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淮派系因素与晚清海军、海防

零下68度

晚清海军、海防状况受着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其中湘淮派系因素是颇为直接和重要的一个方面。它实

质上是当时的集团政治因素在军事近代化进程中的一种反映。

    湘系和淮系集团，是在晚清时期存在时间最久、发展规模最大、社会影响最巨的两派军政势力，在相当长

时间和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晚清的军政格局。就两者的关系而言，笔者认为可以用“同源异流”来概括。所谓“

同源”，是指两者由基本相同的宏观社会条件和历史契机所造就，并相应有着某些共同的群体要素和社会功能

；所谓“异流”，是指两者“基因”上也有着若干差别，特别是发展趋向更呈明显不同，因而对晚清社会的影

响也就不尽一致〔①〕。两派系这种“同源异流”的基本关系，反映在对晚清海军、海防状况的影响上，相应

也就表现为既有相互结合、共同发挥一致性作用的一面，又有相互排斥、分离而产生消耗性或特异性作用的一

面。这两个方面三种不同的作用力，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和不同的具体事端上，其主次强弱又是不一样的，这

与湘淮系实力相对消长的变局以及某一时候、某一场合下两派系的特定状况有着密切关联。

    从群体特征方面看，湘淮系集团又都不是有着严格组织规范的群体，而是具有政缘性和地缘性双重要素的

军政势力的集合，它们分别是以由湘、淮军将帅起家的湘、皖籍要员为核心层，另外也包括一些非湘、皖籍但

参与该派系集团的活动，有着共同派系利益的人物。其群体结构复杂而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这也

必然在对晚清海军、海防的制约和影响方面有所反映。

    纵观晚清海军、海防建设的发展演变历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初到７０年代中期

关于国防问题的大讨论发起前夕为第一阶段，从国防问题的大讨论开始到中法战争时期为第二阶段，从中法战

争后到中日甲午战争时期为第三阶段，从甲午战争后到清朝灭亡为第四阶段。而湘淮派系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主要是在前三个阶段。因为甲午战争以后，所谓湘淮派系集团已基本解体，起码已失去先前的典型形态。下面

就循着阶段性演变的纵向线索，对有关情势略作考察。


    在上言第一阶段当中，湘淮派系因素的作用力，主要表现为共同促使海军筹建的正式发轫，而代表性成果

是由湘系人物左宗棠和沈葆祯缔造。晚清海军从这筹建伊始就显示出非常轨性。

    我们知道，虽然早在湘淮系势力产生以前，震惊于外国侵略者借以肆虐中国的坚船利炮，而喊出“师夷长

技以制夷”的林则徐、魏源辈，即已产生了建立不同于旧有水师的新式海军的初步意愿，甚至进行了某些尝试

，但终究思想上还处于朦胧状态，实践上更没有什么效果。筹建近代海军的正式发轫之局，倒是成于以适应清

王朝镇压国内人民革命需要为直接产生契机的湘淮系势力手下。湘淮系领袖们在６０年代初“借师助剿”的过

程中，通过与外国侵略势力的实际接触，得以将清朝军队与“洋兵”和“内寇”进行双重比较，同时，也受到

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朝方面失败、外患日益严重的现实刺激，遂切实体察到清朝军队的陈腐落后，要求改进。这

方面，以淮系领袖李鸿章的认识最具代表性。他说：“盱衡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若

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绿营相沿旧规，厝火积薪，可危实甚。”〔②〕而其为“自强

”所要“变易兵制”的具体设计中，即把建立新式海军作为要端之一，有言：“海口各项，艇船师船概行屏逐

，仿立外国船厂，求购西洋机器，先制夹板火轮，次及巨炮兵船，然后水路可恃。”〔③〕可见，在以湘淮系

领袖为主导发起的洋务运动初期，就把建立新式海军作为洋务筹划中的重要内容，并且其长远立意一开始就是

在“御外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