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国民党军政要人交往秘录

有容乃大

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各个阶段，包括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审时度势，激流勇进，既大胆开拓，又细心经营，以他那超群的勇气，开阔的胸襟，深远的谋略，以及独特的人格魅力，在波诡云谲的斗争形势中纵横捭阖，团结、争取了一大批国民党上层人物和高级将领。书中涉及毛泽东与国民党人士交往的细节、来往信函，均于史有据，且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内幕... ...

　　蒋介石：一生的政治对手

　　1924年 1月 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隆重开幕。

　　开幕式那天，165位代表和 6位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出席大会。代表们对号入座，第 39号席上，坐着湖南代表毛泽东。蒋介石也坐在会场里。他不是代表，只是列席会议。

　　这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人生轨道头一回交叉，同聚于一个屋顶之下。虽说在此之前，他们都已知道对方，却未曾谋面。不过，这一回，毛泽东和蒋介石只是彼此见到对方而已，并无交往。毛泽东多次在大会上发言，显得外向活泼；而蒋介石只是静静地坐在一侧，注意地听着。这个时候他并未意识到，这个一口湖南话的青年，后来竟成了他一生的政治对手。1926年 1月，两人又共同参加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一回，蒋介石不仅是代表，而且他在会上慷慨激昂地宣称：“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即不难统一中国！”相比较而言，毛泽东这次倒是显得安静很多。1月 18日下午，毛泽东和蒋介石相继上台讲话。这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头一回同台发言。从此之后，他们在各自不同的舞台上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他们时而合作，时而对立，给后人留下了一段值得评说的历史。

　　蒋介石（1887—1975）：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早年在宁波箭金学堂读书，后入奉化龙津中学，1907年入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校前身），毕业后赴日本，1908年入东京振武军事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0年结识孙中山。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蒋介石回国，曾参加光复上海及杭州等役，在沪军都督陈其美部下任团长。民国成立后随陈其美参加讨袁，1914年在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1918年应孙中山之邀赴广州，任陈炯明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1919年至 1920年在上海从事证券交易。1922年 5月任粤军第二军参谋长，1923年 3月任大本营参谋长，8月奉孙中山之命率孙中山博士代表团访问苏联。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时任军校校长。

　　1925年 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1926年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同年任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6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出师北伐。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年的 3月 20日，蒋介石为了同共产党争夺领导权制造了一桩目的在于打击共产党人的阴谋事件 ——中山舰事件。这次事件使全体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一军，第一军军权被蒋介石所掌握，3名反蒋的苏联顾问也1924年，孙中山与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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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 1月，卫立煌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在山西中条山等地率军抵抗日军。1940年兼冀察战区总司令，在山西前线抗战时期与八路军接触较多，对共产党的抗战政策了解很多。但是蒋介石对他越来越不满，卫立煌被革去二级上将衔，随后又被免去河南省主席职务。一个月之后，卫立煌乘车离开洛阳长官司令部前往火车站，途经市区，突然发现沿街许多群众自发设置香案来给他送行。他十分感动，连忙下车步行，一直走到车站。他一进站，军乐齐鸣，集团军总司令部和长官部的同事纷纷走上前来，与他握手言别。可见，卫立煌在当地人们心中的地位和威信。
　　1943年冬，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失利，此时，卫立煌被再度起用，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国远征军司令。卫立煌率领反攻部队随机应变，英勇作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渡过了怒江，完成了初期反攻任务。中国军队强渡怒江的成功，震惊中外。
　　美国的《时代》杂志对卫立煌做了专题评论，并在封面上刊登了他骑马的照片，标题为“常将军卫立煌”。1945年任中国陆军副总司令。1948年任国民党东北“剿匪”总司令、东北行辕代理主任 .到沈阳后固守要点、消极避战，抵制蒋介石指挥，后被蒋介石软禁。1949年 1月李宗仁代理总统后，恢复自由，赴香港。
　　1945年初，卫立煌（右二）与驻印军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前排左一）率军在缅北会师。
　　1948年，任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的卫立煌（前排右二）在沈阳视察军事。
　　1949年 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时，暂时定居香港的卫立煌心情十分激动，发了一份电报到北京向毛泽东主席致贺。1955年春，周恩来总理写信给卫立煌，希望他返回北京。卫立煌接信后十分高兴，立即秘密到广州。卫氏夫妇到了广州后，将预先准备好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交新华社发表，呼吁在台军政友人，认清形势，跟共产党走，为人民尽力。卫立煌回来后，先后担任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并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常务委员。
　　1960年 1月 17日，卫立煌因心肌梗塞等病在北京逝世，享年 64岁。1月 20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主持追悼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董必武、陈云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送了花圈。卫立煌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烈士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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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你也非常厉害啊，‘支那虎将’可是名副其实呢。”接着又说：“你坚决抗日，和我们八路军友好，我们是不会忘记你的，希望你能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啊。”
　　卫立煌点头。毛泽东一时兴致高涨，继续说：“在目前日本帝国主义猖狂的情况下，要想中华不亡，大家只有精诚合作才有出路啊。你说是不是？”
　　“毛先生分析得很对！”卫立煌赞同道。接下来毛泽东话锋一转：“但是我们是坚决反对投降主义的！对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只会亡国！”
　　然后，毛泽东缓和了语气，分析了一下日军目前的动向，他说：“现在，你领导的山西抗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们拖住了日军的‘尾巴’，使他们行动就没那么利索了，八路军在后方也就能放得开手脚了。”
　　说罢大家都笑了起来，卫立煌对毛泽东的精确分析也很敬佩。
　　“八路军现在深入敌后，困难也是很多的。首先这弹药的消耗就很大啊，没有子弹怎么能打敌人呢？还有，医药卫生器材也非常缺乏。再加上快到夏天了，同志们的夏服也还没个影子。这些都拜托卫总司令向主管部门催促一下啊。”毛泽东对卫立煌说。
　　“这个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快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卫立煌当即表示。
　　中午，毛泽东亲自设宴款待了卫立煌，大家都兴致勃勃，坦诚相见，气氛热烈而友好。饭后，大家休息了一阵子，毛泽东和卫立煌合照了几张照片，然后一行人前往抗大去参观。
　　1940年3月，朱德总司令赴洛阳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进行谈判，划定各自防区。图为朱德与卫立煌（右）及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郭寄峤（左）合影。
　　晚上，延安各界为卫立煌举行了欢迎晚会，毛泽东陪同他一起参加，并致了欢迎词。
　　4月 18日一大早，卫立煌一行人就离开了延安前往西安。到西安的第二天，卫立煌就批了一个手谕，发给十八集团军步枪子弹一百万发，手榴弹二十万枚。我党的地下工作者积极做工作，不仅使十八集团军领走了军火，还领走了三个师的夏服，一些医药用品，50部电话机和两部电话总机。这些为抗战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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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立煌：有爱国心的支那虎将

