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门渔夫台海系列专辑

令狐药师

　　(前言)2005年4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大陆台湾问题"专家"王建民作客强国论坛，一个网友提出的问题是："咱当时为什么不和台湾讨论李登辉提出的'一中两府'方案？它的前提不也是'一中'吗"，王建民回答说："大陆不少学者也提出了这种观点，只是我们对台湾问题的认识有个过程，过去的要求可能更高一些，我觉得也有不少遗憾。但历史不能重复，我们希望我们以后把握好历史机遇"。


三百门渔夫台海系列之一：两岸和平统一的“历史机遇”是如何被错失的

一、大陆的两岸政策：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大陆的对台政策，以1978军10月8日，邓小平提出，我们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作不使用武力的承诺为标记。此前大陆的口号是“我们一定解放台湾”，此后和平统一提到议事日程。1979年元旦，大陆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中国政府已经命令人民解放军从今天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并提出三通，两岸结束战争状态。

　　1981年，叶剑英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当时为全国人大委员长）提出叶九条，1983年，邓小平提出的邓六条，开始了一国两制、台湾特别行政区的构想。叶、邓分别阐述大陆对台政策，敦促两岸进行交流，呼吁第三次国共合作，主张由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两党谈判。但叶九条和郑六条，设定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作为两岸谈判的前提。“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就是把“一个中国”和“一国两制”捆绑在一起，有三个方面的内涵：1、坚持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2、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3、中央政府要给台湾留出名额。台湾方面的解读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既定的条件，否则了民主统一的原则，否则了对等的原则，中央政府只给台湾留出名额的实质是坚持一个中国只能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原则。对此，蒋经国的回应是：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

　　
二、历史的机遇：李登辉打开两岸谈判的大门

　　八十年代，蒋经国领导下的国民党，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一是国际上与中华民国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小，国际生存空间受到压挤；二是国际社会要求台湾进行民主改革，而台湾的专制体制，成了民主国家批评国民党政府，进而抛弃国民党政权的道义述说；三是岛内民主运动（即党外运动）的兴起。四是香港、澳门即将回归中国，大陆经济崛起，大有一举吞下台湾之势。党外运动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制，在台湾实行民主，摧生了民主进步党。党外运动受到岛内民众、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的支持。许信良等一些党外运动和民进党领导人还与大陆互动，得到暗地里的支持或资助。

　　在外穷于应付国际社会的压力，在内承受着要求结束一党专政的民主运动的冲击，处于困境中的国民党，不可能也不敢于与共产党进行党对党谈判。这一时期，台湾方面在两岸统一的问题是被动的，故蒋经国的策略是坚持三不，以拖待变。

　　进入九十年代，李登辉掌控台湾政权后，在中国武力威胁和岛内既得利益集团抵制的双重压力下，进行旨在结束一党专政的民主改革，实现民主宪政，故此也不可能接受并与中国共产党进行超越宪政的党对党谈判。

　　但这个年代，存在着进行交流谈判的最佳机会。

　　机会的出现，首先就是台湾面临经济转型，面临传统制造业必须向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转移从而提高竞争力的压力。而经济开放后的大陆，以没夺农民的非权利分配，以及调整压低农产品价格为手段，降低农业劳动的平均工资，从而为全世界工业转移提供极为低廉且大量供应的低成本劳动力。台湾制造业向大陆地区转移及此后争占大陆市场，使台湾社会不得不面对两岸经贸交流和两岸统一问题。

　　其次，九十年代开始的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的冲击。由于世界主要的国家均没有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当时的台湾当局和工商企业界均强烈感觉到面对全球化时的危机，迫切需要在外交层次，对台湾企业越来越依赖国际工商、技术、人员交流活动，提供政治、经济、人身的安全保护，拓展生存空间。因此台湾不得不面对或是统一，或是独立的问题。

　　第三，苏东波巨变，大陆一党机制巍然不动，当时台湾社会、海外华人和大陆知识精英普遍有一种期待，期待以“联邦”“邦联”的形式和平的统一，促进一同走向两岸民主法治，实现两岸永久和平。。

　　李登辉1988年l月开始执政，4月即以通邮为起点，渐次开放双岸交流。1990年10月7日，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李登辉亲任主任委员；同年底，成立名义是民间，实为官方性质的海峡交流基金会。1991年2月23日，制订《国家统一纲领》，提出“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主张中国的统一，“在理性、和平、对等、互惠的原则下，分阶段逐步达成”；建议“在国家统一的目标下，为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大陆地区应积极推动经济改革，逐步开放舆论，实行民主法治；台湾地区则应加速宪政改革，推动国家建设，建立均富社会”。

　　海基会１９９１年３月９日开始运作，与大陆进行名为民间，实为官方的两岸谈判。11月4日，派秘书长陈长文到北京，因大陆海协会未成立，与当时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唐树备商谈交流。可见，是李登辉开启了两岸交流和谈判的大门，当时李登辉的态度是积极主动的。大陆方面则拖至1991年底才成立对应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并于1992年开始两会谈判。

　　
三、九二共识：各说各的的“共识”

　　台湾海基会和大陆海协会两会第一次协商于1992年3月23日开始，在先后在北京、香港举行，第一次协商的议题是：文书公证和挂号信函遗失的查询、补偿。

　　两方虽声称是事务性协商，不涉及政治谈判。但第一项议题就涉及到两岸邮件是国内邮件还是援引国家间通邮的做法，两岸文书公证是国内文书公证还是比照国家间驻外使领馆认证的做法来处理公证文书。因此，大陆提出台湾必须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作为两岸协商的前提。

　　在北京协商时，台湾以事务性协商不涉及政治为由，拒绝接受和协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回到台湾后，海基会与台湾陆委员商议，鉴于台湾当局已制定《国家统一统领》，主张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均富中国”。因此，台湾行政院陆委会授权海基会：“改采机动方式主动说明《国家统一纲领》所揭示‘一个中国’之原则，并以口头表述‘一个中国’的立场”，同时要求大陆表述“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

　　台湾海基会主动接受“一个中国”，并根据《国家统一纲领》，表确“一个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国”，要求大陆也表述“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一下子还真难为了大陆海协会，因为大陆当时乃至今日，始终没有制订过关于如何实现“一个中国”的统一的纲领性文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只见诸于领导人谈话。此外，“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将“一个中国”和“坚持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捆绑在一起，重在“原则”，而不在“一个中国”。

　　这种话语模式用于宣传非常有效，使绝大多数人至今搞不明白“一个中国”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有什么区别，以为是一回事。但用于政治谈判，显然不灵，当谈判对手要求澄清“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时，大陆只能拒绝。大陆海协会的立场就是：“海协历来主张在事务性商谈中只要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不讨论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

　　与大陆拒绝讨论和解释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的态度相反，1992年8月1日，李登辉主持的“国家统一委员会”，主动通过《关于“一个中国”的涵义》的决议，其要点是：

　　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双方赋予之涵义有所不同，中共当局认为“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来统一后台湾将成为其辖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我方则认为“一个中国”应指一九一二年成立迄今之中华民国，其主权及于整个中国，目前之治权，则仅及于台澎金马；台湾固为中国之一部份，但大陆亦为中国之一部份。中华民国已制订了《国家统一纲领》，揭示“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国，为达至此目标，开展国家统一的步伐。

　　而海协会拒绝表述“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却一再要求台湾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并以此作为达成协议和继续协商的条件。1992年10月27日至29日，海协会与海基会在香港进行工作性商谈时，提出五种表述方案，均要求海基会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

　　为了避免陷入僵局，海基会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改为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并建议对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为此，海基会代表先后拿出八种各自表述“一个中国”的方案(五种书面表述方案、三种口头表述方案)。其中第八种（口头）表述方案：“在海峡两岸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对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海基会代表称此案为台方的底线，建议“以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述”。

　　1992年11月16日，海协致函海基会：我会充分尊重并接受贵会的建议，现将我会拟作口头表述的要点函告贵会：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的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并“以附件的方式，将海基会在香港提出的第八个表述方案附在这封函中，作为双方彼此接受的共识内容”（引自大陆海协会文章：《两会商谈与对话情况概述》）。这就是“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来龙。

　　此后，当大陆在1995年抨击李登辉“一国两府”时，台湾陆委会主任委员苏起首先对外透露"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大陆先是说“九二共识”只限于两会事务性协商，跟着于1997年则否认存在"九二共识"，最后宣称"九二共识"是：两岸各自口头承认“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如此反复，为2000年后，李登辉、陈水扁否认”九二共识”埋下了伏笔。，这种各说各的的共识，连存异求同都说不上，实在不配称之为“共识”。

　　
四、理念差异：渐行渐远

　　与两会协商和《国家统一纲领》相呼应，李登辉于1992年提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大陆也是中国的一部份；既而提出“两个对等政治实体”，两岸的现状是“一国两府”。马上受到大陆官方和舆论工具的猛烈抨击，给李登辉的邦联建构，自由、民主、均富的统一纲领迎头一盆冷水。

　　2005年4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大陆台湾问题“专家”王建民作客强国论坛，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咱当时为什么不和台湾讨论李登辉提出的“一中两府”方案？它的前提不也是“一中”吗？”时，回答：“大陆不少学者也提出了这种观点，只是我们对台湾问题的认识有个过程，过去的要求可能更高一些，我觉得也有不少遗憾。但历史不能重复，我们希望我们以后把握好历史机遇”。

　　按大陆台湾问题”专家”王建民的说法，大陆对台湾问题，对一个中国的要求有先后和高低之分。

　　大陆曾经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的盟友和敌对国，不可能不知道苏联是十几个共和国的联合；不可能不清楚现在的俄罗斯联邦也是由21个共和国、49个州、6个边疆区组成的联邦；当时中国支持南斯拉夫联盟也是几个国家、几个政府共同组成的统一的国家。因此，把李登辉提出“一国两府”、“一中两国”，猛烈抨击为“台独”、“分裂祖国”，并报以武力威慑，显然不是大陆“专家”、“学者”事后解说的“只是我们对台湾问题的认识有个过程，过去的要求可能更高一些”那么简单。

　　是两岸不同的政治理念使中国的统一错过了“历史机遇”；是“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国”与“一个中国、一国两制”的理念冲突割裂“一个中国”。

　　把“一国两制”与“一个中国”捆绑在一起，演绎出“一个中国的原则”，演绎的变异是反对“一国两制”，就是反对“一个中国”，就是鼓吹台湾独立；扩大后的变异成了，主张大陆民主化，就是反对中共的领导，就是反对“一国两制”这一原则，就是反对“一个中国”，就是鼓吹台湾独立。

　　所以，在九十年代，“苏东波”巨变，第三次民主浪潮在全球掀起，当李登辉推出“一国两府”，强调是两岸对等政治实体，并批评大陆不民主，拒绝接受“一国两制”的安排，企图建构联帮制的“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国”时，大陆海协会于1995年6月16日致函海基会，宣布中止了两岸谈判。

　　当时，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是这样声明的：最近，李登辉和美国反华势力相互利用，不惜耗费台湾民众的血汗钱财，斥巨资进行沟通，以达到其以赴美进行所谓“私人访问”的目的，公然从事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活动。李登辉在近期的讲话中对祖国大陆进行恶毒攻击、谩骂，鼓吹国家分裂，宣扬“两个中国”。与此同时，台湾当局还连续举行针对祖国大陆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蓄意制造两岸关系紧张气氛。李登辉及台湾当局的上述作为，置民族大义于不顾，肆意毒化两岸关系气氛，破坏两岸关系发展，阻挠中国统一，激起了海内外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极大义愤和强烈谴责。在这种情况下，第二次汪辜会谈已不能按原计划进行，这完全是由台湾方面一手造成的。

　　把“台湾当局还连续举行针对祖国大陆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也作为中止第二次汪辜会谈的理条，给人的感觉是为中止两岸会谈找个“借口”而已。海协会单方面终止两会协商后，大陆开始以台湾为目标的大规模导弹演习和海陆空登陆作战演习。台湾的政治气氛也随之大变，本土意识和“台独”意识滋生，并逐渐发展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

　　然而，台湾当局并没有放弃，海基会分别于1997年11月7日和1998年1月19日，主动致函海协会，敦促两岸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两会协商；与此同时，提出两岸协商结束敌对，缔结和平条约的政治主张。

　　大陆方面由海协会秘书长唐树备于1998年1月26日发表谈话，预以回应，唐树备说：台湾方面所谓“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说法是不合实际的。两会在l992年达成的共识是：两会在事务性商谈中只要承认海峡两岸都是一个中国就可以了，不去讨论一个中国的政治内涵。这样一个原则现在同样适用于两会就政治谈判进行的程序性商谈。在这一商谈中，不必马上谈论一个中国的政治内涵。

　　大陆海协会则于1998年2月24日复函：“我会一贯主张应进行两岸政治谈判以为真正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创造条件。我会愿意接受有关方面授权，与贵会协商两岸政治谈判的程序性事宜，并随之着手安排重开经济性、事务性议题商谈。我会还主张，在上述协商开始前，应进一步扩大两会交流与接触，以加强彼此沟通。交流的具体层级和项目，我会愿与贵会协商作出安排”。

　　两会随后于1997年4月22日在北京恢复协商，促成辜振甫访问北京，举行第二次汪辜会谈并会见大陆领导人。此次协商两岸分歧更大，一方面是大陆否认“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坚持“九二共识”是“双方事务性商谈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协商必须是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下进行。台湾方面则提出对“九二共识”的诚信问题，坚持必须承认目前两岸分治的现实，不能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并正式提出大陆民主化问题，强调大陆民主化是未来和平统一的关键。就这样，辜振甫把“一国两制”、“一党专制”与“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国”两种不可协调的政治理念抬上两岸谈判桌上。辜振甫先后会见陈云林、钱其琛和江泽民，宣扬台湾的民主经验，强调台湾的民主经验可以供大陆民主化借鉴，为此，发生激烈的争论。

　　1999年7月9日，即将离任的李登辉，在两岸问题上摊牌，他与德国自由之声记者主要谈了两点：一是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是“特殊国与国关系”，而非“合法政府”与“叛乱团体”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二是坚决拒绝大陆“一国两制”的构想，追求民主统一，以台湾“自由、民主、均富”的经验统一中国。

