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岛眷村背后的国共恩仇录

有容乃大

1949年，国共恩仇激起滔天巨浪，倾覆无数家庭的命运之舟。近200万国民党军民去往台湾，生离死别40年，剧烈的家国之痛，远非“乡愁”两个字可以一笔代过。他们到台湾后，大多生活在迁台国民党军队的“家属大院”——“眷村”。

　　台湾眷村：离乱的印记

　　来稿件来源于《文史参考》 特约撰稿｜杨照

　　杨照，台湾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和政论家。生于1963年，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美国哈佛大学东亚史硕士。曾任《明日报》总主笔，远流出版公司编辑部制作总监，现为《新新闻》周报总主笔。著有长篇小说《暗巷迷夜》、评论集《在阅读的密林中》等，近作《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获台湾“2010年开卷好书奖”。其外公许锡谦是台湾民主运动领袖，在“二二八”事件中遇害

　　台湾的眷村是离乱历史的产物，长久保留了离乱的印记。

　　创造眷村的特殊环境，有一大一小两个关键背景。大的，是1949年国民政府逃离中国大陆，退居台湾。小的，是两年前发生在台湾的“二二八事件”。

　　发生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根本肇因是台湾民众对“长官公署”及“接收人员”的强烈不满，然而冲突消息传回国民政府中央，却被定性定调为“共产党暴乱”。当时正在积极进攻延安的国民政府，最不愿见到的，就是中共可能取得新的据点，于是军队迅速动员，自然采取了过去处理“红区”的收拾模式，军队上岸后，先一路展示火力压制局面，等控制了秩序后，开始“清乡”。

　　“清乡”中牺牲的，几乎都是台湾士绅精英，尤其多的是当年二十到四十岁的地方活跃人士。这层台湾士绅，在“清乡”中被捕被杀的不少，更多的，还有因为目睹“二二八事件”残暴镇压手法而被吓破胆了的。

　　“二二八事件”造成的一项严重后果，正是消灭了一整代日据时期培养出来的台湾社会领袖。这群人“二二八事件”之后，死的死，逃的逃，没死没逃的，也都被吓掉半条命了。

　　“二二八事件”造成另外一项严重后果，是让台湾人抱持深深仇恨，看待从大陆来的中国人。仇恨没那么容易遗忘，只会因为国民政府的严格管制压抑，在无从发泄的情况下变得更加强烈。

　　1949年， 国民党在大陆溃败，选择了海峡外的台湾作为最后的去处，超过百万人口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 仓皇建立了流亡据点。

　　1950年6月之前， 就连蒋介石本人都不相信自己会在台湾待得下去吧！美国发表了《对华政策白皮书》，明确放弃了国民党，中共解放军持续南下在福建布置，随时准备进行渡海攻击，完成国共内战的最后一幕。除了台湾海峡可以发挥一些迟阻作用外，国民党手上缺乏胜算条件。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情势才有所逆转。

　　国民党虽然勉强在台湾站稳脚跟，然而“二二八事件”的痛苦记忆，台湾社会底层对外来中国人的深刻敌意，让一九四九年随着国民政府到台湾的人，失去了和台湾既有社会融合的机会。1949年逃难到台湾的人，不只是绝大部分与“二二八事件”无涉，而且绝大部分根本无从知晓才不过两三年前发生的事件。国民党全面封杀和“二二八事件”有关的讯息，压抑台湾人鲜明依旧的记忆，结果是使得大陆移居者失去了了解台湾人敌意的机会，当然也就更消灭了他们去化解敌意的机会。

　　他们一方面被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幻梦拉住，另一方面又被与台湾社会明显存在的差异隔阂推开，于是就产生了他们对党国体制的高度依赖，除了少数例外，这些人事实上被关锁在狭小的生存空间里，长时间和台湾原有社会互动极其有限。

　　这狭小、有限的空间，最主要就是以“眷村”的形式存在的。这样说吧，眷村的存在，从一开始就假定是要消失的，而且被期待应该越快消失越好。眷村多存在一天，也就象征着住在眷村里的人，离自己返回故乡的梦想远了一步，蒋介石及国民党要带他们回去的承诺减损了一分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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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将他们“暂时”安置在眷村里。眷村不是家，只是反攻大陆之前勉强忍耐住一下的居所。然而，梦想没有成真，承诺没有兑现，五年、十年、二十年，国民党还在台湾，回不了大陆。可是五年、十年、二十年，住在眷村里的人，也没有能和外面的台湾人社群，产生紧密、自在的融合，他们还是离不开眷村。眷村持续存在下来，本来应该消失的现象迟迟不肯消失、不能消失。

