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英【长篇小说】雪花在斯图加特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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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晓英，70后，武汉市签约作家、诗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硕士。曾就读德国STUTTGART大学。现为武汉某高校教师。已出版长篇小说《漏雨的屋子》、小说集《转身是冬天》、诗集《夜未央》、亲子随笔集《你是我的宝贝》等。曾获全国首届青春网络文学大赛长篇小说佳作一等奖、全国教师文学作品大赛中篇小说一等奖、湖北省第六届“五个一工程入选奖”。并于2008年荣膺湖北省第四届“十佳职场魅力女性”，2009年作为湖北文化使者出访德国。

作品标题：
《雪花在斯图加特飞》

作品简介：
      此小说谨献给建国六十周年。小说真实深刻地描写了上个世纪末，马克时代，中国留学生和偷渡到德国的中国农民在德国悲惨、迷惘的生活际遇，不屈不挠的挣扎、奋斗血泪史，以及渴望祖国快点强大起来的赤子之心……

前言：
纪念马克时代在德国的往事——


第一章
　　 1
　　
　　渴望离开故乡的人是不幸的人。离开中国的时候，是一年里的最后一个月。我一直都记得那个灰苍苍的午后，飞机从上海虹桥机场腾起时，我转过脸望着窗外迅速后退缩小的景物，在心里说，中国，我再也不会回来了！我的眼睛里冰冷冰冷，没有任何的留恋。
　　我的座位靠着窗口。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穿圆领毛线套衫的外国男人，有点胖。刚坐下来，他便侧过脸，挑逗性地朝我挤了挤眼睛：“嗨！”
　　我把脸转向了窗外。
　　“请问小姐，你是中国人吗？”听到那个外国男人在用颇为流利的中文问我。
　　他显然很想和我聊些什么，可能是为了打发旅途中的乏闷。可是不知怎么，从他的语气里我听出了轻薄和蔑视的味道。所以，我依然望着窗外，就像根本没有听见他的问话一样。他很尴尬地咳了一下，但是马上语调又高昂起来：“哦，小姐，你的头发很漂亮！”
　　“是吗？谢谢！”前排的一个女孩子高兴地说道，“你会说中国话？”
　　“不好，一点点。”外国男人不无自得地说，“我是摩洛哥人，在中国上海读了8年书……”
　　“是吗？我就是上海人！”女孩子一下子来了精神。
　　他们热烈地攀谈起来。在飞机沉闷的嗡嗡嗡的声音里，他们的说话声忽远忽近，像是浮在云层上一样，虚无而飘渺。我久久地凝视着窗外，太阳照着千姿百态的白云，在云堆的周边发出蓝色、紫色和金色的光芒，那光亮让我联想到风中残烛的灵魂最后回光返照时绚丽的忽闪。如果此时飞机爆炸就好了。机上所有的乘客都逃生，只有我遇难，让我留在这蓝天白云间。我在心里一遍一遍地这样想。这个念头在上飞机前就萌生了。我是那么平静地想着死亡，几乎觉得自己在越来越顺利地朝着自己的想象靠近。
　　突然，一个激烈得近乎是吵架的女声打断了我的思绪。“……你怎么可以这样侮辱中国女孩子？！你碰到的那些女孩子在中国只是极少数……”
　　“不不不。”我身旁的摩洛哥男人打断她，用有根有据的口吻解释道，“你不要生气，你听我说……我到过很多的国家，中国的女孩子确实是最随便的。不是少数，是很多很多。……哪个国家的女孩子都没有中国的女孩子随便。我在中国，不管走到哪里，都有很漂亮的女孩子来跟我搭话……我住的留学生楼，经常有中国女孩子来找我们这些外国人，要跟我们交朋友，跟我们睡觉。我有很多的中国女朋友，都很年轻，很漂亮，都是大学生。我也不知道她们为什么那么喜欢外国人。”
　　“那只是极少数。！”上海女孩不容置疑地打断他，情绪十分激动。
　　摩洛哥男人好像懒得继续争执下去。他换了一种颇为理解和同情的语气说：“其实我知道她们中的很多人是想我们把她们带到外国去。我不喜欢欺骗她们。去年我认识一个女孩子，我跟她说我不能带她出国，可是她仍然坚持要留在我房里过夜……她还是第一次跟男人睡觉。天亮的时候我跟她说，我真的不能带你出国去。她哭着起来穿上衣服走了……我很遗憾。我不想伤害她。”
　　也许是漫长旅程的无聊，也许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摩洛哥男人无所顾忌地继续说下去：“还有一个是我们学校的女老师。有一次她到我房间来玩。我们说了一会儿话，就觉得没话说了。两个人坐着没事可做，我就问她做不做爱，她说好……她的衣服还是自己脱的。真的，小姐，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看法……我认识一个美国来的男孩子，他写信给他在国内的同学和朋友说，如果想不花钱玩漂亮女孩子，就到中国来读书……”
　　“Shut up（闭嘴）！”上海女孩愤怒地截住摩洛哥男人的话。
　　“小姐，请你不要生气……相信我，我说的都是真的！”摩洛哥男人也提高了声音，一脸的无辜。
　　我转过脸来。上海女孩正用寻求支持的目光看着我。如果是在两年前，或者我从来就没有经历过那件事情的话，我一定会和她一样地义愤填膺。可是那一刻我只是靠在靠背上，把目光投向前方悬挂在机舱里的电视屏幕，屏幕上的红色箭头正在表明这架飞机目前所处的位置。天花板上的扩音器里传出柔和的女声，用英语和德语交替着介绍时间、飞行状况，沿途所经过城市的风土人情。我的脸上毫无表情，就好像身边正在发生的一切，跟我毫无关联。
　　“确实，在中国有极少数女孩子为了出国……但是，我想这种情况在每个国家都存在。”见我没有任何的反应，上海女孩瞪了我一眼，目光收了回去，义正严辞地对摩洛哥男人说道，“但是中国女孩子绝对不随便！你刚才说那个大学老师跟你……我不信！大学老师怎么会做出那种事情来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这句话像锥子般刺痛了我的心，仿佛有一股鲜血刹那间喷涌而出。所有的记忆被唤醒，两年多来积聚在心里的悲愤和仇恨再次被点燃。我的心脏开始急剧地跳动，呼吸变得急促。我把目光从电视屏幕上移到前排那个女孩的脸上，冷冷地说：“你错了！大学老师跟社会渣滓有什么不同？！要说有不同的话，就是他们更懂得借助知识、身份、地位把自己伪饰成正人君子，更懂得暗箭伤人，然后避开任何的指控和惩罚！……他们才是最邪恶的人！”
　　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从牙齿缝里迸出来的，带着毫不掩饰的憎恶。上海女孩愣愣地望着我，脸上是显而易见的意外和不知所措。好半天，她才像回过神来，皱起眉，头发一甩：“喂！你还是不是中国人啊？！”
　　我没有理会她。这时，装满饮料和食物的推车从过道里经过，我伸手去拿咖啡。我的手抖个不停，差点把杯子里的咖啡泼洒出来，便伸出左手去握住右手腕。那一刻我听到上海女孩的低声惊呼。我抬眼看看她，又看看摩洛哥男人。他们两个人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径直瞪着我左手腕上的那道刀疤，显然被吓了一跳。
　　“先生，后面有很多空座位。”我把手缩回来，冷冷地对身旁的摩洛哥男人说道。
　　“OK，OK。” 摩洛哥男人知趣地解开安全带，站了起来，往后排走去。
　　我拿起杯子，慢慢地呷了口咖啡。当我抬起头来时，看见上海女孩依然双肘撑在座椅的顶端，一只手握住另一只手，下巴撑在上面，脸颊上愤怒的红潮还未完全褪去。她睁着眼睛，疑惑地凝视着我。一时间，谁也不说话。半晌，她试探性地开场了：“你也是去读书的吗？”
　　我轻微地点了下头，但立刻神经质般地用力摇头。
　　她不解地望着我，又问了一遍：“你到德国也是去读书的么？”
　　“不！”我干脆利落地否认，抬起眼皮，一字一字地从牙齿缝里挤出来。“我再也不会读书了。再也不会！”
　　上海女孩睁大了眼睛，沉吟片刻，又问，“这么说……你是去探亲的？”
　　我摇摇头。“不，我没有亲人。”
　　“那……你是怎么出来的呢？”
　　我厌烦她一再的追问，皱了皱眉。“我拿到了入学通知书。”
　　上海女孩眼睛瞪得更大了：“你……是什么学校？”
　　“斯图加特大学。”
　　“是吗？！”上海女孩很是意外地叫道，“我也申请过斯图加特大学，可是最后得克萨斯大学录取了我。……你好幸运！”
　　“斯图加特大学好吗？”
　　“当然好啦！”显然，上海女孩对我的漠然感到惊奇，滔滔不绝地说起来。“斯图加特是德国西南部的重镇……工业经济极其发达。……是德国乃至欧洲经济最发达、人均收入最高、失业率最低的城市之一……”
　　“我什么也不知道。”我打断她。在我说完这句话后，我把身子重新靠在椅背上。我流露出不愿意就这个话题继续下去的意味。因为，关于斯图加特，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两年多了，自从那件事发生之后，我就被阻隔在这个世界之外。昏睡、哭泣、四处上告、去医院看病，或者独自在深夜的马路上鬼魂一样游荡，这就是我这两年多来生活的全部内容。每天我服大量的抗抑郁药，只有这样，我才能让自己暂时打消自杀的念头。我不知道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事。听不太明白别人谈论的话题，也插不上话。我觉得自己已经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废人。
　　“你怎么啦？不舒服吗？”上海女孩关切的声音仿佛从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传来。
　　我猛然惊醒，摇了摇头：“哦，没什么。”
　　上海女孩用力地点点头，迅速瞥了一眼我的左手腕。“我觉得你这人好奇怪。”
　　那一瞬间，我有种冲动。我想给那个上海女孩讲述我的故事。在开始我的讲述之前，我捧起杯子，一口气吞咽完了杯子里的咖啡。在吞咽咖啡的瞬间，我犹豫了一下，对自己说，还是不要说吧。说一次就是回忆一遍。回忆一遍就是把梦魇重新再经历一次。重新经历一次就是重新将自己撕裂一次。何必？！可是，像过去那两年多来一样，我对自己毫无办法。只不过，我会假装是在谈论另一个人。每次跟初次邂逅的人谈那件事情时，我都让自己扮演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在潜意识里，我无法使自己相信那件事真实地在我身上发生过。
　　“快说啊！”上海女孩催促我道。“正闷着呢！快说说你的故事！”
　　我紧紧地抿住了嘴巴。我再也不想说什么了。上海女孩看看我，静静地等待着。但是她没再继续催我。她一定猜到那些事情非常残酷。因为我的身体一直在颤抖。我一点也不想说了。虽然在过去的两年多来，我逢人就说那件事情，不管对方是熟人还是陌生人，是用什么样的目光在看待我。我所奢望的，——只是能听到一句公道话。哪怕只是一两句虚假的客套。这样，多少还能让我对这个世界保留一点点的希望。不过那天，在上海女孩说了那句话后，我没有了说出所有的事情的打算。我一点那样的想法都没有了。当我把身子缓缓地靠在靠背上，侧过脸去望着机窗外凄凉而黄浊的云海时，我只听见自己头脑里反复地响着一个声音：中国，我是再也不会回去了！
2
　　飞机降落在法兰克福机场。我拖着随身携带的墨绿色行李箱，跟随着同机的乘客下了舷梯，穿过长长的通道，向出口处走去。上海女孩推着一辆小车赶上我。她的手上举着一面小小的五星红旗。当她推着车子往前走时，那面小红旗飘起来，格外地耀眼。她朝我身后努了一下嘴，对我说：“那边有小车，塞进两马克，你就可以把行李搁在上面推着走了。”我朝她笑了笑表示谢意，摇摇头。她又建议我把行李箱搁在她的小车上。一边说，她一边腾出一只手把车子上的行李拉了拉，腾出一小块地方来。
　　我放慢了步子。
　　上海女孩停下来等了我几次，见我总是落在后面，终于走了。她留在我眼睛里最后的印象，是她那饱含着激情和生气的目光。我暗自庆幸，幸好我没有给她讲我的故事，没有给她精灵一样的心灵蒙上灰尘。不过即使讲了，也许不等走到出口，她就忘了。别人的遭遇永远不足以作为自己不犯类似错误的理由。因为，一个没有跌过跟头的人，不会感受到疼痛。
　　一个又一个乘客从我的身旁经过。我的耳边不时地飘过一两句陌生的语言。在出站口，可以看见穿着制服的德国警察在大厅里来回巡查，腰间别着警棍，后面跟着高大威猛的狼狗。狼狗东看看，西看看，龇牙咧嘴地，吐着血红的舌头。有一刻它扭过头来时看见了我，盯了我很长时间，以至于那个警察也顺着它的视线回过头来望向我，把我打量了好几遍。
　　“对不起，你的护照。”耳边突然响起一句冷冰冰的英语。
　　我转过脸，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出站口。一个高个子警察正站在护栏前，盯着我，脸上一点笑容也没有。我放下行李箱，从大衣口袋里摸出护照，递给他。他伸手接过，打开，看一眼护照上的相片，又看一眼我。那种审视犯人般的目光令我很不舒服。我抬起眼睛，笔直地顶住他的目光。我看见他那两道浓黑的眉毛越拧越紧，目光犀利、冷峻地盯住我。突然，他转过脸朝旁边的几个警察招呼了一声。顿时，他们全呼啦啦地朝我围拢过来。其中一个从高个子警察手里接过我的护照，对照着相片，又把我反复地打量着，一边和高个子警察叽里咕噜地说着什么。半晌，他合上我的护照，对我说：“跟我来。”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知道他要把我带到哪里去。茫然归茫然，但是没有丝毫的恐惧和忐忑。当我跟在警察后面，穿过大厅的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周围朝我射过来的一道道的异样的目光。那些目光射在我身上，又被折射回去，因为我是木然的，毫无反应。一个从坟墓里爬出来的人，还有什么能再让她感到害怕和不安的呢？
　　在一间写着“POLICE”的门前，警察停了下来，推开门，示意我进去。房间里摆了一张乳白色写字台，写字台上放着一盆绿色的茑萝，粗大的茎叶覆盖下来，几乎触到台面上的一摞文件。门口靠墙的地方放了一张长椅，椅子上坐着一个黄皮肤的男青年。我们推门进去时，他猛地抬起头来，全身缩成一团，目光里充满了惶恐和焦躁。警察径直走到写字台前，把一张白纸推到我面前，一边问我：“你会说英语还是德语？”
　　“都可以。”我用德语简短地回答。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一点点。”
　　他瞥了我一眼，改用德语接着问道：“你在中国是大学生？”
　　“是。”
　　“名字？”
　　“罗小西。”
　　“你到德国来干什么？”
　　“学习。”
　　“什么专业？”
　　“日耳曼语言文学。”
　　“读过德国哪些作家的书？”
　　我没有回答他，而是冷冷地说道：“你在审讯我，先生。你侵犯了我的尊严。”
　　警察抬起眼睛留意地看了我一眼，慢慢地点点头，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请写下你的名字。” 他递给我一支签字笔。他的态度和语气和缓了许多。在我拿起笔写下中文名字后，他指指纸上的空白处，说：“对不起，麻烦你用英文写一遍你的名字。”
　　然后他拿起纸，看着我的名字，点了一下头。“OK，请你稍等片刻。”
　　说完，他就拿着纸拉开门出去了。
　　“中国人？”门合上后，男青年转过脸来问我。他那绷得紧紧的身体松弛下来，把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两只手插进裤兜里。西服敞开，露出质地低劣的蓝色条纹衬衫。脚上是一双过时的黑皮鞋，擦得很亮。翘起的脚尖一抖一抖的，摆出一副见过市面的架势。
　　我点点头，飞快地瞥了他一眼。他看上去显然是从中国乡下来的，没受过多少教育。如果在那件事发生之前邂逅他，我是不会有什么兴趣和他说话的，甚至会在某种优越感的驱使下，觉得和他并排坐在一条椅子上是对自己莫大的侮辱。但是一切都不同了。而今，我反倒愿意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在一起。
　　男青年朝门那边望了望，突然靠近我，压低声音问道：“你也是报难民的？”
　　“难民？”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你的护照是怎么处理掉的？”男青年有点诡秘地看着我，用那种交流经验的口吻小声说道，“我在下飞机前就把护照处理掉了，……我行李箱里所有的东西都不能表明我来自中国。你看，我这衣服上的商标都撕掉了。现在，谁也不知道我是中国人，除了你和我。”
　　我依然不明所以，所以静静地听下去。
　　“我一下飞机就被警察抓起来了。他们问我是哪里来的。我说，日本。嘻嘻，我这样子一看就没文化，是垃圾，是社会渣滓。他娘的当年小日本欺负咱中国人，现在老子就拿自己这臭模样给他们抹点黑……他们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叫松下裤带子。操死他娘的小日本！”说到这里，男青年得意地笑起来，“他们不知道我是哪里来的，不知道我的真名字，就没办法把我遣送回去。——没地方可送，嘿嘿，我就留下来了！”
　　他见我不说话，便安慰我道，“别害怕，等下他们会把我们带到监狱去。我们在那里关一段时间，就请律师打官司，申请难民。……我们那里很多人都是这样出来发财的！欧洲这地方，富啊！我们村子里有个人偷渡出来打了两年工，家里造起了五层楼房，车子也买了……”
　　我心一动：“难民是怎么申请的？”
　　我的问话使男青年吃了一惊。他睁大眼睛，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疑疑惑惑地问道：“你……不是出来报难民的？”
　　我摇摇头。
　　“哦，不会是大学生吧？”男青年有点大惊小怪地叫起来。他又把我打量一番，神情是半信半疑的。接着，又由半信半疑转而为看透我的自得。那神情仿佛在说，我们都是一样的，你何必瞒我呢。不过，他没这么直接说出来。相反地，他将错就错，颇为诚恳地对我解释道，“我听出来的老乡说，到德国法庭上，就说中国政府是怎么迫害你的……编造得越惨越容易拿到难民身份。当了难民就可以拿到打工许可证。然后，你就可以挣钱往家里寄了……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拿到十六条或是五十条的，就是说，给你绿卡。这样，你就可以永久地留在这里了。……你想留下来吗？”
　　“想。”我毫不隐瞒地回答。
　　“那就只有报难民。听说在德国博士毕业都很难拿到居留的。你不当难民，有一天如果你没饭吃怎么办？”
　　“找男人啊。”我面无表情地说，“……最好被哪个男人包了，这样，可以减少点染病的机会。”
　　男青年十分意外。他看看我，一副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模样。
　　我转过脸凝视着窗外，望着硕大密集的雪花在暗下来的天空簌簌而下，恍惚间又回到了去年冬天。去年的这个时候，我正在到处找工作。铅灰色的天空翻滚着破絮似的雪花，我茫然地在雪地里走着，深一脚浅一脚，又冷又饿。我的手心里紧紧地攥着一枚五角钱硬币。那是我最后剩下的维持生计的钱，连买一个面包都不够。在那件事发生后，没有一家单位肯要我，因为他们都听说了我的恶名。有一次我试图申辩，可是那家单位的领导不耐烦地打断我道，我们是相信大学老师的话还是相信你？最后，我走进了一家夜总会。我说我来应聘点歌公主的。门口的两个保安打量了我几眼，对我说，你是学生吧。这工作不适合你。我装糊涂。我说，为什么，别人能做的我也能。其中一个保安低声说，你看看她们就知道了。几个衣着暴露、浓妆艳抹的女郎正从门外走进来，从我身边擦过，那低劣的香水味道呛得我几乎窒息。保安说，快走吧，像你这样的女孩子，不能干这种工作的。我只好转过身，裹紧外套走进大雪里。走着走着，终于饿得站不住，软绵绵地靠在一棵树的树干上……
　　我的回忆被男青年的说话声打断。他对我说了句什么，可是我根本没有听见。
　　“对一个女人来说，如果所有的门都向她关闭，如果她竭力挣扎可是求生的途径都被堵死，”我回想起刚才的话题，平静地说道，“我想，她靠出卖自己的身体来填饱肚子是无可非议的。因为除了支配自己的身体，这个世界没有给她更多的活下去的办法。”
　　“你说起话来像读书人，”男青年目不转睛地凝望着我，停顿了一会儿，带着点卑怯问道，“你……是大学生吗？”
　　“不是。我没读过书。”我冷冷地回答，然后抿紧了嘴唇。他也没有再说话。暮色低垂在窗外，雪花将天空、树木和大地都染成了白色。当我望着窗外簌簌雪花的时候，我的心头飘掠过千头万绪的感触。我来到德国了。我可以和过去，和那些伤害过我的人一刀两断了。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永远不再见到他们！在那件事情发生后，对于未来，我的脑子里只有两个概念：死亡，或者远离。既然阎王爷不愿意接受我，那么，我只有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能多远，就多远。只要再不看见他们！
　　“你这个人可以做大事情。”沉默了一会儿，男青年突然感慨起来。“到这里来还能这样冷静。我心里……真有点慌啊！以前有个偷渡过来的老乡，再也没有了消息，好多年了，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他的话戛然而止，投向门的目光里露出惶恐和不安，身体触电一般重新缩成一团。我顺着他的视线望过去，见刚才的那个警察正走进来。他径直走到我跟前，把护照还给我，对我解释道：“对不起。你的照片和你相差太大。不过，我们核对了你的笔迹……你可以走了。”
　　我把护照塞进大衣口袋里，拖起行李，头也不回地朝门外走去。和我一起下飞机的乘客早已经出站了。通道口，又涌出来一拨刚下飞机的乘客，朝出口处涌去。我停下脚步，从口袋里掏出护照，打开。一瞬间，一个头发乌黑的年轻女孩出现在我面前——她的眼睛里盈满了笑意，她的嘴角顽皮地微微上翘——脸上的表情纯真而简单，仿佛自信绝不会发生任何不幸的事情。
　　我看着护照上的照片，看了很久才抬起头。猛地，我吓了一大跳。前面五六步远那根大理石柱子上，一个穿着红大衣的女孩正盯着我。她的脸色暗黄憔悴，眼圈发黑浮肿，因为长期的失眠和哭泣，有着很深的眼袋。头发干枯发黄，散乱地披散着，脸上的表情包括她的眼神都充满了仇恨和阴郁。我怔怔地望着，望着，突然感到恐惧。这是……我吗？我拉拉大衣领子。出国前，我特意穿了这件红大衣，希望把自己的脸色映衬得有点血色，看来，还是无济于事。我的心里再次充满了绝望。
　　我慢慢地往出口处走去，红色的影子在光滑明亮的大理石墙壁上无声地晃动着，像是一个屈死多年冤魂不散的厉鬼。
3
　　机场外面飘舞着大雪。雪花灿烂得如同游动的繁星，在这陌生的天空中闪烁着白色的光芒。我看到自己呼出的气息像透明的白云吹进夜色中。一股冷风吹来，我打了个寒颤，胃一阵抽搐，忍不住呕吐起来。两年多来，精神上的折磨、饥饱不定的生活已经彻底摧毁了我的胃。我的胃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只要冷风一吹，便会翻江倒海般地呕吐，直呕得眼泪一股股地冲出眼眶。
　　有几个过路人十分惊讶地停下来，问我需不需要帮助。他们说的是我完全陌生的语言，语气里的关切却让我突然地泪流满面。我几乎控制不住地想号啕大哭，歇斯底里地，痛痛快快地号哭一场。特别想哭的时候，反而不能了，因为我意识到我已经到了一个新地方。在这里，没有人认识我。没有人知道在我身上发生过的一切。我再不想被异样的目光包围，再不愿被当成疯子了。于是，我摆摆手，使劲地做深呼吸，努力直起腰来，朝每一双注视我的眼睛笑一笑。谢谢。我用德语说。然后我用衣袖擦拭了一下眼睛，裹紧大衣，重新拉起行李箱，慢慢地朝火车站走去。
　　到斯图加特是夜里十点四十分。听上海女孩说，斯图加特是德国巴登－符登堡州的首府，森林覆盖率很高。火车从车站出来到市区，几乎一直穿行在雪雾弥漫中的树林里。这样的情景好像以前梦到过。一路上我把头倚靠在车框上，一直望着窗外发呆。我心里空空的，今晚，下了火车后，我睡在哪里呢？不管怎样，在我的生活中，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了。我不相信命运总会对我那么残酷，不相信事物会以同一副面孔重新出现在不同的地方。既然过去已经糟糕到了极点，那么，以后无论经历什么，应该都会好一些。我从小背包里摸出口红，对着窗玻璃，仔细地在发干发白的嘴唇上来回涂抹。
　　斯图加特似乎没有高楼大厦，路上行人很少。进入市区之后，也是人迹了了。不知道是不是夜深了的缘故。下了火车后，我的眼里完全是一个宁静的欧洲小镇，根本没有那种想象中工业城市的喧嚣和嘈杂。这多少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后来才知道，白天的斯图加特也是这样的，即使是在市中心，也很安静。那是一种令人感觉置身在深谷幽涧的寂静，屏住呼吸就能听到雪花飘落的声音。在马路上走了很久，总算看见一个公汽车站。
　　站牌下的长椅子上坐着两个人，他们的头发上、肩膀上都落满了雪，乍一看，就像是两个雪人。我走过去，问他们附近有没有便宜的旅社。其中一个抬起脸来，迷茫地望着我。什么？她问。我又重复了一遍。这时，我看见她的手掌上摊开着一张锡箔纸，纸上是一些白色粉末。她旁边的那个男人正捧着自己的手掌使劲地嗅着，脸上呈现出如醉如痴的表情来。当发现我在注视着男人时，那个女人问我道，宝贝，你要不要吸一口？然后她突然莫名其妙地大笑起来。那笑声就像一群长着翅膀的昆虫一样尾随我在大雪飘飞的大街上飘荡。
　　我决定返回地铁车站，并在那里过夜。事实上，我没有刻意地寻找旅社，因为我不知道旅社的价格如何。不管怎样，花钱是肯定的。而对于我来说，口袋里的每一个马克都有可能是存活下去的最后保障。
　　已近午夜了。站台上零零落落地站着几个等车的人，看起来都很疲惫很困倦。有一个用手捂着嘴巴，不停地打哈欠。很快，地面微微地颤抖起来，隆隆的轰鸣声中，一辆桔红色的S-bahn呼啸着从黑洞里钻出来。猛烈的风几乎把我带倒。S-bahn呼啸着远去之后，这边和对面的站台上，空空荡荡了。我看见空旷寂寥的站台上，自己的影子拖得长长的，挂在铁轨上。头顶的灯光又湿又冷，晕黄的，看起来格外凄惶。铁轨从黑漆漆的隧道里钻出来，寂寞地延伸着，消失在另一端的漆黑里。我朝四周看了看，选择了一处背风的墙角坐了下来。我把行李箱紧贴住我的身体，并用一只手腕穿过拉杆，这样，我睡着了的话就不用担心有谁会偷走它。然后我蜷缩着靠在墙壁上，竖起大衣领，尽可能地把脖子缩在衣领里。那一刻，我想起了卖火柴的小女孩。但是我马上又安慰自己，希望总是在绝望之中诞生的。既然那件事都没让我死成，我就不会那么容易地死去了。
　　“Hello！你是越南来的吗？”迷迷糊糊地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一个男人低沉的声音从很遥远的地方传过来。
　　他似乎问了好几遍。
　　我睁开眼睛，揉了揉，仰脸看见一个瘦高个儿的中年男人站在我旁边。他穿着黑色的皮夹克，衣领竖着。那脸阴郁着，使他看起来像个刚刚遭受了巨大打击的倒霉蛋。尤其是他嘴唇上方的两撇小胡子，丝毫没有带给他欧洲男人特有的诙谐和狡黠。那两只褐色的眼珠子忧心忡忡地俯视着我。我不知道导致他忧心的究竟是我还是他自己。
　　我不想搭理他，但是我还是说了一句：“不，我是中国人。”
　　说完，我就合上眼睛，不再理会他。
　　“你打算在这里过夜吗？”男人又问道。
　　我像没听见一样，把手臂交叉着尽量往袖拢深处伸去。我感觉有点冷。
　　“我租了套房子，就在车站附近。现在那房子空着，再过一个半月租期就满了。”男人不急不缓地提议道，“你可以到那里去住。”
　　我心里冷笑一声。心想，哼，想把当我不谙世事的小女孩骗！做梦去吧！
　　见我没有任何的反应，男人语气担忧地说道：“这里很冷。只有你一个人。你不害怕吗？”
　　我睁开眼睛，冷冷地望着他那双疲倦的、眼圈发红的眼睛。
　　男人看着我，脸上堆起一团困惑。稍顷，他像是想起了什么事情。“我不住在那里。……我和朋友住在一起。你不用担心什么。”
　　说着，他从手上褪下黑色的皮手套，递给我。
　　我没有接。望着那双黑手套，我站了起来。
　　层层叠叠的雪花泼洒下来，男人拉着我的行李箱，走得很快。一路上，两个人一句话也没有说。男人两眼直盯盯地看着前面，显然他内心里在想自己的事情。走一会儿，他就停下来，回过头望着我。不等我走近，他就又转身往前走去。我跟在他后面，双臂插在袖笼里紧紧地搂抱着自己，脖子缩在竖起的衣领里，一步一步地往前走。那些雪花像是在叹息中脱离了枝头的叶子，旋转着落下来，落下来，落在我身上，落在前方……凄迷得如同梦中的情景。我的目光和路线却都很笔直，好像被一根看不见的绳索拉着，穿过广场，拐过街角，一直被拉到一座公寓楼前。
　　当那个陌生男人摸出钥匙打开门，接着门冷冰冰地在我身后合上时，我居然没有丝毫的恐惧。这一路上，偶尔脑子里有过危险的一闪念，奇怪的是，我居然都无所谓。我一点也不想逃走，一点也不想抗拒。一个连死亡都不再恐惧的人，还有什么能让她害怕呢？
　　男人说的那套房子在四楼。门还是半新的，所以我敢肯定锁没有生锈。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拧了很长时间才把门打开，很费力的样子。走进屋子，扑面而来的是死气沉沉的空气。宽敞的房间空空荡荡的，地上凌乱地堆放着一些杂物和女人的衣服，还有东倒西歪的罐装啤酒和空瓶子。靠近墙壁内侧的地上，一张双人的席梦思床垫歪斜着横在那里，被子和毛毯纠缠成一团，乱七八糟地堆在床垫上。房间里没有丝毫的人气，相反地，有一种人去楼空的凄凉和寥落。
　　男人把地上的一个易拉罐踢到墙角里，目光扫了一遍房间。我发觉他的情绪变得更加低落。他带着我去看厨房、卫生间，把洗衣机、微波炉、电饭煲一一指给我看，“你可以随便用。如果你需要的话，你走的时候可以把它们都带走。”接着他很耐心地做示范，告诉我怎样开关电炉灶，怎样冲洗抽水马桶，怎样拧洗漱的水龙头，甚至动手把床垫上的东西搂到杂物堆上，腾出来示意我可以在上面睡觉。
　　交代完这一切，他凝神想了会，似乎担心还有什么遗漏了。最后，他瞥一眼我的脚，“你的脚穿几码的鞋子？”
　　我不知道他的意图，便不说话。
　　他走到房间里那堆杂物旁，弯腰拿起一双崭新的时尚的女式沙滩鞋，递给我，示意我穿上试试。
　　我犹豫着。
　　“啪”的一声，他把鞋子扔在我的脚旁，说，“合适的话就送给你了。这些，这房间里所有的东西，你需要的话都送给你了。”
　　凭我的直觉，这套房子里刚刚结束一个故事。故事的主角之一应该就是眼前的这个男人。我预备着他会一脸凄楚地对我述说婚姻的不幸。那时，我就环抱双臂，冷冷地斜睨着他，冷不丁地挖苦他几句。我会让他知道，我不是那么好骗的。一个男人对某个异性图谋不轨，往往有两种方式：暴力和欺骗。聪明的男人通常采取后一种方式。他们以痛诉不幸的爱情或者婚姻作为开场白，博取对方的同情；接着控诉自己艰难拼搏的血泪史，获得对方的敬意；最后激情描绘未来的宏伟蓝图，把对方陷入到虚幻的天堂里去。这是已婚男人俗得不能再俗的婚外恋三步曲。可惜我不会再幼稚了。
　　但是男人什么都没说。他好像一点也没有想和我交谈的想法。甚至他似乎都忘记了我的存在。一个人在房间里转来转去，环顾着四周，像是要从他所看到的每一样东西上，找到他曾经生活所留下的痕迹，但这显然让他更加茫然。最后，他停下来，直盯盯地瞪着地板发呆，眼神忧郁。
　　我扫了一圈四周，屋里没有落多少灰，不过每样东西还是都蒙上了一层薄尘，洁白的墙壁散发出一股冰冷的冬天的味道。在男人站立的木地板上，我看到钢琴搬走后在地板上留下的压痕。
　　“谢谢。”我说。我希望我的声音可以提醒他离开。
　　男人像是从梦里刚刚醒过来，神情茫然，望了望我。我又冷冰冰地说了一遍：“谢谢。”然后就紧紧地抿住嘴唇。
　　男人开始在皮衣口袋里摸索。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支水笔，弯腰捡起一个瘪瘪的香烟空壳子，撕下一角，在空白处写着什么。
　　然后他把纸递给我，说：“上面有我的电话号码。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可以给我打电话。”
　　他把笔重新塞进口袋里，又带出一把钥匙来。“你走的时候，就把钥匙塞进楼下的信箱里。信箱号是401。”
　　“4— 0 —1。记住了么？”他眼神温和地望着我，用很慢的语速又重复了一遍。
　　我点点头，接过钥匙。
　　男人转身大步朝门口走去。走到门口时，他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转过头朝落地窗外努了努嘴，说：“每周日早上7点，教堂门口有免费的粥，如果你没有钱吃饭了，可以到那里领粥喝。”
　　说完，他拉开门走了。
　　我在黑暗中一口一口地啃着又硬又冷的干面包。那是一种能吃得出来的黑暗，是我到德国后的第一天，或许第二天、第三天……在漫长的日子里吃的东西：面包和黑暗。房间里有足够的暖气，可是我还是决定不脱大衣。啃完面包后，我就裹着大衣坐在地板上，背靠着门提心吊胆地睡去。整夜噩梦不断。纠缠我的不仅是过去，还有一种潜在的对于目前处境的恐惧。醒着的时候，我觉得无论什么样的凶险降临在我身上，我都会无动于衷。可是，在潜意识里，我依然在恐惧。抵着门，我才感到安全。因为我怕睁开眼睛的时候，会猛地看到一个人站在黑暗中。
4
　　斯图加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00年前。公元950年左右，一位公爵看中这里青山环绕，水草丰美，于是把这里辟为养马场。在德文里“斯图”意即牝马，“加特”意即场。13世纪这里发展成一座要塞。14世纪符腾堡伯爵迁来府邸。此后，符腾堡伯国国势日隆，升为公国、王国，都城斯图加特的地位也步步提升，市区逐渐扩大。1871年德意志帝国宣告成立，符腾堡王国作为一邦加入，斯图加特遂成为帝国西南重镇。从19世纪中叶起，斯图加特开始工业化，各类工厂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市区所在的盆地显得过于窄小，于是工厂企业逐渐向坡地发展，向郊区发展，形成大斯图加特工业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图加特饱经战火，13世纪以来逐渐发展形成的市中心，皆成废墟。现在市中心许多建筑物都是50年代期间重建的……
　　这些，我是在斯图加特大学报到的那天，从一个胖乎乎的英国女人塞给我的小册子上瞟到的。当时我正排着队，排在亚洲这一列。和美洲、欧洲相比，亚洲这一列移动得特别缓慢。据说是因为亚洲人的听力先天不及来自字母国家的学生，所以要费更多的时间和口舌办手续。那个慈眉善目的英国女人和颜悦色地告诉我，她是这个社区教堂的，希望我每个周末能到教堂去做礼拜。一边说，她一边从手提袋子里拿出一本小册子，塞给我。小册子是中文版的。我随手翻了翻，上面有一些对于斯图加特的简单介绍，更多的是台湾、香港等一些城市的教徒们如何在虔诚地信仰上帝后，绝症奇迹般地得以治愈、贫困的境况得到改善、老死不相往来的仇人变成好友……
　　我“哧”了一声，把小册子还给英国女人。“谢谢。”
　　她愣怔了一下，还想说什么。我转过了脸去。
　　“能不能给我看一下？”排在我后面的一个女孩用英语问女人。我估计女孩不是中国人，因为在乏味漫长的排队过程中，她始终没有和我说一句话。甚至连招呼都不打。当然，我也没有流露出想和她说话的意思。而且，我丝毫没有想弄清楚她究竟是不是中国人的好奇心。
　　英国女人和那女孩在我身后叽里咕噜着。我根本不去听她们在说些什么。那一刻，我意识到了我的脑子里在想什么。——我想起了辛格在他的长篇小说《奴隶》中写下的一段话：当然，上帝是那惟一的上帝，令人敬畏、威力无限，不过，他的正义若能广施天下，才算是公平的。他不应该做格尔雄那样的暴君，对强者奉承讨好，对弱者羞辱咒骂。
　　终于轮到我了。工作台后头发染成绿色的德国老师给我当头一棒。她很热情地把整个入学手续的办理过程说了一遍。这时我再次意识到房子的重要性。没有房子不能上临时户口。上不了户口就不能注册入学。不能注册入学就不能办医疗保险，不能从帐户上提取生活费，不能延签证……
　　“我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宿舍呢？”我一下子急了。
　　德国老师不慌不忙地把我的护照推到我面前。“最快一个多月吧！”
　　我懵了。“可是，没有房子我无法报户口啊！”
　　她耸耸肩膀，两个嘴角下扯，朝我做了个无可奈何的表情。
　　茫茫然地走出大楼，我的大脑里一片空白。我又冷又累，脖子也疼。天灰苍苍的，树上、地上、房子上的积雪还没有融化。突然我想在雪地里睡觉，一直睡下去，再也不醒来。我已经失去了我拥有的一切东西，这里的一切也都不属于我。也许，如果我心里的东西还属于我自己，事情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我的心也没有着落。
　　“等等！嗨！”突然，一个女孩气喘吁吁地追上来。
　　我回头一看，是刚才排在我后面的那个女孩。她说的是地道的中文。这使我心里微微地一喜。
　　“你需要房子吗？”她喘着粗气问我，呼出的白色羽状气体带着一股股热气直扑我的脸。
　　我连忙点头。“你有多余的房子吗？”
　　女孩摇了一下头。“我可以把我的房子租给你。……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不住。我和你一起住。只是骗骗德国人的。”顿了顿，她又补充道，“我们都是这样办手续的。先租个房子，把户口报上。”
　　“这样……行么？”
　　“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她很笃定地说，并用一种商人般精明的目光盯着我。“不过整个月的房租都得你付。”
　　不等我回话，她马上接下去道：“都是这样的。有的还翻倍收房租呢！……你算一下吧，我的房子是学生公寓，一个月租金才280马克。等于说你花280马克不仅可以住一个月，还能上户口，顺利办完入学手续。比你租德国人的房子便宜多了！”
　　不知怎么，我想起了那句俗语：“他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自己笑了笑，摇摇头。
　　女孩用食指把眼镜往上顶了一下，审视着我。“你到底要不要租？不租的话就算了，很多刚来的人都在找房子……我只是想帮你。”
　　我沉吟了一会儿，点点头。“好吧。”
　　这个女孩就是李月。那天她穿着看上去很旧了的羽绒衣，发白的牛仔裤，褪了色的蓝色帆布球鞋。她的左胳膊下夹着几本书，右手拄拐杖那样拄着一柄长长的旧黑伞。那张脸是阴郁的，愁眉不展，眼神却过于精明和机警，似乎时刻在计算着什么。我一向对太有心计的人敬而远之，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他们的对手。所幸的是，在中国经历过的那件事已经让我对一切都麻木了。我对人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期望，也就谈不上失望。
　　我跟着李月去看了她的房子。德国的大学是没有围墙的。李月的房子在斯图加特大学的另一个校区Allmandring山上。下了S-bahn，经过一座钢架吊桥，一条幽静的小径把我们带进林子里的公寓区。公寓的一边是大片覆盖着白雪的斜坡，绵延浩荡地向着天际铺开去，群山在灰蒙蒙的雪雾中起伏着，那景色美极了！
　　在我走进李月的房间那一刻起，我就感到了沉重的、令人压抑的气息。那是一套标准的学生公寓，大约七八平方米大，一张单人床，两门的衣柜，靠窗户的地方放了一张乳白色的写字台。房间里乱得让人无法相信这是一个女孩子的房间。被子没有叠，床单皱巴巴的，衣服乱七八糟地堆在床上。床头柜上东倒西歪着眼药水啊镜子啊之类的小物品。写字台上凌乱地放了些书，有几本散落在桌子底下的地毯上。大白天的，窗帘却把一大半窗户遮挡住了，使得房间里光线昏暗。光对于植物、河流、动物、季节和转动的地球意味着什么，对于我就意味着什么。
　　我呆呆地站着，在瞬间感觉自己是站在山上的小屋里。那间小屋是我租的农民房子，在H城郊外的半山腰上，在荒草丛中。人字形屋脊，屋檐很深，一些瓦片突出在屋檐之外，等到暴风雨一来，它们就会逐渐掉落下来。一道长长的斜坡通往山下。除了几个外地民工租住在这里外，平时少有人迹。那个男人和他老婆在我的档案里塞进那两份材料后，整整两年，每天除了到相关部门反应情况，请求他们调查事实，还我一个公道之外，我就在小屋里昏睡。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窗帘把世界阻隔在外面。屋子里昏暗暗的，分不清白天和黑夜的界限。唯一的时间标志，就是隔壁民工出门做工时带上门的声音。回来时开门的声音。昏睡使我的头又晕又疼。醒来后，我就睁着眼睛，望着顶上的那根横梁长时间地发呆。房间里是那么冷，带着一股从地层深处钻出来的凉气，从四面八方裹住我。被子里没有一点热气。我不禁打了个寒战。
　　“你怎么啦？”
　　“哦，没什么。”我闭紧眼睛，甩了甩脑袋。可是我分明感到我的内心里滋生出一种本能的排斥和抗拒。一种我竭力希望死去的东西又恢复了生命，使我喘不过气来。我走到窗口，刷——，用力拉开了窗帘。
　　李月快步走过去，一把拉上窗帘。那刷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恼怒。
　　我愣在那里。
　　“我这里很乱，没来得及整理……”李月却像没事似的，弯腰从地毯上拾起一本书，掸了掸，扔到写字台上。
　　我把歪倒在地上的一个空可乐瓶捡起来，扔进垃圾袋里。“没什么。”
　　“你的行李呢？”
　　“……”
　　“寄存在火车站吗？”
　　“嗯。”我含糊其辞地道。
　　“你快去把行李拿来吧！行李箱放床底下。你可以在这里看书……”说着，李月把书桌上横七竖八的书拢了拢，腾出一小块空来。“至于衣服，你还是放在行李箱里吧！衣柜太小了，塞不进了……”
　　“好。”我闷闷地应道。
　　“冰箱我们一人放一层。我二层，你三层。别记错了！”
　　“嗯。不会。”
　　李月的语气让我感到了寄人篱下的屈辱。尽管我付了整月的房租。但是转念一想，在这个异地他乡，我终于有了个落脚之处。我对她还是有几分感激。
　　我凭借着记忆回到睡了一晚上的空房子。一路上，我都在想，那个男人，他会不会在屋子里。在我推开门的时候，我甚至在门外站了一会。我把门推到底，然后探头朝屋子里看了看。房间里没有人。我走进去，一个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眼睛和手指贪婪地抚过每一样东西。洗衣机、微波炉……我发现它们都是新的，有的甚至连价格标签都没撕掉。这使我的脑子里闪过一丝困惑。或许那个男人把它们买回来时，试图开始新的生活，但是他最终没法摆脱阴影，只有选择丢弃和远离。伤痛过重，不是可以被理智轻易抹平的。
　　离开时，我想过把诸如家用电器之类的都带走。但是最后，我什么都没带。站在底层靠墙的一排信箱前，我掏出笔和纸，在纸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德语单词：Danker（谢谢）。想了想，我又加了两个英文单词：Good  Luck！（好运）！
　　然后我用纸包裹住钥匙，折叠成燕子形状，塞进写着401的信箱里。
　　当我转过身，把手重新插进口袋时，我的手指触到了那一小片香烟空壳子。我摸出来，看了看上面的电话号码，抬起手就把纸片往旁边的垃圾桶里扔。但是，不知怎么，我的手在半空中停住了。我把那一小片香烟空壳子重新放进口袋。

