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德国人的生活世界

典典典妞

德国之声中文网

帅哥清道夫亨泽勒先生，41岁，已婚，有3个小孩，2只狗，在这个行业做了17、18年，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业余足球教练」。不介意与垃圾为伍，乐天知命，而且是个好丈夫好爸爸。



亨泽勒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在零下5，6度的室外井然有序地忙碌着。一个同事在垃圾车到达前已先将垃圾桶拉到路边，三个人负责垃圾倾倒程序，还有一个人负责将清理后的垃圾桶送到各家原位。在这里清理垃圾完全没有象国内那样尘土飞扬，蚊蝇乱飞，臭气冲天。因为在德国，所有的垃圾都事先用垃圾袋绑好再丢到垃圾桶内，而且德国实行垃圾分类，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都另据处理，加上德国天冷，气候干燥，垃圾不容易变臭或长虫。

游客，如果您要查看本帖隐藏内容请回复

典典典妞

54岁的施派德尔女士找钱给顾客，答谢他光临本店并祝周末愉快。这里是施派德尔女士自己经营的药房，她雇了3名专职人员和5名助手。每天早上8点半开店，一直要忙到下午6点半才关门。虽然很忙，施派德尔女士和她的同事们始终面带微笑，耐心的为顾客指明用药注意事项，同时也彼此之间谈笑风生，使店里的气氛很和谐。店主和顾客都已经认识多年。施派德尔女士的助手解释说：

“……这些顾客多半是住在附近的老人，每天大约有100多个病人上门买药，有些人很客气，有些则脾气古怪，不过，在别的地方相信也是如此。”

目前德国经济不景气，医疗保险公司对药物费用支出也越来越趋于严苛。10年前病人拿着医生的处方到药房拿药，不需再交钱，如今，每拿一种药必须付5到10欧元的附加费，折合成人民币大约是50到100元。某些特种药，甚至要付到30至40欧元。也就是说，医疗保险公司只付一部分费用，剩余的部分，得由患者自己掏。在这种情况下，病人越来越觉得看病负担沉重。当然药房的生意也不好做，竞争激烈。几乎每个街角都可以看到一家药房。施派德尔女士解释说：“……多年前，开药房在德国是个非常赚钱的行业，是所谓的金鸡母，在1972年左右，由于放宽了设立药房的限制，导致许多新药房纷纷成立，当时几乎每个人都希望拥有自己的药店。”

施派德尔女士19岁时先在一家药房当学徒，几年后就读于大学的医药系，在此期间作过3次实习，通过了3次国家级考试，最终取得药剂师资格。回顾35年的职业生涯，施派德尔女士这样说：“……最有意义的是，可以帮助人，我知道，病人按时服药后，病情会好转，这让我感到无比的欣慰。帮助别人，是我的使命。”

这个行业的缺点是：“……太累，干我们这个行业，体力和精力上的负担都非常大。我们必须保持高度集中注意力，一点不能放松。”

施派德尔女士解释，她的工作份量越来越重，每天要填大量的单子，向顾客解释的东西越来越多。以前招待一名顾客大约只需要1分钟，现在平均要10分钟左右。但是由于雇员费用高，她实在请不起更多的职员。

[Apothekerin, 2005 Foto: DW]

Apothekerin, 2005 Foto: DW
这家药房不在闹区，生意却还不错，陆陆续续有客人上门。德国人会像中国人一样，特别喜欢吃药吗？施派德尔女士说：“……其实不是。德国人大致上并不特别喜欢服用药物，当然会有一些人例外，但是大部分人，能不吃就尽量不吃。”

中国人爱吃药，虽然不一定可取，但是中国的传统医学对施派德尔女士影响颇深。她说：“……我相信，中国传统医学在未来会有很大的展望，因为西方医学界对许多病症无法突破，我们希望在中国医学中找到其它治愈的可能性。”

施派德尔女士在这个行业工作已经35年了。但是，当药剂师其实并不是她的梦想。她真正想从事的职业是当一名艺术体操运动员。她曾经获得当时西德艺术体操比赛第9名。但是，风回运转，却成了药剂师。如今想来，她有些后悔当初没坚持自己的意志。她说：“……我本打算能成为一名艺术体操运动员，但在当时，读完大学体育系，唯一的出路就是当老师，我本人并不愿意当老师。”