　　7月10月，辜振甫表示两岸之现实就是存在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将两岸会谈称为国与国会谈。

　　7月12日，汪道涵要求辜振甫澄清。7月30日，海基会以“辜董事长谈话稿”的书面稿寄给海协会，表示“特殊国与国关系”是台湾方面对“九二共识”即“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表述现式，“特殊关系”的说法，基本上是为了奠定两岸对等的基础，以提升对话的层次，进而建立民主和平机制，追求中国未来在民主、自由、均富下统一的既定政策。

　　大陆海协会即时以负责人谈会方式指责辜振甫：“谈话稿”别有用心的将1992年两会达成的“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口头共识歪曲为“一个中国口头上各自表述”，这是枉费心机的。

　　1999年7月31日，海协会致电海基会：贵会今日（7月30日）下午2：00来函及“谈话稿”，严重违背了1992年贵我两会关于“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我会不予接收，现予退回。随后大陆海协会又一次单方宣布中止与台湾海基会协商。双岸协商从此中止，己有七个年头。

　　
五、台湾问题国际化：明智的试尝

　　与1995年6月第一次单方面宣布中止两岸协商后采取的行动相同，1999年8月第二次单方面宣布中止两岸协商后，大陆在文宣上对“特殊国与国关系”和李登辉个人进行批判、声讨和人身攻击，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以大规模军事演习和战争宣传进行战争威胁，台海局势立即处于十分紧张状态大陆媒体和官方的言辞，使很多人以为战争马立要爆发。然而，主张“台独”的民进党领导人陈水扁反而赢得总统选举。

　　陈水扁执政后，其两岸政治路线与李登辉一脉相承。事实是，早在1996年，李登辉将两岸关系定位为“两个对等政治实体”时，民进党就解释说：这“指的就是两个对等国家的关系”。陈水扁执政后，提出“一个中国”是个问题，是一个未来的问题，把大陆民主化作为解决“一个中国”问题的前提条件；提出在大陆没有民主化之前，不具备解决“一个中国”问题的时候，“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必须承认台湾的主权地位。其两岸政策的立足点基本上是本土主义、渐进式台独和大陆民主化。

　　值得指出的是，在战争威慑下当选的陈水扁，执政后却大力削减台湾的国防预算，首先是延期执行国民党执政时确定的一揽子军购计划。尽管2000年以后，大陆不断加大军事投入，军工企业迎来了三十年来前所未有的景气，但陈水扁政府却不断地削减台湾的军事预算，把国防开支从占GPD的4%逐步削减到占GPD的2.5%，说明除了渲染和利用大陆的军事威胁谋取政治利益外，陈水扁政府并未把大陆的武力威慑放在眼里。

　　中止两会协商机制，两岸失去交流及交换的管道，意味大陆也失去通过协商、规劝、互让的方式，缓和或阻止台湾走向实质性独立的一条管道。

　　中断已经七年了，两岸之所以至今不能恢复协商机制，在于专制政权从来视自由民主为洪水猛兽。当两岸协商进入政治性谈判阶段，基于正义原则，专制政治相对于民主政治而言，没有对等竞争的本钱，缺乏谈判或交易的政治筹码，这就是大陆拒绝接受“两个对等实体”的根本原因。设置把“一个中国”和“坚持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捆绑在一起的“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为恢复两岸对话和谈判的前提，实质就是拒谈。保持现状、维护两岸和平稳定，能够避免民主的洪流，维护一党专政的既得利益，因而成为大陆目前唯一的诉求。必须正视，台湾独立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现状能维持多久，取决于大陆及国际社会能否给台湾执政当局、政治精英和台湾民众施加多大的压力，进而影响他们的决心和选择。而其中能起主要作用的，就是美国，事实也证明，几次陈水扁要突破现状时，是美国的规劝和压力让陈水扁收敛和退缩。

　　台湾问题国际化就在这样的背影下突显出来。2004年9月，中国外长李肇星把台湾问题搬上联合国大会，李肇星在联大发言说：中国政府希望国际社会充分认识当前台海局势的复杂性和敏感性,认清台湾当局进行分裂中国活动对台海稳定和亚太和平的严重危害,继续支持中国政府为实现国家和平统一所作的努力,共同遏制台独分裂活动,以促进台海稳定和世界和平。

　　同年11月20日，胡锦涛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就向布什提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共同的问题”。当时，香港信报的林行止等一些海外学者就敏锐地捕捉到：大陆不再坚持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2005年9月13日，胡锦涛与布什在纽约会谈时，对布什说希望美国与中国共同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

　　长期以来，两岸在台海问题的搏奕中，大陆始终坚持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绝不容许外力介入；而台湾方面，似乎一直有意地要将台湾问题国际化。我认为，李肇星2004年联大讲话，胡锦涛去年11月和今年9月向美国两次主动呼吁，表明大陆对台湾的政策和态度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中共可能已经认识到，独自无力解决台湾问题或者说无力阻止台湾独立，不得不承认，维持现状必须借助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的力量，诉诸于美国和亚太国家的共同的利益，从而主动试探将台湾问题国际化。

　　此次大陆试尝将台湾问题国际化，不是以主权为诉求、以统一为目标，而是的台海和平稳定为诉求、以维持现状为目标是比较明智的。但是，以美制台，以外(国)制台、大陆也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

　　九十年代以后，国际社会的价值观趋向于是把人权置于不低于主权的地位，国际社会的道德主体和权利主权已不仅仅限于主权国家，而是包含了个人和群体。这时，主权诉求与以市场引诱和暴力威慑下对和平稳定的诉求相比，以和平稳定的求，诉诸于共同私利或许更有吸收力，能收一时之效。

　　
六、现状的脆弱：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把遏制台独，保持现状，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诉诸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把台湾问题国际化，必须尊崇国际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和行为规则。民主和平论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民主政治更加符合美国国家的长远利益，是美国外交的长远目标。与其说海峡两岸维持现状符合美国利益，不如说大陆民主化更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也符合台湾的诉求。在这一点上，美国与台湾更容易合流。因而，当胡锦涛向布什说“希望美国与中国共同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时，布什的回应是美国的一贯立场，大陆必须与台湾民选政府直接谈判。跟着，陈水扁于今年9月底立即呼应：台湾政府愿意不设任何前提条件与大陆政府直接对话。

　　对美国寄予太大的希望是不切合实际的，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决定：美国政府可以对台湾执政当局暗中施加影响，但美国政府不可能拒绝台湾通走民主途径作出的选择。魁北克独立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政府可以反对魁此克独立，但在魁北克独立投票前，美国政府不得不宣布，不论投票结果如何，美国只能接受。

　　台海问题，之所以能维持现状，美国固然起一定的作用，关键的因素，是台岛的政治格局：朝小野大。主张渐进台独的执政党小、主张维持现状的在野党大，从而，主张维持现状的在野党对陈水扁政府形成强力的制约。这种现状有其脆弱的一面。民主政治是选举政治，选举结果和选举策略都深深地影响现状脆弱的平衡，压垮骆驼的那根稻草不知道会从那个方位飘然落下。第一、任何改变这种的政治格局的变化都会打破台海现状；第二、在这种政治局格下，面临大选时，选举的搏奕也有可能打破台海现状。

　　可能的拐点将出现在2007年，制造拐点的人将是马英九。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主席后，除试图述说国民党与本土主义的联结和一句空白的“新中间路线”外，以“不贴锅”的态度，至今不宣示其大陆政策。在2008年总统选举活动开始前，估计马英九还会继续这种“不贴补”策略。

     最迟2007中，马英九必须宣示其大陆政策。基于选举需要，马英九将宣示的两岸政策，不可能背离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其两岸政治路线就其内容而言，与李登辉、陈水扁不会相差太远，有分别的，将仅仅是步伐。

　　李登辉与大陆交恶，在于“急统”，急于以“自由、民主、均富中国”的理念统一中国，急于邦联的建构，犯了大陆“井水不犯河水”的大忌。当大陆表示不可能与台湾讨论“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时，他却急于召开国家统一委员会会议，通过《关于“一个中国”的政涵义》；当大陆表示先就政治谈判的程序性进行协商，他却急于指示，“开展统一的步伐”。所以，他提出的“一国两府”、“两个对等政治实体”、“特殊国与国关系”等邦联要素，无不被扣上“台独”的帽子，并成为后继的民进党政府先独后统的正确性的不证自明的活生生例子，而最终不得不与之合流。陈水扁与大陆交恶，在于其“主权在民”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把大陆民主化当做衡量统独的游标，企图打破现有的秩序和平衡。不能不提的是，马英九是当今台湾政治领导人中，为数不多的公开宣示“反共”的人，期待他不要比李登辉走得更远就不错了，期望他维持现状是一种阿Q式的自慰，就如他当上国民党主席后，大陆网络炒作邀请他参加今年大陆举行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活动一样幼稚。

　　我之所以对马英九将标榜的新中间路线不抱希望，在大陆“坚持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下，马英九没有挪腾的空间，如果他能当选，只能是李登辉第二，如果落选，一旦宣示了两岸政策，就没有回头的余地，最终也只能与民进党合流，或者把民进党挤到急独的一边。而真正的危机，将从国民党换替上台开始，这意味着，大陆一贯擅长的“以野以朝”无从着力，台湾朝野更容易达成共识。

　　
七：“一国两制”的困惑：寻找腾挪的空间

　　两岸统一关乎十几亿中国人的福祉，李登辉从打开两岸协商的大门、急于“开展统一的步伐”，到“台独教父”，大陆应该进行反思，如王建民研究员所说：“希望我们以后把握好历史机遇”，而不是一味地进行人身攻击和漫骂。

　　2001年4月2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是这样写的：先说李登辉的病，一向固执己见、工于心计的李登辉，一辈子算来算去，弄出点心脏毛病并不奇怪，卸任后的李登辉不甘心失败，为了搞"台独"，对抗大陆，可谓绞尽脑汁，机关算尽，在祖国大陆反分裂斗争和全球华人反"独"促统的声势面前，李登辉没有捞到什么便宜，一旦嗅到一点自认为有利的气息，就兴奋莫名，甚至赤膊上阵，说起来也可怜，李登辉明知搞"台独"的本钱不多，就连自己的老本也搭上了，"病情"也利用上了，这只能说明"台独"势力已是穷途末路，在做最后的挣扎。

　　堂堂党报，把此种文革式文章刊行于海外，是一种毒药，于打击台独无补，于两岸统一有害。越是对李登辉和陈水扁所进行超越理性的漫骂和丑化，越是增强台湾民众对大陆和统一的负面影响，加大了李登辉和陈水扁在台湾社会的影响力，因而，他们批评大陆二十几年来，僵化地抱住“一国两制”不放，施行文化霸权主义，为一党一私，抗拒民主潮流，越能得到台湾民众的认同。

　　当然，对一党一私，有不同的看法，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前所长、资深研究员、著名中国台湾问题专家李家泉教授是这样看的：就两岸关系来说，“以民为本”和“以权为本”是截然不同的，以民为本，必然要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因为它代表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最大和最根本的利益；而以权为本者，必然要以分裂中国为目的，核心是保护其一党一私的利益，必然要在两岸同胞之间制造仇恨和对抗，牺牲多数人利益来保护极少数人利益。

　　为了两岸人民的福祉，不论是“专家学者”，还是两岸政策的制订者或者执行者，不能行鸵鸟政策，把台湾社会基本上已经民主化当成看不见，而声称代表台湾同胞的最大和最根本的利益。“一国两制”之所以能在香港、澳门实施，中国政府是与殖民地的宗主国谈判达成协议。而台湾的统一，必须与台湾民选政府谈判，而且必定要通过台湾全民共决才能决定。台湾民众不选择“一国两制”，一个原因，实力处于弱势的民主社会对著实力强大的专制社会，台湾社会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刚从一党专制中摆脱出来台湾人，不可能选择任何他们认为可能会回到过去的政治体制。尽管大陆一再声称台湾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不变，国民党一党专制时代的台湾不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吗？那怕仅仅是臆想的潜在的威胁，台湾民众都难以接受。不安全感往往出自于潜意识，这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抵制。台湾民众不接受“一国两制”，台湾政治精英就没有选择它的可能和协商的余地。

　　威权政治的当局者可以自以为是地设计一个方案，并宣称代表民众的最大和最根本的利益。民主政治必须诉诸民意，民主政体的政治精英需要腾挪的空间，多种理性选择的方案。这个空间，只能由大陆提供。

　　(三百门渔夫，2005年11月)

令狐药师

“九二共识”是什么“九二？关注台湾问题的人很多，了解“九二共识”的人很少。可以这样说，不了解“九二共识”，就是不明白两岸关系的过去，不理解两岸关系的现状，不清楚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本方向；不知道“台独”这个伪命题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不懂得改善两岸关系，推动中国统一的阻力来自那里？



一、“九二共识”的起源



“九二共识”一词，首见于2000年4月，是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大陆工作委员会主任的苏起创造出来的，苏起赋予“九二共识”的内涵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其时，正是国民党即将下野，陈水扁已当选而未上任之际，苏起创出“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有为候任总统就未来两岸关系定路线、下指导棋的姿势。



苏起创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这一“九二共识”的说词，是否获时任国民政府总统李登辉授意，至今是谜。就常识而言，一个部长级官员，发布涉及两岸历史重大事件并将影响两岸关系未来发展的言论，未经政府首脑认可或授意，不可理喻！大陆此后在对苏起版“九二共识”的批判，矛头直指李登辉。





二、各方对苏起“九二共识”的回应



对苏起“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之说，第一个做出反应的就是当时的候任总统陈水扁，陈水扁候任期间，一再表示，他上任后两岸可以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之下，恢复两岸协商、缓和发展两岸关系。



由于候任总款陈水扁表示可以接受“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而大陆此前一再声称，“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什么都可以谈”，苏起的“九二共识”说，引发台湾和海外媒体、社会的关注，并在2000年4月被炒热起来。



对苏起“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之说，第一个表示反对并对之展开批判的，是大陆当局。



4月25日，大陆大陆海协副会长兼副秘书长张金成在深圳接受访问时称，两岸双方向来没有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下达成共识。



4月26日，大陆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就苏起的“九二共识”及陈水扁表示两岸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下恢复协商接受传媒采访，指出：大陆方面从未同意“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说法，这八个字也未见诸于正式的文件当中，北京的立场很清楚，就是回到中国领导人多次谈到的“一个中国原则”。



对台湾方面一再要求恢复大陆于1999年7月31日单方面宣布中止的双岸协商，唐树备指出，台湾若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这一点，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仅海基、海协两会的领导人今年没机会见面，连两会人员也很难交流。从此，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成为大陆恢复两岸协商的前提。



中国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秘书长李亚飞明确指出，中国政府不接受台湾“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说法。李亚飞说：台湾把“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说成是共识，这是荒唐的，这等同把“一个中国”说成“两个中国”，事实是很清楚的，这是台湾当局为了替“两国论”找到藉口，而在两会共识上做手脚。





三、大陆版“九二共识”



2000年5月9日，大陆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在厦门两岸关系研讨会上发表演讲，正式推出大陆版“九二共识”：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唐树备说：1992年l1月，两会在事务性商谈中达成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台湾有人把两会原来的共识歪曲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其目的是在“各自表述”的幌子下，把“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台湾独立”塞进其中。李登辉之流的“各自表述”，不过是想表述为所谓“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哪里还是一个中国?



