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都往事：解放大陆最后一战

有容乃大

昌都是西藏的东大门，“昌都”这个词在藏语意为“水交汇的地方”，两条河昂曲和杂曲在达马拉山山脚处交汇，合并成了著名的澜沧江，而昌都就是这个交汇之地。

如果看过清朝有关藏区的史料，你会发现那里根本找不到“昌都”，但却能经常看到一个音近的词——“察木多”，没错，那就是昌都以前的译名，而按照藏语发音的话， 它原来的名字“察木多”其实比现在的“昌都”更合适一些。

清朝曾在察木多册封了一批大活佛和土司，受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的管理。清末，在川边大臣赵尔丰的推动下，昌都地区的一些地方实行改土归流，被纳入川边大臣的管辖范围。民国成立后，这里被西藏地方政府也就是噶厦政权占领，并在此设立了昌都基巧（即昌都总管，地位极高，通常由西藏噶厦政府的首脑之一即噶伦出任）辖区，但民国政府并不承认，官方仍把这里认为是西康省疆域的一部分。

到了六十余年前的1950年，昌都终于又一次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瞩目的焦点——昌都战役拉开了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序幕，它也是解放大陆的最后一战。

当年，大陆其他地方已基本解放，而西藏仍由噶厦政府统治着，它在清朝灭亡后四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成了一个半独立的喇嘛王国。噶厦政府源自公元18世纪中叶的七世达赖喇嘛时期，到昌都战役时已经延续了将近两个世纪，其日常行政首脑称为噶伦，通常有四名，包括三名世俗官员和一名僧官，他们对达赖喇嘛或代表达赖喇嘛的摄政王负责。此时西藏名义上的最高首领十四世达赖喇嘛还是个孩子，大权掌握在颟顸无能的摄政王达扎活佛手中，尽管此人平日除了热衷贪污外对其他事情毫无兴趣，但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也不得不做出反应。

惶惶不可终日的西藏噶厦政权无疑想拒解放军于金沙江东岸。此前在印度的支持下，藏军临时抱佛脚开始扩军，很快从原来的14个代本团扩充到17个代本团，而其中十个代本团都参加了此次战役，总兵力约六千人，他们全部布防于昌都、江达一线，可以说噶厦地方政府为阻止解放军由昌都进藏投入了最后的本钱。

尽管装备了从印度紧急运过来的现代枪械，但这支军队的素质却难以令人恭维，与他们那些中世纪的先辈们并没有本质区别。历史记载，这些藏军缺乏训练、军心涣散、纪律松弛，基本上没什么战斗力。士兵当中，既有50岁乃至60岁的老人，也有不满16岁的娃娃，大多数都拉家带口，不仅要为自己着想，还要为妻子儿女的命运担心。

作为对手，解放军对藏军战斗力的评价低得可怜，甚至可以说嗤之以鼻，比如最高指挥官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后来就写道：“我们曾以两个连同敌人一个代本打了一仗，以一个排冲垮敌人一个代本。”藏军一个代本大约五百多人，竟然大败于一个排的敌人，除了刚刚经历了惨烈的国内战争的解放军素质确实过硬外，藏军本身军事能力的低下无疑也是重要因素。

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十个代本团的指挥官无一例外，竟然全都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其中几个代本（即团长）还是西藏有名的胆小鬼。对这一奇观，美国学者戈尔斯坦在其巨著《喇嘛王国的覆灭》中解释道：“这并不奇怪，因为西藏政府故意不让藏军代本们接受专门的军事训练，以免造成军事将领势力强大的局面；相反，他们所奉行的军事政策是，任何一名官员都可以充当藏军代本或其他军官。”

