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地狱中的守护天使《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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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两本书：

《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
作者:章开沅
编 加藤実
译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年5月
页数:728

内容提要 ： 本书的取材，主要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原档，包括10位美国传教士当年的日记、书信、备忘录等。这10位美国传教士都是和平主义者，热爱和平，反对战争；主持正义，谴责邪恶。他们不仅出生入死，废寝忘食地救援中国遇难人民，而且还逐日逐事地把侵华日军在南京的各种暴行记录下来，和全世界揭露南京城内的真相，反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残暴嘴脸公诸天下。
    加藤先生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和平主义者，虽然是加害国的公民，却丝毫没有任何民族偏见。他深深同情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并且努力向日本人民揭露军国主义的侵华暴行。《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南京大屠杀的确凿性。

   
目录 ：
日本语版
日文版序
编集翻译（中国语版）
历史的背景
Bates贝德士
Fitch费兴生
Forster福斯特
Magee马吉
McCallum麦卡伦
Mills米尔士
Smythe史迈士
Steward史德蔚
Vautrin华群
Wilson威尔逊
附录
日文版译者后记


《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
作者：章开沅

尽管南京大屠杀堪比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屠杀，但由于历史及现实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南京大屠杀一度成为一场被遗忘的大屠杀。为了让这个真相广为世界人民所知，教育下一代，章开沅积极地参与了为南京大屠杀取证、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活动，足迹遍及中国、北美和日本。新著《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一书就是他从耶鲁到东京这一良知之旅中所见所闻的真实记录。章开沅说，50多年前，他的老师贝德士博士在东京国际法庭上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指控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事后又带着包含大量证言、证据在内的全部档案回到美国，走的是从东京到耶鲁的路线；而他本人的南京大屠杀研究，是从在耶鲁发现贝德士文献有关南京大屠杀史料开始，并进而将取证驳伪活动从北美延伸到日本，走的是从耶鲁到东京的路线，恰好与他的老师相反而又相成。他的言论已成为南京大屠杀研究的聚焦点。这些年，章开沅还曾多次应邀前往日本，与日本主持正义的各界人士一起揭露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驳斥右翼分子的种种谎言与谬论。

章开沅：为南京大屠杀取证（图）： http://news.sina.com.cn/c/2006-02-05/1204901942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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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地狱中的守护天使（上）


文／杉宁

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Special Collections）里，保存著大量自19世纪以来，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手稿、日记、信函以及图片等珍贵史料。其中近一半的资料，是记载西方基督教宣教机构和传教士在中国的事业和活动，是西方对华宣教历史的真实记录。

在浩繁且已泛黄的百十年前的手稿中，使笔者心灵受到巨大震颤的，是那些70年前关於南京大屠杀的传教士手稿、日记、信函及照片。他们毫无渲染的写实记述，把我拉回到70年前、中华民族史上那悲惨的一幕。我似乎被置於那血雨腥风之中，我好像听见地下数十万冤魂在呼喊。

那一组组从现场中偷拍、抢拍下来的黑白照片，触目惊心，令人心灵压抑得近乎窒息，直想转身掩面冲向室外，仰首悲声喊向长天。难怪在传教士的笔下，嗜血淫暴的日本兵，被形容为“人形野兽”（human beasts），难怪这些传教士说，他们经历了“人间地狱”。

一、战时安全区

1937年12月13日，日寇攻陷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後，大肆烧、杀、抢、掠、淫，使整座城市变成一个人间地狱。眼目所及之处，断壁残垣瓦砾；城内城外，遍地尸体。三十万无辜平民和士兵惨遭杀害，八万妇女惨遭奸淫，几十万难民无家可归。

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文多多，几乎无一例外地记述了那悲惨、黑暗、血腥的一页。确实，在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似乎没有什麽亮点可写，似乎没有什麽事情可资歌颂或可以给人安慰的。然而，就有那麽二十几位善良的美国人和欧洲人，敢於公然蔑视日本侵略者，冒著生命危险，把千千万万中国人从必死的境地中拯救出来。

多年来，他们英雄般的作为不为人所知，他们的善举似乎湮没於历史的长河，他们本人也已作古。然而，历史是公正的，人们没有忘记他们，人们也不应该忘记他们。他们在那段血腥岁月中，为中国人民所做的一切，可歌可泣，值得我们子孙万代传颂。

南京陷落时，共有27名西方人，包括美国人、德国人、丹麦人、俄国人，留在南京城中。其中有15位是美国人，分别来自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基督会、长老会和卫理公会。当日本军队一天天迫近南京城时，他们不顾美国大使馆的劝告，自愿留下来，计划成立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在南京设立战时安全区。

他们这一设想及策划，并不为人所接受，不但遭到日本人拒绝，而且他们的亲戚朋友、西方官员，都强烈要求他们放弃这一计划，赶快逃命。

12月初，美国大使馆要求他们乘坐Panay号炮舰撤离南京，但这些传教士婉言谢绝了。经最後劝告无效後，炮舰於1937年12月9日离开南京。

难民区国际委员会成立後，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确定安全区的范围。而且这一范围，必须得到南京政府和日本军政当局双方面的认可，安全才可能有所保障。经过多次多方商讨，最後才大致确定了安全区范围，并且在这个区域的边界，插立旗帜作记号。旗帜上面印有红十字，及“难民区”三个大字。区内包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国大使馆，还有许多政府的办公建筑。

南京政府方面很快同意了安全区的筹建计划，并予以配合。为了这一区域成为平民安全地带，中国军队和一切军事设施，按期从这一地区撤出，并保证以後军人一律不进入该区。但日本人却从未正式承认安全区，只是口头承诺∶如果没有中国军队和军事设施在里面，他们就不会向安全区发起进攻。安全区的计划就这样算通过了。

在战争爆发前，南京市政府拨给国际救援委员会八万美元、二万袋大米、一万袋面粉，和350袋食盐，以备难民需用。但实际上这些物资根本无法抵达安全区。因为这些粮食都储存在南京城外，而当时基本找不到卡车，因为卡车都被军队徵用了。

他们只好用自己的小汽车，尽快、尽可能地拖运粮食。在被炸得一片狼藉的城市中，冒著日机轰炸的危险运粮，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最後，只有九千多袋大米，被运到暂时充作仓库的金陵大学教堂里。此外，他们又设法从大同面粉厂，得到一千袋面粉。

安全区始建时，国际委员会的领袖们以为，他们的工作会很快完成──只要仗一打完，人们很快就可以回返家园，却万万没有预料到那将临的可怕灾难。随著日军进城後极其残暴疯狂的烧杀淫掠，使得这个占城区1/8面积的安全区，成为唯一可以提供保护的地方。

首先躲入安全区的，是那些在日机轰炸下失去家园的平民。当南京城陷後，二十多万难民涌入了安全区。这是安全区领袖们始料不及的。他们必须要为这些难民解决生活必须品，如食物、遮风挡雨之所，以及医疗救护，还要设法制止日本人闯入安全区，以保护难民的人身安全。

这二十几个外国人，俨然成了这二十几万身陷绝境之人的保护神。凭藉他们的不断抗议和拼死维护，才使得千千万万男人免遭杀害，妇女免遭日军强暴。

能够使二十几万人从地狱中生还，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要知道，这些外国人平素都是书生气十足、绅士派头的牧师、医生、教授和商人。这些过去看见死尸都心存不忍的人，现在却要面对血腥残忍的集体屠杀、集体强奸等场面。他们保护著中国人，在屠杀场、日寇枪口下把中国人抢救出来，在街头赶跑那些在光天化日之下强暴妇女的日军，甚至要面对日寇冒烟的枪口和带血的刺刀。他们经历了九死一生，有的险被射杀，有的被日军的军刀所伤。

威尔逊（Robert O. Wilson）

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O. Wilson），出生於南京一个卫理公会传教士之家，并在南京度过美好的童年。他的父亲是牧师，并在教会学校任教。创办金陵大学的约翰．福格森（John Furguson），是他的舅父。
威尔逊年少时，师从因撰写有关中国的著作而驰名世界、并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他17岁入普林斯顿大学，并於1929年在哈佛大学医学院获医学硕士。1936年，他偕新娘来到他的生身之地南京，服务於金陵大学医院。

