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十位王牌军长

有容乃大

一． 38军 军长梁兴初

军长梁兴初

38军是原东北野战军1纵，是东野的主力部队。在国内战争中，相对于其他野战军的兄弟部队来说，38军虽然战绩赫赫，但要说全军排头，那肯定会有许多部队不服气。如果没有朝鲜战争，38军就绝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地位。
38军初入朝鲜第一仗就是打熙川，本来是要包了韩8师，结果却夹生了。原因仅仅是得到了误报，说熙川有一个美国黑人团。梁兴初一含糊，韩8师就跑了。为此，老彭发了雷霆震怒，连“斩马谡”的话都出来了。
二次战役可以说是38军的奥斯特里茨。战役之初，梁兴初就打了包票，要独个打下德川，结果一仗就端了韩7师。接着38军插向军隅里、价川方向，准备大迂回兜住美第9军。在戛日岭，38军和土耳其旅练开了刺刀对长刀，把这帮突厥人的后裔打了个落花流水。突破之后，38军迅猛穿插，其113师14小时跑了145里，终于抢占了三所里和龙源里，卡住了美第9军的南逃之路。接着，就是一场惊天动地的血战。38军独自一个军顶住了南逃的美第9军美2师、美25师、韩1师的进攻，又击退了北援的美骑1师和土耳其旅。南北之敌最近处只相距1公里，可就是冲不过去。后续中国军队源源赶到，整个价川地区成了一个巨大的肉搏战场。万般无奈之下，美第9军只好抛弃全部重装备，向西翻山越岭逃至肃川沿海公路，会合美第1军南逃。整个二次战役中，38军独自毙伤俘敌11000余人，缴获各种火炮239门，汽车1500余辆，歼敌总数占全军歼敌总数的33%。彭德怀大喜，当即去电嘉奖，高呼“38军万岁！”梁兴初和他的部队终于一战成名，奠定了中国陆军部队中的老大地位。
在四次战役中，38军担负西线战场的阻敌任务，为保障东线横城反击战役的胜利，拚死阻击美军的进攻。这一路都是美精锐部队，包括美骑1师、美24师、英27旅、韩6师、希腊营等。在火力兵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38军官兵以血肉之躯苦苦拒敌。当时的台湾报纸就幸灾乐祸的称这一仗为“火海洗人海”。在左右友邻部队都撤过汉江后，38军仍独守南岸，终于完成了保障东线进攻的任务。在接令后撤不久，汉江就解冻了，好险全军覆没。这一仗几乎将38军的精锐打光了一半，是其军史上最惨烈的一仗。
38军参加了朝鲜战争一至四次战役，然后奉调回国休整。1952年，38军再次入朝，前往中部战线担任守备任务。在当年的秋季攻势中，38军负责攻取白马山。因战前一个参谋叛变投敌，导致军情泄露。结果这一仗打成了艰苦的攻坚战。当面之敌韩9师极为顽强，双方反复拉锯，白马山打成了红血山。经9天苦战，38军伤亡6700余人，仍然没能攻占全部高地，不得不撤出战斗。韩9师也伤亡9000余人，几乎打光。这一仗成全了韩9师，战后被韩国国防部授予“白马部队”称号。后来的韩国总统朴正熙时任韩9师参谋长。其后不久，38军撤回西海岸守备，再就奉调回国，结束了其“万岁军”的朝鲜征程。

Paul

秦在上甘岭战役中对主攻方向的判断是错误的 梁刚入朝时也被彭总骂的狗血淋头 最后彭还是点邓去38军蹲点

有容乃大

郑其贵回国后任吉林省军区副参谋长，白城军分区司令员，1955年仅被授予上校军衔，1963年晋升为大校军衔，1970年离职休养，1982年按副军职待遇，住安徽省军区合肥第一干休所，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0年1月26日在合肥逝世。

