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军人钱学森—— 写在钱学森同志诞辰百年之际

Paul

1980年6月5日，钱学森登上中国航天远洋测量船看望船员。资料照片


　　一张黑白老照片，定格了一个弥足珍贵的历史瞬间。

　　照片上，一位慈祥的老人，身着戎装，面带笑容地向周围的人们致以军礼。

　　他，就是钱学森。

　　那一天是1980年6月5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钱学森登上中国航天远洋测量船，看望慰问刚刚从南太平洋执行中国首枚洲际导弹发射测量任务凯旋的船员们。

　　迄今为止，这是钱学森戎马生涯中留下的惟一一张敬军礼的照片。

　　这张照片，也向人们展露了这位伟大科学家的另一个本色身份——共和国军人。

　　军人使命：无论什么时候，他都把国家利益举过头顶

　　一个军礼，一个瞬间，转眼过去31年。

　　就在钱学森敬这个军礼的那年，美国合众国际社这样写道：“正是因为有了钱学森……他研究的火箭，正在使中国成为同苏联、美国一样能把核弹头发射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国家”。

　　其实，对于钱学森的价值，早在1950年，美国时任海军部副部长金贝尔就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无论在哪里，一个钱学森都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 那个时候，在整个朝鲜战场，美军的地面兵力是7个师。

　　这名美国军人用职业眼光的换算，正应了中国那句话：三军易得，一将难求！

　　在美国人眼中，钱学森是“最优秀的火箭专家”。现代火箭，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他们不难想象。因此，美国千方百计阻扰他回到祖国，将他软禁整整5年……

　　事实证明，金贝尔是有远见的，但他还是远远低估了钱学森的价值，他那笔账算得并不精明——

　　新华社对外公布的《钱学森同志生平》中，概括总结了钱学森对我国国防科技事业贡献卓越的11项“第一”——

　　中国第一枚近程地地导弹发射试验，中国首次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发射，中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次潜艇水下发射导弹……

　　这些“第一”，划时代地改变了中国，也划时代地改变了世界！

　　这，几乎是一段不可复制的传奇！

Paul

　　传奇的起点，可以追溯至1955年钱学森回国不久与陈赓大将在哈军工的那次深夜促膝长谈。

　　陈赓大将问：“钱先生，你看我们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

　　钱学森果断地回答：“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我们中国人同样能造出来。”

　　陈赓大将说：“好，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在历史的回音壁里，这段经典对话至今在我们耳畔轰鸣作响。从此，钱学森这个名字与新中国的国防大业紧密相连。

　　第二炮兵原司令员李旭阁将军至今难忘，1956年元旦，他第一次听钱学森介绍导弹武器。会场座无虚席，满堂高级将领，惟有李旭阁年纪最轻，职务最低，佩戴少校军衔。讲台上，钱学森饶有意味地说：“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自力更生制造出自己的火箭。我建议中央军委，成立一个新的军种，名字可以叫‘火军’，就是装备火箭的部队。”

　　钱学森预言了这支部队的诞生和成长。但他没有料到的是，当年聆听他讲课的那位年轻少校，几十年后会成长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司令员。

　　1991年10月16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颁奖仪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

　　这两种荣誉同时授予一个人，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前所未有。

　　引人瞩目的是，在此之前，“一级英雄模范奖章”授予的都是战斗英雄。

　　作为一名军人，这是最高规格的荣誉。钱学森当之无愧。毫无疑问，他是英雄，他是战斗英雄，他是战斗在为中华民族砺剑铸盾特殊战场上的大英雄！

　　2009年10月1日，国庆60周年大阅兵上，中国战略导弹方阵气势磅礴驶过天安门广场。

　　车辚辚，长剑行。这一刻，你是否想到，54年前的中国，除了钱学森几乎没有人见过导弹？

　　可是，这一刻，他已垂垂老矣，只能躺在床上看着电视上的大国长剑。

　　30天后，98岁的钱学森走了。

　　他走得没有遗憾——作为一名共和国军人，他兑现了自己对祖国做出的承诺，他亲手打造的大国长剑，在忠实地守护着这片他深爱的土地！

Paul

　　军人风骨：无论什么时候，他的腰杆都是挺得笔直

　　钱学森是何军衔？流传过这样一个说法——

　　1957年，钱学森作为科技顾问随聂荣臻元帅访问苏联。苏联方面以他不是军人为由，不准他参观导弹。为此，中央军委紧急决定，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

