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3月15日，卫立煌携夫人韩权华从香港经澳门回到广州。卫立煌发电报到北京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致敬，报告他已经回来了。同时发表了《告台湾袍泽朋友书》。

　　毛泽东很快回电，电报中说：

　　卫俊如先生：三月十六日电报收到。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早日来京，籍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毛泽东 三月十七日

　　按照毛泽东主席“可于沿途看看情况”的指示，有关部门安排卫立煌夫妇在浙江杭州、上海、江苏无锡一路游览。直至4月4日接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电话，说总理有要事出国，临行前想会见卫立煌及夫人。4月6日上午卫立煌及夫人到达北京，下午五点周恩来邓颖超就在家中设宴招待了他们。韩权华援引“山中方七日 世上已千年”的诗句，感慨“回来亲眼看到实际上焕然一新的面貌，实在超过想象不知多少倍。”。

　　在周总理出国期间，邓颖超亲自过问卫立煌夫妇的生活、住房、参观等各方面的安排。6月他们从北京饭店搬到政府为之安排的东单麻线胡同新居一处四合院时，周恩来总理又亲自到家中探望。

　　四、

　　卫立煌自海外归来，中央人民政府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他先后担任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59年冬季他重病住院，周恩来、朱德多次探望。到了最后两天，卫立煌已经神志不清，朱德委员长去探视，坐在床边，久久不忍离去。

　　卫立煌于1960年1月17日0时40分去世。终年64岁。1月20日上午在中山公园举行了首都各界公祭大会，由周恩来总理主祭。

　　卫立煌去世后，韩权华被安排为国务院参事，1975年又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邓颖超一直与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或电话问候，或登门拜访，有时带着鲜花，有时提着瓜果。每次来家探望事先都不打招呼，不愿兴师动众。十年动乱期间，邓颖超不顾政治形势的险恶，仍然几次上门看望韩权华。 韩权华于1985年因病逝世，终年83岁。

　　而在卫立煌海外归来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汪徳昭、李惠年夫妇，十年动乱中却因此事遭受审查，其实韩氏家族的几代人也都程度不同的为“国民党战犯卫立煌”背过历史与政治包袱，在文革中受罪，被牵连。

　　1986 年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罗青长写了一份证明信，原文如下：

　　汪徳昭、李惠年同志是在解放战争关键时刻冒着很大危险，在巴黎与苏驻法使馆接头，为卫立煌与我党取得联络。此事于1947年7～8月间苏方经我东北局以绝密通报我中央。我当时在陕北中央前委，在周恩来副主席直接领导下主管过这一工作。对于汪德昭、李惠年的工龄，根据党的政策，建议从1947年算起。

　　这封信为这段家国历史拨乱反正，为汪德昭、李惠年夫妇彻底正名，也间接地解脱了韩氏家族所有为此受过牵连的人。

三、

　　时间到了1955年早春。卫立煌海外回归与韩家的因缘，又一条线索和渠道出现了：

　　中南海西花厅。邓颖超的秘书生病请假了，由韩权华的侄女、也就是她的哥哥韩振华的二女儿韩德莊临时代理。韩德莊1948年进燕京大学读书，参加了北平地下党。周恩来见到她时说：“一看你就是韩家的气质”。

　　原来周恩来与邓颖超在觉悟社时就与韩家六姑韩恂华相熟：1919年9月16日成立的觉悟社，最初由10名男社友和10名女社友组成，骨干为周恩来、马骏、郭隆真、刘清扬、邓颖超等。后来又吸收了5名社友，二男三女，韩恂华正是女社友之一。这次通过韩德莊，昔日的战友、朋友联系上了。

　　也正是在这一年，中共发出“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号召，对流离海外著名人士开展统战攻势。周恩来获悉卫立煌有归国之意，但卫夫人韩权华有顾虑，因为卫立煌是1948年12月25日共产党公布的43名国民党战犯中的第28名。为了做韩权华的工作，周恩来与邓颖超特地委派韩德莊去请她的姑姑韩恂华进中南海，到总理家里吃饭。韩恂华曾回忆说：邓大姐表示：老朋友，就吃家里的饭了。那天吃的是“烧饼夹酱肉、炒鸡蛋、两个素菜，还有小米粥”。周恩来、邓颖超嘱韩恂华给韩权华写信：请妹妹放心归来。