什么是“一个中国原则”， 2000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明确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统一后实行“一国两制”，中国的主体（中国大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四：口水满天飞



2000年5月20日，陈水扁发表就职演说，推出“四不”并呼吁两岸对等协商，陈水扁说：“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曾经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留下难以抹灭的历史伤痕。台湾的命运更加坎坷，曾经先後受到强权的欺凌和殖民政权的统治。如此相同的历史遭遇，理应为两岸人民之间的相互谅解，为共同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的决心，奠下厚实的基础。然而，因为长期的隔离，使得双方发展出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从此阻断了两岸人民以同理心互相对待的情谊，甚至因为隔离而造成了对立的围墙。海峡两岸人民源自於相同的血缘、文化和历史背景，我们相信双方的领导人一定有足够的智慧与创意，秉持民主对等的原则，在既有的基础之上，以善意营造合作的条件，共同来处理未来‘一个中国’的问题”。



然而，陈水扁上任后，大陆官方和媒体发起新一轮批判李登辉、陈水扁、吕秀莲，批判“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特殊两国论”新高潮，两岸渐行渐远，台湾主体意识逐步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意识。



此后，围绕着是否存在着“九二共识”？“九二共识”的内容是什么？海协两岸，国、共、民三党，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的口水大混战，其过程及口水战激烈程度，由于网络的发展普及，多数读者都有体会或参予其中，无须渔夫累赘。



五：对台政策大调整



2007年9月6日上午，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蒋效愚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根据北京奥组委今年４月２６日公布的计划，北京奥运会的火炬传递分成“境外”和“境内”两部分。“境外”传递计划经过２２个城市，台北是２２个“境外”途经城市之一！9月10日，渔夫据此发出一帖：《台海酝变局，和平现曙光》，指出：无论最终能否签订协议，亮出台湾的“境外”地位的底线，说明大陆官方对台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当局以此发出信号并测试各方的反应。



2007年10月17日胡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郑重呼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渔夫认真学习胡总的报告后，10月20日发出《对台政策大调整，不打台湾了》一帖，指出大陆对台政策出现大调整，两岸将在维持分裂分治的现状下开创台海和平发展新局面。



2008年3月2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与美国总统布什通电话，提出两岸在“一个中国、各自表函”的“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两岸协商谈判。虽然新华社向国内发表的中文新闻稿中去掉“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一词，但新华社的英文新闻案和外媒都报道，胡总提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下两岸对等协商，是李登辉、陈水扁政府长期的追求，也是候任总统马英九的主张，“九二共识”这一历史上口水多过茶的创意，在吵吵嚷嚷八年之后，或许将是开创两岸和平发展新局面的一把钥匙！



1992年两会协商过程，请参阅渔夫三百门渔夫台海系列之三：《九二共识真相：“陆独”与“台独》

令狐药师

3月13日，凯迪社区的网友问我，看好那方胜选，我回答：“就个人喜恶，对谢长廷有好感；就理性分析，马赢似乎更好”。



马英九在08台湾大选中大胜，大胜原因是中间选民支持政党轮替！一位刚从台湾考察回来的友人告知我，民进党的新生代也支持政党轮替！



笔者从不掩饰对谢长廷个人的好感，也从不掩怖，笔者与民进党政治光谱都属于左派。但本人在此要为马英九的大胜，叫一声好！



1、马英九以外省籍身份赢得总统选举，打破了台湾省籍魔咒，将是台湾族群和解的开端，标志着台湾社会在本土意识上逐渐形成一致。



2、马英九大胜，宣告国民党和民进党旧派势力都将被化缘化。在国民党方面，马英九大胜，将全面执掌、主导国民党体制，意味着以连战为代表的旧中国国民党的灭亡，推动了台湾国民党破壳而生的进程；在民进党方面，民进党的创党元老将逐步退出政治舞台，新生代加速接班，革命家让位于新一代知识分子，民连党将出现从街头政治向在地政治的转向。立法院选举后，民进党新生代知识分子开始“下乡”，已在实践这一转向。在上述趋势下，国民党和民进党同质，台湾的主体意识在每一次选举中被不断强化，蓝绿对抗和统独这一伪命题将很快消失。事实上，自马英九宣示尊李，走李登辉路线后，07立委和08总统选举，已经看不出国民党和民进党有何质的差别。



3、民主转型，必须经历二到三次的政党轮替才能成熟，这次轮替，民进党在立委和总统选举爽快认输，加快了台湾民主的正常化步伐。



以上三点，是马英九大胜对台湾本土政治的影响。经济方面，民进党执政八年，经济转型还算不错。台湾经济，是个结构性问题，国民党马英九上台，未必能做得更好。在大陆的磁吸作用下，台湾的经济增长的前景，与日本南韩一样，只会越来越差，这种大趋势，与谁上台执政无关，只有在历史性的空间下，才能转变。



更多人关心的是，马英九执政后，两岸关系将如何演变。



3月20日，李登辉在记者会上，首先引用圣经一个故事：有一对兄弟，父亲要他们去葡萄园做工，大儿子回答说“我不去”，但之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小儿子则是回答说“我去”，但最后却不去。现在，这两个儿子都要选总统，我该投给谁呢？



李登辉所指的“葡萄园”是什么。记者会后段，李登辉给出答案：中国。李登辉说，无论谁当选，都应该与中国大陆和解、协商，这一点谢长廷更能做到。



在07立委和08总统选举中，人们可以看到，选举未开始，马英九与国民党就持续释出尊李，走李登辉路线的意愿。此后，马英九与国民党在选举过程中，又与民进党拿香对拜：民进党喊台湾主体性，我也喊台湾主体性；民进党说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就说“中华民国就是台湾”；民进党主张住民自决，我就主张台湾前途要由台湾二千三百万人决定；民进党推入联，我就推返联；民进党反反分裂法，我也反反分裂法；民进党拿XI藏事件骂，我也骂，而且还比民进党骂得更凶。更甚者，马英九提出抵制奥运，成为国际上第一个表态以奥运牵制大陆XI藏政策的马前卒。



中国人大会议的总理记者会后，马英九历史性地开创台湾政治领袖辱骂大陆领导人的先河，马英九说“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台湾的前途必须由2300万的台湾人民来决定，不容中G的干预！”，“中G总理XXX的说法，蛮横无理、自大愚蠢、自以为是，无视2300万台湾人民的主流民意，我们要在此表达最严重的抗议！”



虽然马英九在选举前已与向大陆解释并勾通，这些都是为了胜选，为了把民进党赶下台。但是，马英九因与民进党拿拜而赢得大选胜利，为了下一次选举，为了国民党的持续执政，假戏必然真演！陈水扁有一句话说的没错，民进党执政八年，最大的成绩是把国民党绿化了。



肩背历史包袱的马英九，为本已处于和平发展时期的两岸关系，投下难以预测的变数。鬼异的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民进党执政的八年，是普及和强化台湾主体性的八年，也是两岸最为和平的时期，国民党执政时期，往往是两岸关系最为紧张，甚至兵戎相见的时期。



中共对马英九的期待，一是不要像陈水扁一样，逼得大陆政府没一点面子；二是松绑直航与经贸交流，制造两岸一家亲的表面气氛。为此，大陆当局愿意给好处，画大饼。这些，马英九将会笑纳。然而，估计马英九执政后，端给大陆的第一道大菜将是：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好戏将从这里开始！

令狐药师

10月17日，胡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郑重呼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十六大的政治报告警告：“我们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十七大历史性地不再提这句话！

18日，南方都市报发表《对台政策新主题：更强调和平发展 专家阐述17大报告对台政策调整》的文章，由李家泉等“著名台湾问题专家”解读胡总书记的报告，证实对台政策发生重大改变，由“和平统一”调整为“和平发展”！

一个多月前，渔夫从两岸在奥运圣火传递协商时大陆接受台湾“境外”定位及其它迹象，提前判断大陆对台政策正在酝酿重大调整，两岸现出和平共处新动向，9月10日，写出《台海酝变局，和平现曙光》一帖，发表于和讯博客，有兴趣者可链接http://sanbaimen.blog.hexun.com/12755228_d.html阅读。

可笑的是，就在渔夫研判大陆正在为其“红线”找下台阶，酝酿政策调整之时国民党中央政策会副执行长兼大陆部主任张荣恭却还在用战争恐吓台湾人民，张荣恭声称：大陆内部已把入联公投，视为触碰反分裂法，按此发展的结果，两岸势必直接摊牌，陈水扁必须老老实实的评估，台湾是否已到了必须和大陆打一场“独立战争”的时刻，并且明白要求民众全面备战。现在对岸自已说不打了，不知国民党和张荣恭这些帮腔有何脸面见台湾人民。

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协商签订结束两岸敌对状态的和平协议，进而追求统一，最早出自李登辉的建议，是李登辉的一贯主张，1996年5月20日，李登辉在第九任总统任职典礼上所做《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的演讲中呼吁：

“去年以来，为了反对民主，中共对登辉个人发动一波又一波「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诬蔑，但是登辉忍辱负重不予理会。因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解决不了累积五十年的历史问题。

今天，登辉要郑重呼吁：海峡两岸，都应该正视处理结束敌对状态这项重大问题，以便为追求国家统一的历史大业，作出关键性的贡献。在未来，只要国家需要，人民支持，登辉愿意带着两千一百三十万同胞的共识与意志，访问中国大陆，从事和平之旅。同时，为了打开海峡两岸沟通合作的新纪元，为了确保亚太地区的和平、安定、繁荣，登辉也愿意与中共最高领导当局见面，直接交换意见”。

当年，在李登辉提出“结束敌对状态这项重大问题，以便为追求国家统一的历史大业”时，以导弹伺候李登辉。今日，在陈水扁向联合国申请“台湾名义加联合国”，“台湾入联公投”，搞“台湾入联圣火环岛传递”之际，接受台湾“境外”地位的说法，提出对台政策新主题由“和平统一”转向“和平发展”，似是为早先所谓动武红线找个下台阶，容易被理解为对陈水扁推动“台湾名义加联合国”，“台湾入联公投”进行奖赏，客观上了了陈水扁“台独新教父”的自我历史定位的心愿。陈水扁卸任后，会否自夸：是我敢于一次次把所谓红线踩在脚下，才为台湾争来和平。渔夫要指出的是，民主是台湾安全的唯一保持，专制政权不敢面对台湾民主社会，是台湾强势之所在！


对台政策新主题，由“和平统一”调整为“和平发展”，无疑开创了台海和平新局面！无论台湾发生什么状况，和平发展两岸关系不仅符合两岸人民的利益，也符合执政集团维护和巩固其权力垄断的利益，16号当日，台湾股市应声上涨100多点，该周台股成为全球股市都在调整下跌中的唯一亮点。

令狐药师

前言：

马英九选择李登辉一手培养提拔的萧万长担任竞选拍档，并宣称“尊李”，推崇李登辉对台湾主体意识的坚特、推崇李登辉的经济成就、推崇李登辉的务实外交和两岸定调，确定“尊李”为竞争主轴。

我等大陆人，在资讯封锁之下，对李登辉有多少了解？

本人以有限的资料，写了《李登辉，从“统一旗手”到“台独教父”的半神半兽》、《一评中共与李登辉反目成仇的原因：谁代表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二评中共与李登辉反目成仇的原因：谁代表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今日，完成《从李光辉的传奇到李登辉的“媚日”》全文后，在我计划写李登辉的系列文章中，就剩《三评中共与李登辉反目成仇的原因》了。

出于资料和学识限制，本人所写文章，难免有谬误之处，仅供批判。








三百门渔夫台海系列之十二：从李光辉的传奇到李登辉的“媚日”





一、最后一个皇军

1944年夏至1945年初，美军凭借强大的海空优势，在太平洋战争中采用“越岛战术”，重创日军，先后攻占了日军固守的战略要地塞班岛、关岛、菲律宾、硫磺岛和冲绳，为进攻日本本土（或迫使日本投降）建立了稳固的战略进军基地。驻守上述战略要地的日军在美军强有力的打击下虽经顽强抵抗，但终究经不起拥有强大海空优势的美军的强有力打击，在付出惨重的伤亡代价后，终于溃不成军，绝大多数战死，少数人被俘，极少数人失踪——这些极少数拒不投降的日军在失去抵抗能力后，或藏身于阴暗潮湿的山洞，或躲进人迹罕至的热带丛林，虽然战后他们早已被列入战地失踪者名单，几被历史和人们遗忘。但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之后被陆续发现。

最后一个投降在皇军，于1974年12月9日，在印度尼西亚莫罗泰岛被村民发现。村民看见一个赤身裸体、满头长发的“野人”在原始森林中奔跑。这个“野人”身轻如猿，攀岩上树如履平地。 印尼地方当局闻讯后立即派人搜索，经数日围捕，终于在该岛密林深处的树巢中将其抓获。经询问获知，此人是未投降的日本皇军陆军一等兵中村辉夫。三十年间，他只身藏匿于莫罗泰岛的热带丛林中，靠采集野果、草药和捕捉林中小动物生存。其所住的竹搭小屋，仍有战时所用的三八式步枪、十八发子弹、军用水壶和钢盔等。