　　基本上，眷村是人为的、临时的社群。没有被时间固定下来的社群结构，因而存在了很大的人际互动激荡空间。被分配进同一个眷村的人，能够也必须摸索自己的社群关系、社群模式。包括村子里谁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决定权，顶多都只有部队机关里的位阶充作参考，其它则要靠在日常实际磨合中成形。住进眷村里的人，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确定的答案，也就可以去发挥创意找出不同的做法来。

　　换句话说，那是极其难得的日常生活试验场域，从里面激发了许多创意。那种创意，通常不是开创前所未有的事物，而是将原有的生活元素进行排列组合，要么表面上看来还像是旧东西的，内在其实全然改变了；要么表面上看来新鲜奇特的，骨子里其实还保存了古老的本源。

　　例如说，来自大江南北不同地域的人，突然之间混居在一起，大家的本能反应都还是想要保留、复制自己的吃食习惯，然而每一道菜却不得不因应异地材料限制做出调整，同时又受到左邻右舍的影响而有所改变，最后，原本泾渭分明的各大菜系实质上混同了，甚至出现了像“川味牛肉面”这样的特殊食物，明明是创新的东西，却摆放在旧的架构底下被当作老东西来看待。

　　又例如住进眷村的人，多半在流离状态下只身寡人，至多也不过是一对年轻夫妇。新村子不像老村子有庞大的亲族网络，也就不会有老村子的共享互助功能。然而不用太久，定居眷村的人，会快快发展自己的网络，打破简单、破碎的家户单位，或许从聚会聊天打麻将开始，接着有空间上的互换调节，再来进一步贫病相扶持，虽然没有亲族之名，却有疏财仗义的共享互助，大家以兄弟姑嫂相称，复制了一种“无亲族的亲族社群关系”。

　　能够如此快速建构出共享互助的社会关系，两个因素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是逃难的痛苦记忆犹存，生活中持续充满了不安定感与危机感，一种延宕的“乱世情结”帮助打破了人与人之间原本的防卫阻隔。二是始终存留在背景的“临时性假设”，所有的吃亏占便宜都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不会是永久的安排，也就不需要那么认真计较。

　　临时的眷村，从来没有正式转成永久的居址。慢慢地从第一代衍生出第二代来，绝大多数的眷村第二代，没有真正的叔伯亲戚，打开眼起，就是和村子里其他同年龄小孩一起长大的。不管有没有形式上的拜把结盟，眷村的小孩自然构成一种跨家户的兄弟姊妹关系，有不同姓氏，有不同原乡，彼此的成长经验却往往比同胞手足更紧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些眷村二代成长的关键年代，台湾社会快速变迁，加上与大陆的隔绝年深日远，无可避免上下代间的记忆与价值差距越来越大。严重的“代沟”问题驱使眷村子弟有更强的动机去寻求同侪间的团结意识，对他们来说，真正陪伴他们长大的，不是家庭、不是学校，更不是外面更广大的社会，而是从眷村经验中带来的同侪结伙。

　　这是眷村经验、眷村记忆的核心部分。眷村给了他们真正的生命认同，也给了他们在社会闯荡的基本人际关系。带着眷村经验、眷村记忆，他们终于离开了眷村。二三十年后，眷村外面的台湾人社会也诞生了一群没有战争记忆、完全不知道“二二八事件”的新生代，他们要面对的，不是本省人、外省人的分野，而是新兴工商环境中如何生存、如何在社会上力争上游的挑战。于是来自农村的青年和来自眷村的青年，在一个快速变动的时代相遇了，开始迟来的互动，并在他们的互动中，逐步决定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台湾社会的多元面貌。

　　眷村和农村，军公教行业与进出口贸易，如此天差地别的生命经验，都在台湾，谁也消灭、取消不了谁。唯一的方式，就是找出彼此能够和平共处的社会架构与习惯来。二十多年，台湾历史的主轴，正是这样一个多元社会在反复激荡琢磨中慢慢浮现。眷村成了台湾多元成分中的一环，具备清晰风格、强烈个性的一环，也就成了认识理解台湾不能忽视、略过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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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却未北归

　　眷村的前世今生

　　如果按军种分，包括陆、海、空等三类眷村。名字也很有意思，皆隐含军种或省份涵意。例如，以“陆光”为名的眷村，全来自陆军家庭；“宪光”则是专门为宪兵建的眷村；而“大鹏”很明显就是空军眷村