有容乃大

五次战役结束后，志司召开了总结全议，针对60军180师几乎全军覆灭的情况进行了分折与研究，要找出教训以杜绝再发生类似事故。

第一次全议由三兵团政治部领导带领工作组进驻了60军在离谷山郡不远的一间木板房里。60军政委袁子钦按照兵团政治部主任的指示，把180师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参谋长王振邦先找来谈话，专门统一认识180师回撒突围失利的原因并就如何处理干部问题也摆上了桌面。

60军政委袁子钦介绍了兵团工作组的来意，把调子定在了“180师主要领导干部政治动摇逃跑是180师受损的基本原因”时，郑其贵等三人一时楞住了，就在五次战役结束后，兵团首长电致60军转180师说；“郑，段，王并归建回来的诸同志；你们英勇地战胜了困难，完成了钳制敌人的任务，胜利地突出敌人的重围，光荣地归建了，这是党的光荣，你们的胜利，谨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并望你们从思想上，战术上，各种工作上做好准备，……为抗美援朝的最后胜利而继续奋斗。”

电报中对180师慰勉有嘉，使180师突围出来的官兵们深受鼓舞，他们一方面挖野菜充饥，煮松针水当营养液，一方面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怎么过了一个多月，变成主要追查180师回撒失利的原因成了主要领导干部政治动摇逃跑的基本原因了呢？

郑，段，王三人一声不啃，只是抽烟。这样过了有一个多小时时，王振邦要出去小便，可是刚出门不到五十米就被卫兵挡住了。

卫兵问；首长哪里去？

王振邦说；小便去，怎么？

卫兵说；不能越过这条线。卫兵说着给王振邦指了一下位置。

王振邦小解回来后向郑，段二人说了这事情。郑其贵深叹了一口气说；“看来是要把我们软禁起来了？……”

“啊，你们终于开口说话了。”60军政委袁子钦说；“这不是软禁，是为了安全问题，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

次日，60军召开了团以上干部的大会，会议开始后，60军政委袁子钦首先说；“这次开会主要是对180师回撒失利的政治结论，作一下统一认识。下面请兵团政治部主任作指示。”

兵团政治部主任上台就座后就说；“听你们的袁政委讲，你们对180师受挫的政治结论定不下来，统一不了认识，当然，政治动摇逃跑这顶帽子戴在谁脑袋上都受不了。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谁让你们搞分散突围？把好好的一个整体力量分化为个体力量，给美国人创造了消灭你们自己的机会。郑其贵！”说到这里，兵团政治部主任大吼了一声，直接点名指着郑其贵说；“是你提出要分散突围的，你要负主要的责任。你以前在西路军时也提出过分散进军的主意，有这个经验，没有这个经验你郑其贵想不出这个点子！单人逃跑，右倾怕死，这就是政治动摇，…………”

坐在台下的郑其贵一听兵团政治部主任的这一番话，心中不禁生出了一种难言的苦恼。当时的战场态势180师根本就收不拢，一个团在兵团命令下，去掩护兵团司令部及直辖部队撒退。一个团在军长的命令下去运送几千名伤员。一个团及他所带的师直队伍在志司的命令下，就地阻击敌人五天。三个团相隔距离在十五至二十公里之间，何况五天以后，这时180师巳成了各团孤军奋战了。美军巳隔断了各团之间的道路，不分散突围？难道说拼光拉倒？军旗，关防，印信这都是一个建制师的番号，如果让美军获取，这在国际上将产生多大的影响？这些事实怎么兵团政治部主任不提呢？……郑其贵想不下去了。……

我也讲不下去了，只能简单扼要地说一下180师主要干部的结局了。

一；师长郑其贵就地撒职，留党察看处分，后降任兵团后勤部管理处长。

二；副师长段龙章留党察看，降任军作战处处长。

三；营以上干部一律留党察看，行政撒职。

还有一些突围出来的营团级干部有被送进监狱的……

只有师参谋长王振邦一人没有受到任何处分，仍担任180师参谋长。

直至1987年，原60军军长韦杰，在临终时说；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我还是认为，朝战第五次战役的回撒与突围，造成180师几乎全军覆灭的情况，把棍子打在180师屁股上，我认为这是不公道的……

