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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传统精神空间的弱势 [打印本页]

作者: 李东道 时间: 28.6.2004 12:00
中国传统精神空间的弱势 作者：姚国华　 (摘自《全球化的人文审思与文化战略》之上卷《文化立国》) 　　●“梨子”与“禁果”的对比：中国文化是功利→道德→理性→信仰；西方文化则是信仰→理性→道德→功利 　　中国和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生哲学，可以用人们面对两种果实的不同态度来作分析。 　　梨子首先是可以吃，可以饱肚子，改善生活，卖出去赚钱，事关国计民生，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到底给谁吃，这是中国人最关心的，围绕这个问题有三种态度： 　　一是把好处让与给别人——孔融让梨；二是把它作为礼品送给别人——“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梨）”，“投我以木瓜（梨），报之琼琚”；三是争夺享用权，为了自己抢食而不顾别人甚至置别人于死地——“摘桃子（梨）”，“二桃（梨）杀三士”。 　　第一种态度引申出来就是道德伦理，便有所谓“重义轻利”的原则；第二种态度推广到人际交往中就是“礼尚往来”，“礼轻人意重”，情义、恩情也是由可吃可占的利益体现的；第三种态度放大了就是阶级斗争，形成政治权力结构。 　　概念引申，“梨园”从唐代以后代表歌舞教习的机构。另外“梨”音同“离”，因此几个人分吃一个梨表示分离、分别，也表示两个人关系分裂的不好兆头。通常这是一种诗化的、艺术化的象征色彩，像蟠桃与长寿的联系，一般是不必认真的；但人们一认真起来，相信这种联系，就成了迷信、方术、宿命论、神秘主义，包括鲁迅批评的中医里的江湖术成分。 　　毛泽东把吃梨子上升到哲学认识论的高度，“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但这种实践哲学也仍然是直观而朴素的经验主义，没有摆脱“吃梨”的功利主义。他所谓的“理性认识”在中国背景下不能建构形式主义、数理主义的理性思维。 　　在西方，梨子自然也是要吃的，谁吃的问题一般由所有制解决，出现分配的冲突也有政治上的斗争，但主要靠法律解决。 　　但是，西方有一个不能吃的禁忌：亚当夏娃偷吃“禁果”，造成被驱逐出伊甸园的严重后果，这是西方宗教对人的欲望、利益的当头一棒式的否定，并由此引出原罪观念，形成超越人的现实享乐的彼岸信仰。因此，基督教的起点便是禁欲主义的。 　　西方人还有更多的兴趣来关注梨子这个对象：梨子会不会有毒（第一个西红柿的品尝者），梨子是由什么构成的（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机械唯物主义），先有梨子的实物还是先有梨子的本质形式与概念（毕达哥拉斯形式主义、柏拉图理念论），梨子浮在水面还是下沉（阿基米德浮力定律），梨子里面是什么样子（达芬奇等人的解剖学），梨子（苹果）为什么从树上落下来（亚里斯多德、牛顿重力理论），梨子、苹果及蔬菜的关系（林耐物种分类谱系），梨子为什么会有甜味、有些什么营养成分（化学家的分析和检验），梨子果实对于其繁衍的功能（达尔文进化论），梨子品种的基因工程（摩尔根基因遗传学派）。 　　此外，梨子的形状在地理学上用来描述地球的准确形状；梨子还是画家经常画的静物对象。 　　同样面对梨子这一具体对象，中国的道德主义只是在世俗生活中克制自己的欲望，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中国思维立足于它直接的功利主义价值，无论是争抢还是谦让，是政治、道德还是情义，总归是吃梨子。人们关心的以及最终落实的都是物质消费，而且是既定物质利益的再分配，即你吃还是我吃。尽管农民在长期的探索中也形成了关于梨子的丰富知识，但只停留在直观经验层面。中国古代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技术，都属于这一层面的成果。 　　西方的禁欲主义则是从根本上否定肉体的欲望，由此形成一种对于彼岸世界的敬畏与信仰。西方思维更多纯认识论分析，超越物质本身的实用功能。尽管近代西方人认为，知识可以为人类谋福利（培根），但知识是相对独立的，探索真理本身就是人的精神追求，不一定是要多吃、多占几个梨。这似乎有点“不食人间烟火”，而事实上，理性知识的增长反过来促进了技术手段的进步，使人多获得梨子，获得又大又甜的好梨子。这就是西方文明后来居上的奥妙。 　　西方文化根本上是立足彼岸的信仰主义，表层是严谨精确的理性主义，道德、功利是末梢上枝叶和果实；抽象原则自上而下落实到个人的物质利益层面上，尊重私有财产、个人自由甚至个人隐私，相互间的道德（及法律）基于不言自明的公理和终极关怀，西方现代文明的高大建筑很快便立了起来。即：信仰→理性→道德→功利。 　　中国文化根本上是脚踏实地的功利主义，表层是温情脉脉的道德主义，理性、信仰是末梢的工具和点缀；天人合一的根系虽然很发达，但个人体验自下而上却难以提升，道德规范总是被物质利益瓦解，实用理性、实用信仰更是像纸一样单薄，几千年的古老文明只能在低水平上徘徊和周期性动荡。即：功利→道德→理性→信仰。 　　以人类挣脱自然界的必然性，从而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化空间的高度作为划分标准，可以将社会生活及文化内容分析为信仰、理性、道德、功利四个层次。功利是与人的生存直接相关的物质需要及权利关系；道德是人们之间行为规范及利益的分配原则，又是价值观的体现；理性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思维方式和理论原则；信仰是关于人与世界及其关系的基本信念和态度。 　　这四个层次是一层层相互联系的。信仰过于突出，就会形成迷信、盲从、狂热、偏执；理性过于突出，没有信仰就成为夸夸其谈、相对主义、玩世不恭，没有功利和道德就是书斋里的空谈；道德过于突出，否定信仰和理性，就会形成狭隘的人情关系；否定功利，则会造成矫情的伪君子；功利过于突出，就成为自私、势利、狭隘、腐败、急功近利、市侩习气、目光短浅。 　　信仰和功利代表人类生存方式的两个极端，前者是超越现实的精神文化追求，后者是基于现实的物质生活需要。 　　理性和道德这两个层面或者建立在信仰，或者建立在功利层面上。西方文化以信仰为本位，但这源于犹太人的信仰不只是个人的精神安慰，也没有走向神秘主义的迷信，而是保护并发展了古希腊的理性精神。到了近代理性又逐步回到现实中来，形成了客观普遍性的科学理性和广泛的社会契约理性，道德也是内心信仰和社会理性无条件地体现出来的自律原则。西方功利主义似乎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石，但它却是如韦伯所揭示的那样，最后才从新教伦理文化中产生出来。 　　与之相反，中国文化直接以功利为本位，道德则是一种调节相互间的权利冲突和利益分配的原则，表面上“重义轻利”，但“义”背后的本质内容还是“利”；理性是由功利和道德上升的实用主义的一般原则，信仰则是极少数人在功利、道德、理性之外才有的，普通老百姓更是把它看作晃晃惚惚的东西，信则有，不信则无，社会越到穷途末路时迷信的人越多。 　　以功利、道德、理性、信仰四个词来界定和分析中国文化，稍有些牵强，因为这理性与信仰基本上是西方文化里的概念。 　　冯友兰认为，中国人的精神境界由低级到高级依次有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个层次，这样说中国文化更贴切些。