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姐鼓”与西藏喇嘛教

澎湃

“阿姐鼓”与西藏喇嘛教

“阿姐鼓”是人皮鼓。在西藏，只有圣洁女人的人皮才可以制作鼓皮……包含了西藏人心目中希冀的的一切。死并不可怕，它如同诞生，是回归。是轮回，生与死平,等，幸福吉祥最重要。“天边传来阵阵……可怕的人皮鼓，鼓声虽美，蹦出的不是音符，而是人的呼喊……

《阿姐鼓》讲述了一个孤独的小姑娘失去了相依相伴的哑巴阿姐的故事。她不明白阿姐为什么离家，一直不明白到阿姐那么大，有一天她突然明白了，明白了也许是梦想中的幸福带走了她的阿姐，也许还将带走已长大成人的她。“阿姐鼓”并不浪漫，甚至有点血淋淋的味道。“阿姐鼓”是人皮鼓。在西藏，只有圣洁女人的人皮才可以制作鼓皮。

“嗡嘛呢叭咪哞”这六个字是藏传佛教中的六字箴言，包含了万物。包含了西藏人心目中希冀的的一切。死并不可怕，它如同诞生，是回归。是轮回，生与死平等，幸福吉祥最重要。“天边传来阵阵鼓声，那是阿姐在对我说话……”歌声和鼓声在平静与激情的对比中，表达出面对高原严酷生存环境的一切顺乎自然平和的心态。

《阿姐鼓》歌词
　　
我的阿姐从小不会说话
在我记事的那年离开了家
从此我就天天天天的想阿姐啊
一直想到阿姐那样大
我突然间懂得了她

从此我就天天天天的找阿姐啊
玛尼堆前坐着一位老人
反反覆覆念着一句话
嗡嘛呢呗咪吽，嗡嘛呢呗咪吽
嗡嘛呢呗咪吽，嗡嘛呢呗咪吽

我的阿姐从小不会说话
在我记事的那年离开了家
从此我就天天天天的想阿姐啊
一直想到阿姐那样大
我突然间懂得了她

从此我就天天天天的找阿姐啊
天边传来阵阵鼓声
那是阿姐对我说话
嗡嘛呢呗咪吽，嗡嘛呢呗咪吽
嗡嘛呢呗咪吽，嗡嘛呢呗咪吽

嗡嘛呢呗咪吽，嗡嘛呢呗咪吽

忿怒尊或持明尊所持之法器。以两个天灵盖相背接合，两面再蒙以人皮，涂作绿色。修法中，於颂讚时，配合金刚铃杵使用。在旧西藏，达赖喇嘛的私人经堂每年不定期地举行念“咒经”，臭名昭著的监狱朗孜厦便随时提供“祭品”。这使得一些农奴的头盖骨、腿骨、整张的人皮、完整的童尸成为宗教活动场所的祭品或经加工做成男童皮小鼓、处女大腿骨号等作为祭祀用的法器。

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其黑暗、残酷比中世纪欧洲的农奴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西藏的农奴主主要是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他们不到西藏人口的5%，却占有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以及大部分牲畜。据十七世纪清朝初年统计，当时西藏实有耕地300多万克(15克相当于一公顷)，其中官家占30。9%，贵族占29。6%，寺)庙和上层僧侣占39。5%。1959年民主改革前，全西藏有世袭贵族197家，大贵族25家，其中最大的贵族有七、八家，每家占有几十个庄园，几万克土地。农奴超过旧西藏人口的90%，藏语叫“差巴”(即领种份地，向农奴主支差役的人)和“堆穷”(意为冒烟的小户)。他们不占有土地，没有人身自由，都依附在某一领主的庄园中为生。此外还有占人口5%的“朗生”，他们是世代家奴，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也没有丝毫人身自由。)

农奴主占有农奴的人身，把农奴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随意支配，可以买卖、转让、赠送、抵债和交换。据史料记载，1943年，大贵族车门•罗布旺杰把100名农奴卖给了止贡地区噶珠康萨的一名僧官，每个农奴的价钱是60两藏银(约合四块银元)；他还把400农奴送给功德林寺，抵了3000品藏银(约合一万银元)的债。农奴主掌握着农奴生、死、婚、嫁大权。不是同一农奴主的男女农奴结婚要缴纳“赎身费”，有的是采取男换男，女换女的交换，有的是婚嫁后，夫妻双方的领属关系不变，将来生男孩归夫方领主，生女孩归妻方领主。农奴的子女一出生，就登记入册，注定了终身为农奴的命运。