有容乃大

180师的师长就是郑其贵，代政委吴成德。郑其贵1929年参加红军，原是政工干部 （曾担任过临汾战役主攻旅的政治部主任）军事指挥上有所欠缺。五次战役的后期，美军追着我们打，180师3个团，在这个时候有2个团被划归别的部队指挥，一直到很晚才归建，一归建就接到命令要防守某个阵地和其他部队一样担负的是阻击美军的任务，当时180师2个团都离指定阵地很远。180师阻击战打得非常艰苦，在这种情况下60军命令180师在转移自己的伤员之后就可以撤退，但是由于电报电文的语义没有非常明确，致使180师以为要等到整个60军的伤员都转移之后才可以撤退。同时，180师侧翼的两个师都先行撤退了，180师孤零零的突出在敌人面前。等到180师终于搞清楚命令，上级也命令撤退的时候，退路已被敌人切断，陷入了敌人的重围之中。虽然上级也派部队增援，企图将180师接应出来，但是因为增援部队也是疲兵，美军又攻势极凶，最终没能成功。

180师孤陷敌后，弹尽援绝，最重要的是断粮，战士们为了突围长途行军，几天没有东西吃，现在的人很难想象那种困境，你试试饿上2天不吃东西，不要说打仗，走路都有问题，整个部队基本上到了极限。这个时候，师长决定化整为零，分头突围。这个决定后人多有抨击，认为集合在一起才有力量，才能突围。180师分散之后，战士们基本上都坚持战斗到了最后一刻，很多人隐蔽起来，等待着永远也不会到来的第6次战役，因为到了那个时候，部队会打上来，就可以归队了。还有的在山上打游击，学习当年的红军。当时最主要的困难就是没有粮食，不然最后突围的人还会多一些。这些都是造成该师失利的客观原因。我认为在真正指挥上的责任应该是彭德怀（战略失误）；王近山和韦杰（战术指挥失误），所以后来老毛还派人专门调查王近山是否右倾（现在听来挺可笑，但当时如被认为右倾估计就完了）。至于郑其贵，不过是太听话而已。正是基于这个原因，郑其贵在180师兵败后仍调到兵团任管理处处长，最后回国任吉林白城军分区司令员。1955年授衔大校.。文革时期没受太大迫害。

有容乃大

“５月２５日白天，”韦杰报告说，“敌机数十架对１８０师扼守的阵地轮番轰炸、扫射，并投掷了大量的燃烧弹，不少战士成了‘火人’!紧接，敌人的炮兵、坦克，配合步兵成营、成团地轮番冲击１８０师守卫的阵地，乘势将１８０师重重包围，并用飞机在该师上空，反复播放劝降录音。我收到电报，即令该师坚决向西北突围；同时令归建的１８１师由华川以东出发，接援该师。１８１师当晚１１时３０分才收到军指的电报。该师各团，因均在行军途中，无法架电台联系，遂令通讯员徒步传达救援１８０师的命令。但是，待接援部队赶到华川、原川里、均巨里一线时，敌已先我占领了这些阵地。此时的１８１师，想从正面攻击已不可能，接援计划未能实现!５月２６日中午，１８０师召开师党委扩大会，会上作出了分散突围的决定。当晚１８时，该师分两路分散突围。分散突围并未事前请示军指。２７日上午９时，１８０师分散突围的师直与该师５４０团这路突围部队进至鹰峰，因敌人炮火封锁，部队建制打乱，人员拥挤，沿途掉队、减员很多。该师另一路突围部队５３９团，也突围到达鹰峰，和师主力会合。途中，该团人员也失散很多，重机枪以上武器，及通信工具，大多被击毁、丢失。师指挥所仅有报话机一部。２７日黄昏６时，１８０师的报话机同军部取得了联系。我即指令１８０师师长郑其贵向史昌里方向突围。同时，令１７９师取捷径向史昌里以南的敌人出击，以减少敌人对１８０师的威胁，以接援１８０师。该师接到我的命令，因山大路窄，尽管彻夜行军，仍进展迟缓。到２８日黎明前的５时，接援部队才赶到明芝观，而敌人当日已兵分３路，合击史昌里，与接援１８０师的１７９师激战。至此，敌人东西阵地已连成一片。晚上，我又收到１８０师电报，等到译出来，知敌人已从加平方向反击上来，超过了该师。此时，师长郑其贵既没请示兵团，也没请示军指，即令部队把武器埋掉，把作战文件资料烧毁，电台密码只剩一套，其他全部烧毁。我看到电报，知道事情十分严重，马上令军部电台用报话机与１８０师郑其贵联系，用暗语询问他们现在的位置，同时，又把军部的位置告诉了他们，指令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率部向军部方面突围。没料自此，我再也听不到该师的回音了!”

