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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选择一些历史上进行变法的例子来作目前很时髦的case study，来和我们眼前看到的做些类比，也许能帮助我们寻找到一些研究现实的蛛丝马迹。写作手法还是想采用说一个故事的方法，毕竟对现在的人们而言这样要比讲一个道理更容易接受。<br /><br /><b>前言 </b><br /><br />中国历史上的变法不算少，要选择适合我们进行情景和现实分析的例子似乎很容易。然而，在我刻意忽略了像王莽改制、康有为戊戌变法这些即使是理论上都缺乏可行性、其操作者也缺乏必要的远见和能力的例子，也刻意忽略了那些如秦始皇、李世民、朱元璋这些开国君主们名为改制实则为开宗立业的光荣事迹之后，猛然发觉手上所剩人物的名字只有三个：商鞅、王安石、张居正。 <br /><br />不过恰好他们分别是中国封建文明的发端、鼎盛和衰落期的典型代表人物，相信使用他们的故事可以让我们对我们这个国家错综复杂的传统有更全面的理解。为了增强时代感，我们将尽量模糊掉具体的年代，并使用现代人熟悉的词语和方式来叙述我们的故事、描述我们的人物。 <br /><br /><br /><br /><b>聪明的国家发改委主任----商鞅 </b><br /><br />大多数人都可以从中学历史书中知道这个名字，知道他搞了一场成功的变法，但我们国家的历史教学有个奇怪的特点就是：对细节总是习惯一带而过，而重在用结论性的文字来宣讲其意义或历史地位。且不说这种形而上的方式是否公允客观，单就其效用而言，作为被教育对象的我们因此而缺乏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直观观察角度则已成为必然。因此无论多么伟大的人物多么重要的事件，至多是作为一种符号一种象征而被人们记住，却丧失了原本应该具备的现实感召力。 <br /><br />商鞅就是这么一个人物，他的存在，确实不应该被2000年来的中国人所轻视。 <br /><br />商鞅原本是卫国贵族，本名公孙鞅。本来他很有可能在卫国一直碌碌无为到死，但历史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当时，秦国的新君秦孝公刚刚继位，这也是一位励精图治的君主，他发布了这样一道诏令： <br /><br />“公元前三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欢迎各国精英名流来我大秦投资合作、献计献策。” <br /><br />于是商鞅就来到了秦国besuchen秦孝公， 从此这两个人乃至整个中华文明的命运被改变。这一年，秦孝公24岁，商鞅26岁----这个年纪大致还算是9点钟的太阳。 <br /><br />我们不得不先交代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这时的秦国，正处于春秋战国的转型期，三家分晋不过刚刚过去50年，天下依旧不太平。与山东诸国相比，秦国的土地不算富饶，军队的战斗力也远没有后来强盛。在当时强盛的魏国和齐国眼里，秦国的地位不会比今天的北朝鲜好到哪里去；在这个人才辈出的战国时代，被媒体和民众更关注的是另外两个耀眼的名字：庞涓和孙膑，这是他们的时代。 <br /><br />没有人理会秦国在做什么，秦人当时就代表着乡下人这个名词。 <br /><br />但是后人们却不这么认为，无数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都非常慷慨的给与了秦孝公和商鞅这对君臣以最高评价：商鞅变法被认为是秦国之后100年异常强盛的根本，并最终导致了秦统一六国；商鞅制定的国家管理制度被认为是中国从此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制度的里程碑，秦始皇和李斯后来制定的封建皇朝制度亦大多脱胎于此；商鞅本人从此被视为法家的代表人物，而秦孝公也成为历史上数得着的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直到今天，商鞅的“南门立木”也可成为市场营销学里的一个典型成功案例。 <br /><br />如果有人说中国日后封建文明的得以傲视寰宇，皆因为拜这位商君所赐，则笔者也窃以为一点不为过。因今天的眼光来看，商鞅变法即使不能说是后无来者，但至少也是前无古人。 <br /><br /><br />那么商鞅到底做了些什么呢？ <br /><br />有一段对话不能被忽略。 <br /><b><br />秦孝公问：寡人欲富民强国，让秦国成为霸主，商君以为如何？ <br /><br />商鞅说：要富强要成为霸主，光发展GDP还不行，还要建设和谐社会。我送你十六个字：赏罚分明，取信于民，发展农业，打击贵族。</b> <br /><br />看了这十六个字，不禁让笔者想起了这样一段话：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显然为所有中国人所熟悉，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曾经被写进了所有中国学生的初中、高中、大学的政治课本。 <br /><br />谁能说商鞅当时的想法不后现代，不让人看到今天的事实后更感到惊异？ <br /><br />商鞅的全套改革大体如下： <br />1、 政治方面，取消传统奴隶贵族的世袭制度，将爵位与军功挂钩，斩首一级则可获一级爵位----秦军的骁勇便由此而来。 <br />2、 行政方面，迁都咸阳，建立县一级组织，全国变为郡、县三级管理制度。 <br />3、 经济方面，在咸阳设立经济特区，吸引其余六国客商来此经商，税收大致为其余各国的一半----咸阳则迅速成为当时的经济和文化中心。 <br />4、 农业方面，取消井田制，鼓励开发荒地，并可因此免除相应赋税。 <br />5、 人权方面，解放20万隶农成为自由缴税农----同时也在全国统一标准税不增加的情况下扩大了税源。 <br />6、 法制方面，严禁民间私人斗殴和犯法，每村实行连坐制度，若一人犯法，则10人连坐，这样迅速预防和制止了犯罪。同时要求执法必严，一视同仁----太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典故就出于商君。 <br />7、 户籍方面，实施个人身份制度，出外旅游、经商时投店必须携带官府颁发的身份证明，否则不予接纳。 <br /><br />这些就是传说中的《军功授爵法》《私斗治罪法》《什伍连坐法》《客栈盘查法》和《农耕奖励法》的大致内容。即使是现代的法学专家，看了商鞅变法的全部内容，也很难不赞叹其思维之缜密，思想之超前。 <br /><br />关于这些法令的历史意义和功效，读者自可去细细体会，这并不是本文的重点。笔者所关心的，在于商鞅何以在当时的现实条件下，成功完成了堪称是开天辟地的大变革？ <br /><br />很遗憾我们无法得以采访商鞅本人，不然就可以邀请他亲自“面对面”的谈一下搞改革开放的心路历程和辛酸故事。我们只能从可以获知的历史典籍里，尽量地去还原当时的人物状态，来推测他们的心理活动。 <br /><br />商鞅变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他遇到秦孝公的当年，虽然他已将自己的全部执政思想全盘托出，但迅速召到群臣反对，秦孝公考虑到自己刚刚登基，位子还没有坐稳，羽翼并不丰满，并没有立即采用商鞅的变法主张。 <br /><br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几乎找不到商鞅变法内容上不合理的成份，但以当时的眼光看，这些即使不是邪说异端，但至少也是离经叛道。 <br /><br />“国之将亡，必有妖孽！”甚至有白发苍苍的股肱之臣这样对秦孝公说。 <br /><br />两年，整整两年的时间，秦孝公只能做一件事情：等待，等待朝中的重臣们死亡或是告老还乡，再换上自己的亲信人马。这个时期，没有历史数据表明，商鞅在台前幕后指挥并参与了这些政治斗争，但我们应该相信，他并没有闲着。 <br /><br />两年后，秦孝公终于等到一个机会：任命商鞅作左庶长，指挥变法。按照今天的政治结构，这个官职大致相当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兼发改委主任、国家军委第一副主席。 <br /><br />这里需要对秦国的官职结构作个必要的交待。秦国当时在政治上明显落后于山东六国，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没有明确的丞相制度。当时秦国设上、中、下大夫，大、左、右庶长，这些人构成了权力中心，但在大夫和庶长之间很难说到底谁得权力更大，往往是因人而异。 <br /><br />秦孝公采用的做法是：将原来的上大夫升任太师，挂个虚职；同时空设大庶长，以避免争议，让商鞅以副总理的身份署理宰相职权并亲自领导变法。 <br /><br />于是，上层建筑中的传统反对势力的声音似乎变得不那么响亮了，但另一方面的问题也日益暴露出来了：这就是民众对变法的漠然和不理解，对商鞅这个外来打工者也非常不信任。 <br /><br />这个问题听上去似乎匪夷所思， 但恰恰是中国历来改革的领导者们所头疼的问题。按道理说，明明是一些对普通百姓的有利的政策，却往往在推行中没有改革者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当年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之初，就的确有不少人手拿红宝书冲到村支书那里斗资批修。如果轻率的将这些统统归结于民众的愚昧，则未免有些过于武断。中国的历史国情是，长期的底层生活让民众对国家政策的朝令夕改已非常厌倦，人们尤其不愿意轻易付出自己的热情和信任，而导致在下一次可能的变革中遭遇杀身之祸。 <br /><br />面对这样的不信任，摆在统治者面前的通常只有两条路：要么就使用杀一警百的做法，以权力强行推行之。这个方法的效果也是明显的，在后面要叙述的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变法就是明证。 <br /><br />要么就使用更高竿一些的做法，用小聪明甚至是不入流的手法“骗取”信任----商鞅的南门立木和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都是典型的成功案例。 <br /><br />商鞅的这个举动即使并非绝顶高明，但的确经典：商鞅在南门（不是西门！）