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染硝烟的将军：共产党“大特务”李克农

有容乃大

1955年，当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时，一个从来没有指挥过火线交锋的神秘人物也被授予上将军衔，他就是李克农。在没有硝烟的隐蔽战线上，他所建立的功勋长期不为人所知。

　　“他桌上的东西，斜着眼看都不行”

　　恐怕全中国再也难以找出这样的家庭：属于爸爸的东西，孩子们统统不准碰，动一动就会挨一顿责骂。孩子们不知道爸爸到底是做什么的，只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的爸爸叫李克农。

　　记者：许多将帅都有一些生活习惯不同于普通人，李克农将军长期领导隐蔽战线的工作，在很多人眼里，他的工作和生活都笼罩着一层神秘面纱。您长期和他生活在一起，在您看来，父亲有哪些独特的生活习惯？

　　李力：父亲的工作纪律是非常严的，他长期养成了一个保密的习惯。我们住的是四合院，老式的房子，办公带会客都在他的房子里面，拐进去就是他的卧室、卫生间。所以我们回家去的时候只要他办公，我们就尽量不进他的办公室。他要会客，我们更躲得远远的，他们讲话我们也不听。

　　有时候礼拜天他不办公，我们就带着小孩子坐到他办公室桌上。小孩子有时候把办公桌上的东西拿来玩一玩，回来他一看马上就发现了：“谁动我的办公桌了？”他的办公桌上的东西，什么东西在什么位置，他都清清楚楚的。他的铅笔、砚台这些东西放的位置他都知道。他的那串钥匙牌的号，哪个钥匙开哪个锁自己都记得清清楚楚。别人不能动他的东西，要不他回来马上就发现了。

　　我母亲去世以后，有一阵子我们怕父亲的哮喘病发病，就轮流睡到他的房子里照顾他。我发现他有个习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一定要亲自把所有的房间检查一遍，看门窗都关好没有，锁好没有，一定要亲自检查一遍才睡觉。

　　记者：您家里保存了那么多老照片，其中有很多都是您父亲的，将军生前是不是很喜欢照相？我看到过一张照片，他揽着一些小孩子。

　　李力：父亲爱照相，我们带着孩子去了以后，他一搂搂四五个一块儿照相。有一次他很高兴，吃饭的时候给我们每个人一张照片，我们一看，是一个穿着军装的人民解放军的半身照，戴着徽章，也没什么。这样的照片多了，给我们是什么意思？他就说，你们都把照片收着，这个照片的事情我现在还不能跟你们讲。他去世以后我们才知道这个照片的事，照片上的人是日本共产党的总书记，是个很有名的革命家。因为那时候日本共产党还不是合法的政党，上世纪50年代初他们通过工作上的关系，把他秘密地带到北京。

　　父亲做的是什么事情我们从来都不知道。他要谈话，要开会，小孩子都不能吵，都要离得远远的。他办公，我们不能看他的办公桌子，他桌上东西不能看，斜着眼看都不行。这些事情我们也不能问，他搞隐蔽战线好多事情我们是以后才知道的。

　　记者：一般来说，老人都很怀旧，喜欢跟晚辈们念叨一些往事，将军本人有没有跟你们讲过自己过去的那些事情？

　　李力：我们家有两件事跟一般家庭不一样，一个是我们这些当子女的长到十几岁不知道父亲什么样；第二个是我父亲在社会部工作，社会部是管我们党的地下工作的，但是地下工作究竟做了什么，他本人作了什么贡献，从来不跟我们说，我们也从来不能问，我们不知道父亲做过什么事，包括中央特科这么大的事，他生前从来没跟我们说过一句话。

　　记者：父亲过去的那些经历你们做儿女的是通过什么途径知道的？

　　李力：我们知道这些是在他逝世以后。有书中说他在上海和几个同志对保卫党中央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还不知道，他本人已经去世了，我们也没地方去问。隐蔽战线为国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一点我们过去不知道。我父亲去世以后的一些事情让我们感觉很惊讶。朝鲜金日成派了代表团来参加悼念，团里除了大使以外，还派了一个国务院副总理身份的人来，这可能是因为朝鲜停战谈判，我们还能理解。胡志明发表意见，我们也能理解，因为胡志明在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的时候，父亲是俱乐部主任。我们就纳闷儿，还有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怎么也发来唁电呢？