　　1949年，国民党在内战中失利，退守台湾。包括60万军队在内的大量国民政府党团官员、公务员及各省有意迁台的居民合计约120万人，离开自己的故乡，随着历史洪流涌入之前一直不被人关注的小岛。1946年时，台湾人口约610万，到1950年激增到745万。

　　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各地大量兴建房舍，并将这些新移民聚集在一起，慢慢就形成了一座座 “眷村”，如果按照大陆人的思维，这些眷村应该算是“国军大院”了，但不一样的是，这些眷村并没有按照大陆人想象的部队大院而存在。

　　台湾的第一波移民潮发生在17世纪初，以来自福建地区的闽南人为主，接续而来的是发生在康熙年间的以广东客家人为主的第二波移民潮。作为第三波移民潮的国民党迁台，面对的是以闽南人和客家人以及原住民为主的台湾本土流派。

　　当时，国民党对台湾似乎只存有“过客”的心态。很多国民党军官习惯了在大陆的特权生活，认为军人在台湾坐火车、看戏、看电影不买票不排队是理所当然。但刚刚从日治时代走出来的台湾人，仍然非常在乎秩序与规则。于是，外省人与本省人的矛盾摩擦不断，不同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加之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添油加醋”，省籍情结与族群对立就此在眷村的边界上深深地扎下了根。

　　宋美龄被眷村人视为“蒋母亲”

　　上世纪50年代初，除了由日治时期遗留房舍改造的眷村建筑物外，大多眷村都是建设于公有地的简单房舍。国民党当局只是把眷村作为一个临时居住地，搭建的房子极其简陋。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蒋介石看到了“反攻大陆”的曙光。从1950年6月到1952年6月，他先后三次准备出兵参与朝鲜战争，虽均未付诸实施，但也在加紧部署对大陆的军事行动。

　　当时国民党的宣传是：台湾只是暂时的“克难场所”，随时要“反攻大陆”。除了高阶军官住在日据时代留下的好房子里，绝大多数普通士兵家庭分到的都是临时搭建的简易房，很多人连家具都买藤制的，因为藤制最便宜，将来反攻大陆就可以马上扔掉。据眷村人回忆：当初盖的眷村房子，墙壁是下砖上泥，以茅草和竹子为主要材料修建，两面涂上泥巴，上面只有一层石棉瓦。因此眷村又被称为“竹篱笆”。

　　如果按军种分，就包括陆、海、空等三类眷村。但并不是所有军人都有资格住进眷村，在申请眷村房屋时必须要有主要申请人和妻子，至少要有一名以上的子女，房舍的分配依眷户人口数、考绩、结婚年限来分配。眷村初建时的名字也很有意思，皆隐含军种或省份涵意。例如，以“陆光”为名的眷村，全来自陆军家庭；“宪光”则是专门为宪兵建的眷村；而“大鹏”很明显就是空军眷村。

　　据台北市中心新村自治会会长张聿文回忆：早期的眷舍都没有自己的厕所和浴室，厨房也是几家共享的，煮饭做菜轮流使用灶台。村子里有一座公共厕所和温泉浴室，上厕所、洗澡全在自家外面，原来只有一间洗澡间，男生洗女生等，女生洗男生等，后来加建成男女各有一间，从傍晚开始，大家都端着脸盆去洗澡。

　　朝鲜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决定在1955年反攻大陆。但作为台湾后盾的美国，其态度忽然在1954年发生了转变，不愿出兵帮助国民党，只愿提供核武器，而蒋介石坚决反对对大陆使用核武器。1956年，因蒋介石与美国对于“反攻大陆”的方式没有达成共识，计划逐渐搁浅，两岸局势随之日趋稳定。

　　随后，军中禁婚令解除，许多青壮军人希望可以传宗接代，军眷房舍的兴建因而受到重视。台湾当局开始有目的地发动民间捐款并由财政拔款，大举兴建眷村，民间捐款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宋美龄所主导的妇女联合会，当时在全台湾共协助募款筹建完成5万多栋眷舍。妇联下面附设托儿所，很多眷村孩子都在这里长大，马英九也曾透露，自己幼时在宋美龄办的托儿所里就读。很多眷村人对宋美龄都心存感恩之情，她被眷村人视为“蒋母亲”。有人说，很多政治人物都有可能挨眷村人的骂，但惟独宋美龄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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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二代”眷村人的自我解脱