放了一根二丈的木头，广而告之谁要是搬到北门去，就可获赏金十两。可是大家伙并不相信，以为只是左庶长在开玩笑，没人理睬。商鞅迅速将赏金上调，三十两、五十两，可是越高越没人相信，以为不过是愚人节的玩笑。 <br /><br />终于有个不怕死的帅哥站出来了，把这根并不轻的木头扛到了北门。商鞅迅速支付了五十两黄金，一时间舆论哗然，老百姓纷纷传颂这个一夜暴富的动人事迹，商鞅也瞬间成为了言出必行的模范人物。在崇尚义气，讲究信用的秦国百姓眼里，商鞅的确是一条汉子，值得信任。 <br /><br />没有任何一部历史书籍告诉我们，这个不怕死的壮汉是不是商鞅暗地里埋下的托，但他看似简单的行动确实已成为改变历史的奇迹，也已是不争的事实。由此而后，商鞅的政令可以说是言必行，行必果，广大的民众迅速成为了改革的受益者，而成为了商鞅对抗保守贵族们的重要基石。 <br /><br />商鞅变法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变法，最应该带给所有改革者的直接经验就是：改革永远只能是强人政治的产物，离开了权威，改革即使不能说是寸步难行，但至少也是步履维艰，甚至最终难于逃脱失败的命运----由是观之，德国如今所试图实施的各项改革是如何艰难也是可想而知了。 <br /><br />至此，本节可以告一段落了。仅在最后，来交待一下我们故事主人公的命运：秦孝公后来死于一个奇怪的病症，浑身瘫软无力，不能下地，即使是当时的神医扁鹊也束手无策，最后因内脏功能衰竭而死----颇有些像“过把瘾就死”里王志文得的那个肌肉无力症。 <br /><br />而商鞅呢，虽然变法后功成身退，但在秦孝公之后无法逃脱一死，并招致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最严重的刑罚----车裂，也就是五牛分尸，此前只是神化中传说此刑罚是当年大禹为惩治不听话的共工所创。 <br /><br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悲剧，其原因和内情当然也不会是我们历史书上说的那样简单：商鞅因为割掉了当时的太子的师傅的鼻子和耳朵，而招致了新皇帝登基后的报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之后再行讨论，这里就恕不再展开。 <br /><br />但毕竟人亡没有政息，我们就不得不感谢上苍。 <br /><br /><br /><br /><b>前卫的央行行长----王安石 </b><br /><br /><br /><br />与商鞅的彪炳史册相比，王安石的所作所为则始终充满了争议。他的变法，不仅在他那个时代，遭受了来自同样有名的司马光、苏轼等一大批曾经的同事朋友的强烈谴责，即使在后世的很多政治人物眼里，也一度成为祸国殃民乃至要为后来的靖康之耻负责的垃圾。 <br /><br />而与此相反，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王安石这个名字则忽然成为响彻大江南北的宣传口号，基于某种示范的必要，他被称作是伟大的文学家，政治家，改革家。甚至于很多连初中都没有上过，连听都没有听过熙宁变法为何物的人，都知道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列宁曾经教导说：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br /><br />中国的传统中，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讲究盖棺论定。但是，今天的我们知道，这不是事实。无论是将李鸿章当作诸葛亮来演，还是把岳飞从民族英雄的名单中划出的做法，都让人们对这种动不动就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心态充满忧虑。 <br /><br />如果仅仅是因为出于现实需要，那么这种做法就更不值得人原谅。 <br /><br />那么王安石到底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是忠，还是奸？ <br /><br />无论答案为何，我们都应该坚信，至少上述两种极端的说法都不可能成为事实的全部。 <br /><br />如果我们能用估量自己身边人物的办法，去观测那些历史人物，那么即使也未必完全得到真实，但至少会生动许多。 <br /><br />王安石的文学成就无人怀疑。他的很多散文都被选入我们的中学语文教材，比如伤仲永，游褒禅山记，答司马谏议书等等；他的诗句中，“春风又绿江南岸”也成为古代大家着重推敲的典范。 <br /><br />但是对于他的私人性格我们却知之甚少。而事实上，“如果不是由于他卓越的文学成就和清廉的人品操守在，的确令人很难想像王安石这三个字该如何面对所谓史笔如刀。”----他进行变法的同事和部下里，如章纯，吕惠卿，蔡京之流，统统被宋史列为奸臣的行列，而只有这位改革的首倡者、总设计师安然无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戏剧化情节。 <br /><br />其实王安石也应该算是年少得志，22岁就高中进士，相当于具备了博士学位----大约比卡尔斯鲁厄一位年轻女博士生还早。