　　卫立煌(1897—1960)，国民党十大抗日名将、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字俊如，安徽合肥人。自幼家境艰难，母亲求人说情，让卫立煌上了几年私塾。1913年讨袁“二次革命”时，卫立煌跟着大哥参加了坚守和州的战斗。和州失守后，他又回到了家乡合肥。

　　1914秋，卫立煌报名进了学兵营。在学兵营里，卫立煌受到了严格的军事训练，系统地学习了军事基本知识，这为他日后在军事上的卫立煌建树奠定了基础。1916年，卫立煌来到广州，参加粤军。1918年，卫立煌在许崇智部中任排长。在参加闽西的一次夜战中，他收拢百人，乘乱直捣敌指挥部，反败为胜。战后，他被提升为营长。此时，他年仅 22岁，众人皆称其为“小营长”。 1921年 6月，陈炯明叛变革命。在从江西瑞金到福建的大迂回途中，卫立煌用巧计困守阵地，不放一枪，使敌军摸不清底细，惟恐中计而离去，顺利完成守备任务，因此被升为团长。

　　1926年 7月，卫立煌率军参加北伐，任东路军第十四师副师长，立下不少战功。

　　1932年 5月，在蒋介石的指挥下，“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934年初，参加对福建反蒋抗日的第十九路军作战。1935年，任闽浙皖边区“剿共”总指挥。

　　1936年 12月 12日，西安事变发生，卫立煌随着众人一道被扣。在此期间，周恩来把卫立煌当成重点团结对象，对他做了很多工作。卫立煌深感周恩来对国民党将领心理状态的理解，开始意识到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就必须与共产党合作。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卫立煌率部奉命向北平等地进军，与日军展开激战，作战顽强，用兵如神，屡屡重创日军，被日军称为“支那虎将”。平型关战役时，卫立煌到太原去为阎锡山解围。他当时在太原还会见了周恩来和朱德总司令。当周恩来向他介绍第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伏击坂垣师团之事后，卫立煌深受感动，立即通知西安办事处，购置了上万元的慰问品送给八路军。

　　太原失守以后，卫立煌积极研究战略战策，对整个战争的形势分析很精到。他带领部下坚决抗日，英勇作战，大大削弱了日寇的战斗力。

　　在这期间，卫立煌看到和听到了许多关于八路军的事情，他下决心要帮助八路军并且要到延安去看看。但是他知道蒋介石是绝对不会允许的，于是他一面对蒋介石说要严格限制八路军，一面非常优待八路军，并且多次造访延安。

