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主义的检讨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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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1995年以来，欧、美洲，尤其是德意志地区，掀起了有关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热烈讨论。究其原因，大体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时值二战结束五十周年纪念；二是老一辈当事人要么已作古，或是退出政治舞台，而战后出生的年轻一代则不具任何历史包袱，因此能够畅所欲言,坦然对待历史问题；三是在全球化与区域统和的趋势下，许多传统势力和地方利益受到冲击，由是又产生了纳粹运动的雏形 － 以排外为乐的民粹主义，所造成之严重社会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四是克林顿内阁成员多数为犹太人，于是各地犹太人组织趁热打铁，一方面推动全面的检讨，一方面提出搁置了半个世纪的索赔要求。本文尝试以学术界的讨论为依据，作一综合评述。<br><br>日耳曼人的军国主义传统<br><br>就文字记载，早于公元二世纪之前，欧洲北方身强体壮的日耳曼蛮族便已开始替马其顿希腊帝国充当雇佣军。罗马帝国时代，日耳曼雇佣军成为巩固该帝国的重要支柱，其军人人数也往往超过罗马本地人。及至许多日耳曼军人掌握了兵法，罗马帝国便备受威胁，以至于在公元四世纪末为日耳曼人所摧毁。由于基督教文化随着罗马帝国的灭亡受到摧残，史学家称呼第五世纪到十一世纪为黑暗时期。<br><br>值得一提的是，早在罗马帝国时代，介于罗马人与斯拉夫民族之间的日耳曼人便扮演着奴隶贩子的角色。显然，当时日耳曼人经手的斯拉夫奴隶人口众多，使得斯拉夫人一直冠着“奴隶”的名称（斯拉夫Slaven一字源于奴隶Sklaven）。此外，自从日耳曼人的势力扩大之后,斯拉夫民族便开始充当日耳曼人的长工与雇佣军。这就是为什么德意志浪漫主义理论家及纳粹分子一向视斯拉夫人为“下等人”、称呼他们为“帮佣民族”（Hilfsvolk）的原因所在。<br><br>黑暗时期是个伊斯兰文化崛起的时代，而在欧洲范围内，则经历着一个个蛮族陆续皈依基督教的漫长过程。八世纪末，日耳曼人在卡尔大帝的领导下南征北战，势力一度扩及西欧之大部，形成了日耳曼帝国(经教皇封为神圣罗马帝国）。随后不久，该帝国又分裂为东（东马克即为目前的德、奥、瑞部分，同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德意志民族）、西（法兰西）、南（意大利）三部分。就文明发展史的角度观之，整个黑暗时期实在是乏善可陈。然而在德意志民族主义史学家和德意志浪漫主义理论家的笔下，罗马帝国的崩溃却给美化为“爱好自由的日耳曼人拯救了基督教文明”；日耳曼人的殖民扩张与侵略，则是“给弱小民族灌注了健康的新血”；日耳曼人之受赐封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更是“赋予了上帝选民，即日耳曼民族统治全球，建立世界大帝国的神圣使命”。中古时期（公元第十一至十四世纪）大体说来是个基督教文化重现光彩的时期。十二世纪初，欧洲地区为了对抗伊斯兰教势力的扩张（十字军东征由此产生），各地出现了社会地位崇高的职业兵团，而条顿武士团即为当时德意志范围内实力最强的北方雇佣军。条顿武士精神的特点在于尚武、效忠和守纪律，对内自然也实施着严格的军事管理制度。及至条顿武士于十六世纪初通过巧取豪夺统一了整个普鲁士地区，其尚武精神非只是成为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泉源，其英雄事迹更是德意志浪漫主义和纳粹主义把“德意志精神”神秘化的重要历史“依据”。<br><br>浪漫主义<br><br>史学家亦称呼浪漫主义为“德意志民族的浪漫主义反潮流运动”（deutsche national romantische Gegenbewegung)。