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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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40年代,遭受纳粹德国种族迫害被迫出逃的50万中欧犹太难民流向了75个国家,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接受了其中的13万。在犹太知识难民集中到达美国的1933—1941年间,仅来自德国、奥地利两国的犹太难民就达104098人,他们当中的7·3%,即7622人属于知识难民,其中有1090名科学家、811名律师、2352名医生、682名记者、645名工程师、465名音乐家、296名造型艺术家、1281名作家和其他文化艺术工作者。①这意味着从德国、奥地利两国社会和文化生活中遭到驱逐的约12000名文化精英中,至少有63·3%被美国所接受,而在约1400名流亡科学家中,也至少有77%被美国所接受。②

如此之多有犹太血统的知识难民流亡到美国,不仅构成了一场整体性的文化转移,也无疑为该国带来了人才上的巨大收益。但是这场文化转移绝非简单的人才位移,因为来自任何国度的知识精英要想在美国生存下来并有所作为,必须首先适应美国社会的文化环境。而这些讲德语的犹太知识难民却在美国这个英语世界里首先面临了共同的“失语性”(Sprachlosigkeit)问题,“德语母语,作为他们过去表达信息、理解、思想、情感以及与人沟通的手段,已经丧失了功能”。③在这种“母语丧失”或“母语被剥夺”的情况下,这些“新来者”要想适应这种陌生的文化环境,一个最为根本性的前提在于:必须尽快地掌握这个客居国社会的语言,尤其是他们的职业语言。因此,当人们在思考这场文化转移与美国成为“世界科学、文化中心”两者关系的同时,这个问题是必须提出来的:这些讲德语的犹太知识难民们是如何经历这场“失语性”问题考验的呢?

在这些讲德语的知识难民当中,流亡律师、医生、记者和工程师的影响范围只涉及日常生活和物质生产,并不对美国的科学、文化发展直接产生影响,从事这些职业的人在美国也并不被视为“知识分子”,况且这些人要想在美国重操旧业,不仅有克服语言障碍的问题,还涉及“从职业上完全重新学习”的问题。①但流亡作家、科学家和艺术家则不同,这些精神产品的创造者只要在美国克服了职业上的语言障碍,就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才能,因此,能否克服职业上的语言障碍问题,也就成为他们能否对美国的文化、科学和艺术发展直接产生影响的关键性问题。有鉴于此,笔者将目光特别集中于这些讲德语的、有犹太血统的流亡作家、科学家和艺术家在美国遭遇的“失语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将有助于对20世纪30—40年代产生的这段流亡社会史的深层次研究,并能更好地理解这场来自于欧洲的整体性文化转移对美国成为“世界科学、文化中心”的影响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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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亡作家的“失语性”问题

讲德语的、有犹太血统的流亡小说家、诗人和文学评论家构成了一个纯粹靠母语为生的难民作家集团,这个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最初都选择欧洲大陆上的周边邻国作为自己的流亡首选国。然而,难民作家的这场流亡能否成功,取决于他们能否继续从事职业写作,他们继续作为“自由撰稿人”的存在和影响,也决定性地依赖于出版的可能性。因此,对他们来说,出版商甚至显得比客居国的文化环境更为重要。这就导致了难民作家的流亡与众不同:他们过去围绕着出版商形成自己的职业圈子,而在1933年后也往往与这些出版商一起流亡。

德国有犹太血统的出版商布鲁诺·卡西尔(Bruno Cassirer)、戈特弗里德·贝尔曼·菲舍尔(Gottfried Bermann Fischer)、库尔特·沃尔夫(Kurt Wolff)、雅可布·黑格内尔(JakobHegner)、格斯荷姆·朔肯(Gershom Schokken)、鲁道夫·乌尔斯坦(Rudolf Ulstein)以及格奥尔格·魏登费尔德(Georg Weidenfeld)等人,早在希特勒上台前夕便开始向邻国转移资金,并在流亡中新建或继续经营他们的德语出版社。②不少欧洲邻国有犹太血统的出版商,如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埃马努尔·克里多(Emanuel Querido)、阿尔勒特·德·朗格(Allert de Lange)以及瑞士苏黎士的埃米尔·奥帕雷希特(Emil Oprecht)等人,也专门为这些流亡作家办起了重要的流亡出版社。③这些流亡出版商的活动并非出于经济利益,而是出于人道主义和政治上的反纳粹主义立场。正是这些出版社构成了流亡作家群体的核心,并为他们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出版形式,从而使他们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失语性”问题的困扰。