日军飞机的炸弹，打破了这对年轻夫妇诗情画意般的生活。威尔逊让其妻携婴儿乘炮舰离开，自己则坚持留在南京。60年後， 他妻子回忆说∶他把中国人民看作他自己的人民，把保护中国人民看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由於战局紧张，几乎所有医护人员都离开了南京。到12月初，金陵大学医院只剩下三个医生。最後，偌大的医院就只剩下他一个医师了。由於日军的疯狂轰炸和屠城，受伤的平民和士兵，源源不断地送到医院。威尔逊在同事特莱默（C. S. Trimmer），海因兹（Iva Hynds），以及几个中国护士的帮助下，夜以继日拼命工作，抢救了无数伤病员的性命。许多幸存者至今记得他，怀著极大的崇敬之情提起他。

在马吉牧师拍摄的一张照片上，威尔逊大夫正在抢救一个被日军集体强奸且残伤的妇女。日本兵在这妇女身上刺了十刀， 一刀在脸上，一刀在手腕，四刀在後背，四刀在脖颈上，头几乎被砍掉。

一直到1938年6月，待其他人员补充上来时，威尔逊才得以脱身，离开南京到上海休息。这段炼狱般的经历，几乎使他整个人垮掉。他的家人评价说∶是他虔诚的基督教信仰，和对中国的爱，给了他勇气和力量。他有许多书信，描述了日军暴行及南京惨状。

魏特琳（Wilhelmina Vautrin）

魏特琳（Wilhelmina Vautrin），生於美国伊利诺州的西科尔。长大後在伊利诺大学主修教育，於191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她年轻时高挑而端庄，一头飘逸的黑发。但她拒绝了多人的追求，选择了独身。她受美国基督会所派，到安徽合肥的一所基督教女子学校，任校长七年。1916年，当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成立时，她被调去作教务长兼教育系主任。

当日军迫近南京，绝大多数教职员离开南京，到上海或成都避难时，她则留守在金女大校园。在南京大屠杀中，她保护了千万个中国妇女免遭日本兵的强暴，被百姓尊称为“南京活观音”（The Living Goddess of Nanking）。那时她51岁。

安全区建立後，魏特琳成了金女大校园的实际负责人。她以其非凡的组织能力和胆识，对校园坚壁清野，同时四处张贴宣传标语，发放安全区臂章，并缝制了一面27英尺长的美国国旗，铺在校园的草坪上，以防日机轰炸。同时她作好一切准备，接纳妇女、儿童和伤兵。

12月的第二个星期，金女大校园开始向妇女和儿童开放。当日军屠城时，越来越多惊恐万状的妇女涌入校园。到12月15日，校园中挤了三千人。许多妇女饥寒交迫，还有的把头发剪掉，把脸涂黑。在以後的几个月中，魏特琳成了金女大校园难民的唯一保护者。日本兵不断地来骚扰校园，或拉男人出去处死，或拉女人出去充作军妓。有许多次，魏特琳冒著生命危险，将拉走的人抢救下来。

就在这难以承受的压力和危险之下，她仍然以热情、饱满的精神，安慰他人，鼓舞大家的爱国情怀。一次，一老妪到厨房要稀饭吃，但已经没有了。魏特琳把自己正在吃的稀饭倒给她，并对她说∶“你们不要担心，日本终将失败，中国不会灭亡。”

当她看到一个男孩胳臂上戴了个日本太阳旗的袖章时，她愤怒地斥责他∶“你怎麽可以戴这种太阳旗的标?？你是中国人，你的国家没有亡。你要记住这耻辱的日子，永远不要忘记。”

幸存者回忆∶“她整天从早忙到深夜，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她始终为那些妇女儿童担著心，一有日本人进来，她就冒险把他们推出去。或者到他们长官那里，央告他们不要在这些妇女儿童身上造孽。”许多人为她的性命担心，但她始终不渝地保护著那些无助的人。

南京大屠杀使魏特琳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极端恐怖，加上长期过度紧张的工作及劳累，她精神、身体，几近崩溃的边缘，只好於1940年4月回国休养。这位坚强的、救过千千万万中国妇女生命的女性，在离开南京一周年之日，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年仅55岁。

她所留下的526页的日记，涵盖了1937-1941年的事情，其中1/4的篇幅，翔实记载了1937年12月到1938年3月的南京大屠杀。据她所记，日军暴行直持续到1938年5月。（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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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杉宁

（续上期）

马吉（Rev. John Gillespie Magee）

马吉牧师，生於宾西法尼亚州的匹兹堡。1906年在耶鲁大学完成学士学位，1911年在麻萨诸塞州的剑桥圣公会神学院毕业，1912年被按立为牧师，随即被派往中国。在中国，他和英国内地会女传教士Faith E. Backhouse相遇并结婚，育有四子。

南京大屠杀发生时，马吉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他在难民区内设立难民医院，抢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是他冒险拍摄了南京大屠杀的许多场面，成为极为珍贵的可视资料。

在他的镜头里，可以看到恐怖的血肉模糊的人头；被日本人活活烧焦的人体；被日军集体强奸後，脖颈几被砍断的妇女等等，惨不忍睹。

在中国28年後，马吉于1938年夏，第一次回到美国。他到处演讲，向美国人民介绍南京大屠杀真相。战後，他勇敢地到东京国际法庭作证。

马吉在他的日记里，不仅记载了日军的屠杀，还生动地记下∶“日本兵掏光了穷人身上的每一个铜板，剥光了他们身上每一片布。”我很难想像在当今现代世界上，还存在这等残忍的人。


米尔斯（Wilson Plumer Mills）

米尔斯，出生於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的温斯伯罗（Winnsboro）。1910年在牛津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12年从哥伦比亚神学院毕业後不久，来到中国参与基督教青年会工作。1933-1949年，受美国长老会宣教会所派，在南京做传教士。

1937年11月22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时，他被选为副主席。当主席拉贝於1938年2月离开南京後，他成为主席。为了安全区内25万人的安全和生存，他和同仁可谓倾尽全力，力撑到1938年5月末，国际委员会的资金、粮食告罄为止。

在日本人占领南京之前，他尽了最大努力，试图促成停火协议，以便让中国军队和平撤离南京。在唐生智将军的同意下，他和贝德士教授到美国Panay炮舰上，面见美国大使J. Hall Paxton，请求他向日方转达停火谈判的信息。此行记载在1938年1月24日他写给妻子的信上。

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

贝德士，生於美国俄亥俄州的纽沃克，父亲是牧师。1916年，贝德士在希兰学院毕业後，就读於牛津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美索布达米亚服务於基督教青年会，之後又回到牛津读书。

1920年，他成为美国基督会传教士，被差派到金陵大学任教。1923年，和在金陵女大任教的加拿大姑娘罗宾丝（Lilliath Robbins）结婚。1934年回国，先後就读於哈佛和耶鲁两所大学，1935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作为安全区负责人之一，贝德士教授和其他成员，一起经历了死荫的幽谷。为保护中国人不受伤害，他曾被日本兵用手枪顶住恐吓。为了打听被日军绑走的金陵附中学生的下落，他以无畏的勇气找到日军宪兵总部，被日本宪兵粗暴地推倒在楼梯上。他还先後两次，向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

为表彰他面对日本人所表现出的勇气，及对南京人民的贡献，1938年1月13日，他被任命为金陵大学副校长。从1937-1941年期间，贝德士都在南京。战後，他到东京国际法庭出庭作证，有200多页的证词留予後世。

费奇（George Ashmore Fitch）

费奇生於中国苏州，是长老会传教士之子。他先入沃斯特学院（Wooster College）完成学士学位後，又入纽约协和神学院。1909年被按立为牧师，然後返回中国，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任职。

南京大屠杀时，他是南京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他的南京大屠杀日记最早被带出南京，在上海广为油印、散发，向外界披露日寇在南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也是他，冒著生命危险，把马吉牧师拍摄的电影胶片，偷带出南京。那是1938年1月19日，费奇获准离开南京，乘日本军列车去上海。他混在三等车厢、臭气醺天的大兵们中间。在他的骆驼毛大衣里面，缝有8卷16毫米南京大屠杀的电影胶片。他後来告诉家人∶如果当时他被日本人发现藏有胶片，必死无疑。

庆幸的是，他终於把胶片平安带到上海，并在柯达公司冲印出四套。一套他留给了拉贝，另三套带到美国。他和其他传教士回到美国後，到各地去演讲，在宗教和政治集会上放映影片，让美国和世界人民知道南京大屠杀真相。他的日记也被各主要报刊一版再版。

1938年，他又重返中国。除在青年会任职外，还服务於联合国救援机构。

斯密特（Lewis S.C. Smythe）

斯密特，从芝加哥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後，於1934年，被基督会差派到金陵大学任教。1937年，他让妻子带两个孩子去江西，自己却苹身留在南京，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长。

