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岁的二战幸存者讲述：犹太人最后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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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华沙犹太人起义中，阿莉扎躲过一劫。如今谈起战友们“伟大的牺牲”，她依然感到悲痛，“我所有的朋友都坦然献出他们的生命，甚至没有一丝挣扎，只为了我们可以自由地活下去。”



在纳粹的枪口下，犹太人举起了双手

4月19日上午10点，波兰首都华沙上空警报长鸣，教堂里钟声悠扬，车辆和行人静静地伫立在街上，整个城市都在为纪念70年前的华沙犹太人起义而默哀、致敬。

“纳粹想把我们变成奴隶，但只有自由的人们才能够抵抗”

华沙犹太人起义爆发前两天，地下抵抗组织中年纪最小的阿莉扎·门德尔接到了她最后一次任务：逃离华沙犹太人区。

最后的战斗即将到来，纳粹军队包围了犹太隔离区，起义者已做好殊死一搏的准备。他们没有武器，除了发传单，他们想不出还可以给一个14岁少女分配什么任务。

“他们告诉我，我太小了，不能参加战斗。”这位84岁的幸存者告诉美国《赫芬顿邮报》，“他们说，‘你必须离开，告诉全世界，我们是如何在与纳粹的战斗中死去，这就是你现在的工作。’”



当时，父母不同意阿莉扎参加抵抗运动，但她会在纳粹实行宵禁时溜出去，逃过党卫军军官的巡逻，将传单贴在街头，号召犹太人参加地下反抗运动或逃出隔离区，凌晨时分再偷偷回家。

1943年4月19日，逾越节前夕，荷枪实弹的纳粹军队闯入犹太隔离区，巷战爆发。三天后，硝烟弥漫的隔离区几乎成了纳粹的屠杀场，但犹太战士的缠斗持续了整整28天，直到一场大火将这里付之一炬。

“我们输给了火焰，而不是德国人。”一位幸存者曾回忆道，“火焰吞没了房屋和庭院，没有空气，只有黑色的、令人窒息的烟雾和炽热的墙壁、石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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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莉扎跟着母亲和姐妹藏身于不远处的波兰人贫民区，眼睁睁看着犹太区燃烧的火光染红了半边天空，那是她的朋友们用生命在战斗。

“如果可以自己决定，我会留下来，与他们并肩战斗至死。我不怕。”她说，“起义代表了犹太人的骄傲，我们在宣告，‘我们不会以你们希望的方式死去’。”

那场起义中，阿莉扎躲过一劫，又在纳粹的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中活了下来，后来辗转到了以色列，结了婚，生了3个孩子，有7个孙子和4个曾孙。如今谈起战友们“伟大的牺牲”，她依然感到悲痛，“我所有的朋友都坦然献出他们的生命，甚至没有一丝挣扎，只为了我们可以自由地活下去。”


“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我一直都在抗争……纳粹想把我们变成奴隶，但只有自由的人们才能够抵抗。”她说。

与其苟且偷生，不如反抗而死

一张著名的二战老照片上，一群被抓获的犹太人在纳粹枪口下举起双手，其中大多是女人和孩子，瘦骨嶙峋的小男孩光着两条腿，表情惊慌失措。上世纪40年代，在被德国纳粹统治的波兰土地上，类似的场景随处可见。

1939年8月31日，纳粹德国进军波兰，不到一个月，就闪电般地占领了这个国家。当时，波兰首都华沙131万居民中，有35万是犹太人，是仅次于纽约的世界第二大犹太人聚居地。

在盖世太保头目海德里希“灭绝犹太人”的指令下，德军在东欧各地及德国本土建起众多犹太人隔离区和集中营，华沙的这片犹太人聚集区也没能幸免。起初是用铁蒺藜围住，后来又筑起高墙电网，用以隔离居民中的犹太人。来自波兰和德国各城市的犹太人被塞进了这个760英亩的地方。

到1942年4月，有50万犹太人生活在那里，平均13个人分享一个房间，许多人直接睡在地上或肮脏的稻草垫上。水、煤气、电力供应均被切断，每个人都食不果腹，饥饿和伤寒猖獗，每个月都会夺去约1500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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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生命中最大的希望，仅仅是活着。

1942年7月22日，26.5万名犹太人被围困并被杀死在特雷布林卡的死亡集中营，从犹太区的楼上都能看到焚尸炉里冒起黑烟，纳粹计划施行种族灭绝的消息蔓延开来，幸存者不再相信德国人会将他们送往劳改队的承诺。1943年1月19日，纳粹分子再次进入犹太区，集合一批准备运走的犹太人时，遭遇了犹太人战斗组织的武装抵抗，输送计划暂停。

4月19日，为庆祝次日希特勒的生日，党卫军决定发起“特别行动”，扫荡犹太区。早晨6点钟，装备有坦克和火炮的2000名党卫军冲入犹太区中心，手无寸铁的6万名犹太人藏在地堡中。犹太人战斗组织的220名战士，则拿着从波兰地下组织那里获得的手枪、步枪和自制手榴弹，冲上了战斗前线。