　　同时，周恩来嘱韩德莊手书一封：“在太原晤过面的那位朋友，请姑父和姑母回来。”抗日战争初期周恩来和卫立煌在太原曾有过彻夜长谈，他说：卫先生看到这段文字就会明白。

　二、

　　卫立煌虽然战功赫赫，却不是蒋介石的亲信。于是出现了一个怪圈：每当蒋介石在战场上受挫时，卫立煌立即被重用；但战争稍有间隙，他就遭受排挤，或被迫出国考察，或降职使用。

　　1946年11月底，卫立煌卸任远征军司令，携夫人韩权华开始出洋考察。欧美十国之行，韩权华的亲属们一路呵护：

　　先到美国，他们的翻译兼秘书是韩权华的外甥女婿钟安民，即梅贻琦先生的三女婿。1947年春天，他们到了英国。韩权华修书一封，给她在巴黎的外甥女李惠年和女婿汪徳昭，这是她大姐的女儿和女婿。韩家大姑韩俊华比四位妹妹年长许多，没有赶上接受现代教育的机会，也是姐妹中唯一缠过足的。她自己虽然没有上过西学堂，但是她把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分别送到美国和欧洲留学。女儿李惠年1936年赴法主修声乐，女婿汪德昭1934年就进入法国巴黎大学郎之万实验室攻读研究生，他所从事的大气中大小离子平衡态的研究成果，被国际物理学界认为是“目前普遍接受的朗之万-汪德昭-布里加理论”。于是这对夫妻担任了卫立煌夫妇在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考察的翻译兼秘书。

　　卫立煌想见汪徳昭还有另一层缘故：汪徳昭是留法左派学生领袖，而卫立煌1938年在山西抗日时，就与共产党领袖朱德多有交往，和周恩来、彭德怀也曾数次长谈。基于对国际国内时局的认识，他在和汪徳昭见面不久，就开门见山请汪助他和中共联系。

　　这个长时间的谈话是在泛舟瑞士雷梦湖时进行的，瑞士政府为卫立煌夫妇包了一只游艇。卫立煌和汪德昭在游艇客舱中交谈得十分投机。回到巴黎以后，卫立煌即执笔写下一封致中国共产党的电报，主要内容是：“我意尽快结束内战，决心站在人民一边，与“有关方面”进行军事的、政治的及其他一切合作。顾及个人的环境，希望绝对保密。”此电报由汪徳昭和韩权华分别译成法文与英文。

　　汪徳昭原本一介书生，与中共并没有组织联系。可是，面对国家、民族的命运抉择，他慨然承诺，将信转送。后来，他通过好友、法共党员与苏联驻法使馆接上关系，辗转将消息转达到延安。不久，周恩来就循原来的渠道，将指示反馈给汪德昭。汪又按与卫原来商定的密码，将此转达给卫立煌：大意是“可以利用目前情况相机行事。”此时卫立煌已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剿总司令”。

　　卫立煌看后心中有了底。他也用这个密电码打电报给汪徳昭，请汪来东北到他身边工作，帮助他继续与“某方”联系。汪德昭和李惠年夫妇经过认真思索，俩人辞掉了在法国待遇优厚的工作，变卖了家私，1948年4月举家回到阔别15年的祖国。汪徳昭旋即只身飞往东北，被卫立煌任命为少将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

　　但由于蒋介石的钳制，卫立煌知道在东北战场公开起义是行不通的，于是他从始至终采取了按兵不动的原则。例如对于一些外围据点被吃掉很少去救援，多数工作是整补训练、修筑工事等。其间于三月、五月、九月三次被召到南京面聆蒋介石的训示。不管蒋介石怎么说，怎么发火，卫立煌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变。于是借机造成了战局有利于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态势；他并采取措施阻挠实施破坏沈阳的计划，保护了沈阳许多重要工业设施和文物建筑。

　　1948年10月国民党在东北战场大败，最后一架飞机离开沈阳，卫立煌登上飞机之后，不许关机舱的门，一定要几个年轻力壮的卫士把汪德昭从人群中找到，拥上飞机，才关上舱门。

　　1949年初，卫立煌夫妇到了香港，汪德昭也到了香港，并结织了乔冠华、张铁生等一些共产党人，帮助卫立煌和中共再牵上线，然后他们夫妇携子汪华重新返回巴黎。七年以后，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汪徳昭、李惠年夫妇再次回国，终于实现了多年梦寐以求报效祖国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