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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历史能否帮助我们更好地处理当下面临的问题?如果能的话,今年的一战爆发百年纪念活动,可能为全世界带来一项巨大的福祉——促使当代政治家更多地反思萨拉热窝事件,少花些时间担心“慕尼黑危机”。
当然,“萨拉热窝事件”和“慕尼黑危机”分别是指一战和二战爆发前的两场外交危机。然而,这两起事件一直被用来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外交事务处理方法的依据。如果领袖们警告人们要严防“慕尼黑危机重演”,那么他们几乎绝对是在主张对挑衅行为采取强硬手段——通常是通过诉诸军事手段。但如果领袖们提到“萨拉热窝”,那他们就是在提醒人们要严防战争爆发。
史学家通常认为,在1938年慕尼黑危机中,英国和法国对希特勒(Hitler)的姑息是个严重的错误,这种绥靖行为导致了大战的爆发。相形之下,1914年夏天,奥地利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后引发的一连串事件,让大多数历史学家感到震惊——他们惊异于欧洲居然那么毫无顾忌地就滑向了战争。在讲述一战爆发的引人入胜的新书《战争终结和平》(The War that Ended Peace)中,玛格丽特•麦克米伦(Margaret MacMillan)哀叹道:“1914年世界政坛的所有关键人物中,没有一个称得上是伟大和富有远见的领袖,没有一个有勇气挺身而出,抵挡住把世界推向战争深渊的压力。”
或许是因为二战距离今天更近,自1945年以来主导西方思维的是“慕尼黑”。去年夏天,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就采用了“慕尼黑”思维。他说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一事无异于一场“当代慕尼黑危机”,并呼吁西方对阿萨德(Assad)政权发动导弹打击,以必要地展示决心。
事实上,“慕尼黑”思维曾在无数事件中导致西方领袖做出错误决策,但这看上去并未影响这种思维的流行。1956年,时任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他曾明确反对最初的《慕尼黑协定》)以绥靖政策曾导致希特勒崛起为由,与埃及总统纳赛尔(Nasser)针锋相对,并派遣英军参与了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也以防止慕尼黑危机重演为由,继续积极介入越战。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支持者也以同样理由,呼吁对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采取军事行动。在所有这些例子中,西方都毫不手软、坚决果断地使用了武力。但事后看来,这些冲突都是大错特错的。
相形之下,在1963年,古巴导弹危机几乎让美国和苏联发动核战争之际,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没有像顾问们强烈建议的那样采取军事行动。肯尼迪参加过二战,也经历过慕尼黑危机。但在做出决定的那一刻,盘旋在他脑海中的或许正是萨拉热窝事件。麦克米伦指出,在古巴导弹危机爆发前不久,肯尼迪在读的一本书是巴巴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的《八月炮火》(The Guns of August)——讲述一战的经典之作。
环顾当今世界,萨拉热窝事件重演的危险,看上去比慕尼黑危机重演的危险更迫在眉睫。没有哪位独裁者威胁要横行国际——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的野心似乎只局限于在叙利亚继续执政。但如同1914年前不断崛起的德国与周边邻国发生对抗一样,如今正在崛起的中国也与多个邻国——特别是日本——发生了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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