　　记者：将军去世以后，随着很多原本保密的事情渐渐被揭开，是不是您心里的一些疑团也逐个破解？

　　李力：对。当时在延安的时候，我就知道胡宗南的部队进了延安之后怎么跟傻瓜一样。我们是彭老总带着2万多部队，胡宗南的部队30多万人，怎么我们打他们很容易，他们打我们就根本找不到呢？我们离他们很近，就两里路，为什么我们能把他的部队打懵呢？那时候就知道是毛泽东指挥用兵如神，实际上是敌人的一举一动我们事先都知道。

　　共产党的“大特务”

　　一次毛泽东请李克农一家吃饭，席间，他还跟李克农的女儿李冰开玩笑说：“你知道你父亲是干什么的吗？他是个‘大特务’，不过是共产党的‘特务’。”

　　记者：我们都在小说或者故事片里看到过许多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工作的一些情景，您了解他在执行特殊任务时的一些细节吗？据说在上海特科的时候，他曾经隐瞒身份长期在国民党机关做工作，当时还需要经常乔装打扮一番。

　　李力：父亲很会乔装打扮，本来家里很穷，但在国民党那儿当官，不能装穷，得装作富裕的样子。有一个人，实际上是给父亲当交通员的，但是经常装作给他做佣人一样。他经常当着别人的面在办公室里骂这个人，骂得一塌糊涂。一会儿说饭做得不好吃，骂：你怎么这么笨，给我重做。在外面故意摆架子，但到家里就好好的了。

　　记者：这里面是不是有些“玄机”？您有没有问过他？

　　李力：解放战争时，西柏坡有个军事调查执行部，活动经费由后方中央提供。一次父亲要送钱到军事调查执行部，上飞机时提个包，里面装的是金条。那时候在我父亲办公室，我说，我也跟你们到飞机场去看一看，我就把那个包一提。那个包那么重啊！我父亲说：“你这怎么行啊？你应该夹在这里，像一个很轻的东西，这样人家才不会怀疑啊。你提的感觉那么重，人家就会怀疑你包里是什么东西，就会来检查。”

　　记者：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父亲所从事的工作的特殊性？

　　李力：我们都不知道他具体是干什么的。毛主席在杨家岭请我们一家吃饭，吃饭时就问李冰：“你知道你爸爸是干什么的吗？”李冰摇摇头，毛主席说：“你爸爸是个‘大特务’，不过是共产党的‘特务’。”


　　记者：一提起“隐蔽战线”，在一般人脑子里好像很容易跟“特务”“暗杀”“阴谋”一类的词汇联系在一起，您多年来研究“共产党的隐蔽战线”，您认为，共产党领导的“隐蔽战线”跟其他的那些“特务组织”有什么不一样？

　　李力：我们党的隐蔽战线，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形成了我们共产党独特的工作作风和优良传统。这个不同于苏联的克格勃，也不同于美国中央情报局，靠什么金钱、美女、匕首、手枪……不是靠这个，我们也没这个条件。那我们靠什么？靠我们事业正义，靠人的友谊，所以有很多民主人士向着共产党。我知道我们有很多做地下电台工作的同志，就是在一些民主人士家里，人家保护着我们，供养着我们，在各方面帮助我们。

　　我们对人的作风是：我们关心人家，人家也关心我们。这是共产党隐蔽战线成熟的表现，我认为我们有自己的一套。

　　张治中先生给蒋介石打过一个报告，讲隐蔽战线的斗争：为什么戴笠失败了，是因为国民党中像戴笠这些中统、军统的人比起共产党隐蔽战线的人，人品低得多，他们人品不行，只认识钱，胡来，共产党这边都是优秀的人才。

有容乃大

记者：据说，在解放战争中，被消灭的800万国民党军队中，有相当数量是通过隐蔽战线实现的，我们应该怎样正视隐蔽战线在革命历史中所作的贡献？

　　李力：毛主席就说，解放战争年代是我们情报战线人员活跃的年代。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员熊向晖是我们的同志，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赓是共产党员，国民党国防部的总机有7个共产党员在里面，还有一些跟国民党到了台湾。有些同志的家属一直是被作为反革命家属对待，所以隐蔽战线的同志确实是可歌可泣，生前是冒着生命危险为党工作，在死了以后因为需要还不能公开，得不到一份应有的光荣。我认识一些同志，我知道他的事迹，知道他是党员，现在我还不能够说他的事情。