　　

cadick

5
　　搬进李月的公寓后，我顺利地办完了入学手续。随后，我开始找工作。在德国，学生每年有三个月的打工期，回国的时候劳工局会把税收全部退还。三个月打工挣到的钱足以维持一年的生活开销。有许多学生会把这三个月打工期集中在寒暑假，平时则在校园里找些“hifer”之类的零工，这样，除去日常开销，帐户上还会有数目不小的存款。
　　“你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工作吗？”我问李月。
　　她正背对着我坐在写字台前小声念叨德语单词。“你不上语言班吗？过两天山上的语言班分级考试。”
　　我沉默。语言班分初级、中级和高级，每期的学费是四千马克，上完三期总共需要一万两千马克。而我的帐户上只有一万马克。当然，没有钱并不是我不愿读语言班的主要原因。
　　“只有考过DSH才能有打工许可。”见我不吭声，李月头也不抬地说，“否则你只能打黑工。”
　　“黑工会怎样？”
　　“万一被警察和劳工局的人抓到，老板起码要罚十万马克，还可能被吊销营业执照。黑工呢，遣送回国。你别想了，德国人是很遵守法律的，不会雇佣黑工。除非中餐馆。中餐馆老板心最黑，最狠，工钱压得很低，活儿又苦又累……”李月愤愤地道。那一刹那她好像被什么触动了，那样子像是跟所有的中餐馆老板都有仇。
　　我的心情变得沉重。不过，我还是要去找工作。我再不想读书了。在李月那里住下的当天下午，我就决定到街上转转，看看能否找到一份工作。那份工作不管是长期的还是临时的，不管有多苦多累，不管工钱多低，都不要紧。只要是我的劳动所得。只要能让我暂时填饱肚子，哪怕只够买一个面包。临出门前，李月突然叫住我：“哦，坐S-bahn别逃票啊，S-bahn上平时没人查票，万一被查到的话你的就被记一笔了，到时候延签证会遇到麻烦的。”
　　我谢了她。
　　鹅毛大雪正在屋外寒冷的天空中飞扬飘落。在踏出屋子的一刹那，冷空气呛得我几乎窒息。我强迫自己作了几个深呼吸，拼命地吞咽口水以抑住不断冲上来的胃酸，裹紧大衣继续往前走。
　　坐S-bahn到了市中心，我发觉我的红大衣使我与街上行人们格格不入。行人们衣服的色彩都是黑色或者灰色的，只有老太太才穿大红色。不过，这丝毫也没影响我找工作的信心和决心。街道两边是装修华丽的欧式建筑，巨型的玻璃橱窗被布置得精巧、别致，像一道道风景，尽情地展现着欧洲真实的繁华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街道拐角有情侣在接吻。由拱形石雕圆柱和呈三角形钟楼组成的商场门口，鸽子悠闲地在雪地上东啄啄，西啄啄。一点也不怕人。我一边走一边琢磨，我能干什么呢？在中国时学的是汉语言文学，现在能干什么呢？除了写文章，我想不出自己还有什么谋生手段。而文字在此刻不能换来马克、面包、牛奶……或许，我还可以干些体力活，比如洗碗、端盘子、搞清洁卫生……
　　突然，一块狭长的原木牌子出现在我的眼帘里。牌子上漆着绿色的艺术体字母：coffe。我的心里升腾起一线希望。我加快步子走了过去，踏上积着雪的台阶，推开深褐色原木屋门。门铃“丁冬”地响起，又清脆又悠扬，让我的心陡然一跳。
　　咖啡屋不大，摆着三四张原木台子。每张台子中央放着一盆红色的细小花瓣的鲜花。一侧墙壁上，挂着一幅油画，油画上画着一个年轻女人。在阴郁不祥的灰暗背景上，那女人仰望着天际，脸部呈现出只有上天才能有的精雕细琢的绝美弧线，那一头乌发在太阳的照耀下发出奇异的金光。
　　“你好！需要一杯咖啡，或者……” 一个丰满高挑的中年女人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站在斜对面一张台子的后面，望着我。
　　“哦不。”我连忙把目光从油画上收回来，问道，“请问……你这里需要人吗？”
　　她好像不明白，侧过一只耳朵。“什么？”
　　我鼓足勇气，又说了一遍：“我是说，你这里需要工作人员吗？比如服务生、做清洁的、洗杯子的……”
　　“不不不……”我还没说完，女人就开始连连摇头。她把两条胳膊交叉着抱在胸前，鹰一样犀利的蓝眼珠傲慢地盯着我，脸上的笑容在瞬间冻结住了。
　　她那种目光和表情逼得我不得不朝门口退去。
　　厚重的木门在身后合上，我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回想起刚才那女人看着我的目光和表情，我突然意识到和看一个猛然闯进屋的小偷没什么两样。突如其来的羞愤和难堪淹没了我。我的脸上一阵一阵地发热。我逃也似地离开那家咖啡屋，大步往前走去。走出很远，我那急促的呼吸才慢慢地平和下来。
　　在接下来将近半个月的时间里，我每天坐S-bahn，在不同的站下来，在不同的街上转悠，走进不同的商店、酒吧、咖啡屋……从早晨走到黄昏，脚上磨起了血泡，因为疲倦可饥渴，嘴巴干干的。我一家一家地问过去，又在被拒绝中一次一次转身走出来。每次硬着头皮走进去的时候，我都对自己说，只要不放弃，就会有机会。坚持！可是，没有。那些需要员工的，无一例外地问我是否有Parpier（打工许可）。事实正如李月所言，没有人敢雇佣我。尽管我一再表明无论多苦多累的活我都能干，为了让他们相信我有一定的工作经验，甚至我撒谎说我到德国已经一年多了。只要对方稍稍地沉吟，我就立刻可怜巴巴地望着对方，希望借助女孩子的楚楚可怜打动他，唤起他的一丝恻隐之心。但还是无济于事。
　　后来我想，也许零工不需要Parpier（打工许可）吧。马路边的土耳其小店外，有个老人举着一把刷子在清洗橱窗的玻璃。我快步走过去，问他是否需要人帮他刷。老人回过头来，朝我笑笑说，哦，不。走着走着，我又看见一家小公司门口停着一辆小面包车，车子里堆放着一麻袋一麻袋的土豆。一个男人气喘吁吁地从车子上拖下麻袋，一手一个，拖着往公司里走去。我赶忙上前问道，这里需要人工作吗？男人停了停脚，转过脸，毫不犹豫地对我摇头，哦，不。
　　有一天，当一个在马路上清扫积雪的女人再次对我说不的时候，我终于感觉自己再也走不动了。市中心的Schlossplatz（王宫广场）边有一座四角亭子。亭子顶上的周边呈拱形，黑色铁制的镂空雕花非常精细，在拱形的下端起伏着波浪状的黑色铁制花纹。支撑着亭子的铁柱子呈长弧形，细处是一节一节圆形雕花图案。亭子里没有中国亭子里通常有的石圆桌、石凳子，或者嵌在柱子和柱子之间的长条凳。什么都没有。
　　我觉得十分疲乏，身上很冷，便慢慢地踏上台阶，把身体靠在铁栏杆上。透过沸沸扬扬的雪花，我茫然地望望不远处那根直插入天空的擎天大柱。圆柱顶上仿佛立着一座人形的雕像。因为积满了雪，看过去又似乎只是一疙瘩雪。圆柱子后面是一长排雄伟壮观、气宇不凡的三层楼建筑。所有的窗子都是长方形的，中间横着十字形窗棂。建筑物的屋顶上每隔几米便站着一座雕像，一字地排开，看起来气势不凡。据说这里以前曾经是斯瓦本的公爵易托尔福牧马的地方。这排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就是建于16世纪的老宫殿，曾经是符腾堡国王的官邸，华丽的三层拱廊内院——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反映了国都的荣耀。
　　斯瓦本人是不轻易离开故土的。有个在广场上的长椅上晒太阳的德国老人曾经给我讲过一个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七个斯瓦本人”，说的是七个斯瓦本人某日忽发奇想，要离开家乡到外地探险，请铁匠铸造了一柄丈八蛇矛，他们七个人抬着这柄长矛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可是，走得不远，在当天晚上就遇到黄蜂袭击，七个人被一只黄蜂叮得丢盔弃甲，举手投降，败退回村。德国其他地区的人嘲笑斯瓦本人的眷恋故土，说他们背上都套了根橡皮带，即使到了远方，不久，也会被拉回来的。
　　可是谁又愿意远离自己的故土呢？从一个地方流落到另一个地方，都是想寻找某种稍微好一点的东西，但是，找到的却往往是更加糟糕的东西。我抬起手，擦拭着从发梢上不断淌下来的雪花溶化成的水滴，忧伤地望着不远处的大街。那里，一个俄罗斯少女穿着白纱裙在雪地里唱歌。她唱的是电影《铁达尼克》的主题曲。没有扩音器，她的声音很快被风吹走，听起来隐隐约约的。可是她一直嘶力竭地唱着，一边为自己伴舞。旋转，侧腰，抬腿。那薄薄的裙子短到膝盖处，露出冻得铁青的腿。她前面的雪地里，放着一个小碗。走过去的行人有的漠然地走过去了。有的看看她，从口袋里摸出硬币弯腰扔在小碗里。我想她肯定是东欧巨变后流落到德国来的。
　　还有的人在风雪中大街上拉手风琴，有的支着画架茫然而坚定地等待着客人，有的非常卖力地拍手跺脚用沙哑的声音唱着歌。没有人停下来，弯腰在他们面前的小碗里投一枚硬币。可是他们并不停止，在风雪中顽强地为生存挣扎着。我的心里油然而生敬意。谁又有资格当他们是乞丐呢？他们不是乞丐。他们是在靠自己微不足道的能力养活自己，至少没有像中国街头那些衣衫褴褛、逢人走过时就使劲地磕头，或者死缠着行人不要到钱誓不罢休的行乞者那样让人蔑视、厌恶、无奈。
　　李月应该猜到我每天早出晚归是去找工作了。对于我的疲惫、绝望和茫然，她一点也不觉得惊奇。仿佛一切都在她的意料之中。不过她什么也不问，也什么都不说。

cadick

第二章
　　
　　 1．
　　从李月的公寓窗口望出去，白色的树上残留着几片奄奄一息的枯叶，阴湿的空气吻过僵死的烂叶，吸附更冷的寒气扑进窗子来。我的心一点一点地跌入寒冬。我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想找到工作根本是不可能的。每天来回需近十马克的车费，我再也不能这样盲目地跑下去了。下了一个多星期的雪，某天早晨，我出门时，风和空气依然寒冷。但朝阳的光辉显得力量蓬勃，似乎要穿开云雾。透过一排白色的树干，几幢白色的房子发出洁净而明亮的反光。“德国人是很遵守法律的，不会雇佣黑工。除非中餐馆。中餐馆老板心最黑，最狠，工钱压得很低，活儿又苦又累……”突然，李月说过的话像电光在脑海里闪过。我打起精神，步履匆匆地往市中心走，寻找像永远躲在云层背后的冬日太阳一样不清晰的机遇和命运。
　　雪融化后，德国冬季的寒峭，继续侵袭着光秃的树干、结实的街道和楼房，红瓦片潮湿而沉重。我一家一家中餐馆问过去，虽然我没有打工许可，但是仍然有几家的老板明显地对我表示出很大的兴趣。不过，他们又颇为难地告诉我，德国前段时间刚来了一批偷渡客，现在难民营都挤满了。那些偷渡客报了难民后就有打工许可了，肯定要先考虑有纸的。再还有就是，我是学生，干不长久就要回去上学的，一般餐馆都需要长工，最起码能干上一年的。我再三声明我不上学了，我可以干很长时间的。但他们只是笑笑。
　　在德国定居的中国人百分之九十以经营中餐馆为业。在斯图加特，就有十几家中餐馆。在离大学九站路远的哥庭维斯根，我终于找到了一家肯雇佣我的中餐馆。德国很多中餐馆的老板都曾经是难民，不过，在做了老板后，他们很忌讳提过去的身份。中餐馆也是绝大多数难民聚集赚钱的地方。因为难民基本上是来自中国福建、浙江等地的农民，他们没有语言沟通能力，有的甚至不会说普通话，不认得汉字。
　　那家中餐馆叫神龙园。红色的招牌灯在暮色笼罩的时候亮起来，像一团火一样燃烧在冬天的黄昏，把黑暗拨拉开一条缝隙。两扇玻璃门上，贴着胖娃娃骑在鲤鱼上的红色春联。门口分别伫立着两尊石狮子，狮子的嘴里含着滚圆的石头珠子。那天傍晚，我摸摸石狮的脑袋，推开玻璃门，顺着红地毯，上了二楼。
　　德国的中餐馆基本上是一调：红色。红地毯、红柱子、红窗棂。大红灯笼、龙和凤是少不了的装饰。关羽、财神爷、观音的佛像的供台和香烛也是必不可少的。还有一样不能缺的就是金鱼缸。对于餐馆老板们来说，“年年有余”是最大的愿望了。如果说神龙园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在进门的墙壁上，挂着一副巨幅的毛主席的像。这使70年代出生的我不禁猜测这家餐馆的老板是否经历过文革，因为我听长辈们说过，文革时家家户户都必须挂毛主席像，吃饭的时候要对他老人家表示感谢。
　　“Guten  Tag（你好）！”我刚推开玻璃门，一个约摸四五十岁左右的女人便笑吟吟地迎上来。她看上去慈眉善目的，因为很少晒太阳的缘故，皮肤有一种病态的苍白。她的身材瘦小，穿着白绸斜襟绣花上装，黑色绸裤子，腰间很不和谐地绑着个大大的黑钱袋。
　　“对不起，我……是来问问，这里需要工人吗？”我忐忑地问。
　　“哦，”女人微笑着问我，“你是学生吗？”
　　我迟疑了一下，说，“我……可以不上学。我可以每天做工。”
　　“你是哪里人？”
　　“H城的。”
　　老板娘的眼睛一亮。“哦？是吗？那我们还是老乡呐！我们是青田的……难怪我听你的口音很熟悉！”
　　我精神一震，竭力和她拉近距离。“是吗？！我去过青田，那里盛产宝剑，对吗？”
　　闲聊了会，我再次说明来意。老板娘简单地问我怎么称呼、来德国多久了，以前有没有在中餐馆做过。我如实地一一回答。不知怎么，我不想骗她，哪怕有可能再次被拒绝。可能我已经近乎绝望了。人到绝望边缘的时候，是会放弃挣扎的。和我说话的时候，老板娘始终笑眯眯的，眼睛并不看我，而是一直注视着餐厅。不时地，她笑容满面地和用餐完毕离去的客人道别，然后收回用脏的餐具。或者给正在用餐的客人添加酒水。所以我和她的谈话不断地被打断。我固执地站在那里。
　　终于客人走了差不多了。老板娘走过来，一边把结帐后的几张钞票塞进皮夹里，一边对我说，“是这样的，罗小姐，中餐馆的生意一般十一、十二月份是旺季，夏天是淡季。我这里呢，平时跑堂和酒台我一个人忙得过来。不过这两个月有个帮手可能会好些。”
　　我连忙表示赞同似地连连点头。
　　“你喝不喝水？”她转到酒台后面，拿起一个杯子。
　　“不用不用。我不渴。”
　　但是她还是接了一杯水给我。“这是Wasser（水），你刚喝可能不习惯，喝惯了就觉得很好喝。”
　　我捧着冰凉的杯子，看见杯子里的水清澈透明，有气泡不断地从杯底冒上来。我喝了一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涩味。我皱皱眉，突然一股气直冲鼻子和脑门，“阿——嚏！”我忍不住打了个大大的喷嚏。
　　“来，给你加片柠檬……”老板娘用小夹子夹了一片柠檬放进我的杯子里。“喝惯了你再喝白开水就觉得太淡了，一点味道都没有。德国人最喜欢的就是Bier（啤酒）和Wasser（水）。”
　　“你这里生意还挺好的啊……”我有意把话题又引回来。
　　“还可以吧。”老板娘谦虚地说，神情颇自得。接着，她试探性地问我道，“这两个月我这里的厨房里需要一个帮手，洗洗碗，再帮忙做些餐厅里的清洁……不过不是干全天的，只在晚上和周六周日干。你看你……”
　　“行行行……”不等她说完，我就拼命地点头。
　　老板娘看了看我，有点难以启齿似地接着道：“晚上是从五点到十一点半，如果客人没走的话，可能还要晚一些。每小时5马克。”
　　“哦，不要紧。”我强抑住内心的狂喜，迫不及待地回答。“今晚开始吗？”
　　“今晚客人不太多，就从明天晚上开始吧。”老板娘说着，撇下我快步迎向推门进来的两个德国客人。“晚上好……”
　　那是我到德国以后第一次感到开心的一天。走在去地铁车站的路上，我才发觉在街中心竖起了一棵十几米高的圣诞树，树上挂满了彩灯。街边的橱窗玻璃上，都写着“圣诞快乐”的艺术体字母。各家各户的门前和窗户也都挂起了五颜六色的彩灯，在夜幕中璀璨夺目。隐约地听到轻音乐在空气里流淌，凝神细听，却只有风过的呼呼声。我不知道那音乐声是不是我的感官幻觉。人在一种极度的精神状态下是会产生一些幻觉的。但那闪烁在黑暗中的彩灯散发出的光芒，分明给我的心里带来了一些光。

2
　　那天李月的心情也难得的好。我推门进去的时候，她仰躺在床上，脸上微微地浮着一层笑容，好像沉浸在某种莫大的幸福里。这使我不由地又朝她看了一眼。
　　“回来了？”她望了望我，主动和我打招呼。
　　“嗯。”我脱下大衣，把它搭在椅子靠背上。然后走进厨房，拉开冰箱，从冰箱里摸出两个鸡蛋和一袋切片面包。我打算把鸡蛋搅碎后涂抹在面包片上，放到油锅里煎，肯定很香很好吃。为了庆祝找到工作，我要好好地犒劳自己。
　　“你的面包放到我那层去了，我把它放回去了。以后记住别放错了！”李月的声音从房间里传来。“放错了容易拿错……”
　　“哦，是吗？”我一惊，磕破的鸡蛋黄流到碗外面。我顾不上擦一擦，连忙说，“对不起对不起！早晨匆忙，我可能放错了……”
　　我本预备着李月声色俱厉地把我责备一通，没想到，房间里传出来她的哼歌声。这使我十分意外。我和李月虽说住在一起，却生活在各自的世界里。我们几乎不交谈，也不留意彼此在干什么。不出门找工作的话，我就早早地睡觉。我从来不看书，甚至连翻一翻的兴趣都没有。这肯定使李月感到很奇怪。白天，她在山上的德语班上课，晚上在房间里背单词，看电视练听力。好几次她从书本上抬起头来，看看我，用手指推一下眼镜。不过，她什么都不问。
　　从我见到她的那天起，她的脸上就像笼罩着一团浓浓的黑云。更让我难以忍受的，是她的叹气声。她显然有着沉重的心事。我猜她困扰着她的，可能是马克的问题。据我观察，她每天只做一顿饭，炒一盘大白菜或者土豆。一盘菜她可以吃上一天。有时候她不做菜，打开一小瓶酸菜，就着几筷子酸菜吃一碗饭。在她吃饭的时候，如果我还没吃，她绝对不会招呼我和她一起吃，甚至也不请我尝一尝她做的菜。经常是吃几口饭，便放下筷子，长长地叹一口气。然后草草地把盛菜的盘子端到厨房，塞进冰箱里。夜里，我和她分头躺在单人床上。她辗转反侧，每翻个身，便重重地叹口气。有时候我忍无可忍地说，你总这样翻身、叹气，我睡不着。她就又叹口气，有些过意不去地说，哦，对不起。但是依然如故。
　　我不知道什么事情让她如此高兴。她破天荒地用聊天的口气，告诉我一些在德国的衣食住行情况。比如粉丝木耳颜色发黑的酱油之类的只有在中国商店才能买到，很贵；德国的土豆永远是最便宜的，鸡也不贵，可以买来炖汤喝；鸡蛋一般分两种，一种是10个一盒装的普通鸡蛋，另一种是4到6个绿色环保鸡蛋，数量少，价格却高了很多；水果最好在超市买包装好的，比较便宜，过一天水果的价格就会降一些，因为商家觉得水果多摆一天就不新鲜了。
　　突然，门铃响了。
　　“别开别开！”李月在房间里压低声音制止我。
　　我端着小碗，一边用筷子搅拌碗里的鸡蛋，一边走进房间。“怎么了？”
　　“肯定是孤独症。”李月仍躺着，举着一条发绳在手指间缠来缠去地玩。
　　“孤独症？”
　　“对。孤独症。一个男生的外号。”李月厌烦地说，“那个人太讨厌了，今天来了三趟了！”
　　我打趣道：“呵呵，他对你有意思了。”
　　“什么呀！他对每个女生都有意思……每个女生的门铃他都按过。”李月撇撇嘴。
　　“太夸张了吧！”我有点不相信。
　　“真的！这山上哪个不知道？！都说他心理出了问题，所以给他取了个外号，叫他孤独症。他太孤独了！”说到这里，李月又习惯性地长叹了一声，“唉，中国人在国外都很孤独的。”
　　“他没有女朋友吗？”
　　“谁会找他啊！”李月的声音里充满了不屑。“中国的女孩子出了国，选择范围很大。很多老外特别喜欢找东方女孩谈恋爱、结婚。时间呆长了你就知道了，中国的女留学生里流行着一条不成文的择偶规则：第一选择是欧美发达国家的；第二选择是其他周边国家的；第三选择是在国外有居留有经济基础的华侨；如果前三类男人都找不到，那就退而求其次，找中国来这里留学的博士；如果还是找不到，那就只好找硕士了……所以，在这里读本科的中国男孩子想找个女朋友，那是非常难的。很多回国内去找，辛辛苦苦办出来，到这里没多久女朋友就飞了。多的是！”
　　“你呢？你第几选择了？”我打趣她。
　　李月脸上的笑容在瞬间冻住。她垂下手臂搁在胸口上，把头侧到一边，闭上眼睛，不再说话。房间里的气氛随着李月的沉默又恢复了压抑。我连忙端着碗折回了厨房。
　　门铃一直响着，后来狠狠地响了几声，最后一声里充满了愤恨，发泄似地，恶意地响了很久。而我的心里，也因此莫名地掠过一丝快意。
　　等我端着煎好的面包再次回到房间时，李月依然躺在那里，仿佛睡着了一样。我轻手轻脚走到写字台前，把书推开些，放下盘子。煎得金黄金黄的面包片散发出喷香的香气，在瞬间充斥了整个房间。床上有轻微的扭动声。
　　“要不要尝一片？”尽管类似的邀请被她拒绝过几次，但好心情是可以淡忘、包容一切的。我一边问，一边夹起一片还冒着油泡的面包放在嘴边，使劲地吹。
　　“哦，不用了。”李月犹豫了一下，还是拒绝了，只不过这次，她又加了句，“谢谢。”
　　我咬了一口面包，被烫得直咂嘴。“真的很好吃哎，你可别后悔。”
　　“唉——，”不知怎么，李月又莫名其妙地叹了一口长气。半晌，她还是坚决地说道，“不用了！”
　　也许是为了避免我往深里想，李月接着说道，“我今天特别开心，你猜为什么？”
　　我咬着面包，瞥了她一眼。她的脸上绽放出先前那种光彩。
　　不等我回答，她顾自说下去。“今天我认识的一个陪读夫人请我到她家吃饭。她家就住在旁边，吊桥下面那栋楼，叫Gust-house，住的都是访问学者……她做的排骨真好吃啊！虽然都是骨头，但那骨头上连着点肉……我到德国一年多了，还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我已经好久没有吃过肉了……肉的味道真好啊！”
　　我的筷子停在了半空中。她躺在那里，睁大着眼睛望着天花板，脸上的神情里充满了无限的回味和幸福，那舌头在嘴唇上美滋滋地舔着，像谗嘴的孩子见到好吃的食物时那样。蓦地，我一阵心酸。