最后一个投降的皇军，中村辉夫，不是日本人，是台湾人，台湾原住民，李光辉。

日本政府宣布，这位现实生治中的鲁滨逊，到日本还是回台湾，尊重李光辉的意愿。1975年1月9日，李光辉回到老家台东县，准备与妻儿团聚。

李光辉在赴印尼前，娶妻李兰英并生下一子李弘。因李光辉被日本和民国政府宣布死亡，李兰英为抚养李弘，改嫁邻村黄金木。黄金木知道李光辉还健在，决定搬出与妻子李兰英共同居住的家，到另一个儿子黄阿仁家中居住，把“丈夫”的位子还李光辉。

李光辉回到台东后，知道妻子已改嫁另组家庭，也不愿干扰他们的生活，他拿出十万台币给年老的黄金木后（日本政府发给李光辉3百5拾万日元外，日本内阁成员和民间也给他捐赠了一万多美元，七十年代中期，这算一笔大钱，足以让他后半生生活有依），自己购买了一处新屋独居。

　
二、杀戮台湾：苦难的历史
　　
　　按照连横（连战他爷）的断代，台湾的历史自荷兰人发现台湾开始。此前，称为台湾的史前时代，当地原住民（也称高砂族、高山族）是太平洋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人种，在岛上过着渔猎、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史前时代的台湾之所以与世隔绝，不与外人相通，不为外人所知？笔者认为，与台湾原住民的“猎头”习俗有关。荷兰人占据台湾前，中国人自唐宋起大量移殖南洋各地，为何唯独近在咫尺的台湾，岛上没有中国人的踪迹。不是没有，而是来者尸首分离、有来无回。不论是海难、还是迁徙移民，上台湾岛的外来人，与原住民相遇的后，可能多被割头，是造成台湾少有历史文献记载的原因。
　　
　　四百年的台湾史，分为荷据时期、明郑时期、清统时代、日治时期和民国时期。四百年的台湾史，大部份时间里，是多数台湾原住民和到台湾拓殖汉人的苦难史。
　　
　　荷兰人统治台湾后，开始招募大陆人到台湾殖民。当年的大陆农工，多是迫于饥寒、谋救生存，才到台湾拓殖，在很长的时间里，多数是孤身前往，其危险程度，远远高于今日大陆下井挖煤的农民。
　　
　　危险来自原住民的猎杀，台湾高砂、平埔两族的原住民，有猎头的习俗，即所谓的“出草”。对到台湾拓殖，侵蚀了原住民生存圈的汉人，原住民以割头伺候，不断袭击，到台湾拓殖谋生的大陆农工，落下头颅无数。最可恨的是荷兰人，还有清政府，对大陆殖民者，若有不顺从或有反抗之处，即招揽原住民一起镇压。镇压手段很简单，成本也很低：先用枪炮将聚拢在一起的汉人打散，剩下的事，交给原住民，汉人的头颅，就是对原住民的奖赏。
　　
　　互相间屠杀的结果，原住民从三、四十万人减到十多万人，而早期汉人拓殖者的非正常死亡率估计也在五成以上。
　　
　　到了满清统治时期，部份原住民逐渐汉化，大部份被压挤入中东部山区，来自泉州一带、漳州一带和粤北山区的客家人占据了西部、南部耕地，本土台湾人就是这些拓殖者的后裔。
　　
　　残杀没有因原住民退居山地而停止，大规模的分类械斗，由于满清官员贪腐无能，司法不公，行政无效而在漳、泉、客籍之间惨烈展开，满清政府不断地联合一派镇压一派，让台湾人之间，杀到昏天暗地，血流成河。以籍贯聚集的分类大械斗，相互掠杀，到日本人统治时，才被日本人公平的司法制度和有效的行政所抑制。



三、台北烽火

在日本出生、中日混血儿，“倭寇”头领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把荷兰人赶出台湾，开启台湾的明郑时期，汉人大规模移殖台湾。

明代“倭寇”，实际是亦商亦盗的中国海上武装贸易集团……中国海商。其时，中国海上武装贸易集团，称雄东太平洋，匍匐牙、荷兰人东来时，屡屡败在中国海上武装贸易集团手下，初时依附于中国海上武装贸易集团，向中国海上武装贸易集团交保护费。中国海上武装贸易集团，经营从日本到中国到南洋的海上贸易。明朝海禁封关，不准贸易时，海商财路被断，逐向明军据点、官府城镇发动进攻，屡屡攻城拔寨，大败明军。明军败将和官员不敢承认败于中国海商，谎报“倭寇”袭击，从此，中国海上武装贸易集团，被官方和史书，记为“倭寇”。

明未清初，郑芝龙父子征服其它“倭寇”，郑氏势力，称霸中国东南沿海，成为南明依靠的支柱。满清攻入福建，郑芝龙投降，郑成功因其日本生母被清军所杀，发誓报伤雪恨，驱清复明，据厦门（改名思明）抗清。

郑成功反攻南京战败后，考虑到厦门守不住，逐定先取台湾、后取吕宋之策，打败荷兰，统治台湾，并屡屡威胁满清东南，多次反攻大陆。清军终以其国力优势，打败郑氏集团，把台湾收归版图。

1894年，满清与日本之间为了争夺朝鲜半岛的控制权，在朝鲜和往朝鲜运送兵力的海上补给线爆发甲午战争，满清国大败。1895年4月17日签订马关条约议和，将台湾、澎湖及辽东半岛等地割让给日本。

台湾的官员、士绅和住民对割让台湾感到震惊哗然，在满清南洋大臣张之洞的暗中策划纵容下，台湾宣布独立，成立“台湾民主国”，巡抚唐景松出任总统，客籍士绅丘逢甲任副总统，因甲午战争而增派台湾的近数万清兵负责防守，清朝暗中以民间捐助名义往台湾运去百万计银元、武器。

1895年5月29日，日军在今日台北县贡寮乡一带登陆，清军不战而溃，携械逃亡，总统（抚巡）唐景崧、副总统邱逢甲也携款逃回大陆。

台北城内，不战而溃的广东兵（广勇）和湖南兵（湘勇），对台北市民行抢掠。黑夜进行、白天也进行；起先是着便装行抢，后来军装也懒着换，身着清军制服携械结伙烧杀，居民、商户、官署均遭劫难。听说台湾巡抚衙门饷银百万两，守城清兵纷纷抢进巡抚府，并互相开枪，自相残杀，并放火烧了巡抚衙署，把台北城变成人间的活地狱。

以“台湾茶叶之父”着称的李春生，召集李秉钧、吴联元、陈舜臣等台北商人、乡绅，群聚于艋舺龙山寺讨论生存之道，会议决定派代表迎接日军进城，平定清军之乱。然而无人胆敢出任代表。

29岁的鹿港小混混辜显荣（已故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之父）于是挺身而出，自愿担任代表。他举着白布条独自到地名为 “水返脚”的日军司令部，把台北的现况告知日本人，恳请日军早日进占台北。大感意外的日军半从信半疑的时候，李春生等台北仕绅与留在台北的欧美人商议后，又派出三个外国人，一个德国商人、一个英国商人、一个美国记者为代表，前来敦促日本人进入台北，维持治安。

日本人立刻请辜显荣带路，于六月七日清晨，引导日军快速赶到台北北门城下，向无人防守的城墙开火。住在北门，以卖芋粿维生的老妇人陈法和她儿子冒着日军枪炮，快手快脚登上城墙，放下梯子，让日军顺着梯子爬上城头，打开诚门进入台北城。日军在剪掉了长辫子的台北人的配合下，肃清在城内烧杀抢夺的清军。六月十七日，日本在台北宣布对台湾始政。



四、后滕新平和新渡户稻造

1895年，满清将台湾割让给日本。1898年，后滕新平出任台湾民政长官，台湾进入一个史学上称谓的：后滕时代，开始了台湾的现代化。

这一时期的殖民当局，政治上采行怀柔政策，顺应台人敬老尊贤的传统观念，召开飨老典、扬文会，并鼓励诗会活动，颁发绅章并启用地方乡绅；军事上，对抗日武装和占地为为王的土匪、山寨改剿为抚，由辜显荣组织保良局进行分化、招抚；经济上进行人口、土地林野调查，兴建港口铁路等基础工程，扶植农业和工业发展；启动教育、卫生等现代化进程的基础工作。

1901年至1903，后滕新平请来享誉国际的日本教育家、农学家、政治家新渡户稻造出任台湾殖产局长，新渡户稻造提出的「台湾糖业改良意见书」，分析了近期岛内糖业衰落的原因，提出了改良台湾糖业的具体方法，其主要内容为：购入外国甘蔗品种，改良耕种方法，增加灌溉措施以改良土壤；加强技术指导，改良老式糖廓，从技术和资金两方面扶持本地人发展新型糖厂，引导日本国内资本到台湾投资糖业。新渡户稻造还设计台湾糖产组合组织，用今天的话语，就是“公司十农户”的模式。日本殖民当局全面采用新渡户稻造的意见，引入爪哇玫瑰竹种，给农民补助蔗苗费、肥料费、制糖机械费，提供贷款；对耕作甘蔗而开垦官有土地，垦成后无偿赠与。

在日本殖民当局保护政策的扶植下，台湾新式制糖企业和甘蔗种植业大为发展，糖产从1902年的3万吨增1939加到113年泊万吨，成了世界砂糖制造中心，其砂糖出口到中国大陆、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北美、欧洲等地。

在稻米种植上，引进蓬莱种育出台中65号稻种，修造水库水利增加灌溉面积，稻米产量从1901年的998万石增加到1938年的3195万石，粮米产量超出本岛需要的一倍。

台湾工业和台湾的现在化，以农业的飞速发展为基础扎实展开。在产业总值中，农业产值所占比率由1905年的75%降到1940年的41%，完成了台湾工业化。其时，台湾电力的装机容量达到31万千瓦。

日据时代的台湾建设,无论是为了供应宗主国日本的需要,或是做为日本侵略南洋国家的工业基地，心态是好是坏,其带给台湾当时和后续的发展,却是正面而重大，其终了的结果，替台湾完成了现代化的基本建设。或许日本当初只是想让台湾这只瘦小的鸡生蛋，事实上,却把台湾不小心给养肥。

后藤新平对台湾的现代化的最大贡献，是在台湾建立了一套卫生和教育体系。十九世纪之前的台湾，是一个瘟疫横行的美丽岛，台湾人饱受鼠疫、霍乱、疟疾、天花、脚气诸疾之苦，后藤新平把卫生机构与警政组织勾连运作，用强制性的措施改变人们的卫生习惯，防治流行性疾病。鼠疫1896年由香港传入，其后22年肆虐各处，死者二万四千人，1917年被完全肃清，警察在灭鼠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天花因强迫种牛痘，1903年后锐减；对霍乱大体建立一套防治体制。脱离瘟疫的威胁，是台湾现代化进程中比经济成长更重要的一步。

教育方面，殖民地政府建立了新式中小学教育体系，普及初等教育，至1920年时，台湾人小学就读率男子39.1%，女子为9.4%；1943年男子小学就读率男子80.9%，女子为60.9%。

相对於饱受战乱欺凌的中国,台湾人民却拥有更好的教育水准及生活环境、生话质量。以1940年台湾人的卫生，教育，收入，家庭开支和食品结构等指标，其时，台湾人的生活质量，不低于大陆1980年的水平。在杀戮中渡过数百年的台湾，社会安定、生活富裕。

台湾人的日本情结，就此产生。六十年后的今日，日本仍是本土台湾人最有好感的国家，更不要说生活和经历过其时其景人们。1943年，日本在二战中前线吃紧，在台湾募集志愿兵，名额六千人，有601147人志愿应募，百里挑一。日本每次在台湾募集志愿兵，都有数十万人报名应募，最著名的，就是高砂义勇队。至1945年4月盟军迫近台湾，改为征兵制前，计有16500人志愿服役，开赴战争。还有更多的人被雇在军队充当杂役、翻译，被派往中国大陆及东南亚。

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台湾人并不认同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不少台湾知识青年，或投入台湾自主运动，或参加台湾共产党，参与台共领导的台湾独立和民主运动。1945年，日本投降后，台湾人仍然欢呼回归，对能够打败日本的祖国，充满敬畏和期待。



五、祖国来了！

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裕仁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接受《彼茨坦公告》所规定的各项条件,无条件投降，台湾回归中国。

对能够打败日本的祖国，台湾人充满敬畏和期待。1945年10月下旬，第70军在基隆靠岸登陆时，人们涌向码头，自发地欢迎祖国的到来。作家吴浊流描述当时台湾本省人欢迎来自“祖国”的接收人员，这样叙述：“对这些接收人员，台湾人打从心底以对待英雄的方式欢迎。十月十七日，从祖国来了第七十军的三千人，与长官公署的官员一起在台湾登陆，这一天的欢迎情形，真是不得了，台北市不用说，远从台中、台南、高雄等地赶来的也不少。军队所经过的路两旁，砌成了人墙，其中有些日本人乖乖地并排站著，使我觉得异乎寻常。学生、青年团员，还有乐队，连谢将军和范将军也被抬了出来”。台南县佳里镇的著名文学家医生吴新荣，在参加地方上的“国庆”庆典时，也这样有感而发：“在这瞬间我们感激之至，不觉流泪，不期在此一生，台湾竟能光复，我们能做一个中国人了”。