而这支队伍的最高指挥官也并不令拉萨当局放心。此时恰逢昌都基巧拉鲁才旺多吉的任期满了，他坚决不愿在这个是非之地多待，强烈要求噶厦政府批准其立即卸任回拉萨。昌都基巧位高权重且收入丰厚，平时是难得的美差，按例必须要噶伦出任，可在拉萨的三个噶伦互相推委，谁也不愿在这时候去昌都接过这个烫手的山芋，结果时任西藏地方财政长官即孜本的阿沛阿旺晋美成了倒霉蛋，他被噶伦们推出顶雷，火速提升为增额噶伦并出任昌都基巧，时年42岁。

阿沛家是西藏望族，其成员曾数次出任噶厦政府的噶伦，但这位阿旺晋美原本却并非阿沛家成员，而是出身于一个叫“霍康”的有蒙古血统的中小贵族家庭。当年，阿旺家的家主阿沛噶伦在与四川军阀的冲突中战死，其遗孀决定招赘夫婿，最后幸运落在贵族霍康家的一名年轻军官身上，他就是霍康阿旺晋美，入赘到阿沛家后改名为阿沛阿旺晋美。

但是，入赘阿沛家的阿旺晋美当时还不是噶伦，他以阿沛家族主人的名义受封为小四品官，先后担任过昌都基巧府粮饷官和噶厦政府的法官，后来被提升为西藏地方财政长官即孜本。直到昌都战役前夕，他突然被噶厦政权任命为噶伦，并被要求立即前往昌都赴任。

与其坚持与解放军决战的前任拉鲁才旺多吉不同，阿沛阿旺晋美是典型的鸽派，力主通过和谈解决问题。阿沛上任后，首先支走了要求抵抗到底的拉鲁，同时拆除了拉鲁修筑在山顶上的防御工事，不久后又停止招募更多的康巴民兵，以避免激怒解放军。

对于藏军的部署，美国学者戈尔斯坦写道，在防御上阿沛没有建立一支常备的后备军。藏军全体官兵除了几百人留守昌都之外，其余军队都被分散布防于边境沿线。人民解放军随时都可能突破藏军的防线，而边防军后面并没有设置第二道防线。另外藏军的通讯也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戈尔斯坦继续写道，1950年7月，在拉鲁的一再请求下，阿沛从拉萨带来了两部手提式无线电收发报机，可是他决定不在金沙江沿岸边境地区设置这两部电台。于是拉鲁只好自己带一部走了，另一部则留在昌都闲置着。

戈尔斯坦继续写道，在解放军发动昌都战役之前，英国派来协助藏军建立通讯系统的情报员福特曾试图说服阿沛将那部闲置未用的电台送到战略要地类乌齐去，以便能够及时迅速地收到有关拉贡昂达撤退路线的情报，但却遭到了阿沛的拒绝。随着9月底的到来，许多人都推测冬季的临近意味着中共军队可能不会发动进攻，更使藏军逐渐放松了警惕。

（后来许多人笑称阿沛是TG在西藏最大的卧底，从他当时的防御部署来看，确实漏洞多多，仿佛就是故意为了让敌人得逞似的。）

其实在藏军对面，解放军的参战兵力并不是很多，他们多来自18军，主力为52师。1949年2月，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后，下令将豫皖苏军区机关及其独立旅和各军分区基干团、第1纵队第20旅组建为第18军，隶属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建制，张国华任军长，谭冠三任政治委员，陈明义任参谋长。1950年1月6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及西南军区令第18军在第14军和西北军区一部配合下，执行进军西藏的任务，他们经过数月艰苦跋涉，终于到达川藏边界也就是金沙江东岸。

昌都战役开始前，18军指挥官判断战场形势后，觉得杀鸡焉用牛刀，于是上报中央认为“使用18军4个团又2个营，加上玉树方面、察隅方面少数部队的配合，是够用的”。最终部署的参战部队以十八军52师为主，包括154团、155团、156团和53师157团，再加上其他部队（云南126团和青海骑兵支队）共6个团的兵力，尽管人数不算太多，但基本上形成了对藏军二比一的优势。

