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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康慨等 推荐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德语文学新生代突然出现了
德国这个词意味着啤酒、足球、西门子或是宝马车，也意味着全新的德语当代文学
什么是德语新小说
“在中国提起'德国'，人们总是首先联想到啤酒、足球、西门子或是宝马车，很少有人想起思想深邃而又有趣的德国当代文学。”这是《红桃J：德语新小说选》一书的编者、德国人樊克(FrankMeinshausen)介绍德语当代文学的初衷。如果要打破中国读者的这种习惯看法，领略当下的德语小说，《红桃J：德语新小说选》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到目前为止，这还是惟一的选择。
这本小说选集收录了生于1955－1975年间的德语作家作品共24篇，也是一幅德语新生代作家的群像，这些作家包括已经有中译本的克利斯托夫·彼得斯(《夜幕》)、尤迪特·赫尔曼(《夏屋，以后》)，访问过中国的托马斯·黑歇特。当然还有更多不为中国读者所知的德国青年作家。
2006年到过中国访问的德国女作家朱丽·泽曾说“君特·格拉斯对我们没有影响”，今年参加BIBF的德国作家则说“作为我们父辈的作家，君特·格拉斯这一代人对我们没有影响。对我们产生影响的是伯尔他们那一代作家”。这是一个有趣的说法，为什么是伯尔而不是格拉斯？依我浅见，伯尔对于现实的关注要强于格拉斯，比如，如果我们试图了解战后德国，至少可以读一读伯尔的《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而在捷克作家赫拉巴尔的回忆录里，我们则可以读到伯尔造访捷克的故事，他关注当时政治重压下的捷克作家群体，可以看出这位德国作家在现实生活中的忧虑所在。前不久，中国文学界都很熟悉的汉学家顾彬先生曾经接受媒体的采访，其中谈到当今德国尤其是年青一代人对二战以来历史反思的漠视，可以作为文学的现实佐证。所以德国青年作家们这种力图强调“与他们不同”的惊人之语与其说是“打倒父亲”，不如说是一种“影响的焦虑”，其实是扩大了读者的视力范围，而不再局限于著名作家的身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群作家的作品，有的尽管只是长篇节录，却弥补了文化交流缺失引起的偏差。
德国社会文化史家尼古拉斯·桑巴特在其回忆录《海德堡岁月》里追述了二战之后德国凋敝的社会现状，但是真正的优秀分子，无不发愤思变，试图从刚刚结束的人类浩劫中整理出一个头绪来。桑巴特以及他所写到的在海德堡用功的年轻人，他们认真地反思历史，尤其是自己的国家对于二战的罪责承担。如何重建一个国家的思想和精神格局，他们会倾心于文化社会学宗师坷尔弗雷德·韦伯及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等大师们“整理国故”的苦心，而对如施密特这类大师的思想持极其怀疑的态度。总的来说，在1950年前后，对历史的批判和对现实的重建是那个时代里德国人共同承担的，这个母题同样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所着力表达的。但应当看出，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母题，“君特·格拉斯对我们没有影响”的说法未尝不是桑巴特之后德国人对于二战罪责过度的一种反应(这与之前作家马丁·瓦尔泽的拒不承认大屠杀则应区别看待)。众所周知，二战之后的由德国开始的世界“铁幕”格局、1989年之后的德国统一乃至全球化浪潮，世界已经翻天覆地，拷问历史固然重要，但现实问题更值得深思。也可以说，正是朱丽·泽等人的呼声，唤醒了人们(从这些小说家在德国的出版情况看，他们的确是表达了自己时代的生活主题，只是国外读者不了解而已)去关注君特·格拉斯以外的德语文学，必须指出，德语文学的概念远远大于德国文学的概念，德语文学中既有格拉斯这样的作家，也有耶利内克这样的作家，还有诸多写其他主题、其他风格的作家。
身份认同与风格纷呈
