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怎么就成了“冤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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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年间铸造的袁世凯头像银币，俗称“袁大头”，在货币收藏界被称为银元之宝，可我们河南帅哥袁世凯本人呢？由于诸多原因，普遍的中国民众并未读懂袁世凯，所谓的 “袁大头”，实质上是个“冤大头”！

      革命话语系统下，一般的学者喜欢把袁世凯的出身定位为“地主官僚军阀世家”。其实，袁家家风官风都挺好的。即使袁世凯本人也算不上军阀，他梦想国家大一统，军队国家化，可惜梦未圆人已逝。

      主流史家喜欢把袁世凯本人定位为纨袴子弟，动不动拿袁世凯的不喜读书说事。以平常心论之，哪个正常的孩子喜欢读中国所谓的“书”——明清科举时候的书，还是现在应试教育的书？

      科举不利，袁世凯投笔从戎。他投奔的是庆军统领、正在登州帮办海防的干爹吴长庆。之后朝鲜发生事变，英雄有了用武之地，袁世凯成了李鸿章在朝鲜的总代理，小伙子做事虎虎生风，人称虎头。问题是李鸿章的外交乃是蛇尾。于是清朝抗日援朝终成虎头蛇尾。不过袁世凯个人还是有斩获的：一是朝野中人对他刮目相看；二是朝鲜乃他的实习基地，之后他在大清舞台上的成熟与干练即得益于此。

      中日甲午之战的副产品之一就是刺激中国产生了民族主义，朝野上下有了耻感。只不过反省半天，居然还是器物改革、练兵筹响两大端，袁世凯在一帮大佬的举荐下练上了新军。可惜主流史家认定此乃军阀的肇始，还有人更进一步，把曾国藩称作“近代中国军阀的鼻祖”。按他们的逻辑，岳飞更是特大军阀了。

      甲午之战还刺激了康梁维新。袁世凯当然也维新。当时，稍具良知、稍具清醒意识的士大夫都在发出改革变法的呼声，但是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理念与方式：孙中山是暴力革命，开天劈地换新颜；张之洞中体西用，是马体牛用或者牛体马用，驴唇不对马嘴；顽固派维旧，仅希望人心崭新一下，比如激发天良什么的；康梁有些狗急跳墙……总之，论稳健与实用，还数袁世凯。一句话，维新理念与人不同，怎么能说是假维新？

      袁世凯能从康梁狗急跳墙般的政变中解脱出来是他的幸运。诸多学者现在也论证政变的发生不是出于袁世凯告密，袁世凯是事后补告，只不过这种补告加重了政变的程度：一是光绪本人遭遇囚禁，差点被废；二是荣禄出于保护光绪的目的对六君子不审而斩，导致康的围园密谋终不被世人所知，加之康在海外大搞野狐禅，导致世人不识康真面目，把他认作进步维新的代表，袁世凯就只能是“反党反革命”分子了。

      主流史家喜欢说袁世凯镇压义和团，鲜血染满了红顶子，人民刽子手云云。可是，身为朝廷大吏，保境安民是他本职工作，你让他遇人造反，就跟人同去同去？再说中国从古至今的农民起义都谈不上爱国爱民，只能说充当了改朝换代的工具与杀富不济贫的利器。同去干嘛呢？

      义和团的副产品是八国联军进中国，而八国联军进中国让太后明白，不改革不行了。从1901年到1907年，袁世凯直督六年举办了一系列新政，北洋势力也进一步坐大。只不过在大清特色的体制下，这势力也全看主子的喜恶了。因为政府想撵他回家，他就只能回家；如果不是革命党起事，袁世凯也就终老洹水了，而且最终能不能终老还要看政府的意思，所有的安全，既是暂时的更是有限的。都认为袁世凯势大，除不得，可是政府让他回老家，他还不是乖乖回了？北洋军造反了还是他属员造反了？门儿都没有。

      对于清政府来讲，一开始就真的立宪也太难为他们。按照梁启超的设想，应该先行开明专制再行君主立宪。无它，没有自治习惯与团体公益观念的种族是玩不好共和的。问题是，革命派要跑步进入共和。武昌枪声响了，中外朝野一齐呼唤上了袁世凯，袁世凯握着钓杆淡定地说：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飞的结果，众望所归袁世凯，大总统居然非袁莫属了。在此之前，革命党那边推举孙中山先做了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意思是，做大总统可以，但是做法式责任内阁制下的总统，我不干。他认为内阁制“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更不乐意“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总之要干就干美式大总统。其他革命党呢，一是觉得总统制乃本党一贯之追求；二是觉得若行责任内阁，宋教仁必是责任内阁总理了，想得美，不能遂了这臭小子的贼心！于是孙中山就做了美式大总统，支撑这种制度的乃革命党人武昌起义后制订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可是就资历威望、实际行政经验、军队实力、外交支持等主客观情势而言，孙中山又不得不让位于袁世凯。

      让得不甘啊，于是赶紧制订《临时约法》以取代《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由于动机不纯，所以这个文件制订得非常匆忙——对比一下美国1787宪法的难产（制宪会议从5月25日开始，到9月才结束），以及制宪会议代表的小心与谨慎，更能衬托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出笼时的轻浮与草率。可以说，自二月七日开始至三月八日，三十二天的时间，《临时约法》即全部通过，且主要目标，就是变总统制为内阁制，想把大总统规定成一个不负实际政治责任的国家元首。