与以上说法稍有不同的是，更多由道德升华为情感，达到终极关怀，而不是由理性上升为天国信仰。 　　●农业文化的特点：紧贴自然的直觉体验，物我一体的形象思维，虚拟天文的形而上学，简朴实用的理性原则 　　生产方式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通常，人们理解的生产力是线性的、量的、普遍的发展尺度。但是，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殊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并不存在大家都要经历社会发展普遍模式。一个民族特有的生产方式一旦形成，除非面临重大挑战，是不会轻易改变的。游牧、农业、工业等生产方式之间存在着质的不同，并不存在必然过渡的阶梯。 　　这就是说，生产力发展并没有由量的积累自动进化的必然序列，也就不能以普遍的生产力尺度来衡量。 　　西方文明的主要源头是古希腊的工商业文明，它的背景历来是城市。虽然中世纪的欧洲经济是庄园化农业和畜牧业，但现代工业和商业化都市还是以教堂和城堡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工商业与农业之间不存在自然的过渡，也没有可比的生产力尺度。 　　中国文化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农耕方式基础上，体现着农业生产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特点。 　　自然环境：古代农业文明大都发源于大河流域，这里肥沃的土地、便利的灌溉和适宜的气候，提供了稳定的农业生产条件。中国的黄河、长江之间存在广阔的农业生产空间，东西有海洋和高原作屏障，南方是丛林，只有北部有游牧民族构成挑战，但没有致命威胁。中国宇宙观中的天、地崇拜，体现了农业文明对于自然的依赖。天、地与人浑然一体，即天人合一。 　　生产方式：农耕生产的对象是自然的生命，即植物和动物，必须顺应生命的自然生长，因地、因时制宜，标新立异、拔苗助长是不允许的；人们不是把对象当成纯粹客观的物质来分析、解剖，而是用自己生命的直觉来体验和把握它的生命节律；人们不是征服、制造和改造对象，而是培养、调节、引导它。因此，与西方工业背景下形成的机械论、分析主义、数理思维相区别，中国农业背景下形成的是生命哲学、直觉思维、辩证思维，主观与客观没有严格的二元分化。 　　交往方式：劳动以简单的自然关系分工，男耕女织，生产经验在上下代之间直接传递。人际交往主要在家庭内部，以及亲威邻里之间，而不是广泛的社会里。以血缘、亲缘为纽带的家庭及家族，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整个社会结构是家庭结构的放大，以直接情感为基础的家庭伦理推广到社会，形成儒家伦理。但农业社会的人际交往是简单的，这种推广十分宽泛，没有必要加以巩固并制度化。除非土地与人口增长形成尖锐矛盾，或外敌入侵、自然灾害威胁整个社会，需要强化中央权力外，平时的社会组织化程度是很低的，老子认为“小国寡民”的社会是最理想的。虽说中国维持着大一统的专制制度，但社会的统一性只有在政治权力的尖端集中体现出来，而政治领域之外的世俗生活，无论比西方中世纪还是现代资本主义，自由度都要大得多。 　　生活方式：生产直接满足消费，自给自足，不需要相互交换；生活的主题就是直接享受生命，无拘无束，自由放达，吃喝玩乐。人们生存的理想就是期盼上天赐予的风调雨顺的天时，一家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收获，过着安稳、宁静、富足、和睦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之下，人们观念上崇尚现实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关注看得见的现世生活。人们的精神生活直接寓于现实生活之中的情感体验与伦理道德中，基本的物质生活是第一位的，道德生活是第二位的，宗教和形而上学则是末位的。 　　中国人在生活方面的智慧和技艺至今在世界各民族中是最精致的。许多后来被西方拿去并对工业革命起了关键作用的技术发明，在中国不过是无关紧要的雕虫小技。人们吃、穿、住、用、玩极其精致讲究，相应的技艺的确也是境界很高的文化，如酒、茶、棋、家居、种竹、养鸟、斗蟋。然而，由于农业文明比较朴素、简单，对自然主要是依赖和顺应，因此，中国人的创造力主要在直观的、经验的、有机综合的领域，而理性的、分析的、复杂机械结构的创造力，却不及后来居上的西方工业文明。 　　中国农业文化和其它三大文明古国一样，都是早熟的农业文明。农业生产依赖自然条件，土地及产量也有限，这规定了人的追求和社会进步无法根本突破的极限。农业社会的历史就在这极限内周期性振荡。中国秦汉时代富有生机，唐宋时代最兴盛，以后就日益衰退了，到明清，虽然市井生活繁荣程度依旧，但社会创新能力几乎衰竭，腐败、颓废却成了无法抑制的病变。 　　韦伯说清教理性主义寻求对世界的控制，而儒家理性主义则谋求对世界的适应。因此，儒家文化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生产方式上也是这样，工商业文明是建立在加工制造、人工设计、发明创造之上，相比起依赖作物和牲畜的自然生长的农业文明来说，更大程度地发挥了人改变自然的智慧和力量。农业文明则相反，它是停滞的，没有进步、缺乏理性、缺乏创造力的。 　　以农为本的乡土中国，在依赖自然、融入自然、回归自然上有自己独到的生命体验。社会生产和交往完全顺应自然节律，简单实在，循环往复，稳定少变，无需直接经验之外的专业知识、技能。分工和交往复杂化反而会导致社会的重负和不稳定。人们以自己直观的生命体验把握自然，主要是有生命的动植物及其生存环境，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培养对象自己成长。 　　生活无需太多人为设计，经验多于理性的认知，务实多于理想的追求，朴素多于浪漫的情感，循规多于创造的实践。人们祈盼着国泰民安、自由生息的太平盛世，没有干预，没有动荡，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生活水平提高。 　　这种生存方式的突出特点是重视身体感受与直觉经验，以静观、玄览、坐禅、反求诸己的智慧获得对人生与世界的领悟，用比喻、虚拟的方式形象生动地把握具体事实，崇尚修身养性、天人合一、自然无为、有机协调、浩然之气等神秘主义境界。它消解主客观的对立，经验和理性综合在不言自明的直觉体验里，先验的认识模式也在其中。这种体验升华为意识，成为诗人和文学家的尺度，唯心主义的主观尺度——口传心受，得心应手，妙不可言，言不尽意，得意忘言，得意忘形，得意忘象。 　　古典艺术重在直接体现生命的神韵，而不是外在的形体，重视生命内在的协调和自律。文人们要么寄附于官本位的社会权力结构里，要么寄情山水寺庙，推敲清词丽句，鼓捣琴棋书画，要么揣摩四书五经，想象用“半部《论语》治天下”。 　　思想家以天人合一的观点将人与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王阳明坐在竹林里几天几夜，要参透宇宙人生的哲理，这叫“格物致知”，与它相接的是“正心诚意治国平天下”。毛泽东引用孔子的话表达人生感受：“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中国近代翻译西方物理学叫“格致”，但传统的“格物致知”是用生命的尺度把握世界，领悟人生的意义，没有主客观的分化，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只可体验不能分析。