农奴主用差役和高利贷对农奴进行残酷的剥削。旧西藏的差税制度十分残酷，有载入注册籍的永久性差税，还有临时加派的差税。据不完全统计，仅噶厦(西藏地方政府)征收的差税种类就达200多种。农奴为噶厦和庄园主支的差，占农奴户劳动量的50%以上，高者可达70%至80%。据民主改革前调查，属于十四世达赖的摄政大扎的达隆绛庄园共有土地1445克，全劳力和半劳力农奴计81个，全年共支差21260天，折合劳动量为67。3人全年服劳役，即83%的农奴全年无偿地为农奴主支差服役。

农奴成年累月地辛勤劳动，却连温饱也得不到保障，经常要靠借高利贷勉强糊口。高利贷年利率一般都很高，向寺庙借钱利率为30%，借粮为20%或25%；向贵族借钱利率为20%，借粮为20%或25%。

噶厦设有几个放债机构，历代达赖喇嘛也有两个专管放债的机构。据1950年达赖的两个放债机构有关帐簿的不完全记载，共放高利贷藏银303。85万两。

高利贷利滚利，造成永远还不完的“子孙债”和以借贷人和担保人全部破产而告终的“连保债”。墨竹工卡县有一名叫次仁贡布的农奴，他的祖父曾向色拉寺借了50克(一克合14公斤)粮食，祖父、父亲和他三代人还利息达77年，总共付利息粮3000多克，可领主说他仍欠粮10万克。东嘎宗有个叫丹增的农奴，1941年借了农奴主一克青稞，到1951年，农奴主要他还600克，他只好逃亡，妻子被逼死，七岁的儿子被抓去抵债。

西藏地方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以维护农奴主的利益。旧西藏通行了几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将人分成三等九级，明确规定人们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法典规定：“勿与贤哲贵胄相争”，“下打上者、小官与大官争执者犯重罪，均应拘捕”，“不受主人约束者逮捕之”，“百姓碰撞官长者逮捕之”，“向王宫喊冤，不合体统，应逮捕鞭击之”等等。不同等级的人触犯同一刑律，其量刑标准和处置方法大不相同。杀人赔偿命价律中规定：“人有等级之分，因此命价也有高低”上等上级的人如王子、大活佛等，其命价为尸体等重的黄金；而下等下级的人如妇女、屠夫、猎户、匠人等，其命价为草绳一根。伤人赔偿律中规定：仆人使主人受伤的，应斫掉仆人的手或脚；主人打伤仆人，延医治疗即可，不给赔偿费。农奴主运用成文法或习惯法，设立监狱或私牢。地方政府有法庭、监狱，大寺庙也设法庭、监狱，领主还可在自己的庄园私设监狱。刑罚极为野蛮残酷，如剜目、割耳、断手、剁脚、抽筋、投水等。在西藏最大的寺庙之一甘赃寺就有许多手铐、脚镣、棍棒和用来剜目、抽筋等的残酷刑具。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的“西藏社会历史资料展”中，有当年被农奴主砍下的农奴肢体等许多实物和照片。

在漫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里，西藏广大农、牧奴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动辄遭到迫害。农奴中流传着这样的话：“能带走的只是自己的身影，能留下的只有自己的脚印。”可以说，旧西藏是世界上侵犯人权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面对封建农奴制度的残酷统治，西藏劳动人民从未停止过反抗斗争。他们采用请愿、逃亡、抗租抗差，直至武装斗争等形式争取自己的人身权利。但是，他们的要求遭到三大领主的残酷镇压。旧西藏法律规定：“民反者均犯重法”，不但本人处死，而且家产没收，妻子为奴。五世达赖曾经发过一道谕令：“拉日孜巴的百姓听我的命令……如果你们再企图找自由，找舒服，我已授权拉日孜巴对你们施行砍手、砍脚、挖眼、打、杀”。这道谕令多次被后来的当权者重申。