第一篇《在湖边》节选自德国女作家费里希塔丝·霍佩1996年的处女作《理发师的野餐》，干净，诗意，是一篇让人想读全本的小说。但整本小说选的气质(或者说选编者的标准)，应该是以克利斯托夫·彼得斯的《红桃J》为代表。彼得斯的长篇小说《夜幕》已经有中译本，《红桃J》和《延森先生遁世记》甚至聚斯金德的《鸽子》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极重视小人物的生活碎片，并且试图从中提炼出某种反宏大叙事的细节。银行守门人约纳丹被一只鸽子扰乱内心的平静，延森先生一步步从社会不跟他玩到他不跟社会玩，机场的保安人员克罗伊茨博士却被地铁站的神秘女人所迷惑－－尤其是后两人，表面看来是人的故事，其实打底的是社会现实，汁白当黑，对这些人生活的描写占去了很大的比重，阅读这样的小说，可以从侧面看出德国的现状。虽然文学并不是描绘世相，但无疑从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生活，更重要的是，它们体现出在德语文学中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对现实的关注。
《足球的感悟》有一个不是一般平庸的标题，但小说却真是好。一个有三十二年工龄的印刷工买房子的故事，与妻子、与邻居以及他舍不得的女儿的故事－－女儿去纽约学日尔曼文学，这在他看来太莫名其妙了，而他妻子迷上了日本茶道，还依着风水学折腾家里的家具，让主人翁发狂，一回家就叫：“电视在哪里？”这些故事都包含在他所钟爱的足球转播里。这篇小说好就好在有小说的氛围。作者拉尔夫·罗特曼是一个生活经历丰富的人，自学成才，从1984年出版诗集以来，出版了不少小说，获得过德国的各种文学奖。
和新生代的其他德国作家相比，拉尔夫·罗特曼的经历并不出奇。《当爱情迸发时，五颗心在跳动》是一篇极痛快的小说，语言之好让人坚信翻译损耗了不止一点点。生于1964年的小说作者费里顿·蔡默鲁格在德国以语言独特著称，本书的编者樊克就认为他语言独特很难翻译。费里顿·蔡默鲁格是土耳其裔，但长于德国，深受两种文化的影响，写小说之余还从事剧本写作。身份认同是当今世界文学一个潮流般的标识，德语文学本身就具有这种身份认同，但德国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们，其经历之丰富远远不只移民与乡愁。除了东西德统一的差异性，除了费里顿·蔡默鲁格这些外来族群，还有如《收集世界的人》的作者伊利亚·特罗亚诺夫，他生于保加利亚，先后在肯尼亚、德国、孟买、开普敦生活，和他笔下的主人翁理查德·伯顿一样，是个世界公民。尽管都可以归结到“身份认同”的大旗下，这些不同身份的德语作家却在突破了常见的写作模式，他们的作品在呈现不同的地域文化特征时，也呈现了不同的文学风格。对移民文学多有批评的奈保尔如果看德语文学，应该不会如批评他的印度同胞那般言辞激烈。 □易大经
小说的政治阅读
雅克·里纳尔的《小说的政治阅读》里对《嫉妒》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学意义所做的庞杂的分析，在我看来，也只是知识分子的内部消化。不过《延森先生遁世记》的确是和政治有关的，故事中延森先生每每去领失业救济的“局里”的含混形象似乎已经在暗示这一点，而作者雅各布·海因也的确经过东、西德时期和柏林墙的倒塌，他被称为“新生代”。
海因活跃在柏林的“总计舞台”，生于1971年，职业是医生。“阅读舞台”的成员们每天约在酒馆里阅读自己的短小作品，海因的第一部小说《我的第一件T恤衫》据说是典型的适合朗诵的文体。今年4月新星出版社出版了《延森先生遁世记》这本书，小尺寸，页数还没有杂志多，花了一个多小时候就看完。也有星星点点的琐屑，但是读起来不像法国的新小说那样累人和容易飘忽。虽然并没有强烈地感受到众多书评里提到的“政治性”，但觉得小说本身还称得上是引人入胜的。
《延森先生遁世记》，讲的是延森先生的生活是如何地一步一步变得如同异类。凑巧成为邮递员的延森先生有一天失业了，他开始思考自己的性取向问题。延森先生被迫去参加属里的职业技能培训班以便能接着拿到他的补助金，延森先生搞了4台录像机没黑没白地录下电视节目并加以分析，延森先生把录像机、电视机统统扔到了楼下……延森先生的行为举止越来越诡异，脑子里的生活却越来越有条理，他不再百无聊赖地坐在培训中心听那些人鬼扯，不再看报纸、电视，不再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他乐于无所事事并且在公园里对一个老熟人大肆宣扬他的新发现，导致那人“不安地把重心从一只脚放到了另一只脚上”。