　　1938年 4月 17日上午，时任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卫立煌秘密前往延安会见毛泽东。第二战区指挥部的十辆大卡车走到离延安还有二三十里时，就发现沿途到处是新贴的欢迎标语。离延安越近，欢迎的标语越多。到了延安城外，锣鼓喧天，口号声此起彼伏，对于这么隆重的礼遇，卫立煌深感意外。

　　车到了城门外，早有很多人在那里迎接。卫立煌一行人穿过夹道的欢迎人群，到了延安城里的接待处。毛泽东正迎候在那里，一见到卫立煌，几步跨出客厅跟他握手：“欢迎欢迎啊。路上辛苦了！”

　　寒暄一阵后，大家都坐下了。卫立煌说：“八路军的仗打得非常好啊。今天能有机会来延安领教一下，真是不胜荣幸！”

　　1938年4月，毛泽东和访问延安的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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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北京的 8月正是盛夏时节。为了能够在 10月 1日开国大典时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面国旗，国旗图案的遴选工作也在紧张展开。在讨论国旗的座谈会之前，张治中来到毛泽东住处。闲谈一番后，他试探着问毛泽东：“现在大家都在议论国旗图案，你的意见呢？”
　　“我同意一颗星一条黄河的那种，你觉得如何？”毛泽东征询张治中的意见。 “我反对。中间一条杠，把红旗劈为两半，不成了分裂国家了吗？”张治中直言相谏。 毛泽东说：“你说的是一个严重问题。不过，不少人主张采用这幅，也举出不少理由。 这样吧，我还要找些人座谈一下，你也来。”张治中欣然同意。 政协一届会议开幕前，座谈会在中南海举行。
　　张治中说 ：“第一，杠子向来不代表河流，中间一横杠容易被认为分裂国家，分裂革命；第二，杠子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金箍棒，国旗当中摆根金箍棒干吗？不如用这一幅五星红旗。”张治中的话得到大多数人同意，毛泽东也觉得有道理，于是表示倾向张治中的意见。 毛泽东的虚心纳谏，敢于否定自己原来的意见，使张治中十分钦佩。 后来，他在一次讲话中说到这件事时，还十分动情。国旗审阅小组以比较一致的意见确定了五星红旗为国旗，也就是今天一直高高飘扬的国旗。
　　1954年，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快要开幕，毛泽东原不准备讲话。但是经过张治中的再三劝说，最后，毛泽东还是作了题为《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讲话。讲话扼要、精辟，“领全面、其中最重要的两句：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指明了我国政权建设和党的思想建设的基本原则，尤其受到全体代表、全党、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全国人大一届一次常委会开过后，张治中紧接着建议：人大常委会委员应该每年外出视察，了解地方情况，听取群众意见。毛泽东马上表示赞同，并且加以扩大，把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都加进去。以后，参观视察就形成一种制度，一直沿用至今，而且越来越完善。
　　有一次，在会议休息室里，有人谈起视察的事，讲到这件事是由张治中建议才实行时， 张说，建议视察的范围经过主席扩大了。毛泽东随即用幽默的语调说：“他这个人专做好事，做了许多好事！”
　　在参加讨论宪法草案时，张治中认为草案总纲第四条中有“台湾地区除外”的字样，应予删除，因为台湾问题是暂时的，而宪法是永久的，大可不必在宪法上面这样写出。毛泽东十分赞成，大家一致同意删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治中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1954年 9月、1959年和 1965年，张治中分别任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 9月因张治中已不在人民解放军中任职，未被授予军衔，但考虑他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的功绩，被毛泽东授予一级解放勋章。
　　由于他的努力，促成了新疆的和平解放，他还非常关心台湾回归祖国问题，对增进民族团结、促进国家统一和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69年 4月 6日在北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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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十协定》签订以后，美国特使马歇尔将军前来中国参与军队的整编通制。作为国民党代表，张治中与马歇尔和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三人坐专机到各地进行了一次检查，最后在回重庆之前到了延安。这是张治中第三次到延安。这次到延安和离开延安，毛泽东都是亲自接送。
　　1946年 3月 4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人到机场热烈欢迎军事三人小组的成员们。当天晚上，中共中央特别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晚会。会上，趁着酒兴，张治中将军对毛泽东说：“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了‘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
　　此言一出，全场立即响起了一阵掌声和欢笑声。在场的一位中共老同志说：“你的话讲得好，历史是由我们写的，这就说明我们是会胜利的。”张治中笑着说：“我从来就没有意识到共产党会失败啊。”毛泽东说：“张将军将来也许还要四到延安，怎么能说是三到呢？”张治中说：“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应该搬到南京去，你也应该住到南京去。延安这地方，不再有第四次来的机会了！”听了这话以后，毛泽东微笑着说：“是的，将来我们是要到南京的。不过听说南京很热，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安，那里离南京不远，开会就到南京。”
　　此时的苏北淮安，是中共领导的根据地。
　　至于毛泽东说的第四次到延安，后来确实有这种可能，但是没有实现。那是 1947年，蒋介石在战场上节节失利，又想让张治中到延安去进行“和平”谈判，但是这次中共拒绝了。因为局势已经不可逆转。张治中确实没有第四次到延安。
　　建国后，张治中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党和政府给予了他很高的礼遇和地位。毛泽东多次在别人面前介绍张治中说：“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
　　1949年 4月张治中留居北平之后不久，毛泽东对张说：“我们准备召开新政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请你也参加。”张说：“过去的政权是我们的，可是已经失败，成为过去了，我这个人也就成为过去了。”毛主席笑笑说：“不！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声明之日起就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年初一做起！”
　　“今后还应该从年初一做起”，这句诚挚、亲切、含义深刻的话让张治中记忆深刻。此后，张治中努力致力于新中国的建设，提出了很多合理的建议并且被毛泽东采纳。
　　1949年 6月，正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前夕，中央在一定范围内酝酿和讨论国家名号问题。 为广泛征求意见，毛泽东在中南海邀集各界人士座谈，张治中也应邀参加。毛泽东让工作人员把筹备会上专家们的意见呈给诸位，听取他们的意见。最后毛泽东提出，中央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这时候，张治中发表了不同意见。他说： “‘共和’这个词的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 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觉得此话有理，建议大家采纳。经众人反复讨论，终于最后决定了一直沿用至今的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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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中：和平将军