纳粹德国于1938年3月吞并了奥地利,又于1939年3月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走向战争代写论文的欧洲紧张局势推动着越来越多的德国难民作家流亡到英语世界,但难民作家的绝大多数仍然留在西欧邻国,仅在法国就聚集了1000多人。在纳粹德国“闪击”西线、法国战败之后,他们中的602人,在美国民间援救组织“紧急援救委员会”委派的代表瓦里安·费赖伊(Varian Fry)以及设在“维希法国”马赛的“美国救济中心”的帮助下,于1940年10月至1941年9月间,分数批过境西班牙,并乘希腊邮轮最后流亡到了美国。①其中的著名人物有约瑟夫·魏特灵(Josef Wittlin)、利奥·福伊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汉斯·萨尔(Hans Sahl)、安娜·赛格尔斯(Anna Seghers)、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 blin)、阿尔弗雷德·波尔加(Alfred Polgar)、阿尔弗雷德·诺伊曼(Alfred Neumann)、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戈洛·曼(Golo Mann)等,此外还有著名电影艺术评论家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Kracauer)以及后来在美国成为著名政治学家的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他们的到来,使流亡美国的作家人数猛然上升到700人。②

然而,流亡出版社已在被逐出中欧和西欧的过程中遭受了沉重的损失,只有当初设在法国的由德国流亡出版商菲舍尔、沃尔夫、乌尔斯坦经营的几家流亡出版社成功地迁到了美国。由于过去在欧洲长达7年的“亏本经营”,他们的财力已大大受损,不可能担负起如此之多流亡作家在出版和生存上的重任。而“早先定居于美国的德国人大多是有日耳曼血统的人,他们在美国参战前通常是对纳粹德国表示友好的,因为只要自己的‘祖国’没有与美国发生战争,‘祖国’的强大本身对他们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是有好处的,所以他们的德语出版机构拒绝接受这些有犹太血统的流亡作家的作品”。③因此,在美国,这些讲德语的犹太难民作家再也无法回避“失语性”问题的严重性,他们那时才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原有语言世界的丧失,实际上意味着我们文化上、物质上和心灵上‘存在之根’的丧失。”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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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是负担了语言上的特别任务的,特定的描绘内容本身就要求一种特定的语言,只要这种语言变成了感情或暗喻上的形态载体,那么它在功能上就几乎是不可逆转的。与其他讲德语的知识难民相比,这些流亡作家对原有的语言观念、语言习惯、语言节奏要重视得多,也要讲究得多,因此在与新语言环境的融合上也困难得多。

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写到:“我们这些全心全意献身于语言的人,不想、也不能放弃自己的语言,因为我们知道,语言不是‘Sprach’,而是思想、感情和许多其他的东西。这是能替换的吗?这种替换是比被剥夺更加厉害的痛苦,这叫‘取出内脏’,这是自杀!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即使他能过锦衣玉食式的生活,也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⑤

莱昂哈德·弗朗克(Leonhard Frank)说道:“在没有那种来自他自身语言民族源源不断的活力注入的情况下,在没有那种无法描述的、持续不断的来自读者回声的情况下,作为一位有影响的作家,他也就不存在了。在这场流亡中,他等于在一把没有琴码的提琴上、在一架没有琴弦的钢琴上演奏。”①

劳乌尔·奥尔恩海默(Raoul Auernheimer)谈到:“不排除人们能学会讲、甚至能书写第二种语言。然而要从事创造性的写作,不仅仅取决于写作本身,更取决于那种观念和经历上的根源,但第二语言只为这些从事写作的人提供了还没有成形的词汇,而他们却只能用这样的词汇来与他们的读者发生联系了。”②

斯特凡·茨威格(Stefan Zweig)则表达了这种绝望:“我今天作为一名作家,只是一个‘生活在自己驱体背后的人’。我过去40年中在国际上赢得的所有东西,或者说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被一拳打碎了!”③