而后25岁就获得了进入翰林院的资格，相当于可以进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担任研究员。但是他竟然放弃，选择了去当一个县长。 <br /><br />然后他在地方上一呆就是20年，其间一心一意为人民办实事，在朝野上下获得了极高的声誉。这二十年，也是历史上记载最缺乏、因此也最神秘的20年，我们只知道，他一次次的拒绝朝廷升官的诏令，而恰恰这每一次拒绝，又增添了他的神秘色彩，一时成为贩夫走卒、文人墨客、官僚商贾乃至王公贵族都竞相追捧的公众人物，于是甚至有了类似“为人不见王安石，就是英雄也枉然”的传闻。 <br /><br />难怪有人说，“如果说他是为了沽名钓誉，这时间未免太长了些；如果说是韬光养晦，这份沉得住气的功夫真正罕见。 ” <br /><br />此外，他的一些古怪性格也被人所议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我们的王公子还真是够另类的。据说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修边幅，甚至到了经常不洗澡，不换衣服，不漱口的地步！ <br /><br />要做他的夫人，看来天天要盼重感冒。 <br /><br />其实以我们今天不长的阅历，也可以体会到，在我们的身边，的确会有这样一些天赋异禀的小伙子，有着这样那样的奇怪的个人癖好。以当下的眼光来看，只要老王不变态到收集女人丝袜，其他的还真是稀松平常。 <br /><br />他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容易发呆，对周围的状况经常惘然不顾。如果说前面那个毛病，还只是身边人遭殃的话，那么这个毛病就非常容易也的确使他自己而受难。 <br /><br />据说他吃饭的时候，通常只吃眼前的那盘。弄得有幸和他一起聚餐的人们，纷纷宣传老王喜欢吃某某菜而频频撞车。这样的故事发展到顶峰的标志，是有一次王安石被邀进皇宫钓鱼，他老人家竟然当着皇帝的面以心不在焉的姿态将手前的鱼饵一粒粒吃完！ <br /><br />如果这位皇帝是慈祥的十全老人乾隆，也许他会唰地一下扑过来，一脚将王安石踹翻，嘴里还作到：你这厮，想什么坏水呢！ <br /><br />可惜的是，王安石遇到的偏偏是历史上最不媚俗的皇帝----宋仁宗，就是那位手书“要这浮名做甚？且去浅斟低唱”给柳永这个红尘词人的正经皇帝。于是在他眼里，王安石这样的举动，实属矫情镇物，皇帝的理由是：吃一粒鱼饵并不神经，但竟然吃完寡人一盘鱼饵就有些作怪了。 <br /><br />这也许可以成为催眠学或者心理学研究里的典型事例，但依笔者的观点来看，皇帝大人未免也太有些事儿妈了，说不准老王就是把这鱼饵当作口香糖而已了呢。 <br /><br />而这样一些神神叨叨的毛病，与王安石的才具和能力相比，即使不算是微不足道，至少也可以算是旁枝末节。 <br /><br />王安石的个人品格绝对是久经考验的，即使是他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他不贪金钱，根本不注重物质生活，也从未为自己的亲族谋取过任何利益。他不徇私，也不枉法，即使是身居高位，手握生杀大权，因为变法而不得不把政治对手流放或贬谪时，也依然可以做到让所有人相信这都是出于公而不是因为泄私恨。 <br /><br />王本人的确有过目不忘的能力，博览群书；写文章的时候也通常是走笔如飞，一气呵成。此外，他的口才也颇为了得，经常旁征博引，让对方哑口无言。 <br /><br />以现代人才学的观点来看，王安石还具备两个成功者必须有的气质： <br /><br />一个是非常自信。通常来讲，要做大事的人，往往在青少年时期就有踌躇满志的端倪显现，倒不是说一定要多么自命不凡，但敢于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立志改变这个世俗的世界，则一定是必须的。 <br /><br />另一个就是极能吃苦。据资料显示，王安石小时候家境困苦，那时他为了读书，竟然自己发明了一种又省钱又省时间的食物：粥冻。就是把稀饭放在室外冷冻，然后带到山洞里去读书。他将其切成四块，一块作早餐，两块作午餐，剩下的一块作晚饭。这样读完一天的书才下山。 <br /><br />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例要比那些悬梁刺股，凿壁偷光、雪夜读书等等略有些自虐夸张的故事更容易打动今天 丰衣足食的人们。 <br /><br />从上面的故事中，我们基本上对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有了一个全面而又感性的了解。以今天的眼光来评判，像王安石这样的人，倒的确是有些优点和缺点都非常明显的理想主义者色彩：特立独行却又志存高远，不拘小节却又见识过人。如果用性格决定命运来解释的话，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的变法会如此惹人争议而又好坏参半了。 <br /><br />王安石在他大约40岁那年，被任命为三司度支判官，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中国央行行长。