70军带给期待中的台湾人的祖国第一实感。这个祖国第一实感是什么，其时，担任宪兵第四团团长的高维民的回忆口述是这样：


“廿五日接收以前，我便装到台北各地走过，发现这个地方秩序井然，现象真好，并从新职人士中得知“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商店订价后不作兴讨价还价，店东可说是童叟无欺，对每个人都很和蔼、诚实。风气太好了，我非常感动。但是七十军的部队实在太糟，该军在基隆未下船前，虽有零星上岸，披着毯子，拖着草鞋，随便在船边大小便者，而因范围小，影响不大，正式下船时，虽然整队而行，其服装破烂，不堪入目，于夹道欢迎的人群中，顿使台省同胞失望。……七十军是先我一周来台的，这些兵于十月廿五日开始接收之日放出来以后，问题多了……当时台胞普遍都骑脚踏车（自行车），譬如到邮局办事，都把车停在邮局前面的车架里，那些兵一看没锁，也没人看，骑了就走。……那时候没铁门，也没有围墙，只是用几块石头，围成院子种些花草，也有少数士兵一看屋里没人，跑进去拿东西，这在过去从来没有的。还有，不守秩序，他们习惯的坐车不买票。搭火车不走正门，从栅栏上就跳进去；上车也不走车门，从车窗就跳进跳出。当时只有一家大陆口味的大菜馆蓬莱阁，该军一少校参谋吃饭时，对女招待动手动脚，惹起反感，乃开枪示威。”（高维民口述，福蜀涛记录，<台湾光复初时的军纪>，载《中华杂志》廿五期，1987）。

“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是台湾留给大陆人最深刻的印象，从大陆来的记者、接收人员当时发回的报告及事后回忆，被提到最多的一点，就是这个。

“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台湾，来了一街国民党兵和接受官僚及随从后，文化的冲突，其情其景今人应该能够想象得出来。第70军及其后续进入台湾的大陆部队，被称为：贼仔兵。

腐败一般都具有整体性，上下左右同流合污，行政和军事系统，从来就是一个绳上的两个蚂蚱，要腐败一起腐败，这是历史和现实，全世界一个模式，谁比谁好不到那去。

陈仪对此心知胆明，初到台湾在广播电台广播，他向台湾同胞说：“我们公务人员有三件事情不做的，不偷懒、不欺骗、不揩油”，很多台湾人听了“不揩油”，都茫然不知所云，不知道什么叫“不揩油”？经过日本人五十年统治，台湾人无法想象公务人员偷懒、欺骗、揩油，官员贪污受贿，国民党的接受官吏，则以“五子登科”的大戏，活生生地给台湾人上了刻骨铭心的一课。

有些台湾人抱怨：盟军给日本的报复只不过扔了二颗原子弹，而祖国给台湾的报复是来了满街贪官污吏、贼仔兵。

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人形容日本人为“狗”，国民党到台湾接受，大陆来的官吏和部队被比喻为“猪”。1947年2月号《台湾文化》在《新伦理的争辩》一文中这样解释：“本省人把日本人叫做狗，是因为狗是兇恶的动物，日本人很兇恶的压迫本省人，如狗很兇恶的咬人一样。但是狗能替主人守门防贼，所以叫他们做狗。本省人起先很尊敬外省人，后来看透了一部分外省人的行为，有点像猪，因为猪是“不洁不净”、“光食而不做事”的动物，“不洁不净”就是贪污，“光食而不做事”就是“做事不负责”，“没有责任心”的意思，平心而论，像这样的外省人，实在不少”。

可以这样说，虽然台湾人对日本人统治取得的经济和社会成就感到满意，但还是有很多台湾人并不认同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不少台湾知识青年，在日治时期，或投入台湾自主运动，或参加台湾共产党，参与台共领导的台湾独立和民主运动。是国民党接受人员的行为，强烈的比对，激发了台湾人的日本情结。


六、李登辉的“媚日”

如何看待日本对台湾的统治，不论是清时的梁启超，还是战后国民党的蒋介石；不论是二战前的大陆媒体，还是战后赴台接收的大陆官吏，人们都赞叹日本人的法治和行政成果，台湾的经济成就。

尽管如此，在日治期间，很多台湾人并不认同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不少台湾知识青年，或投入台湾自主运动，或参加台湾共产党，参与台共领导的台湾独立和民主运动。首先投入争取台湾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解放运动”的，就是既受益于日本统治，又受日本文化影响最深的留日台湾学生。李登辉就是在留日期间受到共产主义思潮的影响，接受台共提出的“台湾民族”概念，投入反对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台湾独立运动的。

台共虽以“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名义成立，实际则接受中共的指导，在中共的协助下于1928年在上海成立。台共提出了“台湾民族”的概念，认为台湾人乃是列宁当时所倡导之殖民地革命当中的弱小民族，在近代世界史的发展过程中，从17世纪荷兰之占领南部、西班牙之占领北部开始，就是台湾殖民地历史的序幕。其后，郑成功征服台湾，割据荷、西殖民者所占领的土地，又将中国的封建制度介绍到台湾。台湾民族的最初形成，就是在殖民与封建的交织过程中进行的。之后，台湾人历经清朝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终于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建立起台湾民族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连带感。因而台共的纲领提出1、 打倒台湾总督府及日本帝国主义；2、 台湾民族独立；3、 建立台湾共和国；4、 土地归于贫农。

李登辉的意识形态基础，为台湾民族寻求出路和对土地、农村问题的左倾思想，源于台共的上述论述和和纲领。

李登辉试图在日本文化、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寻找台湾人的出路。在中国方化方面，共同的思想倾问和日文的运用，让李登辉深受同为留日的作家鲁迅和郭沫若的影响，郭沫若的“十批”和鲁讯对中国文化的批判给李登辉留下深刻的烙印。李登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认，有极其浓郁的左派色彩，可以说，与中共在大陆的破四旧，全盘否认中国传统文化，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

在李登辉的年轻时代，海内外左倾华人，都在西方思潮中，寻觅民族振兴之路，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共产主义。中共倡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台共对台湾民族解放的诉求，深深地打动了认真研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李登辉。1946年3月，李登辉从日本回到台湾大学农业经济系学习，很快就和在台湾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头，并加入中共，参加地下共产党组织活动，参加地下共产党领导的抗议游行。

1949年，李登辉完成题目为《台湾农业劳动问题研究》的毕业论文，利用马克思经济学，将阶级问题和农业相结合，论述台湾所面临的农业问题。同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大陆取得胜利，国民党退据台湾。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完成，并没有给中国农民带来自由和幸福，倒是美国先后在日本、台湾推行的土地改革，带来了现代化的进程。二二八事件的产生，日据前后台湾社会经济面貌的变化，大陆与台湾的对比，新日本的重建和飞速发展。这些，都刺激着“马克思男孩”李登辉的每一根神经。李登辉说：“三十岁前不相信共产主义是没梦想；三十岁后还相信共产主义叫不实际”，在相信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想破灭后，李登辉重新审视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和他魂牵梦挂的台湾农业问题。他留学美国，回台后在美国资助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台湾农复会）任职。对历史和中西方文化的重新审视，个人的感同身受，让李登辉选择了在儒家文化传统下全盘西化的日本这一榜样，这是李登辉“媚日”的开始，是李登辉告别“马克思男孩”的锐变，李登辉重新认识台湾近代化的推手后滕新平，迷上规划推动台湾现代农业的新渡户稻造。从五十年代开始，告别“马克思男孩”的李登辉，走上模仿新渡户稻造人生历程之路。

农业经济专家、主持台湾农政的技术官僚、国际联盟的副秘书长；留学美国、傍依基督，长期生活在国外、日本现代思想文化的先驱。这就是新渡户稻造！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用英文发表，李登辉的成名作《农工间资本流动》在美国发表，获美国年度优秀论文奖。新渡戶稻造最有影响的著作是《武士道》，李登辉也著《武士道题解》一书。李登辉与新渡户稻造的人生历程，只有一点不同，新渡户稻造娶了一个美国人的妻子，李登辉娶了个中国人妻子。

现代日本的思想文化，是在儒家文化基础上的脱亚入欧。李登辉和新渡户稻造都推崇孔孟学说，推崇孔孟以人为本的人道关怀。但李登辉伯认为，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专政，摧毁了孔孟之道建立的道德体系，孔孟之道被扭曲为毒杀进步思想的教诲工具，中国文化沦为说一套做一套的酱缸文化，而孔孟之道，在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武士道的道德体系中得到继承和光大。

新渡户稻造承认孔孟思想是日本文化的思想源泉，他在《武士道》第二章是这样论述：孔子的教诲是武士道最丰沛的源泉。……继孔子之后，孟子也对武士道产生巨大的影响，孟子的学说，极具说服力，通常又相当平民化，很容易被富有同情心的人接受。因此，孟子的学说也被视为危险的，对现存社会秩序具有颠覆性，他的著作曾经长期受到批判，不过，这位圣贤的言说却永远铭记在武士们的心中。…很多高尚的武士，都深受阳明哲学的影响。

新渡户稻造推崇武士道文化，却主张“为武士道准备好荣誉的葬礼”，理葬武士道，接受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从而被推崇为日本近现代思想的先驱，他的头像，也因此被印在日本的钞票上。

李登辉推崇武士道精神，就在于李登辉认同新渡戶稻造的观点：武士道精神，是推动日本对外国开放贸易、大量引进西方人生活模式乃至于学习西洋政治与科学的原动力。李登辉认为中国文化应走出酱缸文化，而不应“不断回到酱缸”。发端于中原的中国文化，经历了几千年中央集权统治，大一统根深蒂固，变成一种封闭、僵化、自大、霸道的大中华文化。大中华文化，己远远脱离、落后于现化西方文明。近百年来，中国历经重重苦难，始终未能建立自由富裕的现代化社会。儒家文化主张天下为公，提倡民本思想，与西方民主法治精神在本质上有其相互贯通之处，台湾地处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交汇的枢纽，受日本文化和西方现代化文明影响甚早，终于能够在传统儒家文化中，顺利完成创造性转化，从民本思想发展为民主思想，实现主权在民，建立了民主宪政制度。日本文化与深受日本文化影响的台湾文化，比之中原文化的停滞，更具有现代的先进性，走日本式的脱亚入欧，既有日本的先例，又有台湾的经验，是复兴中华文化的希望和途径之所在。


　　　

Paul

无论如何，企盼中华早日统一

令狐药师

前言

   自《一评中共与李登辉反目成仇的原因：谁代表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http://sanbaimen.blog.hexun.com/6178221_d.html)发表后，许多网友留言，催促下文。《二评中共与李登辉反目成仇的原因：谁代表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事实上早己写好，在等待一个发贴的时机。

   咋日，李登辉在台湾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从未主张台独，没有说过一边一国也没有说过两国论，当初是说中国大陆与台湾是特殊国家和国家的关系，特殊包涵的意义很大。

   李登辉的澄清，受到两岸和国际媒体的关注：

三百门渔夫台海系列之十：

二评中共与李登辉反目成仇的原因：谁代表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一、“一个中国”法统的争论

   “一个中国”的法统，一直是两岸争斗不休的问题。1983年6月26日，邓少平提出和平统一中国的六项主张，邓的主张，后来被称为“一个中国、一国两制”，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地方政府在对内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统一后，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

   1990年2月23日，台湾在李登辉主持下制订了《国家统一纲领》，认为大陆与台湾均是中国的领土，促成国家的统一，应是中国人共同的责任，提出两岸共同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

   针对李登辉提出“大陆与台湾均是中国的领土，两岸共同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的主张，大陆以“一个中国、一国两制”为基础，提出“一个中国的原则”，重申“一个中国”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国两制，中国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两岸统一的基础和前提。

   对大陆提出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大陆与台湾均是中国的一部份，1992年8月1日，台湾国家统一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关于“一个中国”的涵义》的决议，全文如下：

   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双方所赋予之涵义有所不同。中共当局认为「一个中国」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来统一以后，台湾将成为其辖下 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我方则认为「一个中国」应指一九一二年成立迄今之中华民国，其主权及于整个中国，但目前之治权，则仅及于台澎金马。台湾固为中国之一部分，但大陆亦为中国之一部分。

   2、民国三十八年（公元一九四九年）起，中国处于暂时分裂之状态，由两个政治实体，分治海峡两岸，乃为客观之事实，任何谋求统一之主张，不能忽视此一事实之存在。

   3、中华民国政府为求民族之发展、国家之富强与人民之福祉，已订定「国家统一纲领」，积极谋取共识，开展统一步伐；深盼大陆当局，亦能实事求是，以务实的态度捐弃成见，共同合作，为建立自由民主均富的一个中国而贡献智能与力量。

   90年代初，李登辉全面掌握台湾党政权力后，以承认“一个中国”获得两岸关系的改善。“一个中国”的涵义是什么？那一个法统更有合法性，能够得到两岸人民的承认和接受？无论是1992年3月23日开始的海基会和海协会协商，汪辜会议；还是李登辉的代表，总统府秘书室主任苏志城与中共代表杨斯德、汪道涵、曾庆洪开展的秘密谈判，双方总是在“一个中国”的法统上卡壳，在“一个中国”的内涵上争论不休，甚至多次因此而不能签署已达成的协议。

二、人民主权，两岸关系恶化

   李登辉虽然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中共提出的“一个中国”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了坚决反对。李坚持大陆与台湾均是中国的一部，两岸政府是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中国的统一，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之上的统一。

   两岸权力垄断集团在“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统还是中华民国法统上纠缠，只是为了维护既得权力和既得利益，是一种罔顾人民权力，国家利益，只为一党谋取一己之私的行为。

   李认为：大陆将一国两制，中国的主体“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作为统一的前提是开历史倒车，“不利于全中国的民主化，既使大陆同胞享受民主生活的希望，更加遥不可及，也将危害台湾的民主成果”。

   李原先的企图是，以接受”一个中国”为代价，谋求两岸对等谈判、签订和平协议、促成大陆民主化改革，从而远期实现两岸民主和平统一。经历多次的两会协商、汪辜会谈、秘密谈判后，李登辉摸清大陆拒绝接受民主统一的底牌，李的计划无法落实。李悲哀于台湾人的安全和出路，明白了台湾人未来的路子可能将更加艰巨。

   如何抛开“法统”之争，打破两岸僵局，让台湾人获得安全的保障。李登辉提出了“主权在民”，因而有了《民之所欲,长在我心》，李登辉1995年6月9日在康乃尔大学发表演说。李登辉在演讲中说：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中国的古书「尚书」，就有「民之所欲，天地从之」的说法，我本人服务公职的准则，也就是：「民之所欲，长在我心。」