从1937年12月14日到1938年2月19日期间，他共计给日本大使馆写了69封信，抗议日军的暴行。其中有些信件有安全区主席拉贝的签名，但大多数信件都是他自己具名。

1938年春，在国际救灾委员会的赞助下，斯密特带著20几个学生，对南京地区的损失情况作了调查。不久，出版了调查报告《1937年12月到1938年3月由於战争给南京地区带来的损失》（War Damage in the Nanking Area, December 1937 to March 1938）。此外，他还撰写了《南京现状报告》（Notes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Nanking， March 21，1938），历数了十几种日军暴行。直到1938年9月，斯密特才和家人一起，离开南京赴四川成都，在当时已迁校成都的金陵大学任教。

麦克伦（James H. McCallum）

麦克伦，生於华盛顿州的奥林匹亚。1917年毕业於俄勒冈大学，1912年在耶鲁大学神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在芝加哥神学院完成硕士学位後，又到纽约协和神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1921年，他在费城和爱娃．安德森（Eva Anderson）结婚後不久，即双双来到中国。接下来的30年，他作为美国基督会传教士，服务於安徽及江西教会。

南京大屠杀时，他留在南京主管金陵大学医院和难民救济工作。超负荷的劳累使他病倒。但他想到那麽多的中国人需要他去抢救，便告诉自己，绝不能在这个时候倒下去。於是他不顾一切，头上敷条冷毛巾，开著破旧的救护车，到废墟瓦砾、险象环生的南京街头，四处收送病人。有一次他和特莱默，为了抢救将遭杀戮的中国人时，遭到日军步枪射击，所幸没被打中。

战後，他的日记和给他家人的信函，出示在东京审判法庭上，作为控诉战争罪犯的证据。他的一册日记，於1995年在上海发现，并被译为中文。

1937年後，麦克伦负责南京基督会的恢复与重建工作，并於1946年担任基督会宣教会的总干事，直到1951年在中国的工作结束後回美国。

福斯特（Ernest H. Forster）

福斯特，生於费城。1917年毕业於普林斯顿大学。在巴尔迪摩圣保罗学院做了两年院长助理後，作为圣公会传教士来到中国，在扬州马汉（Mahan）学校任教。1936年，他在波士顿和一位著名律师的女儿Clarissa Townsend结婚，不久他们一同回到扬州。

南京陷落前一个月，他们被调至南京圣保罗堂事奉。1937年11月，他的妻子不得不撤离到汉口，他则同另一位圣公会牧师马吉留在南京，一同度过了那血雨腥风的岁月。

他关於南京大屠杀的详细报告，连同他给妻子的信函及照片，都保存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

拉贝（John Rabe）

除了这些美国传教士外，中国人民不应忘记的、另一位富於传奇性的人物，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商人约翰．拉贝。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他是南京人民心目中的英雄，被称为“南京的活菩萨”。但对日本人来说，他是个不可理喻的怪人，因为他不仅是日本盟国德国的国民，而且是德国在南京纳粹党的一个头目。

拉贝生於德国汉堡。1908年来到中国，受雇於西门子公司。1935年他由北京转至南京，经营电话和电讯器材。不久，由於他在南京德侨中颇负盛望，且他是一个德国纳粹主义的支持者，因此成了南京纳粹党的头目。

当他的德国侨胞相继撤离南京时，拉贝却顶著日本军政当局的强大压力，留了下来。当日本人责问他时，他回答∶“我在中国生活三十几年了，我的儿孙都出生在这里。我在这里生活得很愉快，事业也很成功。中国人民一向对我很好，即便在战争中也是如此。如果我在日本生活三十几年，日本人民也同样待我好，你们一定会看到我在紧要关头，留在日本人民一边的。”

当然，拉贝留下来也有他个人的考虑。如果他离开，他所负责的那些公司设备，以及中国雇员的身家性命，就都难保了。
但当南京陷落後，拉贝不再顾及自己的利益和安全，全身心投入到安全区的建立与工作上。

12月13日晨，拉贝出去查看，见街上到处都是中国人的尸体，许多是无辜平民，都是从背後被射杀的。在中山路外交部红十字医院，屋里屋外、楼道、门口，到处都是尸体。

拉贝每天在街上，都看到日本兵奸淫掳掠的暴行。他亲见一个佛教慈善团体，从一个池塘里就拉出120具尸体。在後来的报告中，拉贝指出，南京的许多池塘都不见了，因为里边都填满了尸体。

拉贝以其纳粹党领袖和安全区主席的身分，写信给日本占领军司令，请求他按照国际战争法，人道地对待那些已经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士兵。但日本军政当局却任其士兵，惨无人道地将中国士兵和平民残杀。拉贝被日军的种种暴行激怒，一封封给日本大使馆写信，措辞一次比一次激烈。为此，他多次受到日本人的恐吓。拉贝把自己的生死置於度外，甚至多次写信给希特勒，报告他亲眼所见的日军暴行。

拉贝借助於他纳粹党的特殊身分，以其纳粹党徽为护身符，作了许多保护中国人民的事情。为尽可能地多救助一些人，他把自己的家、办公室，都让出来给难民居住。在他家後院草棚里，就保护了几百名中国妇女。有些生孩子的妇女，为了表示对他的感激，将生的男孩，取名为“拉贝”，若是女孩，就取他妻子“朵拉”的名字。

有一次他走访安全区，上千妇女跪倒在他面前，感谢他的救命之恩。後人称拉贝为“中国的辛德勒”。

拉贝留下南京大屠杀的2000多页日记，详细记载了南京大屠杀中所发生的事。

二、树碑立传不为过

在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3月，这3个月中，安全区内共收容了20-30万难民，差不多是南京城内人口的一半。另一半人都被屠杀了，而且屠杀的手段极其残忍，包括砍头、活埋、火烧、供新兵练刺刀、集体强奸後再杀掉等等。

1938年1月末，日军当局迫使难民回家，或者进入自治会所提供的难民营。安全区内难民营逐渐减少，直到1938年5月末，最後6个难民营关闭。

南京大屠杀过後，日本人费尽心机，掩盖事实真相，欺骗世界舆论。他们阻挠西方记者进入南京城，四处张贴宣传画，粉饰“大日本皇军”是何等的纪律严明，对中国人民是何等的亲善。

战後，日本政府更是歪曲事实，百般抵赖。日本杀人犯自然因种种因素三缄其口，而中国幸存者的见证，又难以引起世界的重视。但日本政府低估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领袖们的能力，殊不知这些传教士都是训练有素、能言善写的人。他们大都毕业於欧美最好的大学，多年来写出过无数的论文、讲章和报告，甚至著书立说、传与後世。而且他们也深深懂得如何同新闻媒体打交道，他们的日记、文章，在美英主要报章、杂?，如《纽约时报》、《读者文摘》、《远东》、《曼彻斯特卫报》等上面发表，向全世界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以及侵华日军的种种暴行。

这些诚实、无畏、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传教士，成了这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有力见证人。如果没有他们在法庭内外的见证，如果没有他们为後世留下大量的、无可争议的文字、图片和影视资料，恐怕这一千古奇冤，将湮没於漫漫历史长河中。

我们中华民族具有知恩图报的传统美德，这些传教士是中国人的救命恩人，我们不能忘恩！六十多年来，他们从未向中国人要求过回报，就像当年他们传福音给中国人，把自己满腔的爱倾倒给中国人，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中国人，却不求回报，甚至後来更要背负“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帮凶”等骂名。

如今他们大都已谢世，但他们活著时为中国人民所做的一切，值得我们永远记念与传颂。在“南京大屠杀记念馆”里，应设立专馆纪念他们，即使为他们树碑立传，也绝不为过。

作为一个南京市民，我对他们深表谢意和敬意的同时，还怀有深深的歉意。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为这些美国基督徒前辈，感到骄傲。

本文资料来源∶
1. 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南京大屠杀”有关资料，包括日记、报告、书信以及图片等。
2. Iris Chang, The Rape of Nanking. Basic Books, 1997.