　　记者：我想，您父亲作为隐蔽战线的领导人，他所承受的工作压力一定是常人不能比的，因为许多话他只能一个人装在心里，不能对任何人讲。

　　李力：当然，隐蔽战线的工作也有失误的时候，每当这时父亲的心情就特别不好。我记得最重要的大概有两次：一次在解放战争当中，我们北平的地下党给破坏了，损失了100多人。那时我父亲心情很不好，但心情很不好也不能说，就我母亲给他当机要秘书，知道一点，但不能给我们说，我们只知道他情绪不好。第二次是在解放初期，我们在台湾的一个地下组织被破坏了，也是损失很大。我父亲睡不着觉，找人谈话开会，给中央写检讨。

　　送给妻子四个字

　　李克农离家在外杳无音信多年，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妻子赵瑛的肩上。他们曾经几次生离死别，在一生不渝的这份感情中，做妻子的承担了更多的苦难。李克农对妻子存有敬意，一次在儿子的婚礼上，他竟因此哭了出来。

　　记者：能谈一谈您父母之间的一些事情吗？您的母亲赵瑛与您父亲可以说是经历过生离死别的患难夫妻，据说您父亲对她有一个很高的评价。

　　李力：我母亲是有文化的人，受的教育和我父亲差不多，她上的南京师范。那时刚刚推翻满清政府，女孩子上学是很少的，很不简单的。我外祖父家里开照相馆，经济条件也比较好，就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两个老人的思想还比较开明。我父母1917年结婚，婚后我母亲就没有再继续上学。

　　我父亲本来是在芜湖县国民党的县党部负责宣传，在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时候比较活跃，在当地是个比较出名的人。他创办了民生中学，当校长，这个民生中学就是给那些被教会和学校开除了没地方上学的学生办的中学。

　　记者：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作为共产党员，您父亲遭到通缉，据说还是您母亲帮他逃脱了国民党的追捕，您能讲讲这个事情的经过吗？

　　李力：我们隔壁的一个布店，晒了很多布，我母亲帮他从那个阳台上拽着布条跑下去，逃脱了国民党的搜捕。我们家都被抄了，父亲从芜湖逃到长江的北岸一个叫裕溪口的地方，在那躲着。他，还有一个钱杏邨，就是阿英，还有王绍春，这几个在当地比较有名的共产党员待不下去了，都跑到江对岸躲起来了。结果敌人发现了，要派兵抓他们，我母亲怀着孕，冒着危险，弄了个小木船，抢在敌人前面通风报信，让他们转移走了。结果敌人扑了个空，后来父亲转移到了上海。

　　记者：据我所知你们家是个大家庭，您父亲离开家之后，家里靠什么生活？那时候你们家有什么收入？

　　李力：父亲走了以后没有消息，母亲在家里很困难，她就当小学教员，挣几十块钱工资，养活一家人。我们家有十几口人，除了我们这几个孩子以外，还有祖父祖母，另外还有二叔、三叔的两家。我祖父原来有工作，后来失业了，就靠家里的房子收一点房租。

　　记者：父亲到底去了哪里家里知道吗？

　　李力：1930年我父亲在上海特科，是个股长。如果没有家属，人家不相信，说你这么个官，连个老婆孩子都没有。为了工作需要，他从家乡把我母亲和我的哥哥、弟弟接到上海，在特科做掩护。1931年，中央特科的主要领导人顾顺章叛变，父亲立刻报告党中央迅速转移。他最后通知了钱壮飞的家人，钱壮飞的夫人姓张，就让他们赶快转移，回过头来又想通知家里，走到胡同一看，不行了，进不去了，所以只好回过头就走，我母亲就带着两个孩子流落街头。

　　记者：后来您母亲带着孩子又回了老家，实际上从此又是一家人杳无音信。作为共产党员的家属，你们全家的日子是不是也过不安生？

　　李力：我们小时候受的是国民党的教育，一天到晚叫共产党“土匪”“猪毛”。那时候，到处都是反对共产党、消灭共产党的言论，什么“共产共妻”，什么“共产党杀人放火”了，报上都是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因为有母亲在，当地都知道我父亲是共产党，我们对这些东西都不相信。所以从小国民党的宣传对我们根本不起作用，我们对共产党就觉得很好奇，知道共产党是好人，不像国民党宣传的样子，但是共产党到哪儿去了，父亲在哪儿，我们也不知道。