　　关于这个故事，钱学森晚年曾亲口对秘书涂元季说：“这是误传。”

　　不过，他的履历中明确记载：1970年6月，中央军委任命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当时，国防科委是统管国家和军队尖端武器装备建设的领导机关，第一任主任由聂荣臻元帅兼任。

　　钱学森尽管没有军衔，却是指挥国防科技战线千军万马的将星北斗！

　　1957年，时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的钱学森还没穿军装，一介布衣的他麾下少将、大校、上校比比皆是。然而，这些在枪林弹雨中闯过的将士，无不敬佩他的品德和学问，无不惊叹他率领那支科技大军在极其艰苦岁月中的“长征”。

　　为了那声“东方巨响”，钱学森的脊梁和共和国军人一样，傲雪挺立。

　　原东风试验基地工作人员周迺文至今难忘——

　　“无论什么场合，钱学森腰杆都是挺得笔直的，风纪扣从来都是扣得严严的。” “那时，基地条件特别艰苦，他和普通官兵一样喝又黄又涩的水，蘸着咸盐，吃掺着沙枣叶的窝窝头。”“有一次导弹发射试验时间推迟，他在临时指挥所将两个木板凳拼在一起当床睡在上面，那天还特别冷……”

　　“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当今天的孩子们吟诵这首描写古代将军行军打仗的诗歌，他们不会想到，在那个朔风呼啸的寒夜，一名世界级的大科学家睡在军帐里，别说狐裘和锦衾，连张行军床也没有！

　　为了改变一穷二白的祖国，为了迎接那声“东方巨响”，钱学森与官兵风餐露宿，转战大漠。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钱学森的夫人蒋英回忆说：“当时，我只知道他是在搞火箭方面的事，具体干什么根本不知道。他从来不跟家里人谈自己的工作。那些日子，他经常去外地出差，十天半个月见不着面，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只知道在中国！”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是人民军队缔造者毛泽东对于这支军队的评价。人们钦佩地看到，钱学森身上有这种风骨！

　　我国首次导弹和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中，核弹头与导弹对接、通电高度危险。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

　　1960年，苏联曾发生过这样的悲剧——一枚洲际导弹发射时不慎爆炸，在现场指挥的苏联战略火箭军总司令涅杰林元帅等100多人全部身亡。

　　最危险的燃料加注开始了，核弹头高悬在导弹顶部。不顾众人劝阻，钱学森陪着聂荣臻元帅坚持在现场坐镇指挥。

　　时任导弹加注分队长的莫佩德回忆当时情景说，刚开始有些紧张，但转头看到聂帅和钱老就在十几米外的地方看着我们，心里就不怕了。

　　“儒雅的钱学森，和身经百战的共和国元帅一样，有一颗英雄虎胆！”谈到钱学森的胆量，人们依然难忘——

　　美国当年进行两弹结合飞行爆炸试验，是在海外。苏联，则是在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中国条件不允许，一旦原子弹被意外引爆，就相当于我们在自己的头顶上扔下一颗原子弹！

Paul

　　钱学森，面临着空前的难题、空前的压力……

　　今天，一切都已成追忆。人们记住了他举重若轻的一句话：“困难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

　　人们相信这样的话：没有钱学森的胆量和气魄，中国的国防现代化恐怕要推迟很多年！

　　军人目光：无论什么时候，他的眼睛总是凝望未来

　　有关钱学森一个“道歉”的故事耐人寻味——

　　1970年4月，“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升空，举国欢庆。钱学森却在总结会上对大家说：“我愧对大家了，中国的人造卫星应该是世界上第三个国家，现在排在了第五，落在了日本之后……”