要认识过去的西藏社会，就必须了解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对于我们这辈人来说，要认识西藏政教合一政权下的农奴制，唯一的途径就是书籍了。当然，我在七十年代中叶至八十年代中叶在西藏当教师时，也曾有机会去过江孜的一处大庄园帕拉庄园。但是从一座空空如也的庄园里很难得到切身的感受，因为，现在的许多农民的住家已超过那座庄园的规模了。可是一些为数不多的书籍，那些亲历者栩栩如生的描写，让人看了一次，就再也不会忘记。在这里，我们摘录一些他"们的话。因为这会比我的叙述更令人信服。

法国藏学家亚历山大•达维•尼尔在她的《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中说，旧西藏，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他们身上还有着苛捐杂税和沉重的徭役：“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一年更比一年穷”。

在西藏，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在他们中间很难找到一个已经还清了债务的人。……这样一来，所有农民就自然而然地要受到高利贷的盘剥。他们不得不向地方上的豪强如宗本、某位领主的管家以及附近寺院的总管借钱、借粮)、借牲畜，这都要偿付很高的利息，偿还的至少要比实际借到的高出一倍，如果是借钱，每个月光利息就是百分之十。

难道用来年的收成就可以还清高利贷者的债吗？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如果还不起债，还得请求债主们让他们继续借下去，或者续借未还清的那一部分。由于拖延偿还期限，利息早已提高不知多少倍，即使得到宽限，仅有的粮食以及保存下来的其它食物，几乎从来也不够全家吃到来年收获时节。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他们只好再借，借口粮，借种籽……。如此下去，年复一年，永无完结，直到临死的时候也不能从债务中解脱出来。而这些债务就落到了他儿子的身上，可怜的儿子从刚一开始种田生涯起，就受到这些祖传的债务的压榨，而这些债的起源早已是遥远的过去的事了，他根本不知道这从什么时候说起。

除了直接的债务外，藏民们还有捐税方面的负担。

我旅行时身上穿的是藏袍，开口讲的是藏语……因此他们很直率地同我说话，毫无隐瞒地向我诉说着他们的痛苦与穷困，以及压在他们身上的苛捐杂税和沉重徭役。沉重的徭役还常常迫使他们在农忙时节离开田野，这些无偿的义务，实际与一切压在藏族人头上的其他重负并无区别。到处都在为官府施工，修筑道路，建造房屋等等，五花八门。所有这些繁重的劳役都压在可怜的村民身上，他们既无工资，也得不到饭食。而除了官府强制分派的工作外，农民们还得无偿地为那些手持差票的过往客人运送行李和货物，还必须为他们及其随从提供牲畜，饲料和食粮。……像所有他们的同类人一样，这些农民都是可怜的农奴，他们没有权利也根本不可能离开家乡，去寻找另外的土地和不过分苛刻的头人。他们中间有几个人也曾经逃到邻近的地区去，但最后还是被头人从新家抢出来，带回村子，吃了一顿棍棒被判罚巨额罚金。由于非常惧怕头人对其亲属施行的惩罚，那些想逃的人也不敢再逃了。因为一人逃走，所有亲属就得遭殃。头人会谴责他们没有阻拦出逃者，那么，逃跑者的兄弟、叔舅、表亲等人就会被头人抽打一顿，然后再替他偿付罚金。

西藏的民歌这样唱：“山上有没有主的野兽，山下没有没有主的人。”为什么农牧奴不能离开土地？现代人类学家梅尔文•Ｃ•戈尔茨坦、辛西娅•Ｍ•比尔通过实地研究，在他们的《今日西藏牧民——美国人眼中的西藏》指出：“西藏的制度通过把劳动力配置在这些领地上使领主大获其便”。

“拉格雅帕•伊荷强的牧民家庭拥有自己的牲畜，可按自己的意愿进行管理和处置。但是他们不能随便离开这片土地，或带着牲畜到另一个领地去，即使那里欢迎他们也不行。……拉格雅帕•伊荷强实行的这种封建式‘领地’制度在西藏的农业区也并行不悖，它确保了宗教界和贵族上层人物（以及政府本身）拥有一定的劳动力来开发他们所控制的土地。从本质上说，所有的土地都属于拉萨的西藏政府，但是几百年来，都划归贵族家族、大活佛及寺庙所有，以此作为其修缮费和维持生计的来源。由于光有土地，没有劳动力来耕作或放牧，不管是农业耕地还是牧区草地，都不能成为生活资料，因此西藏的制度通过把劳动力配属在这些领地上使领主大获其便。从本质上看，给予领主的领地与中世纪欧洲、沙俄和封建日本时代的采邑非常相似。”

