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督教界、知识界、政界三个视角看基督教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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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基督教的中国化，如果展望未来的话肯定是见仁见智，会有很多不同的、不确定的看法，甚至会游谈无根。但是如果从经验历史的视角看，很多问题就便于入手，就可以从具体到一般，可以从经验进路到理论的抽象。因为自从基督教进入中国，以汉语向中国人传播以来，就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现在和将来的中国化也一定会在利用和反省这些历史资源的基础上继续走下去。更重要的，在基督教中国化这个命题上，我们绝不能把这仅仅看成是基督教界的事情，因为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它始终是涉及到基督教界、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府三个方面的一个交叉互动的过程，因此，我们必须在三个视角中来看基督教中国化的问题。
　　首先，基督教界自然是基督教中国化的主角。自基督教传入中国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在中国内忧外患的局面下，基督教界中有远见卓识的一批信徒及神学家，已经在中国化的大方向下探讨基督教的本色化本地化了。其间早的可以列出俞国桢、张亦镜、吴雷川、王治心、赵紫宸、谢扶雅等，晚近的有吴耀宗、丁光训等。如果更宽泛一点，一些西方教派人物甚至如贝德士这样的传教士也都是在不同的程度上意识到和探讨了这些问题，都尝试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找传播基督宗教的思想和文化的资源。其实除了基督教中国化最核心的理论探讨，中国信徒对教义、礼拜仪式、组织形式、圣乐、教会建筑等方面也都有适应性转换。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令人担忧的基督教民间宗教化的倾向。如果梳理这些已经发生的中国化思想与实践，测量已经达到的中国化的水平和影响，那么，中国的基督教信徒可能对他们所向往的中国化的境界究竟是什么，距离这个理想还有多远，当下要进行怎么样的中国化的努力，都会有更加明确的认识和进一步发展的议程。
　　其次，中国非信徒群体特别是世俗主义的知识界对基督教的中国化也至关重要。实际上自基督教东传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先是在夷夏之辩维护道统，后来在科学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对基督教进行过激烈的批判。在特定的时代环境里，这种批判有其民族正义性和革命性，并且即使在今后，对宗教的理性审视和批评也永远会存在下去。不过，在这个东西方宗教思想相遇的过程中，逐渐有知识分子看到了中国知识界确实也存在对基督宗教经典的误读和对其政治影响的失真夸张。因此晚清较早出国做使节的曾纪泽、薛福成等在目睹西洋宗教实情的时候都开始了反思，康有为、梁启超其至还想模仿西教立孔教为国教。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也讲倘若国家治理得法，基督教也不过是佛教道教似的一个宗教而已，主张“非攻教”。即使在非基督教运动高潮时，田汉等一批知识分子还是主张要客观看待基督宗教。因此，时至今日，中国知识界更应该理性地认识基督教，以海纳百川的恢弘气度包容基督教，积极参与到推动基督宗教中国化的进程中，使得中华文化因吸纳异质宗教文化的营养而更加生机勃发。
　　最后，中国政界也应该是推动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力量。从历史上看，基督教传入中国以来，尤其民国以后，政教关系都呈现从紧张到缓和的趋势，教界与政府在文教医疗及抗战中有较多合作。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中明确指出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实际上政府是引导基督教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最主要的责任人。基督教中国化必将有利于基督教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因此政界也应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其中包括梳理和总结历史上处理政教关系的经验得失，在新形势下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为基督教中国化提供政治和政策上的条件，使得基督教中国化得到推进，真正适应于社会主义社会。