　　人们没有想到：把中国第一颗卫星送上太空的大功臣，竟然在万众欢腾的时候“作检讨”。掂量这番话，人们发现了钱学森的又一个特质——他的眼睛总在看着世界，看着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看着我们这个民族的忧患……

　　今天，钱学森离开我们两年多了。翻开他的著作《创建系统学》，人们惊讶地发现，钱学森晚年所做的研究工作，目标竟然瞄准2049年。

　　这一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

　　智者图强于未来，钱学森不仅是伟大的科学家，更是一位杰出的战略家。

　　早在1949年12月，钱学森就提出将来可以设计出一种“火箭客机”。这一设想后来变成了现实——美国据此制造了航天飞机。

　　漫漫半个世纪，钱学森组织中国导弹发展规划，提出系统控制论，发展航天飞船……钱学森那双深邃的眼睛，似乎总能比常人看得更远、更深。

　　“中国军队信息化建设的方向是由钱学森同志提出的。”总装备部科技委副主任卢锡城对记者说，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钱学森就指出：要充分认识到信息的重要性。

　　1995年，钱学森进一步提出21世纪战争形式，要发展打信息化战争的装备，并且建议 “无论如何要把信息化军队建设这个问题研究清楚，这是目前我们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国防建设的方向就不明朗”。

　　这一年，钱学森已84岁高龄，已经退居二线整整13个年头。他那双眼睛，依然是清澈的，并没有被时光的研磨变得浑浊。

Paul

　　——他在深情地看着，他在看什么？

　　他关注着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聂荣臻元帅的女儿、曾担任国防科工委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的聂力回忆说，退下来的钱学森仍然不断通过书信与她保持着联系，有一次半个月就写来了两封信。

　　一次，钱学森看到一份关于军民结合的报告后，立即写信给聂力。他认为，在军民结合问题上，除了平时对国民经济发展尽可能地作出贡献外，还应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战争与生产的问题，二是战争动员问题。他明确提出，这是“联系到仗怎么打和用什么武器的根本问题”。

　　今天，聂力如此感慨：“钱老的这番理论思考，不就是我军目前正在深入推进的军民融合战略吗？”

　　——他在深情地看着，他在看什么？

　　他关注着中国军人的素质。上世纪80年代，他曾提出我军人才方阵的学历架构：军长为博士，师长为硕士，团长为学士。当时，这一设想近乎神话。“如今，中国军营人才济济，博士将军、硕士旅团长已经不罕见。”我军著名计算机工程和人工智能专家李德毅这样说，“再看看我们航天控制中心那些朝气蓬勃的80后，他们都是在钱老的目光中成长起来的！”

　　——他在深情地看着，他在看什么？

　　他关注着新装备的进展。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一次参观飞机制造厂。回来后，他将所见所闻告诉父亲。钱学森马上问儿子：飞机发动机是放在翅膀底下，还是机身里头？有几个？“这都是行话。”钱永刚感慨地说：“每当说起这种事，父亲都很关注。”

　　——他在深情地看着，他在看什么？

　　他关注着共和国千千万万的士兵。看到海军驻南沙群岛官兵生活艰苦，他建议有关部门研制海水淡化装置；看到我军高山哨所、雷达站执勤困难，他写信提出研制“自动化无人的岗站来解决”……

　　如今，《钱学森书信》出版了，共10卷，收录的是1955年至2000年期间他所写的3300多封书信。记者翻阅这本沉甸甸的书信集，每一封信中最常见的字眼是“将来”。

　　陪伴了他26年的秘书涂元季说：“钱老晚年不提过去的事情，不写回忆录，他常说我没有功夫考虑过去，我只考虑未来。”

Paul

　　军人品格：无论什么时候，他心里事业最重，名利最轻

　　这是关于钱学森的一个猜想——

　　前不久，美国苹果电脑公司CEO史蒂夫·乔布斯去世，互联网上关于“乔布斯有多少钱”的“求证”连篇累牍。有人也在猜想：钱学森，一生对祖国、对人民功高盖世，那么他该有多少钱？

