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军事技术对北洋海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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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军事技术对北洋海军的影响<br>4、战败的技术原因 <br>既然北洋海军拥有购自德国的装甲战列舰、装甲巡洋舰和鱼雷艇，两大海军基地修筑了由德国陆军工程师设计的新式炮台，无论是军舰还是炮台都配备了购自德国克虏伯厂制造的后膛长筒巨炮，并有德国军事顾问自始至终协助训练和作战,怎么会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呢?为什么德国的军事技术装备在实战中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呢？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原因很多，专家早有论述。此处单从技术原因来分析，依其主次，主要有以下4条：<br>4.1、舰炮和鱼雷射击不准 <br>射击不准，是北洋海军在黄海决战中首要的技术缺陷.据一位细心的军事观察家统计，在1894年的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12英寸口径舰炮发射了197发钢弹，其中有10发命中目标；其他各种口径舰炮发射了482发炮弹，只有58发炮弹击中日舰，而58发中有22发击中日舰航速最快的吉野号。在5个小时的海战中，定远四门主炮发射120次，镇远四门主炮发射77次，平均每门24.62发,相当于日舰主力舰三景舰松岛、严岛、桥立号平均每门320毫米口径主炮的5.68倍(三景舰用3门口径320毫米的主炮向定、镇舰共发射13发炮弹，严岛5发，松岛4发，桥立4发)。但是，三景舰中弹并不多。合计来自北洋海军各舰发射的炮弹，松岛中弹13发，桥立中弹11发,严岛中弹8发。美国夏威夷大学的马幼垣教授认为“这是三景舰的侥幸，也是北洋海军射击本领低劣之证”。战斗中，北洋海军不仅舰炮射击不准，而且用鱼雷攻击也不能命中日舰。据统计，北洋海军发射了5枚鱼雷，但无一击中。福龙号鱼雷艇（排水量115吨，航速23节，装有鱼雷发射管4具，光绪十二年购自德国，本属福建海军,后拨给北洋操练）在相距四百公尺时，向已经受伤的日舰西京丸号发射了两枚鱼雷，但均未击中。“这样，西京丸才侥幸得以保全，向南驶逃。” <br>可以说，用鱼雷攻击不准，射击技术低劣，是北洋海军最致命的技术缺陷。北洋海军用鱼雷攻击不多，也不准，也是其始终未能击沉任何日舰、扭转战场态势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日舰在黄海海战中，用鱼雷击中经远和致远，加速了两舰的沉没。在威海卫之战中，日军鱼雷艇多次实施夜间偷袭，用鱼雷击中定远、来远、威远，使其丧失战斗能力。 <br>但是，北洋海军平时进行军事演习时，无论是用舰炮还是用鱼雷进行实弹射击，都能在行进间命中目标。李鸿章在光绪十七(1891年)年五月初四日上奏的《巡阅海军竣事折》中就说：“四月二十一日，开赴大连湾，北洋各舰沿途分行布阵，奇正相生，进止有节。夜以鱼雷六艇，试演泰西袭营阵法，兵舰整备御敌攻守，并极灵捷，颇具西法之妙。次日，驶往三山岛，调集各舰，鱼贯打靶，能于驶行之际命中及远。旋以三铁舰、四快船、六雷艇演放鱼雷，均能中靶。”为什么在实战中就射击不准了呢?据其中下级技术军官战后披露,舰队炮术训练的真相是“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徒求其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北洋海军训练的最大弊端是缺乏实战训练。