超过24小时的限制。这还不是一个彻底的解决方案。比如,在日本,如果一个工人在死亡前曾连续工作24小时,死亡的原因可能归罪为过劳死或者叫工作过度。按照美国国家科学院(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的说法,许多医疗事故,至少部分是由医生疲劳而导致的,每年有将近10万例,比因为交通事故、乳腺癌和艾滋病加到一起的死亡数还多。
在其他需要效能的地方也同样如此,尽管不像这个例子这么富有戏剧性。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花费了几年的时间研究积极思维和在销售上取得成功之间的关系。塞利格曼设计出一个评估人们乐观程度的方法,叫做归属方式问卷(ASQ)。这个测试的受试者是一大群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Metropolit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的推销员。当把得分和实际销售记录进行比较时,得到的结果是,在两年的时间里,在乐观方面的得分排在前一半的销售代理比排在后一半的人卖出的保险多37%。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乐观方面得分排在前10%的销售代理比在悲观方面得分排在前10%的代理多卖了88%的保险。同样是在这个测试中,乐观方面得分在后50%的代理离开工作的可能性是那些更乐观的同事的两倍,而那些得分在最后25%的代理放弃工作的可能性是乐观的同事的三倍。
盖尔布指出,像达·芬奇那样多产高产的艺术家在工作中会定时休息。他依靠的是在白天多次小憩,而不是晚上睡很长时间。当达·芬奇在画《最后的晚餐》时,他有时候有几小时都似乎迷失在白日梦里,不顾雇主—圣玛丽亚感恩教堂(Santa Maria delle Grazie)修道院的院长让他更有规律地工作的请求。“最伟大的天才,”达·芬奇告诉他的主顾,“有时候在他们工作得更少的时候完成得更多。”在他的《论绘画》(Treatise on Painting)一书中,达·芬奇写道,“时常把工作放下,稍微放松一下是一个非常好的计划……当你回来工作时,你的判断会更有把握,因为持续工作会让你失去判断力。”
创造过程本身就是摆动性的。从19世纪晚期,德国生理学家和物理学家赫尔曼·赫尔姆霍兹(Hermann Helmholtz)开始,许多思想家曾探索确定创造性过程的步骤。现在被广为承认的有5个阶段:第一个顿悟、饱和、孵化、阐明和证实。作家、艺术教授贝蒂·爱德华兹(Betty Edwards)在她的《以右脑作画》(Drawing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Brain)和《靠近内部的艺术家》(Drawing on the Artist Within)两本书中,曾充满睿智地写到创造力在左右脑半球思维模式之间循环的方式。
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大脑自身像肌肉一样运转—使用不当会导致萎缩,积极使用会变得更发达,即使是在上了年纪的时候。在贝勒医学院(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一个研究小组用4年时间研究了将近100位年龄在64岁以上、身体健康的人。他们当中1/3的人仍在工作,1/3已经退休但在身体和思想上仍然很活跃,剩下的1/3已经退休而且基本上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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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多·弗兰克(Viktor Frankl)令人感动地写到精神承受力如何让即使是最令人恐惧的情况发生转变。弗兰克是心理学家,在纳粹集中营中幸存下来之后写下了经典之作《活出意义来》(Man誷Search for Meaning)。在书中他引用了尼采的名言:“人惟有找到生存的理由,才能承受任何境遇。”弗兰克接着描写这种洞察力如何帮助他挽救自己的生活,即使是在他周围的人相继死去的时候:
那些负责这项工作的人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如果树要在大风地区存活,树根必须扎得很深。我们从未想过自己正在观察自然界中一种具有许多生活特点的现象。因为我们往往扎根不深—没有坚定的信念和价值观,我们很容易就被强风击倒。如果我们缺乏强烈的目的感,当我们受到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暴风雨的挑战时就不能站稳脚跟。像罗杰一样,我们的反应是防守式的,谴责风暴或者干脆退出,停止投入我们的精力。《工作,承诺与背叛》(The Working Life)一书的作者乔安娜·席拉(Joanne Ciulla)写道:“你可能工作很长时间,但仍然很懒散。”“妨碍我们寻找人生意义的是无法积极地投身于生活,以及某种懒惰或缺乏爱心使我们让别人为我们做决定、告诉我们事情意味着什么。”