作者来自中国南京，富勒神学院Ph. D。现居北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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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世界知识  作者：徐志民



徐志民文 发表：《世界知识》杂志/ 2007年02月12日；学术交流网/美国社会生活/2007年2月13日转发


在不久前结束的美国圣丹斯电影节上，由美国人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纪录片《南京》举行了全球首映并引起轰动。影片通过大量真实的历史图片和文献以及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日军老兵的采访，真实地再现了那段对如今的美国人十分陌生的历史。该片在电影节期间共展映六场，几乎场场爆满，很多美国观众是含着眼泪走出放映厅的。美国媒体甚至把该片与斯皮尔伯格当年拍摄的《辛德勒名单》相提并论。
今年是南京大屠杀７０周年。７０年来，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是如何看待日本这一惨绝人寰的血腥罪行呢？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中国南京。在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６师团师团长谷寿夫指挥下，日军使用集体枪杀、活埋、刀劈、火烧等惨绝人寰的方法，进行了长达40多天的血腥屠杀，在南京杀害中国平民和被俘军人达30多万人。这是大屠杀后，累累尸骨填满沟壑。
　新华社发
目睹人间惨剧

南京沦陷后，留驻的１８名美国人（主要是传教士和记者）怀着悲愤和恐惧的心情，在信函、日记或笔记中，记下了亲眼目睹的血腥暴行。传教士贝德士在家书中痛苦地写道：“城里差不多每一栋房屋都被抢劫一空”，“小至１１岁的女孩和老到５３岁的妇女横遭奸污”，“无辜平民被肆无忌惮地枪杀或刺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副主任、美国人费吴生在日记中写道：“有个５岁的男孩被刺刀戳伤了１８处，一个妇女的脸被砍伤１７处，腿上也有几处受伤。”当时留在南京的麦卡伦在致家人的信中惊呼：“我从未听过或见过如此暴虐。暴行，暴行，还是暴行！”当时南京惟一的外科医生、金陵大学医院外科主任、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把沦陷的南京比作“当代但丁的炼狱”：“昨夜金陵大学一位中国员工的住所被捣毁，他的亲属、两个妇女被强奸。在一所难民营里，两个大约１６岁的女孩被轮奸致死。上午我花了一个半小时为一个８岁男孩做了缝补手术，他有五处刺刀伤，胃被刺穿，一部分大网膜流出了肚子外。”“今天我处理了一个有三处子弹孔的男人。他与其余８０人是从‘安全区’的两幢房子内被带出来，在西藏路西边的山坡上被残杀的。８０人中只有少数几个是退伍军人，其他都是平民百姓。他是惟一的幸存者。”约翰•马吉牧师当时在南京鼓楼医院（时为美国教会医院），现场拍摄了包括经威尔逊救治的一个怀有身孕而身中３７刀的中国妇女的许多影片。马吉曾经向日本大使馆和日本占领军最高指挥机构提出过４００多个抗议和报告，强烈要求日本停止暴行。与此同时，他冒着生命危险，用摄影机悄悄地拍下了４００英尺的影片，并将它们交给费吴生秘密带到上海冲洗。


据考察，这些影片，一部由约翰•拉贝带到了德国，一部由费吴生送到了美国，还有一部辗转到了英国。德国人约翰•拉贝也是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目击者，他留有八大册著名的《拉贝日记》。１９３８年，马吉选择了他拍摄的１０张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刊登在美国《生活周刊》上。二战史专家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早发表的揭露侵华日军制造南京暴行的图片。马吉后来在致朋友的信中心有余悸地说：“这使人想起古代的亚述暴行。我们未曾料到如此恐怖，当这些事情开始时，对我们是可怕的震撼。”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主席梅奇牧师写道：“日军占领南京后，就有组织地进行屠杀。南京市内到处是中国人的尸体。日本兵把抓到的中国人用机枪、步枪打死，用刺刀刺死。”传教士福斯特咒骂日军为“披着人皮的野兽”。如今，这些资料仍保留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内，成为佐证南京大屠杀的可靠凭证之一。


美国记者率先向世界报道了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情况。弗兰克•蒂尔曼•德丁在当年１２月１８日的《纽约时报》头版发表新闻《屠戮意味着占领南京——俘虏全部被杀》，指责日军“大规模的抢劫，对妇女施暴，杀戮平民，把中国老百姓从家中赶出来，大批处死战俘与强迫征集壮丁，把南京变成恐怖城市。”该文公开揭露了日军的暴行。耶茨•麦克丹尼尔在同一天的《芝加哥论坛报》上发表《战地记者日记内描述的南京恐怖》，无奈地说：“我对南京的最后印象——死亡的中国人，死亡的中国人，死亡的中国人。”向世界描述了一幅尸积如山的人间地狱图。１９３８年回国的费吴生还根据自己目睹的日军暴行撰写文章，刊登在行销全球的美国杂志《读者文摘》上，向全世界揭露了侵华日军的残暴行为。１９４６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审判日本战犯时，费吴生曾出庭作证。


正是通过这些信函、日记、新闻报道、照片、记录影片和杂志、小册子等，美国民众了解了日军的野蛮行径，谴责日本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日军炸沉了美舰帕奈号与殴打美国在华外交官阿里森之后，美国民众更是激起了愤怒，他们纷纷通过基督教团体、妇女团体、教师学生团体、工会以及其他市民团体，向南京等地的难民提供食品、住所、药物等救济物资，同时也发起了抵制日货运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联合抗战，美国国内也开始收集日军侵华暴行的证据。１９４２年３月，美国以南京大屠杀为例出版了《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３８年冬日军在华暴行》，向美国民众宣传日军的凶狠和残暴，激励美国人民的抗战决心和斗志。

?刻意的集体忘却
????在冷战开始后，曾经让美国人民极为震惊和愤怒的南京大屠杀，却从美国民众的视野中神秘地消失了。其中缘由，既有日本右翼势力对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阻挠，也有“受害者本身的沉默”，使亚洲以外的国家对南京大屠杀知之甚少。而亲历南京大屠杀的美国传教士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先被逐出中国大陆，回到麦卡锡主义猖獗的美国后又遭审讯和隔离，身心遭受重创，大都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如，斯迈思博士１９５１年被迫离开金陵大学回国，迈纳•瑟尔•贝茨则遭到拘留审查，马吉于１９５３年在美国去世。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此时出于扶植日本的目的，不仅包庇了许多日本战犯，使他们重返政坛，而且还有意从公众意识中抹煞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日军暴行。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在上世纪５０年代初掀起了反共反民主的政治迫害逆流，不仅使幸存的传教士三缄其口，而且专家学者也怕引火烧身，对南京大屠杀避而不谈。
????整个冷战时期，南京大屠杀成了美国学术研究的禁区，在美国卷帙浩繁的二战史研究著作中很难发现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点滴记载。据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生前调查：到冷战结束前夕，美国公众所读的综合或“权威”的二战历史著作中，几乎没有一本详细地记述了南京大屠杀。如，《美国二战图片史》（１９６６年）是连续多年最畅销的单本二战图片史图书，其中竟无一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照片。亨利•米歇尔的经典名著《二战风云录》（１９７５年），在９４７页的篇幅中对南京大屠杀只字未提。格哈特•温伯格长达１１７８页的巨著《战火中的世界》（１９７４年）中，南京大屠杀仅仅被提到两次。直到１９８７年，在罗伯特•莱基９９８页的《来自魔鬼：二战纪实》中，才有一段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载。在全部美国中学历史课本中，只有寥寥几本提到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尽管目击南京大屠杀的传教士、新闻记者留下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却没有一位美国作家或学者利用它撰写一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论文或纪实作品。由于刻意的忘却，南京大屠杀成了美国人的“盲点”。
????心灵再次震撼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中美关系获得相对平稳的发展之后，南京大屠杀才再次引起美国民众的关注。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美国出版了大量关于日军慰安妇、活人医学试验、细菌和毒气战，以及南京大屠杀的小说、论文和著作。１９９６年８月至１９９７年１月，耶鲁神学院图书馆举办了“美国传教士对南京大屠杀的见证”展览，首次向公众展出了南京大屠杀时期这些留守传教士的信件、日记、笔记、照片等资料。该馆的玛莎•斯茉莉还编辑出版了《美国传教士对南京大屠杀的见证，１９３７～１９３８》一书，客观公正地再现了当年日军的血腥暴行。美籍华人社会活动家也通过各种努力，展览或利用互联网传播大屠杀的图文资料。１９９９年８月，美国著名的历史文献片制片人路达路根据牧师马吉拍摄的影片制成了电视片《南京大屠杀》，并且在圣路易斯举行了全球首映式，引起轰动。一些本不知情的美国人为人类社会曾发生如此惨剧、为日军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而震惊。
????今天的美国公众利用图书杂志、电影电视、互联网等各种途径，获得越来越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信息，对日本右翼竭力掩盖南京大屠杀真相的行径出离愤怒，要求政府向日本施加压力，迫使其承认战争中的暴行。二战老兵吉尔伯特•海尔叱责日本人在靖国神社内供奉甲级战犯，无异于“在柏林中心为希特勒建造一个大教堂”。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３日，美国司法部列出了日本战犯的名单，禁止他们进入美国。１９９７年４月，前美国驻日大使沃尔特•蒙代尔公开要求日本必须诚实地面对历史，希望日本为其战争罪行充分道歉。同年春，美国部分议员同人权活动家一道起草了一项提案，谴责日本在二战期间虐待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战俘，要求日本向战争受难者正式道歉和赔偿。最近，美国影视界也为揭露日军暴行而录制了南京大屠杀记录片。郎恩•乔瑟夫博士独家拍摄的《南京梦魇》，在美国的加州、华盛顿、纽约等地试映，真实而残忍的场景使许多美国观众陷入悲痛之中，再次感受心灵震撼。由著名企业家兼慈善家、美国在线公司副总裁特德•莱昂西斯个人投资拍摄的记录片《南京》近日举行了全球首映并引起轰动。该片在电影节期间共展映６场，几乎场场爆满，观众总人数超过５０００人。《南京》通过讲述１９３７年末日军占领南京后，滞留当地的十几位西方人士出于人道主义建立起国际安全区，保护近２０万名市民免遭日军杀害的故事，从西方人的视角讲述了７０年前发生在中国的那场浩劫。据介绍，该纪录片的中国发行权目前已由中国中央电视台购得。（徐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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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历史，忘却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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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国民革命军在淞沪会战中失利，上海被日本占领。中国方面就此开始准备在上海以西仅300余千米的首都南京的保卫作战。12月1 日，日军下达进攻南京的作战命令，南京保卫战开始。唐生智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指挥15万国军抵抗作战。国民党当局在战役组织指挥上出现了重大错误。战前未作周密部署，最后决定突围时又未拟定周密的撤退计划，更没有经过参谋作业，致使守军在突围中，自相践踏，争相夺路，损失特别残重，国军的抵抗就此瓦解。 12月13日，南京沦陷，不足五万人的日军入城，由此开始了连续八个多月对三十多万战俘平民震惊世界的大屠杀。
   
