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最后的觉悟

      孔子死前七日，对弟子子贡说了一段很有禅机的话语：“夏人殡于东阶，周人殡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于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这段似幻非幻的迷踪禅语，透露了晚年孔子对文化取向的重大反思。孔子的祖先是宋人孔防叔，宋就是殷人的后代，这一点就连鲁国的一位大夫厘子也早就知道，如果说孔子不知道自己殷人的后代，这不可能。而且，孔子当时头脑不是不清醒， 他先跟子贡大叹“太（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在谈夏周殷的葬仪之前，他感叹的是“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前后联系起来，可以说，孔子所与子贡谈的真正东西，并不是夏商周的葬仪和自己是不是殷人，而是关于把人类导于大道以何种文化适宜的问题。 <br><br>    孔子曾这样评价夏商周三代：“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所以，孔子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宣传周文化的，他认为天下之所以战乱不止，就在于制度失序，礼崩乐坏，而想使天下复归于大道，则在于崇认周代之礼法，所以孔子早期“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周游列国，宣扬以周礼治天下的理念。 <br><br>   为什么孔子晚年会把“两阶之间”的殷商文化置于他早期为之呼吁奔走的周文化之上呢？这与他的失意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他周游列国，屡屡失意，究竟原因何在呢？未来文化的发展又应该是何种方向呢？这驱动着他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观，重新进行反思。 <br><br>  夏代的礼制是一个“忠”字，为什么呢？因为历史从尧舜禹时代走过来，大家习惯了一个有道明君，做臣民的，只有守住忠诚之道就可以了。周代的礼制在一个“文”字，为什么呢？周借鉴了商颠覆的教训，认为商之所以亡天下，是因为君主失道，商的大臣们还是非常好的，所以主张君主要敬德保民，对臣民则是绝对信任。周取代商后，“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偃干戈而示天下不复用”。周的秩序是甸服者祭、候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如果大家不守规则怎么办？周的做法是：不祭则修意、不祀则修言、不享则修文、不贡则修名、不王则修德。周信奉的是道德万能，认为只要周王室以身作则，则天下自然归于大道。如果说夏文化是约束臣民东阶文化，周文化则完全反其道而行之，是约束君主的西阶文化，而商文化则比较中庸，在两者之中，商文化中君臣是处于一种契约关系，共同尊奉游戏的规则-------汤法。现在已经没有汤法的原文存世，但从古巴比伦的存世法典看，与之同时代的商很可能存在类似的法典，商代发生一件著名的事情------桐宫面壁，即是当上商王的太甲不遵汤法，暴虐于百姓，于是被宰臣伊尹率大臣以“不遵汤法”为理由流放于桐宫，面壁思过三年，太甲改正了错误，又被伊尹率大臣迎回来做君主。那么，当时的汤法典实际上具有超越君权的早期宪法性质。正是因为商初步具备了宪政立国的雏型，所以终商一代，圣君贤相不断，臣子有伊尹、祖已、傅说、比干等史不绝传，周公旦在《多士》中这样称述商的君王：“自汤至于帝乙（商纣王之父），无不率祀明德，帝无不配天者”。商文化崇尚一个“敬”字，既不相信君主天生德性，也不相信臣子天生忠义，而是共同敬畏于具有早期宪法的汤法典，与夏的敬畏君主与周的盲信臣下相比，殷商文化可谓是“两阶之间”。 <br><br>  孔子早期所倡导的“克已复礼”的礼即是指周文化，周文化建立在君主自我克制和约束的基础之上，诸候受欲望的驱使，又怎么会自动作茧自缚呢？夏文化建立在臣下无条件忠诚于君主的信条之上，但以当时私家之强，公家之弱，不断出现私家之大夫与诸候的争斗，诸候会无条件忠诚于周天子吗？大夫会无条件忠诚于诸候吗？晚年的孔子是大彻大悟的，他自认“吾道穷矣”，于是退而序《春秋》，他自己却又说：“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孔子又是崇尚“朝闻道、夕死可矣”精神，所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在孤独的晚年，他对天下从无道复归有道的导途苦苦思索，尤其是在对商文化的重新探索中，认识到殷商文化的合理性是相向的约束，比夏周文化的单向化约束更具有合理性。他的这个转变，可以从他的孙子子思的《中庸》看出一点蛛丝马迹，孔子的儿子死在他前面，他的孙子子思一直受孔子言传身教，《中庸》的核心思想是认为过犹不及，强调不偏不倚。这应该是一种练历人生之后才可能有的感悟，阅历较少的子思会有这种思想吗？不太可能，倒极有可能是孔子晚年思想的精华。夏文化的层次太低，周文化所要求人们的思想层次则太高，而商文化则在中间，不是去依倚于某一方面，而是依靠宪政、依靠对契约的共同尊重精神。这内面既有人性本善的思考，又有对人性恶的预防。孔子临死前与子贡的对话正隐晦地体现了他从文化宗周论到文化宗殷的转变。 <br><br> 但是，孔子为什么没有把自己的思想明确地说出来呢？首先，孔子毕竟是从盛容饰、存繁礼的过程中走过来的，他的性格中已存在很大的虚伪成分，他不敢去全盘否定自己过去的思想。其次，在现实中，即使他把新思想明确提出来，在受虚化道德和受宪政约束之间，君主会如何选择呢？平民是否愿意为宪政理想而奋斗呢？他的前半生的许多东西已经在弟子们的努力下得到很大的传播，他的新思想可以为弟子们接受吗？这些问题都非常可虑。对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担心，使他在与子贡的谈话中，采用了一种非常隐晦的语言。 <br><br>  瞿秋白临死前写下了《多余的话》，陈独秀在临老时写下《我的根本意见》，曾经纵横驰骋的人物，在他们临去之际，在考虑问题时，与早期的意气风发，指点山河都有很大的不同，更具有理性的关怀和人性的光茫。与孔子相比，瞿秋白和陈独秀在共有的觉悟之外，多了一层表露剖析的勇气。 <br><br> 后世之儒家学者过于强调孔子早年的思想，而且强调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是一脉相承的，其实是不对的。如果细读《史记》，太史公站在时代的当口，认为文化是循环发展的，汉之政又与最早的夏文化相似，崇尚忠，要求臣下单向无条件的忠诚，文化宗夏的最终形成，使孔子早期的宗周论和和晚年宗殷论都失去了实现的可能，这才是文化关怀者的大溃败。 <br><br> 什么才是“先进文化”，一句话，只有宪政精神下重建的文化才可能是先进的文化。 <br><br><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