大卫•麦克唐纳在他的《西藏写真》里写道，“西藏最严重的刑罚为死刑，而喇嘛复造灵魂不能转生之臆说，于是最重之死刑外，又益之以解体开颅之惨状。其最普通的刑法，凡遇死罪，能将犯人缝于皮袋之内，而掷于河中，以俟其死而下沉，皮袋在河面之上，约５分钟开始下降，后视其犹有生息，则再掷沉之，迨其已死，于是将其尸体，由皮袋取出而支解之，以四肢和躯体投之河中，随流而去……。断肢刑，用于冒犯及抗拒之确有证据者，而小贼在旷野抢劫，亦用此刑。断肢刑系将其手与足切断，四肢当切断时，务须缚紧，以免血迹之溢流……断肢之外，又有一种剜眼之凶刑，或用凹形之煨铁，置于眼内，或用滚油，或开水，倒于眼内，均足使其眼球失去视力，然后将其眼球用铁钩攫出……囚犯一人监狱，罕有能避免而生存者。即能生存，亦因种种摧残，而损失丧其本原。罪囚及嫌疑犯，常幽于潮湿、黑暗、污秽及有害于卫生之土牢中，永远不见天日。西藏官府，对于罪犯，每日只发些微之口粮不足维持其生活……。且西藏之罪犯，又间有鞭害及痛拷之刑。又制一种绞链，以锁其手足，且判定其期限，至期始开释之，以复其自由。有时亦用枷刑，配以铁锁。最重之笞刑，可以至一千鞭。甲本及高等官吏，始能实行最重之刑法。受笞打之刑者，两手分开，面孔贴地，由施笞刑之二人，各携皮鞭或柳条，以笞挞其大腿之两臀……

《十三世达赖喇嘛传》里写道，西藏的刑法是严厉的。除了罚款和监禁外，鞭笞也是常事。在审判过程中，受到鞭打的不仅是被判有罪的人，而且还有被告甚至见证人。对严重违法者，既使用颈枷也使用手铐。颈枷是戴在脖子上的一块沉重的方木块。对杀人犯和惯偷惯盗，则使用铁制脚镣。对很严重的罪，诸如谋杀、暴力抢劫、惯偷或严重的伪造罪等，则要剁手（齐手腕），割鼻，甚至挖眼睛。而挖眼睛又多半用于政治上的滔天大罪。往昔那些犯有谋杀罪的人被装进皮口袋，缝起来，给扔进河里。

受理刑事案件的地方官是一个地区的首脑，即宗本，还有庄园主（当案件只涉及他们的佃户时）。另有四名地方长官负责处理圣城及其近郊的案件。这些地)区行政长官中，有一名可以随意鞭打被告人，高兴打多少鞭就打多少鞭，高兴几时打就几时打，只要不将其打死就成。当被盗财产尚未找回之时，被告人往往被鞭打好几次，以诱使他说出被盗财产藏在什么地方。宗本所科罚金是有限度的。他除了每年一次将小部分提交政府外，其余大部分归他本人。

崔比科夫在《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里说，“偷窃所受到的惩处最为残酷，象在世界各地一样，犯这种罪的人多为居民中的穷人。在拉萨，每天都可以看到因贪图别人的财产而受到了惩罚的人，他们被割掉了手指和鼻子，更多的是弄瞎了眼睛的、从事乞讨的盲人。其次，西藏还习惯于让罪犯终生脖套圆形小木枷，脚戴镣铐，流放到边远地区和送给贵族或各宗长官为奴。

埃德蒙•坎德勒在他的《拉萨真面目》说，西藏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控制着封建领主的是僧侣。因为西藏人虔信他们那种形式的佛教，强大的僧侣势力掌管一切。即使是佛陀本人，没有僧侣也无能为力。这个“国家”（引号为引者所加）实行的是封建制度。喇嘛是太上皇，农民是他们的奴隶。……这些穷人和那些小佃农毫无怨言地为他们的精神上的主人干活，对这些人他们怀有盲目的崇拜。虽然他们要将自己微薄的收入的十分之一强的那部分交给寺院，但他们并没有不满情绪。必须记住的是，每家每户至少要送一人去当喇嘛。