无论是国家经济形势严峻还是新的调节计划，一切报纸头条的标题都和延森先生无关，他自有自己的一套想法，既然他周围的生活一切如常，那么经济状况恶化这种消息怎么来证明？延森先生觉得他能从大自然那儿得到点实在东西，他爬上树试图听叶子说话，当然他什么都没听到－－虽然讲了人的异化，但这毕竟不是奇幻小说，所有的不合常理都将在延森先生自己的脑子里完成。不过在这个过程里他发现了制度的无理，首先是标牌，“它们或要求把鞋脱掉，或告诉大家某条狗据说很危险－－不再有人对那些主要的标牌负责”；然后就是“延森先生的彻底放弃”，终于有人把他带走了，而关于这个遁世者的故事似乎并没有结束。 □涂力恒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正是对战后半个世纪德国文学所受历史束缚的最好说明
可以“写诗”的新一代
德国是今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主宾国，许多德国作家获邀专程访华，参加座谈，朗读作品，但是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不在其列，而代之以一众年轻面孔。德方组织者的这种选择给人以强烈的暗示：八十岁的格拉斯尽管仍然是德国文学的标志性人物，但他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挺立在文学潮头的是一代新人。
我在会上再次见到年轻的雅各布·海因，一位写小说的莱比锡光头医生。一年前，他曾与另外三位德国新生代作家－－朱丽·泽、英果·舒尔策和伊利亚·特罗亚诺夫一同到访。
半年前，海因的小说《延森先生遁世记》已经在中国出版，只有大约5万字，写一位生活在福利社会和失业救济政策下的、古怪的、拒绝一切的厌世先生。
还有看上去总有几分忧伤之色的尤迪特·海尔曼，有人用汤姆·韦茨(TomWaits)的名言“大夫说我没事，可是我很忧郁”来形容她和她小说中的女性，真是十分贴切。
今年夏天出现在北京的新生代，还有克里斯托弗·彼得斯、薇罗妮卡·彼得斯、巴斯·波特舍和塔尼亚·丢克斯等人，加上没来的几位年轻名流，如10月8日刚刚以小说《正午女士》获得今年“德国图书奖”的尤利娅·弗兰克，基本上组成了德国当代文学的新生力量集团。现在或不久以后，我们不难在中国的书店里买到他们的作品，在德国对外文化机构的大力推介和资金支持下，这批新生代作家的作品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
上述这些新生代作家，让我们获得了一种与以往大相径庭的德国文学阅读经验。多年来，托马斯·曼、斯蒂芬·茨威格、海因里希·伯尔和君特·格拉斯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德语是一种沉重的语言，德语文学是一种沉重的文学。因而，当你初次面对尤迪特·海尔曼那若即若离的小说时，难免会有一时找不着北的感觉：她是德国人还是法国人？拿音乐打个比方，她不是更像德彪西吗？在读《夏屋，以后》的时候，我的耳边仿佛一直回响着《牧神的午后》。
我曾就这个问题求教于著名的德语文学专家叶廷芳，他立刻将二战后的德语作家分成三代，君特·格拉斯是重反省和清算的第一代，耶利内克是爱叛逆和实验的第二代，前述的新生代作家则是第三代的代表：他们拒绝宏大叙事和沉重的主题，也不喜紧张的文体实验，他们看重当下，随遇而安，“既融入欧洲潮流，也衔接美洲时尚”，平易而机智，生活化、平民化是其重要特征。
1971年出生的雅克布·海因能讲一口帅气的、没有多少口音的英语，去年，他曾对我说，君特·格拉斯捂了60年，才在新出自传《剥洋葱》中自陈加入纳粹党卫队的经历，而类似的历史负担，在他们这一辈德国作家身上完全寻不见。
二战之前，德国思想界风光无限。二战后则是法国人在欧洲大陆独领风骚，德国人集体失去了自信，文化界长期进行着自我清算，对历史的反思亦成为文学的当然主题。禁忌是各种各样的，“国家”、“民族”这类字眼儿似乎总会与希特勒联系在一起，因而必须加以回避。东德的政治高压自然不必多言，在西德，知识分子虽也经历了轰轰烈烈的1968，但1970年代的左翼恐怖主义，再度让保守成为主流。冷战的结束，柏林墙的倒塌，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家统一，似乎并未在一夜之间立刻形成新的文学断代，知识分子们仍然保持着警惕。君特·格拉斯当年并不想要统一，他担心一个过于强大的德国会重演历史的悲剧。直至最近，关于国家的“正常化”才成为可以公开争论的问题。
短暂的观望和沉寂之后，新一代突然出现了。柏林墙的倒塌，不仅让统一的“柏林共和国”得以诞生，也铺就了一个全新的文学舞台。登场表演者皆年轻，没有噩梦般的战争记忆。他们同样自信，没有太多的历史负罪感，也没有老一辈那样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他们成长在全新的数字和网络时代，更关注自身的感受，远离非左即右的政治争论。在别的国家，这一群体也许只是常态，但在德国这样一个断代如此清晰的地方，他们的出现绝对不同以往。新一代德国文学有了新主题，新风格，新经验，新的代表人物，以及新的读者。