　　进入五六十年代后，台湾政治经济环境逐渐恶化，蒋介石开始倡导“克难精神”，寄望通过全台湾人的努力，使国民党政权得以存活。“克难精神”也反映在眷村生活上。家家户户练就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好功夫，手巧的眷村妈妈靠着裁缝手艺，帮客人换拉链，修改裤长、腰身。国军部队里淘汰的旧军服变成居家服，孩子的衣服则是手足之间一个传一个，妹妹接收姐姐的，弟弟捡哥哥的，要是破了，加上补丁又可以再穿几年。美援物资也是不少人的衣着来源，“净重五十公斤”的面粉袋内裤、教堂的外国神父提供美国百姓捐赠的旧衣，也陪伴着许多人度过春夏秋冬。

　　在克难的同时，台军方陆续成立军人子弟学校，专门招收眷村孩子。投身军旅多年的父亲们，对于子女就读军校的态度有两极化现象：有些家长强力主导他们念军校，期待严格的军事化教育能重塑性格与人格，但也有些父母坚决反对子女步其后尘，只希望他们能够得到知识。

　　深深植根于大陆文化的戏曲是眷村人重要的精神寄托，有不少眷村子弟被送进隶属军方的陆光剧校、海光剧校、复兴剧校、左营豫剧队等，学习“长枪、短打、身段、唱腔”，在“生、旦、净、末、丑”中学习做人与做事的道理，同时也在为父辈们寻找逝去的精神家园。

　　自此，眷村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文化传统以及后代教育都自成体系，鲜少受眷村外环境的影响。即使渐趋搬离眷村的“军二代”，在国家观念、伦理概念、家族意识以及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上，总会和台湾本土社会有区别。

　　在早期眷村，虽然居民来自大陆不同省份，语言上是南腔北调，却带来了各地特色口味家常菜，因为大家有着共同的背景与出身，所以住户间的情感联络频繁，邻里之间经常交换自家的私房菜。各省家常菜的“微缩景观”都聚在了眷村，也为台湾带来了多元的饮食文化，使之融汇成了一个“大陆美食城”。

　　很多眷村“军二代”从识文断字开始，父母就强制他们必须要背会大陆老家的地址，福建、江浙、山东、内蒙古、东北，虽然这些名称只存在于想象中，背起来却是那么的熟悉。

　　当时谁也不知道，踏上传说中故乡的那一天会不会来。但逢年过节时，遥祭大陆列祖列宗的繁复程序却是一样也不能少，晚辈双手拄香在胸前，似懂非懂地听长辈们操着家乡话喃喃自语。与其说是传承家族精神血脉例行仪式，倒不如说是眷村人对“那一湾浅浅的海峡”的自我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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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竹篱笆”，还在的“贫民窟”

　　上世纪70年代之后，蒋经国确立“国军眷村改建”原则，由军方提供土地，与各级地方政府合建国宅，对眷村进行改建，大多眷舍主体由此成为砖造，并具有私人厕所、浴室、厨房及主梁、屋瓦与电线线路等设备。自70年代末期起，台湾房地产升温，并大量新建改建房舍。但是眷村碍于所有权等因素，无法改建成高层住宅，而且每户除庭院外，居住面积仅6至10平米。这就造成了砖造平房与高楼大厦“遥相呼应”的情形。

　　20世纪 80年代，伴随着台湾经济起飞，土地成了最珍贵的资源，许多眷村开始改建，情况好的兴建居民区，每一户都能分到一所房子，从原本低矮的小平房住进高层公寓里，居住面积也较过去宽敞。“国宅”盖起来了，老“国军”们都有了共同的“新家”。

　　但是并非所有眷村住户都能得到妥善安排，也有部分眷村当年兴建的土地属于公有地，依照城市计划可能是公园用地，为了市政建设，台湾当局决定收回这些土地，台北市的大安森林公园便是如此。1980年，台湾“国防部”根据《国军老旧眷村重建试办期间作业要点》对老旧眷村改建。1982年，全台兴建完成879个眷村，达到98535户，能容纳46万多人。

　　1996年，由“立法院”通过配合眷村改建的《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法条正式生效。改建条例中最主要精神则是，利用政府财政改建眷村，并将兴建后的住宅小区无偿配售原眷户。每户配售的平米数和户型以原眷户现任或退伍时之职阶为准。虽说是配售，但该条例也明确说：“眷村需以市场总价20%以下价格售予配售住户，其不足部分，由改建基金补助。”这就相当于无偿配售予原眷户一户一屋。