施派德尔女士放弃了从事运动员职业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她11岁时获得了法兰克福体育学院的全额奖学金，于是她必须要离家，到寄宿学校去就读。父母因她年纪小，没有答应。之后她自己也放弃了学体育的想法，继续留在本地的体育社团里，甚至当起小老师。在她14岁的时候，就担当起少年体育和妇女体操队的教练。如今想来，她也为自己捏了一把汗。因为体操运动危险性大，很容易在训练中受伤。好在当时没出什么问题，不然，她真不知道该如何应付，因为她自己都还是个孩子。尽管如此，言谈中施派德尔女士还是带出点自豪。

如今，施派德尔女士仍然热衷于运动，她经常打高尔夫，滑雪和做室内健身。但只能在每天关店门后。(邱璧辉)

典典典妞

有人天生就爱骑车，上班8个小时没骑够，下班接着再骑。柯尔特曼先生，52岁，已婚，没小孩，已有36年邮递员的工作生涯。

科尔特曼在塔纳布什村可是大大有名。自从1983年他就开始了投递工作。22年来风雨无阻，所以村中的人几乎没有不认识他的。他负责该地区约800户人家的投信任务。从周一到周六，每天早上4点半就得起床，6点整准时上班，首先整理和分配信件，9点钟便骑车上路了。每天投递任务繁重，3到4个袋子的信，还要取街头公共邮箱的邮件，有时一天甚至发送20-30大袋邮件。工作结束后，已经是下午2点，可以松口气，下班回家了。

52岁的科尔特曼先生干这个行业已有36年历史了。15岁时先接受为期两年半的邮递员训练，然后通过邮政特考，正式被当时还是联邦单位的联办邮政局录取，所以他至今仍保有国家公务员身份。他讲：“我每天都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可是到了冬天，早起就不是件很愉快的事了。愈来愈多的广告信也令人很头疼。”

科尔特曼先生本来有机会在邮局柜台里服务，被他拒绝了，因为他更喜欢户外工作，感到轻松自在。自行车是他工作时的交通工具，但在夏天天气好的时候，他会在下班后，再骑上2小时，到湖边散步，乐此不疲。

一年30天的休假，他也会和其它人一样外出旅游。最近他刚刚从泰国回来。玩得很尽兴，居然想要退休后到泰国去定居。他说：“……泰国是个好地方，风景非常美，气温高，很适合我。那里的物价房价也非常低廉，吃馆子只需1欧元。用我的养老金在那里简直可以过皇帝的日子。我真的希望退休后可以在那里养老延年，不过还要有13年的光景。德国法定65岁才可以退休。”

科尔特曼先生刚刚办理了结婚手续。在德国，同性恋是允许结婚的。他的”另一半“是个年方29岁，堂堂六尺之躯的律师。（邱璧辉）

典典典妞

茨先生，58岁，已婚，有一个小孩，当职业演员已32年。扮演过很多不同的角色，还主演过一部以他为名的话剧「毛茨先生」。现在是波恩剧院的专职演员。

谢幕后，毛茨先生在后台卸了妆，换上便服，离开了剧院。刚刚还是在舞台上叱咤风云的英雄，现在尤如普通人走在回家的路上。做演员就是这样，他说：“……一名优秀的演员，要在谢幕后能马上回到现实生活中来。”

他50岁得子，儿子现在才8岁。父子俩人有时会一起出去旅行，让老伴能“舒活”几天。毛茨先生的家在欧伯豪森，平时一人在波恩上班，周末才回去。他喜欢美食和品酒，喜欢读书，看戏，听歌剧，喜欢社交，演员这个职业对他来讲，简直是如鱼得水。

受母亲影响，毛茨先生从小就爱演戏。他1971年踏入这个行业，32年的演绎生涯，使他感触颇深。“一出戏的好坏，生动与乏味，要由观众来评说 。有些剧目并不一定令人赏心悦目，但能带给人们更多的思考。” 的确，观众的反响最直接，最真诚。

发掘他这个人材的是毛茨先生的德语老师，在他的鼓励下，10岁那年，毛茨登台演了他的第一部戏。在大学里，他主修德国文学和戏剧，这对他今后的演绎生涯起了很大的帮助。他讲：“演员本身要有自己的个性，同时要对自己扮演的角色理解透彻。让观众知道，此角色非你演不可！”戏剧有时候如同中国的泼墨画和书法一样，留白很重要。不能为表演而表演。应该做到演得浑然恰到好处。