这些内容，显而易见都是当时笔者亲眼所见，从这些为数不多的实录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封建农奴制的黑暗和残酷。假如真如现在流亡在外的达赖喇嘛所说，过去的制度中的社会是一种最好的理想社会，那么看了以上几段文字后，人们该知道旧西藏的“佛光”是如何“照耀”广大农奴的，这种农奴制度又是如何“以佛教为基础，具有高尚和利他人之心的”了。

澎湃

三大主神之——毗湿奴(Vishnu)



（这张图中体现了印度教里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和道德体系）

印度教保护之神毗湿奴(Vishnu)，原来是吠陀太阳神之一，在印度教时代升格为维持宇宙秩序的主神。传说毗湿奴躺在大蛇阿南塔盘绕如床的身上沉睡，在宇宙之海上漂浮。每当宇宙循环的周期一“劫”(相当于人间43亿2千万年)之始，毗湿奴一觉醒来，从他的肚脐里长出的一朵莲花中诞生的梵天就开始创造世界，而一劫之末湿婆又毁灭世界。毗湿奴反复沉睡、苏醒，宇宙不断循环、更新。

在印度教造像中，毗湿奴通常是王者衣冠，肤色绀青，佩戴宝石、圣线和粗大的花环，四臂手持法螺、轮宝、仙仗、莲花、神弓或宝剑(他的武器有时以拟人化的形象出现)，坐在莲花上或乘骑金翅鸟伽鲁达。毗湿奴居住在迷卢山顶的天国韦孔塔，吉祥天女拉克希米(Lakshmi)和大地女神昔弥(Bhumi)是他的神妃。

为了拯救世界、人类与诸神，毗湿奴10次化身降凡显圣，十化身包括：

1.灵鱼马特斯亚，洪水泛滥时拖曳"方舟"，拯救了人类的始祖摩奴；

2.神龟库尔马，以龟背支撑曼陀罗山作为搅棒搅拌乳海，使诸神重获不死的甘露；

3.野猪瓦拉哈，从洪水深渊中拯救出沉溺的大地女神昔弥；

4.人狮那罗辛哈，把蔑视毗湿奴的魔王希兰亚卡西普撕成碎片；

5.侏儒瓦摩纳，又叫三步神，向魔王巴利要求三步地方，结果三步跨越天、空、地三界(隐喻太阳早、午、晚跨越宇宙空间)；

6.持斧罗摩，为了维护婆罗门至上的地位而惩治傲慢的刹帝利；

7.罗摩，即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主人公，在神猴哈奴曼(曾有人说是孙悟空的原型)协助下，战胜了楞伽岛(斯里兰卡)的十首魔王罗波那，夺回了被魔王劫持的妻子悉达公主；

8.克里希纳，马图拉地区的牧神和英雄，也是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阿周那王子的御者和军师；

9.佛陀，即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佛陀降格为毗湿奴的化身之一，而且是诱导人误入歧途的化身，说明佛教在印度本土已走向衰微，被印度教吸收同化)；

10.白马卡尔基，在世界毁灭前夕，毗湿奴本人将骑着白马持剑而来，重建宇宙秩序。

三大主神之——梵天(Brahma)
三大主神之——毗湿奴(Vishnu)
三大主神之——湿婆(Brahma)...

evilg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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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青会四大头目：达赖弟弟曾亲手杀死异己
新闻午报

“3・14”事件以来，达赖及其“西藏流亡政府”的真面目暴露无遗。而为达赖冲在最前面的，就是臭名昭著的 “西藏青年大会”（简称“藏青会”）。为揭开“藏青会”的真实面目，《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了四川藏学研究所的专家谢刚政研究员。在他看来，“藏青会”正日益成为一个恐怖组织，其“四大头目”的所作所为就是最好的证明。

次旺仁增 外籍“藏青会”主席

1970年10月7日，在达赖的亲自指挥下，“藏青会”在印度达兰萨拉宣告成立。1980年代以来，“藏青会”逐步控制了“西藏流亡政府”。如今，这个号称“拥有81个分会，成员三万多名(据中立人士估计，其会员至少有1.3万人以上)”的组织，占据了“西藏流亡政府”80%以上的官位后，在“藏独”道路上更是急突猛进。然而，让人惊讶的是，“藏青会”的主席竟是一个外国人----拥有美国国籍的次旺仁增，于2007年8月当选为“藏青会”第13届主席。更让人吃惊的是，此人居然声称要对中国大陆实施自杀式袭击！