　　毫无疑问，不谈在物质待遇丰厚的美国，钱学森即使回到中国也应该“很有钱”。鲜有人知，早在1958年，他就是中国的“万元户”了。

　　那年，钱学森所著《工程控制论》一书被译成中文出版，并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稿酬加上奖金，共计1．15万元。

　　然而，钱学森是怎么用这笔钱的呢？一次，他到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授课时发现，许多听课学生家庭贫困，连必备的学习用具都买不起。于是，这1.15万元被他悉数捐出，用于给力学系的学生买学习用具。

　　也鲜有人知，在中国很多人为实现“万元户”打拼的时候，钱学森已捐款上百万元。1994年，他获得何梁何利基金奖，奖金100万港元；2001年，他又获得霍英东“科学成就终生奖”，奖金也是100万港元。秘书涂元季回忆说，这两笔奖金的支票还没拿到手，钱老就让代他写委托书，将钱捐给祖国西部的治沙事业。

　　奖金捐出时，钱学森调侃了一句：“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钱学森“不爱钱”，也“不爱名”——

　　当年，他毅然挥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喷气推进中心主任等职务回到祖国；名扬四海后，他坚持不题词、不为人写序、不参加鉴定会、不兼任任何顾问或名誉顾问；报刊上颂扬他的文章被打招呼“到此为止”，他反复强调自己只是“沧海一粟”，始终反对人家称他为“导弹之父”……

　　1985年，美国政府准备授予他美国国家科学奖。钱学森拒绝了：“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民族做了点事，那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那些外国荣誉头衔。”

　　钱学森“不爱钱”“不爱名”，也“不爱官”——

　　在今年11月举行的“人民科学家钱学森”事迹展里，有一份钱学森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的任命书。为了集中精力思考和解决重大技术问题，钱学森在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3年之后提交辞呈，自此他的主要职务一直为副职。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平静逝世。人们这才发现：他这样的“大人物”居然蜗居在这座不起眼的红砖公寓楼里——北京阜成路8号院。从上世纪60年代初搬进这幢楼，他一住就是整整49年。

　　涂元季回忆说：“上世纪90年代，我动员他搬家，您看和您同船回国的人大部分都当上了院士，现在都搬进了新居。您若住进别墅，可以在院内晒晒太阳，对身体有好处。”钱老却摇摇头说：“你别再讲这件事。我在这里住惯了，你让我住进小楼，我浑身不自在，能对身体有好处吗？”

　　钱学森逝世的那天，漫天飞雪，人们从四面八方自发赶来祭奠。公寓楼门口的保安一边指挥着前来吊唁的车流，一边喃喃道：“怎能想到，钱学森这么伟大的人物居然就住在这里。”

Paul

　　功名利禄都不爱，钱学森爱什么？

　　这里，记者照录钱学森亲口所说的一生3次“激动”——

　　“一次是在1955年，我被允许回国了。我拿着一本我刚出版的《工程控制论》交到老师冯·卡门手里，他翻了翻感慨地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我钱学森超过了这样一位世界闻名的大权威，我激动极了！”

　　“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时，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激动得睡不好觉。”

　　“第三次心情激动，是我读了王任重同志为《史来贺传》写的序，他说中央组织部决定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5位作为解放5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能跟他们并列，心情怎能不激动？！”

　　写到这里，我们又想起了那幅照片，想起了钱学森的那个军礼——

　　钱学森，你用军礼告诉祖国，你是一名无愧的共和国军人！（本报记者　柳刚　张晓祺）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1-12/11/c_111233677.htm

路漫慕尼黑

国人更需要学邓稼先！而不是钱学森！钱老的大半生都搞哲学工作了！

BigBrother

钱学森教授在1958年大跃进时的《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论述，以及1993年对此的辩解，是钱教授学术的败笔。

Paul

BigBrother 发表于 11.12.2011 22:19
钱学森教授在1958年大跃进时的《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论述，以及1993年对此的辩解，是钱 ...