说起来奇怪，即使在本土作战，藏军却并没有得到“人和”——防线上的藏兵多由噶厦政权在西藏各地调来，在昌都当地很不受欢迎。昌都本地的康巴人虽然勇悍，但却一直被西藏噶厦政权看做野蛮人加以歧视，几乎没有人能在官府中担任稍高的官职，他们还要承担沉重的赋税，并饱受拉萨派来的贪官污吏的盘剥，因此康巴人并不想为噶厦卖命，而是采取了观望的态度，他们更关心自己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能否得到保障。在解放军强大的宣传攻势下，尤其得知班禅活佛等宗教领袖都得到了善待，康巴人逐渐消除了疑虑。

戈尔斯坦写道：“中共当局所采取的解放西藏政治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分化瓦解宗教集团之中的西藏政府支持者。只要康巴人感到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宗教制度受到威胁，他们就会置对拉萨当局的报怨和不满于不顾，站在西藏政府一边共同抵抗汉人。由于汉人并不希望卷人一场持久的游击战争，所以他们便竭力安抚和笼络康巴人。他们不仅反复广播自己的声明，散发宣传手册，向康巴人许诺将维护宗教自由，尊重寺庙寺规，而且还千方百计地争取藏区各地著名大活佛的支持。……得到班禅喇嘛的支持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他是格鲁派的第二大活佛，并且在康区有一大批追随者。”

“这些活佛喇嘛的作用不能低估，因为康巴民众很难明白，如果像西藏政府所宣扬的共产党真的打算毁灭宗教，那么像班禅喇嘛、格达活佛这样的高僧大德为什么还要去支持中国共产党呢?由于赢得了这些活佛喇嘛的公开支持，从而就增强了康巴民众对共产党所作出的宗教自由承诺的信心，这样，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的计划就有了根本保障。”

这里提到的格达活佛，来自甘孜白利寺，在康巴地区享有一定声望，他和红色汉人一向关系很好，曾担任过红军长征时建立的甘孜波巴苏维埃政府副主席。解放军进军西藏前，已是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和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格达自告奋勇前往拉萨劝降，中途被藏军扣押在昌都，随后莫名其妙地暴死，人们曾认为他被当时在昌都协助藏军电报通讯的英国人福特下毒杀害，但昌都战役后福特被捕，他对其他各项指控都供认不讳，惟独对这件事始终否认，格达活佛之死遂成疑案，因此也不排除他是被当时的昌都地方官员暗杀。

为了严明军纪，更广泛地争取和团结当地藏族民众，解放军昌都战役指挥部要求官兵们必须熟悉当地的宗教、风俗习惯，必须表现出对当地宗教制度和宗教信仰非常尊重。指挥部下达了严格命令，不准索要或接受当地人民的东西，哪怕是一杯茶都不行，官兵的一言一行都必须体现出他们是来帮助藏族人民的子弟兵。

1950年10月5日，解放军终于发起昌都战役，兵分四路形成钳形攻势，进展相当顺利，很快从南部和中部两个方向切断了藏军的退路。而直到一周后的10月12日早晨，噶厦政府才得知解放军发动昌都战役的消息，为了避免藏民得知后发生内部骚乱，拉萨于是决定继续封锁消息。

与此同时，当地康巴人和昌都第一大寺强巴林寺的僧众也从后面向昌都藏军发动了进攻，后者更加溃不成军。强巴林寺当时的寺主是第十一世帕巴拉呼图克图，也就是后来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人大副委员长的帕巴拉格列朗杰，他那时候只有十岁，据说当年解放军也专门做过他的工作，并取得了小活佛的支持，强巴林寺的僧人就是在他的允许下加入了攻打藏军的队伍。

解放军18军诸参战部队的表现相当值得称道，比如战役开始后，52师的154团和青海骑兵支队实施外线远距离大迂回，他们在青藏高原上纵横跨三个省区（西康、青海、西藏），十四天走了约一千五百华里，穿过横断山脉，两渡金沙江和澜沧江，在甲藏卡和类乌齐等地击溃守卫藏军，终于在既定时间内到达昌都以西的恩达，完成了大迂回包围的任务，从而切断了藏军的全部退路。