从此，他开始踏上了改革的征程，并在10年后一度担任参知政事，也就是国务院总理，正式推行熙宁变法，历时17年，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br /><br />以我们今天的史实可以看到，王安石变法曾经很成功，然后又一度非常失败，遭到上至百官下至民众的一致反对，其间跌宕起伏，七上八下，直到神宗皇帝死去，司马光重新掌权，新法宣告彻底玩完。 <br /><br />那么王安石究竟干了什么，导致这么多人反对他？ <br /><br />一个细节，无法让人忽略。 <br /><br /><b>宋神宗，王安石和司马光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争论。 <br /><br />宋神宗：现在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国库空虚，要搞些活动又总是没有钱，大家说怎么办？ <br /><br />王安石：这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如果现在开始搞改革开放，肯定能三年转困，五年盈利。 <br /><br />司马光：你的所谓理财，不过是巧立名目，对百姓增加赋税而已。 <br /><br />王：不然。我一定有办法，不增加赋税也可增加国家收入。 <br /><br />司马：scheisse, 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世间的财物粮食总是一定的，要么在百姓手里要么在官府手里，如果你想办法从百姓手里巧取豪夺，坑蒙拐骗，非法集资，那就比增加赋税还恶毒。皇上你别听他的，这不过又是当初桑弘羊哄骗汉武帝那一套伎俩。 <br /><br />王：我无语。皇上看着办，反正有我没他，有他没我。 </b><br /><br />后来的事实是，年轻的皇上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把司马光贬到洛阳去写资治通鉴去了。 <br /><br />我们应当再次感谢上苍，让这个20岁的皇上做出了一个如此英明的决定：不然我们这些后世子孙将既可能看不到资治通鉴这样的经典皇家教科书，也很可能看不到熙宁变法这样开天辟地的大手笔。 <br /><br />从表面上看，即使在很多现代人心中，也会认为司马光说的是真理，即使不能说是天经地义，也至少可以算得上顺理成章。 <br /><br />可是后来的事实却告诉我们，王安石没有错，甚至，很前卫，以至于可以和当代的经济学家们所媲美。 <br /><br />王安石的变法，与其他所有变法的根本不同在于：他的重点实际上仅在经济体制改革，而不过多触及政治及行政改革方面。而在经济改革中，中心思想又可以归纳成：加强宏观调控，以现代金融手段操作国家经济运行。 <br /><br />王安石的所谓超前就在于此。其实王安石所谓的不增加赋税也可增加国家收入的说法，在现代经济学之下，的确是有很多的方法可供选择的。这一点可以以他最著盛名的青苗法为例。 <br /><br />它的主要内容是：当青黄不接的时候，由政府贷款给农民，收取半年百分之二十的利息，收获之后连本带利即行归还。由于此贷款以田中青苗为信用保证，所以，称为青苗法。 <br /><br />很显然，这个法令带给农民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其实这个法令揭示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国家和民众在经济生活中不应当处于对立的角色，那种民众交租国家收税的单一模式已被现代经济生产所不允许。国家更多的应该的对民众生活加以帮助和推动，运用金融或者政策的手段，加强资金周转速度，提高生产条件，协调资源配置，控制经济发展方向----这同时也可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br /><br />这些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在今天都未必能让现代管理者们统一认识，但令人惊异的确是，1000年前的央行行长王安石竟然就已经掌握了这一理论，“用信用贷款的方式刺激经济的成长，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时，即便用同一税率也能在加速周转的流通状态里收到增加财政收入的成果。” <br /><br />一句话，农民卖的粮食多了，买卖物品的次数多了，那么自然不加税率也依然可以增加税金总额。王安石其它与经济有关的变法，如设置三司条例司、农田水利法、均输法、市易法及免行钱、方田均税法、保马法等，其基本经济思想大体也来源于此。 <br /><br />很明显，王安石比司马光的想法可是要高明多了，何止如此，这种采用金融调控的方式管理国家的企图，其深度与广度都不曾在当日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提出过。所以有国外的汉学家指出，如果说当初秦始皇的那一套政治制度使得中国文明一下子领先世界各国几百年的话，那么王安石的出现又使得中国的经济运行理念一瞬间独领风骚。 <br /><br />事实上，任何所谓的国家经济调控手段，归根结底都只是一个目的：用各种手法保持并刺激民间经济活力，并在藏富于民与加强政府收入中寻找到巧妙的平衡：一方面要与民休息，不要纵容政府或富裕阶层掠夺民间财富，另一方面也要引导民间生产进入良性循环，从而可以凝聚民间资本而全面增强国家的军事、科研、文化和技术的发展。 <br /><br />即使是今天的所有改革，大体也不过就是这样的框架----上至治国下至发展企业建设组织，大体如此也。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只要顺着这个方向走，哪怕是很短一段时间，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就会像变魔术一样的创造出无穷无尽的财富来，而国家的全面强盛，也会迅速成为事实----这一点，无论是当初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还是今天的改革开放都是佐证。 <br /><br />但是可惜的是，这样的一种理论，在宋朝当时的那个年代，确实是太前卫了，即使不能算是天外飞仙，但至少也是闻所未闻，叫人实在不敢苟同。我们完全无法想象，为什么在现代人眼里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在古时的人们竟然往往意味着大逆不道或是胡言乱语----也许人与人真的是有很多构造上的不同。 <br /><br />这正是事情的不幸和悲剧所在。 <br /><br />司马光，这个在历史上同样轩昂一世的人物，这个早年就以司马光砸缸这样逆向思维案例闻名遐迩的同样绝顶聪明之人物，从一开始就坚定地站到了变法的对立面；苏轼，这样一位同样风骚人物，也是变法的反对者。人们几乎不敢相信，几乎所有德高望重的元老重臣，和除王安石一人之外的几乎所有最重要的文化名人，全部变成变法的坚定反对派，这里面甚至包括了王安石的亲弟弟王安国和很多亲人朋友。 <br /><br />这样的处境，一定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完全可以说是众叛亲离，反目成仇－－－－相形之下，莲蓬头经常所遇到的，根本就是小儿科。 <br /><br />然而王安石的应对手法却也有些简单的让人感到冷酷。事实上，他几乎是不假思索的就选择了前文所述的那种极为直接也极为极端的办法：利用权力去对抗，把反对者一一撤职流放。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们就无法确切得知了，也许是因为他已经看得过于透彻，懒得啰嗦；也许是其实以他的政治智慧，也找不到更为高明的办法。 <br /><br />但不管怎样，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内心是无比坚定的。这对一个改革的执行者来说，绝对是最重要的。在与司马光宣告决裂的一封信里，他这样写道：“如果阁下说我对国家缺乏责任，工作成绩不好，那么我就认了；但是如果您要是说我不该宣扬改革，应该墨守成规屈服世俗，来博个好名声，那我实在是不敢领教。” <br /><br />可惜的是，王安石的坚定，睿智，高尚，政治权威甚至是文才，智商这些东西，也一模一样的存在于司马光身上。这就使得这样的反对，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令人生畏的力量。因而即使是在王安石身居宰相高位的时候，与反对者的对抗也从未显得轻松----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爸爸和妈妈完全因为理念不同发生争执，会是怎样的混乱场面，又是怎样的令人难于选择。 <br /><br />而事实上，王安石变法也的确最后终结于司马光这样一位反对变法的精神领袖手上，而王安石个人的最后结局，也正是变法的被废止而郁郁而终。这样残酷的事实不得不让人掩卷叹息，如果说前面商鞅及很多历史风流人物的悲剧性结尾验证的是我们的社会传统中“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一经典论断的话，那么王安石和司马光的纠缠争斗说明的就是另外一个同样经典的悲剧故事：“既生瑜，何生亮。” <br /><br />王安石的在天之灵一定会对司马光咆哮：都是你的错，把我赶下课，不然我们中华民族也许早就建立了自己的银行，股票交易所，大型研发中心，哪里会让1000年后的后人被外族欺负。 <br /><br />谁也不能说这并非可能。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也绝不仅仅是因为司马光和其他人的思想过于保守，还是有一些很重要的主客观原因去值得探讨的----呵呵，不幸这也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有兴趣的人们也可在将来去进行。 <br /><br />那么，与我们身边的事情相比，这节的故事又能让我们领悟到什么呢？ <br /><br />王安石的变法虽然奇异，但是毕竟还是实施了将近20年，当时国库的迅速充盈也的确成为现实。相比之下，莲蓬头的很多想法不仅连运作的机会都没有，甚至连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都异常艰难，这又是为什么呢？ <br /><br />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我们前面不厌其烦所提到的，王安石的个人品质的完美和能力的优秀无疑加强了哪怕是听上去很离谱的制度的感召力，以至于他的缺点都能成为某种神秘的因素来作为宣传的卖点。 <br /><br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要让人们服从一个人的主张，而这个人又不具备如前节所述的基本权威的话，那么这个人就必须有超强的个人能力和资历让别人高山仰止。如果连这一点都不具备或者并不充分，那么就必须至少拥有一点：无可挑剔的个人品格及私生活，让人们相信至少你是出于公心而不是怀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br /><br />所以这些理想主义者们啊，你们还是必须要等待，等待天时、地利、人和。 <br /><br />王安石不信这个邪，所以他最后还是失败了。 <br /><br /><br /><br /><b>苛刻的人大委员长---张居正</b> <br /><br /><br /><br />读者们应该庆幸，本节将是全文当中最短的一节。 <br /><br />倒不是因为想偷懒，而是因为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张居正，他的变法实在是所有变法案例中最简单、却又是最短暂的一个。 <br /><br />中华文明走到明朝，已经由唐宋的繁荣鼎盛，渐渐来到了没落期。这个时代的特点就是，无论开国君主如何的英明神武，也难以改变几代之后皇朝迅速腐朽的事实。 <br /><br />在明朝，由于朱元璋强行推行理学的缘故，中国社会的民间文化呈现更强的收缩性。人们的思维开放程度，不要说和以前空前活跃的春秋战国时代相比，就是和文化超级强盛、孔孟之道日益壮大的宋朝相比，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br /><br />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也正是由此而一落千丈，直到了简直可以说是倒退的地步。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虽然时代在演变，但人们的处境并没有得到改善，不要说商鞅和王安石这样的变法断难施行，就是政治人物的个人成功，也是谈何容易啊。 <br /><br />因为如果是一个企图和平崛起的政治代言人，那么必须要懂得隐忍周旋，机警宽容，否则的话他不可能为这个文官体制所容。然而一旦掌握了实际的权力之后，还不能忘却了自己当日的理想。为了得以对不正确的政策予以调整，又要求他既有着"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那种耐心，又有着挟雷带电的霹雳手段，此外，还必须长寿，得以保证自己的政策推行时间。 <br /><br />然而这是多么的难得啊？可是历史总是有意外的，哪怕是小小的，这一次，他的名字叫――张居正。 <br /><br />不过作为一名改革家，张居正的治国理论倒也算不得突出。 <br /><br />他得以成名的一条鞭法，从根本上来讲，其实也算不得是变法，而不过是改变了已有法制的实施状况。他在10年的改革里，只做了一件事： <br /><br />丈量全国土地，对所有人按照拥有土地的多少按照国家制定的统一标准税率收取赋税。 <br /><br />其理论简单的让人震惊，但如果有人仅仅因为这些就断定他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大错特错了。 <br /><br />张居正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在成为正式的首辅（即宰相）之前深藏不露，处处小心，严谨自然而不形于色，沉稳有余又不言而威。一等权力在手之后，又能不忘自己当初的抱负，一展拳脚。研究过张居正历史的人，完全可以说张居正是极为难得的治世良臣。 <br /><br />但即使是如此，他所遭受到的指责依然不绝于耳。其中最著名的事件，就是他曾经在父亲逝世后拒绝服丁忧，即离职回家守孝三年。用今天的说法来讲就是，下岗三年先，回来我们再说。 <br /><br />不要说对张居正这样一位韬光养晦好不容易盼到实施自己改革理念的政治家来说，这是难于让人接受的，就是对于我们这样的现代普通人而言，都深深地觉得这样的制度实在是。。。狗屁。 <br /><br />但在当时，这却是法律。要摆平它可不容易。 <br /><br />前面我们说过，如果一个人的品德操守遭到他人怀疑，那么不要说你的事情办不成，很可能你这个人都不再有立足之地。张居正为了这件事情，不得不惊动了皇太后，皇上强硬挽留，甚至到最后杀了人砍了头才得以平息争议。 <br /><br />但是我们今天的人都知道，无论当时的那些反对者怎么做道德文章，那都只是借口。张的改革遭到反对只有一个原因：对待老百姓，他施的是仁政，对官员、清流等利益集团，他施的却是苛政。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亦是他祸机引发之处。 <br /><br />从传统的文化观念判断，张居正是法家而非儒家。