作为演员的一个好处是不需要朝九晚五，职业性质是自由而多变的。不象办公室工作朝夕如一，乏味得要命。但也有受拘束的一面，毛茨先生说：“……戏剧这个行业非常依赖团体合作，我有时想做一名自由职业者，但顾及到风险大，特别是当我有了家庭后，也就搁置了。还是站在舞台上吧，直到我站不动为止，因为戏剧舞台是我整个生命的舞台。”（邱璧辉）

典典典妞

湘慈女士是位于波恩市中心贝多芬纪念馆里的讲解员，51岁，已婚，有2个读大学的孩子。她是职业声乐歌手，已经有47个年头。一年多以前，她才转行到了贝多芬纪念馆。


受父母影响，湘慈女士从小就喜欢音乐和舞蹈，4岁时就能登台表演。长大以后，完成了在斯图加特音乐学院声乐系的培训，被斯图加特广播公司合唱团吸收为职业女高音歌手，结婚后随家人迁到科隆，继续她的唱歌生涯。她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也灌录过很多唱片。一年半前来到贝多芬博物馆工作。

贝多芬的出生地在1889年修建为博物馆，冬季时每天从上午10点开放到下午5点，夏季则延长到晚上6点，全年开放，因为来瞻仰乐圣风采的世界游客络绎不绝。虽然十点才正式上班，但是湘慈女士通常九点就到办公室，做准备工作。她一天通常接待5、6个团体，用德、法、英三种语言做讲解。其它的同事分别以意大利、荷兰、波兰和俄语解说。

“……这里就是著名古典音乐大师贝多芬出生的地方。我们不清楚他确切的生日，只知道他是1770年12月17日受洗礼的。他是家中第二个孩子，还有6个兄弟姊妹，不幸的是其中四个孩子早早夭折，只剩他和两个弟弟……。”


湘慈女士说道：“夏天是博物馆的旺季，工作繁忙，冬季相对少一些。来访者大多来自亚洲，美洲和欧洲。原先亚洲的游客里日本人居多，近几年来，韩国和中国的游客也络绎不绝。”

为什么贝多芬在失聪后还能创作出这么优美，充满活力的音乐？湘慈女士讲：“音乐产生于灵魂之中！他不屈从于自己的命运，而始终憧憬生命的阳光！……”

湘慈女士在闲暇时，喜欢在家中的院子里种种花草，到户外散散步，骑脚踏车，当然免不了常常和先生去听音乐会和看歌剧。有时候出国参加一些音乐活动，最常去的国家是法国，那里是音乐的盛堂。而她自己最喜欢的国家却是芬兰，她解释说：“那里可以找到绝对的静寂和自然。”

典典典妞

东西方的丧葬文化有什么差异呢？53岁的里克特内尔先生从事丧葬业多年，别人旅行大都只看名胜古迹，他却情有独钟于墓地。


一场丧葬仪式正在波恩著名老墓园里举行。死者生前的亲朋好友都聚集在这里，身着黑色葬礼服，表情沉重。仪式进行得肃穆而沉静，追悼会结束后，棺木被抬到预定的墓穴，开始下葬。

土葬是德国最常见的丧葬仪式。按照中国人的讲法叫「入土为安」，但在中国人口众多，居住还是个问题，那里还有一席之地给走了的人呢？所以只有火葬。不仅在中国，在亚洲其它人稠地狭的国家，火葬也非常普遍。

在欧洲，土葬很盛行，而且一些老的墓园往往就在市中心。其实早先，墓地都设在城市的边缘，但是随着城镇扩展，原来位于市郊的墓地，就被规划到市区内了。波恩市政府旁的老墓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里安葬着许多名人，由此也慢慢成为游客观览的地方。不仅在波恩，在汉堡、柏林、纽伦堡等许多城市的墓园也相当有名。

里克特内尔先生是德国殡葬业同业工会的理事长。大学里读的是法律系，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曾在不同的单位从事法律顾问的工作，直到2000年接下在殡仪馆的职务。他虽然没有主持过丧礼活动，但对殡葬业运作程序，却了如指掌。为了深入了解这门行业，他曾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实地学习殡葬仪式。


