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恩来与基督教界民主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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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5月，周恩来总理与吴耀宗等基督教界人士进行了3次谈话，正是通过这3次谈话，吴耀宗、刘良模、邓裕志等基督教界的进步领袖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启发，才更为清醒地意识到1949年以后中国基督教的问题所在，明确了教会应该努力的方向。
一

    周恩来总理与吴耀宗、刘良模、邓裕志等京津沪基督教界人士的3次谈话，肇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基督教访问团，而基督教访问团的产生又与全国基督教会议的筹备密切相关。2RZ
    1949年10月25日至27日，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在上海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与会的执委们均感到“在此人民解放革命就要完成全国解放事业的时候，教会应该面对现实”，检讨自身存在的问题。27日，参加政协会议的宗教界代表吴耀宗出席了会议，并向与会的执委们报告：中央人民政府将设立专门的宗教事务机构，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也将设立“宗教事务组”。有鉴于此，协进会的执委们认为在基督教方面应成立一个“全国强而有力之行政总机构，以谋与人民政府宗教机构取得联系”，一则配合政府社会建设的政策，二则实证耶稣求世真道，争取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作出更大贡献。故执委会决定，由全国协进会在最短时间内召开包括全国各大小宗派的基督教代表会议，以商讨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基督教行政总机构。
    为促进全国基督教代表会议的召开，同时“报导人民政协的经过和成就，宣传人民政府有关宗教工作的政策，及加深各地区教会领袖对政府当局的了解与合作”，组委会决定组建基督教访问团，前往华北、华中、西北、中原、华东及华南进行访问。访问团每到一处，首先“就同着地方的基督教领袖拜访当地的首长”，向他们提出基督教的问题和“我们对政府的期望”。访问团的另一项任务是“报告政协的意义与成就”，通常包括：“一、政协是最具体的、最有力的统一战线的表现，这个统一战线包括了基督教。二、共同纲领是最能适合目前中国形势的纲领。三、民主集中原则在政协会议及人民政府机构中的表现。”与各地教会商讨中国基督教的革新问题也是访问团的一项重点工作。访问团在长沙时就专门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最终一致认为“中国教会需要革新”。
    各地政府高度重视基督教访问团的造访。吴耀宗等人在湖北期间，政府首长不但接见他们，与之讨论基督教的问题，还专门设宴款待。在武汉的第三天，湖北省政府更是专门向所属各级政府发布
    地方教会之所以如此期盼基督教访问团的到来，是因为“解放后的基督教面临着许多困难”，而且“这些困难，地方的基督教是不容易求得解决的”。正是中国部分教会所面临的这些困难使得吴耀宗等人在结束对济南的访问后，决定转赴北京，请求中央人民政府的帮助。这便有了周恩来总理与基督教界人士的谈话。

二
    1950年5月2日，周恩来总理在政务院接见了吴耀宗、刘良模、邓裕志、崔宪祥、王梓仲、涂羽卿及江长川等7人。吴耀宗首先向周总理报告了基督教的一般情况及遇到的各种困难，恳请政府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对于吴耀宗所言的教会各种困难，周恩来解释说：“近百年来基督教传入中国和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联系着的。基督教是靠着帝国主义枪炮的威力，强迫中国清朝政府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获得传教和其他特权的”，所以，“中国人民对基督教曾产生一个很坏的印象，把基督教叫作‘洋教’，认为基督教是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分不开的，因而也就反对基督教”。周恩来紧接着指出，为防止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破坏活动，中国宗教团体应该“把民族反帝的决心坚持下去，割断同帝国主义的联系，让宗教还它个宗教的本来面目”，也就是说宗教界自己应该发起一个民族自觉运动，把近百年来同帝国主义的关系加以清算。谈话间，周恩来并没有讳言宗教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区别，但声明政府并“不搞反宗教运动”，“只要求宗教团体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肃清帝国主义的影响”，以“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因时间关系，双方提出约期再谈。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总理在这次谈话中提到了“三自”（即自治、自养、自传）的原则。谈话后不久，吴耀宗说：“当我们把基督教二十几年来所提倡的自治、自养、自传的理想告诉周总理的时候，他不但表示赞同，也表示嘉许，认为这是基督教今后必须遵循的途径。”又据参加谈话的刘良模回忆，当周恩来“静听我们各人提出来的教会的困难和要求”后，“坦率地对我们说中国基督教的困难是因为它过去曾经被帝国主义利用，所以基督教和人民群众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中国基督教为什么不能也站起来，办自己的教会呢？”在座的崔宪祥就说：“对啊!好久以前，我们基督教中间曾经主张由我们中国基督徒办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周恩来听后充分肯定了崔宪祥提出的“自治、自养、自传”原则，认为这一原则可以消除“中国人民与基督教之间的鸿沟”。