这是十九世纪出现于德意志地区北部的一种反启蒙主义、反文艺复兴、反科学主义、反工业化和反现代化的思潮。浪漫主义唯恐现代化过程把传统社会分裂为一个个孤立的个人，认为追求物质文明的结果会导致精神的庸俗化，产业革命所引起的社会动乱更会使人的尊严、地位和民族认同基础受到破坏，因此着重突出自然奔放的、纯净华丽的、充满感性又富于激情的、豪迈又果断的、具有地方、民族或集体色彩的世界观和艺术表现手法。<br><br>浪漫主义还认为教会无力于防止社会堕落，因此希求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基督教帝国，以挽救趋向世界末日的人类世界。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康德、费希特、施莱格尔、哥德、尼采、谢林、黑格尔、华格纳等）均视民族为历史的主体，其归属性系由共同的血缘、历史使命感和文化认同感所决定，而一个民族优劣与否，则受其组成结构制约。在他们看来，包括北欧诺曼人、英国人在内的日耳曼民族，既是“雅利安”各族群中，又是全世界范围内发展得最具智慧、最健康、最完美、最有组织能力、最具同类性的民族。他们既不象斯拉夫和有色民族那么愚昧、落后，又不如西南欧拉丁民族那么腐化、堕落和混杂。因此唯有日耳曼民族具备着“引导全人类摆脱世界末日厄运的能力”。为达到此目的，日耳曼民族必须排斥他民族的影响，维持本民族的团结、纯净。浪漫主义强调人类及民族的不平等为自然现象，强民族消灭弱民族更属合理、正当趋势。这种种族主义观点，在以往的传统帝国扩张时代不曾出现过，盖帝国时代只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观念，而无优越民族、劣等民族之分。直到殖民扩张时代才产生种族主义思想 此后当十九世纪民族主义席卷欧洲时，表面上目标在于建立民族国家，实际上“种族优越论”与“民族优越论”之间从来没有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br><br>浪漫主义的主要成员大多具有浓厚的反犹太人情绪，其原因除了传统的基督教文化因素外，不容忽略的是，启蒙主义、知识革命和产业革命曾给犹太人提供了受教育，进一步发挥商业知识，和提高社会地位的机会。此间外来的犹太人在中西欧的显著成就，给建立民族国家受阻、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德意志人造成了巨大压力，于是在此背景下，费希特提出了消灭犹太人人种的建议。黑格尔也深信世界将为具有高尚精神的日耳曼民族所领导。音乐家华格纳则在其歌剧中把德意志人当作再世的救世主加以歌颂，私下里，甚至主张将犹太人焚之一炬。这意味着，“血债血还”的原始观念（“使出卖主耶稣的犹太人和其子孙世世代代承担血债”的观点出自《新约》，新教之父马丁.路德也曾建议以一系列恶毒办法对付犹太人）仍旧阴魂不散。浪漫主义不只是剽劫了《旧约》故事，把作为“上帝选民”的犹太人偷换为德意志人；又把“救世”观世俗化为德意志民族拯救世界的社会运动。此后，唯一还缺少的，就是一个具有果断意志的领袖，和足以付诸实施的战争机器。<br><br>德国的法西斯主义 - 民族社会主义<br><br>德国法西斯主义又称为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 sozialismus),发展过程大体上可分为1919-1929酝酿时期,1930-1938壮大时期和1939-1945侵略和崩溃时期三个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後(1914-1918)，刚刚摆脱封建帝制，被迫接受苛刻降和条件，尝试建立议会民主的魏玛共和国政府，面临着多方面的严峻挑战，下文仅就荦荦大端者略加说明：<br><br>民族问题<br><br>1919月年6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所签订的《巴黎和约》除了逼迫德国放弃所有殖民地和一切非德意志人的居住地，把德意志人口占多数的上西里西亚的东部地带、但泽湾区(Danzig)和波兰走廊交予重新获得独立的波兰管辖之外，还把德意志人口密集(三百多万)、工业发达的苏台德地区让予捷克。