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睡虎地秦墓竹简看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原因

有容乃大

　秦始皇灭诸侯，置郡县，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多民族的封建统一国家。无庸置疑，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但是在战国时代，诸侯割据，“七雄”并争，为什么只有秦能够统一？对于这个大家所熟知的问题，过去由于史书记载语焉不详，我们只能知道一个大概的情况。现在我们通过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的整理研究，至少是对秦的一方有了较多的感性认识。
　　一
　　秦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起决定作用的当然是广大劳动人民。但有一点也不容忽视，秦国和东方六国相比，它在统一的准备和进行过程中，确是发挥了较大的主观能动作用。这一点在秦律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当时的地主阶级正处于上升时期，因此秦律的内容也还含有一种朝气蓬勃、富于进取的革新精神。
　　耕战政策，是秦的基本国策。“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商君书·农战》）。从商鞅到秦始皇，秦国始终坚持了这一政策。广大劳动人民在这种政策下，努力从事耕战，从而使秦国国富兵强，为秦始皇的统一准备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秦简中保留了不少有关重农政策的法律条文。例如《田律》规定:地方官在时雨之后，或连受旱、涝、虫、风等自然灾害时，必须及时向上级报告得益和受灾面积，以便上级掌握农业生产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厩苑律》、《牛羊课》规定:如饲养耕牛好的，奖田啬夫一壶酒、十条干肉，赐牛长三十日劳绩，免除饲养人一期(三十天)更役；饲养不好的，田啬夫要受斥责，并罚饲养人服徭役两个月；如果牛减膘，则笞打主事者(牛长)。这些规定，对农牧业的发展也能起到促进作用。由于当时战争频繁，为了保证有足够的农业生产劳动力，《戍律》规定:“同居毋并行”即一户不得有两人同时戍边。县啬夫、尉及士吏征发戍役时，如果违反这一规定，要罚二甲。《司空律》还规定:以劳役抵偿罚金的人在农忙季节可以“归田农，种时(莳)、治苗，时各二旬”。《仓律》在秦律中占了相当大的篇幅，从粮食的收藏到加工、使用都制定了详细的法令。例如粮食入仓，“辄为廥籍”，即登记石数，并注明仓啬夫、佐、史、廪人等仓库管理人员的姓名，共同加以封印。粮食出仓，也要经过同样手续。如果出现亏空，隐匿不报，或者移赢补亏，与盗窃同罪。如因保管不善使粮食损坏而无法食用，不满百石以下，斥责官啬夫；百石以上到千石，罚官啬夫一甲；过千石以上，罚官啬夫二甲，令官啬夫、冗吏共同补偿腐败禾粟（《效律》)。不但大量粮食亏损要受到惩罚，即使少量耗损也不行。如果仓库里有三个以上老鼠洞，就要罚一盾(《法律答问》)。严密的仓库保管制度减少了粮食储藏过程中的贪污和损耗现象。封建国家有没有足够的粮食，不仅关系到农业经济的发展，而且也影响到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仓律》正是从这一个侧面反映了秦统治者的重农思想。另外，在《金布律》、《效律》等律文中，对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限制商人的投机倒把活动等也作了若干规定，这些规定对加速封建经济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史称:“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史记·货殖列传》）
　　秦自商鞅变法以来就实行军功爵制度，用重赏鼓励人民在战争中杀敌立功。“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商君书·境内》）。《封诊式》中有“夺首”、“争首”两个案例，生动地反映了秦执行军爵制度的情况。秦简中的《军爵律》规定“从军当以劳论及赐”，即按功劳行赏。《秦律杂抄》也规定战死者有赏，“论其后”，即把死者的爵位赏给他的后人。如果临阵逃亡，则罚“以为隶臣”。由于实行了这种严格的赏罚制度，因而秦国之民遇有战事，“父遗其子，兄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曰:‘不得无返。’是以三军之众，从令如流，死而不旋踵”（《商君书·画策》）。这样就使秦国的军队在七国之中成为战斗力最强的部队。秦律对军队训练和武器装备也非常重视。如《秦律杂抄》规定:发弩啬夫射不中目标，罚二甲，免除其职务。驾驺被任命四年，不能驾御，要补偿四年的徭戍，并罚教者一盾，免除其教练职务。发给士卒的兵器不完善，罚丞、库啬夫、吏二甲，撤销其职务，永不叙用。秦律对于违反各种法令和制度的人往往罚以“赀”若干甲或盾，这也和统一战争需要大量武器装备有关。另外，律文还规定:凡是骑兵都是先赋马，然后再选拔从军者。参军之后，还要进行课试，如果马被评为下等，令、丞、司马都要受罚。有了这样严格的考核制度，自然会收到兵强马壮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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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秦律能不能有效地发挥它的作用，秦的耕战政策能不能贯彻执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级官吏能不能忠实地执行。秦简《为吏之道》列举了吏有“五善”、“五失”，《语书》更明确提出了“良吏”与“恶吏”的问题。所谓“良吏”，就是“明法律令”，有办事能力，廉洁忠实而“好佐上”，出于“公心”，能团结下属，正身守法，不喜争功的人。“恶吏”则与之相反，《语书》不但给他们勾画了一副弄虚作假、招摇撞骗的丑恶脸谱，而且提出严重警告，“如此者不可不为罚”；对其中作恶多端的人，还要“志千里使有籍书之”，即记录在案，通报全国各地，作为“恶吏”的典型。在秦律中保存了大量的有关官吏的任免、升迁和赏罚的条文，这些条文都贯串着一个基本精神，即以是否通晓和能否执行法律作为考核官吏的主要标准。秦律十分强调法治，并首先要求各级官吏必须知法、依法、执法，不得违法。例如《法律答问》专门有一条解释什么叫“犯令”、“废令”的问题:“律所谓者，令曰勿为而为之，是谓犯令；令曰为之，弗为，是谓法(废)令h（也）。”凡是犯令或废令的官吏都要依法惩办。《除吏律》还对那些阳奉阴违、拒不执行中央政权各项政策法令的官吏，严加惩办。《行书律》甚至规定凡是“命书”和急件，必须立即执行；不是急件，也要当天处理完毕，不得拖延，拖延者依法论处。