与西方实证科学的精确观察和理论解析表面相似，根本上却完全不同。老庄的哲理寓于自然界尤其是生命界的现象里，中国文人基本上没有客观尺度下的数学与逻辑训练，概念、理性思维不发达，没有严格的演绎逻辑，没有系统的理论科学，不能对事物进行实证把握。因此，传统中国人没有现代意义的自然科学。 　　中国人直观认识能力和技艺操作能力很强，大多数人只是简单地模仿和继承上辈或别人现成的技艺。技艺模仿只知其然而不究其所以然，少数人极高境界的创作，无法大规模传给众人。历史上冒出过的无数技术发明大多失传，至今难以恢复，因此形不成社会演进的力量。中国文明总在较低层次上循环，这个早熟的文明古国里孕育不出现代文明，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祖冲之算出的圆周率如此精确，主要是计算的技术。造纸与火药之类的发明，能做出来，却没有实证理论，讲不出道理来，有道理也是直观理解及形象比喻。庄子“庖丁解牛”的故事，今天被现代西方语言重新解释为通过实践掌握了客观规律才得心应手。其实本来的意义却很简单，是典型的中国人顺应自然的直接经验和技艺，什么客观规律是根本说不清楚的。 　　庖丁这样的高超技艺是不可多得的，只能个别传递，而且要有相当的悟性和艰苦磨炼，很难稳定地传承和发展；多数人功力难以达到却又急功近利，便只有吹牛或者造假。中医、气功、太极、书画等从身体内部有机协调中获得心灵的宁静，可能有很高的境界。但要认真追究什么“千里神功”、“刀枪不入”、“百步穿杨”、“飞墙走壁”，会发现十之八九是骗人的。 　　与庖丁解牛的技艺相对应的西方实证科学却难得虚假，器官移置、基因工程、远程导弹、宇宙飞船都是没法玩魔术的，它是建立在古希腊哲学家对世界本原、必然性、逻辑性、数学理论、抽象概念的执著追求基础上的。 　　●思维方式的缺陷：“真善美”没有分化，只有功利性的价值判断，缺乏独立的认知判断与公理化的推理思维 　　一位直接从大学进入政府高层的官员深有感触地说，实事求是在西方是根本用不着提倡的起码原则，而在中国，人们一边把它挂在嘴上，一边却睁眼说着瞎话。这一典型的中国社会顽症，不只是一个现实腐败问题，也是一个历史文化问题。 　　换个说法便不难看出：西方人从宗教信仰、彼岸关怀出发，讲究普遍公理的演绎，坚持学术论证的规则，而落实到具体事务上便会从原则出发，精确严格，一丝不拘；中国人从现实主义、实用主义出发，实事求是、实践第一的口号挂在嘴上，结果常常会为当下利益和人情关系所左右，不是模棱两可，就是睁眼说瞎话。懂得这一点，见人屁股一撅，就知道他要拉什么屎。 　　如果听到官僚来一句“实事求是”、“实践证明”之类套话，你就当心，他已经或者将要睁眼说瞎话了。 　　从中学到大学，政治课老师教导我们答大题时的套路，不要忘了最后一段来一句“实践证明”，再把要证明的结论用同语反复的方式填上，这样睁眼说瞎话，也能保证试卷5－10分进账。这一逻辑把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唯物主义与胡说八道融为一体，“实践证明”的大道理就这样成为一种新式教条，对人的经验展开引诱和强暴，形成一种抹灭人的感觉的思维锁链。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强调以“实事求是”作为思想解放和建设的基本原则，而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也强调物质对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然而现实却戏剧性地演变成这样。为什么中国人缺乏起码的客观认知态度呢？ 　　以深层文化的分析不难理解，西方人的超越智慧体现为理性的反思，相信至高无上的原则、普遍的规律，把现实与终极的、绝对的规则结合起来，西方文化立足于宗教信仰，真、善、美分别代表认知、评价及审美三个相对独立的精神追求。 　　西方有几千年不断的学术共同体和独立的认知传统，尽管专业知识分子也有自己的主观利益与情感，却能以客观尺度精确测量对象，追求事物的规律，形成实证的数学与逻辑体系，这就创造了人类文明中独一无二的实证科学——从杂多中求统一，从现象中求本质，力图精确把握现实。从有限的现实中不可能穷尽普遍的规律，这就需要永无止境地怀疑和超越。 　　与求真不同，价值评价是以人的利益、愿望、好恶、理想等主观标准看待和规范对象，与对象和人的关系有关，但体现人的目的才是善；审美是人对事物的直接情感反应，它与人们的历史文化、现实条件、生活经验有关，但它完全是主观的感受。 　　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超越现实生活的彼岸信仰、理论思维、自由探索精神、扩张冒险精神。由于农业生产需要的精神空间比较狭窄——没有超现实的彼岸的拓展——只在自然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层面上徘徊，农民的生活主要是艰苦劳作，然后是感官享乐，再是利益分配；超越这一现实内容的精神追求不过是闲情逸致、风花雪月，以及相互间的礼让、照顾、关怀。 　　因此，中国人没有主体和客体的明确分化，没有相对独立的认知活动，人的思维纠缠在价值、善恶、好坏、尊卑等方面的道德评价，以及人的面子、名誉、威望、意气里。讨论往往从讨论者的价值立场出发，而不是从客观对象的现状及其逻辑演变的规律出发。中国人精神价值主要包括道德性的“善”，有艺术性的“美”，却没有认知性的“真”。人们通常说的“真”，不是指客观的真实或者真理，而是指诚恳老实、不讲假话的态度，没有认识、探索和追求客观对象的意思。 　　传统“实事求是”观念并不完全等同于毛泽东解释的唯物主义客观性原则，即在客观事物中寻找规律性。“是”既可以理解为客观事物的规律，也可以理解为价值意义的“是非曲直”，主要是具体的情境，直观的道理，个别事实的陈述。通常人们理解的总是从价值判断出发“求是”，而不是客观、实证、公理化的理性思维，现实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占绝对支配地位。 　　现代汉语中的“真理”，大多指人文理想，并不是客观真理。人们的主观判断，完全为价值偏见和功利立场所支配。 　　儒家为代表的文人关心人生问题，却不关心社会的生产活动。孔子说：“朝闻道，夕可死也”。学生樊迟问他关于农业生产的事务，他不知道，并说这是小人的事。孟子也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儒家传统不讲生产，却大谈政治功利主义。儒家的入世态度鼓励“学而优则仕”，考科举，入仕途，为现实政权服务，同时给自己谋求官禄。有为天下的抱负，所谓立功、立德、立言，其实都是为了在别人面前树立功名，封妻荫子，实用主义。 　　传统文人大多依附于政治权威，将忠君的政治实践、伦理道德境界与个人功利主义结合起来；缺乏独立的价值追求，也缺乏纯粹的认知冲动，尤其没有探求客观世界规律的传统，亦没有客观真理的观念，知识主要是一种道德认知和领悟；少有为艺术而艺术的价值取向，审美不是入世者的道德装饰（诗以言志），就是出世者个人的心理逃避。 　　传统的人生境界有不同层次，包括本能、功利、道德、仁爱、天地等。都没有涉及认知问题。 　　儒家信奉天命，旨在遵守人伦道德，人与人感情的关系准则。道家基于自然界的生命法则，尤其是生命自在的生存方式，崇尚无为放达。法家和墨家基于现实的功利主义，前者钻研政治权术和治国手段，后者崇尚吃苦耐劳和人人平等。佛教基于不可理喻的彼岸与现实的轮回，要超渡众生。其它自然崇拜、巫术基于各自的神秘主义信仰，回答世界的本质，人生的终极意义。 　　