　　总之，基督教中国化的趋势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点西方学者也看到了。毕生研究中国基督教历史的西方教会学者裴士丹说：“我猜想在后西方基督教的国度里，中国基督教在自己丰富历史的宝库中能贡献出新的东西。”这个中国化的进程，也许就像曾经发生过的佛教中国化进程一样，教界、学界与政界都曾发挥过作用。当然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在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全球化时代，还有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今日的基督教中国化将面临更新的问题和更多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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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除道教是由中国人创立的以外，其他的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都是从国外传来的，但过去天主教和基督教却特别被国人视为“洋教”。在1949年以前，虽经外国传教差会的多方努力，信教的人却不多，基督教仅70万信徒。
　　从中国基督教历史来反思，造成这个状况的主要原因有：
　　1、十九世纪的传教运动与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紧密联系，传教的途径违背了福音的真谛。中国人民在列强的侵略与压迫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西方有些差会人士却认为藉战争来打开中国的大门是上帝的旨意。
　　2、差会在中国所设立的教会成为西方教会的“领地”，按照西方的模式把教会分成不同的宗派，由外国传教士分而治之，经费主要由西方教会差会提供。其直接后果是中国基督教严重脱离中国人民，成为“国中之国”。
　　3、有些西方传教士有意无意地在传教的同时灌输西方“基督教世界强盛论”，凭借其经济实力把中国的贫穷落后归罪于不相信基督教，蔑视中国数千年的优良文化传统，造成中国人民的反感。
　　4、在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中，西方所带来的“福音”影响较大的是强调信者得好处，包括今生的物质利益和来世的天堂赏赐，是功利色彩的，个人主义的，而且很自然地与“遁世”、与不信的人“分开”联系起来。
　　随着中国人民反对列强斗争的开展，中国基督教内有识之士从二十世纪初也开展了教会“自立运动”，如1906年上海一位长老会牧师俞国桢就创办了耶稣教自立会，强调不要依靠差会的人力、物力，由中国基督徒自己办教会。二十世纪20年代以后，有些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领袖，强调教会要“本色化”，提倡把基督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像赵紫宸等人都有很多独到的见解。虽然这些努力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基督教的“洋教”面貌，但是这说明中国基督徒早已考虑如何使中国基督教成为真正的中国教会，有“自我”的表现形式。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基督徒在“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的鼓舞下，也于1950年发起了三自爱国运动，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五十多年来（除了“文革”特殊灾难阶段，教会曾经停止活动）中国教会在发展“自我”的道路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主要表现在：
　　1、中国基督教已经脱去了“洋教”的帽子，成为中国人民的宗教之一。在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下，社会舆论对基督教很尊重，基督徒与其他人民一样，在社会上享受同等的权利。
　　2、中国基督徒对办好中国基督教的决心与责任感大大增强。近二十年来，全国各地建立了大量新教堂，大多数是信徒自己奉献，或城市教会支援乡村教会而建成。
　　3、由于不再受西方差会的管辖，中国教会自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实行“联合礼拜”，进入“后宗派时期”。今天许多新加入基督教的信徒已经不知道“宗派”是什么含义。
　　我们所以能取得这些成就，总的是因为三自运动提高了我们的“自我”意识。  “三自原则”意味着中国教会在组织上、经济上、指导思想上都应该坚持我们自己的主权。中国基督徒要办好中国的基督教会，要怎么办，办成一个怎样的教会，这是中国基督徒在圣灵的带领下所作的选择，别人不能取而代之。
　　然而，近二十年来，随着国家的对外开放，西方经济、政治、文化影响的增加，中国基督教也面临着新的挑战。现在有些外国基督教教会或团体不尊重中国教会的主权，在我国自行组织活动，企图控制中国教会，走上个世纪宣教策略的老路。
　　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基督教要坚持自我，要按三自原则办好中国教会，首先必须从思想上，特别是神学思想上有中国教会自己的认识，调整不适应时代发展的旧的神学观念。丁光训主教在这方面作了较多的探索。1998年，全国两会作出了“加强神学思想建设的决议”，这几年来，各地教会同工都在探讨各种神学思想问题。与教会的“自我”有关的，有以下几方面的关系问题：
　　1、教会的地方性和公性的关系
