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巴问题

杨十郎3740

尾巴问题         杨十郎  
    尾巴确实存在着问题。这问题不单是在“文革”时“马尾巴的功能”那辛酸可笑的形式中，也存在在我们的历次社会运动中。运动来了要“脱裤子，割尾巴”，以至于问题已处理告罄还有一个留不留尾巴的问题。就说你“改造”好了吧——别人还在冷眼旁观：他翘没翘尾巴？
    年轻一代的朋友现在看到的是一片繁荣兴旺的市场：农贸市场与百货市场。可他们就不知道市场所涉及的许许多多、 方方面面，曾几何时都被圈在“尾巴”之内。农民养几个鸡，生几个蛋用提兜装了去场上卖（卖了买油盐）是资本主义尾巴。老年人“在家中无田事也”，本来是“冗员”一个，但如果你打几双草鞋，这“场”那“场”多赶几场，也是资本主义尾巴。在场头场尾买卖几颗瓜子落花生，在那个年月都是很不容易的事儿，买者卖者不是彼此心照不宣就是存着一丝不被人指责的侥幸。因为这些都在当割之列。“苗”是尾巴的另一个称谓：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上句）；亦可“立此存照”：“宁要社会主义的草”。要没尾巴，就是大家捆在一起穷。你缺吃少穿，我也缺穿少吃；你缺钱花，我也没钱用。大家都心安理得了。“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尾巴论的根子。
    中国人之于尾巴既有学问又涉手段，而且喜怒哀乐又难解难分。
    刑满释放了，“劳改释放分子”是尾巴；右派帽子已摘，“摘帽右派”是尾巴；有个父兄姑舅在台湾，海外关系是尾巴；有个上辈被处治了，××子女是尾巴。谁人有权把谁人的“问题”认为是尾巴并抓住不放要狭一番，上纲一番，亮相一番，谁人对尾巴大感其趣，这是一个值得研究与思考的问题。也许这同特有的中国的“运动情结”不无关系吧!
    尾巴啊尾巴！不就是那么一条尾巴么！我们曾因它而辩论不止，争论不休。我们曾因为有那么一个“尾巴”问题没解决而弄到一个人才始终上不了岗，入不了位而赋闲终生。
    但外国人与尾巴似乎也有缘分。果戈里晚年立场变了，由原来的批判现存制度的腐朽转而为农奴制度辩护。这尾巴被别林斯基抓住了，写了著名的《给果戈里的一封信》。歌德可是文学领域里的一个伟人，但于“伟大”“天才”“叛逆”之外，却免不了有时露出“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与“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的尾巴（恩格斯）。虽然有时人们称歌德这局限是拖在脑后的一条辫子，但辫子也是尾巴。君不见十九世纪中国人脑后的那一条长长的标记，不是被人叫着“猪尾巴”么？
    有一个村支部书记，曾任过公社的武装部长，叫田木根。临死时对上级提出了一个恳切的希望：我当干部三十年了，从来都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政策的。但这回我要归西了，请求给我一个例外吧。原来他们村早已实行了殡葬改革，人死后必须火化，田木根要上级准他入土。（见尤凤伟《乌鸦》）这条尾巴可说是三十年一拖。以前《南方周末》有篇报导：《七旬老妇为何经营淫业？》整整一年，她为暗娼拉客，为暗娼望风为暗娼提供处所，简直“成了鸡市街的风云人物”。原来她要赚棺材钱。
    也许读者会在大兴感叹之后说：田木根与老妇这条封建色彩的尾巴在解放后几十年，在“五四”后近一个世纪还有这样浓的影子，那是他们生活太尘封、 牢固而又处在低层文化之故。或许是吧。但在香港回归之际中央台播发了一首歌曲（集多个明星联唱）也大呼大叫“五千年龙的香火不灭”，则就当在田木根们之外了。
    希求不火化，执著地要一副棺材与承传香火，辩梢不一，但辫根却只此一兜。
    尾巴之牢固，尾巴之狡猾，看来当引起人们的注意。当不经意之时它就会露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