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及审美判断在中国传统中没有分化。直到近代，西方科学的机械论、反映论思维和分析、实证方法通过教科书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思维方式，包括哲学教科书在内也还没有来得及澄清这个问题，于是人们笼统地用普遍的、客观的尺度去解释和理解一切，以为像自然科学及工业技术那样，找到一种关于社会与人生的普遍规律的科学体系和实践方法，就能够找到通往终极意义和理想目标的道路。这种思维方式恰恰抛弃了对我们自己生命以及周围生命的直观把握。 　　这个思维方式问题普遍存在于文化界。特别是现代各种思潮的纷呈，讨论者大多从各自狭隘的主观立场出发，从个人经历、体验出发以及面子、名誉、威望、意气出发，作出武断的选择和判断。改革开放以来的右与左、激进与保守、自由化与反自由化之间的争论，缺乏思想深度，就是由于缺乏对于问题本身的深刻认识，只是浮在对问题的主观价值判断上。 　　对待古今中外人物、事件、问题，无论是出发点还是归宿，人们总是要给对象一个价值上的肯定或者否定的评价。连秦始皇这样的历史人物，与现代社会的价值标准没有任何关系，也要牵强地给他一个结论，要么尊为英雄，要么贬为暴君。这种学术，正如孩子们看电影，只有一个思路：哪些人是好人，哪些人是坏人，稍微多转个弯的人顶多想到哪些人半好半坏。 　　这种孩子式的简单思维占着主导地位。一开始就要定个真假、正误、好坏、善恶、美丑标准，然后用它给所有对象归类、评价。明白一点的人也只抽象地归于好与坏的辩证法、折中主义、相对主义，缺乏对事情本身逻辑的细致探究。 　　我们总是满足于简单的结论，或对或错，或是或非，不是肯定就是否定。辛亥革命后，满清从此臭了；新中国之后，国民党又一无是处；搞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更是万恶之源；搞市场经济，一切问题就归于当年选择计划经济错了。 　　今天人们一谈到大跃进与浮夸风，都觉得荒唐可笑，可当下的欺上瞒下、造假虚报之风已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深深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文化大革命，由“就是好”再到全面否定，至今缺乏客观、冷静的分析，曾经狂热卷入的人们，仅仅把过去当作一场恶梦就了事，大家都只是受迫害者、上当者、受蒙骗者而已。过去教科书上揭露的地主、恶霸、地痞、土匪、流氓、老鸨、资本家、国民党、官僚、买办、黑社会的那些丑恶行径，今天社会却在全面重演，反面教材成了“实用指南”。 　　●价值取向的悖谬：伦理本位与衣食哲学，道德主义与功利主义，饱暖知礼节－思淫欲，礼义之邦－缺乏公德 　　中国社会以道德为本位，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倡导的伦理教化原则，基于血缘宗法关系之上。 　　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与生活方式，主要以生活群体内人与人的直接情感来维系。这种情感就是个体在社会关系网中的存在体验，是克服个体孤独感，寻求依托感和归宿感，如亲情、乡情等。通过社会文化的整合，情感上升为情理，形成调节人与人之间生存关系的规范和秩序，如“将心比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三纲五常”等等。 　　中国文明早熟后，世俗生活居主导地位，人们技艺成熟，经验丰富，现实主义、实用主义的智慧无与伦比。由于没有太多陌生的外来因素，人们每年每天重复着过去的生活，无需抽象的理性文化指导，也不需彼岸世界的信仰和系统化的教义。 　　人们只凭传统习俗和直接经验，加上几句圣人语录和大量民间谚语足以面对生活了。百姓生活里有儒学影响，一方面是长期的教育和示范作用对于社会造成的观念积累，另一方面是儒学本身以世俗伦理为基础，并不等于儒家士大夫介入平民生活。 　　中国人缺乏彼岸世界的关怀，没有独立的理性文化追求，没有对自然规律的学理探索。文化依附于现实生活，精神产品被理解为覆盖在物质享乐表面的消费方式，成为权力、名誉和地位的象征。不像西方信仰那样支配着整个社会生活。 　　中国官场文化排场特别大，形式主义的讲究特别多，铺张、浪费、奢靡之风特别严重。所谓“给人以美的享受”之类故作高雅、矫柔造作的套话，也表明美感也是一种消费。文人经常被安排来装点门面，呈现一种热闹、繁荣的景象。 　　说中国是“礼仪之邦”，有比西方高的精神文明，无非是从儒家的伦理道德，还有道家和佛家人生境界上说的。 　　以儒家为代表的文化经典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全面形成，作为政治生活的语言延续到近代，但主要在上层社会起直接作用。儒家思想将家庭伦理原则推广到社会和国家关系里，处理紧张的人际关系，建立了国家的意识形态整合软件。 　　儒家伦理对个性、能动性、创造性的抑制和消解，存在明显的消极作用。中国市井百姓历来是物质生活高于纯粹精神生活，伦理道德不过是节制和调配人与人之间物欲的外在手段，它本身就是建立在物欲基础上的。孔融让梨，不过是个人对利益的自我克制，相互间的谦让，说到底是以道德方式来分配利益，利益是前提内容。它关心的不是向外部自然对象谋求人的利益，而是既得利益的再分配。因此宋代以后，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这已经是中国社会腐败到不可救药时的保全之策。 　　道德本位的精神文明作用十分有限，只有在宗法关系圈、人情关系网以及其它延伸的利益关系中才可有效。这种网络毕竟是封闭的，各个圈子间是相互冲突的，因此伦理道德本身并不能维持一个大社会的存在。社会还必须有一种强制力量，这就是家长制的国家，强大的中央集权，把一盘散沙的人们捆在一起。这种外在约束一旦扯断，物欲横流、兽性大发就成了另一个极端的现实，程度恐怕比西方现代生活要高得多，对社会的破坏是致命的。每个朝代几乎都是以廉洁自律起步，达到国泰民安、物质繁荣之后物欲就开始膨胀，最后在全面腐败中崩溃。传统社会以这样的周期从一端走向另一端，延续几千年。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中国传统文人拥有的纯文化，只是富有者、有权有势者的摆设、装饰、排场和消费，是并不必要的高档消闲方式，是文人、有闲阶级自我慰藉的奢侈品。文人要么入世，讲究经世致用——不免功利化、势利化、官僚化；要么出世，讲究无为超脱——不免消极、遁世。所以，文人痞子化、流氓化的倾向也是历来有之。基层老百姓的生活主要是衣食住行，所谓文化只是茶余饭后的娱乐、刺激和消遣，逗人一笑的玩艺。文字书写对他们来说几乎是多余的。 　　中国人受了西方人欺负，以为只是器物不如人，一种自以为“礼义之邦”的自我安慰广为流传：西方长于物质文明，中国则长于精神文明。随着国际交往增多，走出国门和外国人一接触，才发现人家并非野蛮之邦。 　　西方那些我们看来无情无义的言行，以他们自己的尺度衡量却是文明的。只是别人的物质文明看得见，别人的精神文明是看不见的罢了。即便不出国门，从接触外国人，读外国的书，看外国电影，也能体验到这一点。 　　为市场经济唱赞歌的人们，以此思维批判传统：中国人“重义轻利”，讲虚伪的仁义，羞于谈利益，以恬淡无为、安贫乐道的消极方式自我安慰。实实在在的物质文明被自欺欺人的精神文明扼杀掉了。因此中国人穷了几千年。五千年文明里竟没有发展出市场经济来。我们长期禁锢在乌托邦文化或者象牙塔里，饱尝数千年“封建”礼教、禁欲主义之苦，精神上的约束多，物质上的享受少，缺乏生活自由。现在，我们终于解放了自己，可以放纵欲望，追逐金钱，尽情享受优裕的现代物质生活。 　　