拿“藏独”当生意做

1971年，随达赖逃到印度的一对藏族夫妇，在印度南部生下了一个男孩。夫妇俩给这个儿子取名次旺仁增。此时的达赖，正在达兰萨拉过着奢靡的生活，但惨遭其抛弃的次旺仁增的父亲，却仍旧像奴隶一样卖苦力----做筑路工，开出租车……一家人仍时常忍饥挨饿。

1993年，根据美国政府颁布的“西藏人重新安置计划”，22岁的次旺仁增移民美国。他先是在洛杉矶开了一家咖啡店，但生意差得难以维持生计。不得已，他带着老婆和两个女儿搬到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开了一家装修公司，生意小有所成，不久就在市郊买了一幢房子，还入了美国国籍。

这个“美国人”是如何对“西藏独立”产生兴趣的？2007年当上“藏青会”主席后，次旺仁增曾解释说，这源于“爱国主义”----“我们年轻人坚持认为西藏应该独立，这样才能让西藏成为一个能保护藏族宗教与文化的‘安全港湾’”。然而，他的一个生意伙伴却说：“次旺仁增是一个功利心很重的人，他加入‘藏独’组织，就是想多认识一些在美国的藏人，然后把生意做大。” 由于能说会道且“敢打敢拼”，他在“藏青会”内的地位扶摇直上，很快就升任北美地区分会的负责人，直至2007年8月当选“藏青会”第13届主席。

派人到伊拉克搞实战

早在任“藏青会”北美分会负责人时，次旺仁增就多次扬言要“组织武装抵抗”。但许多年来，外界一直不知他将采用何种手段，直到一名美籍藏裔士兵死在伊拉克前线，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2005年4月1日，一个名叫贞其・丹增曲古的藏裔美军士兵，在伊拉克被反美武装打死。在他上中学的时候，他就成了次旺仁增的忠实追随者。中学毕业后，在“前辈” 次旺仁增的指导下，这个不谙世事的小伙子进了美国军队接受锻炼。丹增曲古死后，他的母亲称，她的儿子“总想为祖国西藏做些事情，加入美军就是想接受训练、积累经验，以便日后为西藏独立而战”。

据透露，次旺仁增还多次要求其他“藏青会”年轻成员“留学”美军，掌握“未来的武装斗争技巧”。在“藏青会”的网站上，他对丹增曲古做出了极高的评价，企图将这个无知的“炮灰”树为年轻海外藏人的“榜样”。

叫嚣“至少再牺牲100名藏人”

今年1月，次旺仁增开始策划“西藏人民大起义”，还散发了一份《倡议书》。他在《倡议书》中宣称，目的是“通过唤醒、协调西藏境内的行动，给中国制造危机”。3月10日，他从“藏青会”中精心挑选出101名核心成员，从达兰萨拉出发，正式挑起了“大起义”。

“3・14”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次旺仁增召集“藏青会”高层，在达兰萨拉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立即组建游击队，秘密入境开展武装斗争”的决议。他们还就人员、资金、武器购置等制定了初步方案，并准备从中尼边境秘密潜入西藏。他疯狂地叫嚣：“为了彻底胜利，我们已经准备好至少再牺牲100名藏人。” 3月25日，

北京奥运会

火炬在希腊点燃的第二天，大约有50名接到次旺仁增指令的“藏青会”成员，在印度达兰萨拉点燃了“藏独”火炬，很多人对此表示怀疑，就连达赖集团内部的人也都在问：这支“藏独”火炬到底能燃烧多久呢？

丹增曲杰 达赖集团暴力代表

在达赖集团和“藏青会”的众多高级头目中，达赖的弟弟丹增曲杰是最有暴力倾向的人之一。他的暴力行径，不只是喊喊口号，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亲身经历----他曾率众剿灭政敌，并亲自开枪杀人！