正好借你的问题，再次为钱教授正名，让更多人了解当年的真实情况


叶永烈：当年编辑移花接木，钱学森晚年坚持“亩产万斤”推算正确



　　钱学森“万斤亩”公案始末


　　编者按：钱学森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也是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但他在专业之外的一些见解，有的很有争议，甚至遭到激烈的批评。其中最突出的，大概就是被视为1958年浮夸风“推手”的所谓“万斤亩”公案了。本文作者叶永烈先生在为钱学森写作传记时，采访了诸多当事人，详细考证了这段公案的来龙去脉，得出了自己的一家之言：钱学森早在人民日报放第一颗“高产卫星”之前，就已开始研究粮食亩产问题，发表了若干篇文章，但他的研究只是针对农业发展远景所做的科学展望或理论推算，将钱学森的理论推算与“高产卫星”联系起来、引起毛泽东注意的，是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但这篇文章并非钱学森亲笔所写。在调查过程中，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教授向作者提供了钱学森保存的关于“万斤亩”的剪报以及1993年钱学森谈论“万斤亩”的一封从未公开发表的信件，这封信表明，钱学森一直到1993年仍然坚持他当年对粮食亩产的推算。今揭载于此，以飨读者。



钱学森“亩产万斤”公案：报社编辑移花接木

1956年2月1日晚,毛泽东设宴招待全国政协委员,特别安排钱学森同自己坐在一起。本文历史图片均由叶永烈先生搜集、提供

钱学森“亩产万斤”公案：报社编辑移花接木

1958年10月钱学森加入中国共产党。图为钱学森参加党支部组织生活



钱学森“亩产万斤”公案：报社编辑移花接木

钱永钢教授提供的钱学森保存的5份关于“万斤亩”文章的剪报


　　我最近出版的65万字的长篇新著《钱学森》(上海交大出版社，2010)，通过大量的史实，“用事实说话”，说明了两点：


　　第一，钱学森是一个热忱的爱国者，他的爱国主义情怀是异常感人的；第二，钱学森是中国的“两弹一星”和载人航天事业的“总策划”、“总设计师”、“总工程师”，做出了关键性的、历史性的、不可替代的贡献。


　　在采访中，在火箭、导弹专业方面，我几乎没有听到对于钱学森的任何非议。钱学森在他的专业范围之内，是名副其实的权威。


　　然而，钱学森又是一位思想活跃、兴趣广泛的科学家。他喜欢研究、探索专业之外的种种问题。这可以说是他的一大优点，是知识广博的表现，也是他关心社会、关心人民的体现。他的兴趣范围可以说遍及整个自然科学以至社会科学。只要翻一翻《钱学森书信》(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就不难发现，钱学森晚年对三峡工程，对数学哲学，对嫁接技术，对文物收藏，对牛肉面与洋快餐……都有兴趣，而且在通信中表达自己的见解。《钱学森讲谈录———哲学、科学、艺术》一书，则收录了钱学森关于哲学、思维、美学、音乐、建筑、园林等等诸多方面的文章。


　　钱学森的博识广闻是令人敬佩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已经成了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


　　然而，专家毕竟只是在专业范围之内的行家里手。钱学森在专业之外的种种见解，有的引发争议，甚至遭到激烈的批评……


　　“万斤亩”公案


　　钱学森受到抨击最多的，莫过于1958年的“万斤亩”公案，几乎成了钱学森第一大“罪状”。


　　当钱学森还健在的时候，《中国青年报》2000年1月1日刊发的刘健、王胜春的《理性照耀中国：赛先生世纪行》一文，就这样写道：


　　真正“唯心主义的产品”，是“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吹牛狂欢。1959年夏天的庐山，成了埋葬科学与常识的政治坟场。连个别著名科学家也跟着起哄，论证“如果充分利用太阳能，粮食亩产确实可以达到几十万斤”。———后来毛泽东检讨说，他上了科学家的当。这场唯心主义闹剧，终于以上千万农民饿毙而告终。