这些措施顿然使德国境外的德意志人口形成欧洲范围内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之一(八百万，与犹太人同数)。战後散布在捷克、波兰、苏联、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立陶宛等地的德意志人口往往在“土地重划”、“土地改革”、“国有化”的名义之下遭受驱赶和盘剥。情况严重时，德意志居民(如在上西里西亚)甚至得武装起来进行自卫。因此战後的德国民族问题始终是国际联盟会议上争挚不休的焦点，也是德国极右分子激发民族感情，煽动复仇主义情绪的最佳宣传题材。<br><br>战责与赔偿问题<br><br>议和时期，中欧集团除了不断受到战胜国代表的羞辱之外，还必须接受《巴黎和约》第231条有关单方承担战争罪责的条款。彼时，战胜国的优先考虑为，如何透过限制军备、军事占领、割地和赔款等手段，使德国永远不再具备西侵的能力。由是法、英、比三国根据《和约》驻兵十五年的规定，在莱茵地区进行军事占领(於1930年提早撤军)。除此，还按条约规定把德国的常备军限制于十万人之内，并要求德国以45年分期支付总额达2260亿金马克的战债。1923年，法、比两国又因德国无力履行分期付款义务，派兵进驻鲁尔地区。另外，在法、比等国的阻扰之下，再三否决德国加入国际联盟和参与一般性国际活动(如运动会)的要求。诸如此类的行动，难免一方面使德国的经济困境加剧，另一方面更加激化德人的复仇情绪。<br><br>经济危机与社会动荡德国东部领土的割让同时意味着大量劳动人口、物质资源和粮食的丧失。当局为了应付战债，不得不靠滥发通货向人民套取物质与服务。战前美元对马克的汇率原在1比4左右，1923年月1月初已发展为1比7260马克，同年11月20日则跃升至1比4.42兆。巅峰时期，德国政府甚至得同时发动33家印刷厂和12家纸厂,以保证钞票的供应。经济危机对来自前线和经裁军後退伍下来的数十万军人所造成的冲击自然最烈。就在这批危险性最大的社会群体未及安顿之时，对资本主义民主政府持怀疑态度和否定态度的左派政党则频频发动罢工与政变。于是乎，惟恐德国苏维埃化的资本家、失业军人、地位岌岌可危的中产阶级、右派政客、地主以及反对农业合作化的农民便自然而然地结合为规模庞大的极右派抗争团体。<br><br>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br><br>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下文简称纳粹党)的惯用中文译名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由於该译法不能突出纳粹党的狭隘民族主义内涵，其合宜性颇值商榷。纳粹党的前身为德意志工人党(DAP),成立於1919年1月5日。希特勒加入该组织後，於1921年改其名为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的主要诉求为：反对《巴黎和约》；恢复 德国战败前之荣誉;排除犹太人并使德意志民族与文化净化；主张将所有日耳曼民族囊括在德意志帝国境内；德意志帝国必须东扩，以争取更大生存空间；反对共产主义、自由主义、政党政治和议会民主；主张将德意志帝国建为一个不分阶级，没有特权和不存在少数利益的人民社团(Volksgemeinschaft)。 使之与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比较，两者最大的区别在於，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具有极为强烈的反犹太情绪。<br><br>纳粹党在第一阶段期间(1919-1929),亦即魏玛政府逐步克服困难趋向稳定的时期，在国会中所占席位始终不超过7%。1923年纳粹分子发动政变失败後，虽经改弦易辙放弃暴力革命,也只能在1928年的国会选举上获得2.4%的席位(社民党31%,共产党11%)。然而到了1929年夏，纽约股市狂泻引发世界经济大恐慌，受害最烈的德国局势便急转直下，情况最严重时，失业人口超过600万，结果使纳粹党在1932年7月31日举行的第六次国会选举上，取得了第一大党的地位(占38%席位)。1930-1938年的第二阶段，不但是纳粹党趁乱起家的发迹时期,也是它不择手段巩固地位的时期。