<br>4.2、舰炮射速太慢 <br>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缺乏速射炮，也是一个致命的技术缺陷。 <br>19世纪以前，火炮的炮架采用刚性炮架，炮身通过耳轴与炮架相连。射击时，炮架受力大，整炮后坐，火炮产生较大位移，重新瞄准延误时间，发射速度受到影响。1879年，法国人莫阿（Mohi）发明了火炮反后坐装置（counterrecoil mechanism）。反后座装置包括驻退机和复进机，使炮架由刚性变为弹性。驻退机安装在火炮回转部分与底座之间，用来消耗部分后坐动能，使炮身后坐到一定距离而停止。同时，复进机吸收炮身后坐动能，并将其转化为复进力，使炮身重新复进到发射前的位置，并有复进节制器在复进过中产生复进阻力，节制复进运动，避免复进产生冲击而引起火炮跳动和前移。安装反后坐装置后，火炮发射时位移较小，又很快能复位，重新瞄准的时间缩短，发射速度大大提高。这就是所谓速射炮。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各舰连一门速射炮也没有，但是，日本联合舰队却拥有速射炮155门之多，各主力舰均装备了速射炮［36］。其中，松岛、严岛、桥立号各设120毫米速射炮12门，吉野号150毫米速射炮4门、120毫米速射炮8门，浪速号150毫米速射炮6门，高千穗号150毫米速射炮6门，秋津洲号150毫米速射炮4门、120毫米速射炮6门，千代田号120毫米速射炮10门。日本海军炮手的射击技术似乎也不算高超（在5个小时的黄海海战中，三景舰用三门口径320毫米的主炮向定、镇舰共发射13发炮弹，悉数落空，无一击中），但是，通过速射炮的密集炮火弥补了其射击不准之不足。据统计，日本舰队的速射炮“所发炮弹相当于清舰队同一口径火炮3—6倍。清舰队一分钟射击32.8发炮弹，命中3.28发；日本舰队发射193.3发炮弹,命中28.9发”。据《英国海军年鉴》统计：120毫米速射炮每分钟可8发至10发,150毫米速射炮每分钟可5发至6发，而同口径之旧后装炮每分钟才1发，速射炮发射速度比旧后装炮快5至10倍。 <br>战斗中，北洋海军除济远舰临阵逃跑而所中炮弹较少外，其余各舰至少中弹一二百发，定、镇二舰各中弹千余发，均引起熊熊大火。北洋海军的官兵们既要救火，又要射击，还要躲闪，手忙脚乱，严重影响瞄准射击。丁汝昌在战后向李鸿章报告战况时，多次提到日舰“船快炮快，子弹纷集”；“开花子弹如雨，一排所发，即有百余子之多”；“敌弹霰集，每船致伤千余处，火焚数次，一面救火，一面抵敌”。如此密集的炮火，只有装甲舰经受住了攻击，而非装甲的巡洋舰超勇、扬威号迅即被炮火击沉。 <br>日本学者指出：这次海战，北洋舰队采取的是冲击战术；日本舰队采取的是炮击战术，特别是速射炮抵近射击。日军致胜的原因，在于采用了能自由机动的纵队队形，充分发挥了速射炮的威力。日军炮手射击技术虽然也很差，但是他们用速射炮的密集炮火提高了命中概率。而北洋海军缺乏速射炮，射击不准的技术缺陷就更显致命。 <br>北洋海军为什么没有装备速射炮呢?难道是德国克虏伯兵工厂不能生产速射炮安装在从伏尔铿厂订造的铁甲舰上？实际上，李鸿章、丁汝昌、刘步蟾等战前就知道速射炮的优势，也知道日舰大批装备了速射炮，并多次提出要为北洋各主力舰配备速射炮，本来是可以克服北洋海军这一严重技术缺陷的。但是，朝廷短视，海军衙门和户部拒绝拨款购置。 <br>李鸿章曾特地上奏，要求添置新式快炮：“据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文称：镇远、定远两铁舰原设大小炮位，均系旧式；济远钢快船仅配大炮三尊，炮力单薄；经远、来远钢快二船尚缺船尾炮位。镇、定两舰应各添克鹿卜新式十二生特快炮六尊，济远、经远、来远三舰应各添克鹿卜新式十二生特快放炮二尊，共十八尊，并子药器具。又威远练船前桅后原设阿摩士庄旧式前膛炮不甚灵动，拟换配克鹿卜十生特半磨盘座新式后膛炮三尊，并子药等件。 <br>臣查德厂新式快放炮每六分钟时可放至六十出之多，其力可贯铁数寸，实为海上制胜利器，各国师船争先购换。北洋海军铁甲快练各船原设炮位当时虽称新式，但较现时快炮实觉相形见绌。且海军以定镇经来铁快等船为巨擘，船坚尤须炮利。