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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德国《柏林日报》以两个整版的篇幅刊登资深记者威尔德曼对驻德国大使史明德的专访。史大使采用轻松的谈话方式，由浅入深，全面介绍了中国发展情况、新一届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理念，深入阐释了中国梦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等。《柏林日报》创办于1945年，系柏林、勃兰登堡地区最有影响的地方日报，发行量约13万份，读者40多万人。专访内容如下：
编者按：11月9日至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将进一步明确中国未来的工作重点和发展走向。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介绍了有关背景情况。史于2012年8月出任驻德国大使。他是一位“德国通”，谙熟德国的历史和现状，说一口流利的德语。采访在使馆内进行，背景是宗其香的一幅中国画，他是中国最早将西方绘画手法融入中国山水画而获得成功的画家。
《柏林日报》：两岸高峡耸立，大河穿流而过，江上一叶扁舟。您能先介绍一下这幅中国画吗？
史大使：这是“金沙江绞车渡图”。1935年5月中国红军在长征途中曾在此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大量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这是每个中国人都熟知的历史画面。
《柏林日报》：但画面上既不见红军，也看不到国民党。
史大使：从画作的右上方的题字可以看出，这里表现的是红军当年横渡金沙江的渡口绞车渡。
《柏林日报》：可是画面上没有一个战士，也没有渡船，只有高山、大河和小船，简直是一片田园风光。
史大使：那时红军只找到了6条小船，用9天9夜才全部渡过金沙江。这是一段非常有名的历史。任何一个中国人看到这幅画或看到画上的题字后，都能想起这段历史。
《柏林日报》：您怎么看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听事件？这是正常的政治活动吗？其他国家，比如中国，是否也进行监听？
史大使：我们关注有关报道和有关国家的反应。信息和网络安全事关各国主权和安全。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制定各方普遍遵守的行为规范。中俄等国已向联合国提交了“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草案，并将努力推动相关谈判。
《柏林日报》：提到俄罗斯，您如何评价俄日海军加强合作？
史大使：我们希望有关国家的合作有助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柏林日报》：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您就在柏林吧？
史大使：当时我正在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工作。我们密切关注并认真分析了这一事件。我第一次到东柏林是1972年。当时民主德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那年我乘火车从北京出发，经过西伯利亚和莫斯科到达柏林，花了整整5天6夜的时间。
《柏林日报》：1972年您还能穿越苏联？当时中苏战争看上去一触即发。
史大使：铁路交通并没有受到影响。每周有3趟从北京开往莫斯科的列车。我还记得那是1972年的11月份，沿途一片皑皑白雪，经过莫斯科这个大都市后不久就到了柏林。
《柏林日报》：您肯定在想，我怎么到了一个大村庄？
史大使：不是这样的，41年前的柏林也是个大城市，商品琳琅满目，而中国当时仍实行限量供应。但是柏林仍被分裂为4个占领区。大街上到处可见美国、法国、英国和苏联士兵开着吉普车巡逻。这样的情景我只在历史书上学到过，没想到仍真实存在。我对德国人的境遇感到同情和遗憾。
《柏林日报》：但那时德国人过得还不错。
史大使：经济上还不错。但政治上呢？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都没有完全主权。
《柏林日报》：学业结束后您就返回北京了吗？
史大使：是的。1986年我再次来到民主德国工作。这时情况已完全不同。民主德国停滞不前，计划经济造成商品紧缺。而中国已处于改革进程中，农产品市场供应已很丰富，个体企业开始兴起，改革开放已初见成效。
《柏林日报》：那里您就已感觉到中国将超过民主德国吗？
史大使：这是不容否认的。中国曾学习苏联模式实行人民公社和平均主义，但没有成功。邓小平提出中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他将市场经济引入社会主义，当时市场经济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标志。中国农民通过承包得到土地，将劳动所得部分上交给国家，其余可自由出售。当时中国80%的人口是农民。食品供应很快变得充裕。
《柏林日报》：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您在哪里？
史大使：我还在上小学，在北京外语学校学习德语。学校曾停课一年，来自民主德国的外教也不得不离开中国。直到后来我才大概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文化大革命没有给我们带来好处。中国在邓小平领导下结束了文化大革命。
《柏林日报》：文革期间您也下乡了吗？
史大使：1975年结束在德国的学习直至1976年底，我到农村劳动了一年。我的任务是帮忙养猪，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因为我在德国学到的知识根本派不上用场。但今天我已不这么看，这段时间的劳动对我人生阅历是一种丰富。我不仅学会了养猪，还体验到了体力劳动的艰辛。
《柏林日报》：您还有在东柏林学习时期的朋友吗？
史大使：当时我们一共3个人参加学习。我们不能到洪堡大学正式注册上课，只能将大学、社科院的教授请到使馆授课。我们的德语教授的夫人仍健在，我和她保持着联系。当时我们不仅学习德语，还学习历史、文化、政治、经济。
《柏林日报》：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您正在使馆……