流亡作家中因绝望走上自杀道路的大有人在。除斯特凡·茨威格外,还有瓦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瓦尔特·哈森克勒弗尔(Walter Hasenclever)、库尔特·图霍尔斯基(Kurt Tucholsky)、恩斯特·托勒(Ernst Toller)等这样一批具有世界声誉的德语作家也同样选择了自杀。至于因不能成功地克服职业上的语言障碍而无法在美国站住脚,最后以其他方式走进死亡行列的德语作家,则数量更多。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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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美国的现实迫使这些德语作家“必须迅速地将自己及其作品调适到客居国的文化传统和读者群方向上来,然而这对于那些年龄更大的作家来说太难了,要想从新遇到的事物中创造出文学上的新篇章,他们太缺乏灵活性了”。⑤某些人甚至在学会英语日常用语上都有难以克服的困难。例如,那位“讲着诗一般德语的流亡作家兼戏剧艺术家”弗里兹·科尔特内尔(FritzKortner),这样谈到他头一次接触到英语时的情景:“我的胆怯,只说一个字的胆怯,只被我的无能所超过。我用德语中并不存在的声音来模仿‘that’这个词的发音尝试显然是失败的。英国人是这样来发‘th’这个音的:他们用舌尖部位顶着上齿,并以奇特的保留方式克制性地让气流通过……呵,我简直成了语言上的小丑!”⑥为说明他拒绝学习英语的理由,他还回忆起20年代他在柏林遇到两位俄国难民时的经历:“他们讲德语的腔调简直令人无法忍受。吐字别扭,单调乏味,迟钝笨拙,不合理的造句简直侮辱了我的耳朵。我怎么能够想象,一种同样的语言命运会降临到我的头上!我又怎么能够想象,有朝一日竟然我也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并长年如受虐待那般,像那两位俄国难民讲德语那样来讲英语呢?”⑦

这种强加给流亡作家的新语言要求,导致了这一群体的严重分化,最初出现了两种极端。一种极端由“快速美国化的人”来代表。他们数量不多,有如下共同特点:年纪往往不过30出头,具有天生的语言适应能力,来美国之前就对这个社会充满好感,而在过去的成长道路上,他们的内心受到在德国经历的深深伤害,这种突如其来的伤害正好加强了他们已经存在的适应能力和意愿。⑧这些人拒绝再与流亡圈子中的人讲同样的母语,也是首先试图从语言上切断所有退路的人。他们甚至喊出“忘掉德国!发现美国!”“忘掉欧洲!发现美洲!”的口号,①而美国的出版界也只有这种年轻并迅速“美国化”的流亡作家才可能进入。

赫尔塔·保利(Hertha Pauli)、库尔特·魏尔(Kurt Weil)、爱娃·利普斯(Eva Lips)等人就属此类,但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大文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儿子克劳斯·曼(Klaus Mann)。早在1927年, 21岁的克劳斯·曼因其作品集《新小说》被译成英文而应邀来美国作巡回演讲,为背诵简单的演讲稿,他在出发前学会了约1000个英语单词。在美演讲期间,这位“文学上的神童”接触到许多美国出版界有影响的人物,这为他1937年流亡美国后铺平了出版之路。尽管流亡之初他还不得不去上英语课,但他决心“美国化”的信念是坚定的,因为他认识到:“人们往往低估了自己的适应性和机敏性。一个失去家园的作家,不应固守他对母语的感情,继续讲它的人只会因为喜欢它而不能抛弃它,最后和他的祖国一起死亡。对他来说,要做的是去学习一门新语言并获取一种新身份,他得发现新词汇、新节奏、新手段,并用一种新媒介来表达他的悲伤、情感、反抗和祈祷。之后,他会惊奇地发现,他曾经认为不可逾越的语言固恋其实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种偏见。”②由于他年轻、主动、勤奋,并具有语言上的天赋,运用英语的技能迅速提高,加之又是美国出版界熟悉的人物,因而很快受到纽约新世纪出版社的委托,用英语写下了反映德国流亡者的小说《生命的逃亡》、《另一个德国》、《火山》以及自传《转折点》,在美国获得了其他流亡作家无法企及的成功。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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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极端由“新语言的缺席者”来代表。他们往往年纪更大、也更为知名,其数量远远超过前者。这些人要么生活在失去的往昔中,要么生活在想象的未来中,就如同“古典式的流放者”。他们拒绝任何一种现存关系,正如大剧作家贝托尔特·布雷希特(Bertolt Brecht)对自己的流亡经历所作的描述那样,“就仿佛坐在候车室里,绝不会在墙上钉上任何一颗钉子来挂自己的大衣”。④但他们写下的文学作品只能在菲舍尔、沃尔夫、乌尔斯坦经营的数家流亡出版社出版,或是在自己创办的“流亡文学”杂志上发表。这类杂志往往属于得到美国犹太人慈善机构资助或德国知识难民互助组织捐助的刊物,如汉斯·阿尔伯特·瓦尔特(Hans Albert Walter)主编的《新日记》,威廉·S.施拉姆(William S. Schlamm)主编的《新世界舞台》,奥斯卡·玛丽娅·格拉芙(Oskar Maria Graf)主编的《新德意志活页》,以及托马斯·曼和戈洛·曼主编的《标准与价值》。⑤由于经济问题的困扰,这类杂志的发行量既小又不稳定,读者往往只是流亡者。由于流亡出版社和杂志所能接受的作品容量相当有限,因此,“新语言的缺席者们”围绕着它们形成了一个比以前小得多的圈子,成为了一批在美国坚持用母语写作并能继续作为“自由撰稿人”勉强为生的人。他们的作品也都是以“流亡”为题材的,例如,阿诺德·茨威格(Arnold Zweig)的《万德斯贝克的刑具》,利奥·福伊希特万格的《流亡》,布鲁诺·弗兰克(Bruno Frank)的《护照》,安娜·赛格尔斯的《过境》和《完全保持年轻》,托马斯·曼的《约瑟夫与他的兄弟》,海因里希·曼的《亨利·克瓦特勒》,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的《汉姆雷特或长夜的尽头》等。“显然,积极维护母语成为了他们流亡存在的唯一证明形式。”①