    1937年12月1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了《大陆命令第八号》“命令：中支那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克敌国首都南京”。详细部署则命令按“参谋总长指示”办。进攻南京的日军部队在淞沪会战中遭到不同程度的损伤，在会战后大部回国休整，只有三个师团争先恐后地杀向南京。若按这一标准推算，从正面进攻南京的日军约有5万人，从南京外围迁回的约有两万多人，共约七万多人。

    曾6赴台湾搜集史料的杨天石介绍，目前保存在台湾且比较重要的史料包括：国民党党史馆保存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的档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全会和常务委员会的速记录，还有台湾“国史馆”保存的蒋介石个人档案，共有30万卷，按照“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淞沪会战”……整理好分成几十个专题。此外还有蒋介石日记的摘录(原件寄存在胡佛研究所)，摘录分5种，全部对外开放，其中1937年到1943年部分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抗战的史料。

    在1937年上海淞沪会战失利之后，蒋介石为什么明明知道南京守不住，还一度主张坚守南京？杨天石在台湾史料中发现了一个隐秘的原因，就是蒋介石寄望于在南京坚守几个月就能等到苏联出兵。　
   
    当时在国际列强中，苏联是唯一表示愿积极支持中国的国家。1937年11月，苏联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伏罗希洛夫元帅告诉在莫斯科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在中国抗战到达生死关头时，苏联当出兵，决不坐视。11月30日,蒋介石致电伏罗希洛夫及斯大林表示感谢:“中国今为民族生存与国际义务已竭尽其最后、最大之力量矣，且已至不得已退守南京，惟待友邦苏俄实力之应援，甚望先生当机立断，仗义兴师。”

    当时,蒋介石将苏联出兵看成挽救危局的唯一希望。蒋曾电令新任命的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如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层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而我野战军亦可如期来应，不患敌军之合围矣!”蒋所说的“内外形势必一大变”的“外”，包含苏联出兵在内。蒋介石一生倚仗洋人吃饭，与淞沪会战一样不是采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法，而是用一种自杀亡国式的堂堂之阵来迎合日军轰炸。为的就是等来国联洋大人们隔靴挠痒的对日谴责，这次南京保卫战又把靠苏联干涉。

    派谁守南京？ 三种说法，1.蒋提出要守，唐生智赞同。其他人不作声(基本就是反对守)或反对(明确反对的有白崇禧，刘斐) 。所以唐为司令。2.蒋提出要守，问谁可挑起担子。众人皆沉默。蒋怒，曰：“那就我来守吧！”老唐实在看不下去，就跳了出来，结果是可想而之的。唐是于11月19日成为卫戍司令，此时离正式开打只有不到20天。3. 12月8日蒋拜陵时问众人谁愿守南京？无人答，蒋大怒，说那么我来守吧，如果我牺牲了，你们继续抗日。唐此时才跳了出来。(邱为达，74军51师306团团长，回忆) 。

    计划守多久？ 11月29日，蒋和众人出城看了地形，蒋认为：至少可以守两个月。12月7日蒋在师以上军官会议上说只要坚持到云南援军到，他必亲自带队解围。唐在会上说誓与南京共存亡。但会后又对蒋说：“没有你的命令，我决不会下令撤退。”
   
    准备工作怎么样？ 南京保卫战的计划不是死守，有蒋下令即可撤退这个活口 。但实际执行时却变成了死守。大概唐只记得自己的豪言壮语了。唐下令：所有南岸的船(包括卫戍长官部)均交36师控制，以坚定死守的决心。城外的部队不许退入城内，城内的部队不许出城。北岸胡宗南的第一军可以射击偷渡江北的船只。这方法尽管死板 ，但如果真能贯彻，孤注一掷绝了大家撤退的念头，反而可以一门心思的死守。可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唐的长官部偷留了条小火轮，各师均偷留了船，但只有师旅长们知道，所以高级军官从一开始就给自己留好了后路。只有前线的国军士兵们是真正抱定死守的决心！

    1.居民准备：居民逃走很多，但卫戍司令部并没有下令疏散市民。既然准备打巷战，就应该把老弱病残疏散出城，一来避免不必要的平民伤亡，二来可以节省城内的资源。不疏散居民带来了巨大恶果。 2.物资储备：较好。没有弹药不济，粮食不够的报道。“储备相当丰富”。

    到底能守多少天？衡阳，常德是如何死守的。国军的进攻不行，但依城死守相对较好，南京的守军10万余，装备也不错，尽管多数是淞沪打残撤下来的部队，如果死守打巷战，守一个月应该不是问题。真到巷战是，双方搅在一处，日军的炮火优势便没有了。事实上，南京保卫战12月5日打响(以外围战开始算) 到12月12日下令撤退时，南京的防守态势并没有极度恶化。真要是下定决心死守，日军不损失几万人根本拿不下南京。
   
    谁下令撤退的？ 11日蒋开始通过顾祝同下令撤退，唐生智怕担负责任，并没有立刻撤退。蒋只好亲自下令。唐不但向部下出示了蒋的命令，而且让各位军师长们在下令各部队撤退的会议记录簿上签字盖章，让大家捆在一起。奇怪的是为什么只守了7天蒋就下令撤退？当时的大盘并没有崩溃，巷战还没有开打呢？这是个迷。据说，桂永清反对撤退，说他的左翼防区没有问题，光华门也守住了；只有中华门有危险，但还有紫金山北麓的预备队可调；12日时国民党军队还有预备队没有用！
   
    下令撤退时南京被攻破了吗？ 答案是没有。12日南京城没有被攻破，这是南京保卫战最大的悲剧之一。12月12日日军不但没有攻进城，甚至没有控制一半以上的城外地区。12日凌晨的具体情况是中华门方向没有失守；光华门方向，日军进攻，城外的87师261，260旅的阵地“屹立不动” (261陈旅长语) 。87师的中山门阵地也没有丢；水西门方向受到的压力叫小，守军是51师306团。12日下午日军曾攻破中华门与水西门之间的城墙，但被306团敢死队消灭，12日夜敌人也没有攻入 。

    紫金山第一峰，第二峰均在国民党军队的手中。乌龙山要塞也基本未遭攻击(12日日军的小炮艇刚到乌龙山附近水面) 。直到13日下午，江心洲(长江中的一个岛) 的芦苇丛中还埋伏着112师的一个团，还在准备伏击日军的登陆部队，他们根本没有得到撤退的命令。