3
　　有关浙江人在德国的历史我是从阿米高那里听来的。他告诉我，一战时期，1916年，北京政府与英国签订参战协议。中国派遣十四万民工前往欧洲为盟军做苦工，这些人在法国和比利时前线当搬运工、伙夫、挖地雷、抬尸埋尸等苦力。战后幸存的两千多人获得法国政府的收容，这就是欧洲的第一代华侨。浙江青田、文成是两个山区小县，土地贫瘠，地理偏僻，许多人靠外出打工谋生。一战后欧洲经济开始复苏，流落温州的青田、文成人开始投靠海外亲友，就源源不断地通过轮渡来到欧洲。二战后一部分人回国参加建设，一部分就永远地留下来。所以九十年代初偷渡出来的浙江人，沾亲带故的在德国都可以找到依靠。而福建人就只有靠自己打拼了。
　　阿米高是福建人，在神龙园做二厨。大厨是老板。我的主要工作是洗碗刷盘子。第一天上工，我提早十分钟到达餐馆，换上一件老板娘给我的旧衣服，走进了厨房。厨房很宽敞，很干净，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油烟熏天。老板看起来很厚道。他把我带到并排连一起的两个水池边，笑眯眯地拧开水龙头，各蓄了半池水。然后他指指厨房门上的出菜口，告诉我老板娘会把收回来的脏碗盘搁在出菜口的案板上，我到门口去捧过来后，先把它们浸泡到左边的水池里。说到这里，他往左边的水池里滴了些洗洁精，卷起袖子，拿起旁边一个脏盘子示范着告诉我怎么洗。他把洗过一遍的盘子放进了右边的水池里漂干净后，把它插在水池边的架子上晾干，等晾得差不多了，再用一块干净的白布把盘子擦干，放进消毒柜高温消毒。
　　“这样盘子上就没有水迹了。”老板一边很慢地转动着盘子，一边教我道，“盘子不能捏得很紧……布这样铺开，看，这样一转，盘子的每个地方就都擦到了。”
　　我照着老板的办法试着擦拭了几遍，盘子在我的手里很快便灵活地转动起来。老板非常高兴，一个劲地夸我道：“罗小姐真聪明啊！别小看了擦盘子，这也是一门学问。以前在我这里做过的几个工人，洗了半年还笨手笨脚的……”
　　我看见灶台前系着围裙，很利索地埋头切菜、配菜的高个男人微微地笑了。那笑容很友善，充满了赞许。我的心里涌过一丝暖意。
　　墙上的挂钟指针指向六点后，出菜口的脏盘子陡然地多了起来。老板娘不停地把收回来的脏盘子堆在上面，又不停地弯腰把头伸进小窗口，大声催促：“一个宫爆鸡丁，两个咕噜肉……快！快！”那个叫阿米高的高个男人小跑着把炒好的菜端到案板上，让老板娘端走。有时候我跑得慢了一些，阿米高一看出菜口还堆着脏盘子，会立刻把手上的菜放到一边，眼疾手快地帮我把脏盘子端进来。在我捧着一大摞脏盘子小跑回水池边的时候，我感觉老板一边炒菜，一边不时地抬头看我。有一次我捧着铁板小跑时一个踉跄，险些摔倒。听到老板着急地叫起来：“哎小心啊——，别摔疼了！”
　　从前在国内的时候看到过留学生在国外餐馆洗盘子的报道，觉得那是件很容易的事。那天晚上起才知道洗盘子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苦差使。脏碗脏盘子在水池边堆得像小山一样高，我站在水池边，弯着腰不停地洗，不停地洗，可是那堆脏碗脏盘子一点也不见矮下去。起初我感到头颈、腰、腿酸痛得厉害，想站直，或者稍稍挺直些背，把头抬起来，但是立刻感到腰和颈像针扎一样酸痛。洗着洗着，渐渐地，两条腿没有了知觉，眼里只有泛着白色泡沫的池水。那白色泡沫变换出许多图案，像镜头一样忽儿拉长，忽儿缩近，高高低低的，犹如山脉起伏，又像海水荡漾。豆大的汗珠子瀑布一样奔涌下来，脑子里是昏沉沉的，只有两只手在机械地重复着洗、漂、插、擦等动作。
　　为了防止自己洗着洗着站在水池边睡过去，我开始试着小声地唱歌。当我唱完一首歌停下来的时候，阿米高和老板立刻催促我：“接着唱啊，怎么停下来了？”我吃了一惊，原来他们一直很留意地在听。于是，我提高了声音，又唱起来。一首接着一首。后来索性放开喉咙、为所欲为地唱着。第一个晚上从六点到十一点这五个小时里，我搜肠刮肚，把能记起来的歌都唱了，包括国歌和国际歌。在我唱歌的时候，我看见老板和阿米高都在微笑着。每当我停下来，他们就马上催促我：“快唱快唱啊，你唱得真好听啊！”
　　我心里明白，并不是我的歌唱得好听。他们和我一样，在疲惫乏味的厨房工作中近乎麻木了。他们需要歌声，需要快乐。于是，我竭力让自己笑着，唱着。唱得唇干舌燥、嗓子哑了，就灌一大口水，再接着唱。他们脸上的笑容让我坚持着唱下去，虽然我已经精疲力尽。
　　没有客人的时候，老板通常不在厨房里。阿米高坐在桌子旁，膝盖上放一个小篓子，一边雕萝卜花，一边和我闲聊。我坐在他旁边，用小刀帮他把萝卜切成一段一段的，放进他膝盖上小篓子里。
　　“阿米高师傅！”有一次我很困惑地问他，“你怎么叫……阿米高呢？这个名字好怪啊！ ”
　　他笑起来。“有什么怪的！”
　　“你姓什么呢？”
　　他还是笑笑，没有回答。
　　“这是你的真名吗？”我很不甘心地问。
　　他瞪了我一下，笑着调侃道，“真名能告诉你？我们难民，只有自己知道自己是谁。”
　　“你为什么到德国来当难民呢？”我问他。
　　阿米高以为我看不起他，马上敏感地反驳道：“难民怎么啦？难民有什么不好？我们不做事每天也有面包、牛奶、果汁、香肠领……啧啧，吃都吃不完。每个月还领零花钱，还有医疗保险费、律师费……当难民有什么不好啊！”
　　我突然想起了在出关时邂逅的那个福建青年。“你报难民的时候，也是说中国政府迫害你么？”
　　“呵呵。”阿米高颇为得意地笑了笑，仔细地用刀子把萝卜花上的多余的部分剔除。“我只说老婆多生了几个孩子，违反了计划生育，被罚款罚得过不下去了。”
　　“是真的吗？”
　　“真个屁！我们那里生上几百个都不管。……政治那玩艺儿最好别碰，我没啥文化，但也懂得做人要有良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也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所以，只有说违反计划生育了。”
　　我欲言又止。
　　阿米高把雕好的萝卜花拿远点，端详了一下，满意地放进篓子，又拿起一截萝卜。“德国富得冒油啊，国民经济仅次于日本和美国。二次大战争期间，德国的许多政治家流亡国外，以后他们回来重建家园，就把‘无条件接收外国难民’这条规定写进宪法了。二战时纳粹党给世界带来多大的灾难啊，接受难民，也算是他们的赎罪吧。”他理所当然的口吻。
　　“呵呵，文化蛮高嘛！”
　　阿米高不好意思地道，“呵呵，我是听那个报难民的大学生说的……”
　　“大学生还有报难民的吗？”
　　“是啊！想在德国呆下来，你们女的可以结婚嫁个有居留的，男的只好报难民啦！”
　　“可是……”我又想起了刚才没说出口的问题。“可是你说违反计划生育被罚得过不下去了，这还不是在给中国抹黑？”
　　“抹黑？我怎么抹黑啦？”阿米高很不服气，脸涨得通红。“本来中国人口就多，疏散点出来让别的国家养着，有什么不好？再说了，我们赚的钱都往家里寄，光是我们那个县城的创外汇额就比一个省城还多！我们也算是为国家作贡献呢！”
　　我皱皱眉，打消了和他辩论的想法。“那你是怎么偷渡出来的呢？”
　　“……”阿米高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
　　“偷渡很可怕吗？”我实在抑制不住我的好奇，又追问道。
　　“……”阿米高沉默着，显然不愿意回忆。但是最后还是拗不住我一遍遍地问，他叹了口气，说，“当然啦！你想都想不到的。我们从广西边境开始偷渡，经过越南、东埔寨、泰国、独联体、捷克然后进入德国，走了有一年多。在穿越中越边境的时候，蛇头不让我们穿鞋子，不让带水，我们穿着袜子从根本没有路的原始森林里走过，袜子磨破了，满脚是血，听到脚下有发出渍水声就蹲下来找水喝。有一次我在喝饱的时候感到有一种怪味，就把水旁软泥一样的东西勾起来闻，才知道是一堆牛粪。我当场就吐起来。有一夜，我们攀过一个悬崖的时候，有个人不小心滑下去了，双手抓在树枝上，下面是万丈深坑。蛇头打开手电拉他，但他掉下去了。我们都知道肯定是蛇头把他弄下去了。一路上，生病的，掉悬崖下去的，蛇头见救不了，就弄死，省得路上累赘。我命大，终于还是走到德国来了……”
　　我听得直发愣。好半天，我才回过神来。“真的吗？”
　　阿米高？瞪了我一眼，有点生气地叫道，“骗你干吗！”
　　我说：“像小说一样。”
　　“你们大学生是坐飞机来的，我们是拿命走过来的。你们知道个屁！”
　　“……你老婆和孩子还在中国？”
　　“是啊！”
　　“你打算一直在这里当难民吗？”
　　“你的问题真多！”阿米高不高兴地说道，然后便沉默了。他脸上的表情凝重又茫然，像是不愿意再触动经历过的一切，更不愿意去想象以后。
　　德国中餐馆的作息时间相对规范，早班从上午十点半到下午两点半，晚班从五点半至夜间十一点半。每天工作十个小时。午后三小时，临近餐馆的难民会互相串串门。中国人是最重地域观念的。来找阿米高的，都是福建人，和他一个难民营的。一来就是七八个，通常在下午两点半到五点半这段餐馆休息时间。当他们看见我的时候，立刻兴奋起来，肆无忌惮地打量我，并拿阿米高开玩笑。“你个狗娘养的不错么，又搞到一个！当心阿华晓得把你撕了……”
　　阿米高拿眼睛看看我，慌不迭地制止他们：“别瞎说啊，人家是大学生！”
　　一个毫无顾忌地笑起来：“学生妹你也搞？艳福不浅啊！”
　　阿米高一下子火了，厉声道：“搞你老婆！大神经，你在这里七八年，你老婆在中国都被人搞烂了！”
　　那个叫大神经的并不生气，嬉笑着道：“你老婆才被人搞烂了……”
　　一伙人哈哈大笑起来，闹哄哄的。在经久不息的哄闹声中，他们放肆地互相攻击，这个说某某昨晚小便的时候没对准马桶，把尿都撒在了垫板上。那个就笑着说他肯定在被窝里把自个儿给解决了，撒尿的时候软了，对不准。这个插嘴说难民营新来一个女人，三十五六岁，还没主，可以泡一下。另一个马上反驳说，不行，她长得太丑了，晚上跟她睡觉我会做噩梦。不过这娘们挺荡，昨晚打牌时放话了，哪个给100马克就陪他睡一觉……有一个马上大惊小怪地叫起来，100马克！我到红灯区找个漂亮的搞一下才50马克！接着神秘兮兮地压低声音说，星期天老板开车带我们去法兰克福，那里的红灯区漂亮女人真多。我搞了一个大洋马，啧啧，胸有这么大……
　　这时候，我就坐得远远的，低头仔细地练习在萝卜上刻花。偶尔抬头，我发现那些人说是在说，眼睛却都朝我这边瞟着。在我的目光掠过时，那些叉开腿，坐得歪歪斜斜的男人们马上下意识地坐正了，把两腿并拢，嘴里的粗俗玩笑也低下声去了。在我低下头后，嬉闹声又响起来。有的声调还特别高，似乎有意想引起我的注意。老板走进来，笑眯眯地招呼他们吃点花生米什么的，一本正经地说，小姑娘在，不要瞎说话啊。他们就连忙说，不会不会，人家是大学生啊，我们哪敢放肆！她听不到的……
　　阿米高有点不安。在他们离去后，很过意不去地对我说：“你别听他们的啊，当他们都在放屁！”
　　我笑笑，表明自己并不介意。“阿华是你老婆吗？”
　　“呵呵。”阿米高咧嘴笑笑，不置可否。
　　“是不是啊？”我追问。
　　“你可不可以别问那么多？”阿米高把菜刀剁得很响，不过，马上放缓了节奏。“我觉得你这个人挺好……我们难民营新来的那个大学生，整天不跟我们说话，一副跟我们划清界限的样子。哼！他大学生有啥了不起的，还不是跟我们一样报了难民？”
　　我睁大眼睛。“还有大学生报难民的吗？”
　　“有啊！大学生又怎么拉，到这里还不都是找饭吃……以前我做过的一家餐馆里做清洁的，你猜在中国时是干什么的？公安局长！你做梦都想不到吧……在这里谁当你是什么东东！都是为了找口饭吃，赚点钱过好日子。”
　　“是啊，读书人又怎样，当官的又怎样……都是些狗屁东西！”我说道。
　　我激烈又轻蔑的语气让阿米高有些吃惊。他看看我，想问什么，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问。因为我低下头，一个一个地洗着碗，再不说话。
　　老板娘怕我生气，私底下对我说：“小罗，你别见怪。他们都是难民，没什么文化，在这里闷久了，说说瞎话找点乐子的。其实他们人都不坏。”
　　我摇摇头。我一点也不反感他们。那段经历已经彻底改变了我。身份的卑贱、外表的龌龊、知识的贫乏，这一切并不构成一个人应该受到鄙视的理由。应当被鄙夷和憎恨的，是那些体面伟岸高大博学却思想肮脏品格低下的人。在难民和读书人之间选择的话，我宁可和前者交往。至少他们不懂得伪饰，哪怕粗俗，哪怕肮脏。他们让我感到安全。
　　那几个人在后来的两个中午都过来。阿米高说他们是冲着我来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阿米高这样嘲笑他们。但他们就这样在低级龌龊的言语中，寻找着和谐、平衡与愉悦。阿米高对我说，在中餐馆干长时间的人，神经会出问题。那种单调、乏味的生活能让人发疯。他说难民营有好几个难民就是精神出了问题。他跟我说这话的意思，我想是，他希望我不要介意他们说那些下流话。我并不介意。有一次其中一个问我肯不肯做他女朋友时，我没好气地说，“我有爱滋病！”话音刚落，那几个男人异口同声地说道，“爱滋病我也要！”我只好退出厨房，在酒台边帮老板娘做清洁。
　　阿米高一直笑呵呵的，但有一次，他差点跟其中一个在厨房里打起来。我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听他的吼声突然从厨房里传出来，配合着吼声的，还有狠狠地剁菜刀的声音。我吓了一跳，留意听了听。只听见阿米高在大吼，“谁说阿华是烂货？谁说？！！”一个声音有些胆怯，但还是逞强着回应道，“她以前是难民营有名的桃花妹，还是香港老板的马子！哪个不晓得？五十马克睡一晚……”“砰砰砰！”剁菜刀的声音和阿米高的吼声，“谁说她是桃花妹？啊？你妈才是桃花妹……”
　　一帮人拉架的声音。“好了好了，开开玩笑的！开开玩笑的……”
　　阿米高余怒未消地吼道，“谁再敢说阿华是桃花妹，老子就把他裤裆里的玩意儿剁一半下来！”
　　那一刻，我的眼睛突然一涩。
　　后来，我缠着阿米高明知故问，“阿华是你女朋友吗？”
　　他仍是呵呵地笑。“不是啊！一个难民营的，老乡啦！”
　　不管阿米高承不承认，我想，阿华一定是他的相好。有一天晚上收工时，我亲眼看见老板娘把一袋子鸭翅膀塞给他。德国人是不吃禽类动物的内脏和四肢的。每次卤了鸭子后，鸭颈和鸭翅子都被扯下来。那次，老板娘把鸭翅膀往阿米高手里塞。阿米高推辞着。老板娘说，“拿回去吧，跟女朋友一起喝酒时啃啃……”老板娘走出厨房后，可能怕我对阿米高有看法，对我说，“他们在外面那么多年，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去……在这里有个女朋友也是正常的。”
　　晚上收工一般都快十一点了。怕路上不安全，老板和老板娘要阿米高和我一起去S-bahn车站。阿米高很爽快地答应了。“快点啊，快点啊！”我在清洗水池的时候，他就在一旁不停地催促。有时候他连晚饭都不吃，就急着要走。但是他显然对深夜和我一起走路有所顾忌。从餐馆出来，两个人起初还有说有笑的。可是快到S-bahn时，他的步子明显加快了。他大踏步地朝前走，根本不顾我是否跟得上。我一路小跑也追不上。
　　“喂喂！你走慢点行不？”我气喘吁吁地喊。
　　他却并不放慢步子，也不说什么。他神色紧张地左看看，右看看，生怕被人看见似的。
　　我索性停下来，“喂，你是不是担心被人撞见告诉你那相好的，怕她误会啊？”
　　阿米高只是嘿嘿地笑，到人多起来的地方后，便甩下我顾自走了。
　　我的猜测是对的。市中心的S-bahn车站是各路车子的中转站。临近午夜，正是中餐馆收工的时候，那些打工的难民通常就在这个时候从各自的餐馆出来，坐车到这里来转车回难民营。我在站台上等车的时候，总会看见他们隔着车轨大声地互相招呼，开着粗野的玩笑。灯光打在那些疲惫不堪的脸上，看上去有种病态的、游魂般的不真实。有几个看到我时，昏昏欲睡的眼睛忽地一亮。他们走到我旁边，靠近我，故意大声说话，想引起我的注意。一边拿眼睛不停地看我，时刻伺机上前搭话的样子。
　　我转过脸去，不看他们。不远处，一个醉醺醺的德国男人斜在椅子的靠背上，一只手里拿着酒瓶，眼皮半耷拉着，看不出他是睡着还是醒着。还有一对黄头发的年轻男女正在柱子那边热烈地接吻。我在心里默算着：十个小时。每小时五马克。十乘以五等于五十。五十马克。一马克可以兑换5块人民币。五十乘以五等于二百五十元。二百五十元。我一遍一遍地计算着。我的脑子只有在那一刻还是清醒的。
　　 4
      在李月那里没住几天，她就擅自把一个女孩子带到公寓来住。一晚上收取20马克的借宿费。三个女孩挤在一张并不宽敞的床上，我睡在最外侧，半个身子悬在半空中，一条腿只能搁在床头柜上。
      新来的女孩子刚从中国出来，怯生生的，一直用充满歉意和惶恐的目光看我和李月。显然她生怕我们其中一个不高兴了，会把她赶走。李月的脸拉得长长的，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施恩表情。而我，也板着脸，以此表示我对李月这种做法的抗议。女孩被房间里这种压抑的气氛弄得不知所措。她像一只受惊的小鸟，充满了惶恐。在我们走过时，她立刻闪到一边，给我们让路。夜里，她夹在我和李月中间睡，一动不敢动，连呼吸都是小心翼翼的。但是到了半夜，熟睡中的她不是把腿搁在我的胸口上，就是身子压住我的胳膊，让我无法动弹。三人合睡的第一晚，我就在睡梦中掉到了地上。惊醒过来后，我的心脏还在扑通扑通地狂跳。那一刻，我对李月充满了愤怒。我在心里骂她，你也太不尊重人了！房租是我付的，带人来住，至少得征求我的意见，跟我打声招呼吧！这时，我听到那女孩梦呓般地喊了声，“妈妈——！”接着，听见李月翻了个身，“唉——”一声长长的叹气。
     月光无声地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凉凉地落在地毯上、床脚，在房间里划出深深浅浅的黑。没有谁知道，在黑暗深处有三个来自中国的女孩子，挤在一起。这个很多人向往的繁华世界，既抛弃我们，又让我们紧靠着自己，时时刻刻感受着跑进别人领地的滋味。那一刻，愤怒沉降下去了，某种啤酒泡沫一样的东西浮在我的世界里。那是彼此的需要，彼此对温暖的渴望。我抱着膝盖，在黑暗中呆坐了会儿，扯下我的被子，在地毯上躺下来。
      那女孩是被国内的黑中介骗到德国来的，花了三十多万人民币。在国内时中介承诺到了德国后马上有公寓住，马上可以入学。出来后才知道，入学通知书是假的。德国的大学根本不承认。她看起来家境很不错，穿的用的都是名牌。也许她做梦都没想到来德国后会落到这种境况。第二天晚上我打工回来，见她蓬乱着头发，满脸是泪地坐在床上，两个肩膀因为抽泣而剧烈地抖动着。“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她无助地喃喃着。
    “买张飞机票回去吧！”李月漫不经心，几乎是蔑视地说。
     女孩子一听，连连摇头，说，“怎么回去呢？出来时大家都羡慕死我……现在回去不是丢死人吗？再说，我爸爸妈妈知道了也受不了，毕竟三十多万呐！”
     “那怎么办？赶紧找个人嫁了算了！”
      女孩子哭得更厉害了。“我只有三个月的签证……”
      我累得不想说话，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索性沉默。电视里，正放着啤酒节的场面。屏幕上，男人们穿着皮短裤、褶边衬衫，头戴侠盗罗宾汉喜欢的那些滑稽帽子，女人们的打扮像是长不大的“小海蒂”，穿着上紧下宽的大圆裙以及褶边更多的衬衫，还有尖尖的、看上去不太稳的鞋。他们跳着舞，笑着唱着，手里紧握着一个大大的啤酒杯。在德国，啤酒是最寻常的饮料。据说产地在巴伐利亚的修道院，当时由于每年复活节前6周修士们不能吃肉，他们便任由大麦汁自然发酵，最终生成了一种高酒精度的饮料，并将它作为斋期餐饮的替代品。为了使教廷准许他们饮用这种美味的饮料，修士们便送了一桶给教皇，教皇尝后为之倾倒，表示这种饮料可作为斋期餐饮的替代品及罪恶的洗涤剂。看着屏幕上的狂欢场面，我想起在中餐馆打工时，一位德国客人说的，美酒、佳肴和音乐才是真正的生活。突然感觉很悲哀。
      我转过脸，电视屏幕的荧光在女孩脸上的泪光中一闪一闪的。我伸手拿过一卷卫生纸，扔给她，问，“其他人呢？其他那些被骗出来的人呢？”
      女孩抱紧了胳膊，下巴抵在膝盖上，摇摇头。“不知道。我们出来后，就各走各的了。你知道我怎么会到斯图加特来的吗？在法兰克福机场，我碰到一个接机的中国学生，也是个女孩，她对我说可以带我到我要去的城市。她向我索要了两百马克的带路费，把我带到了这里……其实我要去的是海德堡。我跟她说得很清楚。”
      女孩子的眼泪扑簌簌落下来，满脸的委屈和气愤。李月却见怪不怪地说道，“这有什么奇怪的！人人都要吃饭嘛！你们碰到我还算幸运呢。一年多前，一个中国女孩子刚到德国的当天就被强奸了。强奸她的是一个中国男学生。那个男生骗她说带她去找房子，结果把她带到自己的公寓里，强奸了她。女孩子报了警。警察来了，男生诡称两个人是恋人。女孩刚踏出国门。只会说简单的德语，当她结结巴巴地竭力向警察陈述事情的真相时，警察冷淡而又不耐烦地打断了她。警察说，这是你们中国人自己的事！说完转身就走了。女孩想打官司，可是，如果她把帐户上的钱用来请律师的话，就意味着她的生存成了问题。最后，她只好忍气吞声地作罢。”
      女孩子已经停止了哭泣，显然她被这个故事惊吓住了，眼睛瞪得大大的，充满了迷茫和惶恐。我冷冰冰地道，“如果是我，我就杀了他！”李月惊讶地瞥了我一眼，转身洗澡去了。女孩子眼巴巴地看着我，想从我这里得到一点好的建议。但我什么都不想再说，拉过被子，倒头便睡。
      那晚，我做了梦。我梦见沼泽湿地和倾盆大雨。两条腿已经不属于自己。像断了线的木偶，不受控制，没有意识。前面雨雾深处透出光亮来。明明灭灭，如同银河从夜空流淌下来。我咬着牙，用忍耐的极限，支撑自己继续走路。突然，一群面目狰狞的魔鬼钻了出来，围住我，向我伸出血红的舌头。我害怕极了，拔腿想跑。可是，面前是一堵堵墙。坚硬冰冷。鬼打墙。我绝望地呆立着，感觉身体往沼泽里下坠。这时，我看到了一个男人。他穿着黑衣裳，眼神忧郁。他在滂沱大雨中，默默望着我。我的心脏因为惊喜而几乎停止跳动。老师！救救我！救救我！我听到从自己胸腔最底处发出来的声音，充满绝望和眼泪。我把手伸向那个男人。那些群鬼注视着他。男人走了过来。我的手已经触到他的衣襟了。他却拨开了我的手。然后他用力一推，推开我，用一种十分奇怪的语气笑着说，你拽我干什么？我老婆害你关我什么事？又不是我害你！我呆呆地站着。他转过身，对那些鬼火闪闪的眼睛说，我根本就不认识她！然后他拂袖而去。大雨浇得我睁不开眼睛。在被沼泽淹没的最后一刻，我用尽眼泪和生命最后的气息大声咒骂他……
　　“你怎么了？”有谁在问。
　　我睁开眼睛，看见夜的微光中，李月和那女孩子欠着身子，看着我。
　　我掩住胸口扑通扑通直跳的心脏。“没什么。”
　　“做噩梦了？”女孩子怯生生地问我。
　　“嗯。”我应道。这时我发觉我的内衣湿透了，冰冷地粘在身上。
　　“我来德国后，也老做噩梦。”女孩子又抽搭起来。
　　李月恼怒地对着她吼道，“哭啥哭！睡觉！”
　　房间里一下子静了。
　　我闭着眼睛，强迫自己继续睡觉。我经常做噩梦。有时从一个噩梦中惊醒过来，很快又进入另一个可怕的梦里。那些梦，我大都记不得了。只有一个一直记得。我梦见我被人追赶。好像是一个，又好像是好几个。他们的脸看不清楚，只有嘴巴疯狂地蠕动着，像狮子的嘴巴一样，要吃掉我。他们的喉咙里发出难听的声音，在恶毒地辱骂我，并大声嘲笑我。我感到脑袋被针扎般疼痛。我用手捂住耳朵，但他们并不放过我。我被他们追赶，逃啊逃啊，最后站在一座房子前。房子那么熟悉，让我想起一些日常场景。但是房子被烧焦了，废墟还在冒着烟。我并没有震惊，一开始吃了一惊，但是随后被一种巨大的自由和幸福感所充满。啊，我终于一无所有，我终于和我的生活一刀两断，可以重新自由地过另一种日子。我还梦到过坐着火车去爷爷家，一路上我打开一个又一个干粮袋子，每一个却都是空的，里面什么也没有。
      后来每次回到李月的公寓，我总是想起这些梦。我慢慢地走着，想着那栋被烧焦的房子，那一个个空的干粮袋子，心里也是空空的。
      那女孩很快走了。我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反正某夜我打工回来时，她已经不在了。在她走后，李月又零星地带回过几个女孩。我对她们没有什么印象。只记得其中一个是学画画的。她说她的父亲也是学画画的，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来了德国。他给她寄过一张照片，是他在柏林墙下照的，他背后的柏林墙上，被涂涂画画得五彩缤纷，也有他的画。于是她从小就向往这片像谜一样的土地。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她父亲又给她寄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柏林墙下人山人海，墙上被砸出了几个洞，游人们从洞里钻进钻出，东边的哨兵只当是没看见。柏林墙最终被推倒了，她的父亲后来又去了法国，再后来就没有了音信。她拿出两张照片给我们看时，我只是礼貌地扫了一眼。
      那几个女孩子像路过的小鸟，忽然地跳进房间里，又陆续消失了。某个午夜，我疲惫不堪地回到公寓，推开门，见李月正坐在床上看电视。她懒懒地地斜了我一眼，便又转过头去，目光定在电视屏幕上。我摘下双肩背包，扔在地毯上，跌坐在床沿上想积攒些力气再去洗澡。突然，我听到李月尖声质问道：“你是不是偷吃我的鸡蛋了？！”
     “鸡蛋？”我莫名其妙，转过脸去看她。
      李月也转过脸来，镜片后的眼睛瞪住我，几乎要喷出火来。“对，鸡蛋！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买了六个鸡蛋，一天吃一个，刚好吃到星期六。可是今天打开冰箱，只剩三个了……少了两个！”
      我一时回不过神来。
     “我的鸡蛋怎么会少了呢？这房间里只有两个人！”李月逼视着我，那目光恨不得把我杀了。
      我的疲劳和瞌睡顿时被焦急所替代。“我没偷！我真的没偷吃你的鸡蛋……真的！”
     “那我的鸡蛋怎么少了呢？怎么会少两个呢？”李月显然完全不相信我的话，气咻咻道。
     “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真的没偷吃你的鸡蛋，我可以发誓！”我急得赌咒发誓。
　　“肯定是你偷吃了！你经常故意放错层，然后故意拿错……就是你拿了我的鸡蛋！”
　　“我没……”
      为了两个鸡蛋我们一直争到凌晨两点半。无论我怎么辩解，李月就是不相信。
　　“这样吧！我赔你一盒鸡蛋！一盒十个！行了吧？！”我恨恨地道。
　　“那……也没必要。”
　　李月可能意识到这样争下去是找不回她那两个鸡蛋的。她也想找个台阶，结束这种毫无意义的争吵。她沉思了一会儿，说，“肯定是斜对门那个英国博士趁我门开着时，偷偷进来偷走了我的两个鸡蛋。”我睁大了眼睛，足足怔了十秒钟，然后差点笑出声来。但我硬是憋住了，因为李月的眼睛里滚落下来大颗大颗的泪珠。她抽抽搭搭、伤心欲绝地喃喃着，“本来一天一个鸡蛋，可以吃到星期六的……”
      我的心抽搐了一下。我转身拉开门，跑到信箱前，把里面的纸张全掏出来。有一封我的信。我哆嗦着手撕开。不是学校通知我领取宿舍钥匙的信件，而是学校语言班通知我去上课。我把信笺揉成一团，塞进了垃圾桶。然后在台阶上坐下来。灰白的夜空有隐约的月光和云朵的阴影，没有星星。一颗也没有。我低下头，把脸深深地埋进了肘弯里。
　　 5
      十二月三十日，我永远都记得这个日子。那是北半球最黑最冷的一天。
      下午四点刚过，我就推开了神龙园的玻璃门。餐厅里静悄悄的，昏昏暗暗，老板和老板娘正在凳子拼起来的长椅子上休息。见到我，老板娘欠起上半身低声说了句，来这么早啊。就又躺下了。我径直进了厨房。阿米高也在厨房里堆放货物的小房间里睡觉，门没关。我在门口站了站，犹豫了一下，转过身，走到厨房的角落里坐了下来，独自坐在那里发呆。
      如果说毕业分配那件事情毁灭了我的一切的话，现在不过是两个鸡蛋，但这性质是一样的，都让人被诬陷冤枉却百口难辩。好在经历过了疯狂和死亡，即使愤怒，也不过是死海上转瞬即逝的微澜。等到阿米高午睡后走进厨房的时候，我已经恢复平静。我站在水池边，简单地跟他说了鸡蛋和饼干事件。虽然我的语气平缓，好像是在述说和我毫不相关的事情，但是，我还是感觉到了从话语里迸发出来的缕缕愤怒。
      阿米高竟呵呵笑起来。“那鸡蛋肯定是你偷吃了，你可能吃了就忘了。”
      我的怒火又蹿了起来，把一只擦干的碗重重地搁在瓷板上。
     “我是逗你玩的。”阿米高忙说道。接着，他叹了口气，劝解道，“其实你也别怪你那同学。她可能生活压力太大，心理有点问题了。我们难民营里还不是有很多脑子有问题的人！”
     “你们也有生活压力么？”我想起他跟我说过难民的一系列待遇，奇怪地问。
     “怎么没有？！”阿米高的声音陡然高了起来。“偷渡出来花了几十万，在这里找不到工，那钱怎么还？高利贷啊。来了这里以后，我们就不再是人，而是赚钱机器。机器停一天，就损失一天的钱。所以找不到工的时候，你说我们压力大不大？”
     “为什么非要选择偷渡呢？”
      阿米高苦笑一声。“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农民……农民想生活过得好一点，就只有偷渡出来赚钱呗！”
      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道：“你那个同学啊，给她介绍个男朋友怎么样？我们难民营里多的是男人，就是缺女人。在这里一年一年打工，老婆在国内，男人要憋出病来啊！都想找个女朋友。我看，你那同学找个难民男朋友供她读书，帮她度过难关，双方也是互利互惠。”
      见我不吭声，阿米高又接着说道：“你那同学也不用嫌弃难民，说真的，在这里打工的中国人，除了当老板的，还只有难民手里有点钱。大神经就很有钱。他在德国呆了八年了，债早还了，家里四层楼洋房也盖起来了，现在每月挣三千多马克都用来吃喝嫖赌……难民营里就他生活过得好！干脆把你那同学介绍给大神经吧。大神经保证会让她过得舒舒服服，那家伙想女人都想疯了。”
      “好啊！我觉得这也是一条路。”我赞同道。“什么时候让他们认识认识！”
　　见我顶认真的样子，阿米高吃了一惊。他斜了我一眼，“你当真啊！你们是大学生啊！”
　　我撇了撇嘴。“大学生怎么啦？大学生首先要活命。人的思想比肉体肮脏。出卖肉体比出卖灵魂还干净些呢！”
      这时，老板娘推门进来。她在厨房里转了一圈，最后停在我身边。“小罗，今天收工早的话就到外面来，我教你怎么做酒台。学会了以后就有个找饭吃的本领了，不用在厨房里洗碗。这活儿不是你干的。”
      事情恰恰就出在那天晚上。我站在水池洗碗，不知道洗了多久，厨房那扇门突然拉开了。我闻声转过脸去，昏沉沉的大脑骤然清醒，像被一盆冰水兜头浇了。一共进来六个德国男人，穿着黑色皮夹克，神情严峻。六双鹰一样锐利的眼睛扫视着厨房里的阿米高，老板和我。我看见跟着进来的老板娘虽然笑眯眯的，那脸色却惨白的，眼神慌乱。我一下子明白了，警察局和劳工局突击抓黑工来了。老板娘殷勤地招呼他们先到外面喝口酒水，但六个人只是用一声冷冰冰的谢谢拒绝了。六个人分成两人一组，分别朝阿米高、老板和我奔去。有两个人直奔我而来，站在我跟前，向我出示了警察证件。老板娘忙跟过来，用中国话低声对我说，“你就说是我老乡，来看我，顺便帮着洗碗。”然后，她硬挤出笑容用德语向警察介绍我。
      可是其中一个警察从口袋里拎出一副黑锃锃的手铐。他一边把手铐晃了晃，示意我伸出手来让他拷上，一边冷着脸命令我道：“走，去把你的证件拿给我们。”
      厨房里排气扇转动时发出的轰鸣声陡然响了起来。另外四个人验证完阿米高和老板的身份后，都朝我围了过来。我仍然是出关时面对警察的那种镇定，可是警察们却没有像上次那样对待我。在我的强烈抗议下，他们没有用手铐铐我，只是把我带上了警车。整个过程我居然一点也没感觉恐惧，甚至在警车上坐下后，我还转过脸朝二楼的中餐厅窗户扫了一眼。我看见老板夫妇俩和阿米高趴在窗口，忧心忡忡地望着我。我朝他们笑了笑。
      德国警察在车子里用对讲机向局里报告说抓到了一名黑工嫌疑。车子在警察局的停车场上停下来时，我已经想好了辩解的口供。当我被带进警察局时，我看到另一辆刚到停车场的警车上，押解下三个农民模样的中国人。
      我被带进一间工作室，拍了照，盖了手印，然后被带进另一间工作室。工作室里除了一张桌子和几张凳子外，什么都没有。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审讯室。桌子后面，除了两个警察外，还坐着一个中国翻译。显然他们把我当成没有文化的难民了。我在离桌子几尺远的那张凳子上坐下来后，慢慢地摘下双肩背包。警察们坐在桌子后面，仔细地研究着我的证件，一边叽哩咕噜着什么。这时，一旁的那个中国翻译突然抬起脸来，用中国话居高临下地对我说：“你的证件上没有打工许可的印章，老实交代吧，你是不是在打黑工？”
      这话让我突然怒不可遏。 “老实交代？你有资格这么问我吗？”
     “抓到了还嘴硬，”中国翻译拉长声调说道，“哼，把你遣送回中国的时候哭都来不及。”
      我冷笑一声，逼视着他，刻薄道。“你照过镜子吗？汉奸！德国人的走狗！”
      他被我顶得满脸通红，额头上的青筋剧烈地蹦跳着，看得出来他想拍桌子。但是可能为了在德国警察面前保持良好风度，他收敛了，只是狠狠地说了句：“中国人就是没教养！”
      我的血液呼呼地往脑门上冲。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克制住自己的失控。“对啊，你家祖宗十八代都是些没教养的狗杂种！”我用很重很清晰的声音骂道。被激怒后，什么脏话、毒话我都能骂得出口。在无力去求得公道的时候，辱骂是弱小者仅存的反击的武器。
      那个中国翻译的言行让我愤慨，但其实也见怪不怪。我在一张中文报纸上读到过这样一篇报道，说的是一个男人经过努力来到德国留学，毕业后应聘到美国一家研究所工作，并取得了绿卡。当他衣锦还乡回到老家成都，在马路上走时，一位清洁工的竹丝扫帚不小心刮了一下他的裤脚。他马上勃然大怒，对清洁工大打出手。警察闻讯赶来时，他竟然高傲地说，你们没有权利抓我。我是美国人。我清楚地记得看完这篇报道后的感慨和悲哀。撇开爱国不说，中国人似乎活得太沉重了，似乎一生都在拼命地摆脱和抗争，哪天出人头地了，就反过来欺压下一个阶层的人民。所以，就有“千年媳妇熬成婆”后对媳妇的百般虐待。世世代代。
      我镇定地用还算流利的英语回答警察的盘问。我辩解说我和老板夫妇是老乡。那晚我去看望他们，见餐馆生意繁忙，便帮着洗碗。事情就是这样。我还微笑着补充说，中国人是最重人情的。见死不救非君子，见忙不帮是小人。我不认为我错了。同样地，我也不相信像德国这样法律严明的国家，会没有证据地胡乱抓人，并作出错误的决定。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可以从它的法律是否公正折射出来。最后我说我在中国时是大学生，对经历的这件事很感兴趣。我没有再往下说，因为我相信在场的人都能听懂我的潜台词。
      但是，警察并没有因此释放我。我被关进一间房间。房间里有两张单人床，一台电视机。一个看上去只有十八九岁的女孩子坐在床沿上，使劲地按着遥控器，瞪着不断转换的电视画面。
     “你也是刚被抓进来的？”她抬头瞥了我一眼，烦躁地把遥控器甩在床上。
      我在床沿上坐下，突然感到浑身像被抽干了一样，再也没有支撑的力气。我向后一仰，直直地倒在了床上。
     “你也是刚来的难民？”女孩子又问道。
      我没有心情理会她。
     “唉，千辛万苦偷渡出来，才来一个月就被抓了，真倒霉透了！”女孩子顾自哀叹着。
      我闷闷地问：“难民不是允许打工的么？”
     “唉，以前是都可以。现在偷渡出来的难民越来越多，德国人知道大多数人出来是为打工赚钱，就把难民政策作了修改，出来六个月内不能打工。六个月以后上法庭申报难民，允不允许还是个未知数。”女孩子哭丧着脸，叹道，“这一抓，以后就是报上了难民，可能也拿不到打工许可了。唉——”
      我翻了个身，脸正对着窗子。窗子上插着的一根根铁栏杆，在提醒我，我已经失去了自由。突然地，我的心里升起一种恐慌。我腾地坐起来，扑到窗子前，两只手抓住铁栏杆，用尽全身力气往两边掰。一切都是徒劳。这时，电视机里突然传来女播音员用纯正的普通话播报的新闻：今天下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欧洲……我猛地转过身，睁大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电视屏幕上的江主席，以及随行的中国同胞。我屏住呼吸，生怕遗漏了耳边的每一个中国字。可是这条新闻只有一两秒钟，而且只是作为背景插播的。当画面重新切换到德语播报的欧洲新闻时，我才发觉，我的脸上早已经挂满了泪水。
　　

cadick

　　6
     那时候，也就是九八年冬季，我并不知道偷渡潮又开始汹涌澎湃。后来，我从一位认识的一位难民那里了解到，难民潮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萌发，到一九九二年达到高潮。应该说，“六四”风波后，中国经济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是其主要原因。但是当时涌入德国的中国难民数量和其他国家相比，还算少的。据说九二年德国政府共接收了四十四万来自东欧和世界各国的难民，但万名以上的国家中，并没有中国。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国经济开始第二次腾飞，所以九三年后这股潮流就逐渐平息下去。到九四年，一些零星的浪花似乎可以为这场轰轰烈烈的浪潮画一个总结性的句号了。但到了九七年，索罗斯一手制造的亚洲金融风暴毁灭性地冲击了亚洲经济，波及中国，把几乎熄灭的偷渡火苗再次点燃……事实上，绝大多数偷渡到德国的中国难民并不是因为政治，而是为了打工赚钱。德国人意识到这一点后，不仅修改了难民政策，且加大了抓捕遣送黑工的力度。
     在禁闭室里关了两天后，我终于被签字释放了。那两天里，我的恐惧急剧地膨胀着，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每到用餐时间，一个女警察会给我们送来面包和牛奶，还有一段粗大的香肠。可是我一点也没有饿和渴的感觉。我似乎麻木了，不是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就是站在窗子前出神地望着天空。一个问题在我空白的脑子里来回盘旋：万一被遣返回中国，我该怎么办？我仿佛又听到了那些人刻毒的话语、眼前不断地闪现着那些白眼，到处碰壁后那种走投无路的绝望像三九天的寒气弥漫了我的全身，并渗入到骨髓。我用双臂紧紧地搂抱着自己，还是能感觉到身子在不住地微微战栗。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回到好不容易才挣脱的过去。
      第二天又进来一个福建女难民。这个女难民有打工许可，只不过超出了她所在的维尔茨堡难民营规定的活动范围。她的情绪丝毫不为被抓而受到影响。一进门，这个粗壮的女人就一屁股坐在我的床沿上，用力过大，几乎把横在床垫上的我弹起来。显然房间里的沉闷、压抑让她无法忍受。她满不在乎地拉长声音说道：“都哭丧着脸干啥呢！我都被抓三次了，没啥的，关几天就出去了，到总局取回难民身份证，还不照样赚钱！”
　　那个女孩子的眼泪一下子被勾了下来。她惶恐地近乎崇敬地把境况对女人说了一遍，无助地问她警察会把自己怎样。女人轻描淡写道，“你这么年轻，怕啥子？不能打工，在难民营里天天玩儿。难民营里那些男人哪，看到女人就跟蚂蝗一样叮着，你找个男朋友啦，还怕没钱花？”女孩子没吱声，只是心事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女人接着语气轻松地宽慰她道：“你愁啥呢？！你刚来不知道，难民营里的女人俏得很。男的女的出国就是单身了，组合搭配，难民营里有句流行的口号：年龄不是阻力，身高不谈比例，体重不是压力，相貌不是问题。只要你是个女的，你就是公主，就是女皇，就不愁没香的辣的吃……再说了，你想有居留还不容易，到时候找个有居留的一嫁不就行了。犯什么愁啊！”
      我说：“是啊！爱情不能给女人带来温暖，只有实实在在的东西才能让女人感到安全。”
      福建女难民立刻赞同。“是啊！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她后来又说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起来。应该说，我根本没有在听。我的心里充满了恐惧，不知道德国警察将如何处置我。我开始后悔和那个中国翻译吵架。他会害我吗？会！一定会！
　　我的脑海里闪过在国内时的一幕一幕。那个女人苦苦哀求我，你离开H城吧！我厌烦极了，叫道，我真的不爱你丈夫！我绝对不会再和他来往……女人说，我知道。我知道你不爱他，可他爱上你了……你那么优秀，那么漂亮，你留在H城，他的心就会一直在你身上。你替我这个当老婆的想想吧！我仍然摇头，对不起，你没道理要求我离开。女人的脸冷了下来。她开始用各种恶毒的语言辱骂我。我咬着嘴唇，把嘴唇咬出血。我拼命克制着自己。当我终于忍无可忍，反唇相击时，不少老师都过来指责我，你怎么骂人？你怎么骂人？！其中和那老师同一个办公室的老太婆，就好像我骂了她祖宗似的，铁青着脸，冲过来，用力把我推倒在地上。马上把她留H城的资格取消！马上取消！她的修养太差！居然骂人！我泪流满面，哭着喊，可是，是她先骂我的呀！老太婆恶狠狠地瞪着我，一只手指着我的鼻尖，骂道，她骂你，你也不能骂她！我喊着，为什么为什么？！老太婆冷冷地道，谁叫你破坏人家家庭！我拼命摇着脑袋，叫着，我没有没有我没有啊！老太婆不由分说地一摆手，你没有也要取消留H城的资格！你那么年轻那么漂亮，留在H城，人家老婆心里不舒服……
　　我用两个手抱住脑袋。脑袋里针扎一样在刺痛。每当我想起那一幕幕，我的脑袋就这样痉挛地疼痛。
　　“罗小姐！你可以走了！”在我几乎绝望的时候，耳边突然响起一个低沉的男声。
　　我猛地抬起头。那个中国翻译正站在我面前。他的身后，站着两个德国警察。德国警察冷冰冰地注视着我。我惶恐地望望那个中国翻译。他的脸紧绷着，眼睛里却闪过一丝叹息和怜惜。“快走吧！”他和缓地催促我。
　　在短暂的窒息后，我跳起来，跌跌撞撞地就往门外奔去。
     “等等！”那个中国翻译突然喊住我。
      我的心一抖，凝固在那里。
     “你好自为之。”身后，响起他低沉的声音。那语气里，听不出是威胁、警告，还是好意的提醒。
      我已经没有气力去辨别、回应，只知道迈开腿，尽可能快地走。走出门，走到空地上，在即将拐进另一条通向大门的走廊时，我回过头。在那个窗子的铁栅栏后面，站着和我同时被抓的那个中国女孩。她的两只手抓着铁栅栏，脸紧紧地贴在栅栏上，眼巴巴地望着我。我不忍再看，转过身，逃也似地离开。
      我直接去了神龙园。老板夫妇被警察和劳工局的人这么一折腾，再不敢雇佣我了。老板娘详细地询问了警察是如何盘问我、我又是如何回答的之后，心有余悸地把我夸赞了一通，接着又说道：“这次也多亏了那个中国翻译，以前他在斯图加特大学读书的时候，也在我这里洗过碗……我给他打电话，请他帮忙，他答应了。他跟警察证明你和我们确实是老乡……并为你作了担保。要不然你哪会这么容易就出来？黑工被抓到时，大家编造的都是这种理由，警察才不会相信呢！哦，他说你很有性格……”
      我很是意外。看来，人性是多重的，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所表现出来的一面，决定了一个人的形象。
      老板娘说着，从钱夹子里抽出两张一百马克的纸票，塞进我手里。“你做了十天，一共是五百马克。你数数。”
      我接过钱，紧紧地握在手心里。那晚回去的路上，我就一直这样紧攥着那卷纸票。它们似乎让我握住了生存。是的，我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开始立足了。尽管我只挣到五百马克。尽管因此我被警察抓去关了两天禁闭。但它们让我感觉到我不是个废人。我能养活自己。在那件事情发生的两年多来，这是我第一次挣到钱啊！泪水一次一次地冲上来，又一次一次地硬是被我咽回去。
　　“我送你去车站！”阿米高不容置疑地道。
　　“是啊，你去送送罗小姐……”老板和老板娘说着，“以后常来玩啊！我们都很喜欢你……”
　　我使劲地点点头。三个人把我送下楼。走出玻璃大门，我回转身，挡住阿米高说，“别送了！就到这里吧！”说着，我紧走几步，迅速拉开和他们的距离。走出一段路，我回转身，倒退着，朝他们挥挥手，笑一笑。我看到，阿米高追了几步，又停了下来。他望着我，表情怅然。我的心里，突然不舍。我连忙转过身，快步往前走去。
     圣诞节才过，大街上已经恢复了冷清和孤寂。一切的繁华热闹在平安夜那天进入了尾声。街道被铲雪车铲过了，路旁边堆着一堆堆的白雪。房子、光秃的树枝、木栅栏篱笆都在雪的映衬下格外分明。圣诞树上的一圈圈彩灯还没有撤掉，依然五颜六色的，但在寂寞的闪烁中，灯光不过是灯光，圣诞树也不过是枞树。街边竖着一个白底绿环中间满满一个“H”字母标志的小亭，那是德国随处可见的巴士停靠站。一个上了年纪的肥胖女人，抖抖索索地，手里提着一个搭着白布的藤篮子。等车的男人静静地站在小亭子前，黑色呢帽子被路灯照着折射出淡淡的光晕，仿佛铺了层薄薄的雪。在这个冬季的夜晚，寒冷和黑暗侵袭着一切，街道尤显寂寥落寞，偶然有一两辆小车悄无声息地滑过，而道旁静静地卧着两排仿佛尘封了的小车。
      我独自在大街上慢慢地游荡，没有方向，也没有目的。看着雪花一片一片地飘落下来。又是一场沸沸扬扬的大雪，漫步其中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深深的哀伤和凄凉，甚至那种彻底离开尘世的想法油然而生。但是这种想法很快被我手里的五百马克打消了。仰起脸，绝望和希望像千万朵雪花冰凉地俯冲下来……我又听到呼啦啦呼啦啦狂啸的山风，在风声中，是破陋昏暗的小屋。堆满书的写字台。写字台上晕黄的台灯。雪亮的刀锋在灯光下贴着左手腕流动着一荡，暗红色的血就像海水从狭小的沟壑中奔涌出来，流淌下来。四周静得出奇……我伸手把湿漉漉的头发掠到耳朵后面，心里突然有种异常的坚定。