绝大多数流亡作家处于这两种极端之间。这些人或是进入不了美国的出版界,或是进入不了围绕着流亡出版社和杂志形成的新圈子,因而出现了生存危机而不得不转行,也不得不去学习英语。这样的人大致可分为四类,在此指出这些类型的代表人物是很有意义的。

萨拉蒙·迪姆比茨(Salamon Dembitzer)属于患有“美国恐惧症”的代表。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在美国的工厂里打工,并学会了一些英语日常用语,但由于具有共产主义左派思想而拒绝适应美国的文化环境,因而生活极为艰苦,只能在夜间用德语去写自己在美国的流亡感受,并在战后立即返回了欧洲”。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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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特·克尔斯滕(Kurt Kersten)属于“外表适应型”的代表。“早在1919年他就曾在德国获得过文学博士学位,却不得不在打工之余去读美国的夜校。1949年,他终于拿到纽约教育委员会颁发的高校文凭,成为了一名夜校的德语教师,并在1953年获得美国国籍。但在业余时间里,他只与流亡作家来往,也从未忘记用德语去记载自己的流亡经历。”③

尤利乌斯·巴卜(Julius Bab)属于“逐步适应型”的代表。初来美国时,这位著名作家兼戏剧评论家靠其夫人走街串巷推销小商品为生,这使他有可能去专心学习英语,并终于具备了用英语做报告的能力。1945年,他成为美国最大的德语报纸《纽约州报》的一名记者,并在1946年成为美国公民,但他再也没有赢得过当年在德国的那种声望。为此他感叹道:“加入如此了不起的美国世界,对我来说已经太老了,而我还要解决语言上的问题,尽管拥有了美国国籍,但在内心里,我仍然是个欧洲人。”④

约翰内斯·乌尔茨迪尔(Johannes Urzidil)属于“保持避难心境者”的代表。为了生存,他甚至在美国成了一名皮革艺术手工匠。利用学到的英语技能和特殊手艺,他与美国社会各阶层都有一种广泛的接触,甚至与一些美国文学界的人士也有来往。但他始终保持着对德语深深的感情:“德语是我最爱的语言,德语是我的存在方式和永生的母亲,我所有的文章和书籍都是用德语写的,在我流亡生涯最为艰难和德语名声最坏的时候,我仍然对它保持着一种牢不可破的信赖。”“我将自己称为‘一个永恒的离别者和寻找家乡的人’”。⑤