其实，这只是极其有限的表面现象，更多的时候恰恰是颠倒的。重视物质生活享乐的中国人，排斥西方精神文化，但从不拒绝西方消费品。《红楼梦》里就有许多西洋玩物，圆明园里更藏有各国稀世珍宝。令人眼花缭乱的流行时尚、物质享乐，包括一些在西方也被视为文化垃圾的消费方式，正向中国大举渗透。人们视之为社会进步，为之欢欣鼓舞，为之推波助澜。 　　宋明之际，中国文化的基本信念已经十分脆弱，一些人试图作深层反省与拯救，理学、心学是这种努力的最高成就。理学强调先天地而存在的理，“理一分殊”如月印万川，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心学强调“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天理”，甚至心外无物也无理，强调人的精神自由。这是企图以天理制人欲，以内圣达外王，给传统“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道德理想奠定形而上学的基础。而这种努力停留在孤立的学术层面上，不能像宗教那样普及于社会教化之中。 　　中国虽是伦理道德本位的“礼仪之邦”，但人们缺乏公共生活所必需的自由、平等、博爱及契约、法律、民主、人权观念，法律体系依托在强制性的政权上，形成人治。孩子听大人的话，西方孩子则更多服从规则，这构成自我意识的文化差异。 　　现代人文精神的失落，民族自信、自尊、自由意志、个性、气度、胸怀的丧失，社会缺乏基本的团结、自律、规则、公平、公正，权力腐败猖獗，假冒伪劣防不胜防。这有文化冲突导致的误会，更有古老文明本身的缺陷。 　　中国人讲究家丑不外扬，小聪明、小算盘、自私、贪婪、虚伪、言行不一，相互习惯了也无所谓。但一到涉外场合，人便显得紧张、做作、表演、敏感、不自信，浑身不自在。走出国门，免不了频频出丑，举步尴尬，令自己同胞也尴尬、脸红。 　　过去，为了维护国家的形象，对外国人极端谨慎，要做很多门面给外国人看，都是这种自卑情结的表现。现在开放了，这种防备性的、消极的、封闭的爱国心理顾及少了，许多人出丑也更多更直接了。这就不能不提到整体文化的高度来反省。 　　现代社会的交往范围大，要求人们像对待不言自明的公理一样，承认普遍的、超越个人意志和权力的公共道德和公共法律的权威。康德说，神圣的、可望不可及的存在，唯有我们头顶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原则。西方道德依托人的理性，理性又有超越个体的宗教信仰、形而上学的支撑，落实在心灵深处。虽然现代宗教有所淡化，但道德毕竟来自内心的信仰，要牢靠得多。 　　使用盗版软件对我们——包括我本人——几乎没有心理愧疚感，而这在欧美一些国家几乎同偷盗一样可耻。 　　中国传统的宗法、人情关系网及其情理原则表现为谦让、忠信、恭顺、服从、坦诚、羞耻、仁义、和睦等品格。西方道德文化则建立在社会化的普遍信仰及个人的理性能力之上，表现为人的自主、独立、平等、宽容、协作、规则、契约等意识。 　　简单地说，中国传统道德是在狭小的生活圈子里的情理规则，而现代生活要求的是广泛的社会关系下的理性道德，后者没有长期的现代文化建设是无法树立起来的。所以中国今天面临严重的旧道德沦丧而新道德空白、缺席的困境。 　　中国人守道德需要舆论，要别人说闲话，落实于外在的礼仪规范上，道德形象是给别人看的，因此常与虚伪、伪善、乡愿、沽名钓誉、欺世盗名相联系。思维方式虽然是天人合一，但天理是人间情理的虚托，最后还要落实在人间规则上。以直接的生命体验、情理以及利害关系把握自然，缺乏关于对象世界普遍法则的理念，没有超越人际关系及人本身的普遍理性。 　　在西欧、北美、俄罗斯、日本，甚至在泰国、新加坡，许多人在政治、文化、商务交往中言行严重失当，只能用“丢脸”、“有损国格”的字眼来形容。一位中国留学生在加拿大与朋友野餐，随手将手纸扔下山崖，事后加国朋友绕下山去拾起带走。 　　苏联解体后，中国北面一派和平气氛。历史上，北方的和平是中国文化及其经济生活向北渗透的好机会。新的契机也一度出现，中国边境、蒙古、西伯利亚及至俄罗斯各地，市场活跃起来。可是中国商品品质低劣，让俄国人吃尽苦头，商店纷纷打出“本店不卖中国货”承诺。中国人随地扔烟头，吐痰，用床单、窗帘擦皮鞋，所以他们一到，旅店赶紧把新被单换掉。 　　著名诗人徐敬亚有一篇《中国人，请学会使用你的手》的文章，就讲中国人在俄罗斯丢脸的事：排除夹塞的，乱扔乱吐的，公共场合迫不及待，吵吵嚷嚷，把城市广场上的鸽子吃掉的，将身体压在商店的货柜上挥舞着手，等等。 　　俄罗斯女性在哈尔滨、北京、深圳、成都的娱乐场合充当人们的玩物，给中国当代西门庆们当洋荤。作为一个中国人，想到历史上沙俄强盗驱赶、强暴、屠戮我们时，感到愤怒；但今天一些中国人在俄罗斯的劣迹，却同样让人蒙羞。 　　今天，法制建设在机构设置、队伍扩充、宣传调门上相当壮观，可是社会秩序却在恶化，人的安全感降到最低水平。黑社会猖獗，车匪路霸横行，人们心中正气受到抑制，害怕恶势，对他人，尤其对执法者缺乏起码的信任，大庭广众之下明火执仗的犯罪，常常无人敢站出来制止。事实上，警匪合谋、执法犯法、司法腐败常常是公开的秘密，一阵风式的突击整顿于事无补。 　　●伦理道德的死结：无法超越实用主义的价值尺度，常常纠缠于“自私自利”与“为他人谋福利”的二元对立 　　一涉及道德、价值、人生抱负、精神文明问题，人们便要追问，为自己还是为他人，自私自利还是为人民服务，为小团体还是为大社会。为他人做好事，对社会做贡献就是道义高尚，为自己考虑，自私自利就是赤裸裸的非道德行为。 　　可是，人们几乎从没有反思过，不管是为自己——自私，还是为他人——无私，无论是道德，还是非道德，无论是“利”还是“义”，归根结底都是基于物质利益，都是一种功利主义，只有小功利和大功利的区别。 　　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是伦理道德，实质上建立在物质功利主义之上。我们很少考虑，到底要为自己或者他人什么，人要追求什么？答案似乎不言而喻：就是自己或他人的利益，就是物质享受，功名利禄，权力地位，以及闲情逸致。 　　中国人的价值观紧贴在直接的物质生活的低层面，几乎没有超越功利主义、超越伦理道德的其他价值了。在功利主义直接或间接诱导下，精神追求的空间十分狭隘，连情理、面子、习俗、人情关系，也都自觉不自觉地陷入物质利益的死胡同。 　　这就是中国文化的陷阱：生活的目的只是利益，此外几乎再没有别的。不是为别人谋利益，就是为自己谋利益。要么大公无私，要么自私自利，非此即彼。这个陷阱把一切人生追求限定在以物质享受为核心内容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目标上。 　　今天人们理解的现代化，主要就是物质文明、经济中心、功利主义。这是从彻头彻尾的传统农业社会出发的理解。西方文化从根本上正相反，是从形而上的、彼岸的、唯心的精神价值出发的，功利主义在直到晚近资本主义时期才占主导地位。 　　西方基督教是一个普遍信仰，人与人之上便有一个超越的精神参照系，但这种超越的精神只在彼岸。在现实的此岸，则承认并且允许人犯错误，任何精密的仪器都有误差，只要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近似就行，由混沌走向确定。即便是公理体系，也时时被人监督，以对话达到建构、创造、抽象、配合、协作。美国地域同样辽阔，但它一步步扩展，最终实现全面控制。 　　中国人本来只有世俗生活，道德是对世俗利益的制约。这种绝对神圣的理想成为主义和教条，无人可以怀疑，它往往要人们去做做不到的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总是声称没有自己的利益，都是为别人考虑，“总是为了你好”。 　　过去的革命理想是大公无私，彻底奉献。