    谁组织撤退？ 没有高级将领组织指挥撤退，12日5时开完撤退会后各部队即自行突围。以至於12日城外的守军发现叶肇的66军在出中华门还蒙在鼓里。最可恨的是部分高级军官开完会后独自悄悄逃过江，根本没有通知部队的士兵！

    教导总队的部分将领们逃走时，底下的团长还在指挥战斗，一直到12日晚8：30，总队的四个团长还在紫金山开会。直到夜里12点才开始突围。71军军长王敬久，87师师长沈发藻12日下午逃走时，也没有通知城外的部队，直到12日傍晚261旅发现城墙没有人防守了才明白过来。万式炯一直战至13日中午，也没有接到撤退命令，后来听说日军坦克已经到了长官部门口，才知道头头们已经都撤了。(万称自己是南京保卫战最后撤退的部队)。宋希濂的部撤退时居然下令关城门，过江后又下令烧船，根本不管其他部队的死活。
   
    十数万守军的土崩瓦解：绝大多数部队都往下关跑，为什么？因为军长师长们都知道，那儿有他们偷偷保留的船！所以都往下关撤，部下听说长官往下关去了，自然也就跟过去了。就这样，几万国军，无数民众便涌向了下关，可是挹江门的36师却不放军队通过，因为按计划，从下关撤退的只是长官部和36师。於是发生枪战，部队混作一团。最后终于被人流冲开了挹江门，但地上的尸体有好几层！

    多数部队开始撤退时还能保持建制，但到了挹江门下就瓦解了。冲出挹江门的国民党军队只能称为是散兵游勇，而不是军队了。这些散兵以各种形式过江，但只有少部分成功。

    需要提出的是，北岸的胡宗南并不知道撤退计划(既然要撤过江，卫戍长官部居然没有通知北岸的守军) ，他们奉命向江中的船只射击，直到唐到了对岸，方才知道撤退已经开始，殊不知已经误杀了很多人。
   
    并不是所有的国军都挤向江边，叶肇的66军就是向东突出去的。教导总队的第三旅12日夜还在紫金山上和日军拼杀，“误了” 时辰，等别人都撤走后，从日军间隙中冲到了皖南。可见，各部队从正面往外突围的计划是正确的。日军尽管围住的南京，但后面是空的。据说邱清泉当时非常冷静，12日傍晚桂要邱和他一起走，邱说：“你先走，我还要和团，营通话研究撤退方案！”。 数个当年经历过南京保卫战的国民党将士的回忆录中都有评述。

    日军于1937年12月13日攻陷南京之后，在南京城区及郊区对平民和战俘进行的长达6个星期的大规模屠杀、抢掠、强奸等战争罪行。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国际法庭认定至少20万以上，中国学者考证为30万以上。分析南京保卫战的资料可以发现，国民党军队真正在战斗中阵亡的不多。多数死于混乱的撤退中以及日军的大屠杀中。
1937年12月1日，日本华中方面军下达攻占南京的作战命令，其上海派遣军随即由常州、丹阳、江阴地区出发，主力沿沪宁铁路和丹阳、句容至南京的公路向南京进击，一部攻占镇江后北渡长江向扬州、六合、水口镇地区侵犯；第十军所部由广德、溧阳、长兴地区出发，多路向芜湖、太平、秣陵关追击，并以一部渡过长江迂回浦口，对南京的包围圈一天天缩小。
   
    图:中国军队的防空力量

    参加南京保卫战的中国部队为第七十二军之八十八师、第七十八军之三十六师、教导部队、宪兵部队，另外，自淞沪担任掩护撤退的第七十四军、第六十六军、第八十三军也先后奉令退回南京参加战斗。这三军都是残缺部队，老兵很少，新兵大都尚未受过训练。5日拂晓，第六十六军派在句容占领前沿阵地的两个团与日军接触，苦战后方始突围，损失很大。6日，日军约一联队向湖熟镇前沿阵地猛攻，第五十一师守军抵抗后，始将湖熟镇放弃。同时，由土桥镇攻击索墅镇之日军，复向淳化镇阵地施行威力搜索，大批日机整日在淳化镇阵地轮番轰炸，守军冒死抗战。 7日，淳化镇与东昌街间的汤水镇前第一线阵地，为日军骑兵突入，守军被迫于入暮后撤退至第二线，固守汤山及汤水镇。侵入淳化镇之日军以步、炮、飞机协同向守军阵地猛攻，机枪掩体都被击毁，守军伤亡很多。至8日，日军进攻淳化镇愈烈，并分向东樵村西庄附近包围，企图截断守军归路，第五十一师奋勇抵抗，死亡累累，其中五营官兵全部壮烈牺牲。由于后援未及时赶上，淳化镇于下午4时失守。同日，日军以主力及炮兵、机械化部队进攻汤山守军第二道防线，与守军混战至8时许。
   
    到12月8日为止，日军已进到南京近郊，东北面到达栖霞山，东面到达大胡山，南面到达汤水镇、淳化镇，西南面到达袜陵关和江宁镇。此时南京守军是自上海的受挫之师，新败之余坐守孤城，而敌军士气正旺，夺城在望。


参战部队
中国方面
约十万人，长官唐生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刘湘，顾祝同
日本方面
日本军队由华中方面军任主力，主要由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构成。此外，还有通信部队、鉄道部队、航空部队、工兵部队、兵站部队等。
华中方面军 - 司令官：陆军大将 松井石根
上海派遣军 - 司令官：陆军中将 朝香宫鸠彦王
第三师团先遣队 - 联队长：陆军大佐 鹰森孝
第九师团 - 师团长：陆军中将 吉住良辅
第十六师团 - 师团长：陆军中将 中岛今朝吾
山田支队（第十三师团一部） - 歩兵第百三旅团长：陆军少将 山田栴二
第十军 - 司令官：陆军中将 柳川平助
第六师团 - 师团长：陆军中将 谷寿夫
第十八师团 - 师团长：陆军中将 牛岛贞雄
第百十四师团 - 师团长：陆军中将 末松茂治
国崎支队（第五师团歩兵第九旅团） - 支队长：陆军少将 国崎登

结果：
中国方面军人约五万余人，包括平民估计超过三十万人丧生

susan-andy

http://news.sina.com.cn/c/2006-02-05/12049019429.shtml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12月，南京沦陷后，日军进行血腥屠城，30多万无辜的平民遇难。“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在凋敝的南京，有20多位侨居南京的外籍人士伸出了友谊之手，不顾本国政府多次敦促撤离的通知，不计个人安危，自告奋勇筹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参与救援难民的工作。其中，有一个名叫贝德士的美国人，从1937年冬到1941年，为保护中国难民和揭露日军暴行做了大量工作。在他的领导下，20多万难民安全逃离日军的魔爪。

　　贝德士的英文原名是Miner Searle Bates，于1897年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纽瓦克(Newark)。1920年，他在牛津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后，回到美国，被联合基督教布道会授予传教士资格并派往中国。来华后，他在金陵大学政治历史系任教并兼主任，以后改任历史系主任并开设该系许多主干课程，对历史系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抗战爆发后，金陵大学西迁重庆。当时还滞留在日本的贝德士奉学校当局之命，历尽千辛，穿过日军战线重返南京，以副校长名义全面负责留守校产，并勉为其难地办了一所农业专科学校。在南京沦陷前后，他起先是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发起人与组织者之一，随后是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重要骨干和最后一任主席。贝德士根据当时自己的所闻所见，对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暴行一一作了记录。这些记录加上他保存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档案，是为《贝德士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胜利后，贝德士又奉命回南京接收校产，并参与筹备复校工作。1946年9月，金陵大学在南京原址如期开学，其中也包含着贝德士的一份辛劳。连续多年的过分劳累，他保护了金大的校产，却严重损害了个人的健康。贝德士自复校后即长期处于病痛疲惫之中，但他仍一如往昔，竭尽全力从事教学工作和各项社会活动。在经历了那场惨绝人寰的浩劫之后，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会在内心留下永远无法磨灭的痛苦回忆。然而，在1946—1948两年多时间里，无论在课堂内外，贝德士都未曾向学生谈过这些痛苦万分的亲身经历，虽然其间他曾作为证人先后出席过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中国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一案的审判。