    5月6日，吴耀宗等人应周恩来之邀第2次赴政务院进行座谈。周恩来在谈话中进一步强调：“基督教最大的问题，是它同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中国基督教会要成为中国自己的基督教会，必须肃清内部的帝国主义的影响与力量，依照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的精神，提高民族自觉，恢复宗教团体的本来面目，使自己健全起来。”周恩来还明确指出，虽然“中国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现在的中国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并非基督教国家，因此“传教是要受到若干限制的。在土改新区，在乡村，最好慢一点。东北是我国的一个新国防区，在教会同帝国主义的关系没有搞清楚的时候，在基督教还没有成为完全是中国的教会的时候，不要去增加复杂性”。至于外国传教士和捐款问题，周恩来指出：“我们不再请外国传教士到中国来”，“已经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政府“并不马上要他们走，他们可以等到双方合同期满再走”；基督教既然清算同帝国主义的关系，经济方面“就不应该再向外国募捐”。第2次谈话后，吴耀宗与同道们对《关于处理基督教问题的初步意见》进行修改，于11日易名为《中国基督教今后努力的途径》，并呈送给周恩来审阅。
    5月13日晚11时，周恩来第3次约见吴耀宗等人。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首先肯定了两星期以来双方以诚相见、彻底交谈所取得的成效，然后指出：“唯物论者同唯心论者，在政治上可以合作，可以共存”，双方合作、共存的基础就是《共同纲领》。周恩来接着谈到，“根据《共同纲领》的要求，我们必须在宗教界肃清帝国主义的影响。这不是谁来约束谁，我们大家都有这个责任”，而且“宗教界人士参加这个反帝爱国运动是有好处的”，因为“诸位在政治上站稳了脚跟，便毫不会受到歧视，只有这样才是出路”。针对教会人士的忧虑，周恩来重申政府不是要消灭宗教，只是要把“宗教界的害群之马、极少数走狗、犹大，清除出去”，并告诉大家：“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它还是有宗教的”，更何况中国。最后，周恩来希望“大家团结起来，争取主动，解决问题，使基督教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观感一新”。这次谈话持续了4个半小时，次日凌晨3时半才告结束。事后吴耀宗回忆：“周总理态度非常公允，双方兼顾，令人佩服。”
三
    周恩来的谈话对基督教界民主人士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基督教所存在的问题必须从教会自身着手，才能得到根本解决，而非当初所想的请求政府下令保护教堂那么简单。吴耀宗随后有过这样的记述，当时“我们拜访周总理的目的，主要的是给他报告解放后基督教一般的情况，并请他帮助我们解决目前基督教所遭遇的困难”，“但周总理谈话的中心，却在指出基督教同帝国主义在历史上的联系，和帝国主义在目前国际中利用基督教去进行反革命工作的事实与可能”。“周总理所做的清楚的分析，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印象和鲜明的启示。这个启示是什么呢？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这个启示就是：基督教应当自动地肃清帝国主义在它里面的力量和影响。”    正因为如此，吴耀宗等人返回上海后，基督教访问团的活动便宣告结束，他们没有再按原计划对东北和华南地区进行访问，而是积极争取更多的教会人士参与即将发起的三自爱国运动。1950年7月28日，经过前后多达8次的修改，吴耀宗等40位教会领袖联名发表了题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革新宣言，号召全国基督教徒割断教会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肃清基督教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警惕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以培养反动力量的阴谋，同时培养信徒爱国民主的精神和自尊自信的心理，使中国教会实现自治、自养、自传之目的。    9月2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全文刊载了吴耀宗等人起草的《三自宣言》，并公布了截至8月底首批在宣言上签名的1527位基督教徒的名单。与此同时，以《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为题专门发表社论，对吴耀宗等基督教界人士所发起的自治、自养、自传运动表示欢迎，强调“这是基督教人士应有的使中国基督教脱离帝国主义影响而走上宗教正轨的爱国运动”，这个运动的成功，“将使中国的基督教获得新的生命，改变中国人民对于基督教的观感”，因此，“一切宗教的信徒们都可以由此得到一个正确的方向，只有朝这个方向走，宗教界才可能建立自己的正常的宗教事业”。    《三自宣言》的发表，揭开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序幕，一场声势浩大、旨在“割断与帝国主义联系”的宗教界“民族自觉运动”由此在全国各地渐次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