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迎来政治强人时代

有容乃大

习**正逐渐成为继毛泽东以来最强大的中国领导人。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侵略了俄罗斯的一个邻国。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al-Sisi)避开了“大元帅”的称号，选择了同样能够说明其地位的“元帅”头衔。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入住的总统府让路易十四的宫殿相形见绌。过去这一年是属于政治强人的一年。

在这些正在地缘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的铁腕领导人中，既有独裁者，也有真正的民主领袖。尽管通过正当的选举程序上台，埃尔多安却具有多数主义倾向；然而，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却未曾显露出任何想要颠覆国内自由主义宪政秩序的倾向。

相反，这些人物的共同点在于一种处理国际关系的策略和一种国家主权情结，这种策略和情结更像是植根于19世纪、而不是20世纪下半叶的传统。有些人会把本杰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加到这个名单上。尽管他与这些人物存在种种差异，但比起和那些乏味的欧洲自由主义领袖在一起的时候，这位以色列总理与普京在一起时看起来更自在。

人们原本以为，苏联共产主义体系解体后，世界肯定会迎来自由的国际主义秩序：俄罗斯会作为西方的伙伴繁荣发展，中国会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崛起。新兴大国会理解规则能带来互利。当时那些最乐观的国际主义者，将欧洲视为多边主义和主权共享的后现代未来的样板。

大体而言，这些铁腕人物都认为事物的常态是竞争、而非合作；他们都是民族主义者、而非国际主义者；此外，中俄两国的领导人还都是公然的修正主义者。当然，所有这些粗略、未经深思熟虑的判断都有例外。

在最先进的民主国家，民族主义（区别于爱国主义）在政治上是骂人的词。而对习**和普京来说，民族主义既是争取国内支持的手段，也是对核心国家利益高于西方所谓普世价值观的确认。他们对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承诺同样也是有限的：经济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国家权力的一种工具。

欧洲的一项伟大成就是把历史抛在了身后。而政治强人认为没有理由为过去道歉。他们忙于改写教科书。历史被重述，被用来重燃过去的荣光，同样多时候也被用来唤起宿怨。德国通过忏悔重塑了国家。而安倍已经厌烦了道歉。

习**想要清算远至鸦片战争时期的旧账。而普京还在哀悼苏联的解体。从这种视角来看，当前这种基于规则的秩序是西方创造出来的东西。军事实力和相互制衡的同盟是国际关系中更好的通行证。

对修习过19世纪大国斗争史的学生来说，这一切再熟悉不过了。中国政府的官员们援引1823年问世的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以及20世纪初美国打造强大海军的历史，作为中国目前在西太平洋谋求“宗主权”的前例，这并非偶然。

大国的邻国应归大国自己管，它们如是说。它们确实也是这么做的。所以普京和习**两人，一个对俄罗斯邻国领土提出要求，另一个在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展示强硬姿态。

普京的复仇主义构成了最直接的挑战。欧洲对这种威胁的感受尤其强烈，而且这不仅因为地理现实。俄罗斯政府吞并克里米亚、入侵乌克兰东部，这一举动已经颠覆了现代欧洲安全秩序确立的前提，即：再也不能通过武力改变国界。欧洲大陆的后现代主义者，正在艰难应对现在这个没有按照他们以往想象的样子发展的世界。

有容乃大

美国倒觉得这个世界适应起来没那么难。美国对自由秩序的承诺一向有意识地遵循利己主义，而且美国政府对国际规则制定长期以来一直持矛盾态度。1945年后的世界秩序安排，既是出于让朋友和盟国拥有和平和繁荣的无私愿望，也是为了确立美国的霸权。美国对冷静的现实主义驾轻就熟，从奥巴马政府将战略重心从大西洋转到太平洋就可见一斑。在美国眼中，俄罗斯虽令人头疼，但中国才是真正的战略竞争对手。

将这些强人的崛起视作对西方的明确挑战是个错误。他们之间同样还存在很多分歧。尽管普京上周访问安卡拉期间，埃尔多安一直笑容满面，但土耳其仍是北约的凶猛一员。安倍之所以有重建日本军事实力的野心，也是意在威慑中国。莫迪与中国政府在喜马拉雅山的边界争端，可以视为他在寻求与美国关系升温，以及与安倍达成伙伴关系。

从这些铁腕领导人身上真正能看出的是，20世纪下半叶的多边主义模式更像是段历史插曲，而并不能代表国际关系性质的永久性转变。全球化已经在节节败退。随着强人登上国际舞台，康德(Kant)要开始为霍布斯(Hobbes)让位，而多边主义则要为大国政治让道。西方即将重新开始学习在一个粗暴得多的世界里生活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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