　　此政策一出，马上引来民进党苏焕智等50多位立法委员的强烈不满，认为政府动用公款向一小部分人输送利益。50多名民进党立委向“司法院”声请释宪，要求确认眷村改建是否违反“宪法”第7条：“中华民国人民，无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主条文。苏焕智认为：眷村改建独厚特定少数原眷户，几乎形同政府立法赠送原眷户一户一屋。之后，“司法院”作出解释，明白指出《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符合促进民生福祉之基本原则，与“宪法”第七条之意旨无抵触。

　　2002年，台湾传统眷村逐渐被高层住宅代替，“军二代”也从平房搬到了楼房，随之老眷村的文化保育运动也渐渐兴起。新竹市由环保局旧建筑改建的全台第一座“眷村博物馆”启用，为全台第一座保存眷村特有文化与生活特色的博物馆。2003年，台北信义区眷村“四四南村”的4栋眷舍被正式列为历史建筑物，并作为“信义公民会馆暨文化公园”对外开放。这座公民会馆，就在101大楼这一台北标志性建筑的笼罩下，诉说着眷村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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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村文艺作品唤起对眷村岁月的怀念

　　有关眷村的文学作品出现在70年代，兴起于80年代，其创作见证着台湾社会环境的变迁，从早期的召唤集体记忆到后期的正视族群、省籍问题都有涉及。1975年，《联合报》副刊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分别刊载了两篇短篇小说：朱天心描述眷村青梅竹马的《长干行》与孙玮芒描写老兵与小孩保卫眷村老榕树的《斫》。这是最早以眷村为主题的两篇文学作品。2004年齐邦媛、王德威编著的《最后的黄埔——老兵与离散的故事》，纪录了1949年后赴台国民党老兵的故事。2008年，一部以眷村为背景的电视剧《光阴的故事》创下收视高潮。众多的眷村文艺作品，唤起了更多台湾人对眷村岁月的怀念。

　　如今被保留下来的眷村里，只剩下年迈的“国军”。虽然他们被国民党授予“荣民”的称号，但在台北市爱国东路闹市区的眷村，150多户国军老兵至今仍住在阴暗、拥挤的房子里，全村共用一个公厕，每人每月只有一万多元新台币，仅能维持生活。“荣民”已成为台湾最贫困的阶层，眷村也被称为“闹市里的贫民窟”。

　　60多年前，百万大陆民众在政治的裹挟下，流落台岛，被迫选择了充满不确定感的生活。“乡愁”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异常深刻而又无法言喻的感受，造就台湾眷村的时代，显得无奈而又痛苦。那一代又一代交织着苦闷与救赎的故事，将伴随着台湾人的记忆，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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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老兵后代口述

　　父辈的流亡与乡愁

　　余光中的《乡愁》打动了台海两岸，但国共对峙造成的生离死别、终生遗憾，却远非“乡愁”两个字所能概括。1987年以来，老兵们就像候鸟一样，往返于台湾的“家”和大陆的“根”之间，在百感交集的穿梭中，渐渐凋零。家国之痛，渗入他们的血脉，在子孙身上无尽地传承

　　本刊记者｜李响 发自台北

　　1949

　　年，国民党几十万军队撤往台湾，随军而去的还有大批家眷，以及对新政权心存疑惧的逃难者。当时他们都不会想到，这一去将困守孤岛四十年，两岸杳无音信，望眼欲穿。

　　一场突如其来的撤退，制造了中国几百年来规模最大、最集中的移民潮，也酿成了人伦悲剧。台湾迎来一百万背井离乡的游子，大陆留下一百万破碎的家庭。20世纪80年代末，台湾终于开放老兵回乡探亲，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隔开亲人的不再是一湾浅浅的海峡，而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故乡虽在，但已物是人非。

　　刘以善：逝去的“老家”

　　2009年1月，《宝岛一村》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上演，台湾空军少将刘以善陪时任“副总统”萧万长去看这出话剧。刘以善，生于1946年，祖籍河南，他与记者说台湾普通话，回身与家人说话时，则是地道的河南方言。他一生与眷村有不解之缘，青少年时期一直在眷村玩耍，成年后从军校毕业，后分配到政工部门，眷村管理和服务事务是他的工作重点之一。刘以善感到，那出舞台剧仍然是片面的，一场戏，一个舞台，几个布景，很难把眷村和“外省人”几十年的甘苦表达出来。究竟是什么没有表达出来，他也说不清楚。