　　这里所说的“个别著名科学家也跟着起哄”，指的就是钱学森。


　　就连美国《航空周刊》亚太区主管BradleyPerrett2008年1月6日在该刊发表的《钱学森为中国太空事业奠基》一文，在肯定了钱学森为中国太空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这么写道：


　　他为农业产量给出了糟糕的科学建议，可能鼓励了毛泽东主席在1958-1961年间推行了灾难性的大跃进经济政策。


　　BradleyPerret显然是夸大其词。


　　2009年3月28日，凤凰卫视举办的“世界因你而美丽———200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在北京大学举行，钱学森获“终身成就最高荣誉大奖”。此后不久，《新周刊》2009年第12期发表吴晓波的评论文章《钱学森的伟大只欠一个道歉》。作者说，他在“电视前，目睹了(凤凰卫视颁奖)感人的盛况”，要求“对于1958年的那几篇论文以及所产生的后果”，“想听到一个98岁的伟大老者的最后一声道歉。”“行将百岁的钱学森，度过了一个壮丽而伟大的人生，他所欠的，或许只剩下这一个道歉。”以上这几篇文章，都还算“客气”。2009年10月31日98岁的钱学森去世之后，在海外，在网络上，攻击钱学森的言词更加激烈……可以说，从国内到国外，在“万斤亩”问题上钱学森备受批评以至指责，这是人所共知的。


　　“高产卫星”是怎么放起来的？


　　钱学森的“万斤亩”公案，发生在1958年的“大跃进”热潮中。


　　自从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苏联的“斯普特尼克1号”在1957年10月4日跃上太空之后，“卫星”在中国成了最时尚、最流行的新名词。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二生产大队有5亩小麦丰产试验田，每亩平均实产2105斤的消息。


　　很巧，这个农业社叫“卫星农业社”。


　　4天之后，《人民日报》又报道说：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一大队第二分队，“又有2亩9分地总产量达到10238斤6两，平均亩产3537斤7两5钱，比二大队的最高产量每亩多1425斤，超过这块地去年亩产750斤的三倍多”。《人民日报》在报道此事时，特地使用了“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二亩九分小麦亩产3530斤”的标题。从此，“高产卫星”一词便频频见于中国各媒体。


　　随后，“卫星”越放越多，牛皮越吹越大。就像拍卖会上此伏彼起的叫板声一般，很快就突破了亩产万斤的大关。“吹牛比赛”的高峰，出现在1958年9月12日。这天《广西日报》头版整版报道广西环江红旗公社水稻亩产13万斤！


　　对于农业大放“高产卫星”，《人民日报》给予高度肯定。请读一读1958年7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今年夏收大丰收说明了什么？》：


　　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


　　只是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出多少粮食出来。


　　须知，这是中共中央机关报社论中的话，可见当时的“万斤亩”浪潮是何等的壮观。


　　钱学森七论“万斤亩”


　　行文至此，该写一写钱学森的所谓“万斤亩”公案。


　　在1958年4月至1959年9月这一年半的时间里，钱学森曾经六次从科学的角度撰文谈及所谓“万斤亩”问题。另外，在1993年又就这一问题写过一封信：


　　第一篇，1958年4月29日《人民日报》的《发挥集体智慧是唯一好办法》；第二篇，1958年6月《科学大众》杂志第6期的《展望十年———农业发展纲要实现以后》；第三篇，1958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的《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第四篇，1958年6月《农业科学》第12期的《可以实现的理想》；第五篇，1959年2月《科学通报》第3期的《谈宇宙航行的远景和从化学角度考虑农业工业化》；第六篇，1959年9月25日《知识就是力量》第8-9期合刊的《农业中的力学问题》；第七篇，1993年4月21日钱学森致海外友人孙玄先生的信。


　　通常人们所知只有一篇，即1958年6月16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的《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对这一问题稍有些研究的人，知道多一点，能举出《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和《知识就是力量》上的三篇文章。