循其文化内核，儒家讲稳定，法家讲进取；儒家讲操守，法家讲事功；儒家循规蹈矩讲秩序，法家审时度势讲变通。 <br /><br />张居正的改革效果毋庸置疑。是他用短短的十年，为国家储备了大量的金银与粮食，支撑了朱明王朝的最后六十年。而且在他执政期间，广大农民迫于生计揭竿起义的事也未发生。 <br /><br />但是对他的个人评价却有些让人捉襟见肘。毕竟他的私生活并非无懈可击，有人说其个人生活极度奢靡，表里不一，这的确是事实，张居正的死因就非常神秘，据说正是属於春药过度。因而最后当明神宗忽然发觉自己万分崇拜的老师竟然是个人面兽心，表里不一的王八蛋的时候，迅速颠覆掉了张居正的变法就完全可以想见。 <br /><br />这还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张居正的最大失误，也是他最遭人痛恨的原因在于：“他把所有的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贬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的安全感"。 <br /><br />这就仿佛一位负责立法的议长或者人大委员长，制定出许许多多严厉的法律，却都只是要求别人的，自己却仿佛置身事外似的搞自己的事情，这如何能让别人轻易放弃反对？ <br /><br />何况，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br /><br />张居正的变法故事告诉我们，他的错误在于：一个人即使具备再美好的想法和对现实的高度洞察力，但如果他自信过度，不能谦虚谨慎，不肯对事实作必要的让步，那么依然难以摆脱被人驱逐和排斥的命运。 <br /><br />这的确是事实，虽然很多有为青年对这个事实接受起来非常的不情愿，或是非常的心有不甘，但这，的的确确就是我们拥有的现实。 <br /><br /><br /><br /><br /><br /><b>尾记 </b><br /><br />有人说，对理想主义者应报以最崇高的敬意。但在笔者看来，对于这些动不动就想整点事情出来的“改革者”而言，历史所回报与他们的却总不是那么美好。 <br /><br />往往，这些改革者，或者是那些曾经想有过一番作为的人们，他们的故事通常是这样结尾的： <br /><br />商鞅，封建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奠基者，死于车裂，俗称五牛分尸； <br />苏秦，合纵和连横制度的首创者，六国大丞相，欲刺后也身受车裂之刑； <br />吴起，著名军事家，在楚国推行改革而得罪旧贵族，被乱箭射杀于楚王尸体上； <br />孙武，著名军事家，孙子兵法的作者，早年练兵时因立斩吴王两位妃子而得罪其家族，最终被逼退隐山林，郁郁而终； <br />李斯，传国玉玺、度量衡和统一文字的发明者和执行者，腰斩弃市，灭九族； <br />晁错，汉朝消蕃政策即推恩令的提出者，因招致列诸侯反对不得不被作为替罪羊，腰斩弃市； <br />王安石，著名的经济学家、改革家，变法失败后忧郁而死； <br />岳飞，著名军事家，因为提出北进中原的政治建议被猜忌，最终父子双双被斩首； <br />张居正，著名的改革家，死后两年被全家查抄，只差一点开棺鞭尸； <br />康有为，梁启超，戊戌变法的倡导者，变法失败后被逼流亡海外； <br />宋教仁，中国议会制度的建立者和先驱，被袁世凯派人刺杀； <br />。。。。。。。 <br /><br />还用再写下去么？虽然这些历史人物，他们的身份错综复杂，性格迥异，其最终结局的根本原因也各不相同。但通过无数的事实和经验，我们依然不难总结出来这样一个道理： <br /><br /><b>一个人如果有很强的能力但是不懂得“做人”，那么怀才不遇就似乎应当是不可避免的。即使侥幸能够因为某位大人物的垂青或机缘巧合一时风云际会，也最终难于逃脱要么身败，要么名裂，甚至身败更兼名裂的命运。</b><br /><br />只要是涉及改革，还没有人能够做到做事和做人双双圆满的境界。 <br /><br />相反，如果一个人很会“做人”，那么即便能力不是那么突出，也会处处得到贵人相助，即使最后也许不太会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但往往更容易成为国家或事业上的柱石。 <br /><br />当然，这只是基于我们长久以来的专制和传统的社会格局所获得的经验。在民主之风日行其盛，人们也对各种奇思妙想也越来越宽容的今天，事情将会朝什么样的方向演变，这些理想主义者是否能获得比以前更好的操作空间和结局，真的就不得而知了。 <br /><br />但不管怎样，“天确实还没有亮，莲蓬头起得也许也还是太早了。”其个人将来的命运我们还不得而知，但眼下我们真的不知道该为这样一个人的存在感到庆幸还是懊恼。 <br /><br /><br /><br />走笔于11月24日 <br /><br />修改于11月25日 <br /><br /><br /> |
狗仔卡
发表于 29.11.2006 17: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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