德国目前每年的死亡人数达85万人，有葬仪社3800家。土葬占所有葬礼的58%，火葬占42%，火葬后的骨灰可以埋放在墓地，森林，投入海洋或者湖泊里。

德国丧礼的平均消费是多少呢？里克特内尔先生说：“大约要2000欧元，再加上墓园管理费及其它费用，可能要达到5000-7500欧元。”折合成人民币大约是50000到75000元。 这个数目乍看很多，但是比起日本的丧葬费用，则是小巫见大巫。在南欧的意大利、希腊、葡萄牙等地，妻子丧夫要戴孝三年，这在德国已经不多见了。

中国有句俗话叫：披麻带孝。丧葬队伍看上去是白花花的一片。在西方就不同了，丧服全部是黑色。不过，无论东方西方，葬礼结束后，死者家属要设宴招待所有参加丧礼的人。

闲暇之余，里克特内尔先生特别喜欢驾驶帆艇，也喜欢旅行。每年除了商务旅行外，还会和太太做2次长途旅行。不同的是，他每到一处，都要参观当地的墓地，搞得太太也无奈，只好跟从随行。他还去中国考察过墓地，了解那里的丧葬业。中国方面也送了5、6批的学员到德国来学习。

里克特内尔先生待人诚恳，又很敬业，他服务的对象是死者，但要跟活着的人打交道。他喜欢这项工作，“首先，我喜欢帮助别人。其次，这个工作和我的专业有关，我可以协助他人解决法律问题。虽然很忙，但是越忙越年轻嘛！”

里克特内尔先生年纪不轻了，但却红光满面，干劲十足，看不到他脸上有一丝苍老的感觉，反而让人感觉到他的热情充满阳光。（邱璧辉）

典典典妞

这里为大家介绍的是收银员卡马里希小姐。她正坐在收款机前正忙着算帐，她将客人要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到感应机前刷一下，等全部刷过后，再拿帐单请顾客付账。这个客人前脚才走，后面的客人便接踵而至。


当收银员其实是一件很忙碌的工作。问卡马里希会不会忙中有错，找错钱，她回答说，出错的机率不会很高，平均每个收银员一个月内最多发生一次这种错误。卡马里希才21岁，活泼好动，她坐得住柜台吗？当初是如何会来到这各行业的呢？她说：“我选择这个职业是因为我以前坐过办公室。当时觉得很无聊。我喜欢和客人接触，解决他们的问题，工作内容每天也都不一样。”

坐柜台对卡马里希而言确实有点无聊，但是坐在询问台就有趣多了。她的任务是回答客人的问题，帮忙解决他们的问题。至于他的顾客通常会有哪些问题呢？

她说：“其实顾客抱怨我们服务不好的例子不是太多，反而是要求换货。比如买回东西后发现不喜欢，太贵了，买错了或是他们订得货没准时到达。”

卡马里希的公司的基本态度是：只要东西没损坏，便可以换钱。原来，卡马里希一周坐一次收费柜台，一周坐一次询问台。而她特别喜欢坐询问台，因为她有更多的机会和客人及其他同事接触。谁轮到坐询问台，谁就得负责排坐收费柜台的班，另外还得在同事下班时点钱，或是将钱点交给银行派来的人。任务可谓并不轻松，但卡马里希一直做得很好，没出过错。

卡马里希人虽年轻，倒是一点不莽撞，做事中规中举，而且很有服务精神。能帮上忙的她就主动帮忙，不管是帮忙打电话叫出租车，还是帮老人家提重一点的东西。甚至有个老太太因为曾经坐电梯下楼时跌到，所以不敢再搭乘电梯，结果这位老太太每次来都交给卡马里希一张购物单，请她帮忙到地下一层买东西。卡马里希每一次都答应她，因为“主人为快乐之本”嘛！

她说：“这个职业好的一面是：不用一再重复同样的动作。每天都面临不同的问题，每个客人的要求和抱怨都不同。我们会耐心的针对他们的需求一一解决。对于某些耳背的客人，我会特别大声说话，对于一些年老的神经脆弱的老人，我会注意小声说话。我们不能用同一个态度对待所有的客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人，都希望得到不同的待遇。”

卡马里希不仅要帮助一些需要帮忙的人，还要对付一些不怎么受欢迎的人，比如一些酒鬼，流浪汉等等，这些人不一定会偷拿东西，但是如果他们大声喧哗，随地乱躺，或辱骂其他客人，都会造成其他客人的不愉快。所以她通常想办法让这些人冷静下来，如果没变法，只好找老板，或叫店中的侦探，或是警察。但大部分的顾客并没有喝醉，他们只是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

