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半生自嘲的一件事：国共和谈真想“和”

零下68度

1946年，蒋介石破坏旧政协协议，悍然发动内战之初，主要由美国马歇尔将军出面调解国共之间的矛盾，由于马歇尔偏向国民党，失掉中共的信任而失败。马歇尔于10月初亲自找民盟作为第三方面之一主持调解，民盟与马歇尔言定，由马担负与国民党一方疏通，第三方面担负与中共一方疏通。

是年10月10日，国民党军队不顾中共一再警告，悍然攻入张家口，国民党政府于11月又悍然单方面宣布了如期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局面全变”。而南京却又放出由第三方面再度主持国共和谈的空气。


梁漱溟曾讲：“当时仍留在京、沪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先生等，对蒋介石这一假和平真内战的又一招，肯定早有认识，并作好准备的。但在民盟方面，特别是我，却不往这方面深想，但有一线转机，‘死马当作活马医’，还真想把它治活呢。”于是民盟又继续为国共和谈而奔走。


晚年伏案工作的梁漱溟 来源：资料图

梁漱溟还在《过去和谈中我负疚之一事》文中写道：“正在我们奔走两方，进行和谈之际，25日忽传国（民党）军在东北攻下共方之安东。本来你攻下他的张家口，共方已经不肯和谈。好不容易，劝请得来谈了，你又攻下他的安东；试问这是何意？大家这才明白，蒋飞台湾，正是避人向其质问。记得当日（25日）晚间，我同黄炎培先生及其他几位民盟朋友在梅园，以此讯息告周（恩来）。周颜色立变，即不肯再谈。经我们再三苦劝，黄（炎培）先生并提议中共、民盟之间作一约定，今后任何一方如有新决定即互相关照通知，以示决不骤然单独行动。周先生始首肯。和谈幸未中断。”梁先生在文中叙述了国、共双方所提互不相让的条件，以及民盟领导经过多次反复研究讨论后才提出一个折衷调解方案，本着两个原则（遵守政协协议；应平情酌理，互相让步）提出三条解决办法后，在文中讲：“我只怕其不足以息争，所以我主张把某些争执问题予以具体决定，加进去。例如东北问题，……其间驻军地点尤为两方之所争。我主张把它确定下来，加入第一条中间。当第三方面在交通银行开会时，由于我提议要再获得大家同意。公推黄炎培、莫德惠和我三个人负责研究后，再提到会上决定。”“莫先生为东北人，熟悉东北情形，就在我们三人仔细研究之下，认定可以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三个地方为东北共军驻地。（我）自以为于国、共两方心理要求，皆曾照顾到。莫先生又提议，东北铁路沿线地方行政之统一，为履行中苏条约所关。而当时情形，沿铁路线总计41县，有20县在共方，21县在国方。他主张在第二条内加入政府得派县长带警察接收那20县之政权，以求全线行政之统一。只带警察不带军队，即所以顾全共方。（我）又自以为是大公至正之心了。把我们研究所得提到会上，第三方面同人均认为要得。于是就分别加入第一条（驻军）第二条（20县的事）两条中，谁晓得失败即失败在此。”“我们匆匆忙忙制造方案，马上送出；轻于一掷，那只有失败了！”梁先生在文中叙述了10月28日这天所以匆匆忙忙的原因及派人分送国方孙科、美方马歇尔的情况后说：“我同莫（德惠）、李（璜）二位到梅园晤周，以文件交他。声明这是最后之折衷方案，并由我分条加以讲解。讲到第二条（20个县的事）刚提说两句，周面色骤异，以手阻我，说：‘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亦一同压迫我们？今天和平破裂，即先对你们破裂。十年交情从此算完。今天你们就是我的敌人！’态度愤激，泪落声嘶。我茫然不知所措，只有两眼望着他。他更诘问我：‘25日晚约好，彼此有所决定，事先互相关照，今何失信？’我顿忆前事，自觉理短，更无话可说。在我正不得主意之时，幸莫、李二位提醒，赶紧把文件从各方收回再说。我愁着全体同签名之件，两三个人岂有权收回？又幸李先生表示青年党方面由他负责。我这才跑出把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三位均寻来梅园商量。大家齐声说：‘收回！收回！’居然取回了原件，各件均请周过目，说明作废，周先生方才收泪息怒。我亦才如释重负，感谢李幼椿（璜）不已。”“这无疑地是一大笑话，第三方面朋友糊涂不中用，特别是我糊涂不中用！然而我们非有恶意于共方，却甚显明。”梁先生在文中叙述了他慢慢把周恩来先生的话回味一番，认识到三大问题———错误后讲：“我真惭愧像我这样的人岂配担当国家大事。几天之内，向各方朋友告辞，我便离开南京了。”


梁濑溟先生于11月6日离开南京到了重庆北碚他办的勉仁书院和勉仁中学，过起读书、著书生活。他首先写出《过去和谈中我负疚之一事》长文，油印多份送与朋友、老学生。1949年将此文编入《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论集》出版；1987年又编入《忆往谈旧录》一书出版。