      总统制就这样摇身变成了责任内阁制。还有，一般责任内阁制政体，是不设副总统的，但革命党出于多种考虑，又把黎元洪整成副总统，放到了袁世凯的座椅身旁。

      结果袁世凯就让他们坑了：他那总统不是美式总统，甚至也不是法式责任内阁制下的总统。法国当时是第三共和，法国总统至少还可解散议会，袁却连这最后的制衡权都没有。相形之下，议会的权力却大得无边无沿，除了立法权之外，行政权也都是它的了：对临时大总统行使的重要权力，比如对国务员和外交大使公使的任命，具有同意权和最后决定权；可以提出质问书于国务员（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并要求其出席答复；有对总统与国务员的弹劾权等。

      嘛叫三权分立？三权分立就是立法、司法、行政三大块，被分赋于三大系统，而《临时约法》下的议会却几乎把三大块蛋糕全吞自己肚里了，议会本身却没有任何限制，行政当局对国会没有任何制衡权（如解散权）。如果串成一条法理上的食物链的话，民国链条是这样的：内阁总理吃总统，议会又吃内阁总理。反过来，内阁总理与总统却吃不着议会一口。三权分立，就这样给《临时约法》搞成了国会独大，致使国会议员肆无忌惮，再加上确少英国所谓的“女王陛下忠实的反对党”之类的国家利益至上的政党意识与职业道德，所以民国就悲剧袅，总统和议会、总理和议会、总统和总理，搞不完的磨擦。

      不得不承认，那时候的民众没有共和素养；那时候一切党都没有群众基础；那时候的革命党不懂政党精神，诸多党员是跨党人士，有些党员干脆没有政治信仰，把入党当作仕途，党义模糊，党争却一点也不模糊。于是内阁习惯性流产，子弹更是乱飞。总之，革命年代，参与其中的人都在越界，都不知自己的本分何在，或者说知道也不遵行。袁世凯这个法式总统当得那叫一个憋屈！

      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把自己的法式总统，改造成了美式总统。中央权威算是有了。问题是时不利兮骓不逝，小日本给他扔过来一个“二十一条”。“二十一条”取材于日本黑龙会黑龙会。其首脑内田良平、顾问头山满都是孙中山的好朋友，孙中山的同盟会就是在黑龙会的斡旋下于黑龙会总部成立的。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前在日本演说，有日本财阀当面撺掇曰：“余甚喜援助革命家，且极愿再度援助之”。所以有学者怀疑孙中山与“二十一条”脱不掉干系。但是日本并不是很成功：被袁世凯政府玩得在国际上大丢其人，实际的谈判也没沾到什么大便宜。说它是不平等条约尚可，若说袁世凯卖国，则过了。袁世凯是合格的民族主义者，并且是坚定的反日派。相形之下，为了推翻袁政权，孙中山曾经与日本朝野人士讨论，希望日本派兵支援他的革命，作为交换条件，“中国新政府可以东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可以满洲作为日本的特殊地区，承认日本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中山先生这是二十几条呢？

      袁最大的跟头是称帝，虽说是君主立宪，可他的政治对手们假装不知道，相对于原先的君主专制，君主立宪不但不是复辟倒退，甚至是千年的政治大跃进。按保守主义的视角，政权掌握在一个人（皇帝）、少数人（贵族精英）或者多数人（民主）手里，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权力运作的方式！一句话，国体无所谓，关键是政体，政体是宪政就行。当时的日本、英国、德国，都是君主立宪，谁能说人家不是民主宪政？可惜中国人就跟《庄子?齐物论》中的猴似的——宋国（我们河南商丘）一个养猴的感觉猴食匮乏，就给猴子们开会说：“以后咱的橡果，早上三颗，晚上四颗，行不？”众猴一听，群急。于是他改说：“那这样，早上四颗，晚上三颗，行不？”众猴一听趴在地上狂喜。这个故事本来是想告诉大家，名和实、形式和本质要分得清，但中国人在传递智慧时，越传越傻，愣是把个“朝三暮四”传递为“朝秦暮楚”。时至如今，还是一听皇帝就跳脚，一听共和就俩眼笑迷迷，也不管它哪门子皇帝与共和，国体与政体都分不清，这跟猴类有啥差别？

      袁一开始并没有称帝的意思，只不过架不住外间的纷扰、儿子及身边人的哄抬，当然也不是没有民意的成分，湖北商民裘治平上书提出“共和幸福不如亡国奴”。其他人，不管是美人古德诺，还是筹安会六君子，静下心来读读他们的文章，也不是没有学理上的说服力。总之，事情就这样弄开了。

      世人都同情孙中山，不知孙中山的幸运正在于他没有上位；世人都恨袁世凯，不知袁世凯的悲剧就在于他的上位。试想走向共和这种华丽的制度转型，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多民傻的破旧社会，怎么能会是一日之功？民国初建之时，不但袁世凯的智能条件不够，一般民众、革命精英，哪方条件足够？袁世凯的悲剧，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实在是民国的悲剧，民族的悲剧，中国历史的整体悲剧。面对这种悲剧，我们更需要的是心灵的悲悯、文化的反省和制度的重建，而不是简单地辱骂可以了事的。简单辱骂，无非是给晚清民国的悲剧，寻找一个替罪羊而已，袁世凯的“冤大头”也就这样当定了！

          端木赐香    2014-02-19 0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