阿多诺有一句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正是对战后半个世纪德国文学所受历史束缚的最好说明。但我也不认为今天可以“写诗”的新生代德国作家的出现，就意味着德国人放弃了对纳粹历史的反省，甚至有重蹈历史覆辙的危险。包括几位新生代作家在内，我接触过的几乎所有德国人，谈到历史问题时都是同样地谨小慎微，惟恐有半句政治不正确的言辞脱口而出。现在，可以“写诗”只是意味着文学回归了文学，作家回归了作家，只不过，这一点在当代的德国显得如此不同寻常。
年轻的作家们不再代表集体回溯历史，而更多地书写自身的经验。他们个人的背景更为丰富，视野也与老一辈大不相同。许多作家来自以前的东德地区，还有些人是当年东欧的政治难民或外籍劳工的后代，比如伊利亚·特罗亚诺夫，他于1965年生于保加利亚，有在南斯拉夫和意大利的家庭流亡经历，亦曾在印度和非洲生活，成年后皈依了伊斯兰教。更多的人则周游世界。斯图尔特·塔伯纳在所著《全球化时代的德国文学》一书中注意到，尤迪特·海尔曼的第二部小说集《除了幽灵，别无他物》收入了七个短篇，但只有头一篇的故事发生在德国。全书的主题是逃离德国，最后一篇小说引用了一段不无深意的歌词：“我去巴黎，我去东京，去里斯本、伯尔尼、安特卫普，还有罗马。我周游世界，我只寻找你，相信我，我只是要寻找你。”德国充其量是个背景和家园。海尔曼某次接受采访时说，尽管她的故事被例行地视作“柏林故事”，但这并非她的本意，她只是在写一个自己熟悉的地方。
海尔曼小姐书中的柏林，事实上可以是世界上任何一座现代大都市，它们有同样的问题和同样的不安全感。这使得新一代作家更容易得到外界的认同，叶廷芳便看好他们的未来，他对我说，新一代的中国读者接受他们，应该不会太难。□康慨
延伸阅读
值得一读的德国新小说
《雷曼先生》，(德)雷根纳著，黄燎宇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14.00元。
斯文·雷根纳，1961年生于德国不来梅，系“害群之马”乐队成员，身兼摇滚歌手、乐手和歌词作者，因创作德语流行歌曲《在月亮后面的日子》和《一张白纸》而一举成名。《雷曼先生》为其长篇处女作，2001年出版后在德国引起强烈反响。
该书描写一位悠闲自在、不落俗套的单身汉——在西柏林某酒吧做服务生的弗朗克·雷曼由于即将三十而立，被人戏称为“雷曼先生”，可在生日前夕，烦恼接踵而至，柏林墙也轰然倒塌……
《夜幕》，(德)彼得斯著，徐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22.00元。
克里斯托夫·彼得斯1966年生于德国下莱茵州的卡尔卡尔，1988－1994年在卡尔斯鲁厄造型艺术学院学习绘画，1995－1999年在法兰克福机场担任乘客检查员。1999年出版长篇处女作《城市国家 河流》。2001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来来往往停停》。《夜幕》为其第二部长篇小说，2003年出版后获极大好评。
《夜幕》讲述深秋的伊斯坦布尔，青年石雕家阿尔宾和女友丽维娅从德国来这里度假，试图以此挽救他们的感情危机。但阿尔宾无意中目睹了一起枪杀案，他私下对此展开了调查。与此同时，一群艺术系大学生也从德国来到这里，丽维娅与其中的扬相爱了……
《爱的怯懦》，(德)威廉·格纳齐诺著，周新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11.00元。
威廉·格纳齐诺1943年生于德国曼海姆。中学毕业后成为自由记者，后在报社和杂志社做编辑。1971年起成为自由作家，1980－1986年为《书签》杂志的出版人之一。现居法兰克福。作品有长篇小说《污渍、夹克、房间、疼痛》(1989)、《无家可归的鱼》(1994)、《光把日子灼出了一个洞》(1996)、散文集《延伸的目光》(2004)等。曾获韦斯特曼文学奖(1986)、不来梅文学奖(1989)、汉斯·法拉达奖(2003)、毕希纳奖(2004)等奖项。其中在华语地区最有名的当数《一把雨伞给这天用》(2001，2006年台湾远流出版)，《爱的怯懦》2005年由德国卡尔·汉泽尔出版社出版，台湾版名为《拥有太多爱情的男人》。