1982年3月底，李渊庭收到其好朋友邓托夫教授（重庆北碚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两封挂号信，卢子英先生（大企业家卢作孚先生之弟）在信上签名。信内附致人民大学教授胡华先生信及资料。资料中有梁先生早年写的《过去和谈中我负疚之一事》长文。邓信嘱李渊庭先看致胡华教授信，如认可即送。


邓托夫教授致胡华教授的信，是讲胡华教授编著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中，讲到在国、共和谈最后，1946年10月28日，由第三方面提出的和谈的折衷方案（即此文上述之事），“是梁漱溟出卖人民利益，投靠国民党，图个一官半职。”邓托夫教授和卢子英先生认为梁漱溟先生不是这种人，希望胡华教授根据事实下结论，修改他下的结论。（大意如此。）

李渊庭接到邓托夫教授来信后即前往梁先生家，请梁先生看邓的信。梁先生看信后笑着说：“过去的事摆在那里，似无分辩的必要。”李渊庭说：“托夫、子英两位好意，似不应辜负，还是送交胡华教授算了。”梁先生点头。

李渊庭同志让我到人民大学送信。胡华教授看过邓托夫教授的信对我说：“梁漱溟跟我们党不一致，他总是右。什么‘九天九地’呵！《北京晚报》（发表）‘刚直不阿’（文章），我们批判了。至于涉及梁的历史，别的几部现代史，都是‘文化大革命’前写的，而我们是在其后写的。我们是根据纪念周总理的材料写的，这些材料是许涤新等人的。我可以让助手查一下。我们不是随便写的。何干之写的不详细，我们写的近代史是根据会议纪录及有关材料写的，根据悼念周总理期间的文章内提到的材料写的，其中有许涤新等三人写的。”我说：“这事应看具体事实如何。邓托夫教授给您提供的资料，希望您还是看看再说。”我告辞时，胡华教授问了我曾在哪里工作，住在哪儿？我一一回答，当时我已65岁。

过了约两个月，胡华教授来到我家。我当时住在三不老胡同民盟中央宿舍四层，没有电梯，看出胡华教授上四层楼费了劲，进门时喘着气。我们请他坐下来缓缓气。胡华教授说：“邓托夫教授给我的那包资料看过了，他讲的不无道理。梁漱溟回到北碚后从事著作，并没有参加国民党的工作。我将考虑《中国近代史》再版时予以修改。稍坐一会儿就说车在楼下等他，告辞。我跟着送到楼下，看他上车。彼此客气。

从李渊庭给邓托夫写复信时留下的一页废信看，他是1982年4月8日写的，那么我就是在4月初给胡华教授送的信了，胡华教授来我们家则应是6月间的事了。

梁漱溟先生在胡华教授来我们家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来到我们家（他多时不见李渊庭，有时就自己来），自己坐在靠写字台前的木椅上。当时西瓜刚上市，我们头一次买下一个，我切西瓜招待。彼此讲了几句问候话后，我即向梁先生讲我给胡华教授送信及胡华教授几天前来我们家讲了些什么话。梁先生一边听，一边吃西瓜，当我说完，梁先生讲：“过去的事了，谁爱怎么讲，就讲去！”他还是边说边吃，脸上却露出异样的笑容。李渊庭看到了问：“先生冷笑什么？”梁先生抬起了头说：“笑我自己！我还以为我立了功呢！多少年来，我不好讲出来，讲出来也没人相信！1946年下半年那个时候，国民党的军队占优势，当时共军处于弱势；国民党军队进攻哪儿占领哪儿。我提出把佳木斯等三个地方作为中共军队驻地，意在要给中共留几个驻军的基地。莫德惠先生提出让国民党派县长带警察接收中共所占的20个小县，我也不知道那警察是戴笠手下忠义救国军改编，比正式军队还厉害的特务，以为这么做还是照顾了中共（莫德惠讲），我以为自己办了件好事，立了功，很得意，是我自告奋勇要求给中共送这份文件，并由自己给周恩来先生讲解文件。现在想起来真可笑！周总理这个人真英明，对中共赤诚忠心，当我讲解到第二条解决矛盾办法，建议让国民党派县长带警察接收铁路沿线中共占的20个小县时，他立刻明白问题的严重性，发了大怒。他硬是哭着大声吼叫！他对中共的那一片赤心，使我很受感动，很佩服！”我说：“我们也很敬爱周总理。但是不能理解他在1953年为什么要那样不实事求是地批判您呢？”梁先生讲：“他是在毛主席的压力下不得不那样。周总理这个人是很英明的，是个完人！”


梁漱溟先生走后，李渊庭同志对我说：“梁老师一生很自负，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嘲笑自己呢！”李渊庭同志是我的丈夫。他从18岁起跟随梁漱溟先生治学60多年，对梁老师当然有较深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