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论纲 - 德国开元华人社区开元周游

我为什么要写或者敢写这个论纲，可以借用恩格斯的一种心态：这不是“内心激动”的成果，而是十分冷静思索的产儿。

从理论上讲，“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恩格斯《自然辩论法．<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马·恩全集》第20卷P384)

这是我用理论思维来衡量“三个代表”的动因，因为在这方面我们曾有过全民失语症：面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最高峰这一违背辩证法的观点，竟无一人敢道出一个“否”字(只有两个中学生伊林、涤新除外。记得67年某月当我在一张小报《蜀道评论》上见到《辩证法将让林彪靠边站》<作者伊林、涤新>时，我心中大为惊喜，全国那么多占据哲学讲坛的教授在常识面前不敢哼一声，却让两个中学生讲出了真理。)另外五十年代的速成共产风(违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曾给我们民族带来多大的灾难!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反而大大革了文化的命。

共产党理论从草创到成熟的历史上看就是在批判中完成的。举例而言，马克思写过《反克利盖通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gt

86—1 02)，因为“克利盖在纽约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所鼓吹的那些荒诞的伤感主义的梦呓”会使工人们“意志颓废”等等。马克思还写过《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三&gt

1—26)，可以说马克思从理论上严密地细致地分析批判了德国工人党纲领中的粗糙、幼稚和荒谬，诸如“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废除工资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等等。马克思严厉地说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会使党堕落的纲领。”

从我们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发展现状看，我们绝不会再有那么一种思维模式：胡风长达27万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习称之为“三十万言书”)是反革命宣言，胡风集团是反革命集团。

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年7月1日)中最先两处是这样说的：(我们党)“就是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必须始终代表”和“要始终代表”表明了过去、现在已代表了的自豪和将来还要代表的努力。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部分修改2 002年11月14日通过)“总纲”：(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就通过章程、纲领的形式作了严正的肯定，这好比《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在当年世界舞台上宣称“消灭私有制”一样嘹亮。

要弄清这一代表的内涵，就必须首先弄清什么是“生产力”，然后才能谈到“生产力的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不然我们只能像过去陶醉在“共产主义是天堂，没有公社不能上”一样的盲目痴迷。

科学技术和人，而人是核心，人是生产工具的使用者，生产经验，劳动技能、科学技术的掌握者，前面诸种要素的代数和不能构成生产力，只有当它们在一定的生产体制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它们才形成生产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前提是当人运用了这种科学技术的时候。当上千条发明专利躺在档案里时，它不是生产力。当我们众多的科技人才被闲置被浪费时(譬如成天的被批斗，下放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时)形不成生产力。

小小的日本（就领土与人口而言）却是经济大国，它的自由民主党或其它党也不能宣称它们是日本先进生产力或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宣称：“铁的获得，是人类经验中的事件的大事件，没有可与它相等、没有可与它匹敌的，除了它，其它一切发明及发现都是无足道的，或至少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可以说文明的基础完全是定立在这一金属之上的。开化时代人类缺乏铁，阻止了它们的进步。倘若人类不能越过这一鸿沟，那么人类在今天或许还是处在开化状态之中。”（《古代社会》第一册P67—68）杨东莼张栗原冯汉骥译本1972年商务版。

只有蒸汽机的出现才使小作坊的生产一跃而变为规模宏大的大工厂生产，这是生产力的又一大发展。而且它“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是更会使全世界的社会状况革命化”（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论文·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马·恩全集》第20卷P520）。

共产党也不是电党或信息技术党，即使比·尔盖茨作了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也不能说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或者说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因为比尔总书记应该推行的是政纲，不是微软的技术纲领。

虽然有一种观点：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恩格斯是这样表述的——“在1818年，圣西门宣布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且预言政治将完全为经济所包容。虽然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这样的认识在这里仅仅以萌芽状态表现出来，但是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这种思想，即最近纷纷议论的废除国家的思想已经明白地表达出来了。”（《反杜林论·社会主义·历史》《马·恩全集》第20卷P284）

可惜，虽然距恩格斯所说的“最近”已过去了一百多年，废除国家，国家职能的转变仍然是遥远的事情，党务工作者不懂生产仍然是天经地义的。顺便说一句，在恩格斯看来“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反杜林论·社会主义·理论》《马·恩全集》第20卷P306）。

这儿说的“被废除”指的就是“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物的管理和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同上书P305—306）。

江泽民：“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当然前面仍然有“必须始终。”《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按照一般的说法，“文化”应该是一个大概念，它应当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它不但能反映某个社会历史时期的生产、技术、教育、科学、文学、艺术的发展水平，也能反映出处于某个社会历史时期一个民族的习尚、民族性格、民族传统、人际交往、婚嫁、娱乐等不同特征与心态。故而我们有了茶文化、烟文化、酒文化、居室文化、旅游文化、胡同文化，善于反思者还认为中国有特殊的墙文化等不同层面不同视角的定位。

不同地域有不同的地域文化，不同民族有不同民族的民族文化。没有民族的也就没有世界的，世界文化呈现着缤纷五彩的面貌。

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与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分配方式、生产水平有着紧密的联系。当我们还在定量供应布匹和粮食时，中国绝对没有卡拉OK的娱乐方式（虽然有其它娱乐方式）、时装模特大赛、也不会有网络游戏、e-mail、汽车联展等。休闲文化内容变化了，网络文化热起来了，汽车文化产生了，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中国的进步。