活佛还俗去当兵

丹增曲杰是个喜欢炫耀的人。在一段录像中，他洋洋自得地说：“我叫丹增曲杰，1945年，也就是我哥哥达赖喇嘛率全家从青海搬到拉萨的第五年，出生在拉萨。我3岁时被认定为仁波切(即活佛)，6岁那年被带往寺庙供养，7岁正式接受全面的藏传佛教传统教育。我的孩提时代基本上是在背书中度过的，后来又开始学习辩论术。1956年至1959年，我又被送进西藏的佛学院读书，并被认定为阿里活佛。” 14岁那年，也就是1959年，丹增曲杰跟着达赖叛逃到印度。不过，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丹增曲杰并没有继续接受宗教教育，而是进入由加拿大人开办的天主教圣约瑟学校学习。该校当时的校长后来回忆说，这个年轻人“很快就忘掉了以前所受的教育”。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当达赖受到外逃藏民顶礼膜拜时，他的弟弟却决然要求还俗。有知情者透露，当时，丹增曲杰这一决定，动摇了不少逃到印度的西藏人的信仰，也对达赖产生了不利影响。

不过，还俗后的丹增曲杰，先是牵头组建了“藏青会”，后又于1974年出任该组织的第二届主席。然而，仅一年后，他就对此失去了兴趣。他想过一种更“刺激”、更“狂热”的生活。于是，印藏特种边境部队便成了他生命中的下一站。

为达赖枪杀异己

丹增曲杰去的印藏特种边境部队，不是一支普通的部队。1962年11月，在中印边境冲突接近尾声之际，印度研究与分析局（印度的对外情报机构）、达赖集团及美国中情局三方，协商创建了印藏特种边境部队。一旦中印之间再次发生冲突，这支部队就渗透到西藏，进行隐蔽作战。在这支部队中，除少数上层军官外，其余成员几乎都是外逃藏人。他们除了要接受射击、投弹和跳伞等作战技能训练，还要学会使用迫击炮、冲锋枪等各式武器。1975年，丹增曲杰加入了这支部队。这里的生活让他“一下子就找到了感觉”。

然而，对这段“激情岁月”，丹增曲杰日后不愿多提，达赖也是屡屡回避。原来，这跟一桩谋杀案有关。1960年代，从康巴、安多等地区逃到印度的土司、头人以及一些教派中的上层僧侣，联合组成了“藏人幸福事业会”（即“十三集团”），试图与达赖集团相抗衡。1977年，仍在印藏特种边境部队任职的丹增曲杰，带着一帮暴徒，冲进“十三集团”头目贡唐楚臣的家中，亲自开枪打死了这个政敌……这起谋杀事件后，再也没有人敢对达赖“抗旨不遵”了。

宣扬暴力，嗜武如命

1980年，丹增曲杰从印藏特种边境部队退役，开始出任“西藏流亡政府治安部”的副秘书长。第二年，他又回到达赖身边，进入达赖喇嘛办公室(也称“译仓”，是达赖集团中最具实权的机构)，历任特别助理、副秘书长和秘书长。

在“西藏流亡政府”中，“译仓”由达赖直接领导和指挥，是达赖集团重要的决策和权力机构。嗜武之人一旦手握重权，就有可能掀起大规模的暴力活动。丹增曲杰也是如此。他曾多次公开说：“只有武力，才能迫使中国人离开西藏”，“恐怖活动可以用最低成本获得最大效果”，等等。他还叫嚣：“我们先求自治，然后把中国人赶走。”其狰狞面目显露无遗。

甲日・洛迪 达赖驻美国特使

低调得近乎神秘的甲日・洛迪，是达赖最倚重的人物之一。一方面，他作为达赖驻美国的特使，代表达赖与欧美国家的一些政要和反华势力搭建关系；另一方面，他作为达赖的代表，自2002年开始，先后7次与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接触，为达赖投石问路。

与达赖弟弟共组“藏青会”

甲日・洛迪1948年出生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是当地大头人甲日・尼玛坚赞的二儿子，从小就在寺院内接受教育。9岁那年，甲日・洛迪随父亲到了西藏，两年后又随父逃到印度。1966年，年仅18岁的甲日・洛迪，作为达赖集团四大家族之一----甲日家族的后人，进入“西藏流亡政府”秘书处工作，由此结识了达赖的弟弟丹增曲杰。

由于甲日・洛迪和丹增曲杰都是“西藏流亡政府”中的贵族成员，同受西式教育，有不少“共同语言”，因此，两人很快建立起“深厚的友谊”。1970年，在达赖的授意下，二人牵头组建“藏青会”，并先后出任“藏青会”的秘书长、副主席、主席。

