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本来不是神

杨十郎3740

鲁迅本来不是神     杨十郎 鲁迅本来就不是神，所以书信集中透出的也不是神谕而是“不外乎学校风潮，本身情况，饭菜好坏，天气阴晴”（《两地书》序）等。他给一个“并不太熟”的青年补靴子，也还是和常人一样“提着靴子上街”去找鞋匠，并不念“呀呀呸”之类的咒语。先生给胡风信的末尾也捎上一句“你有功夫约我一个日子谈谈闲天么？”（《350517致胡风》）可见先生也有常人的寂寞。就是毛泽东所高扬鲁迅精神的五个“最”也不是神的秉赋而是人的精神的升华。可见“鲁迅本来不是神”这结论就太普通、太平凡，甚而可以说太近于乏味，但这却绝不是废话。因为前一个历史时期，我们不但神化过毛泽东也顺带着神化过鲁迅。余韵所及也反映在近年来出的一本史料性辑本的书名上。
本来把攻击鲁迅和与鲁迅论战的文章搜集起来汇集成册让世人比较鉴别很有必要。先生生前就有这么一个想法，而且好几个杂文集单行本就附上了与之论争的文章。是金子就不怕“火”烧，管它是猛火、文火、明火、阴火、歪火、邪火三昧真火还是魔火。另方面，把这些“火”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谱仪前仔细区辨，让它显出各自的谱线（即本色），不是更能让读者多角度多层面在一个大的复杂的历史背景下认识鲁迅的伟大么。
然而，取一个书名《被亵渎的鲁迅》却很不让人理解。编者孙郁先生的那篇长序好些地方都是在否定着自己。如既可“在学术上”“略作讨论”就算不上“亵渎”；既是“纯属文化论战方面”的分歧也不该划在“亵渎”的范围之中。就说冯乃超、李初梨、钱杏屯等人的理论文章，顶多也不过表现出移植理论于中国文坛的幼稚。这种幼稚病可以说是成熟的社会革命理论必经的一个阶段。俄国有，列宁曾分析过它的弊端。他们“坚决”强调的是“响亮的词句”的有机联系，而不是理论与现实的联系。他们“对于革命的口号背诵得多，死记得多，而思索得却很少”（见《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中国共产党内也有这种幼稚病患的足迹。王明、博古的“左”不是在“亵渎”毛泽东的理论而是在促成毛泽东的理论走向成熟道路上的前车。创造社诸君用新理论“将”鲁迅的“军”时，也促成了鲁迅文艺思想走想成熟。不然鲁迅先生断然对“左倾的凶恶的面貌”概括不到一种深刻程度：“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上海文艺之一瞥》）。
梁实秋先生向来是被称为“乏”的，但是在中国只有他译完了莎士比亚的全部著作（还编过英汉词典）。他的一篇《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只不过心平气和地针对先生的翻译道出了自己的看法，最了不得的话莫过于“他的翻译却离‘死译’不远了”，“我读这两本书的时候真感觉文字的艰深”，但这也被派在“亵渎”之列。这就使读者更不可理解。梁的文章显然有别于郑学稼、苏雪林，不能与郑、苏视为一路文字。那个十年的“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那是不宜讨论也不准讨论的。要是我们也把鲁迅抬到那种不准讨论不准质疑的高度，其实质就是在增加先生和读者的隔膜。人性的鲁迅使我们感到亲切，他的战士品格能给我们鼓舞，他哲人的思想能给我们智慧，然而神性的鲁迅却会使人敬而远之。哪里敢说学习，赶快顶礼膜拜好了。陈漱渝先生编了一本同样性质的资料，但却名为《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没了神性，战斗性依然存在且易为读者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