第三章
　　1
     一连几天，我都蒙头大睡，我喜欢德国这种沉静的环境，无论草木和人畜都无声无息。每天在醒过来的最初一刹那，这寂静会让我的脑子里闪过一丝疑问：我到了另一个世界吗？这个疑问让我又喜又忧。我睁开眼睛，真切地看到墙壁、窗帘、写字台、衣柜时，又会产生疑惑：我这是在哪里？我总要擦擦眼睛，凝神分辨，才会想起自己置身在何处。
　　想起从前在一本希腊神话故事集里读到过奥德赛的故事。在结尾处，我以为，奥德修斯和珀涅罗珀在伊大卡岛上找到了他的幸福和家园。但是，其实他又一次离开了妻子，背着一个舵去漫游世界，直到他找到一个国家，那儿的人完全不知道什么是舵，什么是船，什么是海，什么是盐，那时，他才重新归来。不过他想要在远离大海的地方死去，也就是说，他要在远离家乡的地方死去。我呢，我将来会死在哪里？德国吗？
　　星期天，我一直睡到被门铃声吵醒。李月也没有起床。不过她可能早就醒了，因为她隔阵子便翻个身，叹口气，像先前那样。对于我两天两夜的未归，她好像一点也不奇怪。只在拉开门看见我的那一刹那，眉宇间闪过一丝稍纵即逝的惊喜。接着那脸马上又恢复了她那惯有的愁苦和冷漠样子。她什么都没问。我当然也不必跟她解释什么。被禁闭的那两天两夜，好像从未存在过。只是我失业了。
　　李月的手机响了。她翻了个身，“喂”了一声，便没好气地对我说，“找你的。”我知道肯定是阿米高打来的。离开神龙园时，我把李月的手机号留给了他，请他打听到哪里招工的消息就告诉我。莫非有工了？我“腾”地坐起。李月把手机往我跟前的被子上一抛。我一把抓起手机。“喂——”
　　果然是阿米高！他的声音因为兴奋而咋咋呼呼的。“小西！是我啊！呵呵呵呵！”
　　“轻点行不？耳朵都炸聋了！农民！”我把手机离耳朵远一点。
　　“哈哈哈哈哈！”阿米高笑着大声道，“我们农民就这样！”
　　他的率真把我给逗乐了。我急切地问，“有工？”
　　“还没有……不过放心吧！我每天回难民营都帮你问，总会找到的……”阿米高安慰我。
　　我“哦”了一声，有些失望。
　　“什么时候来神龙园玩？老板老板娘整天念叨你呢！”阿米高连忙说。
　　“你们那么忙，我去干吗呢！”
　　“来玩嘛！”阿米高停了停，道，“要不来斯图加玩？散散心……我们做工的中午都到市中心玩！你也来吧！大神经他们每天都缠着我问，那个漂亮的大学生去哪里了！我都被他们烦死了！”
　　“哪里有心情玩呢！”我闷闷地说。
　　阿米高还想聊下去。这时，李月厌烦地翻了个身，皱皱眉。我连忙打断他，叮嘱他千万帮我留意哪里要做工的，就急忙挂了电话。我小心翼翼地把手机递还给李月。她闭着眼睛，冷淡地说，“放这儿吧！”我支起身子，把手机小心翼翼地放在她的枕头旁边，没话找话。“谁在按门铃？这响！又是孤独症吧！”
　　“不会。他现在不敢了。”李月说，停了会，又补充道，“孤独症被人打了。”
　　“Warum（为什么）？”因为幸灾乐祸，我夸张地蹦出个德语单词。
　　“他半夜翻进一个中国女生的房间里，哀求人家跟他说会儿话。”
　　“活该！”
　　李月却长长地叹了口气。“唉，其实他没想干什么。事实上他也没干什么。他只是  想跟女孩子说说话……他哀求她，还哭了。可那女生吓得要死，打电话给中国男生，也就是她男朋友，结果那男生赶来把他狠揍了一顿……”
　　“找人说什么呀！自找的！”
　　“唉——”
　　门铃声怯怯的，生怕吵了屋里人似的。但很执着，似乎不开门就不会离开。李月翻身坐了起来，说：“可能是李大姐。就是我上次跟你提起过的那个陪读夫人。请我吃排骨的那个……她老公是北大的教授、博导，到这里来做访问学者。他每天起早摸黑地泡在研究所，星期天也不休息。李大姐整天没事干，很闷……”边说边下床去开门。
　　不一会，房间里站了一个又矮又胖的中年妇女。她穿着中国五六十年代流行的藏青色小方领外套，长着一张大饼脸。脸上皮肤粗糙，深褐色的雀斑从鼻翼向两颊延伸，最惹人注目的是那排高低不平的刘海。“哦，真不好意思，我还以为你们都起来了呢……”叫李大姐的陪读夫人不好意思地直搓手。当她看到我直看她的刘海时，就抬起手摸摸刘海，“这是俺自个儿剪的。”
　　“狗啃的一样。”李月笑道。
　　“呵呵，是啊！前两天一个女学生花200马克剪了头发，俺看在国内顶多十五块就够了。俺原来单位前那家小理发店还便宜，每次洗剪吹只收三块钱。俺心想不如俺自个儿剪呢，可以省多少钱！”
　　“我干脆不剪头发！”李月说。
　　“你是女孩子啊，女孩子可以留长头发。俺哪行啊。”李大姐叹了口气，马上自嘲地笑起来。“俺刚来的时候，别人碰到俺跟俺家那口子散步，很热情地跟他打招呼说，刘博士，您妈妈来啦！俺心里那个滋味啊……俺那口子就不肯再跟俺散步。俺就把这刘海整整，这下，人家跟俺家那口子说，刘博士，您姐探亲来啦？把俺气的。不过好歹辈分降下来了。”
　　“哈哈哈哈！”我和李月被逗得大笑。
　　笑声使房间顿时明亮起来。我走过去，刷，拉开窗帘。一道眩目的白光刺得我猛地闭上了眼睛。再睁开来时，我睁大了眼睛，几乎窒息。雪已经停了。大雪下得整个世界白茫茫的。空气寒冽如冰，清新得让我的大脑如被水洗过般清醒无比。平整得没有一丝褶皱的积雪从斜坡上徐徐铺开，雪浪起伏下是烟青色砖墙的房子、树林、小径。山下那栋据说造了一年多还没竣工的楼房静静地伫立在雪海中。房子四周围着的遮挡物已经被雪染成了白色，看起来像是罩着白色的天鹅绒。在德国，建筑房子的时间跨度很长，每天只能在规定的几个小时里施工，且在竣工前房子都被遮挡物严严实实地围起来，防止散发出来的尘土污染环境。
　　在深不可测的寂静里，一匹白马突然从林子里奔驰而来，马上骑着穿白色马甲、戴白色头盔的金发少女。长长的金色卷发随着风一扬一扬，细长的马鞭高扬着在空气中划出优美的弧度。我惊呆了，恍然间，以为自己站在童话中的仙境。纯真的天性又回到我身上，我十分惊喜地发现我心中的诗意与浪漫情调并未在长久来沉重压抑的生活中泯灭。我一直在窗口站着，陶醉在这美景之中。“好大的雪啊！”我听到李月在低低地惊呼。这回，她没有走过来，重新拉上窗帘。
　　我走进洗手间，对着镜子洗脸。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仔细地洗脸了。弯下腰，掬一捧清水，泼在脸上。慢慢地清洗。洗干净后，拧开面霜，在脸上点上几点，用手指轻柔地晕开来。然后梳头。到了德国后，头发慢慢地不掉了，颜色也从枯黄变得漆黑。在灯光下，黑头发亮闪闪的，散发着青春的气息和光芒。我突然一阵冲动。我想去买件新衣服。我要脱下那件红大衣，因为它使我走在欧洲的街上是如此的格格不入。人们总是朝我投来惊异的一瞥。我要穿上和大街上的年轻人一样色彩的衣服。和他们一样，开始我在欧洲的人生旅程。如果有多余的钱，我还要到中国商店买袋米，买把白菜。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吃大米饭了。才明白习惯是一种瘾，就像思乡是一种病。
　　我想起了口袋里那张小小的香烟壳。
　　我走出洗手间，走进卧室，弯下腰，从床底下拿出鞋子。
　　“听李月说你没去读书？你为什么不读书啊？”李大姐关切地问道。
　　我皱皱眉，没有吱声。
　　李大姐并没有察觉到我的表情的变化，饶有兴趣地接着问道：“听说你在中餐馆打工？要不要洗厕所啊？俺也想去打工，每天闷得慌啊，可俺家那口子就是不让俺去，说去中餐馆洗碗洗厕所什么的，是丢他的脸……”
　　我在心里冷笑一声，你以为你是谁？！然后不声不响地穿上鞋子，套上大衣，出门去了。留在眼角的余光里的，是李大姐一脸的尴尬和不知所措。
　　走出公寓，穿过长长的钢架铁桥，一路上，不时地有陌生人跟我打招呼。都是金发碧眼的老外。“Hello!”他们微笑着，友好地对我说。我也抱之以微笑。“Hello!”也碰到过几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人，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中国人。我朝他们看看。他们也朝我看看，然后就漠然地移开目光去了。有一次我冲一个男人笑了一笑，说了句“Hello!”他立刻瞪住我，十分戒备和警惕。我万分尴尬，连忙掉转头去。我想，他应该是中国人。想起出国前，一个老师叮嘱我说，出国后，少跟中国人打交道。多和外国人在一起。她的丈夫就在德国，但是她没有告诉我她丈夫的电话号码。她并不希望谁去找她丈夫帮忙。虽然她一直很喜欢我。
　　我走到电话亭，塞了枚五马克的硬币，摘下话筒。然后摸出那片香烟壳子。照着上面的电话号码，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按着。我的脑子里想着401的厨房里，有个崭新的电饭煲，还有一桶大米。为什么我不能利用这个男人，从他那里得到我需要的。那片小小的香烟壳子，我一直没有扔掉。我留着它，也许潜意识里一直有这个念头。任何一个对我不怀好意的男人，得到的最后的结果会是，诱饵被鱼吃了，鱼优哉游哉地游走了。想象着他希望落空后的沮丧，我的心里掠过一丝轻蔑与畅快。
　　很快，听筒里传来低沉的中年男人的声音：“Hello！”我在心里冷笑一声，也说了声“Hello”。停了会，我问，“你还记得我吗？那个曾经住过你的空房子的中国女孩？”他思索了片刻，肯定想起来了，因为他的语气顿时变得十分惊喜。“你好吗？”他问。
　　我没有回答他，而是直截了当地问他那个房子里的电饭煲还在不在。“我想吃米饭。” 我说。他一连说了好几个OK，然后说，“……下午四点我在教堂外的广场上等你。现在我还在路德维西堡。”
　　挂了电话，我坐S-bahn来到市中心，在Kophoffe买了一件黑色羽绒衣，119.99马克。还买了一双黑色的旅游鞋，99.99马克。德国的商家很善于揣摩顾客的心理，商品标价都是以99结尾，给人的感觉比要整数便宜得多。当我脱下红大衣，换上黑色羽绒衣和旅游鞋的时候，我听到金黄头发的销售员在一旁打量着我，赞叹道：非常漂亮！而在货架上挑衣服的两个顾客也转过头来，一边打量我，一边不住地点头。通常情况下，购买商品的时候，我对销售员的夸赞是不以为然的。那天，在我站在镜子前时，我深信她的赞叹是发自内心的，而非仅仅为了促销。镜子里的女孩子和出关时的女孩已经不一样。她静静地注视着我，眼神忧郁但沉着，脸色健康，头发整齐地被一根咖啡色缎带缠着盘在脑后。她是漂亮的。一个女孩若相信自己是漂亮的，她便会漂亮起来。我心情愉快地付了款，拎着红大衣下了自动扶梯。
　　星期天的大街相比平日要热闹一些。人们聚集在广场上，散步、拍照、闲聊或者在草坪上摊开塑料布，坐着或躺着在上面晒太阳。喷泉开了，水花冲上半霄，又呈发散状四下里洒落，好看极了。我看了会儿摇摇摆摆学走路的孩子，又和靠在长椅上眯着眼睛注视远方的老人闲聊了几句。然后闪到一边，目送戴着白色头盔、穿着白色骑兵服的警察骑兵巡逻队从容威严地经过大街。俄罗斯少女依然在寒风中跳着舞，穿着薄薄的白纱短裙。这次她跳的是芭蕾舞《天鹅湖》，放在树底下的一台旧录音里播放着舞曲，因为音响不好，那舞曲听起来有很多的杂音。但是她依然跳得十分认真，那裸露在寒风里的胸脯、胳膊、腿被寒冷侵袭着，泛出淡淡的青紫色。在深黄色发髻的映衬下，她的脸散发着不可思议的惨白光芒。我弯下腰，在那个小碗里轻轻地放了枚五马克的硬币。
　　下午四点，我慢慢地朝教堂方向走去。远远地，我就看见那个陌生男人站在教堂前。他依然穿着黑色皮夹克，两只手插在口袋里，东张西望着，显然在寻找我。一个崭新的电饭煲放在他的脚旁边，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红色大塑料桶。塑料桶里装着满满一桶大米。我的目光扫过电饭煲，心里掠过一丝得意。
　　“嗨！”我跟他打了个招呼。
　　陌生男人转过脸来，看到我，高兴地说：“嗨！”
　　“很高兴再见到你。”他伸出手，我却没有接。
　　“你好吗？”他并不介意，缩回手，依然微笑着。
　　我点了下头。“德国很漂亮。”
　　他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说：“德国很漂亮，你也很漂亮。”
　　我有意朝他妩媚地一笑，反问道，“是吗？”
　　“呀！”陌生男人毫不迟疑地回答。“你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东方女孩……我把电饭煲带来了，还有一桶大米，送给你。”说着，弯腰拎起电饭煲，另一只手提起红色塑料桶。“你住在大学吗？我帮你送过去。”
　　得到我的默许后，他领着我穿过广场，沿着大街往S-bahn车站走去。我跟在他身后走，看着他那因为那桶大米的重量而微微倾斜的身体。他恢复了一个多月前我看到的那种忧郁，默不作声地走着，仿佛沉浸在他自己的心事里。每走一段路，他不得不停下来，放下那桶米，歇一会儿。
　　他的背影，晃动着，像一团墨在眼前洇漫开来。仿佛是两年前深秋的那个中午。从阅览室走出来，发现外面淅淅沥沥下着雨。我站在廊沿下发呆。这时，一件黑衣裳在眼前一晃。那个男人回过头，微笑着问我，没带伞吗？他把手里的伞递给我。老师好！我仓皇地喊道，连连摆手，不用不用。他注视着我，目光怜惜，小西，拿着……他不由分说地把伞塞进我的手里，转身冲进了大雨里。那件黑衣裳的颜色很快深了，晃动间，闪烁着细碎迷离的水光。我撑开那把黑色的伞，走进雨里。雷声从头顶滚过，一团悄无声息的乌云，正从天边沉重地压过来……
　　我浑身打了个激灵。这时，我看见走在前面的陌生男人放下那桶大米，抬起那只提桶的手掌，艰难地活动着手指。我瞥了一眼，见那只手掌被塑料桶的铁箍勒得呈现出一道道红印子。我的心在瞬间被一只柔软的手摸了一下。但马上，另一个声音冷酷地在脑海里响起：不要轻易被迷惑！被男人的小伎俩感动，是跨进深渊的第一步。立刻，我的心重新变得硬冷无比。
　　陌生男人跟着我在李月的公寓门前停下，把电饭煲递给我，然后吃力地将塑料桶拎进厨房。我并不请他坐下喝口水。他似乎也没这个想法。他把两只手掌互相搓了搓，掸掸衣服前襟，对我说：“如果需要帮助，就给我打电话。”说完就转身往门外走去。我不由自主地跟了出去。在他的身影快要消失在走廊那头的时候，我忍不住喊了声：“等等！”
　　他回转身来。
　　我跑上去，“可否帮我找个工作？”
　　“你有Papier（劳工纸）吗？”
　　“没有。”我回答。
　　他耸了耸肩膀，表示爱莫能助。
　　我失望地垂下眼脸。
　　“你需要钱？”他又问。
　　“是的。”
　　“我可以帮助你……我有两套房子空着，你可以搬去住。这样，你可以省下房租。如果你愿意帮我的房子做清洁，我还可以付给你工钱。不过那房子在维德路希堡……你会开车吗？我可以借一辆车给你……”
　　我一歪脑袋，斜睨着他。“你为什么要帮助我？”
　　他好像很奇怪我的问题，粗黑的眉毛往上挑了一下，道，“因为你需要帮助啊！”
　　我心里冷笑。帮助？平白无故，男人凭什么帮助女人？！哼，不过是给我放饵罢了！当我白痴？
　　“你想搬过去住吗？”
　　我耸耸肩，嘴角讥讽地笑了笑。
　　他的嘴角往两边扯了扯，做了个无可奈何的表情。他的眼睛里，重新恢复了忧郁的色彩。
　　我忽然有点过意不去。“你叫什么名字？”
　　“彼得。你呢？”
　　“Jasimin（杰丝敏）。”
　　“还能见到你吗？”
　　我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需要帮助就给我打电话。再见！”
　　“再见！”
　　他转身走了。?我低下头，看看那片小小的香烟壳，把它塞进垃圾桶。

2
　　鸡蛋事件之后，李月和我并没有试图改善一下两个人的关系，都知道没有太大的必要。或者说，谁也没有心思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各忙各的。这样挺好。每天做饭的时候，我发现，在我的电饭煲里冒出缕缕热气，大米的诱人香气充斥着整个房间的时候，李月就一脸痛苦。她不停地抽着鼻子，好像鼻子堵塞了一样。有一次我忍不住说，“一起吃点吧！”她舔了舔嘴唇，迟疑了一下，然后用尽全身力气似地摇了摇头。“哦……我吃过了！”我也懒得理会她，拔掉电饭煲的插头，从厨柜里拿出碗。
　　房间里，只有我像猪一样的嚼饭声。在神龙园打工的时候，阿米高曾经很多次地嘲笑我吃饭像猪。他说德国人吃饭时都没声音的。我说我是中国人。他说你现在到了德国，别让德国人瞧不起我们中国人。我说吃饭发出声音就该被瞧不起吗？他说吃饭时发出声音是不文明行为，肯定被瞧不起。我懒得跟他辩。老板娘一次又一次地教我吃饭时怎么才能不发出声音。她说，嘴巴不要张开，嘴唇合拢，让饭团在口腔里慢慢滚动。就这样。她向我示范着。我一边嗯，一边照着她的样子咀嚼着饭。不过这么做，完全是出于礼貌，出于对她的感激。一个有上顿没下顿的人，咀嚼时发出的那种声音是多么畅快！多么满足啊！那是一种美妙无比的音乐，活下去的音乐，心里一下充实起来的音乐。这，他们是不能理解的。
　　找不到工的日子，人像是被悬吊在半空中的。那阵子，我和李月的关系陡然间亲密起来。这种亲密的基础是我们突然发现了彼此的共同语言，——对马克的如饥似渴。“唉，马上要延签证了，帐户上的马克还差好多……怎么办啊！”李月终日愁眉不展。有时吃了几口饭，她便把碗往旁边一推，唉声叹气着。我安慰她，“你别整天叹气啊！有啥用呢！到时候向朋友借点钱，延完签证再还给他们……就跟合租房子忽悠德国人一样。”她摇摇头，“你不知道，在国外，啥都好说，就是借钱不行。”“你家里呢？不能帮你吗？”“唉——”她回答我的，只是沉重的叹气。“那么，打黑工去！赚一点是一点。”我建议她。
　　“我刚来德国时也跟你一样，到处打黑工。但是这是恶性循环……你不去语言班，DSH过不了，就不能正式在学校注册。没有正式注册就不允许打工……最后你会发觉自己走进了死胡同。”李月说完这句话后，又是一声长叹。而我也意识到自己落入了深井里，仰起头，漆黑一片。看不到半点星光。“唉——”那段日子，白天，黑夜，每天早晨醒来，每次在睡梦中被惊醒……我就听到李月的叹气声。有时候其实她并没有叹气，而是我的幻觉。她那张阴郁的脸，她的叹气，成了我身体里挥之不去的压抑感。我越来越感觉自己在崩溃的边缘。我害怕呆在房间里。那个经常拉着窗帘的房间，就像一条黑暗的隧道，一头连着现在，一头连着过去。看不到路口。这就是我重新面对的生活。
　　白天，李月去山上的语言班上课。我就坐S-bahn出去，然后换乘Bus，漫无目的。经常整辆Bus上只有我一个人。靠在车窗上，恍惚间觉得自己正坐在开往天堂的车子上。想起从前看过的一本电影，内容已经想不起来了，只记得那个年轻女人杀死了欺骗她的男人后，带着安眠药，登上了一辆长途车。那是春天，田野里是大片金灿灿的油菜花。车子一直在开。女人坐在后排靠窗的位置上，望着窗外。阳光照在她脸上，她的表情纯真而安详，像个孩子。我突然泪流满面。
　　有时我在随便哪个小站下来。一个人在陌生寂寥的马路上走着。不知道在出发，还是回归。有一次我迷路了。太阳已经下山了，远处有个高大的烟囱冒着缕缕黑烟。在这冬季的傍晚，寒冷和黑暗侵袭着看得见的一切，街道尤显寂寥落寞，偶尔还听见乌鸦的叫声，令人有些毛骨悚然。晚归的遛狗者从我身边经过，那狗好像急不可耐地想回到家里去。只有衣着单薄的高中生手插后兜在路上游荡。有一个停下来，看着我，嬉笑着，突然用手做了个很下流的动作。那一刻，我的心脏突疯跳起来，要从胸口跳出来。我想冲过去，把那小子狠狠揍一顿！但是我只能转过脸去，然后用鲁迅先生说过的那句话聊以自慰：转过身去，连白眼也不要给一个。
　　转悠一天，回到李月的公寓。进洗手间洗澡。热水淋湿了头发，顺着脸上的皮肤往下流淌。脑子里一片空白。洗完澡出来，李月坐在写字台前学习。棕色的亚麻窗帘低垂下来，光线里光线昏暗，像在一个混沌的梦里。只听到外面呼呼的风声。我光着脚，穿过地毯，在床沿上坐着发了会呆。然后用枕头做靠垫，靠在床头，拉上被子盖住身体。房间像深深的海底，呼呼的风声是不真实的背景，在瞬间把我带回到半山上的小屋。呼啦呼啦拉。呼啦啦呼啦。梦里梦外这样的风声，凉飕飕的。山风猛烈地撼动着小屋，好像要把屋子整个连根拔起，卷到半空中，再狠狠地摔下来。黄鼠狼的爪子在刨着门。野猫的凄厉的叫声一声长一声短地在风里回旋。恐惧和寒冷让我的窒息。我紧紧地裹着被子，蜷缩在床角，身体和牙齿在黑暗中不住地颤抖。
　　是去找过那个男人的。一趟一趟地去找过他。求求你帮帮我，别把我留H城的资格取消！你是知道的，我从小没有母亲，父亲和继母把我当狗一样……我发奋学习，吃了很多苦，就是为了离开那个小县城。我不想也不能回去，那里有太多的伤心和不堪的记忆……班里前十名可以留H城，我是第一名，你凭什么把我留H城的资格取消？！我听到自己的哭声。那个男人说，我这个年纪再上不去，以后就没机会了。你还年轻，可以有很多次机会重新来过……我愤怒地质问他，你为什么要害我？！你知道我没有破坏你的家庭……老师说，你是无辜的。但已经闹到这个地步了，我只能这样……否则我的仕途、名誉就全完了！希望你理解我……
　　我咬牙切齿地咒骂他，你这个伪君子！是你追求我的！而我拒绝了你……为了掩盖真相，你居然写这样两份完全歪曲事实的材料诬陷我、还把材料塞进我的档案里……你简直不是人！他的眼睛里掠过一丝痛苦的神色。他转过身去，说，我没办法……我这个年纪再上不去，以后就没机会了……我开始大哭，一边骂他。哭了很久，骂了很久，我累了。我声音虚弱地说，那么，求求你把那两份材料从我的档案里取出来。我已经无路可走……没有钱吃饭，没有钱付房租，不能考学校，不能找工作……求求你！男人冷漠地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如果把那两份材料拿出来，不是打自己耳光么！对不起……
　　“喂，我在跟你说话呢！”回忆被李月的声音骤然打断。我抬起手揉着太阳穴，感到头疼欲裂。“唉，马上要考试了……”
　　我抬起眼睛，看见她愣愣地看着我，好像期待从我这里得到什么答案。
　　然而我对读书考试这类话题早已失去了兴趣。我只是敷?衍一个“哦”字。
　　“考试很难……”她发愁地说。
　　“哦。”
　　“我们班有个北京来的男孩子，他爸爸在中国很有权，好像是北京一所大学的校长。他读大三的时候，他爸爸就利用权力把他送到德国来了，公费的。你知道吗？他从不学习。每天上课，老师提问他时，他就朝我们看，我们点头，他就答，呀。我们摇头，他就答，内。下课他就讨好我们，买东西发给我们吃。”
　　我拉过被子，裹住肩膀。我感觉自己仍然在往事里颤抖。
　　“你猜前次考试前他做什么？我们都忙着复习，他不，他提着从中国带来的京剧脸谱啊纸扇啊去给德国老师送礼。回来时他很笃定地跟我们说，他考试肯定过，他把德国老师搞定了！她接受了他的礼物，还跟他一起吃了饭。呵呵，你猜后来怎么样？”不等我回答，李月很畅快地接着说道，“考试成绩公布后，他还是不及格！他气得大骂德国老师。也不想想，这是德国，把中国那一套搬过来不管用！唉，真把咱中国人的脸都丢尽了！”
　　“……”
　　“昨天孤独症他们几个男生差点跟黑人打起来……”
　　“哦？”
　　“一个英国学生在公用厨房里贴了张告示，说保持厨房干净是每个人的义务。结果有人就在告示上写了‘Warn??Chinese （警告中国人）’。孤独症他们很气愤，怀疑那告示下面那话是黑人添加的，据说差点打起来。有人报了警，警察来了，才完事。我也认为肯定是孤独症他们没把书房收拾干净。我去过他们的房间，又脏又乱，跟猪窝一样！”
　　“……”
　　“德国人一般都不愿意把房子租给中国人住。我认识一个德国人，对人很友善。可是他有一天对我说，以后再不想把房子租给中国人了。因为上个月有几个中国学生租住他的房子，离开后，他发现房间墙壁给毁坏了，垃圾根本不分类，厨房简直脏得让人不忍目睹。好心的房东把整套的餐具借给学生用，经过清点，竟然少了一些。真丢咱中国人的脸啊！唉——”
　　“哦。”
　　“你怎么老哦哦哦的！你在听吗？”李月不满地瞪了我一眼。
　　我茫然地望着她。
　　李月不吱声了。过了一会，她叹了口气，说，“你这么漂亮，为什么不找个有居留的结婚？结婚拿了居留，什么问题就都解决了。”
　　我反问她，“你为什么不找个有居留的结婚呢？”
　　她的脸骤然一冷。
　　我看着她。她的脸上有往事的阴影，有时光沧桑的痕迹。她把手指插进头发里，烦躁地捋向脑后。好像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失态，她马上说，“今天那个男人又打电话你了……”
　　我精神一振，“阿米高？他说什么了？”
　　“他说明天再电话你……他是谁？你男朋友吗？”
　　我笑，“怎么会！一个打工的朋友。”我想向李月借用手机给阿米高打个电话。终于还是按捺下了冲动。李月的手机只用来接电话。因为接听是免费的。我从没见她拨出过电话。
　　“你相信爱情吗？”李月冷不丁问我。我摇摇头。她犹豫不决地看着我，似乎想对我倾诉什么。但是最后，她重新低下眼睛去，继续看书。我闭上眼睛，让自己慢慢地睡过去。不再交谈。像疲倦的鸵鸟，各自尽量地隐藏起太多还没结痂的伤口。或者，彼此都明白不过是漫长的旅途中短暂的邂逅。所以，谁也没必要知道对方过去的故事、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在异乡飘泊的人，有几个能知道自己下一站又会到哪里呢！

3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跑去电话亭给阿米高打电话。“阿米高？是我呀！有工了是吗？”我激动得声音发颤。阿米高“嗯”了一声，说，“你把电话号码报给我，我打过来。”“不用，我有钱。”我说。可是他依然坚持着。我只好把号码报给他，挂了机。很快，阿米高打了过来。“维尔斯哥的中餐馆要找个酒吧！我把电话给你……”“等等！”我慌忙从口袋里摸出笔，用肩膀和耳朵夹住话筒，在手掌上记下餐馆电话。记完电话号码，我猛地意识到阿米高的情绪很是低落。他不像以往那样大呼小叫的，而且声音低沉嘶哑，心事重重的样子。
　　我不安地问，“阿米高师傅，你怎么啦？”
　　他吱唔了一声。“没什么。”
　　我打趣道，“呵呵，阿华不要你了？”
　　“呵呵。”他显然是强打起精神在笑。
　　我踌躇了一下，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挂了电话后，我马上照着手掌上的电话号码拨了过去。接电话的是一个男人。他的声音郁郁的，单薄又虚弱，仿佛正在极大的苦痛中煎熬着。当我忐忑不安地说明我想找工时，他忙不迭地道，“好好好，我这里正缺个水吧。”甚至当我坦白我是学生，没有打工许可证时，他也毫不在意。“你来吧！马上过来！”
　　我被这突然降临的惊喜弄得有些不知所措。我快步走出电话亭，几乎一路小跑着回到李月的公寓。我精心化了妆。眼睛上边浅绿色的眼影，涂了薄薄的红色唇膏。然后背着包直奔S-bahn。在地铁入口处，我碰到了木乃伊。木乃伊和李大姐一样，也是陪读夫人。我在心里管她叫木乃伊。因为她常穿着一件宽大的深咖啡色长呢大衣，腰里系着腰带，使她那本来干瘦的身材看起来愈加枯槁，像影子一样。她留着短发，脸又尖又长，颧骨很高，使她看起来很刻薄。我匆促地点了一下头，准备从她身边绕过去。
　　没想到她还是喊住了我。“小罗，你去哪里？”我吱唔了一声，“买……菜。”“我真不知道我干吗到德国来！你知不知道，我在中国的时候32岁就是副教授，是我们学校最年轻的副教授！我在中国买衣服都进精品店，用的化妆品都是名牌……到这里呢？我只能到最便宜的店里去买不新鲜的蔬菜水果！哪里还敢买衣服和化妆品！我到德国来干什么？就当家庭妇女？每天买菜做饭？我倒算了，我家小小去年出来了，在国内本来读三年级，出来了还读三年级。在这读几年回去，肯定跟不上了，这不是活活把孩子给耽误了嘛……”她愤愤的，好像受了巨大的迫害一样。我东张西望，迈出一只脚，一副随时准备走人的样子。她却仍扎扎实实地站在那里控诉。
　　地铁的轰隆声急速地由远而近。我甩下她，三步并两步冲下楼梯，在车门打开的瞬间，跳进车厢。车厢里没有几个人。我在靠门的位置上坐了下来，按住胸口，大口地喘着气。听着铁轨和车轮发出的声音。那是我熟悉的声音。曾经我满怀着激情和希望，一趟趟出门去找工作，在不同的车站下来。又带着新的希望，踏上地铁，奔赴下一站。然后精疲力竭地靠在车窗上，绝望、茫然地望着车窗外快速掠过的景物，在暮色中回学校去。而此刻，有一份工在等我。我的心里洋溢着喜悦。
　　我找到了那家中餐馆。一排大红灯笼挂在仿古的屋檐下。我走进去。还没有客人。餐厅里静悄悄的。张望间，一个男人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他穿着中式白绸衬衫，瘦弱、神情忧郁。年龄在40岁左右。那张苍白的脸上，有几道红红的指甲抓痕。我怔在那里。他连忙别过脸去。“你是罗小姐？”我忙回答，“是。您是？”他说，“我是这里的老板。你做过酒台吗？”我迟疑了一下，摇摇头。他说，“没关系，很简单的。你跟那个女人一起做……”当他说到那个女人时，我注意到，他的口气和表情里有一种极端的憎恶。
　　他把我领到吧台后面。这时，女人高跟鞋的声音从门外过来。“你是谁？”女人警惕地瞪着我。她穿着缎子旗袍，身材高挑，高耸的胸脯和结实浑圆的屁股在旗袍的包裹下呼之欲出。头发高高地盘在脑后。一张艳丽而俗气的脸盛气凌人。我有些惶惶然。不等我回答，老板冷冷地说，“新来的酒台。”女人“啪”地把钱包往吧台上一摔，厉声道，“需要酒台吗？！我没说需要！”老板动了动嘴唇，却没有再说什么，阴着脸转身走了。
　　女人横了我一眼，说，“对不起，我们这里不需要工人。”
　　我压抑着自己的失望和困惑，咬着嘴唇，背起包往外走。走到拐角时，我看到老板独自坐在室外的台子旁。几把红白相间的大太阳伞撑开着，下面是白色的台子和椅子。老板坐在那里发呆。隔着好远，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他脸颊上的红色抓痕。我在心里叹了口气，为自己这陡然得到又瞬间失去的工作。
　　这时，老板转过脸来。他站了起来，朝我走过来。“对不起，罗小姐。”他充满歉意地说着，从口袋里摸出一百马克，递给我。我摆摆手。“不用。”“给你的车钱。”他执意把钱塞进我的手里。“这个女人！心比蛇蝎还毒！她是我的一个朋友介绍给我的……其实她是利用我出国！我一跟她结婚，把她带到德国，她就开始跟别的男人……她还想占这个餐馆！我心里什么都清楚。我装作不知道。我准备偷偷地把餐馆卖掉，然后一个人去葡萄牙……这样就彻底摆脱这个女人了！”老板咬牙切齿地对我说。可我对这些并不感兴趣。因为接了他那一百马克，我不得不继续站在那里倾听。“你知道她为什么赶你走吗？因为你漂亮！前些天她找了两个酒吧来，一个比一个丑……我坚决不要！”他恨恨地道，一边心有余悸地朝餐馆里望望，“她发起疯来很厉害！……我可以给你打电话吗？我们保持联系好吗？”
　　我的心哆嗦了一下，转身就走。
　　所有的往事，像潮水一样淹过来。街上空空荡荡，梧桐树光秃秃的枝干把天空割得支离破碎。风冷冷的，又有下雪的迹象。我走得很快，很快，想把往事甩在身后。但是影子，依然跟着，在某个时候，冷不丁地出来。第一次老师请我吃饭，也是这样的天气。十二月，冬天的最后一个月。我去他的办公室，把伞还给他。他注视着我，眼神温暖而怜惜。你的脸色怎么这么不好。走，我请你去吃饭。我不知道如何拒绝。潜意识里，觉得学生拒绝老师，是不应该的。何况是那么优秀帅气的老师。
　　那顿晚饭吃了很长时间。那个晚上H城开始下雪。雪花飞扬着，笼罩了整个城市。他和我，面对面地坐着，隔着热气腾腾的桌子。这是我感觉新奇的一个晚上。他对我一点陌生的感觉也没有。没有丝毫老师对学生的居高临下。他告诉我，他在乡下长大。他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死了。他说他跟他的妻子感情不和……她发起疯来很厉害的！还跟别的男人勾搭，被那个男人的老婆半夜三更堵在床上。他说，一边侧过脸，让我看他脸颊上红色的抓痕。他不断地为我夹菜。我为这份信任和温暖手足无措。我不习惯别人对我太好。怕它破裂，因而心中更惊惶。我尽力掩饰着自己的诚惶诚恐。是的。对我好的人不多。我的往事里属于温暖的东西太少太少。你还会跟我交往吗？老师望着我，眼神忧郁。所有的学生中，我只想跟你聊天。我觉得你一点都不陌生，就好像失散多年的老友。我受宠若惊地点点头。老师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这一刻，我的心里再次充满仇恨。我知道，他已经如愿以偿地提拔了。他仍然躺在他妻子的身旁。他还会忧郁着眼睛请另一个女孩吃饭，向她痛诉婚姻的不幸。而我，在这个遥远的异国，在到处找工，为活命而苦苦挣扎。我快步走到街道旁边的电话亭。呼啸的大风裹着雪屑凌厉地敲打在玻璃上。我翻过左手腕，看着那道丑陋的疤痕。我想起那晚邻居把我送进医院抢救后，给他打电话。他十分惊讶地笑着道，她自杀了？我真奇怪，你们给我打电话干什么！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认识她……我的心里变得狰狞。我哆嗦着手，摘下话筒，塞进硬币。我在电话里听着铃响了很长时间。没有人接。此刻，中国应该是凌晨三点。他，还有那个恶毒的女人，一定会被这电话铃声从睡梦中惊醒。我一遍一遍地拨。以前，每次他们都拎起话筒，然后啪嗒挂掉。这样可以耗费我的电话费。但是此刻，他们可能不愿意从温暖的被子里爬起来。电话一直响。感觉再也站不住时，我终于搁下了电话，软软地靠在电话亭上。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努力抬起手，给阿米高拨电话。
　　“Guten  Tag（你好）！”听筒里，传来老板娘温柔的声音。“你好。”我说。老板娘怔了一下，十分热情地叫起来，“小罗？你好吗？怎么不来玩呢？我们都很想你……”她一迭声道。我的心里涌过一丝暖意。“我也想你们……阿米高师傅在吗？” “在在在……你等下啊！阿米高！电话！罗小姐找你……”老板娘在喊。不一会，阿米高接了电话。“小西，怎么样？去见工了吗？”我有气无力地答，“见了。不要我。”阿米高吃惊地问，“为什么？”我沉默。他也不再追问下去，只安慰我道，“不要紧，我再帮你找。”从声音里，我听出他心情很糟糕。我担心地问，“阿米高师傅，你没事吧？”阿米高的声音振作了点。“没事。”但是我想，一定有什么事情，而且不是一般的事情，在困扰着他。我满腹狐疑地放下话筒。