   事实上，大家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我国民众最关切的，就是民主与发展。民主必须包含对个人自由及社会公义的尊重，以及个人能够直接影响国事的参与感。经济发展则不仅是为了追求财富与繁荣，还必须包括均富理念的实践。后冷战时代已然来临，世局却仍充满了许多难测的情势。面对共产主义的衰败，不同国家的民众也亟待尝试追求新的制度，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在各种尝试之中，人类更必须用最高的智能与勤奋，来作出正确的选择，以免堕入陷阱。

   捷克总统哈维尔先生曾言：「解救人类世界的唯一之途，就在人类的心中」。确实如此，至少在本人心中，我一直相信「台湾经验」有其独到之处，可以帮助吾人在这个世界之中，寻找一个新方向。”

  “世界各国应有一致的民主与人权标准，不因种族或宗教而有不同。事实上，儒家的民本精神与现代民主理念毫不冲突。这也是我一再强调，尊重个人自由意志及主权在民的基本精神。

   也正因为如此，本人从政以来，始终以民众的需要及意愿，作为施政的明灯。本人也很诚意地希望，大陆的领导人士，未来也会接受如此的指引，因为我们在台湾的成就很显然的能够帮助中国大陆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我曾一再呼吁北平领导当局放弃意识形态的对立，为两岸中国人开启和平竞争与统一的新时代。只有「双赢」的策略才能维护中华民族的最佳利益，也只有互相尊重，才能逐渐达成中国统一在民主、自由和均富制度下的目标。”

   当时，李登辉已排除国民党旧势力的阻挠，决心在台湾实现民主化，举行总统直选，结束一党专政。然而，大陆在经历89风波和苏东波事变后，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党的执政安全”为唯一目标。大陆要坚持党的领导，不要“主权在民”之下的的两岸统一。这就是大陆与李登辉反目成仇的开始。李登辉的演讲发表一周后，1995年6月16日，大陆宣布中止两岸谈判。

令狐药师

　前言

　　1963年，中苏反目成仇，中共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文章，矛头直指赫鲁晓夫，掀起中苏论战的高潮，进而珍宝岛兵戈相见。1995年，中共与李登辉反目成仇，8月24、25、26连续三天，中共以"人民日报评论员/新华社评论员"名义，发表了"三评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的演讲"的文章，拉开对台湾文攻武吓的帏幕。

　　1995年，两岸到底发生什么事，以至于大陆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以导弹威胁台湾，大有战争一触即发之势。在撰写这一文章时，本人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并将重要的资料集成《1995年两岸论战的资料汇编》
http//sanbaimen.blog.hexun.com/6153103_d.html，包括李登辉在1995年的几次演讲，《台湾的主张》选章；江泽民总书记1995年1月27日的讲话，“三个代表”理论，人民日报评论员/新华社评论员：《三评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的演讲》，方便读者自我分析、判断。

　　本人计划写三篇文章，《三评中共与李登辉反目成仇的原因》，这是第一篇：





三百门渔夫台海系列之九：



一评中共与李登辉反目成仇的原因：谁代表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
　 1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病逝，前共产党员，意识形态上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李登辉继任总统，1月27日被推举为国民党代主席，7月8日当选为党主席。

　　李登辉在台湾全面执掌党政权力后，在两岸关系上，摈弃蒋经国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打破两岸关系40年坚冰，致力于改善两岸关系。1989年至1994年，是两岸关系最好的一个时期。

　　1989年4月，李登辉派财政部长郭婉容到北京参加亚银会议，打破两岸官员“不接触”的政策；

　　1990年10月7日，李登辉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亲任主任委员；

　　1991年2月23日，台湾制订了《国家统一纲领》，3月9日，率先成立“海基会”，推动两岸谈判；

　　1991年华东水灾以后，台湾海基会和红十字会发动大规模的社会援助运动，援助款物折合人民币2.5亿多元；

　　1991年11月4日，台湾海基会派秘书长陈长文访问北京，促成大陆成立“海峡会”；

　　1992年3月23日，两会协商正式开始，此后在北京、厦门、香港、台北举行多轮两岸协商；台湾接受“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大陆也是中国的一部份。

　　1993年4月27日,第一次“汪辜会谈”在新加坡正式举行。5月6日下午，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会见台湾金融考察团，评估汪辜会谈。台湾方面从江总的谈话中解读，大陆的想法是加强两岸经贸、科技的交流和合作，但是，大陆认为统一的进程要慢慢来，大陆不急于统一。

　　1993年8月31日，大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名义，发表《台海两岸关系说明书》白皮书，表达对国家统一的强硬立场，为“一个中国”插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标签。重申，“一国两制”，“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家实现统一的前提，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国际组织中行使国家主权，代表整个中国，只有以中国政府同意和接受的某种方式，来处理台湾参加某些国际组织活动的问题。

　　1994年7月，台湾方面以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名义，发表《台海两岸关系说明书》予以回应，重申不接受“一国两制”的主张，指出“制度之争是中国分裂分治的本质”，“两岸分裂分治是中华民族的不幸”，强调“只有和平地统一在民主、自由、均富的制度之下，中国人才有幸福”，同时“呼吁中共加速推动经济改革、从事全盘政治改革。唯有如此，才能使大陆同胞早日脱离贫穷匮乏，过着具有人性尊严的生活。我们也呼吁中共要以坦然的心胸正视两岸关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并体认到两岸暂时分裂分治的事实，以理性、和平、对等、互惠的原则，诚心诚意地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唯有如此，才能为两岸和平统一创造契机”。

　　1990年至1994年这五年，面对国际的封锁和制裁，大陆希望改善两岸关系，加强经济、技术合作，引进台湾资金、技术、产业，发展经济；台湾希望改善两岸关系，为台湾民主化转型创造一个和平环境。大陆死守“一国两制”的底线，坚持“中国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为统一的基础和前提。老牌社会主义者李登辉，则挥舞“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国”的旗帜，坚持“民主统一”。双方各有所求、各有所忌，故而相安无事，海基会和海协会多次协商，达成不少的协议和共识。两岸秘密谈判也发展到由台湾总统府秘书室主任苏志诚与大陆国家主席办公室主任曾庆红直接勾通的层次。

　　期间，虽偶有磨擦，但双方均能克制，倒也甜甜蜜蜜。1994年3月，李登辉以“个人度假”方式访问东南亚三国，大陆没有持别的反对，相反，顺手推舟，提出欢迎李登辉以“个人身份”访问大陆。


　　 2

　　双方反目成仇于1995年，1995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大陆翻脸，在对李登辉口诛笔伐的同时，发动大规模军事演习和打导弹威胁，从而将台湾推得远远。从此以后，两岸渐行渐远。

　　标准的说法是李登辉1995年6月以“个人身份”访问美国康乃尔大学，鼓吹“台独”，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

　　首先，李登辉1994年3月，就曾以“个人身份”访问东南亚三国，大陆没有特别反对，还公开表示欢迎李登辉以"个人身份"访问大陆。所以，李登辉以"个人身份"访问美国康乃尔大学，不应该是大陆与李登辉翻脸的原因。大陆以此为契机，向美国施压，是为恢复中美从1989年停顿的两国国家元首的正式互访，获得实质性成果。一九九五年八月廿四日至廿七日，美国副国务卿塔诺夫访问北京，表达美国对李登辉访美的立场。中国接受美方对台湾领导人访问美国访立场和解释：首先，访问必须是私人的、非官方的、只能为个人目的，不能具有任何政治目的；其次，这类访问不仅要避免实质性的官方性质，也要避免可能被人认为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礼节性和标志性；第三、这类访问将是很少的，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能被允许，并且是“个案处理”。美方不能完全排除今后会有这种访问的可能性。双方商定，一九九五年十月，江泽民出席联合国五十周年大会后，在纽约与克林顿会晤，恢复中断七年两国元首会晤（参阅钱其琛回忆录：《外交十记》）。

　　按大陆接受的美国三点立场，李登辉以”个人身份”访问母校康乃尔大学，不成问题。到底李登辉提出什么新的观点、新说法，鼓吹“台独”，才是此后大陆全面翻脸的关键。

　　 3

　　1963年，中苏反目，成仇中共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文章，矛头直指赫鲁晓夫，掀起中苏论战的高潮。1995年8月24、25、26连续三天，中共以“人民日报评论员/新华社评论员”名义，发表了“三评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的演讲”文章，拉开对台湾文攻武吓的帏幕。

　　“三评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的演讲”三篇文章，分别批判李登辉鼓吹“分裂祖国”的言论是：一、一次不提一个中国，多次使用“中华民国在台湾”和“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二、用不少篇幅谈了拓展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问题；三、这次，他避开过去声称的“主权是个危险的单词”一类话，把“主权在民”落实到岛内“走向民主体制的政治改革”上，并且还要“帮助海峡这边实现政治民主化”，使“中国统一在民主自由和均富制度下”。

　　《三评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的演讲》发表后，大陆官员、媒体、专家学者一拥而上，纷纷撰文、发言，批判李登辉“分裂祖国”，鼓吹"中华民国在台湾"和"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我数了一下，李登辉这篇演讲，共四次使用”中华民国在台湾”和”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摘录如下：

　　1、此次来美参加康奈尔大学校友返校盛会，不仅是登辉人人的殊荣，更重要的，这也是中华民国在台湾2100万同胞共同的荣幸。2、在一般政治转变的过程中，暴力和动乱是很普遍的现象。然而，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可说是一个明显的例外。3、虽然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并非联合国的会员国，但却已经迅速建构起一个以经济关系为中心的国际网络。最近我们更推动建立亚太营运中心的计划，以促使我们的经济更进一步的自由化及国际化。4、我们很诚恳地希望世界各国以公平合理的态度对我，不要忽视我们所代表的意义、价值与功能。有人说我们不可能打破外交上的孤立，但是我们会尽全力向“不可能的事物挑战”！本人确信，这个世界终将了解，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是一个友善且具实力的发展伙伴。

　　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的演讲，是否鼓吹"分裂祖国"的言论，读者可以自己阅读全文自我辨别。我要说的是，我的解读是，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的演讲，是一篇民主统一中国的檄文。这篇演讲的题目“民之所欲，长在我心”，隐晦地引用《尚书》武王伐纣时所作《泰誓》，论述了这样一个思想和路线：

　　民主是促进社会和平转变的动力，民主必须包含对个人自由及社会公义的尊重，以及个人能够直接影响国事的参与感。经济发展则不仅是为了追求财富与繁荣，还必须包括均富理念的实践。“台湾经验”，就是台湾地区的人民，近年来经由政治改革与经济发展所累积而成的智能结晶。此一经验已经得到国际社会充分的肯定，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镜的典范。世界各国应有一致的民主与人权标准，不因种族或宗教而有不同。事实上，儒家的民本精神与现代民主理念毫不冲突。呼吁北平领导当局放弃意识形态的对立，为两岸中国人开启和平竞争与统一的新时代。只有“双赢”的政策，才能维护中华民族的最佳利益，也只有互相尊重，才能逐渐达成中国统一在民主、自由和均富制度下的目标。

　　
4

　　可以这样讲，中共与李登辉反目成仇，李登辉以"个人身份"访问美国康乃尔大学不是原因，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的演讲也仅是导火线，真正的原因是，从1995年元月开始，李登辉以一系到的演讲，论述了李登辉始终如一的思想：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这才是真正的李登辉思想，李登辉路线。

　　李登辉是在1995年1月14日第一次提出“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的构思，他说：几百年来，台湾曾经先后遭受东西洋帝国的殖民统治，也曾经遭受祖国大陆的无情遗弃。在台湾的中国人，始终被历史的命运所摆布，始终没有机会和权利决定自己的命运，长期以来潜藏着一股深沉的悲情意识。光复后的半个世纪以来，这块土地上汇聚着来自大陆各地、海外以及本土的众多菁英人才，历经共同生活与共同命运的融合，已经逐渐蕴育一种崭新的文化生机；加上台湾地理位置的特点，更成为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交汇贯通的枢纽。在多元文化长期而充分的辐臻整合下，使台湾在整个中国文明的总体发展趋势中，跃居为最先进的新生力量，成为中国文化的「新中原」。

　　四月十三日．李登辉接受工商协进会理事长辜濂松专访，辜濂松问：您提到台湾汇集大陆及海洋文化之交流，希望发展成「新中原文化」，显然要以中华文化新正统自居；最近江八点特别提到中国文化是两岸统一的基础，对方似乎也以中国文化正统自称。我们知道您一直强调文化针对一个国家发展之重要，因此，请问您「新中原文化」将来会有那些独特的发展呢？

　　李登辉答：台湾光复后的半个世纪以来，这块土地上汇聚着来自大陆各地、海外以及本土的众多菁英人才，历经共同生活与共同命运的融合，已经逐渐孕育出一种崭新的文化生机；加上台湾地理位置的特点，更成为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交会激荡最佳场所。在多元文化长期而充分的辐臻整合下，使台湾在整个中国文明的总体发展趋势中，跃居为最先进的新生力量，成为中国文化的「新中原」。我们希望中共能超越意识形态之争，透过两岸和平的交流与互惠，增进双方人民的了解与友爱，让台湾地区的新生文化，对中国大陆正面临的文明更新困境，注入新的激素与活力，重建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的新内涵。

　　
5

　　什么是“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的李登辉路线？综合李登辉在1995年频频发表的演讲和1999年出版的《台湾的主张》一书，我将之概述为：

　　发端于中原的中国文化，经历了几千年中央集权统治，大一统根深蒂固，变成一种封闭、僵化、自大、霸道的大中华文化。大中华文化，己远远脱离、落后于现化西方文明。近百年来，中国历经重重苦难，始终未能建立自由富裕的现代化社会。儒家文化主张天下为公，提倡民本思想，与西方民主法治精神在本质上有其相互贯通之处，台湾地处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交汇的枢纽，接受西方现代化文明影响甚早，终于能够在传统儒家文化中，顺利完成创造性转化，从民本思想发展为民主思想，实现主权在民，建立了民主宪政制度。比之中原文化的停滞，台湾文化具有现代的先进性，复兴中华文化的希望和途径之所在。在这一过程中，在大陆人民不能当家作主，专制主义仍坚守“旧中原”文化，推行大中华霸权主义之时，保护台湾的自主自立，维护台湾主体政权的存在，本土优先，从政治经济文化上做大台湾，是台湾的安全和中华文化复兴的保障。“台湾经验”，将成为未来一个中国的的典范。