以下，不妨列举一些较突出的事件以揭示其独裁内容：<br><br>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帝国总理；<br><br>2月27日借口共产党焚毁国会大厦大肆逮捕异己份子并开始建立集中营；<br><br>28日通过“危急法令”限制帝国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基本权利。把纳粹党的武装组织(突击队SS与精卫队SA)提升为具有与国家警察同等地位的公安组织；<br><br>3月11日突击队与精卫队攻击犹太人的商店；<br><br>24日通过“授权法”将立法权归并内阁，自此纳粹政府的任何行为均披上了“合法”的外衣；<br><br>4月1日颁布法令禁止犹太人担任公职；<br><br>11日通过“全国一体化”政策，在各级地方政府安插纳粹党的委员会或帝国委员会，禁止一切其他党派、工会活动，将一切民间社团均组织成听命於纳粹党的附属团体，把党的文化政策贯穿於全国各个文化领域；<br><br>1934年6月30日整肃党内反对派(SA，突击队领导成员)，其地位则由精卫队(SS)取而代之；<br><br>8月2日帝国总统兴登堡逝世後，希特勒一身兼任总统和总理两职，要求国家军队向领袖而非<br><br>国家宣誓效忠。这时，纳粹党的独裁不仅在事实上，同时也在形式上宣告完成。此後，法律逐步让位於行政命令，行政命令让位於领袖指示；<br><br>1934年至1938年期间，希特勒整兵精武，力图摆脱一切对外的依赖和债务，及至1938年自认羽毛已丰，便开始对外进行侵略，直到1945年的彻底失败。<br><br>希特勒最初的全球战略构想也分为几个步骤。首先他试图把德国的失地收复(如捷克、波兰、萨尔地区)，并对法国、比利时给予适当的惩治。第二步是在争取英国谅解的情况下，进兵苏联，以使德意志帝国的疆域扩充至乌拉山山脚，完成“大欧洲”的统一。最後，以巩固德、英为核心的“日耳曼大帝国”的基础上，打败“血液受劣等民族污染”的美国，从而达到征服世界的目的。<br><br>纳粹党的意识形态纯然是从毫无科学依据的种族主义理论出发，而其最大的失算就是遭到同为“民族兄弟”的英国人的无情抗击，同时也没预料到“劣等民族”如俄罗斯人并非如想像中的那麽不堪一击，更离奇的是，他们在屠杀吉普赛人、斯拉夫人时，竟不会想到他们同属印欧族群而手软。<br><br>关於法西斯主义的讨论<br><br>数十年来，西方有关法西斯主义形成原因的讨论尽管形形色色，早期却可分为左、右两种观点。前者一般视法西斯主义为处於经济危机时刻的资本主义的强烈反弹。不言而喻，这种分析法的焦点置於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之上，而且从法西斯政权与金融资本、工业资本之间的密切合作 (在军工体系建设和反共方面)也可提供大量佐证。右派观点一般均回避一概而论，同时在从事个案研究时，的确也可举出大量事实否定资产阶级在法西斯统治期间起着主导作用。随後又出现所谓的“极权主义论”，强调西方法西斯国家与共产国家之间实质上并无二异，希特勒的某些手段(如党政不分、党政委制、思想控制)甚至是抄袭自共产国家。<br><br>七十年代初，欧美国家学生运动处於高潮时，“极权主义论”广为各派人士滥用，以至于连亚、非、拉地区的封建统治也都冠上了“法西斯主义”的称号。<br><br>其实，极权不过是法西斯主义的表现方式之一，而不是其唯一内涵。法西斯作为近代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当然需要具备时代特点。首先，其主要内容 － 种族主义是十六世纪殖民主义出现後才形成的新思潮。尤其是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之後，更是给该思潮提供了“学术”依据。因此，任何强调本民族、本文化、本道路优越性的唯我独尊者，任何自认为是决定他人命运的 “主宰者”，和任何把“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这一动物界规律强行套用於人类社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均系法西斯主义者的同路人。