生存上的困境使这些转行的流亡作家对这个新环境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也很自然地影响到他们对美国社会的评价。在他们的笔下,往往能发现一般人体会不到的有关美国社会严酷性和负面性的深刻描述,以及对美国文明的尖锐批评。例如,利奥·L.马蒂亚斯(Leo L.Matthias)在他的《发现美国》一书中写道:“美国的社会结构是排它性地由权力因素决定的”,“残暴的商人权力是美国历史的根本内容。”⑥而贝尔格曼·汉斯·马尔希维查(Bergmann HansMarchwitza)在他的《在法国,在美国》一书中写道:“曼哈顿的吸血鬼是一群唯利是图的奸商和强盗”,“交易所的战斗是一切投机活动、欺骗、精神错乱以及无数谋杀和自杀的根源。”⑦约翰内斯·乌尔茨迪尔则在他的《伟大的哈利路亚》一书中写道:“在美国,通过刺激消费行为来追逐金钱已经达到了顶峰:购买!购买!购买!消费!挥霍!生活!”“电视广告变成了宗教的替代物:纪念碑式的、大喊大叫的、唱着歌的、压着韵的、跳着舞的、讨好献媚的、信誓旦旦的、竭力申明的、虔诚的、易怒的、有威胁的、提出警告的、假笑的、有节奏的、抽泣着的,呵,永恒的广告,阿门!”①不过,这类用德语写下的流亡文学作品都是在战后的欧洲出版的,因而当时在美国社会并不具有影响力。
1933年后出逃的所有难民作家中,只有流亡到瑞典的奈利·萨克斯(Nelly Sachs)和流亡到英国的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在战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流亡美国的700名德语作家中没有产生出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新得主。这本身也反映出讲德语的流亡作家们对“美国新世界”的一种普遍不适应。他们当中的32%都在战后返回了欧洲,这种“返回率”在各类讲德语的知识难民群体中是最高的。②流亡作家中选择战后定居美国的人,大多不是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而是以“改行者”的身份逐渐融入美国社会的。这样的人即使掌握了英语并坚持业余写作,对美国文学所能产生的影响和作出的贡献也相当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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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亡人文科学家的“失语性”问题

讲德语的1090名流亡科学家通过美国学术界于1933年5月成立的“援助德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被安置在美国大专院校的环境中。尽管他们的生活来源有基本保障,但“失语性”问题同样是他们必须面对的,只不过,不同专业方向上的流亡科学家在克服职业语言障碍上的难度不一样罢了。

在所有的流亡科学家中,人文科学家往往面临最为严重的“失语性”问题。他们虽不属于那个纯粹靠母语生存的难民作家集团,但由于其专业方向极大地依赖于他们的语言能力和民族性,因而最初几年专业上的“语言障碍问题”往往不可避免。尤其是那些被分散在美国各高校中的人文科学家,由于必须在“文理学院”中承担对本科生的教学任务,这些站在讲台上的“结巴”,在克服职业语言障碍方面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③

著名语言文学家兼戏剧艺术理论家卡尔·楚克迈尔(Carl Zuckmayer)这样回顾他流亡美国后在纽约戏剧学院初次上课的情景:“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我在美国上头一堂课的时候,我就汗流浃背。我当时十分努力地起草了我的手稿,我的女翻译也费了不少劲将我的词汇和造句改造成一种‘半美语式的’语言。为了让我能准确地照本宣科,她与我一起研究了这份发言稿,并通过所有可能的发音暗号来对我的手稿作正确的提示,以至于这份手稿看上去就像一份极为复杂的古希腊诗歌文本,唯有通过这种发音暗号才可能读出诗行。”④有这样的经历,像楚克迈尔这样的著名专家在战后很快地返回欧洲是毫不奇怪的。