史大使：当时我们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沙博夫斯基(时任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委员)召开新闻发布会。他低头看到一张纸条……
《柏林日报》：您的手势都和他的一样！
史大使：因为我看得非常仔细。当他宣布“立即”开放柏林墙时，令所有人都感到很吃惊。
《柏林日报》：您当时已经预感到这意味着什么了吗？
史大使：是的。作为一名外交官，必须有能力对这样的形势作出判断。随后我开车前往东柏林边界，用相机拍下了200多张照片，拍的都是穿越边界的民众。
《柏林日报》：使馆很快向北京做了汇报吗？
史大使：边界开放以后我们报告了国内。当时已很清楚，民主德国走到了尽头。柏林墙一旦开放，民主德国就失去了屏障。之前我们和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有过讨论。
《柏林日报》：使馆和哪些民主德国领导人进行过讨论？
史大使：我当时是大使的翻译，所以认识统一社会党的所有政治局委员。
《柏林日报》：包括使馆今天的所在地，这座大楼的历史您也了解吧？
史大使：是啊。这座大楼原是民主德国“自由德国工会联盟”的总部，我们经常来。当然更常去的是中央委员会大楼，今天已成为德国外交部办公大楼。我还去过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大楼，如今那里是欧洲管理和技术学院。
《柏林日报》：你们讨论的内容是什么？
史大使：当时形势已很明朗，民主德国正在走下坡路，而中国发展很好。
《柏林日报》：中国大使是否对米塔格（注：时任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委员）说：你们把民主德国的经济搞得一团糟？
史大使：我们是外交官，当然不会这么说。我们向他介绍了中国的改革做法和成果。我们向他解释，中国已认识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通过计划得到解决，应给民众更多自由发展的空间。中国的经验是否适用于民主德国，应由民主德国领导人自己做出评判。
《柏林日报》：民主德国和苏联的经验也告诉我们， “警察国家”即使控制再严，也很容易被推翻。
史大使：一个国家应优先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人民拥护是执政的基础。当时东、西柏林之间、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民主德国的人们不禁要问：都说我们的制度好，但生活却很糟糕，我们体制的优越性到底体现在哪里？
《柏林日报》：中国人的梦想是什么？什么是中国梦？
史大使：每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同时中国人民也有共同的中国梦。文革结束后中国国家领导人的任期不得超过两届，也就是10年。去年11月中国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导集体。他们都年富力强、充满活力，比如习近平主席出生于1953年，李克强总理1955年。习近平提出了中国梦的重要思想，其基本内涵就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就是把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国家，与其他国家具有平等地位。这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梦想。中国有5000年历史，近代以前一直是世界经济强国，直到鸦片战争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0%以上。但鸦片战争后中国受到了西方列强的欺压和殖民。
《柏林日报》：是因为中国闭关自守吗？
史大使：600年前，中国明朝曾派出船队远赴太平洋、印度洋进行考察和友好交往。中国人对世界充满好奇，希望能够学到新东西。但后来的皇帝自认为中国是世界中心，没有必要学习其他国家，开始闭关锁国。中国人发明了火药，但西方人发明了火炮，英国人在鸦片战争中用利炮打败了中国。一个伟大的民族从此遭受了长时间的欺压，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人不会忘记这段历史。现在我们看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机遇。过去中国的大门是被列强用大炮强行打开的，而现在我们实行改革开放，主动打开国门。
《柏林日报》：中国希望再次成为世界头号大国吗？
史大使：中国希望实现政治和经济上与其他大国实现平等。中国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中国发展好了，有利于促进人类的整体发展。过去30多年中国政府成功帮助2.5亿人脱贫，这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贡献。中国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保障了人民的基本生存权，这是中国政府取得的巨大成绩。在中国，任何一次大的自然灾害都有可能危及老百姓的温饱，但欧洲国家政府则没有这样的担忧。
《柏林日报》：中国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史大使：这是指总量，我们当然为此感到高兴。但如果把中国GDP总量除以13亿，中国仅排名世界第89位。10年前中国人均GDP仅有1000美元，现在已达到6000美元。但德国是多少呢？44000美元，是中国的7倍多。
《柏林日报》：近年来中国增长速度很快。但发展水平越高，实现高增长的难度也越大。
史大使：中国的发展好比爬山，离顶峰越近，越是吃力。我们大约完成了三分之二的路程，剩下的路将更为艰难。
《柏林日报》：在更高处就必须想些新办法，比如准备氧气瓶。
史大使：过去30多年中国年均增速超过10%，这在世界近代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但现在我们必须转变增长方式。例如在能源资源领域，中国50%以上的石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我们必须提高效率。
《柏林日报》：中国能源消耗情况如何？