4
　　我和李月又一次激烈地吵起来。这次是为几块饼干。做晚饭时，我看见她从冰箱里拿出的面包上有一层绿毛毛。我好心提醒她，“这面包不能吃了，长绿毛了！”她没任何反应。那时我并不知道她正在酝酿着一场大风暴。她经常莫名其妙地不吭声。长吁短叹的。我已经习以为常。
　　我炒了盘土豆，就坐在书桌前吃起来。不知道是不是我咀嚼的声音太响，被她理解为我在有意炫耀或者示威我有米饭吃。突然她厉声问道，“你是不是偷吃我的饼干了？！”
　　我被吓了一大跳。嘴里鼓着饭团，好半天忘了嚼。只愣愣地瞪着她。
　　她用手指推了推眼镜。灯光投射在那镜片上，折射出无比的仇恨和愤怒来。“你说，你是不是偷吃了我的饼干？！！”
　　我这时反应过来，赶忙吞下饭团。“饼干？什么饼干？”
　　“我的饼干有这么多的，现在只有这么一截了……肯定是你偷吃了！”李月一边比划着，一边带着哭腔质问我。
　　我急忙辩解，“没有没有！我没有偷吃你的饼干！”
　　“肯定是你偷吃的！除了你还有谁？！！”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
　　“就是你！就是你！”
　　“不是！我没偷吃……我从不喜欢吃饼干！”
　　“上次你偷吃我的鸡蛋，我跟你算了……你为什么还要偷吃我的饼干？！我饿得实在受不了才舍得吃一块……”李月号啕大哭起来。
　　我愣愣的，半晌，起身逃也似地离开房间。
　　我一个人转悠着，不知道去哪里，也没有地方可去。只是不想回房间。在钢架铁桥边碰到了李大姐。她也一个人在转悠。看到我，她十分惊喜。她指着桥那边那栋灯火通明的大楼说，“小罗，我老公就在三楼的第五个窗口，看到了吗？从这边数过去第五个……他一放下碗就又到实验室去了……德国的研究所跟咱中国的不一样，过了晚上7点外人都不能进去。我只好一个人在这楼下转转……”我从她身边绕了过去。
　　附近的一栋公寓正在举行Open??air，嘈杂的摇滚音乐隐约从楼里传出来，在晚风里漂浮。几个金黄头发的男女刚从那楼里走出来，大声地笑着，说着，手里拿着罐装啤酒。我的心里无限悲凉。推开玻璃大门，我穿过拥挤的人群，在角落里找了个座位坐了下来。周围挨挨挤挤的每一个人似乎都亢奋不已，拿着啤酒，身体随着激烈的摇滚抖动着。有的微闭着眼睛，摆动着胯部，一副沉溺的样子。好像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在享受着好时光，聊天、讲故事、开玩笑，调情，不放过任何大笑的机会。我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看起来都郁闷。我觉得不合时宜，孤独难耐。
　　我靠在角落的墙壁上，又拎起一瓶啤酒，仰头狠狠地灌了一大口。不时地有不同肤色的男生走过来和我搭讪。我只是漠然地望着那些晃动着人影。他们耸耸肩膀，眉毛费解地挑了一下，无可奈何地离去。
　　“中国人？”耳边突然响起一句中国话。
　　我微醺着双眼，转过脸。一个中国女孩正笑眯眯地看着我，手指间夹着半截烟。这是个光彩照人的女孩，头发染成金黄色的，烫成一个个小卷卷，夹着漂亮的水晶小发卡。那脸上的皮肤像瓷一样细白，化妆很精致，眉毛、眼睛，嘴唇都勾勒得楚楚动人。她穿着低胸的深灰色紧身T恤，身材高挑丰满。“中国人？”她又问了我一遍。
　　我点点头。“中国人。”
　　“刚来的吧？她打量着我。
　　“嗯。”
　　“一看就是。”她笑着说，一边朝我身后抛了个媚眼。“我出来快六年了。学音乐的。你学什么？”
　　我摇摇头，打了个嗝，浓重的酒气冲上来，把我的眼睛熏出了眼泪。
　　“瞧，‘抗战夫妻’也来……”女孩子朝不远处笑着打了个招呼。
　　我顺着她的视线瞥了一眼，一对中国男女正搂抱在一起，情谊绵绵地跳舞。“‘抗战夫妻’？”
　　“呵呵，你才出来，不知道吧！”女孩子咧嘴笑了笑，说，“在德国读完博士没有八九年不行，这么长时间，有的老婆或者老公在国内，又不想离婚，就在这里临时找个朋友。两个人住在一起，像夫妻一样互相照顾，拿到文凭后各走各的……谁也不赖着谁。这样的组合就叫‘抗战夫妻’。在德国，谁也不知道以后会去哪里，谁也不能给谁一个承诺……对了，你有男朋友吗？”
　　我摇摇头。
　　“找个老外吧！别找中国人。”女孩子以过来人的样子对我说，“找个老外同居，把德语练好。但是结婚千万别找外国人……”
　　“结婚？”我大笑，又打了个嗝。“我结婚肯定找老外，结了婚拿到绿卡就把他蹬了！”
　　女孩也笑起来。“好主意！不过你得跟他过三年，德国人为防止通过结婚拿绿卡，结婚三年后才准离婚……你不打算回中国了吗？”
　　“不打算。”我眯起眼睛，望着霓虹彩灯缓缓地闪动着忽明忽暗的光芒。“你呢？”
　　“我拿到文凭后就回去。”
　　“回去？回去干什么呢？”我茫然地自语。
　　“当官啊！”女孩子很肯定地回答。
　　我被吓了一大跳。我转过眼睛，望望她黄灿灿的头发，精心描绘的咖啡色眉毛，红红的嘴唇，又望望她那涂成银白色的指甲，难以置信地问，“你？当官？你怎么想回去当官呢？”
　　“当官才好呢！在中国，当官是最自由最有钱最神气的。”她很认真地说，“我学完后就回国当官去，慢慢爬，慢慢爬，从小官爬到大官……当大官的生活才是神仙日子！”
　　“呵呵，好啊！回国去当官。那些当官的啊，都是狗娘养的……”我喷着满嘴酒气，眯着眼睛，说。
　　“这话怎么说？”
　　我冷冷一笑，咬牙切齿道。“没错……那些当官的、号称教授、博导的，都是婊子养的！”
　　在那件事情发生后，我无数次地找纪委，找校领导，一级一级地向上反应，请求学校查清事实，还我一个公道。得到的只是推委、搪塞、敷衍。一个错误产生了，如果肇事者不肯承认，势必要用更多的错误去掩盖前一个错误。上帝是孤独的，可是魔鬼就绝不孤独，他看到许多伙伴，他是要结成帮的。那些人，从那所大学的党委书记，到下面的老师，——他们上下统一口径，把事实完全颠倒过来，并炮制了一大堆假材料……并且一再强调自己是大学教师。所有的人看到我都躲，哪怕是那些十分同情她的人……他们怕得罪了同事领导。
　　我在党委书记的办公室门外站了整整一天，从早上，一直站到黄昏。书记进进出出，却像没有看见我一样。我一次次迎上去，乞求地对书记说，书记，请您给我几分钟，听我说一说是怎么回事……书记像是没有听见一样。走廊里的光线慢慢地暗淡下来，我一整天没吃东西，连水都没喝一口。我是那么绝望，但是我不肯离开。我背靠在墙壁上，脚抵住走廊上红地毯的边缘，竭力支撑着，不让自己滑下去。斜阳在对面的墙角晃了一下，终于消失了。这时，党委书记出来了。他带上了办公室的门。我不顾一切地跑上去，泪如泉涌。书记，请您也听我说一说行吗？只要几分钟……党委书记冰冷着脸，看都不看她一眼，就往楼梯口走去。我追上去，哭着说，书记，我是冤枉的……他却冷冷地甩下一句，你不要来找我！我没时间！他拂袖而去……
　　一位纪委副书记在搪塞了我两年多后，终于良心上过不去了，劝我道，领导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个人很同情你的遭遇，但是我没有权力来主持公道……想开点吧，你就是告到中纪委，每年全国有多少大案要案得查，你又没出人命……中纪委不会派人下来查的，还不是我们来查……你就是告到法院，谁会为你这么一个小人物去得罪大学啊！没人为你作证你能打赢官司？你是个读过书的人，应该知道中国历史上冤假错案多的是，又不是只有你这一起……多少人丢了命还不是申不了冤！你跟他们比起来算什么啊。
　　最后一次掉眼泪是在一位位高权重的领导面前。求告无门的我去找那位领导，请求他过问那件事。他很耐心地听着，不时地站起来给我倒水，拍我的肩膀，说，你放心，我一定会秉公处理，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掌握着权力，就是要声张正义，为人民办实事……但是，你怎么谢我呢？他的目光聚焦在我的身上。他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目光淫亵，像刀子一样肆无忌惮地在我的衣服上割来割去。我感觉到心脏急剧地膨胀起来要碎裂一般。血液疯狂地冲上脑门。我连忙转身跌跌撞撞地跑出去。我怕多留一分钟，哪怕一分钟，我会冲过去抓起桌上那把水果刀狠狠地扎进他的胸口。
　　所有这些往事，让我的心尖锐地刺痛着，让我仇恨，让我在噩梦中下沉。此刻，它们又出来了。还有那些眼神在眼前晃来晃去，交替着，越晃越快，我的头剧烈地痛起来，那痛楚随着血管的收缩扩张，一下一下地暴跳。我闭上眼睛，用力甩甩头，想把大脑里的恨，神经里的恨，心里的恨统统赶走。
　　女孩子说，“其实我也不一定回去。到了国外，都是走一步算一步。过了今天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在哪里……认识一下，我叫杨美，住在C栋A单元205房间。有空去找我玩。我喜欢你。我觉得你很漂亮！”
　　我斜睨着她。“你不会是同性恋吧？我对女人可一点都没兴趣！”
　　“放心吧！我只对男人感兴趣。你住哪里？”
　　“跟一个莫名其妙的女孩合住……”我眯缝着眼睛道。
　　“你喝醉了！”
　　“我没醉！我同屋说我偷吃她的饼干……之前她说我偷吃她的鸡蛋……我没偷吃！真的没偷吃……”
　　“你真的醉了……快回去吧！”这个叫杨美女孩拍拍我的肩膀，说，“我要跳舞去了……这么好的晚上，找个帅气的小伙子谈情说爱多好！”说着，她扭进了舞池。
　　我咕哝着，我真的没偷吃她的饼干和鸡蛋，起身往外走去。我感到头晕，脚步是飘着的，想呕吐。推开门，迎面扑来的冷风让我浑身激灵了一下。我闭上眼睛，甩甩头，慢慢地往公寓走。路边的公寓阳台上，传来吉他声。几个黑人男孩一边拨弄着吉他，一边唱着歌。唱的是美国乡村歌曲《yesterday》。在我走过时，有一个男孩趴在栏杆上用英文喊道，“嗨！漂亮的中国女孩！上来跟我们一起唱歌，喝啤酒……”
　　“小西，我爱你。”我那混沌的脑海里浮现出那个男人深情怜惜的眼神，但立刻那眼神变得又凶又狠。“大家看我干什么？我根本就不认识她！她是个疯子……”然后又是乞求和悲伤的眼神，“我现在正是最关键的时候……我这个年纪再上不去，以后就没机会了……”日日夜夜，那些话如晨钟暮鼓一般在我耳边回响。
    Yesterday, all my troubles seemed so far away      
    Now it looks as though they＇re here to st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Suddenly, I＇m not half the man I used to be,      
    There＇s a shadow hanging over me.      
    Oh, yesterday came suddenly.      
    ……
　　夜风里，回荡着吉他苍凉的旋律和歌声。“I——love——you——”男孩子大声喊着。
　　爱？狗屁！我朝地上狠狠地呸了一口。

cadick

5
　　李月提出加房租。每个月增加五十马克。她的理由是，如果她跟别人合租的话，330马克别人都会接受。她毫无表情地说道，你自己考虑吧！我咬了咬牙齿，在心里骂了句，吸血鬼！但只好答应。
　　我开始找房子。我比任何时候都迫切地想搬离李月的公寓。第二天起床后，我直奔食堂前的广告栏。找房子的人太多了！布告栏上除了suchen还是suchen。有几张写的是中文。其中一张写着，梦里寻房千百度，蓦然回首，它在——。这显然是向同胞发出求助。我一张一张地看过去，又按着广告栏里几处空房的电话打过去，可房租要么太贵，要么房子不好，好不容易看到几处比较合适的房子，等打通电话听到的却都是“tut mir leid。Das Zimmer ist schon weg。（对不起，这房子已经出租了）”
　　每次疲惫、茫然地放下电话时，我会有放弃的冲动。但是当我意识到自己每天醒来后将不得不听一声声长吁短叹时，我又开始打起精神来。终于，我在图书馆前的广告栏里发现了一张noch frei的房间：270马克+Nebenkosten，warm，14平米，Dusche，Kueche，这房子不错啊，我赶忙跑去打电话。电话嘟嘟响了两下后，从听筒里传来一声：“Guten Tag!”我连忙用德语说明我想租房子。对方约我晚上六点去看房子。在Villingen，并不很远。
　　六点。我拿着写着房子信息的纸条，对照着那些房子的门牌号。终于找到了那栋有房间出租的房子。那房子有三层高，斜屋顶，砖红色的瓦，白墙壁。窗台上摆着五颜六色的花。屋子前面是个小花园。一圈白栅栏围着冬日的冷清。我按了门铃。没有回应。我又按了一会儿，还是没有应声。
　　“晚上好！”一个女人的声音突然从我身后响起。
　　回转身，一对中年夫妇站在那里。路灯的灯光照亮了她的金黄卷发。她的眼睛温柔地看着我，这使我在瞬间放松下来。“你好，我是约好了来看房子的。”我微笑着用德语说，心里不由地赞叹，德国人果然守时。
　　“日本人？”女人点点头，饶有兴趣地问，一边从包里掏钥匙。
　　“不。”我摇头。“中国人。”
　　女人愣了一下，转过脸，跟男人叽里咕噜说了些什么。我听不太懂，但是从女人在瞬间凝固的表情里，我觉察出了不祥。我想起李月对我说过的话，德国人一般不太愿意把房子租给中国人。果然，那男人冷冰冰地对我说，“对不起，我们不能把房子租给你。”他那双冷漠的眼睛盯着我，补充了一句，“对不起。”
　　我挺起胸脯，尽量保持礼貌的微笑，说了句“没关系”，转身离去。
　　我穿过路灯下的马路，走得很快很快。我愤怒不已。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就是住大街上也不要租你这房子！我是中国人！我就是中国人！我在心里一遍一遍地重复着。夜雾漂浮着，空气里有清晰的树木的味道。我走到一棵树旁边，坚定地对树说，“我是中国人！”迎面有根路灯柱，我又对路灯柱说，“我是中国人！”我仰起脸，毫不犹豫地对晕湿的月亮大声喊，“我——是——中——国——人！”
　　然后我蹲下来，把脸埋在膝盖上。泪水拼命涌出来。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这里，为什么没有哪一样东西是属于我的。哪怕路边的一颗钉子，都与我无关，都印刻着别人的名字。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失落感。我看到别人在亮光闪闪的餐厅吃饭，看到衣着时髦的人匆匆走过，香水味随风飘来，我觉得自己与他们是生活在两个遥远世界的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只是晃荡在这个世界的影子。在这个世界上，我是多余的。但此刻，我感觉到更深沉的悲哀。我突然意识到，我并不仅仅是我，罗小西。我是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什么我连住的地方都找不到？为什么我在别人的国土上哭泣？！
　　离开中国时，我竭力让自己丧失记忆。我觉得过去的一切都应该死去了、散乱了，沉入大海，像插在泥沼上久经岁月风化的干尸。我认为我的生命已在杭州终止了。我希望过一切，什么都幻想过。但是幻想破灭了，像一个大气球，炸裂得只剩下碎片。我以为在德国会有新的开始，但是每天仍然是那么灰暗。突然之间过去的希望和过去的悲伤如此鲜活，就好像只过去了几天，而不是几年。我每天在为生存奔波、忙碌，疲惫不堪。找不到工作。找不到房子。不管我怎么节省开支，马克仍在一点点减少。那桶大米已经快见底了。马上又面临上语言班和延签的问题。我感觉自己慢慢地临近崩溃的边缘。
　　鸡蛋、饼干、加房租……这一系列事件之后，我不再和李月说话。当她空气。她有些惴惴不安。有时她主动跟我搭讪，但我就像没听见。好几次，她带着讨好的语气，对我说，你可以把衣服挂在我的衣橱里……。我依然不理她。有一次我发现我的羽绒衣找不到了。我找遍了整个房间，找不到。后来我打开衣橱，看见我的羽绒衣挂在里面。衣橱里空空荡荡的，只挂了几件衣服。这陡然激起了我的怒火。哼，这么空，也一直不让我挂衣服！我一把拎出我的羽绒服，搭在椅子靠背上。李月洗完澡出来，瞥了一眼椅背上我的羽绒衣，叹了口气。
　　“明天李大姐请客，她要我也喊上你。你去吗？”李月小心翼翼地问我。
　　“不去。”我盯着电视屏幕，冷冰冰地掷了一句。
　　“……去吧！都是从国内一流大学来的访问学者、教授。”
　　我用力一按遥控器，把电视机的音量放到最大。房间里突然充斥了喧嚣。李月默默地把头发用浴巾擦干，然后走到桌子前看书。我迟疑了一下，又把音量按小。
　　李月显然领情了。她好像十分为我担忧地道，“你一直不去上课。延签证怎么办？没有语言班的证明是不能延签证的。”
　　她的这句话顿时击中了我心里的虚弱。这是我一直不敢面对的问题。我的脑袋开始发木。
　　“你可以问问李大姐……?她好像在乌尔海姆那里读过什么语言班，教会办的，免费的。”李月说。
　　这个消息顿时消解了些许我对李月的敌对情绪。我急忙问，“可以开证明吗？”
　　我的反应令李月很高兴。她肯定地答，“应该可以。我认识的几个中国学生刚出来时，都到那里去开过证明延签证。”
　　“要交钱吗？”
　　“不用吧！如果要交钱的话，李大姐哪会去读呢！你可以问问李大姐……”
　　我的心情陡然好了起来。我关切地问李月，“快考试了吗？”
　　“快了。唉——”李月闷闷地道，“现在的考试越来越难了。要是考不过，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找个男人吧！”我用开玩笑的口吻说。
　　李月像被蛰了一下，断然拒绝。“男人？哦不！”
　　“不是要你去跟他谈恋爱，也不是要你跟他结婚。我的意思是……找个男人，他能给你钱帮你度过这一难关……除此之外，你还有什么办法呢？当然，在你跟他上床前，他得先把钱打入你的帐户，免得受骗。完事了各走各的，你觉得呢？”我边说边关了电视，躺了下去。
　　“你呢？”
　　“我？”
　　“是啊，如果你走投无路了，你会找男人吗？”
　　“会啊！这有什么呢！”我带着玩世不恭的口吻道，“爱情不过是男人想不花钱玩女人的幌子，所以，宁可做婊子，也不要做爱情祭坛上的圣女！”
　　李月不再说话，继续低头看书。但是我想，其实她并不在看书。她在想事情。因为我不时地听到她的心事重重的叹气声。我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又不时地醒过来。李月什么时候睡的，我不清楚。黑暗中，我听到她在不停地翻身，叹气。我不知道我怎么会怂恿李月去做这样的事情。后来我想，那一定是我自己的想法。它像一条毒蛇一样，已经盘踞在我的潜意识里。只要坚持不下去了，我便会被它控制，成为另一个我。是的，这正是我自己的想法。我给自己找的退路。
　　我静静地躺在黑暗中，疲惫的身体像不是我的了。我感觉到我已经快耗尽所有的力气了，仿佛在冰天雪地中长途跋涉了太久。可就在这疲惫深处，有一股坚定的力量分明在燃烧，——我一定要好好地活！我绝不堕落！偏不！这个念头是如此强烈。它伴随着那些白眼、谩骂，以及那么多的眼泪和悲愤，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时刻在警醒着我，把我拉着往前走去。在想起往事的某个时刻，我的全身就充满了力量。
　　“你说得对！”突然，李月若有所思地道。


第四章
　　树枝上的鸟儿欢快而悦耳，我沿着小路朝Gust-house走去。Gust-house建在斜坡上，坡下是一条小河。河面波光粼粼，沐着晨光，闪烁着点点希望。河那边绵长深郁的森林带隐藏着大自然的无限神秘，让人让人遐想，令人向往。
　　李月一大早就到李大姐家去帮忙了。她说今天李大姐请客，一个人忙不过来。我直到中午才过去。不想和那些所谓的教授们坐在一起吃饭。但还是去了。想去问问李大姐那个语言班究竟在哪里。
　　在Gust-house门口，我看见一个黑头发黄皮肤的小女孩，七八岁样子，扎着两条小辫子。她那头黑发，那双黑眼睛让我感到亲切。我走过去，微笑着，用中文问她：“你是中国人吗？”她仰起脸，茫然地看着我，一副听不懂的样子。“你是哪个国家的？”我改用德语问她。这回，她回答了，用纯正的德语。“我是德国人。”我摸了摸她的头，径直朝李大姐那个单元走去。
　　我按了门铃。门开了，说笑声从屋子里传出来。李大姐见是我，立刻把门拉得大大的。“是小罗啊！俺还以为你不来了呢！快，快进来！”她热情地招呼我进屋，马上搬了把椅子过来。餐桌旁的两个男人忙起身，把自己的椅子往边上挪了挪。李大姐把椅子塞进腾出来的空间里，喊我，“快，快来坐！”一边把一个空杯子放到我面前。我左边的男人立刻拿过红酒，往我的杯子里倒。“我不会喝酒。”我用手去挡。他却顾自继续倒，一边说，“喝！喝！在国内我们素不相识，可到了国外，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他给我倒了满满一杯红酒。
　　比学生公寓稍大些，大约有二十多平方米，一间卧室面积很小，客厅却很宽敞。李大姐不停地在厨房和餐厅之间进进出出。空气里弥漫着热腾腾的蒸汽和饭菜的味道。六个人围坐在西餐桌旁。三个中年男人，再加上李大姐、李月和我。盘子碟子摆满了一桌子。李大姐准备了一个大锅，一个小锅“鸳鸯锅”，开火煮火锅底料，煮底料的同时，我们把蔬菜、脆皮肠、豆腐、蟹柳等等装盘，并照葫芦画瓢用上生菜叶子做装饰。“俺两口子都不习惯吃这面包香肠。这里的蔬菜真贵啊！俺平常到商店去，都是买那些日期过些的，便宜些。一块豆腐都要五个马克，人民币二十块钱呐！俺在这买块豆腐，在国内可以买四十块，俺就买不下手了……出来干啥玩意儿呢！”李大姐抱怨道。
　　其中一个男人开始讲笑话。他说，有几个中国留学生不小心误食了几大盘子的毒蘑菇，拉肚子，去医院。德国医生听说他们误食的蘑菇后，大惊失色，又万分费解，说，德国人吃了这种蘑菇，只几片就会中毒死去。而中国人，吃下几大盘，不过拉拉肚子！不知怎么，听了这个笑话，一种难以形容的滋味从我心里泛起。
　　李大姐觉察出我的情绪低落，不断地招呼我，“小罗，多吃点啊！”我举着筷子，低头不声不响地吃着。内心里对他们的抵触和排斥，使我有点精神恍惚。但是我分明感到一双眼睛在看我。当我抬起头时，那双眼睛便假装漫不经意地闪开去。那是个清瘦的男人。他坐在我旁边，微笑地看着我，神情里夹杂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这种微笑和表情，像闪电一样倏地划过记忆之空。心里的阴霾涌出来，像浓雾一样，瞬间笼罩住了我。
　　我转过脸问李大姐。“大姐，听说有个教会办的语言班可以学德语？在哪里？”
　　“在乌尔海姆，坐S-bahn3到终点，再换S-bahn6，要坐一个半小时的车呢！不同程度的班。每个班一星期排两个下午。俺去了几次就不去了，听不懂，路那么远，费车钱……”
　　“你就是不想学嘛！”李大姐的先生带着责怪的口气说道。
　　李大姐一瞪他。“俺不想学？！俺学德语有什么用？说不定哪天就不在这了……俺本来不想来的。俺儿子今年高考，俺来了就只好把他放亲戚家里。俺每天想儿子，不知道他每天穿啥吃啥……”她抽了抽鼻子，拿过面巾纸擦了擦眼睛，接着说道，“可是俺有什么办法呢！单位里的人都跟俺讲，你家的出去三年多了，你再不过去，他在那边要有女人啦！俺想想也对……”
　　李大姐喋喋不休地诉苦，说她每天在家闷得只能靠数米打发时间。说她白天窗帘都不敢拉开，因为窗子下面就是湖，太阳好的时候，经常有光着身子的女人躺在湖边。“外国女人真不要脸！我是绝对不准我老公站在窗口……”李大姐愤怒地说道。大家都笑。一个说，“大姐啊，这叫日光浴！”李大姐眼皮一翻，“俺管什么浴！女人不穿衣服就是不要脸！俺还发现，中国男人也不要脸！我有一次站在窗口看了会，只有中国男人走过那光身子女人时，使劲地瞅，走过了还回过头瞅……”
　　大家又是一阵大笑。那个叫苏教授的男人可能喝多了酒，话越来越多。“男人出国后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有一种彻底的解脱感，再也不用被单位约束，不用受老婆管束，不听老婆唠叨了！第二阶段就是想找个情人，在异国浪漫一回……”
　　“哈哈哈……坦白了吧！想浪漫一回！”一个男人叫起来。
　　另一个朝苏教授挤眉弄眼道，“跟谁浪漫？看中哪个女孩了？”
　　苏教授瞥了我一眼，呵呵笑。在酒精的作用下，他的脸有些发红。另外的人马上起哄起来，“啊，是小罗吧？苏教授看上你了，小罗，赶紧给苏教授敬个酒……”
　　不知道谁补充了一句，“苏教授可是学术界赫赫有名的学者啊！35岁就是教授、博导……”
　　教授。博导。这两个词语像利刃般刺透了我的心脏。眼前一阵晕眩。那个下午，我最后一次走进老师的办公室。我对他说，我准备去纪委了。他的脸色苍白，直直地望着窗外的竹子发呆，像是没有听见一样。我接着说，你不该把我的留H城的资格取消。不该写那两份材料塞进我的档案里。现在我无路可走。我只能如此。他转过脸来，绝望地望着我说，为什么，你不肯为我承受？爱一个人，是要为对方付出一切的。我说，我不爱你。我从来没有爱过你。他沉默着，好像在费力地思考着什么。皱着眉头，神情忧郁。然后他一字一字地说，可是，我爱过你，小西。
　　我越过他的肩膀看窗外。我看到一群黑色的飞鸟掠过挂着白霜的竹叶，穿行在火红的霞光里。像火焰里被风吹起的黑色残烬。想起他带我去吃饭，把椰子汁烫热了给我喝。想起他给我找来的一本本书。想起他给我买的那双紫萝蓝色的皮手套。我把用报纸包着的手套从背包里拿出来，放在他桌上。我说，还给你。我不需要。他像很冷似地战栗了一下。他的目光从手套上，慢慢地往上移，定格在我的脸上。你怕冷，小西。我说，是的，可是你给了我更多的寒冷。他的两只手痛苦地抱住脑袋，可是，我没办法！我跟你一样，从小没有母亲。我是个农民的儿子。我是靠自己，走到今天，拥有现在的一切。你就忍心毁掉我？我说，为什么你不阻止她害我。他说，我没办法。我跟她感情不好，你是知道的。她不听我的。我说，对不起，我也不听你的。
　　我转身往门外走去。突然我听到身后凳子“哐当”翻倒在地的声音。他冲过来，一把把我推倒在地上。他的脸狰狞地扭曲着。他一脚一脚地踢我，抓起我的头发，把我的脸往桌子沿上一下一下猛撞。他咬牙切齿地吼着，你去告！我叫你去告……我根本不认识你！你敢诬陷我！你这个婊子——！这时几个老师闻声跑进来，抱住他，把他的手扳开。他气咻咻地放开我，把那几个老师推出玻璃门。我跟着出去。他却一把把我推进房间，试图从外面反锁上门。我的手掌夹在玻璃门的门缝里，剧烈的疼痛顺着胳膊一直钻进心里。我哆嗦着，竭力抽出手掌。他，和那几个老师，却使劲地顶住门。他咆哮着，把她关起来！把她关起来！快叫纪委同志来……让这个臭婊子到纪委去说说清楚！我终于把手掌抽了出来。低头，手掌被轧得青一道紫一道的。我已经感觉不到疼痛。我听到他在外面唉声叹气道，唉，我根本就不认识她……她居然诬陷我，说我追求她！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呢！我是老师啊！我是教授、博导……我抬起眼睛，注视着玻璃门外，他满脸冤屈地向围观的人诉说。一道道愤怒、鄙视的目光透过玻璃门，射向我……
　　我的脑袋又开始针扎一样刺痛。我听到远远近近的说笑声中，一个男人的声音，“第三阶段就是开始想家，想老婆孩子……想浪漫只是说说的，我毕竟是教授、博导……”
　　他的话被我的突然之举打断了。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当我清醒过来的时候，我只看到我面前的牛肉炖土豆被掀翻在桌上。那汤顺着桌子在往下淌。几个人惊叫着跳到一边。然后抬起头愣愣地瞪着我。我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小西，你……怎么啦？”许久，李大姐结结巴巴地问我，一边抓过抹布截住往下淌的汤水。我只是站着。我再次看到一群黑色的飞鸟，寂静地掠过挂着白霜的竹叶，掠过燃烧的霞光，仿佛火焰里翻飞的残烬。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半晌，我转身往门外走去。楼道光线阴暗，当我一级一级地踩着楼梯下去时，我觉得自己是走在过去还是现在。仿佛是走在生死茫茫的道路上，没有尽头，没有归宿。我不得不抓着扶梯走，我怕一松手，腿就会一软，整个人翻下楼梯去。


2
　　李月回来后，对在李大姐家发生的事情只字未提。但她看我的眼神，有些怪异。这使我很不自在。我的头疼得厉害。不想解释，便爬上床，闭紧眼睛，让自己睡过去。在过去的两年多里，睡眠是我唯一逃避现实的途径。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有时觉得自己就在模仿死亡的姿势。只能把自己缩进壳里，在封闭和压抑中强迫自己遗忘。这时，李月的手机响了。不停地响。她走进房间，拿起手机看了看，面无表情地说道，“找你的。”
　　我睁开眼睛，撑起半个身子，接过手机。是阿米高。“睡了吗？”我的心拎到了半空中，“……没有。有工了吗？”电话里沉默了。我着急地催问，“有工了吗？阿米高师傅？”“唔……香港园要找个酒吧……”阿米高吞吞吐吐的，好像在犹豫是不是该告诉我。“啊！太好了！”我一下子停直身子，叫起来。阿米高的语气却十分沉重。“小西，我再帮你找找吧！”我说，“不用啦！我明天就给香港园打电话！”“再等等吧！”阿米高却一再劝道。我很惊讶，“为什么？”他忧心忡忡地说，“那老板……”不等他说完，我就打断他道，“就这？放心吧……没事！”阿米高劝说了几句，见我很是坚决，只好叹了口气。“那你千万要小心啊！”“当然！”我笑着道。
　　闲聊了几句，突然，阿米高问，“后天中午你有时间吗？”他的语气变得有些忐忑，生怕我回绝似的。我连忙问，“怎么了？”他踌躇了一下，说，“我想请你帮个忙……还是上次说的那个事情……我有个朋友要上法庭了，想请你帮着翻译下材料……”我问，“英语翻译行吗？我的德语不好……”“行！”阿米高说。我一口答应，“那没问题！”阿米高立刻松了口气，“啊！太谢谢了！后天中午斯图加喷泉旁见！”“好！”我说。
　　挂了电话后，突然，脸上溅上几滴冰凉。我转过脸。李月背对着我梳着头发。“你自己最好买个手机，老用我的怎么行？尽管接电话是免费的，但是你接电话的时候，我的电话来了怎么打得进来？”她的声音冷冷的。我愣了一下，啪，把她的手机甩到她的枕头上。她猛地转过身来。动作过于激烈，以至于她那湿头发上的水珠甩出来，甩了我一脸，冰凉冰凉的。我闭了闭眼，在瞬间清醒了好多。我抬起手背，抹去脸上的水珠，倒头便睡。我感觉到极度的疲惫和虚弱，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以至于她接着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只感到她好像很气愤。我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感觉身体在空气里漂浮着。
　　我确定自己做梦了。一个人在黑暗的沼泽地里行走。大雨冷冷地打在脸上，让我睁不开眼睛，让我窒息。感觉非常焦虑，非常可怕。然后是他。他把伞罩在我头顶。雨停了。我仰起脸，看见他微笑、怜惜的目光。心里有暖流涌过。他对我说，我带你去看电影吧！很好看的电影。我迟疑了一下，便身不由己地跟着他走。天空通红通红的，像烧着了一样。到处是洁白的梨花，怒放着，大片大片，云一样。风吹过，花瓣满地飞舞，雪花般，那么满，那么白，就跟抛洒向世界的纸钱般沸沸扬扬。我隐约地不安起来。我停了下来。他转过身，对我说，走吧，前面很美很暖和……我中了蛊般，又跟着他走。
　　突然我的鞋跟断了。我坐在路边开始修鞋跟。他却顾自往前走去。我喊他，等等我啊！他回过头，说，电影快开场了！要迟到了！他扔下我，匆匆走了。天突然黑了。风里传来鬼魂的哭嚎。一颗颗人头在我面前浮现，消失。又浮现，又消失。没有头发，没有面目。我瞪大眼睛，朝着老师的背影拼命喊，等等我啊！等等我！突然我被一双手猛地一推，推进沼泽里。沉下去的时候，我回过头，看见老师站在我身后。震惊和仇恨使我不顾一切。我的胳膊突然变长，像钩子一样，钩住了他。我使劲往沼泽地里一拽……
　　惊醒过来时，是凌晨。周围万籁俱寂。我听到李月压低声音在打电话。“……妈，你去求求他们能不能缓几个月？就四个月……考完后我就可以打工挣钱还了……我在这里挺好的……”我不动。终于等到她挂了电话。我睁开眼睛，看见她坐在床头发呆，手里捏着手机。由于刚洗了头发，头发湿漉漉地贴在头皮和额头上，加上黑眼圈很重，看上去很是落魄。良久，“唉——”她叹了口气，把手机“啪”地一下扔到床的另一头。房间里那种压抑的气氛就像霉雨季节的潮气，充斥着每一个角落。我再次闭上眼睛。回忆和噩梦交织纠缠在一起，我的头疼得像要裂开来。比死去还难受。
　　第二天起床后，李月还睡着。她的身体弓成一只虾米，眉头微皱着，表情愁苦。我无声地叹了口气，轻手轻脚地穿好衣服，背上背包，带上门。
　　我直接去地铁，坐S-bahn3到终点后，换S-bahn6到了乌尔海姆。下了车，我问了一个过路的德国人，问他学习德语的地方在哪里。他朝着车站旁边一栋红墙坡顶房子指了指。我谢了他，走到那栋红墙坡顶房子，走上台阶，推开里面挂着白纱的玻璃门。
　　楼里静悄悄的，我轻手轻脚地顺着木楼梯往上走，一直走到三楼，才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声音从走廊那头的房间里传出来。我走过去，踮起脚跟，从门上端的玻璃往里看。教室里正在上课，所有的人看着老师。有人看到了门玻璃外的我，接着，好几双眼睛朝我这边望过来。门开了，一个漂亮的金头发女人站在门里，手里拿着一根绿色的教鞭。她微笑着望着我。不等她开口，我就用德语问她，“我可以进去上课吗？”“呀！当然！”她很热情地说着，把门完全拉开了。我走进去，走到后排，在一个空座位坐下来。
　　坐在我左边的是胖乎乎的伊朗男孩，右边是戴着碎花头巾的土耳其女孩。伊朗男孩嚼着口香糖，不时地用那双深陷在眼眶里的大眼睛火辣辣地看我。他很殷勤地把他的书和讲义推到我面前，当我抬起头望他时，他挑了下眉毛，笑一下，示意我一起看。我垂下眼睛，看着讲义上的德文单词和句子。那些单词在白纸上像一只只死去的蚂蚁，静静地躺在那里，渐渐地模糊成一片黑色。我的脑子里只在想一个问题，这里能给我开语言班学习的证明吗？如果不能，那我该怎么办呢？
　　突然，伊朗男孩用胳膊捅了捅我。我抬起头。他微笑地看着我，朝讲台的方向努努嘴。我顺着他的视线望过去，见老师正注视着我。“你好！能不能向我们介绍一下你？”老师微笑着问我。我顿时惊醒过来，连忙站起来，用英语本能地回答，“我叫Jasmine……”“对不起，你能用德语说吗？”老师打断我。我说，“我可以用英语吗？我的英语说得更好。”老师立刻摇摇头，“不不不，你已经来德国了。你应该说德语。”然后她用充满鼓励的眼神看着我。我在心里叹了口气。德国人就是这样，不管是购物，办事，哪怕在大街上问个路，他们也要求你说德语。他们希望德国的文化发扬光大，被各个国家的人带到世界各个角落。
　　“我叫Jasmine……。我是中国人……”我只好改用德语说道。然后我就停住了。我不知道我还该说些什么。斯图加特大学的学生？哦，不，我并没打算读书。那么，我来这里是干什么的？打工赚钱？然后呢？我愣在那里，不知所措地望着老师。她侧着一只耳朵，面带笑容，用眼神鼓励我说下去。等了一会儿，“还有？”她询问道。我摇摇头。她只好示意我坐下，然后对大家说：“很高兴我们这里又来了一个中国人……”
　　“对不起，老师，你说错了。这里只有她一个中国人！我是台湾人。”一个男人的声音又硬又冷，像是刀片飞过来，将老师的话拦腰斩断。我转过脸，朝发出声音的方向望过去。一个中年男人坐在那里。他的脸绷得紧紧的，平头，穿着一件花格子衬衣。大家的视线射向他。他冷冷地说道：“台湾是独立的，不属于中国！”教室里发出一阵议论声。我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我瞪住他，大声用德语反驳道：“不对！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他瞥了我一眼，冷笑一声：“你简直像个泼妇！大陆婆！”我的血直往脑门上冲，一种破口大骂的冲动在瞬间像火焰般兜头裹住了我。但是，“对不起，我们不能把房子租给你。”我的耳边响起德国男人冷冰冰的声音。我强抑住怒火，做了个深呼吸，骂了句：“变态！”他一下子跳了起来，瞪住我，那样子像是马上要扑过来把我撕个粉碎。老师立刻说，“好了，好了，我不了解你们中国人的事情……我们继续上课！”“Jasmine，变——态是什么意思？”我旁边的伊朗胖小伙好奇地问我。我没好气地回答：“就是好吃的。”他恍然大悟地点点头，转过脸问边上的另一个小伙子：“你吃过‘变态’吗？”
　　那以后，我再也没拿正眼瞧过那个台湾人一眼。他也当我陌路。可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是，他真的变态。几个月后，冤家路窄，我和他会在另一家中餐馆重逢。我险些命丧在他手上。不过那天，我以为这个人和我不会再有任何瓜葛。事实上，吵过后，我的注意力很快又回到我自己的事情上。好不容易挨到下课，我问伊朗胖小伙：“这里可以开学习证明吗？”“学习证明？”他挑了一下眉毛，耸耸肩，把双手一摊。我又去问土耳其女孩，她同样茫然地望着我，摇摇头：“哦，对不起，我不知道。”
　　我接连问了几个人，他们都说不知道，有的问我为什么要学习证明。我没有心思解释，只好硬着头皮去找老师。这个漂亮的德国女人一听我说完，就把脸转向我，严肃地说：“当然可以。不过，在你之前，有几个中国人也来过。他们拿了证明就消失了，再也没有来上课过。”我的脸上一阵发烧。我连忙说：“我不会的。老师，我以后会来上课的。”我在说谎。我一向憎恨说谎。可是在那种情况下，谎言竟然像气泡一样毫不犹豫地从我的嘴里吐出来。
　　老师盯着我看了一会儿。“镇定！镇定！千万别让她看出破绽来……”我拼命提醒自己。但是，我依然能清晰地听到心脏像擂鼓似地撞击着我的胸膛。扑通！扑通！扑通！每一声都在泄露我的秘密。我只好低下头，盯着自己的鞋尖。“好吧！下课后你到我办公室去。”终于，老师说。 “谢谢！谢谢！”我猛地抬起头，悬在半空的心终于落到了地上。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抬起手背抹了下湿湿的额头。
　　我如获至宝地把那张证明折叠好，放进背包里。下楼的时候，我看见伊朗胖小伙站在门外，不时地透过门上的玻璃朝里张望。当我伸手准备拉开门时，他立刻从外面殷勤地替我推开了门。他嚼着口香糖，仍然用那双火辣辣的大眼睛望着我，笑容满面。“Jasmine……”他喊我。我用一个灿烂的笑容回应他。这和刚才在教室里我的冷漠截然不同，使他有些发愣，接着他受宠若惊地迎上来，“Jasmine！我们去喝咖啡？”他提议。“哦，不！”我朝他笑笑，说，“我得回去。”他很失望，但是没有勉强我。“你住在哪里？”“斯图加特大学。”我回答。他有些吃惊：“你是斯图加特大学的学生？”我不置可否，加快步子，撇下他，朝车站走去。他几步走到我前面，转过身，一边倒退着走，一边热辣辣地望着我说，“Jasmine，后天你要来上课啊！我盼望能再见到你！”“再见！”我笑嘻嘻地和他道别。“再见！”他停下来，朝我挤挤眼，挥了挥手。
　　暮色降临，树木一闪就过去了，留在了后面什么地方。田野和远处的村舍也朝一边弛去。到底还来不来呢？我犹豫不决。我并不想再来。我不想读书。是的，我可以不再出现。尽管我对德语老师信誓旦旦过。但她很快就会忘记我，连我的名字也不会记得。她只会记得，又一个中国人……我把头靠在车窗上，无声地叹了口气，来吧，再来上几次课吧！就几次，然后消失。免得让人家觉得咱中国人不守信用。
　　换U9车时，正在打量四周时，突然从身后冒出一个很瘦的男人。“你是中国人吗？”他说着一口极不地道普通话。“对啊！”我说。“你能帮我看看去乌尔海姆的车票吗？我不会外文。”“好。”我马上帮他查地名和价格。可他并不买，陡然问了一句“车上有没有警察检查啊？”“没有，只有查票的。”我突然醒悟，“你为什么怕警察啊？”
　　他叹了口气，断断续续说了起来，“我是福建人，一年多前偷渡过来的。当时给了蛇头十多万。这些钱都是借来的高利贷。来了以后申报难民，当然提供假地址了。不知道怎么搞的，中国警察查到了我的真实地址，并通知了德国警察。现在德国政府给了我一张飞机票，让我4月12日离境回中国。我怎么可能回去啊！高利贷天天盯着我们家，我们那里的农村，根本没有多少收入。怎么还这些钱啊!”
　　他在跟我说话的时候，一直东张西望的，生怕警察突然出现。我劝他不要紧张。可他的手还是不停地抖，脸色很不好。看的出来，当警察递给他机票让他限期离境的时候，他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和惊吓。我叹了口气，劝他道，“实在不行就回去吧！老担惊受怕的也不是事儿！”他还是摇头，“不行啊！回去不光要还这个帐，福建政府还要罚我3万块。我到哪里弄这些钱啊!”
　　我沉默了。周围是川流不息的陌生人。我的心在瞬间重新死寂。冷风吹起我的长发……周遭的喧闹声慢慢地远了。我不知道我的去向。就如同不知道我怎么会来到这个城市。背起背包，走进车厢，在一个空座位上坐下。车子驶出灯火通明的车站，再次冲入黑暗中。外面，苍茫飞雪逐渐大起来。