　　如何使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的束缚，李登辉认为关键在于削弱中央集权体制，“让文化与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大约分成七个区域”。若干享有充分的自主权的大区域，相互竞争、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台湾作为其中的一个区域，一个经济文化领先的地区，能够起楷模作用，引领中华的复兴。

　　民主化是台湾安全的最大保障。「一国两制」的统一，不利于全中国的民主化，既使大陆同胞享受民主生活的希望，更加遥不可及，也将危害台湾的民主成果，台湾人已自己当头家的权利，故之坚定拒绝「一国两制」的构想，追求自由、民主、均富的统一的中国的目标。建设富强康乐的新中国，实现「主权在民」的理想，在台湾做得到的，在中国大陆也可以做到。“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以“台湾经验”导引中国发展的方向，进而集合两岸中国人之力，共谋中华民族的繁荣与发展！

　　
6

　　谁代表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李登辉认为溶合儒家民本思想和西方民主思想，完成宁静革命，落实主体在民，实现和谐感通的台湾，跃居为中华文化最先进的新生力量。1996年5日20日，在导弹的硝烟中当选华人世界第一位人民直选总统的李登辉，在其就职演讲中说：“环顾世界文明史上的组织个重要文化，大都发源于一个小的地域，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文化，也起源于中原一隅之地。台湾位于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汇集点，近数十年来，因时局变化机缘，不但充分保存固有文化传统，并且广泛接触西方民主、科学及现代工商业社会文化。再加上台湾教育水准与发展程度，远超越中国其它地区，势必逐渐发挥文化主导功能，进而担负起文化「新中原」的重任”，1999年，即将卸任的李登辉发表《台湾的主张》，指出：“中国人可以在实现经济繁荣的基础上，阔步迈向民主化的道路。这一点，在台湾的发展经验上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了。所谓的「台湾经验」，不仅是台湾发展的成就，也应该是所有中国人所共享的资产，并为将来的统一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谁代表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2000年，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

令狐药师

　　 一

　　轰轰烈烈的百万“红军”倒扁运动，在双十节天下围攻过后，内部出现分裂，凝聚力走向衰竭；外头批评声起，正当性、合法性、合理性受到质疑。台湾媒体的民调显示，超过一半的台湾民众，认为倒扁运动应该结束。

　　6月13日，台湾立法院正式启动罢免总统案程序的当晚，我写了《倒扁制马，明枪暗箭》一文，在大陆的论坛上贴出。其时，媒体和泛蓝人士正为马英九支持推动罢扁案而喝彩，为罢扁程序在立法院正式成案而欢欣鼓舞。但是，在大陆的我，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却清楚地看到，罢扁案对马英九极其不利，罢扁是明枪、是手段，刺马是暗箭、是目的。罢扁的效果只能是为民进党解套，受伤的必是马英九。到6月底，罢扁案发展的结果与我事前的预测一模一样，马英九的支持度急剧滑落。

　　9月9日，施明德主导的百万人倒扁运动开始，当天，我写了《施明德倒扁：台湾精神、台湾价值的异化》一文，在两岸的论坛同时帖出。我的观点是，一个民主社会的民选领袖，陈水扁必须经受民众和政治反对派用放大镜进行检验，一系列家庭和亲信的弊案，陈水扁个人应该承担道德和政治责任，引咎辞职。但是，台湾政局的长期纷争，“统独之争、蓝绿对抗、社会分裂都不是实质和根源，台湾的问题，在于政体，权力集中在总统的总统制”。“但把权力过度交给一个人，总归是弊病”。“总统制在实际实践中，除美国外，好像还真的没在那个国家搞得较理想。人们给总统制分析出来的全都弊病几乎在台湾全出现”。因此，公民运动倒扁，应该以公民社会的力量，以道德和完善政体建构为诉求，一方面要求陈水扁下台，个人承担道德和政治责任，具体目标应该是总统虚位化，实行内阁制。

　　但是，我阅读了施明德的全部“百万人倒扁日记”和“九.九宣言”，从中我没有看到倡导“公民运动”的普遍价值，我看到的是哀怨、仇恨和对十六年来台湾民主转型的否定。因而，这一运动甫一开始，我就认定，“倒扁本是一次包容蓝绿的机会，本是解开省籍这个结，以公民社会的力量化解族群矛盾、蓝绿对抗的一次绝佳时机。但被施明德搞砸了”，“施明德把公民社会的倒扁，引导到再次制造蓝绿对抗、族群对立的迷途”。

　　我的观点，在网络上，受到多数国内和台湾网民的反对、批判，乃至漫骂。然而，时至今日，倒扁运动的后果，再次不幸地被我事先言中。当下，除施明德领导的倒扁运动被质疑外，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声势此消彼长，高雄市长候选人的支持率出现逆转。马英九的满意度也急剧滑落8%，再次创下历史新低，倒扁制马的效应再次呈现。

　　 二

　　百万“红衫军”席卷台湾，施明德没有动员百万民众的能力。在原本己是红、蓝、绿缠斗在一起的台湾，早己被边绿化的施明德，要启动这场运动，不得不借助“红媒”、“蓝营”的力量。在台湾，最大的“红色”势力是“红色媒体”，他们与cctv4和凤凰台唱同一个调，他们中的一些节目或主持人，天天在cctv4或凤凰台出现，看这些台湾“红色媒体人”，就能体会到他们不惜代价制造蓝绿对抗，分裂台湾社会的决心和鼓动力。

　　构成“红军”的另一股巨大的力量，是捧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为领袖的国民党旧势力和有西进商业利益的个人、企业和团体。这股势力，在“红媒”的配合和支持下，既拥有“宣传”优势，又拥有资金优势，在国民党内部和台湾社会，形成强大的力量。这股势力的政治目标是压制马英九，实现“连马配”。这是连战能够做到退而不休，能够担任国民党第一个名誉主席的强大支撑体。在马英九当上国民党主席后，以连战为首的这股势力，以国民党“智库”(即“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为平台，在与马英九的“新台湾人基金会”团队争夺国民党政策的主导权上，占尽上风。所以，尽管施明德领导的倒扁运动开始后，马英九企图与之保持距离，国民党在这股势力的主导下，仍然在基层进行动员，壮大并最终主导了“红杉军”的倒扁运动，使“反贪倒扁”，质变成蓝绿对抗。

　　“九一五围城”、“遍地开花”、“天下围攻”、“里应外合”，“红军”的这些运动，没有一项能够离开“红媒”的鼓动和国民党民代的动员。所以说，“百万人倒扁”，与其说是施明德领导的“公民社会运动”，不如说，是“红媒”和国民党借壳发动的政党恶斗。

　　从施明德的主要助手贺德芬教授主张“倒扁”改名“反贪腐”，到贺德芬被停止倒扁指挥部发言人职务、退出“六人决策小组”成员；从施明德压住全台“遍地开花”，到同意“遍地开花”，南下浊水溪。这个过程中，施明德有多少实质主导权，有多少是被裹挟的无奈？

　　很多人批评马英九在倒扁运动中耍两面派，经常给“红衫军”使绊，软性限制“红衫军”的活动。我认为不是这样，马英九应该是评估到，介入“百万人倒扁运动”，制造“政党恶斗”，对自身将会造成的伤害。但是，国民党除他这个“马主席”外，还有连战这个国民党史无前例的名誉主席，有一股围绕在“连主席”周围，随时准备把“马主席”挤到一旁的旧势力。在党内势力的牵制下，马英九没有实力主导国民党的路线、政策和策略，只能与”红杉军”始终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干些吃力不讨好的脏活、累活。

　　尽管马英九认以“党主席”为施明德的倒扁运动给党内定调“支持但不介入”；尽管马英九试图以台北市长的身份，限制"红衫军"的一些活动，为运动降温；尽管马英九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建议与苏贞昌会面，试图以政党协商化解街头运动，启动“红衫军”退场机制。明枪易超，暗箭难防。最终，正是国民党民代的动员和全面介入，使“公民运动”质变为“蓝绿对抗”，马英九在这场对抗中，成了一个“最受伤的男人”。

　　三

　　姜是好的辣，就在社会各界批评“公民运动”变成“政党恶斗”之际，施明德不但没有为之辩护，反而立即承认，“百万人倒扁运动”存在走向加剧社会对抗的危机。天下围攻当日国亲立委大闹国庆大典的行为，让他们警觉。因为忧心蓝绿对抗加剧，故而决定百万人倒扁休兵，劝民众暂离开。施明德从容退场，将倒扁运动失败的责任全部推由蓝营承担，从而再次占据进可攻、退可守之势。

　　倒扁指挥部发言人张富忠也说，从九月九日到九一五围城，倒扁运动基本上是成功的，不但提出反贪的新公民价值，而且真正超越蓝绿。但从遍地开花之后，就出现一些隐忧的现象，由于战线拉太长，很多地方必须仰赖蓝营民代，整个运动质变。

　　张富忠更批评国民党和亲民党：“国亲立委穿著红衣在国庆大典上闹场，这样的行为只会激化蓝绿对立，并非倒扁总部所乐见”。张富忠质问：“是否穿红衣就可以为所欲为”？“我们难道愿意见到台湾成为废墟”？

　　轰轰烈烈的百万人民倒扁，国民党出钱又出人，吃力不讨好，最后全部的屎盆，还通通扣在蓝营的头上。

　　有人认为“百万人倒扁”，是施明德给国民党挖的陷阱。我认为不是这样简单。问题在于，“红媒”和“蓝营”的一些势力，也企图利用施明德，利用民众运动，达至自已的目的。纵然因此受损，纯属偷鸡不成亏把米。

　　如果说施明德发起“百万人倒扁”的初始构想，就是要发起一场超越蓝绿的“公民运动”，我也不同意。施明德一开始，就给运动定调“百万人倒扁”，己经回答了是为倒扁而反贪腐，还是为反贪腐而倒扁的疑问。主张将运动定名从“倒扁”改为“反贪腐”的贺德芬被停职，证明这场运动，从始至终，就是为倒扁而反贪腐，离公民运动追求社会普遍价值很远很远。

　　但是，百万人民倒扁运动此刻果断休兵，施明德通过对国民党和亲民党介入运动的批判，将他发动的这场加剧了群族分裂、蓝绿对抗、政党恶斗的运动，最后时刻，定格在“公民运动”上。

　　这是政治的诡吊，也是施明德的高明。所有企图利用施明德的势力，施明德都赏给他们一个响亮的耳光。他以这样一种方式退场，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飘然而去之际，很多人还没有回过神来！拿捏得如此准确，结果如此富有戏剧性，这不是人算，是偶然，历史往往就是在偶然中形成。

　　 四

　　一系列家庭和亲信的弊案，陈水扁个人应该承担道德和政治责任，引咎下台。不要管动机和目的，事实是，施明德以一场运动，证明蓝绿对抗、政党恶斗和公民运动，都做不能倒扁，从而，让台湾社会清醒地认识到，1、台湾的政制存在缺陷；2、只剩协商、相互妥协一条路，可以解决目前的政局纷争。施明德发起的运动，给台湾社会，留下了启示和压力。这就是台湾政局的拐点，从这一点看，是这场运动的胜利。接下来的事，关键在于台湾的定海神计在那里？

　　九月二十六日，全台湾各大报章头版都刊登了一幅半版广告，画面中的主角是面带微笑的立法院长王金平，他手持李登辉写的“台湾的主张”。此一由台联与上百个民间社团署名的广告，就是李登辉在政局纷争越演越烈，红蓝绿街头对抗，台湾人忧心忡忡之际，向台湾社会，发出“停止政争，化解对立”的呐喊。

　　李登辉主张，停止发动群众进行街头斗争，回归宪政体制，由立法院长王金平邀集朝野领袖，进行政治协商，从根源上解决台湾政局的长期纷争。

　　9月20，针对台湾政局乱象，李登辉开出“虚位元首内阁制”的标本兼治药方。台联党主席苏进强转述，李登辉已经很明确要台联党推动“内阁制”，解决民主独裁、政局空转、政府虚耗的危机。

　　这是李登辉为台湾指出的正确路向。倒扁运动休兵后，李登辉的主张，必然会在台湾政坛发酵，进而考验马英九、王金平、陈水扁、苏贞昌等处于政坛前沿的政治人物，能把握住这个机遇和方向，就能够在台湾，留下历史性的定位，从而开创出一片新天地。

　　“虚位元首内阁制”，化解台湾长期的政治纷争，李登辉9月20日开出的药方，与我在9月9日写的文章：《施明德倒扁：台湾精神、台湾价值的异化》一文中的主张相同。为什么“虚位元首内阁制”能够标本兼治，请参阅：
1、《施明德倒扁：台湾精神、台湾价值的异化》http://sanbaimen.blog.hexun.com/5577326_d.html

2、《倒扁制马明枪暗箭》
http://sanbaimen.blog.hexun.com/4262489_d.html


（三百门渔夫，2006.10.14）

令狐药师

站在海峡的对岸，一个土生土长的大陆人，我从来不怀疑黄介信、姚嘉文、施明德、许信良、林义雄等民进党前辈的理想情怀，我相信，支撑他们以青春和生命，以热泪和热血长期与威权政治抗争的，是一颗台湾的心，和台湾的精神，台湾的价值和台湾的理想的动力。




在艰难的抗争时期，引领抗争运动的政治领袖，只能是具有意志坚强和精神力量的理想主义者。但是，从政治抗争渡进到民主竞争、政治协商后，理想主义者往往是孤独的，取而代之，政治领袖往往会在务实者中产生。因为民主竞争、政治协商往往需要政治权衡、利益交换，这是理想主义者所不肖，也不擅长。正是如此，民进党的理想主义前辈们，在民进党走向执政过程中，一个个地退出政治核心。




执政后的民进党，不可避免，多少会有精神和价值的丧失，但是对台湾主权的坚守，对台湾精神、台湾价值的坚持，毫无疑问的，依然比国民党执着和坚强。因为陈水扁的错误和某些民进党人的堕落而全盘否认民进党对对台精神、台湾价值的坚持，进而否是台湾社会的改革和进步，是对台湾的伤害。