　　我们相信“圣而公之教会”。教会的公性是由于“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基本信仰所决定的。“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全世界的教会都具有这个共同的基本信仰和为复活的主作见证的任务。可是，从使徒时代起，教会在各个地方（如“在以弗所的教会”、“在哥林多的教会”）又各有其特点和特定责任，这也是神的安排。教会的“公性”和“地方性”从来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对于中国基督徒来说，由于基督教从西方传来，它在历史上和西方文化紧密相联，过去传教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把西方政治、社会的意识与基督教教义掺和在一起，要求信徒在接受基督教的同时也接受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在神学思想方面，中国基督教并没有“自我”。当美国基要主义者对达尔文大兴问罪之师时，中国教会内也流传着“达尔文因提倡进化论，死后坟墓内盘踞着蛇”的胡言。西方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基督教的敌人，中国基督徒在未曾接触共产党以前，也就跟着接受了“与无神论者势不两立”的命题。正如三自运动发起人吴耀宗先生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的，中国基督徒“必须自己去发掘耶稣福音的宝藏，摆脱西方神学的羁绊”。吴耀宗：“基督教革新运动的新阶段”，见《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1950-1992)，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1993年10月版)，第22页。
　　在当前“全球化”的潮流中，有人认为教会的公性应该表现于某种意识的统一，否则就是“民族主义”、  “国家主义”，对此，我们有自己的看法。我们认为，只要上帝允许民族、国家的界限存在，神的慈爱和公义就应该体现在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平等，它们的正当权益都应该受到保护。经济全球化不应该成为强国损害弱国利益的途径，文化多元化也不应该成为摧残民族优良传统的手段。对教会而言，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国家内，在上帝面前都应该是平等的，彼此之间也是独立的、自主的。我们参加了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WCC），赞同它的宗旨，因为它是“教会的团契”，而不是容让某个教会去凌驾于别的教会之上。中国基督教致力于建设好自己的教会，发展适合于自己的教会形态，但决不损害任何别国的教会，这就谈不上是什么狭隘的“民族主义”。
　　三自原则强调“独立自主”，教会的地方性和处境化对我们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不赞成用教会的公性来抹煞地方性，也同样不赞成以地方性来抹煞公性。地方的教会不能把自己孤立于普世教会之外。我们中国教会需要发展自己的神学思想，建立中国教会自己的管理模式，我们也同样需要与各国教会团体开展平等的交流和交往，互相学习有益的经验，但不是生搬硬套；可以无条件地分享资源，但不能丧失自己的主权。教会的公性的实现还是必须通过地方性。我们相信只有各国教会都发展适应自己处境的神学和教会模式，而又彼此理解、尊重、分享、合作，教会的公性才能真正体现出来，基督的丰富才能被彰显。
　　2、教会内部多样化与合一的关系
　　中国基督教已进入“后宗派时期”，不存在宗派性的组织，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完全合一，成为“中国基督教会”。各地教会仍在信仰特点、礼仪等方面存在差异。随着对外开放，有些境外的教派组织力求与国内原教派势力挂上钩，企图恢复教派，在合一的道路上制造障碍。
　　回顾过去的历程，我们的认识是：
　　首先必须认定合一是主耶稣为门徒的祈求，是教会见证的需要，是普世教会不懈努力的目标。中国基督徒在共同参加三自爱国运动实行“联合礼拜”的过程中，在合一的道路上有了一定的进展，譬如制订共同使用的“教理问答”、“中国基督教教会规章”，编辑包含各种教会背景的《赞美诗（新编）》等，在这些文件或《赞美诗》产生的过程中，除中国基督徒自己的创作外，还尽量吸收各种宗派背景、传统中的精华，达成共识。今天全国大多数教会都能循着这些共识，稳定地进行着教会生活，大多数基督徒对此也是满意的。
　　合一并不意味着统一，教会生活可以多样化。在我国教会内，各种宗派传统的影响和实践仍有所保留，我们对待的原则是“互相尊重”。例如点水礼和浸礼，仪文式的圣餐与自由式的擘饼并存，信徒可以自由参加。事实证明，一定程度的多样化，有利于保持团结，为合一创造条件。
　　然而，我们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如果把“尊重”理解为别人必须尊重我，而我不必尊重别人，过分强调多样化，就很容易导致扩大分歧，甚至退到宗派观念的老路上去。因此在“互相尊重”的同时必须大力强调“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把它作为互相尊重的前提和努力的目标。在实践上，特别对于“不同”点不应互相指责，而必须提倡互相包容，才能避免因分歧而引起纷争甚至对立。至于那些明显违反圣经全面教训和《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的异端，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社会治安的邪教，是不能在“多样化”的旗帜下被容忍的。
　　要在合一的道路上有实质性的进展，首先必须通过神学思想建设，推进适应我国国情的教会论思考。我国教会走三自道路已有五十多年的经验，需要通过研讨、交流在神学思想上进行总结，使它在中国基督徒中间扎根，占领思想上的阵地，成为建设教会的主导方向。不进则退，我们只有在正确的神学思想上站住脚跟，才能引导信徒，使那些分裂的、排他的神学倾向，逐渐被广大信徒识破和拒绝，教会才能在健康发展的道路上前进。
　　3、教会信徒与众人的关系
