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德国之声”不反中国共产党

杨十郎3740

      幸好“德国之声”不反中国共产党       杨十郎    去年12月5号，山西临汾市洪洞县发生一起矿难，死神收去了105个矿工鲜活的生命。对这一“新闻”（其实，这算什么“新”闻，矿难在中国早就老掉牙了），“德国之声”12月7号作出了反应：“作为世界最大的产煤国，中国的煤产量占世界煤产量的百分之三十左右，但是中国的矿难死亡人数却占全世界矿难死亡人数的百分只八十。”有人可能会不平起来，煤产得多，因矿难而死的当然也就多，这也值得大惊小怪么！——过去不是有人说中国的贪官多不值一叹，因为中国人口多，理在“必然”。但是，“即使按每生产百万吨煤的死亡人数来计算，中国矿工的死亡人数比例也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十倍以上。据统计，今年头三个月，中国就发生了99起矿难事故，导至297人死亡或失踪。”“造成中国矿难死亡人数依然居高不下”的原因，“德国之声”说：“矿主受经济利益驱使超量开采，安全防范措施欠账太多，以及井下工人缺乏安全培训。“德国之声”也没忽视“为了加强安全生产监督，中国政府最近几年也采取了不少措施，甚至关闭了上千家小型煤矿。”（引文见《南方周末·大参考》2007，12，13）
   可以说这报导、这反应还不失客观公正。
   但是，如果“德国之声”有那么一点儿与中国共产党国过意不去，它完全可以从另外的最时髦的角度去“联想性”批判思维一番——煤矿是生产部门，这自然地关涉到：矿工（人）、生产工具（机器设备等）、生产技术、生产制度 、生产效率、生产耗费（死人也是耗费，死人耗费生命活人耗费健康，与其它耗材一样）——逃也逃不开，中国煤矿的生产力是先进还是落后？
但是，在中国谁代表先进生产力，谁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呢？
我们的“重要思想”说：是中国共产党。
但中国工人的死亡比例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倍以上（这是严重损害生产力的一个有力数据，因为“人”是生产力的核心）是谁之责，谁之过，甚至谁之罪？
既然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生产力（这儿具体的是指煤矿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请问：中国共产党内部有一个煤矿工人技能培训部么？（据报导，这次山西矿难中“下井工人没有自救器，矿工没有经过任何培训。带了自救器下井的也不会用”）有一个煤矿开采安全委员会么？（此次矿难的煤矿，不具通风条件，无风微风作业，瓦斯大量积聚，遇明火就爆炸）有一个采矿设备供应 、质检部么？（此次矿难的煤矿没有安装瓦斯检测系统和人员管理系统）
都没有。常识就能回答：中国共产党（包括全世界各种政党）内部不可能有这么些部。因为政党它只能把握政治方向，它不是生产党 、技术党、科学党 。它不管科学方面的什么、技术方面的什么 、生产方面的什么，因此它也不负生产方面什么、技术方面什么、科学方面什么的责（很显然，这儿指的具体的责任）。不光是山西这次矿难，不能问责政党什么，就是前不久发射的“常蛾1号”如果发射几秒后就爆炸了，也不能问责于胡锦涛书记。因为生产是企业行为、公司行为等等，管理是政府行为，中国共产党用自己的政治理念建立了政府，政府就该担负起监管的责任。煤矿管不管得好，煤矿生产指标上不上得了，出不出矿难，这不是政党行为。“德国之声”清楚地明白这点，故而它没有只言片语把矿难责任扯到中国共产党身上。国家安检局局长李毅中也说：“事故充分暴露了出矿主无视国家法律无视政府监管（注意，他没说无视“党代表”的监管）无视矿工生命和违法顶风作案等严重问题，也反映出该地区监管执法不力打击非法行为不力的问题。”他没说事故说明这个矿忽视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贯彻落实，他没有陷入假、大、空的客套。
事实上，因此次矿难被免职的是山西临汾市市长，而不是与“三个代表”相关的什么“书记”。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P3）我们这个变革时代产生了“意识”：共产党是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但物质生活矛盾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人们都视而不见这个“代表”，国外媒体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也并不重视它，甚而我们自己的政府官员（比如李毅中）在相关的矛盾中也没涉及到这个“代表”的丁点儿关系。
可见“三个代表”大而不当，大而假，大而空如是。（可参看我的《“三个代表”论纲》《两个代表的假、大、空、谬》《给中共中央的公开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