让她烦恼的是，“我有时无法让有些客人平静下来，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其实只要有一个顾客不满意我们的服务而掉头走掉，对我而言都是一个小挫败。”

卡马里希也得到同事们的认可。一名同事说：“她分派工作很公平，对同事很友善，喜欢帮助别人，怎么说呢，她是一个好人。”

卡马里希目前的心情不是特别好，因为继父患癌症，正躺在医院中，她几乎每天都去医院帮妈妈的忙，而没有自己的时间。不然的话，她和同年龄的女孩一样，也喜欢出去玩，参加派对等。而且公司面临裁员，因为她是新人，所以很可能被裁掉。这也使得她有失落感。她说：“我当然想留在这儿，这是我理想的工作，我和同事之间相处得很好，工作又有乐趣，但我还不知道是否留得下来。”

倘若她无法留在原职，也不排除干脆去读大学，反正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就去读书。

典典典妞

波恩副市长芬格先生，49岁，已婚，没有小孩，养一只狗，绿党出身，从政20多年，喜欢运动、旅行，热情幽默，干劲十足，有时会穿礼服，骑自行车去出席正式的社交场合。

芬格先生是波恩市的第1代理市长，他同时是波恩市议会的议员，去年底才被选为第1副市长，当副市长的时间不是特别长，但是从政却有20年以上的经验。

1984年芬格先生当选为市议员，当时他仅有27，28岁，是当年最年轻的市议员。有了这些基础，自然能愉快的胜任副市长的职务。

副市长其实只是一个荣誉头衔，只能尽义务，没有实质的权利和金钱上的报酬。不像市长负有实质的权力和义务，要对市议会和选民负责，是所有市府员工的最高领导。那么副市长究竟有哪些任务呢？芬格先生说：“这是一个义务性的职务，主要是代理市长，向外界代表波恩市。”

芬格先生从政的道路似乎特别平坦。在大学时代，他就对人，特别是对公众的事物特别感兴趣。正因为他特别关心政治，读的又是政治系，所以自然而然便走上了从政的道路。如今成为了副市长，这个职位对他来说也有好的和坏的一面。

他说道：“这个工作好的一面是，可以认识许多人，许多团体。我一会儿得演讲，参加开幕，一会儿接受献花，一会儿代表接受奖项，真的很有趣。唯一的缺点是没有自己的时间，有时难免想去散步，游泳或去慢跑，但总的来说，这个职务非常有挑战性，多变化。”

芬格先生虽然抱怨时间不够，但是可以看出，他是真心喜欢和享受这项挑战，而且努力地做好他的工作。比如他去参加一个有关家庭问题的会议，市政府有关方面事先已经帮他备妥演讲稿，但是他仍然花上一个小时重新拟稿，因为他不想照本宣科，而是希望他的演讲可以更生动，更活泼，更吸引人。

既然是代表波恩市或代表市长出席各种会议和场合，每天要出席几个场合呢？据芬格先生的说法，每天的次数不同，最高纪录一天要出席5个场合，发表5次谈话。每一次都得光鲜亮丽，神采奕奕的出席，讲话，接受献花，开幕，照相，致词、接受媒体采访等等。某个程度上和大明星没什么两样。有时还得在参加体育活动时，应邀跑上一程，或是和青少年比赛桌上足球等等。偶尔走在路上，也会有人特别走过来和他打招呼。

他说：“重要的是，市议会既然选出我代表波恩市民出席这些场合，就是要我好好展现好风度，作精彩的演说，最好还可以带点幽默，这当然多少有点像是表演事业，但是这就是这个职务对我的期待，所以我必须全力以赴，达成大家对我的期待。”

其实芬格先生的真正职业，也需要他和媒体打交道。他赖以为生的职业有二个：他是一家管理顾问公司的负责人之一，同时也是一家太阳能应用公司的媒体负责人，负责举办记者会，写讲演稿，和媒体联络，和对外公关。由于他有多年实质的公关和媒体经验，所以担任副市长显得驾轻就熟，游刃有余。

作为一个副市长，究竟需要哪些训练呢？对此他说：“其实没有特别的要求和训练，当然你可以去读政治系。但是我认为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应具备以下几项特质：第一，不害怕公众场合和媒体； 第二，头脑要清楚，能清楚简单地将自己的想法完整的陈述出来；第三，要有自信，能使人信服；第四，要有自己的见解和清楚的政见；第五，反应要快，可以在大众前面大方的展现自己。”