德、英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对于流亡哲学家来说也同样困难。几乎所有那些在战后接受过采访的流亡哲学家都有这方面的同感:“不仅英语语言的特点,还有读、听方面的要求,都迫使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表达和书写方式,必须用更简洁、更清楚、让人更好理解的方式来进行表达,要想让别人听得懂得自己的话,就必须抛弃我们所习惯的那种德意志形而上学式的学究气。”①然而要做到这一步并不容易,不少流亡哲学家刚进入美国高校时,甚至很难用英语与人打交道。正如那位曾在哈佛大学任教的流亡哲学家赫尔伯特·菲格尔(Herbert Feigl)所言,“我是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才开始做到与我的学生进行日常交流的”。②讲德语的流亡哲学家之所以在美国没有取得太突出的成就和地位,除了在“实用主义”的哲学环境中美国人对他们的“理想主义哲学”不感兴趣外,更要归因于他们在语言上遭遇到的特别障碍。对于流亡哲学家大多在战后返回欧洲的这一事实,“法兰克福学派”中的著名人物特奥多尔·阿多诺(TheodorAdorno)做过这样的解释:“哲学从本质上讲是它语言的哲学,若拿走描绘它的语言,是无法进行任何哲学上的思考的。”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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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亡人文科学家中,只有罗马语族语言文学家和艺术史专家才逃脱了这种语言上的尴尬。像埃利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利奥·斯皮泽尔(Leo Spitzer)、赫尔穆特·哈茨菲尔德(Helmut Hatzfeld)、赫尔伯特·迪克曼(Herbert Dieckmann)这样著名的罗马语族语言文学家,是利用其专业语言上的独特性及其成果才在美国著名大学中获得特殊地位的。奥尔巴赫先后被聘为宾夕法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教授;斯皮泽尔任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教授长达24年;哈茨菲尔德长期受聘于美国天主教大学;迪克曼则先后执教于华盛顿大学和哈佛大学。这些人能在美国学术界“称雄一世”,不仅因为美国当时在这个领域中还十分落后,更重要的是,“这个领域的母语是拉丁语,即使对美国人来说也仍然是外语,因而本身并不具有语言上的优势。相反,这些外来的德国流亡语言文学家与罗马语族语言文学之间的距离要比美国人近得多”。因此,“他们在美国大学课堂上使用的专业语言是拉丁语,而不是美国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英语。事实上,他们在美国也是很少用英语,而是更多用德语或拉丁语来进行研究和写作的”。④例如,奥尔巴赫的《模仿,西方文学中表达的真实性》和《罗马语族语言文学研究导论》,⑤以及斯皮泽尔的《不同国家的语言和文学风格研究》等,⑥这类重要的代表作,都是由他们的美国学生根据其德文或拉丁文版本译成英文后,才真正为美国人所理解的。以埃尔温·帕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雅可布·罗森贝格(Jacob Rosenberg)、理查德·克劳特海默(Richard Krautheimer)、保罗·奥斯卡·克里斯特勒(Paul Oskar Kristeller)、汉斯·巴龙(Hans Baron)等为代表的流亡艺术史专家们则更为幸运。艺术史这门学科本身就是由德意志犹太学者于1813年在哥廷根大学开创的,因此,“艺术史的母语是德语”。①这使得他们同样“无需在美国的课堂上面临语言上的特殊难题。当他们编辑自己的作品需要说明或帮助时,只花了极少的时间就了解了为数不多的有关英文著作,从而顺利地完成了这场新语言的挑战”。②正是他们,创建了美国大学的艺术博物馆,提供了艺术史领域的方法论,开拓出大量被美国忽略的重要学术领域,如圣像学、古代艺术、巴洛克时代的艺术、16—17世纪的艺术与建筑史等,并为美国培养出自己的第一代艺术史专家。“在今天的美国,没有人不承认他们是艺术史领域的权威,而他们的徒子徒孙现已遍布美国各高校。自战争结束以来,他们一直有规律地在德意志大学讲学,但他们的工作重心仍然在美国。”③

然而,那些从事德国史、欧洲史研究的流亡学者在职业语言问题上却远没有这般幸运。例如,研究欧洲法制史的埃伯哈德·弗里德里希·布鲁克(Eberhard Friedrich Bruck)、研究1848年革命史的法伊特·瓦伦丁(Veit Valentin)、研究“菲特烈大帝”的恩斯特·康特洛维茨(Ernst Kantorowicz)以及研究德国近代史的汉斯·罗特费尔斯(Hans Rothfels)等人在美国生活得十分艰难。这些著名的德国历史学教授之所以会一直拖到大战爆发前夕的1939年才逃出德国,对异文化环境中种种困难的考虑,本身就是造成他们裹足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虽能凭借过去的成就和名声进入美国的大学,但毕竟已人过中年,又是第一次接触英语世界,因而在学术发展上困难重重。一方面,在丧失个人学术收藏、脱离德国档案和欧洲历史材料的情况下,他们很难继续过去的研究;另一方面,美国的大学当时对他们的研究方向并无兴趣,又对他们能否研究美国史持怀疑态度。因此,他们在美国的大学里不仅面临了职业语言上的严重障碍,还遭遇到一种学术地位上的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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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克流亡美国时已经62岁,他虽“被哈佛大学历史系接受,但由于语言上的问题,却只能当一名研究型的副教授”。④瓦伦丁到达美国时已54岁,“尽管在不少美国高校里工作过,但由于口语交流上的困难,直到1947年去世时,也只是一名研究型的副教授,始终未能在美国获得永久性的学术岗位”。⑤康特洛维茨流亡美国时44岁,原想在芝加哥大学工作,却遭到该校副校长的反对,其理由是“他的英语水平相当一般”,因而只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院长期担任讲师,直到1945年才重新成为教授。⑥罗特费尔斯流亡到美国布朗大学时已49岁,“在这个英语的世界里,他度过了极为艰难的岁月,直到1946年才在芝加哥大学重新成为教授。⑦这些年长的著名流亡史学家,只要还在世,都在战后返回了欧洲,也只有在德语世界里,他们才能找到施展自身才华的场所。⑧