　　在国共关系史上，张治中是一位不得不提的人物。他与毛泽东之间在统一战线中孕育、成长起来的友谊，对国共和谈以及建国后的一些工作都有重要的影响。

　　张治中（1890—1969），字文白，安徽巢县人，家境贫寒，读过 10年私塾。16岁起在安徽、扬州当过候补兵、学徒、警察。辛亥革命中，张治中到上海参加学生军，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在粤、滇、桂、川军中任职，并曾协助建立桂军军官学校。1924年，张治中来到向往已久的黄埔军校，开始了政治生涯。

　　张治中在黄埔军校作风干练，既有作战指挥经验，又有训练教育经验，当时的校长蒋介石认定他“是第一流人物”，因此对他大加提拔，委以要职。张治中曾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第五军军长、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湖南省政府主席、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军事委员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

　　然而，张治中的政治态度与蒋介石有很大不同，他一直追随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并对红军发动军事围剿，但张治中从未参与。 他是“一位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军人”。

　　抗日战争中，张治中抱着战死的决心，在前线日夜辛劳，精疲力竭，指挥中国军队以劣势装备、血肉之躯抗击日寇整整 40天，粉碎了日本军阀 3个月征服中国的美梦。

　　张治中一生主张国共合作，不遗余力地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这在国民党军队中绝无仅有，因而赢得了“和平将军”的称号。西安事变以后，张治中就力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从 1942年起，张治中更是多次主张和谈。

　　张治中与毛泽东的交往，就是从和谈开始的。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与张治中同在广州，不过那个时候他们并没有实际交往过。他们的相识和相互理解，是从重庆谈判开始的。1945年 8月 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的政治局面到了一个关键时刻，蒋介石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毛泽东经过郑重考虑，同意了。张治中作为蒋介石的代表坐专机从重庆飞赴延安迎接。张治中对国共和谈的热情，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对张治中给予的热情接待，积极合作，又有了进一步的好感。重庆谈判历时 43天，唇枪舌剑，风波迭起，很多次双方差点破裂。每到关键时刻，张治中总是极力扭转危机。他这种真诚为国、公而忘私的精神让毛泽东非常感动。

　　国共谈判基本达成协议时，外面谣传说军统特务将有不利于毛泽东的行动，张治中于是亲自护送毛泽东返回延安，保证毛泽东往返安全。在去机场的路上，毛泽东笑着对张治中说：“在重庆，我知道了你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张治中问：“何以见得？”毛说：第一，“有事实为证：你把《扫荡报》改名《和平日报》。《扫荡报》是在江西围剿我们时办的，你要改名，一定有些人很不赞成的。第二，你把康泽办的一个集中营撤销了，这可是做了一件好事啊。”至于张治中对毛泽东的态度，如同他在建国后所写的回忆录中说的：“1945年以前，我对毛主席没有什么印象。相反的，由于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使我对他有过怀疑，怀疑他究竟具备了什么条件能够做共产党的领袖。但是从 1945年 8月我第一次到延安与他会面之后，他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以后多接触一次，印象就更加深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