若炮位不多，单薄过甚，遇有缓急，固不足恃，亦无以壮声威，亟宜逐渐添购，以资战守。” <br>李鸿章希望海军衙门和户部能拨613040两银子，用于购买北洋海军所需的速射炮，甚至建议：如果一时难以筹措，就先支库平银354000余两，暂为定、镇二舰先购12门120毫米口径的速射炮,其他各舰逐步添设。但是，他的计划没有被批准。<br>4.3、舰炮穿甲弹不炸与穿甲爆破弹不足 <br>对北洋海军来说，更糟糕的技术缺陷是命中日舰的炮弹不爆炸，因而始终未能用炮火击沉任何日舰。日舰发射的炮弹有的也是哑弹，但其速射炮的密集炮火弥补了少数哑弹不炸之不足。穿甲弹出现于19世纪60年代，是主要依靠弹丸的动能穿透装甲摧毁目标的炮弹，初速高，直射距离大，射击精度高。普通穿甲弹一般在弹体内装少量炸药，以提高穿透装甲后的杀伤和燃烧作用。不装炸药的又称实心穿甲弹，装炸药较多的称穿甲爆破弹。 在北洋海军装备的弹药中，实心穿甲弹(solid shot or armor piercing projectile)被称之为钢弹、钢铁弹、凝铁弹,穿甲爆破弹(high explosive projectile or armor piercing explosive <br>projectile)称之为开花弹、双层开花弹。无疑,开花弹的威力大。北洋海军各舰拥有的大口径炮弹，以开花弹居多。在丰岛海战和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频繁出现炮弹击中日舰不炸的现象，而且弹药不足。在丰岛海战中，济远舰用150毫米口径火炮发射炮弹,击中日舰速度最快的吉野号右舷，击毁舢板数只，穿透钢甲，击坏其发电机，坠入机舱的防护钢板上，然后又转入机舱里。可是，由于炮弹的质量差，里面未装炸药，所以击中而不爆炸，使吉野侥幸免于沉没。在黄海海战中，吉野号又中弹不少，但终未遭到毁灭性打击。当时在镇远舰上协助作战的美国人麦吉芬(Paul W.Bamford,1860—1897,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毕业)认为，吉野号能逃脱，是因为所中炮弹只是穿甲弹(armor-piercing projectile)。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发射的炮弹有的弹药中“实有泥沙”，有的引信中“仅实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不仅舰炮发射的炮弹不炸，海岸炮台发射的炮弹也不爆炸。据日方记载，清军旅顺口炮台发射的炮弹，“虽其响轰轰，但我兵因之死伤者甚少，之所以如此，无他，海岸诸炮台发射敌之大口径炮弹，其弹中大半填装以大豆或土砂故也”。 <br>这些现象表明，击中不炸，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是发射的炮弹本身就是未装炸药的实心穿甲弹，只能穿透船体装甲，不可能爆炸；二是发射的穿甲爆破弹装药有问题，装填煤灰、土沙之类。这样的炮弹显然不适宜于与拥有速射炮的日舰激战，只适于平时演习打靶之用。据一位细心的观察家统计，在定远和镇远发射的197枚12英寸(305毫米)口径炮弹中，半数是固体弹(solid shot),不是爆破弹(explosive shell)。战至最后，定远、镇远弹药告竭，分别仅余12英寸口径钢铁弹3发、2发。为什么北洋海军在战争爆发后，还把那么多不适合实战、只适于演习用的实心穿甲弹和装药不合格的穿甲爆破弹装载在军舰上 ?为什么不全部换上最具威力的开花弹? <br>1991年初，烟台海军航空工程学院的苏小东先生与海军有关部门，在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购得直隶候补道徐建寅的《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禀后附有《北洋海军各员优劣单》、《北洋海军各船大炮及存船各种弹子数目清折》、《北洋海军存库备用各种大炮弹子数目清折》，揭开了这个秘密。 <br>根据徐建寅的统计数字，参加过黄海大战的定远、镇远、靖远、来远、济远、广丙7舰的存舰存库炮弹，仅开花弹一项即达3431枚。其中，供305毫米口径炮使用的炮弹有403枚，210毫米口径炮弹952枚,150毫米口径炮弹1237枚，120毫米口径炮弹362枚，6英寸口径炮弹477枚。黄海海战后，又拨给北洋海军360枚开花弹，其中305毫米口径炮弹160枚，210、150毫米口径炮弹各100枚。 <br>显然，在3431枚开花弹中，有3071枚早在黄海海战前就已拨给北洋海军。“至于这批开花弹为什么没有用于黄海海战，惟一的解释就是它们当时根本不在舰上，而是一直被存放在旅顺、威海基地的弹药库里。由此可见，造成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弹药不足的责任不在机器局，也不在军械局，而在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身上。”在中日双方开战后，丁汝昌执行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方针，消极避战，“仍心存侥幸，出海护航时竟然连弹药都没有带足，致使北洋海军在弹药不足的情况下与日本舰队进行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海上会战,结果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也加重了损失的程度”。 <br>此外，北洋海军各主力舰都设有鱼雷管3—4具，但是，在黄海海战中，并没有对日舰实施鱼雷攻击。丁汝昌在汇报战况时，也只字未题已方发射鱼雷，而只说日舰对经远和致远发动鱼雷攻击。看起来，正象大批开花弹不在舰上一样，购舰时就配备好的大批鱼雷在战争爆发后也一直躺在基地的仓库里。 <br>至于弹药中装填沙土、煤灰和大豆之类，影响炮弹爆炸，原因在于天津军械局的办事员被日军收买，充当了日军的间谍，故意破坏。<br>4.4、缺乏快速巡洋舰 <br>北洋海军另一个众所周知的技术缺陷是缺乏与日本联合舰队抗衡的快速巡洋舰。这个技术缺陷与射击不准、射速太慢、炮弹不炸、弹药不足来比，不能算是北洋海军致命的技术缺陷。因为黄海海战是一次遭遇战，双方都在寻求决战，如果北洋海军炮手射击比较准确，也拥有速射炮，大口径炮弹都是装药很多的穿甲爆破弹，都能爆炸，那么即使航速不如日舰快，也能取得击沉数艘日舰的战果。在各国军事历史上，都不乏用劣势装备打败优势装备和以少胜多的精彩战例。 <br>航速太慢对北洋海军的影响，交战开始时表现为队形转向不利，难以协同作战，战至最后则表现为追击不利，难以组织有效的反攻。反攻时，航速太慢，追击不利，对北洋海军的影响也是非常严重的。在黄海海战中，战场上一度只剩定、镇二舰力战日舰队。靖远、来远灭火修复后，召集平远、广丙舰和福龙、左一鱼雷艇，及停在大东沟港口内的镇南、镇中炮舰和右二、右三鱼雷艇，与定、镇二舰会合，对日舰队发起反攻。丁汝昌是这样描述反攻情形的：“靖远、来远修竣归队，平远、广丙、鱼雷各艇亦俱折回。倭船多受重伤，复见俱船并集，当即向西南一带飞驶遁去。我军尾追数里，敌船行驶极速，瞬息已远。” <br>由于日舰速度快于己方，北洋海军纵有生力军投入反攻，还是错失反败为胜的良机。实际上，李鸿章作为洋务派的领袖人物，是特别关注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号称“闻欧美出一新器，必百方营购以备不虞”［45］。既然他自己事先非常清楚北洋海军舰艇航速太慢，也知道日本海军已经装备快速巡洋舰，可为何不努力争取经费为北洋海军添购快速巡洋舰呢?他在《覆奏海军统将折》中说:“查北洋海军可用者，只镇远、定远铁甲船二只，为倭船所不及，然质重行缓，吃水过深，不能入海汊内港；次则济远、经远、来远三船，有水线甲、穹甲，而行驶不速；致远、靖远二船前定造时号称一点钟十八海里，近因行用日久，仅十五、六海里。此外各船愈旧愈缓。海上交战能否趋避，应以船行之迟速为准。速率快者胜，则易于追逐，败亦便于引避。若迟速悬殊，则利钝立判。西洋各大国讲求船政，以铁甲为主，必以极快船只为辅。 <br>详考各国刊行海军册籍内载，日本新旧快船，推为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绪十五年后分年购造，最快者每点钟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船订购在先，当时西人船机之学尚未精造至此，仅每点钟行十五至十八海里，已为极速。今则至二十余海里矣。 <br>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后，我军未增一船。丁汝昌及各将领屡求添购新式快船。臣仰体时艰款绌，未敢奏咨渎请，臣当躬任其咎。” <br>众所周知，海军衙门和户部之所以拒绝为北洋海军拨款以添购快速巡洋舰和速射炮，甚至连因磨损需更换的机器零部件也拒绝拨款购置，还要裁减炮台守军，是因为要挪用海军经费大修颐和园，为慈禧太后满六十大寿祝寿。李鸿章不敢扫太后的兴，只合理地争取到不削减购买关键性零配件的经费。朝廷上下之所以如此短视，是因为兴建海军缺乏非常具体的假想敌国和作战计划，造舰、购舰、练兵都缺乏非常的紧迫感和高昂的士气。朝廷只是把北洋海军当做一个威慑性的摆设，赋予它的任务是极其含糊的“以御外侮”。这种形势与日本正好相反：从天皇、首相到华族、富豪，纷纷捐钱造舰购舰，积极扩军备战，以消灭大清帝国的定远和镇远铁甲舰为目标。 <br>德国军事技术对北洋海军的影响表明：在从农业文明向近代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中国由于缺乏工业文明的基础，要走近代化的捷径，第一步只能学习西方的工程技术，引进西方的技术装备，正象北洋海军迅速成军所经历的那样。李鸿章最初积极主张自行设厂局，制造兵船、枪炮和弹药，但是鉴于外部入侵频频，且自行制造的兵船价昂质次，转而不惜巨资，从德国和英国引进当时先进的铁甲舰和巡洋舰，装备克虏伯火炮，以图迅速建成一支近代海军。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引进技术装备的初级阶段，是无法建立工业文明的技术基础的，也无法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必由之路只能是由引进到模仿，然后从改造到创新，即我国今天所提倡的“引进、消化、吸收、创新”方针。如果只引进、模仿，不创新，中国将永远赶不上西方的工程技术水平。 <br>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经验教训则告诫我们：中国不仅要学习西方实用的工程技术和技术装备的操作维修方法，而且要学习西方的科技理论、科技研究方法和科技管理制度；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更要学习西方建立在军事技术基础之上的战术思想、战略思想和军事制度。北洋海军的不少军官都曾留学英、法、德、美诸国，并且一直得到西方的军事顾问指导（有些顾问甚至在黄海海战中阵亡，忠心不二），但是，他们所关注的重点只是如何操作和维修从德国和英国购买的舰艇和枪炮，对海军的战略战术问题尚无意识，缺乏西方更高层次的军事理论指导。这也许是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误导的结果。相比之下，日本虽然也象清政府一样，购买西方的新式军舰和大炮，向西方派遣留学生，聘请西方军事顾问指导，但是结果大不一样。日本不仅掌握了西方实用的工程技术和武器装备的操作方法，而且学会了德国陆军的参谋部体制和军、师团编制，掌握了美国海军的制海权理论，并用于指挥甲午战争，取得了惊人的战果。 <br><br>　　这样的历史经验教训，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去深思和借鉴。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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