理想主义者是孤独的，但他们是革命时代的英雄和领袖。在完成了民主宪政的政治转型后，不甘于孤独的理想主义者，只能自我异化。坚守台湾精神必有坚守孤独的意志，否则，理想主义者的自我异化，也就是对台湾精神、台湾价值的异化。施明德的倒扁，就是这种对台湾精神、台湾价值的扭曲的一次表演。




基于对民进党理想主义前辈的崇敬，大陆人的我，长期收藏和浏览施明施的网站：记忆，美丽岛事件。施明德倒扁后，我也读了他的每一篇日记，每一篇文告。今天，就由一个来自大陆的网民，来评说施明德的倒扁和施明德所要追寻的台湾精神、台湾价值。




今天(9月9日)，施明德发表了九.九运动宣言，宣言说：




“这是百万人的义愤，百万人之怒。当历史被误导、道德被凌迟、司法被阉割、文化被窒息、社会被轻贱的时候，哪一次不是人民之怒冲开专制郁闷的闸门，让政治的大河重新奔流？




什么是专制？当社会上只剩下两种人，一种是多数的哑子，一种是少数的骗子时，这就是专制！”




台湾真的处于“当历史被误导、道德被凌迟、司法被阉割、文化被窒息、社会被轻贱的时候”吗？台湾社会真的“只剩下两种人，一种是多数的哑子，一种是少数的骗子”吗？政治民主化了的台湾真的如些，比威权时代还要黑暗吗？这正是我们在大陆常常听到的：台湾的民主糟得很，台湾就是大陆不能搞民主的活生生样榜。




现代民主政治，政治领袖的道德操守和责任必须经得住社会和大众用放大镜检验。陈水扁家族成员及身边人的贪污，陈水扁政府在钱银上的违规或违法操作，做为民选总统的陈水扁必须承担政治责任，民众可以要求陈水扁下台。以已揭出的弊案，不能为社会树立精神榜样的陈水扁应该下台，使台湾政治彻底告别国民党长期专权遗留的黑金劣习。




看蓝军的是县市乡长，国民党或亲民党前段时期的罢扁案，缺乏道德正义。此刻，施明德出头，呼吁倒扁，有相当的正当性。但是，施明德倒扁，应该诉诸于提升台湾的精神、台湾的价值，指向陈水扁个人的道德和政治责任，而不是抹黑台湾整体社会，台湾民主改革的成果。虽然施明德声言超越蓝绿，但他的言行，无疑将倒扁异化为为前朝申冤，从而引导社会分裂，蓝绿对抗。




施明德说，民主进步党倒退了，以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感受，一点没错。但我决不同意施明德说，民主进步党是民主退步党，做为民进党的前主席，施明德不懂得，或者说不愿意接受一个事实：民进党的世俗化。理想主义的政党，只能是煽风点火的革命党，不能成为承担社会责任的执政党，民进党适时的世俗化，仍台湾能实现政党换替之幸。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到，李登辉在民进党世俗化过程中，对民进党的帮助，才是真正怀有一颗台湾的心。说：“阿扁上台前,民进党早就变质”了，我不同意，应该说“阿扁上台前,民进党己世俗化”。




理想主义者的施明德，与世俗化了的民进党格格不入，施明德找不到自已，正如他在8月14日的“倒扁日记”中说：“时代就是身世，身世就是时代。我真切的感觉到，这一辈子我是不会有我了！”




施明德就是带着这种“不会有我了”的失落，异化了的自己，开始倒扁。施明德在8月19日的“倒扁日的”中说“台湾还笼罩在两颗子弹的阴影下，蓝绿双方对于镁光灯下的「天」字，有截然不同，但是同样强烈的感受，天啊天，你这个老天究竟是怎么当的呢？” 。从句话中，我看到施明德不是为了提升台湾的精神和价值观，而是为了二颗子弹向天喊冤。施明德超脱了割裂台湾社会的蓝绿对抗吗？我看他是不惜在台湾的身上，刺入自己的一刀。




施明德在其8月23日的“倒扁日记”中说：“李登辉最大的贡献就是毁掉国民党，陈水扁最大的贡献就是毁掉民进党。他们两位加起来最大的贡献就是毁掉台湾经验。”




我在施明德的个人网站上看到这句话的时，目瞪口呆，这真的是出自声声要超脱族群对抗、包融蓝绿的施明德之笔？台湾民主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十几年就是被李登辉、陈水扁毁掉台湾经验的时期。我真不相信，这到底是施明德的网站，国民党的网站，还是新华社的网站。




陈水扁应该下台，为一系列贪污承担道德和政治责任。这无疑将将使台湾的精神和价值得以提升。如果将陈水扁个人应承担道德和政治责任，转嫁为对台湾十几年民主转型的批判，转嫁为民进党或绿营人物应对台湾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现象承担责任，就是要让台湾再次沉沦。我搞不清楚施明德是基于什么目的、动机和背景说出这样的话？以这样的认识，领导本应是体制民主、公平、正义的倒扁运动？




阅读施明德“百万人民倒扁日记”和其它文告，最长的一篇，是“珍惜最后一次包容蓝绿的机会”，施明德开篇就说：“从1996年李登辉担任第一个台湾民选总统算起，台湾经历了足足十年的蓝绿斗争与省籍矛盾。回溯这十年，相信许多台湾人会有恍如隔世之感，特别是曾经试图投身其中解决对立冲突，最后弄得伤痕累累，徒劳无功的人。这十年对他们而言，像是一个醒不来的梦”。接着，施明德全面否定台湾民主改革十多年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的表现。




施明德的这段话，就一个大陆人的我来说，太熟悉了。官方媒体天天宣传的，就是这些：民主改革的十年，台湾政治混乱、贪污腐化横行、经济一团糟；李登辉和陈水扁搞台独，造成台湾社会族群分裂、省籍矛盾激化，乱象丛生；李登辉和陈水扁，不得人心，台湾人民与这些台独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




难道1996年李登辉担任第一个台湾民选总统之前，台湾没有省籍矛盾、没有贪腐黑金。施明德应该明自；1、贪腐不是民主化的属性，更不是民主转型的后果。只有民主化转型后，台湾社会才能对总统的德道品行行驶监督；如果没有李登辉的民主改革，别说你能召开群众到总统府前抗议总统贪腐而不被镇压，此刻，或许你还被关在监狱里。2、从1996年李登辉担任第一个台湾民选总统算起的台湾民主转型的十年，应该是台湾人享受自由民主，行驶权力的十年；像是一个醒不来的梦，恍如隔世的，不是“从1996年李登辉担任第一个台湾民选总统算起”的台湾民主转型的十年，真正制造省籍矛盾、造成社会对立、最后弄得伤痕累累的，是国民党长期的一党专政。3、实现政党轮替，没有让台湾经济象香港一样经历衰退折磨，被边缘化的，正是李登辉担任第一个台湾民选总统算起的台湾民主转型的十年的成就。




我不知道施明德为什么总是把陈水扁个人的德道责任与李登辉担任第一个台湾民选总统算起的台湾民主转型的十年连挂在一起，为前朝伸冤，像大陆媒体一样抹黑李登辉担任第一个台湾民选总统算起的台湾民主转型的十年的成就。这就是一个大陆人的我，同是认为陈水扁应该引咎下台我，从对施明德推崇至备，默默地为他祝福，到到台湾论坛发贴反施的原因。




施明德说得没错，倒扁是值得珍惜的“最后一次包容蓝绿的机会”，但施明德珍惜了这“最后一次包容蓝绿的机会”吗？没有，施明德没有超脱蓝绿对抗、政权之争。他在8月20日的倒扁日记：“扁后政局”一文中，透露出他倒扁的愿景：




1、民进党分裂，在野休生养息，回归「清廉、勤政、爱乡土」的核心价值，浴火重生。//“爱乡土”，施明德已到了“本土”、“台湾主体”不敢说出口的地步了；




2、“国民党的的马主席，应该很快会提出他到二0二0年的施政愿景”，“马主席展开的二0二0愿景中，和平、民主、繁荣将不是空话”。//哇，到2020年，台湾政权是国民党、马主席的专权了；学会以“和平”裹挟台湾了，“和平”裹挟和“导弹”威胁是一会事，谁都明白。事实上，由于害怕台湾民主政治的冲击，大陆执政当局比台湾人更害怕统一，大陆对台策略，可以总结为“拒统防独、以美制台、维持现状”，“和平”变成台湾岛内，某些人自已威胁自已。




3、“亲民党的宋主席是台湾政治领袖中最能够体察弱势族群的一位”，“作为最了解中国文化与台湾文化的政治人物，宋主席似乎可以先超然物外，再民胞物与。亲民党当然会是海峡两岸举足轻重的政党”。//我晕！




4、台联党“仅有的本土论述也必须扩充，让它有更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意涵”，“延揽更多艺文领袖以及从宪法到海商法的法律专家，建立台湾人的精神高度以及看守台湾政经生活的运作常轨”。//让台联党充当关键少数派，当台湾和台湾精神的守护人，这是我唯一赞赏的一点。




让国民党轮替上台，对台湾民主转型成功有利。民主转型，一般要经历2到3次的轮替，才能达到稳定，成熟。国民党内部改革、党主席和中委直选后，今日的国民党正在改革自新。何况，今日的台湾民主政治，也己进步到谁执政都坏不了大事的时候。政党轮替，将会是台湾政治的常态。但轮替上台的，一定会是马主席吗？




以现时台湾的政治生态，台湾人，你们是否做好重新接受一个外省籍总统的心理准备吗？也许现在说起来轻巧，到投票的那一刻，省籍就是台湾人在现时政治生态下背上的十字架。




倒扁本是一次包容蓝绿的机会，本是解开省籍这个结，以公民社会的力量化解族群矛盾、蓝绿对抗的一次绝佳时机。但被施明德搞砸了。以上所论述的施明德的种种偏见，在某些外来势力的影响戓操纵下，施明德把公民社会的倒扁，引导到再次制造蓝绿对抗、族群对立的迷途。




民主转型，一般要经历自由化、民主转型、民主巩固三个阶段。台湾的民主政治，正处于民主巩固阶段，这时，从对抗过渡到“竞争、制衡、协商”的良性稳定状态，结束对抗，往往需要出现一个拐点，一个偶然的机会。




陈水扁的弊案，提供了这个机会，那就是以公民社会的力量，以道德和完成政体建构为诉求，一方面要求陈水扁下台，承担道德和政治责任，或者总统虚位化；一方面要求国民党交出党产，以示救赎。同时要求修宪，废除立法院和行政院，成立国会，实行内阁制。这套方案，解决“清廉、公正、正名、制宪、省籍”等等一系列导致台湾社会对立冲突，阻碍民主政治定型的问题。




在我看来，统独之争、蓝绿对抗、社会分裂都不是实质和根源，台湾的问题，在于政体，权力集中在总统的总统制，是威权时代的遗留，在民主化的初期，需要开明的、强势的总统引领民主社会转型。但把权力过度交给一个人，总归是弊病。民主转型成功的最后一步，是总统虚位化，权力交给内阁、国会。台湾人，告别民粹、再造共和，陈水扁弊案，天赐良机，到了迈出最后一步的时刻了。“新台湾、新宪法”，新宪法不是正名、独立的新宪法，而总统虚位化、国会、内阁制，在这才是台湾的未来。




总统制在实际实践中，除美国外，好象还真的没在那个国家搞得较理想。人们给总统制分析出来的全都弊病几乎在台湾全出现。




总统制在实际的实践经验上，往往不是出现强权总统，威胁到宪政民主的成长；就是因国会挚肘，造成『跛脚总统』，行程政府效能不彰的现象，




一般学界多认为，总统制比较不利于民主体制的巩固与发展。这主要是因为下列的原由：





第一，   总统制较不具弹性，遇行政权与立法权相持不下时，无法以倒阁获解散国会方式诉诸民意解决，而只有将僵局拖延下去，直到任期届满为止。但在此一过程中，极易引发民怨，或招致军方及情治系统的不满，进而造成政治动荡局面，或是导致民主体制的崩溃及逆退。




第二，总统选举是一种『零和』式的竞争，而不似内阁制下的国会大选，失败的党派仍可在国会中拥有一定比例的议席，不会『全盘皆输』，并可继续扮演制衡、监 督之角色。但在总统制之下，总统选举失败的党派及其候选人，却只有在数年之后卷土重来，很可能会因再次失败而输掉整个政治生命。因此总统制下的总统大选往 往形成极激烈的对决局面，而各方候选人更不惜以『全国式总动员』方式，争取群众的支持，结果极易引发政治动乱或社会失序的危机，比较不利于民主体制的稳定 及成长。




第三，总统制是一人当政，集全国民众之期望于一身。而且总统当选人往往也深具个人魅力。如果执政政绩不佳，则易造成选民寄望的幻灭，甚至引发政治动荡或军人干政。




第四，总统制对政党组织的发展与党纪的维系，较为不利。总统制下的国会议员，其选举往往并非与总统选举同时举行，而且国会与总统常系由不同政党控制，总统 又无法解散国会，提前大选，因此国会议员党纪束缚较小，自主性高。一位议员往往只要尽心照顾本选区的选民利益，而无须党的全力支持，即可当选，因此造成党 纪不彰的现象，亦不利政党组织的发展。由于政党党纪维持不易，导致政党政治不易制度化，也较不利于民主成长。




第五，如果总统个人威望甚隆，又得到国会同党议员的全力支持，则其权力将极大无比，甚至使制衡机制无法落实运作，造成独裁局面，进而压抑反对力量，形成民主的倒退。这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尤为常见之现象。




民主政治需要妥协，台湾民主转型后，本应能为台湾之父或台湾之子的施明德长期失落，甚至被边缘化。这时，一个不甘寂寞的革命英雄的革命，就是要革民主革命的命。扭转被施明德异化、扭曲了的倒扁诉求，这时的倒扁，才是台湾精神、台湾价值的再现。这时，出现在凯达格蓝大道的任何一个人，才称得上超越蓝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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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门渔夫，2006.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