　　记者：实际上是您母亲一个人撑起了这个家，在那段岁月里，母亲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李力：我母亲一直很坚强很刚毅。父亲是共产党，她当时是“反革命家属”，但是她不卑不亢。1940年我母亲才正式入党，在这以前，她不给我们讲父亲的事，但是我们知道父亲是共产党。我小时候不是过继给外祖父家了吗，有时我回家去跟我母亲睡到一个床上。睡觉醒来，母亲还在那儿给学生批改作业，要不就是缝衣服、补袜子、补衣服。我们家里有祖父、祖母，按照旧式家庭的规矩，吃饭的时候，祖父祖母带着男人、孩子在桌上吃，三个媳妇只能在旁边给人家盛饭。家里主要经济收入靠我母亲，我祖父对她很尊重，他叫我母亲不叫名字，叫赵先生，但是我母亲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二婶、三婶不上桌吃饭，她也不上桌吃饭。等我们吃完后收拾了，和她们一起到厨房里吃饭。

　　记者：您父亲有没有表示过对您母亲的歉疚之情？

　　李力：1950年的时候，我弟弟结婚，在朝阳门那儿请了一些人吃饭，我父亲讲话，讲着讲着就哭了。他说，我对不起赵瑛同志，这些孩子都是她带大的，我没尽到父亲的责任。他很难受，我们也很难受。

　　记者：您母亲在世时是不是也经常跟子女们回忆过去那些艰难的日子？

　　李力：我母亲从来不说受过的苦，经常跟我们说的一个就是好好工作，好好做人。第二个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要我们做事情要小心谨慎。

　　所以母亲去世以后，我父亲送给她四个字：母仪典范。

　　要债的来了

　　1937年李克农回家的时候，戴着礼帽，夹着皮包，女儿李宁一开门不认识，赶快把门关上，给祖父报告说：“爷爷，要债的又来了。”

　　记者：上面说到，革命战争时期，您父亲跟家里长时间隔离，甚至很多年没有音讯，家里什么时候才知道他还活着？

　　李力：长征的时候父亲和母亲通信用暗号，我父亲有时写信回来，上面就是“商店经营得怎么怎么样了”这些暗号。我母亲就知道他还活着呢，但是长征以后联系就断掉了。

　　1937年，那时候国共合作有点眉目了，父亲给家里写了封信，他说他在“胡公”手下做事。“胡公”就是周恩来，周恩来过去养胡子，所以叫他“胡公”。这时候全家才知道他在，没有死掉，但是在什么地方还不知道，做什么工作也不知道。


　　记者：据说您父亲在抗战初期探过一次家，当年离开家的时候您的弟弟妹妹岁数都比较小，作为长女，隔了这么多年再一次见到父亲是不是感觉很亲切、很激动？

　　李宁：那年父亲回了一次家，是路过。回家的时候我已经不认识他了，他戴个礼帽，穿个长褂。那时候我们家经常有收租的、收税的、要债的，我祖父怕这些，所以我看到来人，就告诉祖父说要债的来了，我祖父就往楼上跑。后来我父亲就说：“我是克农啊！”我祖父听到他的声音就下来了，见到我父亲谈了一个小时，后来我父亲就要走了。我祖父对他说：“我们家这么困难，你能不能留点钱给我们？”因为看到他是坐着汽车回来的嘛，那实际上是办事处的车。我父亲说：“我身上一块钱都没有，我这个皮包还是公家的。”祖父说：“你不是在共产党里当官吗？”父亲说：“共产党的官跟国民党的官不一样，共产党的官只为人民办事情，不是为了钱的。”我母亲知道这个情况，说：“不要钱，你走吧。”

有容乃大

记者：您父亲作为军队的高级将领，后来又当过外交部副部长，位置一直非常高，他在生活上对你们有什么样的要求？

　　李力：父亲要求我们子女生活上不要奢侈。铺张浪费，摆架子，这个在我父亲那儿是不行的。李冰那时是医院的副院长，坐着小车回家。有一次，我父亲看到她说：“哪儿的大官来了？”一下子把李冰讽刺得以后再也不敢坐车回家了。父亲的汽车我们从来没人坐过，包括我母亲，他们一块儿出去坐其他的车。