　　中国人民中鬼神观念比较普遍，但明确表示信某种宗教或者不信某种宗教者并不多。基督徒在全体人口中是很小的“少数”。由于过去我国基督教受保守神学思想影响较深，不少基督徒把不信基督教或信其它宗教的人称为“外邦人”，认为是神所定罪的。基督徒与他们的关系似乎只有一条，就是劝他们信基督教，灵魂得救。现在境外有些基督教团体也是竭力鼓吹这样的思路，要组织力量到我国来大传福音。他们不顾我国的政策法令，不理会我国的社会秩序，不尊重我国教会的主权，进行各种非法活动，他们所要建立的是他们教会的宣教基地，并不是具有“自我”的中国教会。
　　通过神学思想建设，我们认识到神所创造的人是个“有灵的活人”，是一个整体，我们既要关心人的灵性需要，也要帮助人的身心都得健康。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一个完全的人。他在具有饥饿等身体上需要时受到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耶稣在世时，医治多人的疾病，使五千人吃饱，是出于他对受造的人全面的怜悯和爱心，虽然这些人后来没有都跟从他，他还是这样行了。耶稣并没有歧视“外邦人”，相反地，数次称赞他们的信心和善行。因为“神爱世人”，并不因为各人的情况不同而改变他的圣爱。
　　我们还认识到，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都具有神的形象，在神面前具有同样的价值和潜能。因此我们必须尊重每个人的人格和选择。我们要传扬福音，将属天的好消息带给人，但不是强加于人。学习尊重人、爱人，将帮助我们开阔心胸，去除因信仰不同而与人产生的对立心态，愿意与不同信仰的人和平相处，平等相待，彼此了解、对话、合作，成为真正的朋友。我们认为神学思想只有朝这样的方向推进，才能避免信仰上狂热的、极端的倾向，真正促进社会的稳定和世界的和平。对于教会而言，它将使教会更加“得众民的喜爱”，更加易于传扬和平的福音。
　　4、教会与社会、国家的关系
　　教会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属神的子民所组成的团体；同时，教会也生存在一定的社会、国家之内，它的命运与周围的人群紧密相联。这一点我们中国基督徒深有体会。在过去中国内战连绵，或遭遇象“文革”那种灾难的时候，教会几乎无法生存下去。近二十年来，国家改革开放，形势稳定，教会也日趋兴旺，现在基督徒人数是1949年的20倍以上。由于人民生活安定，收入不断提高，“自养”的能力也相应增强，象上海2002年共有堂点161处，在过去的二十年内，100处以上是新建或扩建的，其中约70所是新建的。要是没有经济基础的普遍提高，这怎么能够实现?
　　中国基督教过去因受保守的神学思想影响，比较强调教会“属天”的性质，不问世事。今天，“道成肉身”已成为重要的神学命题。神的儿子并非高高在上，远离尘世，而是穿上肉身，进人世界。在神学思想建设中，我们强调圣经是信仰的基础，但是对于圣经必须树立正确的圣经观，通过释经方法的研究，对圣经的全面真理有正确的认识。例如通过讨论，教牧人员对于《约翰福音》17章15至16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有了新的领会。教会不属世界，并非离开世界，而是要脱离罪恶诱惑，在世上成为明光照耀，并服侍社会。本届全国两会成立了社会服务部，就是要动员信徒，不仅关心个人灵修，也要关怀社会，帮助弱势人群。
　　中国基督教提出“一个好基督徒应该是个好公民”的号召，鼓励信徒热爱自己的祖国和社会主义社会。有人常问我们“你们怎样履行先知的职能?”，似乎“先知的职能”就意味着必须不问是非地对社会、国家持批判甚至反对的态度。事实上，旧约的先知并非都这样。撒母耳先膏了扫罗，后来又膏立大卫为王。拿单严斥大卫霸占拔示巴，同一位拿单也支持所罗门继承大卫的王位，并造圣殿。先知作为神的代言人，主要是彰显神的公义，如阿摩司所宣扬的，就是“恶恶好善”。国家与教会虽属不同的领域，却都在上帝的管辖之下。由于人性的软弱，人的制度不可能是完全的。教会对于赏善罚恶的政权，对于符合善良要求的社会行为，不但应该持支持态度，而且应该携手参与善行。中国基督徒的经验是，现在是我们经历过的最好的时期。中国政府认真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执政党还提出“以德治国”，要“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等主张，我们支持这些，是符合基督教的伦理要求的。
　　对于社会罪恶，我们当然也进行斥责。中国教会的负责人参加从全国、各省、市、县的人民代表大会或政治协商会议，参政议政，对于社会中的贪婪、欺诈等不道德的行为进行批评，这都是履行“先知的职能”。问题的中心在于，我们不能因为社会中有罪恶就否定社会向善的努力，把社会称为“魔鬼的世界”。我们的努力是鼓励信徒发扬基督教以“爱”为中心的伦理道德，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方面都有好表现，以实际行动影响周围的人群，共同缔造“以善胜恶”的社会氛围。中国基督教进行的神学思想建设不仅在教会中，亦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2001年我国中央政府举行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肯定宗教信徒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现在基督教在社会上不但没有被歧视，反而相当受尊重。中国基督教具有美好的前途。
　　中国基督教在不断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努力坚持三自原则，开展神学思想建设，是发展“自我”的探索。我们的努力不仅是为了中国教会的建设，也希望能对普世教会有所启迪。

踏雪寻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