在讲德语的流亡史学家中,能较快克服职业语言障碍的往往是更年轻的编外讲师,如哈约·霍尔波恩(Hajo Holborn)、费利克斯·吉尔贝特(Felix Gilbert)、汉斯·罗森贝格(HansRosenberg)这样的人。他们都出身于20世纪初年,都在1933年遭到纳粹德国驱逐后很快流亡到英国,也都在自己30岁左右继续流亡来到美国。但这些人即使在英国学习过1—3年的英语,初来美国时,其英语能力也仍不为美国同行所恭维。例如,当霍尔波恩于1934年来到美国耶鲁大学时,被人评价为“应付这个冬季学期,他的英语显然是不及格的”。而吉尔贝特在1936年来到哈佛大学时,得到的评价是:“他的英语出口过于羞怯,有些缺乏自信。”①当然,对于这些更年轻的流亡史学家来说,证明只要自身努力,职业语言上的障碍是可以克服的。仅花了一年时间,霍尔波恩的英语水平就受到了赞扬;而吉尔贝特“使用新语言的能力”也被同事们称之为“不仅足够,而且极好”。②

只有这些能很快克服职业语言障碍的年轻流亡史学家,才可能在美国赢得更大的影响并获得更高的地位,而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归因于国际局势的剧变。在1941年12月7日美国参战后,美国人试图理解欧洲灾难性局势发展的原因所在,因而产生出一种对欧洲史的强烈兴趣。尤其是德国史,已由美国人过去不太理睬的“外国史”变成一种“受人尊重的热门领域”,对战争对手的研究能提供一种“世界性知识”,因而变得具有“国际性”了,这就为已较好掌握了英语的年轻流亡史学家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像霍尔波恩和吉尔贝特这样一些刚开始在美国大学里研究美国史的人,便很快就进入了美国战略服务局(OSS),成为德国问题分析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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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1949年间,他们又转入美国国务院,帮助协调在德国占领区的美国政策。当“冷战”来临时,美国政府力图弄清国际局势紧张化根源的兴趣进一步增强,政府委托的研究工程清单导致了许多新学术岗位的开放。③加之美国占领军已将德国大量的国家档案运到了美国,这些人便重返美国史学界,因为现在唯有他们才能通过自己的德语母语优势来充分利用这种研究条件。这不仅使他们能在美国不断取得德国史、欧洲史研究上的新成果,而且也极快地提高了他们在美国的学术地位。例如,吉尔贝特很快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教授;罗森贝格也很快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院教授;而霍尔波恩则在耶鲁大学当上了美国最高等级的教授,并在1967年当选为美国历史学学会主席,成为历史上仅有的两位“在外国出生并接受教育的学者”能获此殊荣的人物之一。④

对流亡人文科学家来说,在美国这种异文化环境中,过去在德国学术界赢得的名声基本上是无用的,除非他们的专业方向本身具有“国际性”。这也正是从事罗马语族语言文学和艺术史研究的流亡科学家能在美国学术界“称雄一世”的根本原因。而那些从事德意志语言文学、哲学和历史学研究的流亡科学家,则必须在美国经受这场“失语性”问题的严峻考验。尽管美国参战后的特殊局势为流亡史学家提供了“幸运的转折点”,使他们过去的研究方向突然间变得具有“国际性”了,但要想在美国学术界赢得地位,熟练掌握英语仍然必不可少。由于在掌握新语言方面,年过40岁的人总要比更年轻的人困难得多,因此他们利用这种新“国际性”的机会也要少得多。只有更年轻的流亡史学家,才可能像从事罗马语族语言文学和艺术史研究的流亡学者那样,为美国人文科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并在1950年代后成为大西洋两岸人文科学领域学术交流的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