　　顿了顿，韦杰好不容易控制住情绪，难过地说：“我向志司、兵团急电报告６０军与１８０师已经失掉联系，请求救援!当时，志愿军各兵团友军，早的已在５月２２日，迟的也已于５月２３日先后北撤。志司此时手中，无近兵救援。三兵团同样困难，未掌握其他机动兵力。彭总给我和秦基伟发电，要我派我们军的１８１师，秦基伟派１５军的４５师，进行救援。可此时的１８０师，正在分散突围中，任何措施，都无济于事!”

　　夜深人静的中南海菊香书屋，只有毛泽东和韦杰两人。毛泽东又问韦杰：“６０军１８０师作战损失的确切数字你报告一下，好吗?”

　　韦杰当即向毛主席报告：

　　“损失数字分两个阶段统计：１８０师入朝时，人员为１１０００余人。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作战，掉队、负伤、阵亡，减员在１０％。此时，该师已不足１万人。二阶段作战，减员也很严重，特别是后撤开始的３天，即５月２２、２３、２４日，该师第一梯队的５３８、５３９团两个团，减员很大，根据不完全统计，１８０师被包围前的人数，约在８０００左右。据主席召我回国前，我对该师情况的了解情况是：１８０师５３８团突围归来的是９００人；该师５３９团与５４０团突围归建的各１０００多人，共２０００多人；师直机关、勤务分队、后勤医院等４００多人，近４０００人。若按二阶段突围前的８０００人算，突围损失数为３０００余人。这３０００人中，估计被俘五六百人，突围战斗伤亡为２０００多人，吃野菜、野草、野果中毒及饿死的指战员有数百人。它同彭总报给军委有关１８０师损失数字是吻合的。”

　　韦杰报告完上述情况，悲痛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从他那对浓眉下的双眼，大滴滚出!

　　“１８０师的事，各级都有责任。”毛泽东听后肯定地说。片刻，毛泽东又讲：“１８０师受挫，彭德怀在电报中已向我和军委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你来北京前，志司又来报告，说他们对１８０师的受挫，均感到惭愧，表示要以悲痛的心情总结教训，并决心从各方面想办法来挽救这个损失!他们认为，这次１８０师受损的原因很多，是上上下下的许多错觉，和各种因素凑合在一块所造成!基于此，也不能全怪你们６０军和１８０师的广大指战员!一句话，各方面的工作没有作好，才使１８０师不能自拔!正如志司在电报中指出的：倘若我们方面搞得好，这损失是可以避免的，至低限度也可以减少。这个‘我们方面’，既指志司，也指兵团，也指下面的军和师，不能单方面说。志司总结的几条失利原因，我是同意的。看来，”此时，毛泽东似有自责地说：“五次战役，我看是打急了，打大了，打远了!”