　　章开沅，原籍浙江吴兴(今湖州)，1926年出生于安徽芜湖。1943年夏因“思想问题”被中学开除。1943年10月，入重庆计政人员专修班习会计，次年5月又因与军训教官冲突被开除。1946年10月东归南京，入金陵大学历史系学习，受业于贝德士、王绳祖、陈恭禄诸教授。其中，贝德士教授对他的影响是最大的。有段时间，章开沅突然对研究印第安民间文学兴趣甚浓，贝德士不仅没有批评他不务正业，反而设法帮助他向美国新闻处和英国文化委员会借阅有关新出版的著作。与贝德士的接触前后不到一年，他这种赞赏学生寻求新知的西方现代教育理念给章开沅留下了深刻印象。

　　然而，好景不长。1948年11月，由于政治局势的急剧变化，章开沅离开金陵大学，前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原解放区。贝德士则亲眼看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也看到金大校园内一系列急剧的变革。他曾对教会大学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仍然寄予几许希望，但朝鲜战争的爆发与中美关系的急转直下却使这点希望日趋渺茫。终于，他在1950年离开了曾经工作于斯30年的金陵大学。至此，章开沅与这位可亲可敬的美国老师失去了联系。

　　时光荏苒，弹指间，30余年过去了。当年兴趣甚广的青年章开沅，已成为国内颇具影响力的史学大家。而历史的机缘又使他再次与贝德士“相遇”。

　　1987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子健等友人的建议与支持下，已是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兼历史系教授的章开沅开始着手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虽然贝德士的影像偶尔模糊地浮现于脑际，但章开沅并没有萌发任何研究他的想法。次年，他应邀赴美参加中国民主运动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一次会议休息的时间，唐德刚、邵子平等友人提出成立对日索赔会，并且当场召集发起人签名。当时从大陆到会的中国学者就章开沅一人，因此便成为祖国大陆的当然代表。在章开沅提笔签名之际，旅美华裔女作家丛 在一旁笑问：“你敢签吗？”章开沅笑着回答：“死且不惧，何况签名。”立即引起一片欢笑声。在章开沅看来，此乃民族大义，签名参与发起对日索赔会应属理直气壮，有何后顾之忧？1991年12月12日，该会正式改名为“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并在纽约举办了纪念活动。该会邀请了唐德刚、熊 和章开沅发表演说。1994年，章开沅回国后，由于地域的阻隔，没有直接参与索赔会组织的活动，但与该会的某些成员如邵子平等人，仍然保持联系与合作。

　　1987年暑假，教育部给了他一个月的学术休假。章开沅趁此良机，来到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查阅资料，因为该图书馆收藏了一批1949年以前(也有少量1950、1951、1952等年份的)较完整的原在中国设立的13所教会大学的珍贵档案。在翻阅资料的时候，章开沅意外发现了贝德士老师生前所保存的全部文献。在深为其中丰富的内容所吸引的同时，让章开沅更为惊讶的是，该文献保留了许多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珍贵原始资料。

　　南京大屠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暴行中最具代表性的罪行。但从20世纪80年代“历史教科书事件”开始，日本国内右派就不断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活动。他们猖狂地叫嚣，有关中国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和书籍都不是当时当事人的真实记录，不是第一手材料，对这些证据的真实性给予抹杀。鉴于日本右翼势力的日益猖獗，作为历史学家的章开沅，慧眼识珠，敏锐地意识到这批文献资料的价值，但苦于当时停留美国时间较短，未能认真详细阅读这些资料。

　　直至1990年8月，章开沅摆脱了学校行政事务，应邀到美国正式进行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第一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仍然顾不上接触耶鲁神学院这批藏档。1991年7月至1992年3月，受鲁斯基金资助，章开沅专程前往耶鲁大学神学院，潜心阅读《贝德士文献》。将这1000余卷的文献全部仔细查阅一遍后，章开沅从中整理并复印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珍贵史料1000余页，同时也复印了一套送给纽约“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其后，章开沅应邀前往加州圣地亚哥大学分校讲学。在美国大学教书是非常花费时间和精力的，所以章开沅在执教期间还是顾不上整理与研究这批复印资料。1993年夏天，章开沅应邀访问日本，随后又在8月底应聘前往台北政治大学任教。滞留期间，亦无暇研究这批资料。

　　几经周折，直到1994年春，章开沅回到武汉后，才有时间把这批复印资料初步加以清理归类，为进一步研究做必要的准备。同年10月，应湖北人民出版社之约，撰写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一书，对间断已久的耶鲁期间的工作做出初步小结。当时正值中日关系的友好时期，经过一些周折，此书于次年7月出版。那时，他所在的学校没有将它作为一项科研成果上报。而武汉一些高校的众多青年学生，他们或则邀请章开沅去演讲，或则排队等他签名售书，给了章开沅以安慰。

　　1995年元月，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以“黄林秀莲访问学人”名义邀请章开沅去讲学与研究，到7月底才离港返汉。在此期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章开沅应邀与旅美华裔女导演汤美如合作，利用手头丰裕的资料，编译了《南京：1937.11—1938.5》一书。这两本书第一次较系统地利用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原始档案和作为该会成员的贝德士等外籍人士的私人文献为研究蓝本，海外许多新闻媒体对此特别关注并争相报道。

　　上面两本书出版后，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但日本右翼学者寻找各种借口攻击“贝德士文献”，认为它只是当时个别人的记述，带有很大偏见等等。为了回击日本右翼分子这一荒谬的言论，章开沅利用他再次前往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所查阅的资料，将当时留在南京的9位传教士及一位在南京大屠杀之后到南京的传教士共10人的原始资料编译成册，是为《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一书。与前面的两本书相比，此书更详细、全面。从取材上来讲，上述的两本书主要是在《贝德士文献》的基础上写成的，而此书在充分利用《贝德士文献》的同时，取材范围还扩大到“中国文献项目之私人收藏”、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档案、《史德蔚文献》等。从内容上来讲，前两本书只利用了贝德士遗留的原始文献，后者增加了许多资料，除了贝德士文献外，还有费吴生、福斯特、麦卡伦、马吉、米尔士、史迈士、华群、威尔逊等人遗留的原始文献。这些资料都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这个外籍人士群体，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撰写的最为详尽的实录，其公正性、真实性与严谨性是任何人也无从否定的。所以，此书的史料价值极高。与以往注重学理论辩的论著不同，章开沅在编著这些书时，尽量原文照录，不作删节或少作删节，其目的就是为了让读者直接接触当时、当地、当事的第一手材料，便于读者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正如他在书中引用贝德士的话所言：“如果事实说明了一个现代军队的种种野蛮行径，那就让事实说话吧。”

　　在驳斥日本右翼势力的同时，章开沅还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主张客观、冷静地区分日本人和日本政府。他说：

　　人们都说对于战争责任的反省，日本不如德国。我不愿说日本人不如德国人，而宁可说日本政府不如德国政府。但不愿承担战争责任的政府毕竟会使自己的民族蒙受羞辱，何况这不是一般的战争责任，这是涉及数千万人死亡与财产损失难以数计的巨大侵略罪行，人们不会原谅那些继续掩盖真相和推托罪责的日本政府。只要这样的政府存在，尽管日本多么富有，多么强盛，多么勤奋，多么能干，它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也难以受到应有的尊敬，更难以赢得真挚的友情。

　　这段精辟的论述，发人深省。亚洲各国人民是善良而又宽厚的，他们并不愿长期生活在痛苦的回忆中，更不愿意生活在复苏的仇恨情绪之中。但日本那些右翼分子逼着受害国人民不能不正视现实与追忆往事，不能继续沉默，不能让那些特殊的日本人胡诌历史，必须捍卫历史自身的尊严。当然，这绝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寻求真理与伸张正义，同时也是为了汲取历史经验，教育包括日本在内的全世界人民，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

　　1995年8月，为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台北隆重举办了规模很大的学术研讨会。章开沅在开幕式上作了《尊重历史，超越历史》的主题讲演，强调应捐弃既往党派成见，客观、全面地如实叙述伟大的抗日战争历史。稍后又宣读了论文《让事实说话——贝德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以翔实的史料证明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引起了国外新闻界的广泛关注。