　　3岁赴台 爷爷和外公在大陆遭批斗死去

　　刘以善的父亲刘自铭生于1920年，是黄埔军校七分校第十五期（1938-1940年）毕业生，抗战时期服役于西北战区胡宗南的部队，抗战胜利后奉调青岛，是一名陆军上尉。撤离青岛那天是1949年6月1日，现已91岁高龄的刘自铭记得很清楚，因为那一天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刘自铭带着即将临盆的妻子和3岁的儿子刘以善，匆匆登上“延平轮”，在海上漂泊8天，到达台湾北部的基隆港。

　　百万大军涌入小岛，许多冗余军官分配在澎湖成立军官总队。刘自铭请求退伍谋生，获准后去新竹投奔远房亲戚。“说是退伍，其实叫做‘辞职’更恰当，因为当时没有发放退伍金。”刘以善回忆说。“为了给妈妈找生产的地方，父亲在人家房檐下，用篱笆围了间屋子，全家住在那里，每月给房东四十斤大米作为房租。母亲上船前在腰上缠了一些戒指和‘袁大头’，初到台湾的几个月，父母就靠变卖这些细软维持生活。虽然艰苦，但我父亲能带上妻儿一起逃难，已经是不得了了。父亲后来在宜兰县三星乡当了公务员，母亲生产后也继续小学教师职业。”

　　与刘自铭一同赴台的官兵，有的来不及带家眷，有的是单身汉，但到了台湾也不许结婚。那时还准备“反攻大陆”，士兵结婚会丧失士气。早年规定30岁才可结婚，后来放宽到25岁。许多军人退伍时早已过了适婚年龄，本地姑娘又不愿嫁给无根基、无生存技能的外省兵，于是今天的台湾有许多终身未婚的老“荣民”，凄凉孤独。

　　到台湾初期，借助一些权贵，还能得到大陆的零散讯息。刘以善父母得知，家人在他们去台后境遇凄惨。

　　“我父母的出身用大陆的说法是‘黑五类’。”刘以善说。爷爷刘金生在河南老家铺路造桥，是做善事的乡绅，很受民众爱戴。“当时说要批斗我爷爷，农会骨干和乡亲们联名帮爷爷讲话，这样反而更糟，他成了有势力的‘善霸’，更要批斗。民国四十一年（1952年）农历四月初一，爷爷被打成重伤躺在地上，没人敢管，直到天黑后才有三个亲戚去把已死的他背回来匆匆掩埋，埋在何处至今不能确定。”刘金生在此前预见到形势不好，把两个女儿即刘以善的二姑和小姑送到外地，她们改了名字，加入解放军文宣队，免于受到家庭牵连。

　　刘以善的外公杜庭瑞在抗战时期是第十五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后来一直从事国民党党务工作。大概在1949年春天，刘自铭赴湖南衡阳出差，杜庭瑞当时在武昌，去衡阳给女婿送钱，以备不时之需。“我爸爸劝外公说，既然来了就不要走了，一起去青岛，万一局势有变，还可从青岛向海外撤离。可外公却说：‘李宗仁跟周恩来还在谈嘛，再说还有长江天险。’”杜庭瑞当时以为国共和谈可以“划江而治”，没料到时局变化如此之快。刘自铭刚刚回到青岛，解放军就渡过长江了。“湖北一解放，外公杜庭瑞就在批斗大会上遭酷刑而死，尸骨不知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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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理想是解救大陆同胞

　　童年的刘以善一放学就骑脚踏车去眷村玩。“外省人刚迁至台湾那一二十年，与本省人之间隔阂很大，我们被视为‘外省佬’，本地人也被反唇相讥为‘土老台’。虽然我心中并无地域歧视，但受到社会环境影响，大部分好朋友都是外省小孩。”在他的记忆中，眷村有浓浓的人情味儿，邻里之间相互扶持像一家人。“周末热闹得像过节，军中的‘光棍儿’都会被有家眷的同事邀请来做客，吃顿家乡口味的饺子，吃完就一起打牌、话家常。”

　　受家庭影响，刘以善从小对大陆有深厚的情结，尽管离开时他还是懵懂的幼儿。在学校里，他也受到“反攻大陆”、“解救同胞”的思想教育，常看到反映大陆状况的时事漫画。“大跃进”、闹饥荒，台湾的青少年都知道。“那时看这些觉得半信半疑，怎么可能有那么多人饿死？人们都去吃树皮，这是不可能的吧？尽管有怀疑，但内心还是很受震动，我16岁报考空军幼年学校也跟这些教育有很大关系，感到重振祖国的重任就在我们这一代肩上。每天晚上军官训话时都会说：‘海峡对岸的同胞处在水深火热中⋯⋯’讲到这里，我们这些军校学生常会掉下泪来⋯⋯”