《对幸福的追求》(The Pursuit of Happiness)一书的作者戴维·迈尔斯(David Myers)写道:“我们人类需要食物、休息、温暖和社会联系。对于饥饿的苏丹人和无家可归的伊拉克人,金钱可以买到更多的幸福。但是如果所拥有的超过了足够的标准,这几乎不会给幸福带来什么额外的好处……一旦我们舒服了,更多的钱所带来的回报就会逐渐减少……收入和幸福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有限的,在美国和加拿大这种相互关系已经降到几乎为零……收入也不能明显影响对婚姻、家庭、友谊或我们自己的满意度—所有这些确实预示着一种幸福感。”而幸福明显和更高的生产力有关系。总之,金钱可能买不来幸福,但是幸福可以帮助你变得富有。
外在奖励实际上会破坏内在动机。研究人员马克·R·莱珀(Mark R. Lepper)和戴维·R·格林(David R. Green)花时间观察在托儿所里玩耍的孩子们,为的是看看他们最喜欢做什么。接下来,每次孩子们参与自己最喜欢的活动时他们就给每个孩子一个奖励。结果,当活动和奖励联系到一起时,孩子们对活动的兴趣就很快减退了,无一例外。在另外一项研究中,做猜谜游戏的成年人每次成功猜完都会得到奖励。像孩子们一样,他们对继续活动的兴趣不断下降。显然,人们可以从物质收益和外界赞扬中得到动力,但关键是,我们对做我们自由选择的、最喜欢的事情更有热情,并从中得到更大的快乐。
建立在价值观上的行为不会总是带来更多的经济回报。但是吉姆·柯林斯(Jim Collins)在《基业常青》(Built to Last)一书中举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那就是以价值观为行为导向的公司在长期的经营中确实会取得很好的效益。我们自己的论据是,坚定不移的价值观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推动更全面的投入。换句话说,价值观带动下的生活让你更有可能带着热情、承诺和毅力来做事。
弄清楚我们的价值观是一回事,天天都按照这些价值观来行事则是另外一回事。面对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和我们真正是什么样的人之间的差距并非易事。我们每个人自欺的能力都是无限大的。当我们意识到不愉快、让人不安或者和我们对自己的期望相反的情况时,我们有无数种逃避的办法。除非我们可以清除迷雾、坦诚地看待自己,否则我们就无法着手改变。叛逆的精神病学家R·D·莱恩(R. D. Laing)在一首小诗中非常睿智地反映了这一点:
欺凌弱小者被潜在的无能为力的感觉吓倒,通过严厉无情地对待别人得到补偿。成功的行政管理人员被不够格的感觉所困扰(自己还不承认),总是炫耀他的成就,喋喋不休地谈论他认识的名人和要人。礼貌得体的女主人不能面对自己潜在的嫉妒,寻找微妙的方式贬低和摒弃她周围的每个人。“恶的核心缺点不在于罪而在于拒绝承认它,”《心灵地图》(The Road Less Traveled)一书的作者M·斯科特·佩克(M. Scott Peck)这样写道,“邪恶攻击他人而不是面对它们自己的失败……因为它们必须否认自己的恶劣性,它们必须把其他的看成是恶劣的。”
几千年来,圣人明白了最终的精神挑战是“觉醒”。在古典时期,古希腊人在帕尔纳索斯山上写下两首训词。《了解你自己》(Know Thyself)是最著名的。第二首翻译过来大致是《了解你自己的全部》(Know All of Thyself)—这承认了我们必须看到表面下的东西来找出真相。其他的现代思想家回应了这一点。神经病学家爱德华·惠特蒙特(Edward Whitmont)写道:“直到我们真的按照我们的本来面目看待自己(我们会为此感到震惊),而不是按照我们想要的或满怀希望地假想的样子,我们才能迈出通向真实自我的第一步。”
面对现实需要我们对没有准确看待自己或他人的可能性永远保持开阔的胸怀。举一个表示品德之间相互需求的生动的例子,没有谦卑的自信会变成自以为是、自大狂甚至狂热。同一组研究人员一起,吉姆·柯林斯在他的《从优秀到卓越》(Good to Great)一书中研究了在前几年里效能大幅度提高了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的素质。让柯林斯惊讶的是,他发现造就了最成功的公司的并不是那些最有魅力或才华外露的领导者,而是那些把两种看似矛盾的品质—坚定的决心和谦卑,均衡地融合在一起的领导者。
仪式的持续效力源自它们保存精力这一事实。“我们不应该养成思考我们正在做什么的习惯,”哲学家A·N·怀特黑德(A. N. Whitehead)曾在1911年这样写道,“反之才是真实的。文明的进步正是通过扩大我们无需考虑就可以做的事的数量来实现的。”和逼迫我们采取行动的意志与纪律相反,明确的仪式会吸引我们。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我们会觉得更糟。想想刷牙、洗澡、早晨和你的爱人吻别、参加你的孩子的足球比赛或者周末给你的父母打电话。如果我们想在生活中培养新的、持久的行为,我们不能把太多的精力花在保持这些习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