　　韦杰听得出来，毛泽东说这话的语气，确有内疚和自责之意。因为抗美援朝战争，彭德怀是朝鲜前线的第一线指挥员，第二线直接指挥者，是中央军委，是他这位军委主席毛泽东，因而毛泽东认为，此役失利，也不能只怪志司司令员彭德怀。这是因为，五次战役的部署，是按照他的作战方针制定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说了上述五次战役未能达到预想战果、即想成建制地歼灭敌人数万人的原因，是“打急了，打大了，打远了”这番话之后，他又起身在室内踱着步子，若有所思地说：

　　“现在看来，志愿军要想一次性包围美军几个师，或者１个整师，甚至１个整团，都难以达到歼敌的目的。我看在一段较长时间内，如果是打美军或英军，不要实行过去那种大包围，只实行战术性的小包围。如果是打李承晚的伪军，便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包围。总之，要分敌对待。”

有容乃大

毛泽东又吸燃一只烟卷，仍然边看地图，边听韦杰报告。

　　“１８０师指战员已六、七天没吃饭了，靠野菜、野果充饥。不少人中毒死亡。此时，部队也急需休整。就在这时，三兵团收到志司５月２１日下达的、令兵团不得原文传达的收兵休整、准备再战的长命令后，兵团即根据志司的命令精神，于２２日对本兵团各军作了后撤的具体部署：令我们６０军在白逸里、白积山以南，东起与九兵团分界线，西起与十九兵团分界线，含分界线的以东地区，在加平、春川，不含春川一线布防，要６０军担任三兵团的阻敌任务。我即令１８０师，并附炮兵第２师的两个连，于５月２３日渡北汉江，在汉江以北构筑阻击阵地；令该师两个主力团５３８团与５３９团，继续在汉江南岸扼守阵地，以掩护兵团主力；并要他们与右邻６３军取得联系。１８０师师长郑其贵接到命令，即令他们师的５４０团北渡汉江，在汉江北岸的鸡冠山占领阵地，构筑工事。当天晚上，１８０师发现右邻６３军没向该师通报，即已经转移，致使１８０师侧翼暴露。他们将这一情况立即报告我后，我即令他们于２３日黄昏，将北汉江以南的１８０师另两团部队移至春川以西进行防御。同天，没料１８０师的左邻１５军，也已提前转移。后来才知道，这是王近山副司令员未请示志司而自己擅自作出的决定。与此同时，三兵团的预备部队３９军，已奉彭总的命令，早于２２日离开了前线北移。三个友军都提前北走，把一个６０军孤军放在前面，势必使６０军特别是１８０师的态势突出。更没想到１８０师根据我的命令，于２３日下午正集结部队准备北移时，三兵团又突然来令，要各部暂不撤收，明确指令１８０师留在南岸，掩护伤员后撤。此时全兵团３０多公里的正面，只有我们６０军分散布置的３个师在前线挡住敌人!其中，１８０师仍留在汉江南面。此时，该师粮弹已尽。我将此情况报告三兵团，等待指示。可电报发出后，军指从５月２３日下午开始，一直呼叫不到兵团的电台讯号!没有接到兵团答复的指令，１８０师只好孤师战斗在汉江南岸。”

　　停了停，韦杰又继续向毛泽东报告：

　　“从５月２４日当天，敌发现６０军１８０师两翼空虚后开始反扑，６０军３个师，已受到敌人４个师、共七八万人的威胁，形势十分严峻，特别是１８０师处于背水作战的危境。敌人将６０军１７９师与１８０师分割，并深入到１８０师侧后，切断该师后路，使其陷入包围。对此，我焦急万分，即令１８０师迅速撤至北汉江以北防御，争取主动，摆脱险境。当晚，１８０师根据我的命令，避开了敌人已控制的渡口，分团、分营地渡江，但敌人为封锁渡口，对正渡江的１８０师部队，进行猛烈地炮击。部队被迫占领阵地御敌。

　　在韦杰报告的同时，毛泽东的视线，不停地在他身前的地图上移动。他凝神静听得连烟卷都不吸了。一根烟卷夹在指缝间，任其自燃。

有容乃大

韦杰先检讨说：

　　“主席，五次战役后撤阶段，６０军１８０师被围受挫，作为军长的我，有责任。”