　　刘以善读军校时，学校里曾发生一件大事：1969年5月，他的同学朱京蓉随教官黄天明“叛逃”大陆。从1949年开始，台湾空军官兵“叛逃”事件不时发生，有的人是因为“想家”，有的人是因为在台湾生活或事业境遇不顺。而刘以善坚信朱京蓉是被迫的。朱也是3岁跟着父母到台湾，“从小在眷村长大，父母都在台湾，怎么会自己跑去大陆呢？”几十年后刘以善在大陆见到老同学朱京蓉，确认是教官趁飞行训练时直接把飞机开到大陆，朱作为学员毫无办法。落地之后，他只得承认大陆的官方说法：协助教官驾机起义立功。台湾解严后朱京蓉与分别二十几年的父母见面，才知道，他“叛逃”后父母在眷村备受歧视，一家三口辛酸满腹，无以言表。

　　人老了，只想了解祖辈的真相

　　20世纪80年代，台湾逐渐允许老兵到香港“会亲”，1987年9月，刘自铭到香港见到了从河南赶来的二弟和三个妹妹。“我二叔去的时候已经得了癌症，会亲不久就去世了。” 后来，刘自铭又回大陆探亲两次，不仅去河南，也去了刘以善母亲的娘家武汉。“那时台胞回乡流行带‘四大件’：电视、冰箱、洗衣机和摩托车。我妈妈的退休金几乎都拿到香港换成东西带给亲戚。我爸心里想，我们在台湾稍微节俭一点，就可以给老家人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善。”

　　刘以善本意出资在河南老家修建祠堂和图书馆。“二叔对我说，‘以善哪，没有家了，哪里能生存，哪里就是家。’”刘以善不明白二叔的意思，直到他踏进村子，才看到老宅已是残窑破瓦，亲戚散落四方，“老家”的概念不复存在。经过“破四旧”，乡间曾经常见的祠堂早已消失多年。“这么多年来，我家不管搬到哪里，父母都会在家中设祠堂，供奉刘氏历代宗亲之神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相片也放在神位旁边。大陆亲戚到台湾来，看到我们供奉牌位，甚至觉得奇怪。我和父母都很感慨，两岸传统观念上的隔阂已如此之大。”

　　几十年的绝缘，使亲人彼此有些陌生，故土仍在，人情冷暖却不是当年的感觉。“大陆的亲戚们，哪怕是亲兄弟姐妹平素都不来往，只有我去的时候他们才聚会一次。过去他们是被迫‘划清界限’，现在也不亲近，这种情形让我很难过。”

　　种种原因使刘以善近些年很少再回大陆，但在台湾，刘家依然严守祭祖的传统。“这几十年以来，只要一想到爷爷和外公的死，我们一家人内心那种痛苦，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直到现在，刘以善和亲戚还在努力寻找外公杜庭瑞的坟墓，并试图查清爷爷刘金生的悬案。“我们不是想要算账，虽说杀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可就是想算，又和谁算呢？冤家宜结不宜解。我们都老了，只是想知道事情的真相，想知道自己的祖辈是谁，是什么样的人。我想这是人性的本能。”

有容乃大

谢侑霖：事隔二十年才知道奶奶死于饥荒

　　在台北老牌商业区西门町，41岁的谢侑霖带记者来到一家开了半个多世纪的咖啡厅，这里的装修让人想起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糕点柜台售卖“鲍鱼酥”、“鸡仔饼”、“驴打滚”等广式或北方传统点心。谢侑霖说，你尝了才知道，台湾的点心味道更正宗，这都是大陆一流老师傅传承下来的手艺。当年国民党大员撤退，必带金条，再就是厨师和糕点师傅。“我外公是驻在湖北的军阀，有好几个老婆，撤退时因为船上位置有限，他只带了正室（即我外婆）和其中一个妾，因为这个妾（我叫她姨婆）当时怀了我舅舅，其他没有孩子的女人就不带了。在船上放货物的地方，还有空位，于是我外公可以多带一个人，你猜带了谁？不是小老婆，是他的厨师。”