“这是道义的胜利。没有人相信犹太人会反击。”以色列纳粹大屠杀纪念馆研究员哈维·德雷福斯告诉《赫芬顿邮报》，“令人惊讶的是，经过长达3年的纳粹占领、饥饿和疾病，这些人竟还能找到违反纳粹命令、甚至站起来反击的力量。”

这是场毫无悬念的战斗，他们不可能获胜，更不可能拯救犹太民族，但他们已没什么可失去的了。这里的犹太人明白，即使不战死在家中或居住区的下水道，他们也一定会被毒死在臭名昭著的死亡营，与其苟且偷生，不如反抗而死。

“波兰人既不能，也不愿帮助他们不信任的犹太人”



4年前，犹太人起义最后一名指挥官马雷克·埃尔德曼离世，生前他还清楚地记起他那群斗志昂扬的战士们，“那些小伙子和姑娘们一共220人，人不多，我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和相貌”。

他明白，一旦投入战斗，他就会死，但他无所畏惧。死就死，对他而言，这没什么大不了。他认为，他们至少可以以自己的方式，而不是纳粹的方式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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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华沙犹太区的很多居民那样，带着平静和尊严走向毒气室和万人坑，是死亡的另一种方式。但埃尔德曼相信，从枪林弹雨中闯出一条血路，虽更艰难，却更有意义。“纳粹分子想毁掉我们。我们的战斗就是为了保护犹太区的人们，让他们的生命得以延续，哪怕只有一天或两天。”

他要“让世界明白，纳粹正在对波兰犹太人做些什么”。这是德国人入侵波兰以来，第一次大型武装反抗，正如华沙犹太历史学院主任安德烈·茨柏克沃斯基所说，“这次起义是对德国纳粹的第一次，也是最重要、最壮观的反抗斗争。”

犹太区的最终惨痛结局，是1.3万人死亡，3万人被捕获、押往死亡集中营。埃尔德曼则与幸存的几个战友一道，沿着下水道，在深没口鼻的泥泞中逃离，虽然“谁也不相信我能活着出来”。

不断地失业、找工作，还因戒严令被短暂拘留，埃尔德曼从没想过要离开波兰，因为“对于曾经历过那么多死亡的人来说，理当为命运承担更多责任”，而“当你在为6万人的生命负责时，你不会放弃对他们的记忆”。每年4月19日，他都会到战友的墓碑前，献上鲜花。


埃尔德曼一直不愿意公开表达对纳粹的仇恨，但对于波兰和华沙的袖手旁观，他始终耿耿于怀。

“波兰人既不能，也不愿帮助他们不信任的犹太人。”他告诉英国《经济学人》，“他们甚至认为犹太人与纳粹一样，是波兰人的共同敌人。”

处于困境中的犹太人同样四分五裂：世俗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狂热的犹太复国者，和像他一样的非犹太复国者。所有人都在深渊的边缘，为出路而争吵，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波兰犹太人，还是住在波兰的犹太人。

直到二战结束后，反犹的阴霾仍未从波兰散去。在纳粹的淫威下九死一生的犹太人，满怀希望重返家园，却被波兰人排斥，一年中发生至少50次谋杀犹太人的案件。这促使波兰犹太人数次掀起向海外移民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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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近两万犹太人离开波兰，其中包括埃尔德曼的妻子和女儿。1970年12月7日，西德与波兰签订华沙条约，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献花后，突然下跪，为在纳粹德国侵略期间被杀害的死难者默哀。

埃尔德曼相信，自己既是波兰人，也是犹太人，华沙是他的家。他梦想，在社会主义波兰，犹太人将拥有文化自治权。他终其一生，为实现这一梦想而努力。



埃尔德曼辞世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书里，描述了华沙犹太区的爱：当恐惧和孤独的人们被命运抛聚在一起时，那是最“不可思议的奇迹”和极度幸福的时刻。

“人们走了，但记忆永存”

曾经的华沙犹太人区，如今几乎没有什么遗迹，只剩英雄纪念碑、犹太教堂、一堵断壁颓垣，其余的都在纳粹镇压犹太人起义的过程中被毁掉了。

4月7日晚，以色列的纪念活动在耶路撒冷大屠杀历史博物馆启动，主题就是“大屠杀的抗争：纪念华沙犹太人起义70周年”。以色列总统佩雷斯、总理内塔尼亚胡等高官和中东四方特使布莱尔等出席纪念仪式。

4月19日，在犹太区英雄纪念碑下，波兰总统科莫罗夫斯基、总理斯图克共同缅怀当年的遇难者，起义的幸存者也出席了仪式。

“在二战中，华沙沦为一片废墟。波兰犹太人的命运被可怕的暴行摧毁。”科莫罗夫斯基说，“这场起义是被剥夺了尊严和希望的人们所做的最后抗争，他们是为了保卫在纳粹占领下仅存的人类的尊严。”


“人们走了，但记忆永存。”幸存者洛特姆告诉美联社，真正的英雄是那些“留在犹太区照顾整个家庭的孩子们”，因为他们更容易从隔离区的高墙下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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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犹太民族的历史上,无处不飞扬着血泪、流浪和苦难,但这并没有摧毁犹太人生存的希望。他们用不屈的头颅延续着生命之火,并用超凡的智慧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