3
　　去见阿米高。
　　阿米高。在这个陌生的国家里，他是我唯一的朋友。一直在尽全力帮助我的朋友。而我连他的真名都不知道。只知道他叫阿米高。尽管如此，我依然清楚地感受到我对他有一种特殊情感。尤其是当我回想起离开神龙园的那个傍晚，他站在门口，追几步，停下来。暮色中，他满脸的不舍和惆怅，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在我噩梦般的日子里，我总是想起他：穿着牛仔服，衣服敞开着，挺拔、健康。整个人散发出一种非常阳光、泥土般朴实的气息。那是一种有生命的真实的东西。
　　我夹杂在一群陌生人中间，走出地铁。雪已经停了，那白色在瞬间刺得我睁不开眼睛。我在街旁的一家土耳其店里买了个“Dolla”，五马克。站在那里，对着小窗口，把“Dolla”吃掉。来来往往的行人从我身后经过……我已经不再显得触目。我穿了黑色羽绒衣，黑色牛仔裤，黑色旅游鞋。那是我那个冬天的装束。冬天的斯图加特。阳光照在布置得很艺术的橱窗上，然后折射出来，淡淡的。让人眩目，但没有暖意。
　　穿过广场，我慢慢地朝着喷泉走去。喷泉一直冲到半空中，然后呈伞状散发开来，那水，在阳光下银亮银亮的。草坪上躺着三三两两的人。悠闲，自在。我在喷泉旁边的木椅子上坐下来，望着对面的王宫。传来教堂的钟声。一群鸽子在蓝天掠过。这海市蜃楼般的壮观和美丽，就像魔术师变出来的奇迹，在瞬间可以消失。我的脑子微微的晕眩。我突然觉得这一切如此陌生。陌生到让我不知所措。
　　又回到了H城。巨大的梧桐树冠交错重叠的马路。斜阳下苍黄的大片芦苇。青石板两边，白墙黑瓦飞檐木格子窗户的房子。弄堂里潮湿的青苔。晚霞中偶尔飞过门前夹竹桃的红蜻蜓。湖水粼粼，小舟飘过，定格在雾蒙蒙的群山上。我看到一个女孩子，白衬衫，黑裙子，站在湖边。她的背影冷清又寂寥。她缓缓地转过脸来，那双眼睛里寂寂的，凝结着无数凄凉。我一惊。我在哪里见过她。那么熟悉的眼神和表情。我喊了她一声。我确信我喊出的是她的名字，是罗小西。可是她不应。那个城市把她彻底抛弃了。为什么，她还站在那里。
　　“小西——！”谁在喊我。
　　我转过脸。阿米高穿过草坪朝我走来。他的身影依然挺拔，矫健，大踏步地走，虎虎生风。他像是走在田埂上，充满生机。但是他走近时，我惊讶地发觉他明显地憔悴了。他的眼睛里失去了神采，因为睡眠不足，眼圈下面有着很深的眼袋。嘴唇干巴巴的，裂纹处有红色的血迹。他胡子拉渣的，头发也像是好长时间没洗了，油腻腻地贴在头皮上。他依然笑着，但是下巴和嘴唇的线条流露出无法掩饰的忧虑和茫然。
　　“阿米高师傅！”我喊道，打量着他，“你怎么啦？刚从集中营放出来似的！”
　　他勉强地笑了笑，在我身旁坐下来。“我不在神龙园做了。”
　　“什么时候？为什么？怎么了？”我十分惊讶，一迭声问道。
　　“唉，老板做大厨，我不会有机会做大厨……大厨每月比二厨多一千多马克呢！”阿米高说着，不时地朝着小路那头张望。
　　但是凭我的直觉，他说的不是全部理由。一定还有别的原因！
　　“香港园那里电话打了没？”不等我问，阿米高关心地问起我的事来。
　　“打了。”
　　“要不要酒吧？”
　　“要……”
　　“那太好了！那老板搞女人是出了名的，你去了要小心啊！”
　　“没事！”
　　阿米高仍然满脸忧虑。“那里的大厨也是福建人……蛮狠！老板都怕他！你也要小心他……”
　　“老板都怕他？那为什么还用他呢？”
　　“那家伙烧菜手艺特别好，在斯图加特炒菜最好的就是他了……不过听说那人又狠又毒，什么都干过……”
　　拿到语言班证明和找到工给我带来的喜悦，冲淡了我的恐惧。我满不在意地笑笑，说，“没关系的，我离他远点就是了！……阿米高师傅，你离开神龙园又去哪里干了？”
　　阿米高告诉我，一周前他去了爱森弗特的一家中餐馆。说好三个星期后就让他做大厨。后来一个工友告诉他，老板其实只是哄他做三个星期的临时工。那餐馆平时只需要四个人，这段时间是节日临时加人。说完这些，他叹了口气，眼神茫然。
　　“那你回神龙园啊！”我着急地道。
　　他摇摇头。“你以为神龙园的二厨就等我做的？我一走，马上找人顶了……”
　　“那你怎么办？”
　　“唉，三个星期后再找工吧！”他烦躁地说着，又转过头往小路那头张望。
　　我顺着他的视线望过去，一个女人从小路那头走近来。那是个瘦高个女人，眉目清秀，穿着藏青色长羽绒衣，背着双肩背包。她不时地抬起手，拂去掠过眼前的长发。我的心里一动，看看阿米高，见他那双凝望着女人的眼睛里，泛着柔情。我顿时猜到，这个女人，应该就是阿华。
　　“怎么才来？”阿米高直着脖子，笑着大声责备那女人。
　　“没赶上车……”女人嗔怪地看了他一眼，然后有些羞怯地转向我，“你是罗小姐吗？”
　　我点点头。“阿华姐吗？”
　　女人愣了一下，再次笑起来，带着感激和亲近的口气对我说，“小西，我叫你小西可以吗？”
　　“当然可以！”
　　她突然充满感激地对我说了句，“谢谢你啊！”
　　我顿时有些不知所措，连忙站起来，和阿米高往各自边上挪了挪，腾出空来。阿华在我们中间坐下，并摘下背包，抱在腿上。然后她侧过脸来，热切地望着我，说，“小西，我早就听阿米高说过你。他说你人很好……小西，你真漂亮！”
　　“你也很漂亮！”我端详着阿华的脸。她那张脸清秀，苍白，长长的睫毛下半遮半掩着忧郁和茫然。
　　阿华被我瞅得不好意思，低垂下眼睑。“你找到工了吗？听阿米高说香港园找个酒吧……”
　　“嗯。香港园老板叫我明天去见工……你呢？你在哪里做？”
　　“爱森弗特。你知道爱森弗特吗？离斯图加挺远的……”
　　“你为什么不在斯图加找工呢？”
　　“唉，我还没有听证。……还是黑工。”阿华叹了口气道。
　　我明白了阿米高离开神龙园的那个更重要的原因。我突然有些羡慕这个叫阿华的女人。我转向她，“是你要上法庭听证吗？”
　　阿华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这时，阿米高说，“你是大学生……现在请翻译都好贵啊！我想请你帮我翻译材料……”
　　“好啊！没问题。你把材料给我，我带回去帮你翻……翻译好了我给阿米高打电话。”我欣然应允。
　　阿米高和阿华都很高兴。阿米高催促阿华，“快，快把材料拿出来给小西……我说小西会帮忙的吧！”
　　阿华慌忙打开背包，从里面掏出一个牛皮纸袋，递给我。“小西，太谢谢你啦！”
　　这时我才弄明白，听证原来就是联邦局官员当面听取你在德国申请庇护的理由和证据，然后决定你是否能够获得联邦德国的居留权。据说，在德国取得庇护，是一个难民以捷径方式走向翻身的一次非常机会。完全符合庇护条件的，按德国难民法第十六条将获得永久居留权。在这个高福利的国家里，获得这个权利就等于你一辈子不再有生活的后顾之忧。另一种是虽不符合庇护条件而符合遣返保护的，按照难民法第五十一条发给两年一延的居留许可，允许自由走动并自由打工。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交接的一段时间里，难民获取这两种居留就像考取德国驾驶证一样容易。阿米高告诉我，他认识一个广东人，八九年那个广东人一行十几人在偷渡美国时途经法兰克福机场转机时被海关截获，当海关当局了解到他们前往美国的目的时，不解地问他们为什么不在德国申请庇护。当时德国政府接纳他们就像接待贵宾一样礼貌。他们住的房间就连电视机和录像机也配备齐全。那个广东人在听证时，发现听证官对他拿出的两颗解放军的肩章非常感兴趣，就送了他一颗。结果广东人获得了十六条居留。可是德国政府的这种优待和宽容，在不长的时间里就令事态发展到了极端。九二年以后，难民潮困扰着德国，令德国政府每年不得不为此付出上百亿马克的财政开支。这令德国的排外情绪日渐膨胀。尤其是联邦局的所在地巴伐利亚州，对难民的审批更加严厉。
　　“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听说过几个中国人获得难民庇护权的。”阿米高叹了口气，说。
　　“你为什么一定要出来呢？”我转过脸，问阿华。
　　阿华的眼里露出忧郁的神色。“我的家在福建农村。村子里一大半人都偷渡出去了。我家穷啊，穷得只有几间又矮又黑的破屋。那几间破屋子，不仅这里一间那里一间地分散在祖宗老屋的东西南北，而一到下雨天家里的所有盆盆罐罐都用上了，乒乒乓乓的水花溅出来，地面像撒了一层黑面糊似的，不小心骨碌碌地就是一跤。我妈做菜总是不惜加大盐量而少放味精。我曾经问她为什么盘盘菜肴都这么咸，她回答说这样会节省很多……”
　　我不想听。我觉得我的心里已经承载不了更多的哀愁。但是我没有打断她。我想，我的认真倾听，会让他俩感受到我的友情，从而确信我一定会帮忙翻译材料。
　　“后来村子很多人偷渡出去了。几年后，他们家的房子造起来了。一栋比着一栋造。我跟我妈说，我也要出去，我出去了给你寄很多很多钱回来，造比那些楼都高的房子，买很多很多味精回来。我家门前有棵红枫树，秋天到了，地上飘满了红叶子。我那时觉得每一片叶子就是一张钱，我只要弯腰伸手一捡就捡到了！我妈拗不过我，东拼西凑，借了二十多万块钱给蛇头。我就欢天喜地地跟着蛇头走了……”
　　说到这里，她打住了。她没有再说下去。她瞪着前面某个地方，肩膀在不住地颤栗。阿米高忙伸出一条胳膊揽住她，“好了好了，不说了……你打算一直在餐馆黑下去吗？”阿米高转向我。
　　我望望窗外，喷泉的水柱里散发着茫然和焦虑的雾霭。“……不知道。”
　　“你是大学生，干吗不去上学啊！堂堂正正地做人，不要像我们这样，连自己的真名字叫什么都不敢说出来……”阿华说。
　　阿米高也劝道，“是啊！别在中餐馆干了！回去上学吧！”
　　“……”
　　“还是回去上学吧！读书才是正经出路！我在这里卖命，挣钱，以后我儿子说什么都要让他读书，读到博士，有文化好啊！”阿华跟着附和道。
　　以前一听别人说读书，我就本能地反感。很奇怪地，阿米高和阿华的这些话，没有在我心里滋生出抵触和排斥。“……我再打几个月工，就去读书。”我像下了决心似地说道。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依然没有上学的打算。
　　聊了会儿，阿米高就匆匆走了。他说他要赶回去开工。阿华那天正好休息，所以继续留下来陪我坐着。望着阿米高匆促的背影，我在记忆里搜索他爽朗的笑声和大嗓门。却有种隔世的感觉。
　　“你真的要去香港园做？”阿华问我。
　　我收回目光。“是啊！”
　　她犹豫了一下，似乎有某种难言之隐。终于，她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似的，对我说，“小西，你还是再找个地方吧！别去香港园……”
　　我笑。我说，“香港园的老板很色，是不是？”
　　阿华惊讶地点点头。“你知道？”
　　“听说了。”
　　“……我以前在那里做过。后来不做了……不仅仅是老板色，还有……”阿华打了个颤。突然，她一把抓住我的胳膊，睁大眼睛对我说，“小西，你别去香港园！别去！听姐的！”
　　她那种表情和动作把我吓了一大跳。一种不祥的预感像钟声一样在我的头顶敲响。我愣愣地望着她。
　　“真的别去！我已经骂阿米高了！不应该把你介绍到香港园去……其实他也不想让你去的。他说你急着要找工……很难……他还说你是大学生，有身份……他们不敢对你怎么样的……”阿华语无伦次地说着。那只拽着我胳膊的手，几乎掐进了我的肉里，辣辣地疼。“你还是别去！听姐的……”
　　“没什么的。放心吧！”我拍拍她的手背，把话题转开，“阿米高对你很好啊！”
　　“……还好吧！”阿华略微一怔，惨白的脸上慢慢地泛起红晕。
　　“你很爱他吗？”
　　“唉，……出来了，找个伴吧！不过他对我确实不错……”
　　“你们为什么不结婚呢？”
　　“结婚？”阿华皱了下眉，好像没听懂我的话似的。“怎么结婚呢？他在中国有老婆啊……”
　　“他那么爱你，说不定哪天会跟老婆离婚，跟你结婚呢！”
　　“不可能哦！他老婆又没做错什么，他为什么要跟她离婚呢！”
　　“他跟你说过他不会跟你结婚吗？”
　　“说过啊！一开始就说了的……”
　　“可是他爱你呀！”我不甘心地叫起来。我分明感到，我竭力想抓住一些东西，——当初在神龙园听到阿米高剁着菜刀大骂那些非议阿华的男人时，那种震撼和感动。
　　“爱？在德国，都是露水夫妻，说散就散的……我们这些人，哪个知道过了今天，明天又会在那里……”
　　那个下午，和阿华分别后，我在市中心游荡。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我不想回到李月那间灰暗压抑的公寓里。不想看到她阴郁的脸。不想听到她的叹气声。不想她用奇怪的眼神看我。不想心惊胆颤地等待随时爆发的战争。我想尽可能长久地逗留在外面。我走过街头拉琴的乞丐，在支着画架给行人画的素描前停留，有时看看橱窗，有时琢磨着墙壁上的涂鸦。那些涂鸦色彩艳丽，线条夸张简洁，在黄昏里显得有些黯淡。像被时间过滤的往事。为什么，我总是会想起往事。无处逃匿。它们在我的生命里。我开始确信无疑。这使我感觉惶惑。我在街头商店的台阶上坐下来。暮色中人潮涌动。这个城市是何其陌生。就像那件事发生后，我在H城街头梦游。那种强烈的孤独、无助和茫然。
　　我在商店台阶上坐了下来。想起阿米高和阿华提到香港园时的那种反应。清晰地感到心里的不安。香港园，究竟为什么让他们如此惶然？我翻过左手腕，凝望那道疤。它在提醒我经历过的梦魇。我又闻到了那股浓稠的血腥味。昏黄的电灯泡四周飞舞着小虫子。慢慢地变得模糊。越来越模糊。我的脑袋里像被塞满了云朵。感觉自己在飞翔，飞了太久太远，又困又累。我闭上了眼睛……
　　鼻尖上一点冰凉，两点，三点。我睁开眼睛。天灰苍苍的，开始飘雪子。马上又将是一场大雪。我拉了拉左手的衣袖，遮盖住手腕上那道伤疤。然后站了起来。香港园。它使我隐约地不安，但是没有惧怕。左手腕上那道伤疤，已经使我对一切没有畏惧了。支撑着我往前走的，只有单纯的目标：活下去。好好地活着。

cadick

第五章
1
　　香港园离市中心不远，装修得很有中国特色，檐下一排大红灯笼，茶色玻璃大门和玻璃墙上贴着红色剪纸。餐馆在路边，在一个长约五十米的斜坡下。前面是一块空地。斜对面是一家意大利Pizza店。我没有见过Pizza店的老板，站在酒台后面，透过茶色玻璃墙望出去，经常可以看见一辆黑色“奔驰”经过。我猜那是Pizza店老板的车。三点左右，Pizza店的几个印度工人会出来，蹲在中餐馆对面的墙根下晒太阳。他们穿着白长褂，戴着白帽子，朝着中餐馆指指点点。这时，中餐馆老板就特别愤怒。他愤愤地说：“哼！又是鬼佬派他们来打探我这里的生意！”他不允许中餐馆的工人去Pizza店，并和Pizza店的工人交往。据说我前面的一个酒台就是因为和Pizza店的中国菜厨师喝了几次咖啡，被老板炒了。
　　老板是台湾人，叫小乔。据他自己说，小乔不是他的真名。他真名叫什么，谁也不知道。他说他是靠假结婚拿到居留，在德国留下来的。关于他的经历，他很少谈。偶尔涉及一点，也是马上抿紧了嘴巴，不再往下说。他最津津乐道的，是他的女朋友们。“我的女朋友都很漂亮！你不信可以去问小郑他们……”他站在酒台后面，对我说。我瞥了一眼他那又矮又肥的身材，大脑袋上几根稀疏的头发，满脸的疙瘩，连忙点点头表示相信。
　　小郑是厨房里的油锅。除了他之外，厨房里还有两个工人。大厨叫小林，二厨叫江北。三个都是福建人。老板自己做跑堂。
　　第一天见工的时候，老板眉开眼笑地打量着我，一迭声道，“行行行！我这里正缺个酒台……”本来我预备在他问我有没有做过酒台时撒个谎，以保住这份工作。可他不但没有询问，并且答应得如此爽快，令我意外。我坦白，“我只在厨房洗过碗……”话音未落，老板就不以为然道，“没做过就学嘛！我保证你三天就会！你这么漂亮，怎么到厨房去洗碗！你在这里做酒台，以后我慢慢教你做跑堂！做了跑堂就赚钱啦，一个月三四千马克……”他向我描绘着在他这里赚钱的美好前景时，那双鱼泡眼始终没有离开过我的胸部。
　　我在心里轻蔑地一笑，有意作出为难的样子说，“可是我没有劳工纸……”
　　他怔住了。“你……是什么身份？”
　　我犹豫了一下，撒了个谎。“我……是难民。刚出来的……”
　　他把眼睛从我的脸上挪开，注视着餐厅里用餐的客人，然后转身端起放在出菜口的一盘菜，穿过餐厅，送到坐在金鱼缸边的那台客人桌上。回到吧台后，他打卡色机，拿起帐单去给靠窗的那台客人买单。这样来回跑了几趟后，他像是在权衡之后，终于下了很大的决心，对我说道，“你明天来做吧！但是要记住，一有警察或者劳工局的来，你就说是我的女朋友。如果他们没看见你，你就马上到厨房去，钻到灶台下面去躲起来……记住没？”尽管我十二万分不情愿说我是他的女朋友，但是再次被抓进警察局去的恐惧，还是让我点了点头。
　　老板脸上的忧虑表情立刻一扫而光。他显得异常兴奋，好像我真的答应做他的女朋友似的。他从酒台绕到厨房，抑制不住激动地大声说，“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来了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在他转出厨房时，我听到厨房里有个男声带着几分揶揄道，“他只要是母的都漂亮！”老板可能听到了这句话，又折回厨房，有些生气地道，“小林！你到窗口去看看！去看看！不漂亮我马上给你五千马克……”“好，你说的啊！”那个男声懒洋洋的，伴随着噼里啪啦的炒菜声。“我说的！你们两个作证啊……”老板爽快地甩下这句话后，返回酒台来。“我这里什么都有，吃的喝的……你想吃什么尽管自己拿！”他十分豪爽地对我说。
　　“谢谢老板！”我连忙道。
　　“别的餐馆酒台工钱是一千四，我给你一千七……”
　　“谢谢……”
　　“你先做酒台，一边学着做跑堂啦！我一直想讨个老婆，又漂亮又能干，把这个餐馆都交归她管……一直没碰到合适的。艾斯林更那家中餐馆的老板娘原来就是个难民，二十多岁嫁了五十多岁的老板，现在什么都有了！”
　　做跑堂。我的心猛跳了一下。做跑堂的工资加上小费，每个月至少有四五千马克。`钱。我相信我比任何人都懂得钱的重要性。钱是活下去最根本的保证。七岁开始那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十七岁，在烈日下的工地，咬着牙挑砖头。那件事发生后，煮一锅粥，放几片青菜叶子，吃上三四天。现在，付房租、延签证……我望着餐馆外面红色的招牌灯，心里是那晚在夜总会外的苍茫飞雪。身体疲软地靠在树上，胃里因为饥饿仿佛火球在燃烧，蹲下来，捧起雪大口大口地吞咽……那雪花，从此一直在灵魂里飘呀飘。冰凉冰凉的。无休无止。
　　“哎！给倒杯水！”身后，突然响起一个男声。
　　我一惊，连忙转过身。厨房的出菜口，放着一只油腻腻的杯子。我慌忙走过去，拿过杯子，不知所措地望望一瓶瓶酒水。这时，老板说，“小林的，倒啤酒。他是大厨，想喝什么就给他倒……另外两个倒Wassar。”说着，他从我手里拿过杯子，接了一杯啤酒，一边殷勤地对我说，“倒啤酒的时候要把杯子斜着点，让啤酒顺着杯子壁流下去。这样泡沫就少……”然后，他把顶着弧形白色酒沫的杯子放回出菜口。
　　“怎么样？小林？”老板得意洋洋的声音。没有回答。但是尽管背对着出餐口，我依然感觉到背上火辣辣的。那两道目光从出菜口射出来，带着一种肆无忌惮的灼热欲望，烤得我浑身不自在。“小林你看够没？1号菜出……”厨房里面有人不满喊。“哎，真的很漂亮……那身段，那胸脯，啧啧！搞一搞老子死也甘心！”那个男声从出菜口往里面去。“我看看，我看看……”有脚步声往出餐口来。“恩，这个漂亮，不像以前那些丑婆娘……别动她心思啦，小心老板炒你！”“炒怕什么，老子还炒他呢！你们等着，老子一定把她搞定！软的不行就用强……”那个叫小林的满不在乎地道。
　　起初我并不以为然。直到见到他。两点半，餐馆上午的生意结束。厨房里的三个男人走了出来，端着饭菜，围坐在桌子前吃饭。一双眼睛直勾勾地在盯着我看。我抬起头，看到一双阴鸷的眼睛。那双眼睛长在一张颧骨很高的瘦脸上，使整张脸透出一股杀气。我的心咯噔一下。我想，这个男人应该就是小林。我又看了看那个叫小郑的师傅。他像是长年不见太阳了，脸白得跟纸一样，整个人像是没有骨头在支撑，有气无力地坐在那里，随时会瘫成一团肉泥一样。还有一个男人身材瘦小，眼睛小小的，总是耷拉着眼皮，一副没睡够的样子。老板喊他江北。
　　那天老板叮嘱厨房多做了几个好菜。他就坐在我旁边，不停地劝我吃菜，和我说话的口气非常随便和亲昵，仿佛我跟他的关系已经非同寻常。当他看到另外三个男人不断地在窥觑我时，他就露出非常得意的优越感和满足感。才吃了一会饭，他的一只手就从桌子下面伸过来摸我的腿。我动作幅度很大地一闪腿，皱了皱眉。桌上吃饭的另外三个男人可能都明白发生了什么，拿眼睛迅速瞥了下我这边的桌子。老板有些尴尬，“呃！呃！”他干咳了两声。“新来的？”这时，小林可能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我低着头扒饭，低低地恩了一声。他又追问道，“难怪以前没见过你……难民营最近是听说新来一些人。你叫什么？”我还没回答，老板抢着代我答道，“她叫阿仪！小林你不要打主意啊！要估估自己的实力……”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撒谎说自己是难民。也许在潜意识里，我是想和读书人彻底划清界限。也许，我只是本能地想隐藏起自己的真实身份。那次被抓进警察局的经历我仍然记忆犹新。好多次梦里，我梦见警车尖利地呼啸着追赶我，雪亮的灯刺得我睁不开眼睛。什么都看不见。我在梦中骤然惊醒，醒来时心脏还在剧烈地撞击着胸膛。有时身上衣服被冷汗浸透了，像刚从水里捞出来。
　　小林并不理会老板，仍然不停地跟我搭话。老板的脸阴下来。他匆匆吃了几口饭，就“啪”地搁下勺子，狠狠地瞪了一眼小林，起身走了。他一走，饭桌上的气氛马上活了起来。小林用嘲笑的口吻冲着老板的背影说道，“牛逼什么？那天差点被黑女人强奸了，要不是老子冲上去把他从黑女人的怀里拖出来，他就被强奸了……”“哈哈哈哈！你说老板那天怎么这么熊？”小郑有些幸灾乐祸地问。小林眉飞色舞，不屑地说，“鬼知道！那天他跟我进红灯区的时候还说得好好的，他说，小林，我今天要搞时间长一点，你完了在外面等我啊！说完他就冲到楼上去了。还没几分钟，我就听到他在惨叫‘救命！小林快来……’他叫得杀猪一样，我吓了一大跳，以为闹人命了。我赶忙冲上楼去，见一个人高马大的黑女人正在把他往怀里拉。那女人敞着怀，两个大黑奶子晃动着，正拼命把老板的脸往她奶子上按……老板拼命挣扎着，像老鹰爪子里的小鸡。他回头一看到我，挣脱出一条手臂伸向我，朝我拼命喊‘小林快救我……’我冲上前，几下子把他从黑女人手里拖出来。他头也不回，连滚带爬就往楼下跑，跑到最后几级还踩了个空，一个狗啃屎栽到楼梯下面。他爬起来连衣服都来不及拍，就往门外跑……”
　　“哈哈哈哈……”他们三个一阵大笑。我也忍不住笑起来。小林一见我笑，更来劲了。“我跟到门外，一看，老板脸色还是灰灰的。他倒抽着冷气告诉我，刚才他刚上楼，这个黑女人就一把拽住他，把他往房间里拖……那黑鬼力气真大，我下楼时被她踹了一脚屁股，回来疼了两个礼拜。”“奇怪，老板向来漂亮的难看的通吃，怎么那次不搞黑鬼？”小郑颇不解地问道。小林暧昧地笑起来，说，“我估计被那酒台搞软了！那婆娘一搞起来叫得整个斯图加都能听到……叫得我睡不好，幸亏走人了！”小郑嘿嘿笑了几声，说，“是啊，那酒台瘦骨嶙峋，胸部比刀削的还要平，她不晓得跟多少男人睡过，老板还很得意地跟我说，‘小郑，哪个都搞不到她，她就让我搞了！’哈哈！”“他呀，只要是母的就行！”小林转向我，鄙夷地说，“你不晓得他的前一任情人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牙齿七歪八斜，身段像肥鸭子一样中间肿起，而且脾气还无比乖张！”说到这里，他颤抖一下，故意作出恐惧状，说，“这样的女人一夜倒贴我五百马克我也不睡。可他做老板的居然睡得下……”
　　我只是矜持地笑笑，不吱声。我注意到，自始自终，看上去老实巴交的江北没有说话。在他们两个说得手舞足蹈时，他只是嘴角微微一扯，露出淡淡的笑意。我不由地多看了他几眼。我的眼神和他偷偷瞥我的目光产生了一种微妙的交融，这确定了我们接下来的信任和友情。
　　那顿午饭在死寂中结束。在小林兴致勃勃地描述老板那些情人的丑态时，小郑脱口而出，“老板那个女朋友还是很漂亮的……”他猛地意识到了什么，戛然而止。似乎为了掩饰自己的失言，他低下头大口大口地吃饭。但是这句话另外两个人显然已经听到了。小林像被什么击中，僵硬在那里。半晌，才回过神来，嘎巴嘎巴地嚼饭。江北则好像根本没听到一样，表情冷淡，不紧不慢地往碗里舀汤。这突如其来的沉默，让我感到异样。我很想知道老板那个漂亮的女朋友的故事，但是谁也不再说话。我有种隐约的感觉，关于这个女人，餐馆里隐匿着一个巨大的秘密。

2
　　我坐在床上，就着床头灯，从阿华给我的那个纸袋子里，抽出一叠材料。这时，李月正搬了把椅子，放在房间正中央，对着顶上那盏不亮了的灯。接着，她在椅子上又叠了一把椅子，把一只脚试探性地爬早椅子上。我连忙放下材料，下床，扶住椅子。她小心翼翼地爬上椅子，伸手取灯管。我用尽全身力气扶住摇摇晃晃的椅子，生怕她摔下来。当她把取下的灯管递给我时，我马上伸出一只手去接，然后把她放在床沿上的新灯管伸给她。自始至终两个人十分默契，却一句话也没有。
　　没有男人的屋子。李月曾经这样形容她的公寓。确实，没有男孩来找她，也没有男孩来找我。那些男孩子，在这个房间里出现一两次，就再也不会来了。曾经有个黑人学生，斯里兰卡的一位贵族公子，在斯图加特大学读博士。他来找我。那是个很腼腆男孩，坐在房间里，手足无措的样子。我把房门敞开着。他努力找话题，而我只是坐着，几乎不说话，不看他。他终于坐不下去了，起身告辞。他后来又来过一次。还是走了。他出门的时候，回过头来，失望地问我，Jasnmin，上帝给了你天使一样的美丽，为什么给你一颗石头一样冰冷的心？我只是转过脸望着窗外。玻璃窗外，映出雪花飘落的疏落影子。
　　李月也一样。
　　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下去。不需要男人。可以两个人配合着换灯管。可以穿着内衣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可以横在一张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一直这样下去。不会有男人以及和男人相关的一切故事。直到大神经敲开房间的门。
　　大神经是来为阿华取材料的。那是我到香港园打工后的第一个休息日。是周一。中餐馆一般周一的生意清淡。老板把我的休息日定在周一。
　　我到香港园打工后，每天八点半出门，晚上凌晨一点才回公寓。自从李月半夜接了那个电话后，房间里的空气愈发郁闷而凝滞。她不像以前那样每天都早早地起来，坐在写字台前读德语。有时我起床了，她还在昏睡。即使起来了，她也会愁容满面地坐在床沿上发呆。有时她坐在写字台台前，闷着头，一勺一勺地往嘴巴里送饭。我无意中抬起头，看见她两眼发直，盯着桌子的某一点，那手上的勺子停留在半空中。我就故意发出点声音，比如咳嗽一下，这时她猛地惊醒过来似的，茫然地望望面前的盘子，又望望手上的勺子，匆匆忙忙地把勺子里的饭塞进嘴巴里。有时吃着吃着，她就把勺子往盘子里一搁，把盘子一推，“唉——”她沉重地叹着气。
　　我知道她跟我一样，也在为马克犯愁。但是我懒得安慰她。因为每次如果她起得比我早，我便只能在她旁若无人的脚步声、杯子放在桌上的磕碰声、把东西装在塑料袋里发出的窸窣声中，愤怒又痛苦地拼凑残缺的睡眠。
　　星期一，我休息。李月走了后，我昏昏沉沉地睡了好久。我一点也没料到大神经会来。我以为是李大姐，犹豫了会，从床上爬起来去开门。大神经站在门口，穿着干净的棉外套，一手一个鼓鼓囊囊的大袋子。他显然是刻意收拾了一番的，胡子刚刚刮过，头发理得过短，露出些头皮来。他满脸堆笑，局促不安对我说，“罗小姐……阿华叫我来的……”
　　我赶忙把身体掩在门后面，只露出个脑袋，愣在那里。
　　“你……不认识我了？我是大神经啊！你以前在神龙园做的时候，我经常去找阿米高……”大神经见我没有拉开门让他进去的意思，急忙说道。
　　我在不知所措中拉开门。他使劲地在门外跺了跺脚，确信鞋子上没有了灰尘后，走进来。
　　“坐。”我冷淡地说着，顾自走进洗手间洗漱。
　　我慢吞吞地梳洗，不知道该怎么告诉大神经，那袋材料，我没有翻译。才看了几行字，我就惊诧得几乎窒息。材料上，写着阿华是大学生运动领袖，她是如何遭受了中国政府的迫害而逃亡德国的。而我分明记得阿华只是一个小学文化的农村妇女。材料中那些对中国的描述，完全不符合事实。我越看越愤怒，想也不想地把材料塞回了袋子里。那段时间，一听到李月的手机铃响起，我就害怕是阿米高打来的。但是不是。很奇怪，阿米高一直没打电话过来。好几次担忧之下，我想给他打电话，问问他的情况。最后还是硬生生地按捺下这种冲动。——关于这材料，我不知道该如何答复阿米高。
　　硬着头皮走出洗手间。大神经看到我，慌忙站起来，点头哈腰地跟我套近乎。“到底是大学生住的地方啊……又干净又漂亮！”他在说假话。因为他迅速瞥了一眼乱七八糟的书桌，皱了皱眉。
　　我在他对面的床沿上坐了下来。
　　他的目光马上又回到我的脸上。他的眼睛闪闪发光。“我给你买了点吃的……”他忙不迭地弯下腰，解开大袋子，露出青菜、粉丝等菜来。
　　“谢谢啊！”我望着袋子里的食物，语气里增加了些许热情。
　　他受宠若惊，拨拉着袋子里的菜，“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喜欢吃什么就跟我说，我给你送来！”
　　“哪能让你破费呢！”我假意推辞着，口气却愈加热乎。“我怎么称呼你呢？”
　　大神经直起腰。“大神经啊！就叫我大神经！”
　　“大神经？”我想起来，在神龙园的时候，的确听说个这个名字。只是不知道那一伙人中哪一个是他。
　　“出来七八年，我都快忘了自己叫啥名字了！每次给家里打电话，家里人喊我阿顺阿顺，我都发愣，阿顺是谁？这里大家都叫我大神经……”
　　“为什么叫你大神经啊！好怪！”
　　大神经不好意思地搓搓手，说，“我们难民，互相瞎叫！我叫大神经，还有一个福建佬叫小神经。呵呵，斯图加就我们两个大小神经……”
　　“你跟阿米高很熟？”
　　“当然！一个难民营的嘛！他这混蛋钱没我赚多，不过比我走运……有桃花运！”
　　“是吗？”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你不知道？”大神经眼皮一抬，好像很惊讶。“他跟阿华好上啦！两个人感情还蛮好……出来后人都会变。阿米高刚来德国的时候，跟女人连话都不敢说的。一说脸就红到脖子。呵呵！现在！现在都有相好了！你说人这变化大不大……”
　　“是啊，人会跟着环境变化的……”
　　“不过你别说出去啊！”大神经紧接着叮嘱我道。
　　“怎么？”
　　“阿华的老公是蛇头！”大神经左右瞄了一下，好像旁边有人似的，压低声音道，“她老公专门组织中国农民偷渡的……后来被德国警察逮住了，现在还关着。不知道哪个把阿华跟阿米高搞在一起的事情告诉他了。他早就放话出来，说一出来就要捅阿米高……”
　　我倒抽了一口冷气。“既然他都知道了，我说不说出去又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不能说！”大神经严肃地对我说，“你说了，以后那蛇头拿你灭口！哪个男人喜欢别人揭自己的绿帽子……”
　　“……阿米高知道吗？”
　　“他怎么不知道！”
　　我又困惑又担忧。“他知道还跟阿华好？！”
　　“唉！你不知道我们难民啊！我在乡下长大的，出来时跟阿米高一样，连句骂人的脏话都不会说。见了女人脸就红。在德国的厨房里做了几年后，什么色情的话都会说，什么粗话脏话都会骂了……哪个做餐馆的不想女人？有的想女人想得命都无所谓……不过阿米高的不要命，我看是跟阿华感情好的缘故吧！”大神经说。
　　那时候，我已经知道，中餐馆，就像大海里的孤岛一样，孤零零地陷在德国人的住宅之间。中国人语言的差劣和日耳曼民族的傲慢神态，造成中餐馆里日常生活的孤立。走出中餐馆大门，碰到的是德国人，双方像从前生到下辈子都没有什么关联似地擦身而过。而且中餐馆的作息时间很特殊。早上十点半到下午两点半。中间休息三小时。下午五点半到晚上十一点半收工。也就是说，餐馆的工人只能在下午两点半到五点半之间，走到闹市区，挤到德国人中间，然后又默默地回到中餐馆。一天一天，一年一年。每天面对的就那么几个人：一两个女人和三五个男人，用哪一种方法也玩不出有色彩的花样。做工，吃饭，睡觉。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内容。那种单调、乏味的生活，就像黑色血液流淌在工人的血管里，以至生命长时间浸泡在这窄小、封闭的环境里，灵魂就发出异样的尖叫。那就是性欲。谈不上钟情，谈不上爱意，只因为性欲是有颜色的，性欲可以弥补生活的一切缺乏。尤其坐立不安的是男人。在中餐馆里，邪恶的动机就像心率疾病一样潜伏在男人的心脏里，给一点刺激就发作了。我想起香港园的老板和那几个男人，浓重的阴霾笼罩在了心上。
　　大神经马上捕捉到了我的表情变化，一眨不眨地望着我，“怎么了？”
　　“哦，没什么。”我说。“我才起来……”
　　我想用这句话把大神经送走。但是他弯下腰，提起袋子，“饿了吧？我给你买了水饺……下给你吃啊！”边说边擅自往厨房走去。我听到冰箱门被拉开的声音。接着是他惊讶的嘀咕，“怎么空的？面包、酸菜……你就吃这？”
　　我的面子上有些挂不住。我含糊地说，“哦，我在餐馆吃……这是我同屋的。”
　　“同屋？你同学？怎么吃这东西？”大神经好像难以置信。
　　“……”我站起来，走过去，见他把袋子里的食物一样样拿出来，塞进冰箱里。我想提醒他放在第三格。张了张嘴，还是什么都没说。
　　大神经熟练地打开电炉子，烧水，下饺子。一边用聊天的口气对我说，“我啊，真搞不懂阿米高干吗跟阿华一直裹在一起。那女人……”他不屑地“哼”了声，接着道，“那女人以前是难民营有名的桃花妹，五十马克睡一次……她跟很多男的搞过！”
　　“是吗？”我望着滚水里翻腾的饺子，用力吞咽了一口唾液。
　　“哪个不知道！”大神经提高了嗓门，看看我，说，“她也在香港园做过……跟老板，跟那里的工人都睡过！”
　　“不会吧！”我惊讶地瞥了他一眼。他说得很认真，不像在撒谎。我的脑海里迅速闪过小郑那有气无力的样子，闪过江北的漠然。我觉得大神经的话里有夸张的成分。“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不知道！香港园老板是台湾人是不是？大厨叫小林，还有个叫小郑的是不是？小郑跟一个德国女人假结婚搞居留，听说现在麻烦事一大堆，是不是……”大神经一连问了好多个“是不是”，言之确凿。
　　我无法回答，因为有的我根本不知道。
　　“那个大厨你千万别惹他！他在中国时是黑社会的……在法兰克福当过打手……听说还是个性虐待狂！阿华那时候身上经常是伤口……”
　　我感觉心在往下沉，沉到一个黑暗的深渊中。“阿华她……为什么呢？为钱吗？”
　　“为钱是肯定的。但是有时候也是没办法……你不睡，厨房的就刁难你！让你干不下去！不过陪男人睡觉对阿华她们也都习惯了。偷渡出来的女人哪个在路上没被强奸过，有的还被轮奸的……”大神经见怪不怪地说。
　　我瞪大眼睛。“啊？”
　　从大神经那里，我知道了阿华的一些遭遇。据说她在偷渡出来的路上，就被蛇头强暴了。同行的几个女人中，她最年轻最漂亮。起初她拼命反抗，蛇头也并不强迫她，只停下来不走。于是所有的人都开始劝说她。她一个劲地摇头，眼泪淌湿了衣襟。后来同行的那些偷渡客就威胁她，再不陪蛇头睡觉就丢下她。她只好屈从。偷渡客最怕半路被丢下。蛇头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带着那些人走到半路时，便提出加价。胁迫他们给家里打电话要钱。也胁迫女人陪他们睡觉。队伍中的女人，在漫长的偷渡路程中，不是被蛇头强暴，就是被同行的男人强暴。无法反抗。阿华在被蛇头强暴后，为了避免再被别的男人欺负，索性跟了蛇头。
　　走到俄罗斯边境时，一行人被警察捕获。蛇头被抓走了。三个俄罗斯警察把男人和女人分别关押在牢房里。那三个警察逐个打量着惊恐不安的女人们，嘀咕了一会，走到阿华面前，示意她跟着他们走。她不知道他们要带她去哪里，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几乎吓晕过去。警察们把她带到隔壁的牢房。几小时后，他们三个一边整理衣服一边心满意足地走了出来。半晌，阿华跌跌撞撞地出来，头发凌乱，目光呆滞。她的衣服错扣着，露出半个雪白的乳房来。她的脸上和脖子上，到处是红色的吻痕。她弯着腰大口大口地呕吐。那三个俄罗斯警察挥挥手，示意女人们可以过境了……
　　我目瞪口呆，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大神经把饺子舀出来，盛在碗里，把热气腾腾的碗端到写字台上。“来，快来吃吧！”见我愣着不动，他笑起来，说，“这有什么！偷渡出来的女人哪个没碰到过这些事情……快趁热吃吧！”
　　“冷一冷再吃……”我重新回到床边，坐下来，突然感觉食欲全无。我拿过放在床头柜上的那个纸袋子，手指在袋子上来回摸索着。我的脑海里浮现出阿华苍白洁净的脸，长睫毛下忧郁的眼神，她冷不丁的哆嗦，以及她那几乎掐进我胳膊里的手……因为这材料引起的对她的鄙视顿时烟消云散。我想起我在中国时的遭遇。但是……
　　“对了，阿华的材料翻好了吗？”大神经注视着我手里的纸袋子。“她马上要上法庭听证了……”
　　我本想把纸袋子还给大神经，请他转告阿华，我不能翻译这材料。但是当我想起阿华的那些遭遇，我犹豫了。我把纸袋子重新放回床头柜。“……过几天再说吧！我还没来得及翻好。”
　　大神经一点也没有失望的神情。相反地，他看上去很是高兴。“好！我以后再来……反正我认识这里了！”他说着，又招呼我，“快吃饺子吧！都冷了！”
　　我吃饺子的时候，李月回来了。大神经忙站起来点头哈腰地跟她打招呼。她居高临下地瞥了他一眼，把手上的书往床上一扔，便转身走进厨房。当她拉开冰箱门时，我听到她低低地惊呼了一声。或许是不愿意让她认为我跟大神经有什么不可见人的关系，我冲着厨房说道，“哦！大神经师傅今天请客……”
　　我看到李月望着冰箱里那些食物，脸上放出异样的光彩来。她站在那里，眼珠子一动不动，那表情仿佛是卖火柴的小女孩擦亮火柴后看见的烤鹅。半晌，她关上冰箱门，直起身来。这时，我看到她转过脸来，目光投向大神经，微微一笑。
　　那时，我正吞咽下最后一个水饺，对将要发生的一切浑然不觉。