　　我年轻的时候头发很多，也不大讲究整齐，穿的衣服有时都吊儿郎当，到父亲那里去，他看了以后很不高兴，我母亲赶紧拿个梳子来给我梳头。所以，以后我把头发梳得整齐了才去他那儿。

　　记者：据我所知，在延安时期，很多很多高级干部的子女都被送到苏联留学，而你们兄弟姐妹却没有一个留苏的，这是为什么？

　　李力：我们几个孩子也给父亲提意见，说：“人家的孩子都走了，我们几个怎么都在这儿，我们能不能也去一两个人，我们又不是没上过学，成绩也不比他们低，为什么他们能去我们不能去。”我父亲又把我骂了一顿，说：“中国这么大，还待不了你了，非要到那儿去。”后来我们就根本不提了。

　　当年我们这些孩子到了延安以后，父亲希望我们学点实在的东西，不要嘻嘻哈哈。我们看到人家搞参谋工作、搞政治工作，发展挺快的，但是父亲非要我们搞无线电、搞技术，搞技术挺枯燥的，成天地值班，没什么发展前途，所以我们不想干，当时就想：这么多人，干吗非要我们干这个。我父亲就骂了我们一顿，说搞革命工作就要老老实实，要好好学习。

　　记者：从您父亲留下的许多照片上可以看到，他在任何时期的装束几乎都是整整齐齐十分讲究，他的衣橱里是不是非常丰富？

　　李力：我父亲虽然是高层领导干部，我母亲的级别也很高，但是他们生前非常艰苦朴素。我父亲兼着外交部的工作，一共就有两套西装，两双皮鞋，当外交官出去的时候，穿得整整齐齐的，但是平常都不穿，平时都穿布鞋。他有一套黑呢子衣服，一到上班就穿，袖子都磨得发亮了，衬衣、袜子都是母亲给他补的。我母亲更朴素了，母亲去世时我姐姐整理母亲的遗物都流着眼泪，看到母亲基本上都是缝缝补补的破衣服，心里难受。

　　记者：将军去世后，他给你们留下些什么？

　　李力：父亲去世以后，他办公室的东西，所有的文件材料都是组织上清理走，我们根本不插手。所有的房子、家具这些东西，全部交公，而且不讲任何条件。他的书籍、生活用品给我们子女留下了，还有一些生活照片和私人照片，再就是他多少年来所有的积蓄，大概一万多块钱，分给了我们每家的孩子。一个人分了3000块钱， 这3000块钱我们都不用，要传下去。

　　临阵不换将

　　1951年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毛泽东秘密派遣李克农以隐蔽身份主持朝中谈判代表团同美国谈判。当时，他的哮喘和心脏病发作，曾出现昏迷，中央派人去换他，他却说：“临阵不换将。”

　　记者：据说，您父亲有一只眼睛是失明的，这是真的吗？

　　李力：他的眼睛是从芜湖到上海的时候坏的。当年到上海以后，办地下刊物搞宣传，没有钱油印，都是自己刻蜡板。刻蜡版条件又不好，灯光暗，趴在那儿一个劲地刻，把眼睛劳累坏了，父亲工作起来是很忘我的。坏了到医院去做手术，因为没钱，手术做得很糟糕，一只眼睛没搞好，另一只眼睛给搞瞎了。

　　记者：他的眼睛对他的工作和生活有什么影响？他平常怎么看文件？

　　李力：他看东西很困难，不但要戴眼镜，而且要一只手拿着放大镜才能看文件，每天就这么趴在桌上，一行一行地看。他在上海时，有一次护送刘伯承，刘伯承也是一只眼，他们俩坐在火车上你看我，我看你，说我们俩加在一块就两只眼了。

　　记者：晚年您父亲的身体一直多病，这与他从事的特殊事业是不是有很大关系？

　　李力：长征的时候，在上海的时候，条件也都很艰苦。他在国民党里当官，当官那个钱都是党的活动经费，自己本身的生活是很艰苦的，经常当东西过日子，冬天把夏天的衣服抱到当铺里当了，夏天再把其他的东西拿去当，把冬衣再赎回来。就这么过日子，外面装得很是那么回事，实际上很艰苦。