　　笔者后来查到钱学森发表在《科学大众》杂志上的文章，以为也就这么四篇。


　　为了深入探讨“万斤亩”这一公案，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查找了钱学森自己保留的剪报，又找出了《农业科学》和《科学通报》上的文章，复印给了笔者。


　　另外，钱永刚还找到钱学森1993年4月21日写给海外友人孙玄先生的信，钱学森在这封信中针对海外传言再度论述了“万斤亩”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献。


　　这样，终于找齐了钱学森关于这一问题的所有论述，即六篇文章与一封书信，便于全面探讨这一问题。


　　从标题上来看，钱学森专门谈“万斤亩”的问题，也就那篇《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产生影响最大的，便是这篇包括标题以及标点符号在内也总共只有552字的“豆腐干”文章。


　　严格地说，《中国青年报》1958年6月16日发表的这篇文章，不能算是钱学森的文章。这在后面将会述及。


　　然而，引起激烈争议、使钱学森蒙尘半个多世纪的，恰恰是这篇短文！


　　早在1956年就开始计算


　　1958年4月29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头条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名义发表了钱学森的文章《发挥集体智慧是唯一好办法》，这是钱学森在一次小型座谈会上的谈话，记者根据钱学森的谈话记录加以整理后发表。从标题就可以看出，钱学森的发言主要并不是谈“万斤亩”的问题。但是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作为一个搞力学的人来说，不免总是从能量方面来考虑。最近我算过这么


　　一个粗浅的账，就是地球上一个单位面积上，受太阳的能有多少。假设我们说一天太阳光照在地面上，只照八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八小时太阳光照上去，如果我们只计算1％的能用来转变为植物有效利用的能，这个能把水和二氧化碳转变为淀粉，那么就可以在一亩面积上年产约八千市斤的淀粉。当然这里面有许多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但我们可以向这个方向去考虑。


　　八千市斤的淀粉，换算成小麦或者稻谷，当然也就在万斤以上。钱学森所说的“一亩面积上年产约八千市斤的淀粉”，也就是“亩产万斤”。


　　这篇文章虽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但因为标题不起眼，所以并未引起太大的注意。


　　钱学森为什么会在那次座谈会上，谈起“万斤亩”问题呢？


　　据钱学森的学生、两院院士郑哲敏回忆：


　　1956年春，在阜成门外的西郊宾馆，科学院制定12年规划。在中间休息聊天时，钱学森就在计算大概每天太阳辐射到叶子的能量有多少，但因为实际上植物吸收的效率很低，就觉得农作物的产量一定有增长的潜力。(《亩产万斤－气功－钱学森》，《科学新闻》2009年11月9日)


　　也就是说，早在1956年春，钱学森就已经在思考、计算这一问题了。那时候，还压根儿没有什么亩产万斤的农业“高产卫星”。


　　就连《人民日报》在1958年4月29日发表钱学森的文章的时候，也还没有什么亩产万斤的农业“高产卫星”，钱学森纯粹是从科学的角度展望农业发展前景，与“高产卫星”无关。“科学家思考这些问题，我觉得完全正当。因为科学家说一个事情时，总是有前提的，如果怎样，就会怎样。”郑哲敏说。


　　为展望农业美好前景而提出


　　钱学森关于“万斤亩”的第二篇文章《展望十年———农业发展纲要实现以后》，发表在1958年第6期的《科学大众》杂志。


　　所谓“农业发展纲要”，也就是毛泽东亲自主持制订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纲要”指出，从1956年起到1967年这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分别达到下列水平：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简称为“四、五、八指标”。


　　为了展望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实现之后的美好前景，《科学大众》杂志编辑部特约钱学森撰文。钱学森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名义，写了署名文章《展望十年———农业发展纲要实现以后》。这篇文章总共作了8点展望：