其次，法西斯主义还带有源于宗教的“救世”与“天降大任”使命感，由是任何一个处境岌岌可危、边缘化的小人物(如流氓无产阶级和当前的光头帮，Skinheads)，一经灌输了“神圣使命”之後，均会奋不顾身地充当马前卒。此外，法西斯主义多发生在国势衰落、战争失利、民主运动触礁和经济危机时刻。处于如此民不聊生、尊严扫地的境况,难免会产生采取集体暴力手段摆脱困境的思潮。最後，法西斯的敌对世界(Feindwelt)究竟对象为何,一般说来纯属偶然，更确切地说，纯属机会主义的选择。在一定情况下，假想敌人既可能是手无寸铁，处境较自己更加不利的吉普赛人、犹太人、左倾份子，也可能是外籍工人、难民，尽管，有时法西斯主义者在面对敌对者时，会发现遭遇到的是个强硬的对手，然而关键在于，在最初的主观判断上，他们都认为是在强食弱肉，或铲除对本民族、本国家造成危害的败类。综合上述特点，纳粹法西斯主义应当至少包括种族主义（或狭隘的民族主义）、宗教狂热（救世或解放全人类）、强制手段（暴力）这三种内容。<br><br>讨论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思想史的现实意义<br><br>通过文化、宗教、经济、政治、社会层面对法西斯进行剖析，不难想象，当年作为受压迫的犹太人马克思，如何辛苦地尝试把德国浪漫主义者、理想主义者（较常见的中译为“唯心主义”）的主观意志论改成为客观的物资决定论；把日耳曼人的救世宗教观发展为国际主义；把军国主义改变为无产阶级专政；把种族压迫和文化冲突修改为阶级斗争。然而尽管如此，马克思仍旧无法摆脱基督教的世界末日观和救世思想，因而把“救世主”的神圣责任寄托于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或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职业革命家）身上，并企图用滚雪球的方式让共产主义成为全人类唯一选择。至于那些还不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如中国），自然就不属马克思的优先考虑。因此，有趣的是，当本世纪初中国徘徊在十字路口、选择指导思想之时，竟然不加思索地卷入了西方思想界的混战，把别人的问题当成了自己的问题，把欧洲人的经书拿到自家的庙宇中去膜拜，把长年的闭关自守改变为“团结第三世界，联合第二世界，打击第一世界”的革命输出；把十亩地的小农、朝不保夕的小业主当作阶级敌人批倒批臭。虽然如此，根据上文的讨论，不应把中国的极权、暴力政治归类为法西斯主义，原因在于这种带着宗教色彩的政治狂热纯粹是“误入歧途”，而且也不含有任何种族主义色彩。<br><br>如今，欧美地区正处于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之中，各国政府，争相加税、裁减社会福利和对外援助；各大企业也无不亟亟改组、精简、裁员、合并… 。国际上，最为突出的特征即是，西方主要国家不遗余力地输出工业资本、金融资本以及随着传统商品、文化商品一并灌输的生活方式与价值判断，由是把全世界纳入了市场经济轨道，哪怕是天涯海角，其脉搏也必须随着金融中心的起伏而跳动，其价值大小更是必须折算为资本金额来加以评估。<br><br>处于后冷战时期的世界，出人意表地出现贫富两极、南北两极矛盾加剧状况。一时之间国际危机四伏、争战不息。凡对全球化的不利影响进行抵制的地方，不论采取的手段是法律或是恐怖主义，多会遭到发达国家的高压和严厉制裁。于是乎，一方面可以观察到高呼“圣战”口号的原教旨主义恐怖活动越演越烈；另一方面也不乏祭起“西方文明对抗野蛮”、“捍卫基督教文化价值”大旗的卫道士，重踏十字军的老路。如果往后全球化过程不幸出现严重经济危机，则种族主义、宗教狂热与强制手段便可能再次让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br><br>处于当前基督教与伊斯兰两大文化圈夹缝间的中国如何自处、如何拿捏得当自然是个不易掌握的政治艺术。好在数千年来中国早已卸除了宗教包袱，历史上虽有惟我独尊的帝国情绪但也沾不上种族歧视的边。然而鉴于上述的误入歧途的惨痛经验，往后似宜对内加强自给自足，善于利用和管制国际金融资本，使其进易出难；对外则采取持平立场排难解纷，而不是充当哪一阵营的马前卒引火自焚。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