个人是渺小的水滴，集体是浩瀚的海洋，个人价值只能在社会价值中实现。它建立在政治革命的基础上，革命运动以阶级划分为依据，阶级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阶级斗争归根结底是围绕人们的经济地位而展开的政治斗争，人们幻想实现了共产主义就能“各取所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要什么有什么”。 　　在现实中，理想一开始就难以付诸实践，好人也做不到，出于压力，只能自欺欺人，同时千方百计为个人寻找私利的空间，表现为虚伪、伪善、乡愿、伪君子、老好人、笑面虎、两面三刀、厚脸黑心、奴颜媚骨、溜须拍马，沽名钓誉、欺世盗名。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建立在直接的利益关系上，功利主义突现出来，衍生出各种说法：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合理的自私，合法的自私；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主观为他人，客观为自己。还有很多折中状态。 　　为人民服务曾是人们最高的价值原则。如今意识形态的影响变化了，但还是要求做一个有用的人，为老百姓办事，为社会服务，为人做点什么。大街上无论是老头老太，还是警察，包括黑道上的流氓，不管关心你，教训你，命令你，欺负你，都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据，为了你好为理由。一旦找到一个为了他人好的理由，他的行动就具有了天然的合理性、正义性。 　　其实，对于人们内在世界的价值理想而言，为人民服务只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之一。其目的有两种：其一是为人服务以换取对自己的利益、名誉、地位、权利的回报，这就需要做给别人看，而且取决于别人是否承认；其二是出于自己内心的爱、同情与良知，其价值体现在行动本身及其直接结果里。在功利主义的人际交往中，人们主要不是从自己内心世界的建构里获得满足，而需要从相互的关系的依托中获得承认，因此常常是第一种为人服务方式占主导地位，而第二种为人服务方式却很少；表演性的好人好事多，出于直接的善意之举却不多，以至于今天要是有人无缘无故做了好事，大家都要怀疑他是否另有动机。 　　中国人很难独立地反省和审视自我，因为没有超越自我之外的精神实体，只有有限的、孤零零的身体，人们把孤独看作人生的最大不幸，他们把家庭人伦的温情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亲戚是仅次于家庭的精神寄托。在农村长大的人能深深体会到亲戚在人们生活中的精神慰藉作用，尤其对于弱者、妇女、孩子，几乎成了生存的主要精神支柱。 　　维护社会秩序还有法家手段，但地域辽阔，权力空隙极大，天高皇帝远处无法实施有效控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道家走向另一极端，主张回归自我、回归自然，但回归后是空空荡荡的身体，只有少数人以天人合一的审美方式升华自己的生命力。 　　我们必须认识到，崇高、高尚、高贵、伟大这些价值并不取决于是否为祖国、为人民、为人类服务，而取决于人们内心的理想、信念对生命的提升高度，取决于人的爱心、真诚、创造力、想象力发挥的程度。为别人服务，只有真正出于爱心、同情、责任，而且维护对方的尊严时才是高尚的；如果出于商业目的，那至多只是敬业精神；如果是出于表现欲、虚荣心、算计心、征服欲而为别人做什么，如伪君子、假圣人、道学先生、思想警察、世界警察，那就是虚伪的，甚至是可耻的、卑鄙的。 　　安逸是一种舒适，忙碌是一种充实；清闲是一种优雅，挑战是一种刺激。纵欲、发泄可以给人快乐，克己守纪、清心寡欲也给人安宁。自我意识向上提升，本能欲望向下滑落，构成生命本身的矛盾，既可能是幸福，也可能是不幸。 　　给人帮助是自我价值的一种体现，是快乐的。损人而不利己也能获得一种心理满足，得到一种快乐。建设是一种快乐，破坏也是一种快乐——我在房前屋后种的花草，总有小孩本能性地予以破坏。在云南，与我同行的一位匈牙利小姐，见我的手伸向一枚钟乳石，我本是要指给她看，她却急了，叫我不要去折它——从那声音里，我听出一种对中国人太多破坏欲的斥责。 　　●内省意识的死圈：缺乏形而上的信仰和理性参照系，功利主义的道德反省自相缠绕，只有靠外部舆论来维系 　　中国文化也是有反省精神的——俗云：“人贵有自知之明”，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但是，伦理本位的反省意识是要维护人与人相处的道德原则，而伦理是一种人情之理，是由人的直觉、情感把握的。因此，深刻的反思与自我认识，只有极少数圣贤才能做到，而更多的只能是表态、表演、表白，结果容易造成虚伪成风。 　　真正的自知之明之所以很难，因为它没有西方宗教信仰或契约原则下的理性尺度，不是以普遍的规范为镜子，没有超越的信仰作支持，没有上帝的监督，也没有客观事实、效果的验证，没有自明的对错标准，没有明确而非随意解释的理论，只是凭主观的情感体验来把握，物我一体，天人合一，只要自己主观上认为动机纯、心地善、本心好就够了，反正别人看不见。 　　历代王朝就断送在失去自知之明上，人们总是到了自己病入膏肓，或者外面的灾难火烧眉毛，才临时抱佛脚，承认失败，被迫变革自己。越到晚期，越是失去自我变革的勇气和能力。如同一个行将就木却不肯放弃自我中心的巨人，靠强力维持局面，遭遇反对便会恼羞成怒，使出所有的权威来打杀，同时也拚了自己老命，断送自己的辉煌业绩。 　　拥有绝对权威的人，为了保全面子，至死也不会、不敢、不能认错或忏悔。那些需要不断检讨、认错的人，一方面，正是迎合有权有势的人下台阶、保全面子的需要，明明不是自己的错，故意打自己嘴巴，以讨得欢心；另一方面，即便真是自己犯了错，检讨和认错也只是给别人看的，自己内心里完全不以为然，甚至咬牙切齿，恨恨地等待报复和更大恶作剧机会。 　　革命将底层的劳苦大众发动和组织起来，激发出巨大的创造力。但进入革命队伍的工农子弟里，也有大批流氓无产者，也把旧社会的一些不良心态带了进来。他们不是从革命信仰和理想中获得自己文化上的升华，而是在意识形态的迷信、盲从和表演中得到一种面子，一种权威，一种依托，一种归宿，由此克服自己面对巨大社会转折和社会动荡时的空虚感、卑微感。 　　人们一旦在感情上归附于一种意识形态立场，便能理直气壮地占有文化权威，在留学生、知识分子甚至国外人面前赢得优越感、正义感。毛泽东在30年代末要求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时分析说，党内许多干部对知识分子有一种本能的害怕和拒绝。这种心态后来又表现为居高临下地把知识分子作为工具，让他们接受改造，某些人甚至以虐待知识分子来获得自尊和快感。 　　中国文人本来依附于社会，在强大的世俗力量面前十分卑微。文革时知识分子批评与自我批评，脱裤子割尾巴，忏悔与反省十分虔诚。这个形式上合理的标准，却被简单的阶级立场、朴素的道德感情所支配，带有对流氓无产者的庇护和对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蔑视，成为一部分人批判、羞辱另一部分人的依据。名为“斗私批修”的思想改造，恰恰拒绝真正的反省。 　　那场群众运动激起的热情之高、持续之久、参与人数之多，构成20世纪世界最有影响的事件之一。然而，事后被认定为一场浩劫时，极少有人反省，更没有人对具体事件负责。一切都归于“林四集团”或毛泽东，活着的人都将自己洗得干干净净。 　　今天社会的渎职、腐败、犯罪行为，常被荒谬地解释为人的文化水平低，没有知识，不懂法律，放松了思想政治学习，不注意世界观改造。