　　他确实是积劳成疾，都知道他有病。1957年，他进毛主席屋子的时候突然一下晕倒了，朱老总、毛主席都搀着让他休息。在延安的时候，他就有病，是哮喘、咳嗽，毛主席还去看过他。

　　记者：据说1951年您父亲被秘密派到朝鲜主持停战谈判的时候，他病得很厉害还不让人去顶替他。

　　李力：因为知道他哮喘，晕倒了好几次，中央派伍修权去换他。伍修权去了，父亲说：“临阵不换将。我不是不相信你，现在我在这儿已经熟悉情况了，临时换了人，你不熟悉情况又要耗费时间。谈判很艰苦，你来了很好，就在这儿待着熟悉情况，我要坚持不住的时候你去。”这样报告给中央，中央也同意了。

　　记者：您印象中他生病时精神状态怎样？

　　李力：父亲工作很艰苦，有病也不告诉家人。我母亲是1960年去世的，父亲以前的生活完全靠母亲安排，吃多少，喝多少，什么时候吃药。我母亲一去世对他影响很大，他生活完全乱了，也没人照顾，我们离得又远，他有事又不讲。我父亲有病，只在日记上记着，别人不知道。

　　最后一件重要工作

　　1957年，李克农病重，他知道自己的日子越来越少了，于是向中央请命由他本人去调查当年上海特科的一些遗留问题，让那些还没有落实政策的隐蔽战线的家属老有所养，鳏寡孤独能够受到照顾。这是李克农最后一件重要的工作。

　　记者：将军去世前的几年正值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当时你们家生活状况怎么样？

　　李力：中央对他特殊照顾，按照副总理一级待遇特殊供应，也无非就是一个月多两斤糖、多几斤肉。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们回家去都给我母亲交粮票、交油票，减轻他们的负担。他们也很照顾孩子，那时候没有油，每顿饭炒两个肉菜，他就希望孩子们，特别是孙子辈们多吃一点。我们也很自觉，把肉菜放在我父亲身边，希望他多吃一点，但那时候父亲的身体已经一天天垮了。

　　记者：什么时候大家开始意识到他健康状况严重？据说将军最后最念念不忘的还是他的隐蔽战线工作。

　　李力：1957年犯了一次病，是在院子里，刚吃完午饭，突然一下子晕倒了，摔倒在石头台阶上，把脑袋磕破了，人当时就昏迷了。后来送到北京医院抢救，抢救了一个月还昏迷不醒。那时，周恩来、贺龙、彭真、张爱萍，好多同志都去看过他，我母亲说眼看不行了，要准备后事了。后来周恩来从天津找了一个姓赵的脑外科医生，赵大夫给他做手术，慢慢地人就苏醒过来了。从那以后他也知道自己不行了，就给中央写了个报告说：“为了不影响工作，我已经不能担任第一线的工作了，但是我希望能担任上海特科的工作，特科有些遗留的事情，一些老人，一些遗属，没人管，其他人不了解情况。”因为在当时那个“左”的气氛下，弄不清那些人是共产党还是坏人，所以他给邓小平写了报告，邓小平同意了，他就带几个人去了上海。

　　记者：还记不记得将军去世那天的情景？


　　李力：1962年开七千人大会，父亲白天去开会，回来以后写日记。父亲是2月9号去世的，日记一直写到2月7号。2月7号只写了个日期就再也写不下去了。他病得很厉害，每天晚上都咳嗽。2月9号上午，杨成武同志到家里同他谈工作，劝他住医院，他还坚持着不去。下午邓颖超同志来了，邓颖超同志他很熟悉，非要劝他住医院，并且马上打电话把医生叫来，送到医院去了。三四点钟送去，七八点钟就不行了。

　　1962年，美国中央情报局获悉李克农去世的消息，欣喜不已，宣布休假三天，这个举动在中央情报局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这位当年朝鲜谈判时毛泽东钦点坐镇开城的将军，曾经用“坐下去！”三个字，以整整2小时12分的沉默对抗创下了谈判史上的纪录。他的战场或许没有战火熊熊，他的故事或许鲜为人知，但是高山、长河会作证，历史、人民会记住，这位未染硝烟的将军的丰功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