　　“先不说什么责任。我刚才说了，是调查研究。我看还是先说情况好了。”

　　韦杰听后，即开始讲了。他没有用准备好的书面材料，而是完全凭他的准确记忆，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一边听，一边仔细看地图。

　　“……６０军第一阶段作战旗开得胜，全军上下，无比兴奋。问题出在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我们６０军最初定为兵团的预备队待命。没料第二阶段作战一开始，志司却来令，命令三兵团的１２军调归九兵团指挥，配合人民军在东线的作战；令１５军和６０军负责割裂美军和李承晚伪军的联系，以钳制美军第１０军的主力，使其不能东援，以保证九兵团的侧冀安全。根据命令，我们军在揪谷里至大龙山地段，积极钳制美军１０军主力，并消灭敌人一部。５月１６日，志司发现敌情有变，随即重新调整部署。此时，我军１７９师与１８１师正奉命作为三兵团的机动部队，东进至勿老里、品安里、清平里、富昌里地域待机。此时，三兵团来令，令６０军的１７９师调出给１５军，１８１师调出给１２军。我们执行命令后，三兵团又来令，要我们剩下的１８０师也调出，归兵团直接指挥、使用。当时１８０师奉命完成钳制美军第６师、第７师任务后，正进至加平、春川接合部。这样，６０军的３个师，短短几天，几乎在同一个时期调出，全部脱离了６０军的建制。除了军部指挥所及警卫部队，仅有一支３００人的工兵营!也就是说，我手边没有一支作战部队了!我一时成了无军可指挥的空头军长!心中很憋气：“不知上级此时是怎么安排、指挥的?对此，军政委袁子钦，也有意见!”
毛泽东听到此，似乎有些惊异。他立即把手指夹的烟卷放在烟缸里，注意地看了看韦杰，随即提问：

　　“关于五次战役的打法，你看有些什么问题?”

　　“我感到五次战役战线拉长了，而且又想速决，但又没有达到目的。插得深，势必战线长；战线长，人力补充、粮弹供应，都带来问题。敌人用白天作战，我们只能晚上；敌人是汽车、机械化，我们只能靠双腿、靠人力；特别是第二阶段结束，没有估计到敌人会全面反扑，上下都麻痹、轻敌。因此，二阶段作战结束后撤，敌人便乘机进行反扑。在这种情况下，兵团才电告６０军的３个师归建，由我指挥打敌反扑。可调出去归１２军指挥的１８１师，此时离６０军指挥部尚有１２０多公里，即使归建，也要几个晚上!另外调归１５军指挥的６０军１７９师，此时又尚在汉江南岸；而由兵团王近山副司令员直接指挥的６０军１８０师，此时也还在加平方向。按当时的实际情况，６０军的３个师，都无法在短时间内归建，从而无法按预定的作战计划去完成布防任务。尽管如此，我还是立即向各师发出电报，要他们迅速归建。最早归建的是１７９师，即解放战争攻克临汾的临汾旅。他们从春川方向下来后，我立即命令这个师于马铁里以北的丘陵地带控制春川到华川、春川到东海岸之元山港这条公路。马铁里距华川只有３０多公里。哪知１７９师刚刚部署好，敌人就立即上来了。敌人的坦克部队，也沿着这条公路，很快上来了。１７９师当即同敌人展开激战。战士们打得很顽强，打得很悲壮，迟滞了敌人的进攻速度，掩护了友军的撤退。”

有容乃大

毛泽东为详细了解这次战役的详细情况，以及志愿军６０军１８０师被敌包围受挫的经过，在北京中南海召见了志愿军三兵团负责指挥的副司令员王近山之后，紧接着又在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秘密召见志愿军６０军军长韦杰。
志愿军１８０师受挫，作为军长的韦杰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此时突接要他回国汇报的电报……