史大使：中国的单位能耗是欧洲的4倍、日本的7倍。通过技术革新，我们可以大大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中国能源的70%来自于煤，如果我们采用先进的煤炭气化、提炼和脱硫等技术，就可以明显改善环境。
《柏林日报》：中国将兴建更多的核电站？
史大使：目前核电仅占中国能源总量的2%，我们希望将其提高到4%。可再生能源目前约占8%，2020将提高到15%。实现这些目标并不容易，希望得到德国的支持，因为德国企业在这些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德两国利益交融上升，德企业在华每创造3个就业岗位，就会为德国本土新增1个就业机会。对华出口占德国出口总量的6%，德国则是中国在全球第六大贸易伙伴。
《柏林日报》：环境问题对中国至关重要吗？
史大使：目前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很严重。今年春天我在北京亲身经历了严重的雾霾，人的呼吸都很困难。老百姓对此很不满，政府受到强烈批评，但很快采取了坚决治理措施，包括关闭高能耗、严重污染环境的落后企业。
《柏林日报》：民众的批评变成了好事。
史大使：民众的批评可以帮忙政府调整政策、采用新措施。新一届领导集体已将治理环境污染确定为工作重点。
《柏林日报》：您介绍了中国的经济和环境问题，当前社会问题在中国发挥着什么作用？
史大使：人民生活总体都得到了明显改善，这是基本前提。与此同时，贫富差距和发展不均衡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城乡差异、地区差异越来越大，不同地区的增长速度也不一样。国家必须更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柏林日报》：“社会公平正义”是政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吗？
史大使：是的，社会公平正义越来越重要。比如中国有2.5亿农民工，大体相当于德国人口的3倍，他们在城市工作生活，却不能像城市居民那样享受社会福利，在部分城市甚至没有资格买房。中国政府正努力逐步赋予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相同的权利和社会保障。这就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柏林日报》：中央政府的权威足以使偏远地区贯彻执政中央的政策吗？
史大使：中央政府不仅有这样的权威，也拥有相应的财政资源。而且各地政府有义务执行中央的政策。
《柏林日报》：但我时常听到德国经济界人士说，光与中央政府商谈不一定管用，还要得到地方实权人物的支持才行。
史大使：中国大体上实行四级行政体制：乡、市、省和中央。各省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执行中央政策时必须与各地实际情况相结合，有时难免会出现一些偏差。但一经发现，将立即予以纠正，相关人员也会被追究责任。
《柏林日报》：我知道中国太大了。就连德国这样的小国家，也很难实现各地区达到同一生活水平。
史大使：北京、上海、广州已是现代化大都市，而中国地中部地区像亚洲，西部地区像非洲。我们需要借鉴德国各州财政转移支付、地区发展援助等政策，但首要问题还是要推动新的工业布局。西部大开发战略是我们的一项重要国策。我们鼓励外国投资者赴中西部地区投资。德国大众公司拟在中国开设7家新厂，其中一家在中国西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省会城市乌鲁木齐。
《柏林日报》：中西部地区的工资肯定明显低于上海。
史大使：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比沿海地区低大约三分之一。当然那里的基础设施还不像北京、广东那样完善。我们希望并将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这是未来发展新的增长点。去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1%，这是中国5000年历史上城镇居民首次超过农村。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意味着新增1000万城市居民。
《柏林日报》：与农村相比，城市居民是否因环境污染等问题不满情绪更严重？
史大使：城市和农村都面临环境污染问题，城市里有雾霾，农村则有企业污染地下水、河流湖泊和耕地，引起民众的抗议。我们支持老百姓不断加强环保意识。比如中国学校已开始教学生实行垃圾分类。孩子们回家后看到父母做得不对就会批评父母，这样可以通过孩子教育父母。
《柏林日报》：您对柏林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史大使：每次经过市中心勃兰登堡门边上的“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馆”，我都情不自禁地想，一个民族能够这样直面自己历史不光彩的篇章，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正是这种勇于面对历史，认真反省过去，并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的正确态度，使德国人赢得了世界特别是欧洲邻国的尊重和信任，实现了和解，为欧洲战后的和平与繁荣、欧洲一体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柏林日报》：这一点让您印象尤为深刻？
史大使：是的，至少和德国的经济成就及高新技术一样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柏林日报》：您能够想象在中国为文革或大跃进建纪念碑吗？
史大使：我们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实行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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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4.11.2013 13:3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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