3
　　香港园隐匿着一个巨大的秘密！这个秘密跟老板那个漂亮的女朋友有关！到香港园做工不久，我就几乎可以肯定。
　　那天早上十点，我准时走进香港园。餐厅里的红地毯上，到处是一团团深深浅浅的黑。白色的桌布。白得刺目。白得惊心。就像一疙瘩一疙瘩的雪。从厨房里传来剁菜声和铁桶偶尔被扔在瓷砖上发出的“哐当”声。除此之外，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了。我把背包放在酒柜下面，从柜子里拿出白衬衫、黑裙子，然后穿过走廊，走进洗手间换衣服。当我一粒一粒解开扣子时，无意中回头，我的心脏陡地一跳。门边，一颗黑脑袋一缩。紧接着，一行脚步声急促地往走廊外头去。有人在偷看！在偷看我！！我的血直往脑门上冲。我一把合拢上衣服，几步冲到门口，往脚步声消失的方向望去。什么人也没有。
　　谁？谁在偷看我？！我返回洗手间，反扣上门，一边换衣服，一边愤怒地想。小林！肯定是小林！对，就是他！只有他！我怒火中烧。我几乎想冲到厨房破口大骂，然后抓起碗朝他脸上狠狠砸过去。我拼命地做深呼吸。冷静！冷静！我竭力劝说自己。等怒火慢慢地压抑下去，我拉开门，回到餐厅。
　　老板站在鱼缸前面，背对着我，整个人浸在阴影里。那鱼缸里的鱼迟缓地摆着尾巴，有的浮在水里半天也一动不动，好像死了一样。他专注地望着鱼缸，一直以同一个姿势。这使我怀疑他究竟是在看鱼，还是在发呆。我轻手轻脚地走到他身后，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站住。正在犹豫着该不该喊他时，他转过身来。我确信他是听到了某种轻微的声音而转过身来的。当他看到我时，他明显地受了惊吓。“你……你……”他瞪着我，一只手颤抖着指着我，面无人色。我被他吓了一大跳，呆呆地站在那里。几分钟后，老板才像灵魂重新附体一样，无力地垂下胳膊。“你……吓我一跳……”他说。我发现，他的额头和鼻尖缀满冷汗。
　　回到酒台后好久，他的脸色才慢慢地恢复正常。他倒了一杯橙汁给自己，又殷勤地给我倒了一杯，没话找话地道，“来这么早……”我拿起杯子，装着若无其事地笑了笑，拿起橙汁喝了几口。然后在水池里放水、切柠檬……做开工前的准备工作。“酒水在地窖里……你每天晚上下去拿上来，同时把空瓶子拿下去。……你去过地窖么？”老板问。“去过啊！”我答。不知怎么，他说“地窖”这个词时，声音又紧又抖，传递出一种奇怪的惧怕。我不由地瞥了他一眼。他瞪着前方，侧脸的线条硬生生的，仿佛想起了什么。像是为了摆脱某种困扰，他仰起头，猛灌了一大口橙汁。
　　客人陆续走进来。我顾不上一大早遭遇的愤怒、惊悸和疑惑，站在吧台后面，微笑着和进门的客人问好。“早上好！”“早上好！”他们也向我问好。老板也迅速绽开笑容，迎上去，捧着菜谱，领着客人落座。他给客人点完餐后，就回到吧台，在卡色机上打出酒水单子和菜单。他一边把酒水单子递给我，一边说，“两个中杯Cola，一个Orangesaft……”我忙拉开冰柜，拿出中号杯子和大号圆底瘦腰宽口的玻璃杯，再拿出可乐，倒在中号玻璃杯。然后拿出Orangesaft，倒在大号圆底瘦腰宽口的玻璃杯里。
　　不同的酒水必须倒在相对应的杯子里。而且酒水要恰好倒在杯子的刻度处。超过刻度，老板就说，“你这样倒我要亏本啦！”如果倒在刻度下面，老板就说,“阿仪啊，你这样倒会把我的客人都赶走啦！”他说时笑眯眯的，半开玩笑的口气，可是还是让我感到很大的压力。二十多种酒水，不仅要记酒水的名字，还要记住相应的杯子。这使我手忙脚乱，特别是几张酒水单同时过来后，我常常不是速度太慢，就是把酒水倒错了杯子。老板也不责怪我。他很殷勤地过来帮我倒酒水，一边安慰我说，“慢慢做就会了！做几天就会了！”
　　客人不多的时候，老板就站在吧台后面跟我吹牛。他完全回到了常态。他最津津乐道的是他的女朋友。“我的女朋友都很漂亮……”他总是这样开头。我也连忙吹捧他，“恩，肯定啦！”他就很来劲，说，“我的女朋友都很多人追啊！她们只跟我睡觉……”他说了越南婆等一大堆女人。我心一动，“你认识阿华吗？”“阿华？”他想了会，很不屑地叫起来，“阿华！我怎么不认识呢！我搞过她！搞几次就不想搞了，躺着跟死人一样，奶子也太小，捏都捏不起来……不像我那个最漂亮的女朋友，性欲很强啊！一搞就呼天抢地地叫，好啊！上上下下都好啊！……她比你还漂亮，啧啧，那皮肤又白又细，眼睛水灵灵的，个头比你还高，哪里都勾人魂……”我打趣他，“这么漂亮！你怎么不跟她结婚呢？”“她……跟我朋友合不来。”说完这句话，他就抿紧了嘴巴，再不说什么。我猛地想起小林他们说的那个“老板的女朋友”，忍不住追问道，“你朋友？她跟你朋友合不来，这和跟你结婚又有什么关系呢？”可是老板岔开了话题。
　　送了几趟餐后，老板似乎完全忘记了他刚说过的话，又开始新一轮的吹牛，依然如出一辙的开头，“我的女朋友都很漂亮……”翻来覆去还是那些女人。听得我耳朵发麻，大脑发胀。但是我还是装出很感兴趣的样子，不时地配合着他的唾液点头。我发现，他最想说的，其实是那个他认为“最漂亮”的女人。我最感兴趣的也是那个女人。但不知道为何，无论我怎么诱导，一说到她，老板就闭紧了嘴巴。他对她讳莫如深。
　　不仅仅是老板，这个餐馆的每个人，小林、小郑和江北，都绝口不提这个女人。好几次，吃饭时，我有意问，“老板那个最漂亮的女朋友现在在哪里做工呢？”只要我一涉及到这个女人，嬉笑的气氛立刻冻住了。回答我的，只有咀嚼和喝汤声。他们都像没有听到我的问题。有一次，我和小郑最后吃完。等另外的人走后，小郑冷不丁地对我说，“以后，你不要再提这个女人……”我惊讶地问，“为什么？”他欲言又止，说，“反正你别提就是了！”我疑窦丛生，但是我决定不再关心那个女人。生活的压力，让我自顾不暇。
　　我又去了乌尔海姆的语言班。因为老板说，我酒台做熟了，就做跑堂。当我再次出现在时，教室里立刻沸腾起来。个个热切地朝我望着，望得我云里雾里。“Jasmin！来这里坐！”伊朗胖小伙大声地招呼我，一只手拍着他旁边的空座位。好多人嘿嘿地笑起来。他的脸红了，但是那双大眼睛仍然含情脉脉地望着我。我迅速扫了一遍教室，只有伊朗胖小伙旁边那个座位是空的。我只好朝他走过去。教室里又起了一阵哄笑声，有几个还朝我挤挤眼睛。这使我对伊朗胖小伙心起怒火。我绷着脸走到空座位旁，没好气地把背包往椅子旁一放，坐了下来。
　　“Jasmin！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我跟他们打赌。我说你会来的，他们说你不会再来了。”伊朗胖小伙殷勤地把讲义推到我面前。“以前几个中国人都不再来了……你一直来好吗？我可以教你德语。你知道这个德语怎么说吗？”他翘起大拇指。我冷淡地摇摇头。“”他认真地吐出一个单词，对我说，“Jasmin，跟着我念……别怕，多念几遍就会了！”我只好跟着他念了几遍。“你太棒了！”他热烈地夸赞我，接着又翘起食指，“你知道这个德语怎么说吗？”有几个女生转过脸来看看我和他，拼命忍住笑。我又羞又恼，干脆转过脸去望着窗子，不再理会他。
　　窗台边长了几株绿萝，藤蔓绕着包粽的柱子向上生长，一路张开它自己的大叶子。这些叶子又肥又绿，似乎要把整个教室罩进绿荫里。德国人似乎很喜欢在房间里摆绿萝，在哪里都可以看到。我突然想，坐在这些绿萝下，就如坐在绿萝架下。据说这种绿萝架可以蔓延数千里，那么意味着人也可以终生走不出绿萝架。如果一生都住在一道绿色的走廊里，这有多么幸福啊！冷不丁地，我又想起刚到德国那天，在飞机场“POLICE”房间里碰到的那个男青年。他去了哪里呢？还有那个上海女孩，她又在哪里呢？我又在哪里？以后我会去哪里？我呆呆地望着不远处教堂顶上的十字架。十字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群鸽子从十字架前飞过。
　　我的思绪漫无边际地游荡，又一次次地被德语老师拉回来。“Jasmin ……”老师时不时地提问我，而我只愣愣地看着她。看得出来，我来上课让她十分惊喜。她一次次地把我喊起来回答问题，又一次次失望地请我坐下。每次我站着不知所措时，伊朗胖小伙就会着急地告诉我答案。但是我只是沉默。我的心里对老师充满了歉意。有那么一刻，我努力集中注意力想认真听课，我想学好德语，以后有机会做跑堂。可是马上，我的眼前出现从前的一幕幕。我坐在课堂里。他站在讲台上，意气飞扬，不时地转身在黑板上写字。回转身来，他的目光朝我投过来，微微一笑，传递着特殊的深意……我就感到头开始痛起来。一股强烈的抵触和厌恶从内心里升腾起来。我绝望地发现，尽管一切已经成为过去，但那种惨痛的记忆仍然在影响着我，在类似的场景，在同一个男人说话时，在街上行走时，在梦中，那些记忆会突然跳出来，让我的头疼痛难忍，本能地排斥着读书。
　　一下课，伊朗胖小伙就转过身来缠着我说话。大家都看着我和他偷偷地笑。我很尴尬，站起来跑到走廊上去，把尴尬甩给了伊朗胖小伙。走廊上有一台自动饮料机，老师和学生们可以免费享用咖啡等饮料。几个男生和女生端着咖啡，站在走廊里聊天。看到我，他们立刻围了上来。“Jasmin ，中国女孩子都像你这么漂亮吗？”一个男生笑眯眯地打量着我问。我微笑着答，“呀！”又一个问，“中国的母语是英语吗？”我摇摇头，“不，是中文。”那人就很惊讶地问，“那你的英语怎么说得这么好？你是在中国学的还是在德国学？”“在中国。”我说。“啊！是吗？中国人太了不起了！”几个人纷纷赞叹道。这使我的脸一阵发热。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让我本能地挺了挺胸膛，同时，熟悉的悲伤再次浮上心头。我曾经是优等生，每门课的成绩我都是班里第一名。可是……我甩甩头，强迫自己不再回想过去。当我的意识回到现实，我立刻又感到羞愧。我为自己在课堂上张口结舌而羞愧。我开始强迫自己听课。
　　坐在课堂上，我仿佛看到自己一手拿着黑色大钱夹，一手拿着帐单，去给客人结帐。然后从客人手里接过钱。“哦，不用找了。”客人这么对我说。我把钱塞进我的黑色大皮夹……每次走神，我就想象那个场面。我的心脏就开始激动地狂跳。我专注地盯着老师，凝神屏息地捕捉她嘴里发出的每一个单词，猜测她说的意思。
　　李月对我突然开始背德语单词感到十分惊奇。每当我捧着书，口里念念有辞时，她那镜片后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不时地，她用食指把眼镜往鼻梁上方推一下。那表情和我最初住入住时一样。只不过那时，让她惊奇和费解的是，为什么我从不看书学习。不过她依然不问我任何问题。我感觉她的心事愈加沉重。她似乎在某种想法中徘徊不定，痛苦不堪。有几次，她抬起头，眼神茫然地望着我，显然想跟我谈什么，但最后还是把头低了下去。
　　我发觉，她的手机铃声频繁地响。每次她生怕我接似的，扑过去抓住手机，然后走到房间外面去接。其实我一点也没想接她的电话。因为我担心是阿米高打来的。这使我的内心里对阿米高充满愧疚。有时我盼望他会打电话来，那样，我就可以告诉他，他托我的事情，我一直放在心上的。只是我想不好是否该帮阿华翻译那些材料。但是他一直没有打电话来。有一次，李月接通电话时，我分明听到话筒里是大神经的声音。我以为大神经找我。我望向李月，愣愣地看着她把手机贴在耳朵上，快步走到房间外面去。

4
　　我对老板谎称我住在难民营。老板告诉我，我可以住在餐馆里，楼上有个小房间。以前做工的酒台和跑堂都住在那里。见我迟疑，老板瞥了我一眼，问，“你是不是有男朋友啊？有男朋友也没必要天天搞啊！这样每天赶来赶去很辛苦的……又费车钱，就住在餐馆里啦！”我不置可否。老板以为我答应了，立刻眉开眼笑，“今天就在这里睡！今天就在这里睡！等下带你去看房间……”
　　午饭后，老板就把我带上楼。楼梯是木头的，很窄，踩上去发出沉闷的“咚，咚，咚”的声音。那声音在寂静中回响，加上楼道光线昏暗，听上去有些恐怖。房间在二楼，只有七八平米大，摆了张床，一张桌子。那床上的席梦思垫子中间拱起，两边塌陷下去。我不知道在这个垫子上，在我之前有多少男人和女人做爱过。也不知道在我之后还会有多少男人和女人在上面做爱。混杂着各种体液和汗味的气味在我的想象中散发出来，一股胃酸冲上来，我一把捂住嘴。
　　“怎么啦？”老板听到我的干呕声，转过身来，拍拍我的背。我一闪身，强迫自己把冲到嘴里的胃酸吞咽下去，“老胃病，一累就发……你这里生意太好了！”“哦……”老板又得意又同情地看了我一眼，关切地说，“你以后中午就在这里休息，晚上也可以在这里住。我以前的酒台和跑堂都在这里住……”“好的。”我朝他假装感激地笑了笑，然后皱起眉，作出剧烈呕吐的样子。“你赶紧休息吧……我回头再来！”老板忙退了出去，并带上了门。我走过去关门。这时，我才发觉，门后面没有插销。也就是说，这门根本不能反锁！这个发现使我足足怔了几分钟。咚，咚，咚。楼梯上响起上楼的脚步声。那脚步声有气无力的，每登一级都十分艰难，随时要塌下去似的。我支起耳朵。那脚步声在我的房门外停了停，上楼去了。我知道，厨房那三个男人，就住在三楼的阁楼上。
　　我和衣坐在床垫上，背靠着墙壁。我不敢躺下去，生怕一下子就睡过去。疲惫和困倦兜头裹住了我，眼皮沉甸甸的，但是脑子里仿佛插了一根滚烫的钢丝，时刻在把我往现实世界拽。不知道迷糊了多久，突然，“吱——呀”混沌中仿佛有细微的声音。我一下子跳了起来，瞪住门口。
　　江北推门进来，手里拿着榔头，还有一个包。他把门关上，从包里拿出插销，举着榔头在门上砰砰砰敲起来。然后他插好插销，用力拉了拉。又对着钉子处用力敲了几下，试着拉了拉。我感激地说，“谢谢江师傅！”他没吭声，突然变戏法一样，又从口袋里摸出一个插销。隔着上面那个插销一指距离的地方，他按住插销，又敲下钉子去。装好后，他把门反锁上，用力拉了拉，门纹丝不动。“睡觉插好门。两个插销，好一点……”他板着脸对着门说。我的鼻子一酸。我说，“江师傅，谢谢你啊！”他默默地收拾好工具，头也不回地往门外走。走到门口，他转过身来，对我说，“你跟我们难民好像不一样。你像大学生……”我一怔，反问道，“是吗？”他没再继续这个话题，丢下一句，“晚上我看你最好还是别在这里住。”就上楼去了。
　　我再无睡意，拉开门，朝楼下走去。在楼梯上，我撞上了迎面上楼的小林。他那双眼睛肆无忌惮地盯住我，一步一步朝我逼近。我赶紧侧过身子，给他让路。我尽可能地把身体贴在扶手上，拉开和他的距离。他从我面前经过时，突然抬起胳膊。像是很无意地，他用胳膊肘碰了一下我的胸脯。我的心里升腾起一股怒火。我赶忙低垂下眼睛，以免被他看见我眼睛里的愤怒。然后低着头，匆匆下楼去。
　　走出餐馆，雪亮的光线让我感到晕眩。我深深地吸气，吐气，仿佛终年在阴影里的种子，突然被挪到阳光里，有些不知所措地舒展着枝叶。几个印度男人蹲在餐馆对面的墙根下晒太阳，戴着白帽子，穿着长白褂子。我想，他们应该是对面Pizza店的工人。看到我，他们精神一振，有的立刻站起来，挥舞着双手，用德语激动地大声喊我，“美丽的中国女孩！做个朋友好吗？”不知怎么，我突然想起在飞机上那个摩洛哥男人说的话。我冷着脸，扬起下巴，目不斜视地折身拐向斜坡。阳光亮闪闪地照在餐馆前的空地上，也照在竖在斜坡底下的汽车反光镜上。从镜子里，我看见了自己的脸上满是铅灰色的愁容。
　　路边有个电话亭。我走进去，塞了枚硬币，一下一下地按着数字。阿米高的手机欠费停机。我放下话筒，心里一点一点地恐慌起来。阿米高，他在哪里？当他的电话无法接通时，我不知道，这个陌生的城市，我还有什么号码可以拨打。所有的坚强和希望，在一点一点退却和消失。是的，这一刻我发现自己越来越虚弱。
　　马路上静悄悄的，仿佛所有的人也正在屋子里午休。走了好半天，没有碰到一个行人。只看见一个老人孤独地坐在路旁的椅子上，腿旁靠着一根拐杖。她目光慈祥地望着路边跳来跳去的几只鸽子，当我走过时，她抬起头看看我。“你好！”我微笑着跟她打了个招呼。她干瘪的嘴唇抖抖索索地吐出几个单词，“你——好！”我想坐到她旁边去，和她说说话。我想有个人说说话。可是她马上又低下眼睛去看鸽子了。
　　我百无聊赖地在街上逛了一个多小时，又转回餐馆。我把脸贴在茶色落地玻璃墙上，往里面看。餐馆里黑黢黢的，正对门的大鱼缸里，金鱼好像昏昏欲睡，有的浮在水中半天也不动一下，有的懒洋洋地摆动了几下，就停在水草中间不动了。吧台上倒悬的一排酒杯，泛着冷光。餐桌上铺着洁白的餐布，上面整齐地竖着粉红色三角形餐巾纸，两边摆着刀叉。一切都是沉闷的，令人窒息的。
　　我在漫无目的的游荡中等待营业时间的到来。经过Pizza店时，我好奇又无聊地往里面望了望。门面一个人都没有。张望间，从店里面走出一个瘦小的亚洲男人。他一眼就看到了我，笔直地穿过门面，推开玻璃门。“你是对面新来的酒台吗？”他用中国话问我。我点点头，心想，这个人可能就是那个中国厨师了。我马上想起我的前任被炒的原因。我紧张地往四下里望了望。“我叫阿平……你进来吧！”阿平马上也意识到了什么，朝中餐馆的方向望望，招呼我道。我摇摇头。他便推开玻璃门，走了出来。我连忙后退，离开Pizza 店。“那……以后来玩啊！”他在我身后喊。我头也不回地往斜坡的方向走去。走了一段路，我微微侧身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叫阿平的男人还站在Pizza店门口，望着我。我加快可步子。又走了一会，再回头，PIZZA店门口已经没有人影了。我松了口气，停下来。
　　这时，那辆经常从餐馆门口经过的黑色奔驰正从斜坡上驶下来。我闪到一边，突然，车子猛地刹住了。“Jasmin——”有谁在惊喜地大喊。
　　我茫然地抬起头。一个男人正从车里走下来。“彼——得！”我惊呼。

第七章
　　1
　　从车上走下来的瘦高个男人正是彼得。他穿着黑色皮衣，褐色眼眸里放射出惊喜的光芒。“Jasmin！你怎么会在这里？”他几步冲到我面前。
　　我的心脏突突跳了起来。因为意外和激动，我机械地重复着他的话，“你怎么会在这里？”但马上我明白过来。不等他回答，我指指Pizza店，“那是你的店吗？”
　　“呀！”他点点头，转身招呼我，“上车，Jasmin ！我们去喝咖啡……”
　　“哦，不。”我为难地看看中餐馆。“我马上要上班。我在那里打工。”
　　“你为什么不上学，到这里来干活？”彼得看了一眼中餐馆，皱起眉。
　　“我需要钱。”
　　他深为理解似地点点头。“你晚上几点下班？”
　　“不知道。客人都走光后我才能走。”
　　“晚上我送你回学校。不管多晚我都等你。”
　　“不用了。”我想起餐厅楼上的那个小房间，推辞道。
　　和彼得说话的时候，我不时地抬起眼睛，瞥一眼中餐馆。我一直在提心吊胆，生怕被老板或者厨房的三个师傅看见。匆匆聊了几句，我便和彼得告别。“Jasmin！晚上见！”彼得显然知道我的难处，并不留我，只特意叮嘱道。
　　推开香港园的玻璃门，我就像跌进了一个混沌昏暗的梦里。从窗子里透进来的黄昏的光线里，浮动着无数细小的灰尘。寂静的一团团深深浅浅的黑影，像匍匐沉睡的野兽。那些酒瓶和杯子闪烁着冷冰冰的光。我穿梭在铺着白色桌布的台子间，换下有污渍的桌布，摆上粉红的三角餐巾纸，并在餐巾纸的两边摆上刀叉。做完这一切，我回到酒台，转身按下吧台下面的开关。餐馆外面，悬挂在路旁的红色招牌灯亮了。那红色格外刺眼，在夜色里泛出冷冰冰的光芒。
　　弯腰拿酒水时，我突然感觉有什么从鼻子里流出来。一摸，是血。可能是睡眠不足，或者过于疲惫的缘故，早晨起来洗漱的时候，我经常流鼻血。我仰起脸，抓过餐巾纸拭去鼻子下面的血，然后望了会天花板，把鼻血止住。擦拭手指上的血时，我看见我的手指已经被洗洁精腐蚀得满是小泡，脱出米粒大的圈圈点点，又痒又疼。那洗洁精真毒，我曾经试着戴手套，但是不方便，洗起来很慢。客人多的时候，手忙脚乱，戴着手套十分碍事。我小心地撕掉手指上的脱皮。
　　“你的手怎么了？”小林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我身旁。
　　“哦……没什么……”我吓了一大跳，连忙放下手。
　　小林却一把抓起我的手。“烂了！有一种药水，涂点就好……”
　　我用力把手抽出来，但是他握得太紧了。这时，老板走了进来。他很生气地嚷道：“我说小林啊！你想女人就花点钱到红灯区去嘛！周末我开车带你去法兰克福啦！”小林放开我的手，回嘴说，“你说的啊！我已经两个月没有休息了！明天我要休息，你自己进厨房去炒菜吧！”老板听了这话，口气马上软下来。他笑哈哈地说道，“好啦好啦！知道你辛苦啦！听说难民营刚来了一批女人，有漂亮的不？”“有的话路上也都被搞烂了……”小林说。他们俩同时望向我，目光淫亵、怪异。我咬了咬嘴唇，低下头，在水池里放水。难堪的沉默中，小林拿起杯子，打了满满一杯啤酒，大摇大摆地回厨房。老板心疼地嘀咕着，“每天这么喝啤酒，都要把我喝亏本啦！”
　　洗杯子和洗碗一样，两个水池，每个水池老板只准放一半水。左边的水池里倒插着三把刷子，洗洁精滴几滴在水里，把收回来的杯子倒套进刷子上来回蹭几下。这个动作让老板浮想联翩。他盯着我的手，呼吸慢慢地急促起来，颤着声音问，“你喜欢在上面还是下面？” 我装作没听见，把杯子放到右边水池里用清水漂干净，然后倒放在吧台上晾干。最后一道工序是把干净的餐布团起来塞进杯子里，留一半在外面，左手握着杯子，右手捏着布沿着杯壁转几圈，把里面的水拭干。“你的手脚很利落……做跑堂生意一定好！”老板嘴里喷出的热气一阵阵地扑在我的后颈部。我浑身上下像毛毛虫在爬，痛苦难忍，却又不得不逼着自己麻木。
　　吱——！突然，一声尖利刺耳的刹车声。我猛地抬起头。彼得那辆黑色奔驰一个急刹车，然后急转弯冲了出去，险些撞上中餐馆门前的招牌。“crazy！”老板咬牙切齿地骂道。他瞪着餐馆外彼得的车子，说，“他居然撞我的招牌！”我故意说道，“谁啊，开车这么不小心！”，老板阴沉着脸，说，“还有谁！……那个鬼佬看上你了！”我连忙笑道，“怎么会呢！怎么会呢！”老板不吱声，半晌，迸出一句，“哼！我迟早要收拾他的！”
　　老板说得没错。彼得是为了看我。站在吧台后面，冷不丁地抬起头，可以看见他从玻璃墙外走过。他走过时，脸一直朝餐馆这边侧着，眼睛望着我。隔得老远，我依然能看见他朝我挤挤眼，微微一笑。我慌忙低下头去，生怕被老板发现。彼得一天要走过中餐馆好几趟。我想，他是为了看我。
　　老板也这么想。他每次看到彼得经过中餐馆时，都一副深仇大恨的样子，牙齿咬得嘎嘎响。“我迟早要让他的店关门！”他恶狠狠地道。“我的餐馆有规矩，哪个工人跟对面的人来往，马上走路！”我点糊涂，“为什么呢？”“为什么？”老板的鼻孔里哼了一声，怒气冲冲道，“他有意抢我生意！他开他的Pizza店，还搞什么中国菜！这明明是抢我生意嘛！你看看，你看看，这些客人都往他那里去了……”
　　我顺着他的手指，从茶色玻璃墙望出去，有两个客人正有说有笑地经过餐厅大门，朝Pizza店走去。“哼！我也不怕他抢！我这里的大厨比他那里的强不晓得多少倍！我怕什么！我怕什么！”过一会，他又一脸轻蔑，满不在乎地道。
　　我沉默了一下，试探性地问道，“小林手艺很好吗？”“当然啦！他原来在海德堡炒菜，把两万生意的餐馆炒到了五六万的生意……”
　　“那他怎么到这里来了呢？”我皱了皱眉。
　　老板笑起来，“他？他把老板娘搞了！他想女人想疯了！半夜三更撬开老板娘的房门，进去扑在床上就搞了！”
　　“那老板呢？”
　　“老板？老板回中国会相好的去啦！那老板娘是越南人，长得跟夜叉一样，就是家里有钱……老板是从广州出来的，为了居留跟她结婚，一直不肯跟她生孩子。你看着吧，等他拿到居留就跟她离了！他长这么好，哪会看中那丑婆娘……”
　　“后来呢？”我追问道。
　　“后来？后来老板娘气死了！找了几个人把他狠狠打了一顿，赶走了！好几家餐馆要他，我花了大钱把他抢来的……”老板得意地说。见我忧心忡忡的样子，他安慰道，“你别怕！他不会对你怎么样的……哪有工人跟老板抢的？他敢动你，我马上叫他滚蛋！”
　　我勉强挤出笑容。“谢谢老板……以前你那个最漂亮的女朋友在时，小林也在了吗？”
　　老板顿时像被蛰了一下，闪烁其辞道，“他……在……呃，呃，酒水准备好没？”
　　他想转移话题，可是我忍不住追问，“那……他没打她主意吗？”
　　他答非所问。“那个女人是跟我朋友处不好……我朋友是台湾人，每年都要来德国住几个月。他来德国都住我这里……”老板说到这里就打住了，不再往下说。
　　整个餐馆就像一座坟墓。无论是站在吧台后面，还是帮着老板送餐、整理台子，我都觉得自己跟个活死人没什么两样。只剩下呼吸和手脚的条件反射。我的脑子是木的。偶尔清醒，便觉得胸口闷得慌。我不断地把目光投向茶色玻璃外面，无比羡慕地追随着起起落落的小鸟，走过的行人。他们碰疼了我的眼睛。我有一种极其强烈的冲动，想走出去。到餐馆外面去！我想站在阳光或者星空下，大口大口地呼吸，把清凉的空气吸进身体。有时当客人用完餐往外走时，我会不由自主地跟着他们。我替他们拉开玻璃门，笑吟吟地说“再见”。然后玻璃门反弹回来，把我阻隔在世界之外。我转过身，一步一步地走进餐厅，眼前只有灯光隐约闪烁，如同灵火。我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但是每过一天，我就多一份安全感一份宽慰。因为只有挣着钱，我才知道自己是有用的，才知道自己人在哪里。
　　晚上临收工时，又发生了一件令我匪夷所思的事情。想起彼得说的，他会在我收工后等我。我顾不上吃晚饭，上楼回房间拿背包。窄小的木楼梯，踩上去咯吱作响，在寂寥的夜里发出沉闷空洞的回声。那回声像水纹一样一圈圈荡漾开去，交叠着，在黑夜里响着。我的心提了起来。我不知道楼道的电灯在哪里，便摸黑往房间走。突然，我听到房间里有细微声响，仿佛是谁在黑暗中起身，摸索着穿衣服。接着，我听到一阵压抑的女人的哭泣声。我以为是自己的幻觉。继续往前走。啜泣声越来越清晰。我停下来，凝神倾听，却只有从餐厅里传来的丝竹声，若有若无，恍恍惚惚。我大着胆子推开门，仿佛看到一个穿白衬衣的女子在窗口倏忽不见，如同飞鸟在夜空掠过的羽翼，没有留下痕迹。我哆嗦着手，打开灯。房间里，一个人都没有。我又望望窗子，窗帘被风吹到了窗外，迎风飘扬。夜空中，有零星的星光。
　　我扑到桌子前，抓起背包，关上灯和门，匆匆穿过漆黑的楼道下楼。在剩下三四级楼梯的时候，我看到小林从餐厅那边过来。我的心咯噔一下，正准备往旁边闪。突然我听到小林发出一声惊叫。那叫声里充满了恐惧和慌张，像刀子一样划过空气。空气颤抖起来。我瞪大眼睛。小林像是撞见了鬼一样，瞪着我，一步步往后退去。最后他转身跌跌撞撞往餐厅的方向跑，一个踉跄，几乎跌倒。他马上挣扎着站起来，连滚带爬地往前跑去。我愣在那里。我想起那天早上，老板转身看到我时那种惊慌的表情突然浮现。“你”，一定就是老板那个最漂亮的女朋友！她……究竟怎么了？她在这家餐馆到底经历过一些什么？她后来又去了哪里？一连串的疑问像水泡一样汩汩地涌上来。我竟莫名地感觉这个女人和我有关。她似乎在餐馆的某个角落默默地注视着我，眼神哀伤。
　　我返回餐厅时，老板惊讶地看看我的背包。“你还回难民营？”我点点头。老板皱皱眉，说，“这么晚还回去干什么！楼上不是有房间吗？就住这里吧！我这里什么都有，洗澡的、洗衣服的……”我把背包背在肩膀上，笑着说，“我还是回去睡吧！”老板的眉头拧得更紧了，“你在难民营真有男朋友？”我不置可否地笑笑。老板不高兴地挥挥手，“那你走吧！这么麻烦，换个男朋友啦！”我还是笑笑，说了声，“再见！”就往外走。临出门时，我瞥了一眼小林。他正坐在角落的一张台子边，整个人缩成一团，像患了病似的，脸色惨白。我狐疑地推开玻璃门，往外走去。
　　午夜的马路上空无一人，一辆车也没有。路边黑黢黢的灌木丛里，仿佛潜藏着无数危险。昏黄的路灯下，雾气漂浮，高大的树木倒影在马路上。我踩着一团一团树影子，听到自己的心脏在“扑通扑通”猛烈地跳动着。我走几步，回头望一望。总感觉有人在后面尾随着我。又害怕横里突然蹿出个人，扑向我。我被自己的这种感觉或者说是想象弄得惊恐不安。拐过停车场，我看见一辆黑色的小车静静地停在路边，就在BUS车站。我的心一凛，说不出那一刻是害怕还是欣慰。我放慢了脚步，紧紧地盯着那辆车。
　　当我经过车子时，驾驶室的车窗缓缓地摇了下来。彼得转过脸来，树枝的阴影像一条带子一样蒙住了他的下半部分脸。“Jasmin！上车！”他对我说。我犹豫了一下，摇摇头。“我送你回去。”他有些困惑地望着我，补充道。我不安地朝来时的方向望望，仍然摇头，并退开几步，转身往车站走去。
　　彼得的车子一直静静地停靠在那里，好像里面根本就没有人一样。最后一班BUS从黑暗中驶出来，停在我面前。我上车。整个车厢里只有我一个乘客。我在窗子边坐下，回头，见那辆黑色奔驰缓缓启动了，跟在BUS后面。我闭了闭眼睛，按住狂跳的心，长长地舒了口气。当我睁开眼睛再回头望时，黑色小车已经不见了。这时我突然暗暗奇怪，想起刚来德国时，跟着彼得走，心里没有丝毫的恐惧。为什么现在感到害怕了？