　　志愿军１８０师是６０军的１个师。１８０师在五次战役结束后撤阶段，不管什么原因造成它被敌人重重包围受挫，作为６０军军长的韦杰，内心总是十分痛苦的，何况不了解实情的友军及国内部队传言不少，大多把“账”算在６０军身上，算在该军军长韦杰身上，这更给韦杰很大的思想压力!此时，在朝鲜战场的韦杰，突然接到志司转军委总参办公室来电，指名要他回国报告１８０师的事。
韦杰看到电报，心情无比沉重。

　　韦杰带着一大堆检讨材料快马加鞭赶到北京。

　　韦杰离开前线乘火车直奔北京。到北京后第二天，毛主席办公室秘书电话通知韦杰当晚１１点半到中南海，毛主席找他谈话。

　　晚上１１点刚过，韦杰乘坐总参办公室安排的汽车开进了中南海。

　　韦杰整整军衣、戴端军帽后进屋，见到正在看文件的毛主席，立即举手报告：

　　“主席，韦杰奉命来到。”

　　毛泽东看到韦杰，忙放下他正在阅读的志司写的朝鲜五次战役有关６０军１８０师受挫情况的报告，面带笑容说：

　　“啊，韦杰，你坐!当年见到你，是在延安抗大哟!”毛泽东虽讲的是湖南话，但韦杰在抗大时，就全能听得清楚。说完，毛泽东指着书房内的一把木质沙发，示意韦杰坐下。毛泽东身穿一套灰色的中山装，脚穿布鞋，脸色红润，神采奕奕。

　　“在延安，我到你们抗大军事教员队开会，至今，整整１４年了?”

　　“是整整１４年了!主席记性真好!”韦杰激动地说。

　　可此刻的这位３７岁的将领，在毛泽东面前，就像前段时间王近山到中南海那样，是背着“挨批”的沉重包袱来的啊!他似乎也有向毛主席负荆请罪之感!此时，毛泽东又讲了：

　　“你从朝鲜回来前，我先后同你们志司的邓华副司令员、解沛然参谋长，还有你们的韩先楚副司令员都谈过话，了解一些五次战役的作战情况。之后，军委又电报彭德怀，通知你们三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回国，也是想了解五次战役的作战情况。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五次战役会歼敌八万二而自损八万五呢?为什么会在后撤中突如其来地遭到敌人１３个机械化师的全面反扑呢?今天通知你回国，也是想了解五次战役，特别是想了解五次战役中，你们三兵团，尤其是你们６０军的作战情况，以及６０军１８０师被围受挫的原因……”毛泽东又说：

　　“在与你们三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谈话之后，我仍感到，１８０师的问题，只是从他口中得到的一方面的情况。因此，我认为有必要找你们志愿军三兵团的三名军长分期回国，了解一下三兵团各军，在五次战役的作战情况。这中间，当然更主要是要了解你们６０军，特别是１８０师被围的原因与经过。这事弄清楚了不仅今后对志司，也对军委总结五次战役的作战经验及教训，都有好处，以便认真研究敌人，总结自己，为下一次战役作好准备。你是６０军军长，是当事人，有些事，有些情况，你比王近山，比三兵团的其他军军长更清楚些，所以决定你先回国。”