记者们总是煞有介事地去问嫌犯，事先知不知道有关法规，正给他想要的自欺欺人的台阶，也是记者想得到的结论：不懂法律，受了坏人诱惑，受了风气的毒害，放松了警惕——俨然一位无辜者，只差一个下不为例或许就能逃脱。 　　这里全然没有灵魂的忏悔和良知的谴责。其实，绝大多数犯罪行为首先是一个基本良知问题，而非一般知识和智力问题。通常腐败分子、违规者、犯法者比常人想象的智商高得多、狡猾得多，他们除了自己的利益，哪管他人的命运。捞上的是自己的，翻船是大家的事。反正大家都在捞，浑水摸鱼，不捞白不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过了这村没那店…… 　　这一套连中小学生也能运用自如了，一被抓住把柄，马上交“检讨”，作诚恳认错状，其实完全没有内心的反省，只是要蒙混过关而已。至于过不过得了关，就看老师是否从对方那付可怜相里解了气，得到了尊严和满足。 　　反思自己，拥有自己的心灵世界，是我们这个民族崛起的根本。中国人走在大街上，和外国人相比，总不自在，不自信。传统中国人生活在家庭、邻里关系里，喜欢热闹，受不了孤独。和亲人、熟人在一起，无需个人独处的时间和空间，没有个人独立选择；一旦和陌生人在一起，尤其和外国人在一起，总担心别人在指点自己。为了建立自信，本能地给自己罩上面子，作姿态，表演，如果有面子，就变得骄傲自大，为此甚至沽名钓誉、自欺欺人、欺世盗名。这就是阿Ｑ精神。 　　鲁迅精神代表我们民族的一种彻底反省的精神，这比任何我们自豪的传统和成绩都重要。鲁迅的反省是深刻的，他的笔下的狂人自己承认也吃了人，而作者本人说起阿Ｑ就是他自己。相比起来，一本《丑陋的中国人》引起这么多中国人的反感，表明我们今天仍不敢正视自己在现代生活中心理的困境和内心的空虚。【参阅邓晓芒《人之镜》，云南人民出版社】 　　大贪污犯成克杰的临终关怀突然感动了我。据网载，成克杰在牢里对人说，他临死前忘不了两件事，一件是“恩”，一件是“情”。所谓“恩”，是共产党对他恩重如山；所谓“情”，是小情人对他情深似海。 　　我不想去分析这语言背后的虚伪与荒诞——我宁愿把这当作一个死囚真实的临终关怀，从人性的层面予以理解。西方人无论在寿终正寝的病榻，还是在为国捐躯的战场，还是在罪在不赦的刑场，都会有神父或牧师聆听他的临终忏悔。 　　成克杰也是人，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出于道德的义愤，我们当然有理由骂他丧失了人性。但他一生恰恰是中国文化里人性的特殊表现。一个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大限到来时，往往更能回归到自己真实的本心，因而也是最可同情的。 　　成克杰从一个少数民族穷孩子，一步步提升为国家高级领导人，共产党对他恩重如山，这是不假。据说，他还表示真心拥护共产党，至死也不反党。这是“恩”，是他自己有生之年的全部依靠，也是他理智所能把握的最高原则。在他那里，既不可能有真正的彼岸信仰，也不可能将这种“恩”上升到理性的思维，而人到死期，所能找到“临终关怀”只是如此。 　　至于“情”，是欲也是恋。在与前妻离婚，子女的亲情也割断之后，那个比他年轻20岁的女人成为他所有情感的依托，人活着时犯下糊涂，死期到来时自然牵挂那位能勉强留条性命的情人——尽管那女人可能比他清醒得多。这一番痴情，与纣王之于妲己，唐明皇之于杨贵妃，并没有什么区别。抹去我们道德上的憎恶，或许还能升华点“忠贞不渝”的浪漫来呢！ 　　腐败是一种流行的文化瘟疫，患此瘟病的人还不少，一有条件也会患病的人就更多了，但倒下的人还不多。因此，我们该感谢那些被死神请走的人留给我们警示，应为成克杰，为胡长清，还有将要倒下的市长、省长们祈祷！阿门！ 　　●传统信仰的局限：没有执著的彼岸关怀和普遍的理性参照，统一的高级宗教难以立足，迷信和邪教容易蔓延 　　中国人纯粹的精神追求，超现实的追求很少，主要在简单的物质生活层面上奋斗。即便酒足饭饱，精神也很难提升到新的境界，说是说“知礼节、知荣辱”，但往往是“思淫欲”，道德沦丧，规则尽失，于是巫术、风水、神功等神秘主义流行。 　　神秘主义与宗教有共同的文化基础，涉及到人生观、宇宙观的一些基本问题，也包括一些生理、心理、环境及美学的合理内容，可以说是一种低级的、原始的、粗俗的宗教。这种低级宗教就是迷信，而不是人的内心对终极意义的信仰。 　　传统社会占绝对优势的倾向是朴素唯物主义，但这种与农业生活的经验性、直观性、朴素性相联系的思维并不关心纯粹的自然界，没有超越具体现实的理性传统，人们并不从现象的背后追究它的规律，因而不会有体系严密的理论科学。 　　民间生活中没有高级宗教占支配地位。伦理主义（儒）、自然主义（道）和虚无主义（佛）都是一种生活态度，是现实利益关系的协调与节制方式，并非人们内心普遍认同的执著信仰。人们不关心彼岸、神灵的以及人死后的来世问题。 　　民间佛教、道家及祖先崇拜都是偶像崇拜与神秘主义，归根到底出于功利主义考虑，为了消灾祛病、延年增寿、升官发财而烧香、求神、问卦、拜佛、许愿、献祭，弥漫着世俗的贿赂气息。“灵则信”，“信则灵”，信是功利目标的工具，信什么都行，见什么菩萨都可以拜。各种宗教并存，相安无事，多神并存于一种宗教内，一个人同时拜不同的神，信不同的宗教。 　　鲁迅说：中国人自然有迷信，也有“信”，但好像很少“坚信”。我们先前最尊皇帝，但一面想玩弄他，也尊后妃，但一面又有些想吊她的膀子；畏神明，而又烧纸钱作贿赂，佩服豪杰，却不肯为他作牺牲。崇孔的名儒，一面拜佛，信甲的战士，明天信丁。宗教战争是向来没有的，从北魏到唐末的佛道二教的此仆彼起，是只靠几个人在皇帝耳朵边的甘言蜜语。风水，符咒，拜祷……偌大的“运命”，只要化一批钱或磕几个头，就改换得和注定的一笔大不相同了——就是并不注定。 　　宗教教化深入西方人灵魂深处整整一千年。中国历史上没有千年黑暗的中世纪，没有大规模的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全民性的信仰运动，只有一次史无前例的“文革”，仅仅十年，加上前十多年也只有四分之一个世纪。这就够我们受了。 　　与好战的基督教徒相比，中国人不好战、不尚侵略，尤其在宗教信仰上最开放、宽容，最没有教条主义。早期来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对他们所遇见的人们相互容忍的态度，对于中国人允许他们自由地传播福音这一点，又惊又喜。他们写道：“在这幅员广大的帝国，普天之下所有的人，包括每个民族、每个教派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信念自由自在地生活”。“中国人中真正受到教育的那些人最一致公认的见解是，这些……信仰其实可以合并为一，所有这些信仰都是可以而且信奉的。当然，在作如此判断时，他们也正在使自己和其他人陷入令人魂不守舍的错误，即相信谈论宗教问题的不同方式愈多，对公众利益就愈有好处”。【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下卷，第13－14页】 　　思想解放运动几年后，人们很快回到了正常的传统理智状态。而这种思想解放并没有同时实现现代文化启蒙，创造现代理性精神，而是简单照搬西方物质文明，并用地地道道的传统世俗观念来利用和享受。赤裸裸的肉欲，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味口，玩鸟斗蟋的闲致，绫罗绸缎的穿著，还有烟草泛滥之广、公共场所烟民之霸道，特别是毒品流行之快，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 　　西方系统化、理论化的宗教包含信仰与理性，孕育着普遍理念之下的自由平等观、天职观、契约观，特别是科学精神，给普通民众生活中带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西方唯心主义（理想主义）、宗教信仰一到中国便受到普遍的漠视、拒斥、嘲讽和责难，可我们的实用主义却总与迷信、巫术难舍难分。