很快甲日・洛迪进入了“西藏流亡政府”的核心圈。1987年，达赖为推进“西藏问题”国际化，决定建立驻外办事机构。在最重要的“华盛顿特使办公室”特使人选上，达赖几乎未加考虑，就选定了甲日・洛迪。他也没有让达赖失望。1987年到美国后，他立即展开活动，安排达赖多次访问美国。次年，他又在华盛顿创立了“西藏国际运动”组织，并亲任主席。这个所谓的“非政府组织”，后来成了为达赖集团摇旗呐喊的重要外围“藏独”组织。

勾结“藏独”“疆独”、崇尚暴力

甲日・洛迪的“突出能力”，还表现在他推动达赖集团与国际“疆独”组织勾结一事上。1994年10月16日，一些西方国家的反华议员、逃亡海外的“藏独”和“疆独”分子，在纽约召开所谓的“亚洲民主共同体”年会。甲日・洛迪在会上煽动说：“西藏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不能与中国当局谈判解决西藏问题，我们不排除采取暴力行动的可能。”甲日・洛迪也是个崇尚暴力的“藏独”分子。近年来，他频繁联系意大利等国的黑手党和恐怖组织。

桑东仁波切 达赖“政治遗产”继承人

桑东仁波切曾颇为“自豪”地说过：“1939年，我出生于藏东（即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5岁时被确认为第四世桑东仁波切的转世，12岁开始学习佛学，1959年随同达赖喇嘛到了印度。在前往印度的途中，达赖喇嘛任命我给随众僧侣当老师。那时我才20岁！” 现今在达赖集团中手握重权的桑东仁波切，很早就进入了“西藏流亡政府”。他不像丹增曲杰那样喜欢蛮干，因此，他在达赖集团内部搭起了丰厚的人脉关系。而且，他很注意与外界保持联系，企图让自己成为能被印度和西方国家都接受的人物。如今，他已被达赖集团内部和外界视为达赖的“政治接班人”。

桑东仁波切曾公开宣称，考虑到达赖年事已高，未来他将掌握达赖集团“真正的政治权力”。他“掌权”后会干些什么呢？一次，他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声称：“西藏人有600万之众，我们要求西藏人的生活区应统一成一个‘大西藏区’(注：达赖集团提出的‘大西藏区’除了西藏自治区，还包括青海省全省、甘肃省南部、四川省西部和云南省西北部，总面积达250万平方公里，超过中国国土面积的1/4)，并将其他民族迁出‘大西藏区’。但中国政府不同意我们的要求。” “3・14”事件后，他在第一时间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进一步扩大“革命成果”。他的“藏独”本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藏青会”：达赖 “藏独”的暴力工具

记者：“藏青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组织？ 谢刚政：“藏青会”由达赖集团内的激进“藏独”分子组成，目的是为“西藏独立事业”培养后备力量，是达赖集团中最激进、最猖獗的“藏独”组织。从最近他们一系列的活动及其头目的言论看，它明显具有恐怖组织的特征：第一，指使暴乱分子殴打无辜平民，焚烧店铺，极力制造恐怖气氛。第二，叫嚣不惜用“人体炸弹”搞破坏，声称“恐怖活动可以用最低成本获得最大效果”。第三，储备进攻性武器，为发动暴力行动做准备。“3・14”事件发生后，警方缴获了大量进攻性武器，这些武器具有很大的杀伤力。

记者：“3・14”事件后，达赖曾说他是反对暴力的，但他制止不了“藏青会”的某些活动。对此您怎么看？ 谢刚政：很显然，达赖这是有意在推卸责任。“藏青会”是在他的直接授意下成立的，其会歌中非常明确地说要“遵从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指示”……这说明，“藏青会”完全是达赖搞“藏独”的一个暴力工具，他怎么会失去对它的控制力呢？!所谓达赖与“藏青会”的“分歧”，只不过是他们采取的一种策略，以便彼此依托，互为补充，以达殊途同归的“藏独”目的。

记者：“藏青会”与国际恐怖组织是否有联系？ 谢刚政：为了实现“藏独”目的，“藏青会”多次派人与阿富汗“基地”组织，以及新疆的“东突”组织等进行接触。可以说，由于长期从事暴力行动，“藏青会”已经到了无法收手的地步，正在一步步滑向恐怖主义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