《爱的怯懦》主人公是位五十二岁的预言末世论的演讲专家。他同时爱着两个女人，并因这种境地时喜时忧，他无力舍弃其中任何一个，也不愿和任何一个进入婚姻状态从而丧失自己的自由。作品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一个已过中年的男人的生存状态。
《夏屋，以后》，(德)尤迪特·海尔曼著，戴英杰、任国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5月版，12.00元。
尤迪特·海尔曼1970年生于柏林，当过酒吧服务生，在纽约做过实习记者。1997年获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奖学金，专心创作一年，完成短篇小说集《夏屋，以后》。该书1998年出版后获广泛好评，作者因此获不来梅市文学提携奖(1998)、胡戈－巴尔奖(1999)、鲁道夫－亚历山大基金会奖(1999)、克莱斯特奖(2001，这个奖项也是第一次授予一个只出版过一本书的作家)。2003年，她的短篇小说集《不过是幽灵而已》出版，在德国亦大受读者欢迎。
该书包括九个短篇，多描写柏林普通青年人的日常生活，其中，艺术青年的生活更是她喜爱的主题，因为她原本也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他们疏离于扰攘的主流社会，没有确定的生活目的和生活轨迹，也无法以常规来衡量他们的喜与悲，但他们并不是令人无法理解与接受的怪物。本报阅读周刊曾在8月12日推出过该书的评论《德国新生代的声音》。
□田字格
值得期待的德国新小说
出生在前东德莱比锡的雅可布·海因(JakobHein)，《我的第一件T恤衫》系其第一篇短篇小说，讲述的就是柏林墙倒之前民主德国青少年的故事。雅可布·海因于2007年6月出版的最新作品《申请频繁出境》讲述的仍然是发生在前东德的故事。
土耳其裔德国作家费里顿·蔡莫格鲁(FeridunZaimoglu)以表现在德国长大的移民子女的生活著称，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随父母来到德国，深受两国文化的双重影响。他的小说融合了不同的俚语，语言生动活泼，内容丰富，小说风格独特。《红桃J：德语新小说选》的编者，德国人樊克说，费里顿·蔡莫格鲁以一种非教育式的目光描写在德国长大的移民子女的生活，比如《外籍打工仔的语言》。还说他从德国到中国路上看的书正是费里顿·蔡莫格鲁的《猩红的狂吻痕》，“一本极为诙谐的书”，并且因为“作者的语言独特并富有创造性，此书很难翻译”。不过我们还是要寄望于有人翻译此书。
《收集世界的人》是伊利亚·特罗亚诺夫(IlijaTrojanow)的长篇小说，讲述的是英国探险家理查德·伯顿(也是《一千零一夜》的英译者)的故事。生于保加利亚的作者本人也是个周游世界的人。1971年他随家人经南斯拉夫及意大利逃往德国，并在那里得以避难。1972年起生活并成长于肯尼亚，80年代中期在慕尼黑念大学，攻读法学及民族学专业，1989和1991年各创建一家出版社，1999年迁往孟买并在那里定居数年，现生活于开普敦。他用德语写作，而他的德语极其出色，由此荣膺2006年莱比锡书展奖。早在第一本小说《世界广阔，拯救四处潜伏》中，特罗亚诺夫就已证明自己是一位充满灵气的作家，知道该如何轻轻松松地将大量变化多端的场景和故事组成一部扣人心弦的文学作品。
《我们过得不错》让阿尔诺·盖格尔(ArnoGeiger)获得了2005年第一届德国图书奖。小说以二战以及战后历史为素材，叙事者从小说展开的背景时间，即2001年的春天出发，开始了他的发掘工作。其间历经以菲利普的外祖父、前任部长理查德·施特科博士为首的70年家族史。各个对奥地利历史及施特科家族具有重大意义的时刻得以重见天日。盖格通过不同时代、不同视点的切入成功地为现今在德国重新流行起来的家族小说这一文学类型注入了新的活力。他让过去与现在平等地交错在一处。对从前不是进行单纯的回顾，而是把家族史的过往阶段尽可能拉到读者的近前，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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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6.10.2007 23: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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