　　人工控制气候提上了日程；农业生产接近了工业生产的方式；动力是发展农业的心脏；生物能的利用解决了燃料问题；养殖小球藻成了农村的新副业；工业支援农工；农业生产还远远没有碰顶；将来的农场。


　　不难看出，这是钱学森乐观展望十年之后中国农业前景的文章，是一篇充满乐观情绪的畅想式的文章。他既谈了“人工控制气候”，也谈了“农业的工厂化生产”等等。钱学森在“农业展望”之中的第7点“农业生产还远远没有碰顶”，谈到了农业的单位亩产问题———也就是他从1956年春就开始研究、计算的问题：


　　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成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倍，所以我们的生产还远远没有碰顶。现在让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落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利用的部分，……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而是这个数量的20多倍，等于农业发展纲要的最高标准的60多倍！在这里，钱学森根据光合作用的理论推算，“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而是这个数量的20多倍”，亦即稻麦亩产可以达到4万斤至6万斤。


　　钱学森的这篇文章，谈的是农业的展望，是农业的将来，就太阳能的转换的科学计算而言，钱学森并没有错误，至今仍是中国农业努力的目标。


　　用计算尺反复核算


　　钱学森还在《农业科学》1958年第12期上发表了《可以实现的理想》。由于《农业科学》是半月刊，所以这篇文章当在1958年6月发表，这篇文章，署名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全文约1300字。这篇文章专门论述“单产量的极限”，原标题是《什么是单产量的极限？》。


　　钱学森经过一番论述和计算，最后做出结论：


　　我们相信在一亩地上一年产20万斤干物质是可能的。像稻、麦等作物，我们可以算总干物质的1／5是籽粒，4／5是茎杆。那么只要我们也做到20万斤干物质，一亩稻、麦地的年总产量就可以达到四万斤谷子！这在今天自然还是一个理想，但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理想。


　　钱学森所说的，依然是“理想”，亦即展望。


　　当时担任钱学森秘书的张可文在2010年5月17日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说，在1958年5月，钱学森写完一篇文章，交给张可文寄出去。张可文看完文章，问道，亩产那么多，可能吗？钱学森回答说，完全可能。


　　张可文回忆说，文章寄出之后不久，农业科学院的《农业科学》编辑部来电话，又询问文章中关于万斤亩的计算是否准确。电话是张可文接的。她转告钱学森。当时，钱学森从衬衫左边的口袋里掏出计算尺一拉，当着张可文进行计算：每亩田接受的太阳能是多少，打个折扣，转化为多少粮食。钱学森告诉张可文，计算是无误的。


　　张可文打电话给《农业科学》编辑部，钱学森经过复核，准确无误。


　　张可文作为当事人的回忆表明，钱学森是经过仔细的计算之后写下那一段文字，他是以科学家的严谨认认真真对待这一问题的。


　　细析552字的短文


　　从钱学森一系列文章的写作时间来看，钱学森的第一篇文章《发挥集体智慧是唯一好办法》、第二篇文章《展望十年———农业发展纲要实现以后》、第三篇文章《可以实现的理想》，都写在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开始报道“高产卫星”之前。


　　钱学森的第五篇文章《谈宇宙航行的远景和从化学角度考虑农业工业化》，发表于1959年2月；第六篇文章《农业中的力学问题》发表在1959年9月25日出版的《知识就是力量》第8-9期合刊上，那时候以亩产万斤为代表“高产卫星”浮夸风早已经饱受批评和纠正，所以钱学森的第五、第六篇文章《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也跟亩产万斤的“高产卫星”无关。


　　惟一例外而且影响最大的是1958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上的署名钱学森的《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一文，发表在亩产万斤为代表“高产卫星”刚刚开始“放”起来的时候。《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一文，总共552字，1958年6月16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第四版，全文如下：“前年卖粮用箩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


　　这是江西井冈山农民的一首民歌。我们的土地正在农民双手豪迈的劳动中，付给人们更多的粮食，6月12日中国青年报第一版上发表了一个动人的消息：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继小麦亩产2105斤以后，又有2亩9分地平均每亩打下了3530斤小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