有容乃大

回国后，周恩来总理也曾当面对韦杰说过：“韦杰同志，五次战役没有你的责任。”
，“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就此对他大加诬蔑和攻击。然而，事实终归是事实。韦杰毕竟已是一名军中老将，他坚信党和人民，经得起一切考验。
　　韦杰到成都军区当副司令员后，分管训练工作，一心扑在研究如何在雪域高原搞好训练上；“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韦杰和许多老将军一样，受到冲击和迫害；直到１９７２年，韦杰才被恢复成都军区党委副书记职务，分管全区战备训练工作；１９８３年，韦杰从军区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成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晚年的韦杰有一个最后心愿：反思抗美援朝中第五次战役一八○师的失利，这一心愿最后实现了，在身患绝症卧床不起的时候，他还说，邓小平同志号召全军要懂得现代化的战争，从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的情况来看，真正打现代化装备的敌人，要有适应现代化战争的指挥体制，指挥员要有指挥现代化战争的素质和能力，有协同作战的本领。部队要有好的作风，纪律严明，机动灵活，临危不乱，遇险不散，敢于牺牲。
　　这是一份由韦杰用录音机录下来后整理出来的文字材料，讲了七点，节选如下：
　　一、战役的作战动机是好的，想多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多占一些地区，有利于和谈。但在作战指导上轻敌麻痹，没有贯彻量敌用兵的原则，确定战役目标和任务超过了志愿军作战能力。敌军机械化装备，机动快，火力强，掌握了绝对制空权。而我军是劣势装备，补充一次弹粮仅能维持七天左右。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我军作战，每次战役的规模不宜过大。口张大了，势必兵力火力分散，纵深大了，在物资保障和兵力机动上必然力不从心。部队远离后方大幅度跃进，未能趋利避害，结果一、二阶段未能圆满实现预期目的。对敌人企图判断有误，没有从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考虑，没有多设想几种作战方案，多准备几手对付敌人的办法。如一八○师奉命于北汉江以南担任掩护伤员转移任务时，敌人已发起进攻，该师还以为敌人是“以攻为守”，没有及时调整部署。
　　二、兵力部署分散，各级都没有掌握强大的预备队。战役中我反击部队一线展开向前平推，反击没有形成拳头，阻击没有突出重点，各级预备队很少，力量薄弱，缺乏后劲，部队消耗后无油可添。
　　三、未能选择良好的阻击阵地，实行重点防御。以劣势装备抵抗优势装备的敌人，必须有良好的阵地依托。我军由反击转入防御时，对此未能引起足够的认识，没有经验，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一八○师在北汉江以南阻击敌人，背水而战，地形条件极为不利，又未能以精兵扼守公路，使敌人突破防线长驱直入。
　　四、组织指挥不严，与友邻协同失调。第五次战役中在组织指挥上没有照顾部队建制，部队建制打得很乱，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战役第二阶段结束时，兵团没有令我六十军采取防御，接到命令时，我军兵力相当分散，军里没有掌握战斗部队，一八一师距军部１２０多公里，一八○师在加平方向遭敌反扑，陷入不拔，无法归建，同时兵团也没有把该师交回来，掩护伤员转运的任务由兵团直接向该师下达。 实践证明，大兵团作战协同至关重要。５月２３日在一八○师遭受敌人攻击时，友军事先未通报，突然后撤，使一八○师侧翼更加暴露，敌人乘机猛插城隍堂，使一八○师完全陷入三面受敌，背水作战的不利局面。
　　五、通信联络没有保障，指挥经常中断。在整个战役中，通信联络不能保持通畅，其原因：一是通信组织不健全，装备落后，技术不高；二是各级指挥员对此重视不够，还不善于运用通信工具和各种通信手段并用，以致使重要任务下达，紧急情况上报不畅；三是经常遭空袭，加之少数通信人员责任心不强，造成作战指挥受到干扰。有的电报没有发出，有的收到电报没能及时译出，造成指挥失灵，贻误了战机，造成被动。
　　六、后勤保障能力差，部队作战行动受到极大限制。在战役中敌人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对我交通线进行轰炸封闭，战役中我军前出太远（六十军最远前出２００公里），远离后方，补给困难，伤员难以后运，部队通常只能保持七天的作战能力，给作战行动和阻击敌人反扑带来极大的困难。
　　七、一八○师主要领导遇险慌乱，指挥失当。该师被围后，广大干部战士表现是好的，许多指战员表现出坚决勇敢，艰苦奋战，不怕牺牲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１９８７年２月３日，韦杰在北京去世；韦杰的骨灰被家人分为两半，一半在北京八宝山公墓安放，一半移至韦杰的老家广西东兰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