　　1997年，《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一书拿到日本参展，与张纯如那本装帧精美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起签名出售。张纯如，美籍华裔作家，文学博士。20世纪90年代中期，她为了写书到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发现了有关拉贝的一些文献资料，并因此通过邵子平而知晓章开沅。她在章开沅前驱工作的指引下，参阅了许多南京大屠杀的史料。由于她的努力，1996年10月，在邵子平的热心协助下，她发现了南京大屠杀研究核心材料之一《拉贝日记》，并把它公之于众，从而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刺激了她，所以她决定写一本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书，让西方民众了解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其结果便是《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的出版。这是一本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力作，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她也因此受到日本右翼势力的威胁和攻击，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此起彼伏的崎岖现实不但没有挫败章开沅，反而使他更加坚定已有的信念，仍然坚守在南京大屠杀研究的第一线，与日本右翼势力无休无止的挑衅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1997年，国际局势发生了微妙变化，南京大屠杀研究成为国内外共同的热门话题，因为此时恰逢南京大屠杀的60周年纪念。由于章开沅较早地公开介绍与利用尘封已久的《贝德士文献》，为说明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提供大量英文铁证，并且明确肯定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外籍人士的贡献，所以成为新闻媒体争相采访的对象。特别是在新华总社发出1000多字的专讯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报刊都转发了消息和评论，似乎更增添了章开沅的学术成果的新闻价值。1998年《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一书获得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科类图书一等奖，同时章开沅还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项基金，用于主持《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课题。对此章开沅感慨万千：史学研究是项寂寞的文字事业，没有鲜花，没有掌声，安于寂寞，甘守清贫，还要有昂扬的斗志。

　　同年8月，章开沅参加南京举办的“南京大屠杀”国际研讨会，他提交了论文《贝德士文献的史料价值》。12月中旬，在日本举行的纪念大会上，他作了《一个中国学者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过程》的主题演讲。媒体对这两个会议做了积极的报道，引起了更为广泛的反响。这是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有力回击，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更加恼恨，诬指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且辱骂贝德士是“伪证制造者”。章开沅立即在《历史研究》发表《到底谁是伪证制造者》，以确凿且充分的史实予以严正驳斥。之前，他还与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的玛莎·斯茉莉合作，并由她出面编辑出版《美国传教士对南京大屠杀的见证，1937—1938》。但由于财力和篇幅的限制，这本书所收文献数量较少，不足以反映耶鲁相关藏档的全貌。因此，1998年5月，章开沅再度前往耶鲁神学院图书馆，对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藏档进行“竭泽而渔”式的全面搜索。其结果便是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9年9月出版了由章开沅编译的《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这是当时选辑最为详尽的耶鲁藏档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文献结集。该书已先后在中美两国，分别以中文和英文出版，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然而，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此书以日文出版，别有一番意义。

　　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章开沅教授重新译校了收录在《天理难容：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一书中的书信和日记，对其中部分内容作了删减，同时增录了史迈士等人的信函，命名为《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作为《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第4册。书中收录了历史学家贝德士、社会学家史迈士等11位美国传教士的40多封书信，这些书信以其公正性、真实性与严谨性，提供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最为详尽的实录。它们可使青年一代充分了解在中日关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同时也为日本年轻一代提供认识历史本来面貌的真实材料，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让历史认识问题不再成为改善中日关系的一大障碍，真正发挥东亚两个近邻国家之间经济上互补互助、文化上互相学习尊重的精神，在难免发生矛盾和冲突时，永远不诉诸战争。

　　章开沅发现的《贝德士文献》并不是历史的孤证，因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其他成员也有证据留下，从而以更加无可辩驳的史料证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美、德等国，相继发现了一批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新史料，如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副总干事费吴生(即费奇)的日记和书信、当年鼓楼医院医生威尔逊的日记和当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代理院长魏特琳的日记，他们三人都亲眼目睹了日军在南京烧、杀、抢、淫等暴行。而1996年底公开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人拉贝的日记，是近年发现的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数量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私人日记。但《拉贝日记》也有不足，因为拉贝在1938年年初就回德国了，而贝德士这些人则坚持到1941年才撤出南京。因此，他们的记录更完整、更具体、更详细，由此显示出这批材料的可贵。这些日记和书信同贝德士保存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档案相印证，进一步说明了《贝德士文献》的真实性与客观性。

　　在中国，早在1984年，南京市政府就组织南京地区的专家、学者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了整理研究，编辑和出版了一些史料集和学术专著，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等，这成为当时揭露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的内容最为完整的著作。在日本，作为加害者的侵华日军老兵如东史郎等，良知未泯，纷纷出版了自己的战时日记，勇敢地揭露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愤怒地痛斥现今仍然企图掩盖乃至抹杀这段丑恶历史的日本右翼势力。受害国双方的证据都有了，独缺第三国的见证人。而章开沅发掘、整理并出版的《贝德士文献》，则弥补了南京大屠杀证据链的缺陷。它证实了当时的南京还有一批中立国的人士，他们目睹了南京大屠杀，他们的证言与中日双方的证据组成一条无懈可击的链条，就像一把把尖刀直刺“南京大屠杀虚构论”的心脏。

　　尽管南京大屠杀堪比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屠杀，但由于历史及现实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南京大屠杀一度成为一场被遗忘的大屠杀。为了让这个真相广为世界人民所知，教育下一代，章开沅积极地参与了为南京大屠杀取证、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活动，足迹遍及中国、北美和日本。新著《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一书就是他从耶鲁到东京这一良知之旅中所见所闻的真实记录。章开沅说，50多年前，他的老师贝德士博士在东京国际法庭上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指控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事后又带着包含大量证言、证据在内的全部档案回到美国，走的是从东京到耶鲁的路线；而他本人的南京大屠杀研究，是从在耶鲁发现贝德士文献有关南京大屠杀史料开始，并进而将取证驳伪活动从北美延伸到日本，走的是从耶鲁到东京的路线，恰好与他的老师相反而又相成。他的言论已成为南京大屠杀研究的聚焦点。这些年，章开沅还曾多次应邀前往日本，与日本主持正义的各界人士一起揭露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驳斥右翼分子的种种谎言与谬论。

　　对国际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通常是超越国界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在中国，但在北美和日本，有许多学者正在深入研究。为了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共同推进南京大屠杀研究的进程，章开沅十分注重与国内外学者进行交流，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发掘和整理南京大屠杀史料并参与南京大屠杀取证等活动的过程中，他结识了一批为捍卫历史尊严而奔走的志同道合、肝胆相照的国内外人士，如唐德刚、邵子平、吴章铨、斯茉莉、张纯如、汤美如、王选、朱成山、松冈环、石田米子、田中正俊、林伯耀、东史郎、笠原十九司等等，其中，有不少日本人士也在奋斗，也在从事正义的事业。1997年和1999年，章开沅在参加“纪念南京大屠杀60周年东京学术研讨会”和“战争犯罪与战后赔款问题国际市民研讨会”等国际学术会议上，与国外学者交流研究经验，相互介绍研究成果，促进了国内与国外的学术交流，这些研究成果有力地回击了日本右翼分子所说的“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

　　章开沅先生是以研究辛亥革命史而为国内外史学界称誉的。为什么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却把研究重点转向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呢？按照章开沅自己的说法：有一种力量，或者说有一种召唤，使他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其实，从1979年他首次访问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以来，他一直热心从事中日友好与学术交流工作。日本的山川秀丽与人民的勤劳友善给予他深刻的印象。但是，美丽的扶桑存在着另一种日本人，他们企图掩盖南京大屠杀暴行，造谣说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要捍卫历史的真实；作为一位中国公民，他要捍卫民族的尊严！

　　章开沅，浙江吴兴(今湖州)人，1926年生。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美国奥古斯坦那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就读于金陵大学历史系，后长期执教于华中师范大学，曾任该校校长、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主任，兼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章开沅先生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和辛亥革命史研究，论著宏丰。现主要从事南京大屠杀研究。

　　(文/林伟荦　高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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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新著《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

在美一方

说了半天，南京大屠杀还不是耶和华“任凭”的？

susan-andy

说了半天，南京大屠杀还不是耶和华“任凭”的？
在美一方 发表于 8.3.2009 17:56

对，发生的事情就是神容许的，要不怎么会发生？这段历史是人做的，为什么不负全责要怪上帝呢？上帝给了人完全的自由意志，是出于爱，你现在不防想一想，当你要做一个选择，不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吗？有谁能控制你吗？做一件不好的事情你不但可以分辨好还是坏，还可以选择做还是不做，如果你不能选择不做或分不清好坏，你怪上帝还说的过去。如果你能完全自己选择和做决定，你就要为此负全责。难道就因为你有自由意志，就怪上帝吗？我想自由意志是好的，没人想做机器。

susan-andy

8# 在美一方
人有自由意志是事实，历史是事实，如果你要非要埋怨，埋怨谁都一样，既然你不信上帝为什么埋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