文化有文化的历史品位，故而我们在这个领域里不能简单地依凭文化载体、文化手段、文化传媒的不同判定文化的先进与落后。埃及的木乃伊与现代科学实验室浸泡在福尔马林液中的人体的价值是不在一条标线上的。中国的茶道与日本的茶艺，苗族的跳月、藏族的锅庄与热情的拉丁舞，西北的花儿与意大利的美声，中国的水墨丹青与西方的油画，茅台与法国红葡萄酒，方块汉字与英文、法文，安徽民居、北京四合院与高达一百层大厦，如此等等。它们都是属于文化领域中的一支，但都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尺度判定它们孰先进孰落后。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论无产阶级文化》，《列宁选集》第四卷P362）

对旧文化又要“吸收”又要“改造”，这就关涉到继承与批判。要批判就必须首先要能鉴别。我曾见到“文革”中的一张喜报：热烈欢呼毛泽东思想又一伟大胜利——昨日在某中学查出了一大批《西游记》《红楼梦》等黄色书籍。

共产党不是文化党，入党的条件没有设定文凭等级、专业职称等门槛。《中国共产党章程·党员》：“年满18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地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党费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和马克思当年所拟《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实则就是国际共产党）第九条“每一个承认并维护国际工人协会原则的人，都可以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每一个支部对它所接受的会员的品质纯洁负责”要求相同。（见《马·恩选集》第二卷P139）

可见中共与马克思都是从政治品格去要求党员的，现在却要由这样的党员组成的党去承担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代表的责任，显然是过分了。

共产党要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它的组织内必须有一个庞大的知识群体（或部门），它必须要研究古代和现代，必须要研究世俗和高雅，必须研究绘画和音乐，必须研究建筑和交通，必须研究城市和乡村，必须研究汉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必须研究礼仪与交往，必须研究衣食住行，如此等等，对于一个政党而言，谈何容易。

另外文化发展有一特殊现象，影响和习染是一种巨大的力量，行政命令起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传统的中国用火链取火，没有人号召，火柴、打火机就取而代之了。三十多年前，我们还在限定发式、装束，可是现在发式的千殊万态，服式的五花八门已发展到目不暇接无以名之的地步了。这种文化形态的变化与兴盛，谁能说是他的倡导，他是其中的代表（姑且先不管它先进还是落后）？

性、婚姻、伦理观念、娱乐方式、人际交往，凡此等等亦然，它们的变化、发展是谁在指挥，谁在场边喊“妹妹你大胆往前走！”很难说，哪个也不能说：我是代表！

安徽阜阳谢桥镇每次召开党委会或党政联席会对一些重大问题表决时，每个人都要赌咒，干部们以此表明自己的清白无辜或决心。赌咒的话语涉及祖宗八代、父母、妻儿及自己。内容是五花八门，诸如：狗杂种、天打五雷轰、出门遭车撞、坐飞机摔下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等等。对于赌咒的原话秘书都要原汁原味写在会议记录上。该党委办公室吴礼才对记者说“赌咒在我们这里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效果挺不错，因为怕报应，执行时挺认真的，上级领导也欣赏这种作法。”

只要有这一“代表”，中国共产党就不失空前的“伟大的”、“光荣的”品格。全国人民就会始终如一地跟着共产党走。

我这里没有沿用“正确的”，因为这个形容语不科学。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在探索中犯错误是合理的，不犯错误才不正常。恩格斯在谈到德国党时说，“和所有大党一样，它们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犯错误甚至可能犯大错误”。（《马·恩全集》第37卷P433）

甚至马克思也不是绝对正确，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梅林就曾指出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危机”，却不那么准确，“朋友们就开他的玩笑”（梅林《马克思传》P329）甚至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凭他的天才与博大的学问的“发现”时也说过，“谁硬要批评他的发现谁就会自讨苦吃。为此需要一个更进步的时代。”（《马·恩全集》第35卷P221）马克思生活在历史中，他不可能不受历史的局限，“更进一步的时代”才能见出马克思的局限。马克思也可以批评。

美国作家尼克伯克曾拟出一种情境——一个人上了绞架，仍然从容地问道：“你肯定这玩艺儿牢靠吗？”被人称为“黑色幽默”（Black Humor），据说这派幽默不管对社会、对生活、对人本身的丑恶荒谬进行嘲讽时，它都用十分冷漠的态度，并同被嘲讽的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从中获得一点无可奈何的快乐。“黑色幽默”是西方的创造，但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智慧（西方人在嘲讽中嘲讽，中国人在认同中含着嘲讽），我们发明了一种“红色幽默”。

例一：“文革”初期，有红小兵贴出一张大字报说，有一医疗机构据毛主席的健康状况推断，毛主席可以活到一百四十多岁是反动的，理由是我们都在欢呼“毛主席万岁！”它却在唱反调。

例二：我们现在能见到“实践三个代表先进办公室”“实践三个代表先进班组”甚而至于在十里长街一字儿摆开一排办公桌，桌上各立一三角形木方，上写着某某单位“实践三个代表”。严肃艰巨的任务就这样以见单轻快的方式完成了。这是老庄哲学中的“无为而治”么？

“不敢言而敢怒”，是传统“忍”字哲学的一面，但“言论自由是为创造将来的文化”（陈独秀《随感录》〈六九〉）的，一个进步的社会应该以有众多的敢于言说的公民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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