2
　　李月说大神经强奸了她。
　　那天雪下得很大，她打电话到香港园，要我火速回学校。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没来得及开口问，就听她在电话里骂道，“坏女人！你这个坏女人！”她的声音不高，不是那种歇斯底里的。但是一字一字都是从牙齿缝里迸出来，带着满腔的仇恨。那仇恨因为无奈和凄苦，比刀子更具有穿透力，一下子扎进我的胸口。我怔住了。我想问她怎么回事，她却挂断了电话。握着话筒，我足足站了七八分钟，然后向老板请假。
　　老板诧异地看看我。“你在做工啊！小姐！”
　　“我……我知道。”我咬了咬嘴唇，感觉手脚冰凉。
　　“什么事这么重要？”
　　“……”
　　“你去吧！”老板缓和了语气，讨好地对我说，“阿仪啊，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别慌啊，有事情就告诉我，我帮你……”
　　“谢谢。”我吐出两个字后，抓起背包，头昏脑胀地往门口走。
　　雪花像被扯碎的棉絮，大团大团，连接成一片白茫茫的海洋。我失魂落魄地往前走着，深一脚，浅一脚。“坏女人！你这个坏女人！”雪花间回荡着李月咬牙切齿的骂声。我的大脑时而空白，时而清醒。清醒时，我绞尽脑汁思索我究竟做了什么伤害她的事。我想到了种种可能，她的鸡蛋或面包是不是又少了。还是土豆少了两颗。但是这一切都不足以她打电话非要我回去，并且如此仇恨地骂我的理由。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的心里惴惴不安。
　　回到学校，我快步穿过过钢架铁桥。走着走着，我站住了。大朵大朵的雪花飘飘摇摇地落下来。雪花后面，李月瘦弱的身影在晃动，像湖里的水草一样，看上去有几分不真实。但是她的脸清晰分明。她盯着我，充满仇恨。没有血色的嘴唇不住地哆嗦着。我怔了片刻，快步朝她走去。她就站在公寓前面的空地上。那片空地，在春天时应该大片柔软的青草延伸到天际，在秋天时会摇曳着野花、狗尾巴草和蒲公英。但是此刻，只有沸沸扬扬的雪花。那雪花像是洁白的梨花，盛开在寂静的山谷。
　　“……发生什么事了？”我呐呐地问。
　　她没有回答，好像还没有完全回过神来。她瞪着我，又像是根本就不认识我。
　　“喂！你……怎么啦？”
　　她还是不说话。
　　“你……说话啊！”我的声音莫名地颤抖起来。
　　她那张木然的脸突然醒了似的。她怒视着我，一字一顿，咬牙切齿地说，“你知道吗？那个畜生强奸了我！他强奸了我！！”
　　我惊呆了。因为过于震惊，我的意识在瞬间被猛地抽空。好半天，我舔舔嘴唇，艰难地问，“谁……谁强奸……你了？”
　　“大神经！就是那个农民！你带来的农民！”古再芳逼视着我，那目光恨不得把我撕成碎片。“坏女人！你这个坏女人！你为什么带他来房间？！你一定是故意让他欺负我……”
　　震惊和冤屈使我。我睁大眼睛，一个劲地摇头。我拼命地摇头，因为我发不出声音来。但李月根本就不相信。“你这个坏女人！你真恶毒啊！我加你房租、我责怪你偷吃我的鸡蛋和饼干……你恨我！就叫这个男人来强奸我……你这个坏女人！你不得好死……”
　　空气里弥漫着雪花的味道。我张了张干干的嘴巴，结结巴巴地说，“不是的，不是的……”
　　但是她根本不容许我辩解。终于，她停止了对我的咒骂。她的眼神重新变得茫然。半晌，一颗硕大的泪珠从她的眼眶里滚落下来，顺着她的脸颊，缓滑地滑落。“想不到，真想不到，在异国他乡，欺负我的不是异族，而恰恰是本国的同胞……”
　　我呆立着，开始感到不知所措。意识在回到我的大脑里，可是它们像洪水一样兜头扑来，让我在骤然间理不出头绪和纹路。雪地里，我和李月一动不动地站着，面对面。我们像是互相望着，又像对方根本就不存在。我的眼睛里只有雪花，在风中摇晃着落下来的雪花。它们多么美丽，多么干净。我想起曾经在雪地里走，走了很长时间，就是不想离开。但是此刻它们无法慰籍心灵的伤痛。
　　我跌跌撞撞地跑回房间，哆嗦着手，抓过一个布袋子，把洗脸盆上的面霜塞进袋子里。又扯下毛巾，胡乱地塞进袋子。然后我转身冲进卧室，迅速扫视着桌子，床头柜……我用最快的速度把属于我的东西抓起来塞进袋子里。然后我转身冲出门外。这间让我来到德国后栖身并注册入学的公寓，在瞬间让我滋生出一种异样的陌生和恐惧。
　　我提着鼓鼓囊囊的袋子，朝地铁站走去。我的黑色旅游鞋踩在雪地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那声音在寂静中格外清脆。李月依然站在那里，却没有一点真实感，仿佛她只是一个虚幻出来的人。我头也不回地走着，在钢架铁桥上碰到木乃伊。她喊住我，“你去哪里？”我没理她，闷着头往前走。她鄙夷地咕哝了一句，“神气啥呀，还不是在餐馆洗厕所……”突然一股恶气不可抑制地冲上来。我猛地回转身，瞪着她，凶巴巴地吼道，“洗厕所怎么啦？啊？我靠劳动挣钱就神气！”木乃伊被吓了一跳。我的气势压住了她。她有些结巴，“我……是说……你是大学生，读书人怎么做这种事情？我要去餐馆拖地洗厕所，我老公说会把他的脸丢死……”“什么狗屁读书人！呸！”我恶狠狠地打断她，转身就走。她在后面喊，“你该去看看心理医生……李大姐说的……”
　　跑出好远，我突然感到脸上冷冰冰的。抬起手一抹，巴掌上湿湿的。雪花汹涌如潮，而我再一次被黑暗覆盖。我冲进电话亭，放下袋子，哆嗦着手，把硬币塞进电话机，然后摘下话筒，一下一下按着老师家的那个号码。嘟——。嘟——。通了的长音。猝不及防间，对方拎起电话。喂——。听筒里传来老师的声音，迟疑，忐忑。我愣了一下，轻声问，“你睡得着吗？做了亏心事还睡得着吗？”沉默。半晌，再次响起老师充满压抑和痛苦的声音。“小西，你还年轻，要往前看……”“你少放屁！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这？是你毁了我！你……”我歇斯底里地咒骂着。喀哒。他挂断了电话。
　　我摔掉话筒，抱着头，蹲下来。我死命地揪着自己的头发，干嚎着。那咸味的液体，不是眼泪。是孤独，是无助。我突然发现灵魂里的坚强，根本不是灯笼，不能照明这颠沛流离的路途。它正像这满世界的白色雪花，渐渐被风吹散。
　　不知过了多久，我支撑着站起来，给阿米高打电话。我要找到大神经！我要杀了他！仇恨的烈焰炙烤着我，我的身体颤抖着，混乱的思绪中反复跳跃着这个念头。阿米高的手机依然是欠费停机。我不甘心，一遍一遍地拨。始终只有一个女人机械刻板的声音：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欠费停机。挂了电话，我无力地垂下手臂。我的心里掠过一丝不祥，阿米高，他一定出事了！他……他还在德国吗？我的心揪了起来，连忙又摸出硬币，塞进话机。我拨通了神龙园的电话。传来老板娘轻柔的声音。我还来不及问阿米高的消息，她便很抱歉地对我说，“我这里客人很多……你有时间过来玩啊！”我只好挂了电话。
　　S-bahn一路飞驰。走出地铁，风雪弥漫着街道。雪花堆积在街心花园的台阶上，屋顶上，树枝上，雕塑上……大雪覆盖了这个欧洲城市。几只鸽子在马路上东啄啄，西啄啄。我背着背包，提着鼓鼓囊囊的大袋子，顶着风雪，往神龙园走去。
　　推开神龙园的玻璃门，老板娘便笑吟吟地迎上来，“Guten
　　tag（你好）”当她看清是我时，眼睛里放出光来。“啊，是罗小姐！快进来！”
　　猩红地毯。流水般轻缓的音乐。偶尔有刀叉轻微的磕碰声。站在温暖的餐厅里，我突然感到身体软软的，几乎站不住。我把背包和大袋子放到酒台里面。然后掸掉头发和肩膀上厚厚的雪，脱下羽绒衣。生意很好。老板娘推着车子，送餐、结帐，迎送客人，忙得团团转。当她到酒台里来倒酒水时，我连忙走过去帮她，但马上，伸出的手触电般缩了回来。我想起了警察推门进来的那个场景，也想起了那天被警察带走时，眼前漆黑一片的感觉。那个场景，在梦里反复出现，带着警车尖利的呼啸声。我感到身上在出冷汗。我忙退到酒台外面。
　　“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玩？”老板娘趁着送餐的间隙问我，并弯腰对着厨房出菜口大声说，“小西来了！小西来了！”
　　厨房里传来老板呵呵的笑声和炒菜的声音。可是我不想推开厨房门。我怕一走进去，便走进了那可怕的一幕。再说，阿米高已经不在了。这个关心我、一直帮我找工的男人，如今不站在这厨房的灶台边了。再没有他咋咋呼呼的声音。他粗鲁的笑声。他坐在椅子上，腿上放个篓子，一边雕萝卜花，一边打趣我……我突然感到冷。我发现我的头发湿了，那冰冷的水淌下来，顺着脖子淌在背上。我浑身一激灵。
　　“老板娘，您知道阿米高师傅在哪里吗？”我迫不及待地问。
　　“阿米高？”老板娘的笑容敛住了。她一边倒酒水，一边叹了口气，说，“他啊，被关起来了……”
　　我的心猛地抽紧。“被关起来了？为什么？”
　　“说来话长……”老板娘端起托盘送酒水去了。
　　我一直等着她告诉我，但是她总是才开口，便被不断进进出出的客人打断了。终于，客人少了些。老板娘靠在酒台上，告诉了我事情的原委。阿米高离开神龙园时，说爱森弗特一家中餐馆请他过去做大厨。但是他在厨房打杂三个月后，就被解雇了。他到处找工，却只找到一些零工。后来有人告诉他，爱森弗特附近的一个城市里，有家越南餐馆找大厨。那个城市超出了他的活动允许范围。好几个人都劝说他不要只重眼前利益。但是他还是决定黑掉身份过去做工。据说那时他托人买了一尊菩萨雕像，每天开工前就朝菩萨跪拜一次。中国人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在困境中，时常把希望寄托在神明身上，用想象来解脱自己。阿米高也一样。他侥幸地以为神明感动他的虔诚，保佑他，让他平平安安干几年后回国去。
　　但是有天深夜收工后，他出去给家里打电话。当他打完电话，怀着兴奋的心情走出电话亭时，突然一束强烈的灯光照在他脸上。他几乎同时跳了起来，或者说差点软下去。一辆巡逻的警车正缓缓地从街面开过来，车顶上的绿色警灯旋转着，让他在瞬间晕头转向。他回餐馆的路线本该是直接从警车前通过的，可是他实在没有勇气那么做。他有些步伐错乱地隐到背光的地方去了。他的这种举动马上落在了警察的眼里。两个警察同时下车，向他出示了证件。对于偷渡到德国的外国难民来说，最大的克星就是警察。打黑工的、超出范围活动的，一旦被查到不是进警察局就是被罚款。在德国这个制度完善的国家里，对公民的行为大到伤人身体小到说话的声音都做了规定，何况加在难民头上的许多框框条条。为了生存，难民们像一只只敏感脆弱的野兔，躲避、奔跑、出击，最终难免被逮住，绳之以法。阿米高被关进了监狱。
　　我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这时，老板娘从出餐口端出一盘大春卷，招呼我道，“来，快吃！我老公特意为你炸的……”
　　“谢谢……”我拿起叉子，却一点胃口也没有。“后来呢？”
　　“我们去看过他，把上次帮你的那个翻译也带去了……那天他被警察带出来时，看上去木呆呆的，完全换了个人！他一边跟我们说话，一边脑子里好像同时还在应付什么问题，眼神散散的，落在一个收不回去的地方。当听说警察准备实行遣返他时，他一下子跳起来，情绪激动地说，我不能回去！回去也是死啊……唉！”老板娘叹了口气，“罗小姐，你要喝点什么？”
　　我摇摇头。
　　“Bezalen（结帐）？呀……”老板娘微笑地回应坐在窗边的那台客人，转身打Casser机，拿着钱包和单子结帐去了。
　　我机械地叉起一块春卷，塞进嘴里，呆呆的。我仿佛看到阿米高站在监狱里，窗外没有阳光。他像一个迷失在十字路口的失聪老人，望着阴沉沉的远处，一脸的麻木和茫然。这时，老板从厨房里走了出来，笑呵呵地问我，“好吃吗？还要吃点什么？”
　　我抬起头，抱之以感激的一笑。“阿米高真的要被遣返回中国吗？”
　　老板安慰我道，“不会的。他没有身份证落在警察手里，送不走的……唉！他本来在这里做好好的……”
　　“他那个女朋友呢？”我想起阿华。
　　“不知道……”老板好像不愿意多谈阿华，甚至对她有某种成见和鄙视。“你现在在哪里做工？”
　　我犹豫了一下，撒了个谎，“我……没有做……”
　　“是啊！你是大学生，跟那些难民不一样。应该读书去。中国的强大还要靠你们啊！”老板说。
　　“对！”回到酒台的老板娘附和道，“中国不强大，我们这些中国人在外面都受人欺负，被人看不起……我刚出来的时候啊，香港的、台湾的都瞧不起我，喊我‘大陆妹’。他们动不动就说，‘你们大陆穷，这个你没吃过吧？给你吃点……’我听了晚上在被子里直掉眼泪……我们没文化，只能开餐馆。等赚多点钱，我要回国把钱捐助给那些穷学生，帮助他们完成学业……我们中国强大，都要靠你们这些读书人！”
　　我一直无精打采地坐在那里，寡言少语。老板几次对我说，“唱个歌吧！你那时候洗碗时就喜欢唱歌……”可我张了张嘴，喉咙里却发不出声音来。送走最后一个客人后，老板和老板娘陪我坐了一会，便午休去了。他们在餐厅里，把椅子拼成一张小床，躺在上面。餐厅里所有的灯都熄了，仿佛夜幕降临。他们招呼我也躺着休息。我起身告辞。再次走入纷飞的大雪中。那一刻，我觉得非常孤独。仿佛一个人沉没于无垠的海底，覆盖过来海水，堵塞住一切通道。香港园。我知道那是一个黑暗的牢笼。但是我不得不一步步地朝它走去……
　　3
　　香港园的地窖在停车场的角落里。走出餐馆，走上斜坡，然后右拐下到停车场。我只去过一次。是刚来的时候，小郑带我去的。后来每次酒水不够了，都是厨房的三个男人帮我提上来。晚上收工后，老板乐颠颠地帮我整理空饮料瓶和空箱子。装满了空饮料瓶的空箱子一个一个地叠在一辆推车上。老板就叫他们三个轮流帮我推到地窖去。有时候我不好意思，试图自己推，但是老板总是挥挥手说，让他们去啦！起初我以为他是讨好我的一种方式。但很快，我发觉，他是不愿意我去地窖。
　　那晚临近午夜，还有两台客人。其中一台客人要喝8号红酒。我拉开冰箱，8号红酒只剩个底。老板正在褒电话。我对他说，“我去地窖拿红酒……”他朝我点了点头。我不能确定他是否听清楚我说的话。
　　白色的夜晚。静谧。洁净。我不由自主地看看Pizza店。Pizza店的招牌灯已经熄了。那店到晚上十点半准时打佯。但是店里还透出灯光来。不知道彼得在不在。对往事的记忆使我心冷如冰。作为一个女孩子，我知道我的心里有一个永远无法填补的黑洞。那就是对爱和温暖的渴求。但是男人的好是不能轻易接受的。得到的零星温暖，说不定会付出几十倍几百倍的寒冷。我转过身，朝斜坡走去。斜坡上，那些白色的脚印浅了，雪花一层一层覆盖上去，终有一刻，它们会消失。如没有褶皱的白缎子。只是荒凉无法散去。
　　深夜的停车场静悄悄的。昏黄的灯光从顶上打下来，阴湿而寒冷。那些车子后面，好像随时会冒出个人来。我睁大眼睛，小心翼翼地呼吸着，从一辆一辆车子旁经过。我的脚步声在停车场里回响。咚。咚。咚。那空洞的声音被一圈圈地放大，我的恐惧也一点一点地增加。我总觉得有双眼睛在窥觑我。冷不丁地回头，环顾四周，却只有一辆一辆的车子。在停车场的角落，一扇铁门紧闭着。我快步走过去。那铁门锈迹斑斑，但是看上去厚实、牢固。我摸出钥匙，打开门。
　　一股阴湿的味道扑鼻而来。那味道里混杂着潮气、霉气、浓重的酒味以及各种分辨不出的饮料味。对着门的墙上靠近天花板处有一扇小窗户。窗户上树着一根根钢条。一根根微弱的光线从小窗户里漏进来，依稀可以看到一排排架子。我抬起手在门边的墙上摸索，摸到开关，按下。这时，我看清楚了地窖。地窖约十平米左右大小。靠窗的角落堆满插着空饮料瓶的空箱子。那一排排架子上分门别类地横放着酒，并贴着小标签。我走进去，站在架子后面，一个一个标签地找过去。终于找到了8号红酒。我拿下酒瓶，“嗨！”突然，我的身后响起一个声音。我一抖，手中的酒瓶差点掉在地上。
　　我猛地转身，望向门口。门外昏暗的光影里，站着一个瘦小的白影子。“别怕……是我。”那个白影子说着，走了进来。是阿平。他贼眉鼠眼地看着我。“还没收工？”“恩。”我答。我定了定神。“你们那老板坏得很！不准我们店的人跟你们店的来往……上次他叫那个酒台把我挖过去，叫我不要给鬼佬做。我没答应。他那里多忙啊！我这里轻松多了！钱又多，一个礼拜还休息两天……给鬼佬打工舒服多了！”他带着炫耀的口吻说道。
　　我想起了彼得。我装作漫不经心地问，“你们老板结婚没？”“没吧！”阿平颇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你对他有兴趣？”“哪里哪里！”我连忙否认。他也没有再说下去，目光越过我的肩膀，环顾着地窖。我也随着他的视线望了望周围，树着铁栅栏的小天窗、架子、空箱子，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了。心里有了某种东西，便觉得所有跟这相关的都沾上了鬼气。我分明感到一股诡异阴冷的气息在空气里浮动着，这让我隐隐地不安。我问阿平，“你知道我们老板以前有个很漂亮的女朋友吗？”阿平却答非所问道，“我们那老板好像对你很感兴趣……经常向我打听你！问我认不认识你……好像中国人互相都认识一样……”
　　我没有心情和他闲聊，拿着红酒匆匆往外走。回到餐厅时，老板正站在酒台后面，瞪着我。“你去地窖了？”我诧异地看了他一眼。他的脸色很难看。他的嘴巴闭得紧紧的。他拿起我倒好的红酒，给客人送去。回来时，又是满面笑容。他乐滋滋地问我，“晚上住这了？我说嘛，跑来跑去多累，又费车钱……男人嘛，哪里没有！”见我不吭声，他凑过来。那股热气又喷到我的脖子上。“晚上我敲门你开啊……”我走开去，挤出笑容，道，“老板别开玩笑了！”老板的脸色又沉了下来。
　　我的心里，再次升起疑窦。
　　夜晚是在半梦半醒中度过的。我仔细地插上两道插销，和衣躺下。有一阵子，我感觉自己睡着了。睡在水里面。我看到自己的头发和四肢像被抽离了控制线的一具皮影。一个声音在耳边像气泡咕咕上窜。“坏女人！坏女人！你这个坏女人……”先是一个声音，接着是好几个声音，后来是很多很多的声音。我竭力呼吸，挣扎，可是水把我封锁起来，一层层纠缠和包裹。在恐惧中，我醒过来，浑身湿透。不。不。我不是坏女人。我没有做第三者。我没有和他谈恋爱。我没有让大神经强奸李月……我头疼欲裂，感觉喉咙和胸腔剧烈地疼痛。后来又迷迷糊糊地睡过去。并没有睡着，因为我听到了敲门声。那时我的头脑昏昏沉沉的，心却提到了嗓子眼，以至于当我猛地睁开眼睛，凝神细听时，什么声音也没有。有时我分明看到一个白影子在窗口，望着我，眼神忧伤。我又欠起身往窗边望，却只有窗帘被风掀起时，从一角窗子照进来的雪光。
　　睡眠支离破碎。早晨起来就流鼻血。可是我再不想回李月的公寓。最初的震惊后，我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自责之中。尽管我知道，我和那件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无论眼睛睁着还是闭着，我会看见李月那张暗黄的脸，那无神的眼睛，那仇恨的眼神……在雪花后面若隐若现。我一遍遍地想，如果，如果我不答应给阿华翻译材料，那么大神经就不会来取材料，那么后面的事情就都不会发生了。但是，没有如果。
　　我住进餐馆后，老板对我愈加热乎。“阿仪啊，你要赶紧学会做跑堂啊！学会了都交给你做，我每天闷在餐馆受不了啊！”他像一阵风一样，忽儿冲出去送菜，忽儿给客人结帐。这边的盘子刚收回，那边又叫着要添酒水。小林的心情似乎也特别好。那菜倒入油锅时的声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脆响亮。但是他俩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有一晚收工后，小郑上楼从我门口经过时，朝我房间里多看了几眼。江北从来不到我房间来，小郑偶尔在我的门口站一站，和我说几句，然后就恋恋不舍地转身上楼去。那晚我喊他进来坐时，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竖在那里。我微笑着，又说了一遍，“进来坐吧，郑师傅！”小郑一下来了精神，慌忙走进来，坐下。
　　“好累啊！”我没话找话。我觉得只要小郑在这个房间多呆一会，我就多一点安全。
　　“中午没睡吗？”
　　“没……你们呢？”
　　“除了睡觉，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小郑答。
　　“不出去？”我想起阿米高他们中午偶尔会去市中心玩。
　　“出去？去哪里？一出去就要花钱，还不如在房间里睡觉！”
　　“你出来几年了？”我打了个大大的哈欠，但是马上作出兴致勃勃的样子。
　　“三年了。”小郑的眼睛里掠过一丝伤痛，顿了顿，说，“我不是难民。”
　　“哦？”我很是意外。“那你是怎么出来的？”
　　“劳务输出。我是江苏人，下岗了，老婆在幼儿园当保育员。人穷了，谁都看不起……后来咬咬牙，东拼西凑了一笔钱做担保金，出来了。”
　　这时，楼梯上响起上楼的脚步声。我拂了一下头发，注视着小郑，尽力抑制住自己紧张不安的情绪。我在等待着这样的闲聊不可避免地戛然而止。“唉，现在蛮后悔出来……”小郑说了这一句就打住了。他转过脸去，望着门口。我也把目光投向门口。小林站在那里。他着一件白色短袖T恤，一只鹰钩鼻和一对精明锐利的眼睛是他面部的主要特征。他宽阔的双肩，以及胳膊上的疙瘩肉，使他看上去很彪悍。
　　他看到小郑时，怔了一下。小郑立刻意识到了什么，变得心绪不宁起来。他好像很怕得罪小林似的，匆匆收住了话，起身告辞。“这个，给你。”小林从工作服的口袋里摸出一个小瓶子。我瞪着那瓶子。小林朝我的手努了努嘴，“你的手烂了，这个涂一点就好了！”“……多少钱？”我不知所措。“不谈钱。”小林的手一直伸着。见我不动，他用命令的口气道，“拿着！”我不得不把药瓶子接过来。“我给你钱。”小林听了这话好像很生气，“我说不要就不要！”
　　争执间，老板来了。老板生气地瞪着小林，“你怎么在这里？”小林反问他，“你来干什么？”老板气得翻白眼，恨恨地道，“你快走！我是老板！”小林直着脖子道，“老板算个俅！你走！”我趁机下逐客令，“你们都走啦，我要睡觉！”两个人你瞪着我，我瞪着你，相持了一会，悻悻地转身走了。我扑过去，用力关上门，把插销插上。
　　我的心里压上了一块巨石。 站在吧台后面，每天可以看到不同的陌生面孔。每个来餐馆的客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但是我没有兴趣去作任何猜测。一对情侣每周三晚上准时来用餐。女人脱下外套，只穿着低胸的紧身衫，金黄的卷发上扎了根丝带。她装扮年轻时尚，但是从她脸上，分明可以看出来她比同来的男人要年长十多岁。他们面对面坐着，坐在角落的位置。我去点燃红蜡烛时，他们会微笑着对我说，“谢谢！”他们一直坐到整个餐厅只剩下他们俩，才结帐离开，幸福而甜蜜地挽着手。经过吧台时，女人转过脸来，关切地望着我说，“对不起，你好像不快乐？”我咧嘴笑笑，“哦，没什么。再见！”
　　我总以为对一种生活习惯后就会麻木。但是被某种梦魇控制住，左右着，在面目神情上也会不知不觉地表露出来。老板却似乎没有觉察。稍有空，他就站在我旁边，开始重复他和那些女朋友的故事。他的声音就像一些咬人的蚊虫一样低声鸣叫着，飞舞在我的周围，不时地叮噬着我。
　　我抬起头，看见彼得从茶色玻璃墙外走过。外面阳光正好，积雪已经融化了。小鸟在门前的空地上起起伏伏。彼得一边走，一边望进玻璃墙，望着酒台这边。他的嘴角挂着一丝笑容，当捕捉到我的目光时，那浓黑的眉毛俏皮地往上一挑。我连忙垂下眼睛。餐馆工作的单调、乏味和沉闷，就像一把钝了的锯子，来来回回地锯着我的神经。心里清楚这样下去迟早有一天神经会断裂。但是没有选择。莫名地，每天站在酒台后面的十多个小时里，彼得走过，成了我潜意识的一种期待。
　　而每次看到彼得从餐馆前走过，老板的脸就阴沉下来。“那鬼佬看上你了！”他盯住彼得，冷冷道。我忙说，“哪里啊！我都不认识他……”他不再吭声。冷不丁地，他迸出一句，“我会让你关门的！”我看看他，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凶狠，一种不顾一切。我的心里掠过一丝不祥之感。
　　也许因为彼得越来越频繁地从餐馆前经过，老板对我日渐失去耐心。他明确对我说，要我陪他睡觉。“哪有工人不跟老板睡觉的！”他理直气壮地说。见我绷着脸，他的口气又软下来，“我给你做跑堂啦！你跟我结婚，我把这餐馆交给你做……实话告诉你，我十六岁从台湾过来，就一直做餐馆，做了二十八年啦！我已经厌烦透了！每天困在这里，从早到晚，一点生活的乐趣都没有……我要出去打麻将，赌钱，晒晒太阳……我一天都不想干了！你跟了我，我把生意交给你做啦！”
　　然而接下来的一件事情，却让他彻底打消了对我的企图。
　　那晚收工回到房间后，小林推门进来。他进来后，反手插上了门。我瞪着他。“擦了药没？”他边问边向我走近。“恩。”我冷冰冰地应道，从他身边绕过，径直去开门。我把门拉到墙壁，敞开着。这时，小郑上楼来了。我热情地招呼他，“郑师傅，进来坐啊！”他走了几步，犹豫着，随后艰难地摇了一下头。“哦，不了……”转身拖拖塌塌地上楼去了。他显然怕小林。猛地，我明白过来。小郑正通过假结婚的途径在搞居留。他怕惹怒了小林，小林去告发他！对，一定是这个原因！那么，我是不能再利用小郑来拒绝小林了。江北也不能指望。他尽管关照我，但是看得出来，他不想卷入到这个事情中来。换句话说，他是那种不愿意给自己惹事的人。
　　我站在门口，紧张地思索对策。突然，小林几步冲过来，一脚踢上门，把我拦腰抱起来往床边拖。我清楚地听见脑子里传来轰的一声，大片雾一样红彤彤的血光在眼前无声地散开。一声凄厉的叫声从胸腔深处迸发出来，我看见天花板、墙壁像闪电一样哆嗦着。所有压抑着的仇恨在瞬间如海啸爆发。我伸出手，尖利的指甲像锋利的刀子一样朝小林的脸划去。同时我一弓腿，用尽全身力气朝着他的裤裆蹬去……小林发出一声痛苦的嚎叫，松开了我。我跳开去，扑过去，掀掉枕头，抓起那把亮光闪闪的水果刀。因为用力过猛，我碰翻了椅子。椅子翻倒在地上发出一声巨响。我怒目圆睁，握着水果刀，凶狠地对着小林。小林捂着脸，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似乎不能相信发生的这一切。“婊子养的——你等着！”我从牙齿缝里挤出这句话，返身旋风一样往楼上冲。
　　我失控了。我知道埋藏在心里的火药库已经被点燃。无法控制。红色的火星子“嘶嘶”地顺着导火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蔓延到楼上。这是我第一次上阁楼。斜坡的墙壁和地板的夹角，打了三个地铺。屋顶吊下来一盏灯。阁楼里光线昏暗。我迅速扫了一遍那三个地铺。江北穿着内衣，正欠着半个身子在地铺上，骇异地瞪着我。小郑呆呆地坐在地铺边，他对面的电视机开着，传来女人暧昧含混的呻吟声。我稍微停顿了一下，冲到小郑旁边的那个空地铺。那地铺上，被子凌乱，扔了一件小林平常穿的皮背心。我扑过去，举起刀子，死命地划向皮背心。横七竖八，一刀又一刀，一边咬牙切齿地咒骂着，“婊子养的！我要报应你！报应你……”然后我把被划成碎片的皮背心扬手一扔，冲过去掀开放在地铺边的那个小箱子。我一把拎起里面的衣服，一刀一刀疯狂地划着……当我扔下最后一件七零八落的衬衣时，回转身，我看到老板、小林、小郑还有江北，正愣愣地看着我。他们显然吓呆了。忘记了阻止我。我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从小林和老板身边走过，一脚一脚地下楼去。最后一级楼梯，我一脚踩空，一个踉跄，身体飞出去撞在对面的墙壁上。可是我一点也没感觉到疼痛。
　　我躺在床上，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见到了那些人。请你们调查，然后把那两份材料从我的档案里拿出来。我在企求。一个男人笑眯眯的，这是发生在前任纪委书记时候的事情。我不管这个事……在他的声音后面，是另一个拉长腔调的女人的声音，我已经不在那个岗位上了，你找我没用。我看见自己站在党委书记面前。隔着那张宽大气派的朱红老板桌，那脑满肥肠的男人眼皮都不抬，对我说，我也是刚上任的。以前的事情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说，已经两年了。请学校还我一个公道。他打了个哈欠，挥了挥手，说，你快出去！一所大学每天发生那么多事，我忙得很……
　　我站了会，又回到纪委办公室。一个年长的女人叹了口气，说，领导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个人很同情你的遭遇，但是我没有权利来主持公道……想开点吧，你就是告到中纪委，每年全国有多少大案要案得查，你又没出人命……中纪委不会派人下来查的，还不是我们来查……你就是告到法院，谁会为你这么一个小人物去得罪大学啊！没人为你作证你能打赢官司？……你是个读过书的人，应该知道中国历史上冤假错案多的是，又不是只有你这一起……多少人丢了命还不是申不了冤！你跟他们比起来算什么啊。
　　我笑起来。在她惊讶的目光中，我转身走了。我走出学校，穿过马路，走到一个卖刀具的小店。我说，给我买把菜刀。店里的老板满脸堆笑，吆喝着，好勒！他转身把一把菜刀放在柜台上。我从硬纸壳里抽出菜刀，寒光在刀锋一挑，刺得我闭了闭眼睛。这刀切菜很利落。老板殷勤地道。杀人呢？我平静地问。老板惊怵地望着我，愣在那里。我摸出一把零钱放在柜台上，把菜刀放进包里。回到学校，我直奔党委书记办公室，径直推开门。他正在看材料。他抬起眼睛瞥了我一眼，不耐烦地道，出去出去！我告诉你我不管这个事！你这是妨碍我办公……说着，他拎起电话，用命令的口吻道，保卫处吗？这里有人闹事，你们来把她带走……
　　我冷冷一笑，一步一步走过去。突然，我从包里抽出菜刀，一刀劈在他面前的桌子上。那桌子上顿时被劈出一道深深的坎，翻出木头的颜色来。好！你们不管？我今天就跟你们同归于尽！！我歇斯底里地吼着，一刀一刀地劈着。那党委书记惊慌地跳起来，缩到老板椅后面。门被推开，一伙人冲进来，扑向我，但是没有人敢靠近我。相持中，那党委书记朝他们挥挥手，擦拭着额头的汗，好言好语地对我说，这位同学，把菜刀放下，你说的事情，我们一定会调查……
　　我感觉头疼欲裂，嘴巴干燥，浑身像着火了一样。摸摸额头和脸，滚烫滚烫。黑暗一直笼罩在我的周围。我翻了一个身，在心里对自己说，睡吧。

cadick

　　4
　　我终于等来了我的公寓。也在Allmandring山上，离李月的公寓不远。那房子是烟灰的砖墙，三层的，掩映在深绿色的树林里。后面是一大片斜坡。我的房间在一楼，一个房间，带厨房和洗手间。地毯是烟灰色的。白色的嵌在墙壁里的大衣柜子。窗户大得让人觉得它们过于放肆。站在窗口，可以看见修剪成各种造型的树和灌木丛。再远处，是原野和山脉。那天空，透蓝的，明净的，像安徒生童话里的海水。这是我在国内时，在画报上看到的天空，这是我睡觉前幻想的天空。
　　“你很幸运。预科的学生一般是申请不到公寓的。”李月对我说。
　　我把这种幸运归结为上帝的公平。我一直坚信上帝是公平的。他不给任何人选择自己起点的权利和机会。他让很多人相信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但实际上，只要多一分坚忍，多一分耐心，感觉太阳渐渐靠近的影子并不是件难事。因为不幸的坚冰不是牢不可破的，就像幸福不会在保险箱里。
　　从李月那里搬走那天，她一直带着忧伤的神情看着我。在我用眼睛寻找自己的物品时，她弯下腰，殷勤地把我放在床底下的半袋土豆拎出来，递给我。她像是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这使我几乎怀疑雪地里那一幕的真实性。而她那暗黄的脸色，失神的眼睛，分明又在提醒我，她被大神经强奸的事。我忙伸手接过土豆，一副陪着小心的样子，仿佛我真的做了对不起她的事情。
　　“我帮你提过去吧！”李月看看我的行李箱。“哦，不用。”我惶惶然地道。可是她不由分说地拉起行李箱的拉杆。一直到出门，我都没有提退房租的事情。这个月我付了整月的房租，可是我只住了不到半个月。李月也没有提。我想，以她这般精明的人，是绝对不会忽略这个事情的。但是，她始终不提。而我居然希望她不提。我莫名其妙地觉得自己亏欠了她什么。尽管事实并不是那么回事。
　　我背着双肩背包，一手拉着行李箱，一手提着旅行袋的一侧提手。李月抱着我的电饭煲，另一只手提着旅行袋的另一侧提手。两个人朝着我的公寓走去。一路无话。旅行袋很重，我和她一人提着一侧提手，每走一段路，都要放下来歇一歇。这几个月对她所有的憎恨和厌恶，在瞬间消失。“很重吧？”我望望她。她摇摇头。
　　突然，从路边一栋公寓里走出一个亚洲男生，后面跟着两个人高马大的德国警察。那男孩个头矮小，双手被烤着，头几乎低到胸前。我们惊讶地闪到路旁，望着他。这时，他抬起头来，目光触到我们，立刻像被烫了一般闪开去。头马上又垂下去了，垂得更低了。那一瞬间，他满脸的窘迫和羞惭告诉我，他是我的同胞！他是中国人！我的心里顿时充满了担忧和惶惑，不明白他到底犯了啥事。我看了看他身后的那两个德国警察。他们的脸冷冰冰的，像stone（石头）一样。除了坚硬和冰冷，什么也看不出来。
　　“走吧！”等他们走过后，李月催促我道。她的声音闷闷的。
　　我依然愣在那里，望着他们的背影。
　　这时，听到李月在问，“哎！孤独症！这人咋啦？！”
　　我转过头，看见从那栋公寓里走出来几个中国男生，个个脸色凝重。其中一个瘦瘦的，脸上长满了痘痘，左额头有块伤疤。他像是受了很大的惊吓，眼神有点发直。不知怎么，我一眼就认定他就是李月说的那个“孤独症”。
　　“他……他坐S-Bahn时逃票被抓住了。”孤独症犹豫了一下，低声回答。
　　我很吃惊。“逃票还用手铐拷？”
　　“不是……他逃票被逮住时，心里一慌，报了个假名字。没想到检票员把他带到警察局。警察局里查不到他那个假名字的任何记录，审讯了他好半天，把他押回学校公寓取护照核查。这不，才从他宿舍里取了护照，又被押到警察局去了……”孤独症一个劲地瞅着我，唉声叹气地说，“这下他完了，肯定被做黑色记录了！”
　　“黑色记录？”我问。
　　“就是不良记录，有过黑色记录的，延签证就几乎不可能了！”孤独症很巴结地向我解释说。“本来逃票也没这么严重的……他干吗撒谎呢！唉！真把咱中国人的脸都丢尽了！”
　　我回过头来，发现李月已经走出了十多步。她穿着一件咖啡色灯心绒外套，一条胳膊紧紧地夹着身体，看上去很冷，很疲惫。她走得很慢，仿佛我那行李箱很重似的，但显然，她在想她的一些事情。因为我看见我的行李箱已经歪歪的，马上要倒下去。我急忙赶上去，扶正行李箱。李月像是清醒过来，脸上有些许歉意。这时，孤独症也追上来，从我手里接过行李箱，拉着一起往我的公寓去。三个人闷闷地走着，突然孤独症骂了句脏话，“他妈的！中国人呆在中国好好的，干吗跑这来？！”李月头也不回地走着，“没人请你来。”孤独症哑了。
　　李月和孤独症放下我的行李后，我没有留他们。孤独症一屁股坐了下来，坐在我的床沿上，环顾着房间，大发感慨，“你这房子好！厨房独立，不像我们的，一到做饭大家都挤在公用厨房……”李月不耐烦地催促他，“快走快走！人家还要整理东西呢！”孤独症很不情愿地站起来，跟着李月往门口走。走到门口，他突然像想起什么来似的，回过头，对我说，“你要不要国旗？我出国时带了一面，前段时间我爸单位同事到德国出差又给我带了一面。我送你一面吧！你可以挂在床头……”
　　“好。”我淡淡地道，关上门，快步回到房间。我用一个旋舞的姿势，在房间里转了几圈，然后把自己仰面摔倒在床上。我摊开双臂，躺在那里，望着天花板。这是我的房间。我一遍遍地对自己说。我有属于自己的房间了。关上门，就只有我一个人。世界在外面，与我无关。我的一切，与世界也无关。我想笑，就笑。想哭，就哭。我再也不用听到叹气声，再也不用看到心事重重的表情和眼神。只要轻轻地推开窗子，所有的天空就会涌进来。没有人会使我憎恨厌恶，没有人告诉我这是对的那是错的，而我在睡去醒来的时候也不用去想谁喜欢我谁不喜欢我，不用担心别人怎么看我怎么说我。——因为，这是属于我的房间。
　　洗了一个澡倒头就睡下了。那一觉安稳而悠长，以致于我醒过来的时候感觉恍然若梦。洗脸的时候又流鼻血了。也许因为太累，动不动就流鼻血。我已经习惯了。我仰起脸，闭着眼睛，以这个姿势静静地站了会。当确信鼻血不再淌下来后，我洗干净脸，在嘴唇上仔细地抹上口红。然后冲着镜子里的自己微笑。我对自己的喜欢和珍惜，也就在对着镜子微笑的那一刻开始的。在镜子里，我再次看到了自己生命里盛放着的梦想。尽管带着虚幻的微弱的光芒。
　　没想到，杨美就住在楼上。刚搬来的那天，我就听到楼上传来叮叮咚咚的钢琴声，伴随着女高音咿咿呀呀的练声。没想到是她。有时一大早，她就站在我门口的走廊上，双手搭在栏杆上，面朝着草坪练声。
　　看到我时，她惊喜地叫起来，“嗨！”
　　我怔了一下，也高兴地和她打招呼，“嗨！”
　　她笑吟吟地说，“你还没告诉我名字呢！”
　　“罗小西！我叫罗小西。”我走过去，靠在栏杆上。
　　“啥时候搬来的？”她兴高采烈地问我。
　　“才搬来。”我说。
　　“我怎么很少看到你？你在打工吗？”她问。
　　我点点头。
　　“在工厂？”
　　“不，在中餐馆。”
　　“哦，”她的脸上流露出颇为同情的神色。“你还没过DSH吧！”
　　“没有。我没打算读书。”我摇摇头。
　　她很是吃惊，“为什么？”
　　我转过脸，望着草坪上一只鸟飞起来，又落下去，没有回答。
　　“你怎么啦？”杨美奇怪地看着我。“你的脸色很不好。”
　　我勉强笑了一下。“哦，没什么。有点累。”
　　“是啊，打工很累的。我有个同学假期在工厂打工。你猜他做什么？检验电钻是否合格！就是每天抱着电钻，对着一面墙，不停地在墙上钻洞。一天八小时对着墙钻洞。你能想象吗？还有个同学，在工地上拆房子。那是德国人都不愿意做的事情。他每天戴着防毒面罩，穿着防毒衣服，举着榔头，一天八小时在密封的房子里一锤一锤地砸墙。运气好一点的，在工厂流水线上检验螺丝是否合格。就是每天坐着，不停地把螺帽拧到螺丝上，看看是否合适。我也干过。干了一个多月，你猜怎么着？”
　　我摇摇头。
　　“呵呵，我一看到笔套，就条件反射地要把它拧到笔杆上去。我们山上还有个文科博士，找不到工厂的工，最后找了个什么工你想得到吗？捡树枝！他每天八小时站在马路上，捡被风吹落到地上的叶子和树枝！唉，好累的！我后来就不愿打工了。”杨美一边说，一边无比怜惜地低头翻看着葱白修长的手指。“我是学钢琴的。我得保护好我的手指。”
　　这时，有两个金黄头发的高个男孩穿过不远处的草坪。“嗨！”杨美热情地和他们打了声招呼，并绕过栏杆，走下台阶。走到他们面前，她说了句什么，然后踮起脚尖亲了亲其中一个的脸颊。那个男孩子微笑着，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递给杨美。杨美拿着烟，笑着道谢，回转身来。“来一根？”她抽出一根烟，衔在红唇边，又抖出一根，举到我面前。我摇摇头。“不会？呵呵，很多中国女孩子出来了就赶时髦，学着抽烟……”她很优雅地摸出打火机，点燃，狠吸了一口。“在德国，如果女人买不起烟，想抽烟的时候，在马路碰到男人就亲男人一下。男人就会给她烟。”      
      杨美经常和不同的男孩子在一起。有时站在走廊上，旁若无人地和男孩子接吻，拥抱。我想肯定还跟他们在房间里做爱。男孩子每次来，她都紧紧地挽住他的胳膊肘。他们飞快地走进房间，在身后锁上门，从来不久待。不过我从不打听他们，虽然她并不避讳跟我谈论她的感情生活。“中国人为什么总觉得女人跟男人睡了就是吃了大亏呢！其实做爱时，女人不是和男人一样，也获得愉悦和快感的啊！“她常常一手端着小碟子，一手搅动着咖啡杯，对我说。“在德国，一切都是正常的。”她又补充了一句。      
      有一次，我很奇怪地问她，“你不打工哪来的钱呢？”      
      她笑。她笑起来有一种盘子打碎的畅快，又像冰激凌一样甜腻腻的。她毫不避讳地回答，“男人养着呗！”      
      她可能以为我会惊讶，或者流露出鄙视的神情。我没有。我只是点了下头，什么表情都没有。这让她深感意外。“你不觉得我坏？”我摇摇头。“不啊！”顿了顿，我又说，“身体是自己的。每个人都有权利使用和支配属于自己的东西。只要她不影响到别人。不是吗？”杨美一把握住我的手，说，“是啊！我也这样想的！如果出卖身体要受到指责唾弃，那么，中国官场上那么多为了升官出卖灵魂的人为什么不受到谴责呢？”“你还回国当官！”我的脑海里闪过那些人。“中国很多当官的，还不如婊子！因为他们还要立牌坊！”     
      我没有和杨美交换我的往事。我的往事，从一开始就冷不丁地结束我初来乍到的新奇和喜悦，让我在和人说话时突然敛起笑容，在一阵沉默中，看着暮色降临。它会突然地淹过来，像冰凉刺骨的湖水，让我无法呼吸。也会像突然扯断的电源，让我的心里一片漆黑。在斯图加特，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可是，我知道。我低头的时候，我的影子知道。长长的影子，一头搭着我的现在，一头搭着我的过去。我总是在无人的时候趴在窗台仰望天空。我知道我永远不能拥有太多的天空。在我忧伤的时候，我可以仰起脸来望着天空。天空会给我安慰。可是忧伤太多，天空不够。      
      我只要这间属于自己的屋子。当我太悲伤太孱弱无法坚持再坚持的时候，当我如此渺小却要对抗这么多生存压力的时候，我就会坐在地毯上，把背靠在墙壁上，仰望着天花板。在什么也看不到的时候，唯一可以看到的是存在下去的力量。（未完待续）

Lolita

很吸引人的文章，文字里透露出的满是忧伤~
但是，不得不说，很真实。

jasminearbeit

看到旅德中国人的故事感到很亲切

cadick

据说很黑暗 自己还没看过 就是看了个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