芬格先生人开朗，大方，亲切，幽默，而且充满自信，相信自己的决定。甚至是过了65岁的法定退休年龄后，他仍会一直留在政治圈内，因为只要不担任公职，政治圈并无年龄限制，他说：“我真的喜欢政治，乐在其中，当然有时难免会抱怨没有私人的时间。这是两难，但是我既然已经作了选择，这是我的兴趣，我的爱好，我会继续作下去。”

虽说忙碌，芬格副市长还是尽量抽出时间做些运动，划船，慢跑，打羽毛球，滑雪，骑脚踏车，都是他常做的运动。如果天气好，他喜欢骑自行车上班，哪怕是穿大礼服骑自行车都是有过的。下次，您在波恩的道路上，看到一个男人穿著大礼服骑自行车，这个人说不定是芬格副市长呢！（邱璧辉）

典典典妞

警长澳特先生，44岁，已婚，2个小孩的父亲，在警界服务超过27年，负责波恩市区的治安工作，每天徒步巡逻闹区。虽然整日面对许多社会边缘人和罪犯，他也有着一颗善良极富同情的心。

44歲的澳特先生每天的工作之一，就是到有「波恩洞」之稱的波恩地鐵總站去走動走動。波恩地鐵總站怎麽會得到這個稱號呢？這是有原因的。因爲那裏每天聚集了上百名的無業遊民、酒鬼和吸毒者在那裏喝酒聚會大聲喧嘩，使得很多路人，經過此地都要特別小心緊張，唯恐被這些人騷擾到。久而久之，大家都視此地爲一個黑洞。作为警察的澳特先生卻天天得去那裏和這些人周旋，負責那裏的治安。

他对记者说：“我不想調到刑事局，也不想做內勤的工作，整天坐辦公室，那會太無聊。我寧可在街上巡邏，可以和民衆直接接觸，不管是普通的老百姓或者是罪犯。”

澳特先生每天和同事到城中心的各個角落巡邏，幾乎8個小時都在外面走動。他通常處理的問題有酗酒妨害治安、偷竊、闖空門、離家出走的青少年滋事、打架、吸毒、無家可歸的流浪漢等等問題，或是協助管理交通安全，很少有大的刑事案件。如果有的話，他們立刻封鎖現場、登記、問口供、作筆錄之後，便交由刑事局偵查。所以澳特先生自稱他的工作其實很安全，並不如外界想像的那麽危險。如果碰到比較棘手的事件，他會沈著以對。在采访中他說：“不，我不害怕，如果害怕就會失去勇氣，如果心裏不怕，反而會比較勇敢。當然在執行任務時，必須非常小心。”

真的不危險嗎？澳特先生提到，不久前有一位同事在調解一樁波斯移民的家庭糾紛時，不幸被那位失去理智的先生射殺身亡。但這種意外不常發生。而他自己親身面臨過最緊張的一個場面是，他必須奪下一個波斯人手中緊握的長達1公尺的日本武士刀，爭鬥過程中，那把刀劃破了他的褲管，還好沒傷倒他的肌膚，當然，他成功地完成了任務。

澳特先生說起徘徊在「波恩洞」的社會邊緣人，話語中略帶感情。他分析這些人淪落至此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德國的失業問題嚴重，這些人並不都是天生的壞胚子。他說：“許多失業的人淪落到街頭，是因爲沒有得到足夠的失業金，他們付不起房租，買不起食物，沒有汽車，沒有住屋，所以來到「波恩洞」。其中大約有10%的人後來成爲罪犯，他們用其他的方式獲取生活費。”

澳特先生年27年來可以平安無恙，其實不只是「幸運」二字可以解釋的。澳特先生冷靜沈著，乾脆俐落，目光炯炯有神、身型靈巧，一看便知受過嚴格訓練，他提到他的健身之道， 每周2到3次在自家地下室的健身房健身，每次2小時。另外，每周跑步2-3次，每次2個小時，一年參加一次馬拉松賽跑。隨時保持體能的最佳狀態，避免再追捕嫌犯時，體力不濟。