　　往船上挤的老百姓被枪托打到海里

　　谢侑霖的父亲谢日中来到台湾的旅程则要艰险得多。“1948年，我爸20岁，跟着‘山东联中’流亡队伍撤退至上海，去投奔我爷爷的分公司。爷爷在山东开办农产品贸易公司，企业规模不小，在上海霞飞路有办公室。”

　　所谓山东联中，是山东几所中学从抗战到国共内战时期组成的流亡学校，经上海南下广州，共八千多名学生，欲往台湾继续学业，后来被称为“八千子弟”。“八千子弟”往澎湖中转，因为澎湖防卫司令李振清是山东人，他们是去投奔老乡，不料却被李扣下，所有男生被强行充军，联中校长张敏之和反抗的学生被枪毙，这就是台湾白色恐怖第一大案：澎湖案，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昭雪。

　　谢日中因为在上海脱队，躲过了这一劫难。1949年5月24日深夜，解放军开始从徐家汇攻入市中心。“我爸到晚年还常说起，解放军进城那一刻，他穿个睡衣就往外跑，跑下楼一看，街上每个人都在跑，东边的往西跑，西边的往东跑，乱成一团。上海都是有钱人，怕共产党清算。我爸一直跑到港边，远远看见一艘即将离港的轮船，后来他才知道，这是上海逃往台湾的最后一艘船，一直拖到解放军入城才准备起航，因为在等当时的上海市长上船。这艘船只运军人，往船上挤的老百姓一律被卫兵用枪托打到海里，船被海浪晃动，船身跟码头一撞，人当场就夹成肉酱。码头上行李掉满地，什么都有，连金条都可以拣到。可我爸顾不上捡那些东西，他捡了一个名牌，名牌就是军装上绣的一块写着名字的布条，为了假冒身份，他捡了就上船了，除此之外全身上下什么证件和财物都没有。他是顺着轮船的缆绳爬上去的，缆绳用麻绳跟铁丝绞成，爬上去后刮蹭得一身都是油和血。”船上只有当兵的才有饭吃，于是谢日中当了兵，谎报他捡的那块布条上的名字，姓何。直到儿子谢侑霖20岁，“何家”才改回姓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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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孙立人当军医

　　刚到台北时，很多军营驻扎在西门町，谢日中就跟着军队住在西门町一个大庙里。周边有很多电影院，有一次谢日中看电影时竟遇到他在山东读书时的老师。“我爸在撤至上海前考上了山东医学院，这位老师带着我爸到教育部查学籍，出面证明这个姓何的就是档案中的谢日中。当时有台大和国防两个医学院给他选，不过台大要自费，所以我爸选了国防，毕业成了军医，给国民党陆军总司令、抗日名将孙立人担任医官。”

　　谢日中曾目睹蒋介石对孙立人的猜忌。一次蒋对孙发火，提起1945年“艾森豪威尔为什么找你去欧洲盟军总部，不找我去？”孙立人无语。谢日中走上前说：“报告总统，艾森豪威尔只是将军，邀请元首是不合国际惯例的！”蒋也觉得自己不讲理，正要找个台阶下，便拍着谢日中肩膀说：“不错，有前途。”后来在回去的车上，孙立人跟谢日中说：“你笨呐，不会跟他要个官做？”

　　孙立人后来被蒋介石拘禁，谢日中退伍开了诊所，与谢侑霖母亲相识结婚。虽然两岸长期戒严，谢日中还是想办法通过香港与老家通信。“我爸会把爷爷写来的信放在床头柜，每晚都要拜读，信是用很薄的红色横线纸写的，寄一次信不容易，每次都写来一大本。”

　　在谢侑霖童年的想象中，大陆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因为父亲的口头禅是：“在大陆很普通的东西，台湾怎么就是做不出来！”小到一块点心、一粒中药丸，大到家具、生产工具，抱怨这个“蛮荒小岛”比人杰地灵的故乡实在差太多。两岸开放前，谢日中曾取道东京偷偷回山东探亲，孩子们都非常兴奋，因为爸爸要带回好东西了。“我爸带回了月饼，从小我就听他形容大陆月饼比台湾精致多少倍，我们几个孩子抢来月饼狠狠咬下去⋯⋯咦？咬不动？再咬，还是咬不动！原来这就是老爸怀念的大陆啊！在我心中一下子幻灭了。哈哈！”

　　直到回到老家那一刻，谢日中才知道家中曾被批斗得很惨，母亲已在饥荒年代饿死，在这之前，他一直以为母亲还健在。 “爷爷在信里只能写‘我们都很好’，如果写了不好的事，信恐怕寄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