　　秦律非常重视各级官吏的选择和任用。例如《置吏律》规定:任用“吏尉”等官吏，如果任用了不该任用的人，未经上级审批，擅自让其到职视事或加以派遣，就要依法论处。《除吏律》、《内史杂》更明确规定:“任法(废)官者为吏，赀二甲。”“侯(候)、司寇及群下吏毋敢为官府佐、史及禁苑宪盗”。禁止任用这些人为吏或担任禁苑的治安保卫工作，对于巩固封建地主阶级政权有重大的意义。为了提高官府的行政效率，严防官吏违法乱纪，秦律还十分强调官吏的责任制和实行对官吏的考核制度。《效律》规定:官吏各有自己的职责，如果失职，就要受处分。《为吏之道》列举了当时县级政权机构的职责范围，它们不但要执行最高统治者所颁布的各种命令和诏书，征发赋税、徭役和兵役；而且要管理农田水利、官府手工业、仓库、苑囿等事，总共不下二三十项。每一项都有专人负责，并且制订有专门的制度和法律。如果官吏玩忽职守，消极怠工，就要按法律治罪；已造成的损失，还要依情节轻重勒令其赔偿。对于欺骗上级、作奸犯科的官吏，更是严惩不贷。《法律答问》规定，官吏弄虚作假，其罪在罚盾以上，不仅要依法论处，而且要撤职永不叙用。另外，秦律对于官吏滥用权势、假公济私、伪造命令、盗用官印、私自挪用公款以及破坏耕战等等，也都分别列有惩治的条例。
　　总之，从秦律可以看出，封建国家力图通过法律的保证，使各级官吏成为地主阶级政权得心应手的工具。因为只有秦的各级官吏都能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才有可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荀况曾周游列国，以后入秦，秦丞相范睢问他:“入秦何所见？”他回答:“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荀子·强国》）认为秦国是当时列国中治理得最好的诸侯国，已接近“治之至也”的境界，并希望秦国再接再厉，以期“令行于天下”。果然不出荀况所料，秦始皇即位以后，只用了10年时间，就灭掉六国，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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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秦的统一战争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还有一个曲折的过程。秦简《编年记》记载了从秦昭王元年（前306）到秦始皇二十三年（前224）80多年间秦对三晋和齐、楚的一系列战争。可以看出，秦昭王三十八年以前，由于在穰侯魏冉远攻近交的错误政策指导下，虽然战争频繁，但秦的实际得益甚小。秦昭王三十九年以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采用了范睢的远交近攻的正确政策，把战争的目标集中到邻近的三晋，而于三晋之中又以韩为首攻的对象，所以没有几年，就先后攻占了魏的怀、邢丘和韩的少曲、高平、野王。这几次战役对削弱韩、魏，加强秦的势力，创造随时可以出击的态势，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特别是秦昭王四十七年(公元前260年)著名的长平之战的胜利，歼灭了赵的有生力量，从此三晋再也无力和秦国对抗了。
　　公元前231年秦始皇亲政以后，继续推行远交近攻政策，预计进程是先灭韩，次灭赵、魏及楚、燕，最后灭齐。在统一战争期间，六国的封建割据势力越是临近末日，越是要作垂死的挣扎，统一与分裂的斗争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编年记》对这个情况也有一定的反映。如秦始皇十九年(前228)“南郡备敬(警)”，“廿年，韩王居□山”，“廿一年，韩王死”，这些都不见于史籍记载。按秦始皇十九年，为灭韩的第三年，刚刚打开统一战争的局面。南郡原是楚的故都郢所在地，秦昭王二十九年取郢以为南郡，南郡的北境紧靠故韩国的南境。《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一年新郑反。”新郑为韩都，故韩亦称新郑。这条记载和秦简《编年记》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记事联系起来看，就可以看出，韩国灭亡以后，韩国的贵族并不甘心失败，仍在企图复辟，并发动叛乱。而秦国也在时刻警备韩国贵族的复辟叛乱活动。“新郑反”和“韩王死”发生在同一年，不是偶然的，说明这次韩国贵族一旦发动叛乱，迅即遭到秦的镇压并陷于失败，而韩王也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编年记》又记:“廿三年，兴，攻荆，□□守阳□死。四月，昌文君死。”这条记载则又和秦镇压楚的反扑有关。《史记·秦始皇本记》载二十三年“楚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于淮(一作“江”)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军，昌平君死，项燕遂自杀”。这两条记载为同一件事，昌平君应为秦简中昌文君之讹，简中另一个死者或即项燕。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也曾提到此事:“荆王献青阳（今长沙）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荆地。”这次以项燕、昌文君为首的楚国贵族公然在江南打出反秦的旗帜，但结果也不过一年，就遭到全军覆没的命运，昌文君死，项燕自杀。
　　以上记载，都说明秦的统一，到这时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再过两年，即公元前221年，秦灭齐，中国的历史终于出现一个大统一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