澳特先生爲人機警靈巧、敏捷，說話做事都乾淨利落，所以一些麻煩事也比較不會沾染到他的身上。也因此他認爲美國好萊塢所拍的警察片通常都太誇張，在真實的世界並沒有這麽多的暴力，至少在波恩市並沒有這種情況，他在波恩服勤20多年，每天平均只會發生1到2樁犯罪事件，而且多半是竊盜等的輕微犯罪。他真的不需要出生入死。他的太太也表示不特別擔心他的安危，并且說：“不，這么多年來不會了，也許在新婚的頭幾年，我確實爲他的安危擔憂，我們結婚20多年了，也漸漸習慣了，而且不能太過胡思亂想，這只會讓自己不快樂。我想每項職業都有他的危險性存在，不只當警察有，其他職業也一樣也有風險，我不擔心他。“

他的女兒怎么看待父亲的职业呢？女兒非常崇拜父親，但是沒有意願當警察。女儿說：“我有其他的願望。我小的時候曾經想向爸爸看齊當警察，但我現在不想了，弟弟大概也不會想當警察。”

雖然一雙子女都不想继续父亲的职业，但是澳特先生仍熱愛他的警察工作，認真的堅守崗位，在他62歲退休前，在波恩的市中心街道上，您肯定還可以看到他英勇的身影。（邱璧辉）

典典典妞

理发师施塔赫女士，37岁，已婚，有一个小孩，在此行业工作19年。不但手艺巧，口碑好，而且还是个好听众，甚至是心理治疗师。许多客人愿意和她谈心事，倾诉心中的苦恼。她不但梳理客人的三千烦恼丝，还安慰客人心中的烦恼。

施塔赫女士在波恩开了家小型的理发店，自己当老板。理发厅内只有五张椅子，雇了两个助手帮忙。施塔赫女士年纪虽然还轻，但是显得很老练，客人也喜欢她。

在场的一位顾客就称赞她手艺好，待人亲切：“我很满意，这两年来我定期来这里做头发。”另一位顾客也说：“我在这里觉得很舒服，很自在，施塔赫女士很友善，我特别欣赏她剪发的技术。”

赞美施塔赫女士手艺好人又干练，真是一点也不为过。她出生理发世家，妈妈姨妈都是理发师，从小耳濡目染，学得一手漂亮的手上功夫。在这个行业她已经做了19年，先是三年的职业学校，然后出来当学徒，五年后考取了美发师执照。又工作了几年后才在波恩自行开业。她说：“这个职业带给我许多欢乐，我非常满意这个位于波恩的小店。”

施塔赫女士是1989年才从上西里西亚，也就是目前的波兰，移民到德国的。但是她其实一直拥有德国护照，德语也是她的母语。问她工作辛不辛苦？她微笑的摇摇头直说不。她喜欢这个行业，从来也没有打算从事其它的行业。理发是一门学问，一种艺术。她说：“这是一项手工艺工作，每一次做的发型都会有些差异，虽然是同一个人同一个发型，但是这一次绝对都和上一次有一点不一样。”

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就好像东方人和西方人的发质就不一样。施塔赫女士分析说：“亚洲来的顾客头发比较粗比较硬，欧洲人的头发比亚洲人多，但是比较细。如果亚洲人要将头发染成金黄色，会比较难。”

做好每一个发型，对施塔赫女士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她就是喜欢这种挑战。这不像工厂内生产线上的工作，重复同样的动作，最后生产出来的产品长得都一模一样。

施塔赫女士不畏惧任何挑战，却担心营运情况差。她说：“比较麻烦的是，竞争越来越大，如何维持这个店，而且可以赚钱，是比较不容易的。自从德国使用欧元后，有许多的改变，大家手头变紧，因此比较少上理发厅。因为大家都想省钱。”

这个行业也有它的职业病：“我们每天都要站很久，时间一长会产生静脉曲张。站太久腰部脊椎承受太多压力。而且手因为长期浸在洗发精里，会过敏。这些都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施塔赫女士一点不担心，她准备做到退休为止。就像她自己的母亲，如今也还在帮人作发型。

施塔赫女士不但手艺好，人也聪慧，所以顾客喜欢和她谈天说地。有些顾客会对她说一些，不好对外人说可是又不吐不快的事，施塔赫女士总是扮演忠实的听众，听这些人倾诉心声，但是绝对不向外泄漏。施塔赫女士戏称这也是一种心理治疗。她决定以后有机会也去修几门有关心理学的课。让顾客出了他的店后，真的从内到外，焕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