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与庸俗唯物主义相区别，要肯定唯心主义对人的主观性、能动性的发展。对此，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们长期视若无睹，恐怕也是根本不理解。 　　西方传统宗教文化重彼岸、尚超越，重心落在虚幻的神与人的关系上。中国传统世俗文化重现世、尚功利，重心始终落在现实的人伦关系上。西方人后来恰恰在现实的物质生产中发展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而中国这样古老而早熟的文明却没有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反而落后了！原因恰恰是中国太现实了，只能看到眼下的现实，只有以人为中心的功利主义。过于现实的人太多的急功近利，看不到未来的发展，没有远大的理想，有钱就花，或者积攒下来慢慢花，没有人考虑扩大再生产，没有资本的积累。 　　没有执著的信仰，就不会探索自然界的本质与规律，也不会有科学。中国历史上单个的发现和发明很多，有许多比西方早几百年，上千年的例子。但因为没有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那样以纯粹的知识为目的的哲学家，没有科学理论，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实用技术不仅一直不能超越，而且经常失传，又得重新发明。固然也有一些人有考据癖、注经癖，有斟词酌句的诗兴，但没有经院哲学和西方贵族沙龙里海阔天空的思想癖，更不理解为“地心”、“日心”之争有什么掉脑袋的必要。 　　嗑着瓜子，听听皆大欢喜的故事、逗人一乐的相声小品还行，要正襟危坐地看让人流泪的悲剧、听深奥的交响乐，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活受洋罪了。在中国，讲求实效的实业家们，成熟的政治家们，包括讲究经世致用的学者们，都觉得讨论脱离实际的抽象问题，是毫无意义的。“杞人忧天”的成语就是嘲笑那些担忧、怀疑和追问现实以外的大自然的人。 　　华人在东南亚及全世界大多扮演着很有钱的角色，其成功仅次于犹太人，但靠高科技发展的华人大财团却不多。人们不惜以一切手段换得有形的财富，只顾可见的经济利益而缺乏远大战略胸怀，背后缺乏政治、文化的有力支撑。 　　●人生归宿的虚化：道家的自然主义，生命哲学，佛家的宿命主义，虚无主义，出世超度，对社会的冷却功能 　　中国农业生活方式落实在肉体、物质、功利、权力、名教、情感的层面上，文化主要是关于利益分配的道德原则和权力关系的政治原则。人们体验人生、享受人生，没有超越现实的彼岸世界信仰，没有基于普遍而客观的尺度的理性精神，只是遵循儒家克己严谨的人生准则。任何文化仅有现实主义的智慧就会走向停滞和僵化，中国文明也因此早熟并渐渐失去后劲。 　　中国人关于人与世界的终极关怀，主要就是道家超然豁达的人生态度和佛家万念皆空的人生信念。与此相应的乡土社会没有历史进化，只有自然演变；生活方式没有发展，只有知识、经验、技术的代代重复。 　　西方文明的终极关怀激励人们向无限的领域认识、探索、设计、创造，试图通过人为的努力拉近人与上帝的距离，这与工业文明不断走向自然状态，建立人间天堂的倾向是一致的。而中国文明的终极关怀则相反，是消极的、出世的，把人们从狂热的物质现实引向虚无的精神境界。农业生产空间是有限的，人的消费欲过度膨胀时，就需要这种精神冷却作用。 　　以老子、庄子、陶渊明、李白为代表的道家，主张淡泊名利，回归自然，反璞归真，体现了中国农民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自然无为的人生态度，在有限的生存与生活方式里实现精神的无限自由，在狭窄的社会关系空间之外寻找人生境界的超脱。它是一种对外部世界的消极态度，拒斥物化文明造成的对人本身的异化。从人的自由和解放来说，这倒是一种积极的追求。 　　最早的道家扬朱有一句名言：“拔一毛利天下，不为也”。这在儒家眼里是大逆不道的。其实，这并不是我们理解的自私，而是主张从那种道德功利主义里走出来，回到个体的世界。这也就是老子“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主张回归自然朴实，甚至要回到“结绳而用”的原始状态。庄子《大宗师》里说：“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李白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宁愿云游四方，纵情山水，交朋结友，是对现实生活的功利主义及复杂的伦理关系的否定，越名教而尚自然，追求自然无为的精神境界。当然，这只有极少人才能做到的。 　　从印度传来的佛学之所以流行，并深深扎根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也是因为适应这种需要，给人以完全消极、超脱、沉默的智慧，解除人的世俗欲望和生命躁动。佛教持彻底的出世态度，认为人生就是苦难，主张因果轮回，善恶报应，宿命主义。 　　佛学启示人们彻底摆脱苦海，从欲望里走出来，觉悟到万象皆空。它给人一种反生命的价值，揭示了人的物质欲望的极限，人的外在自我追求的矛盾，以及人类文明否定性的一面。作为一种高级宗教，尽管它没有形成理性化的社会有序力量，但它引导人们回归自我的精神境界，从主观唯心主义的方面强调了人的精神能动性，从而也为社会的重建提供了动力。 　　如果说儒家、法家的入世哲学是对社会的现实制约，那么道家和佛家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是一种终极制约，对于中国悠久文明的延续和再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每当人欲横流、伪善流行、腐败透顶的时候，它们是医治文明进程中的异化病的一副很好的冷却剂，解毒药。在中国历史长河里，每一个周期开始都是法、儒启动，到了尽头时总是由道、佛收拾残局。 　　入世文化和出世文化相互作用，构成文明的两极循环。《金瓶梅》、《红楼梦》的结局都归于道、佛的启示。西门庆死后，儿子当了和尚，贾宝玉也出家了。隐士、出家人清心寡欲，退出世事的竞争，甚至不养后代，自然缓和了灼热化的社会矛盾。 　　道家、佛家虽是追求一种消极的、出世的价值，但它们回到了人内在的情感或者精神之中，从而影响了中国的文学、艺术的发展。这种审美文化是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深刻表达，是对儒家入世的伦理文化的超越。 　　许多思想家强调儒家入世哲学对于现代中国的积极意义，儒家伦理对于世界文明的整合意义。其实，道家和佛家反文明、回归自然的哲学，对现代文明也有启迪作用。环境问题，生态问题，异化问题，文化单一化问题，都是人类最为迫切的问题。 　　从叔本华、尼采到海德格尔的哲学，还有后现代思潮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与中国传统的反省相似，或有直接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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