按照各方资料的记载，鉴于藏军已被彻底包围，阿沛决定与其进行无效的抵抗不如缴械投降。他命令全体人员退到附近的朱古寺，并委派两名代表去找解放军，表示愿意投降。他们刚出发没多久便碰上了一支解放军侦察部队，代表们给解放军献上了一柄表示投降的剑——有意思的是，据说由于交剑过早，到后来办理正式投降手续的时候，两手空空的阿沛已经拿不出其他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了。1950年10月19日，解放军俘虏了阿沛及其手下的全体藏军2700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

由此也引出了一个历史疑案，阿沛究竟算起义还是算投诚呢？ 当时的解放军前线指挥官认为阿沛是“投诚”，阿沛的和谈代表说是“归顺”，而许多进藏的老战士则说当时是按起义人员对待的。直到1987年，原成都军区任副司令员陈明义在审查总撰《进军西藏》、《平叛斗争》两个专题的工作时，将阿沛阿旺晋美的行为定性为低于起义但高于投诚，即“主动放下武器说”，这在军史上首开不确定因素先河，也给后世留下了待解的谜题。

还是回到主题吧。昌都战役发起后不到20天就结束了战斗，藏军被歼五千七百多人，计有五个代本团全部，三个代本团大部，一个代本团起义，代本以上高级官员二十余名被俘，西藏噶厦政府一大半兵力被消灭，可以说血本无归。

有意思的是，尽管是解放全中国的决定性战役之一，昌都战役却并不血腥，失败方藏军的被歼人员如此众多，但伤亡人数却只有180名，仅比胜利方解放军伤亡的114名稍多，看来绝大多数藏军没怎么打就都溃逃或投降了。

关于此役的结果，藏军统帅阿沛.阿旺晋美其实早已预料到了，戈尔斯坦在《喇嘛王国的覆灭》中写道：“据功德林喇章的一位官员回忆，阿沛曾对他说，西藏斗不过中国共产党，因为汉人拥有最新式的武器装备和训练有素、身经百战的官兵。阿沛回忆说，一位中国军阀就曾在1909-1910年单人独马占据并控制过拉萨，因此西藏人怎么能够阻止整个中国的势力的扩展呢？阿沛对功德林喇章的官员说，他确信设法进行谈判、达成和平的解决办法要比武力对抗好得多。”

阿沛所说的那位“曾在1909-1910年单人独马占据并控制过拉萨”的“中国军阀”，指的是清朝末年的将军钟颖，但他其实既非军阀也并非“单枪匹马”——在赵尔丰边军的帮助下，年轻的皇亲国戚钟颖率一个协（清末军队编制，相当于旅）的四川新军于1910年2月进驻拉萨，赶跑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但此后不久辛亥革命爆发，驻军中的哥老会势力乘机发难，西藏清军混乱不堪，不得不全部撤出。尽管早已时过境迁，可这件事却深深印在了西藏人尤其是阿沛这样贵族的脑海里。

昌都战役的胜利为全西藏的和平解放铺平了道路。昌都解放后，西藏地方武装大部分已被消灭，摄政王达扎活佛被迫下台，噶厦政府既无实力阻挡解放军前进，又无资本继续讨价还价，希望外国干涉的愿望又落了口，不得不同意派代表团赴北京就和平解放西藏进行谈判，达赖喇嘛也逃亡到中印边境等待结果。

1951年5月23日，中央政府首席代表李维汉和西藏地方政府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签署了著名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著名的<十七条协议>），西藏终于迎来了和平解放。

参战解放军最高指挥官、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此后担任过西藏军区司令员、西藏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共西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政委、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尤其要再提一下的是，1959年他曾任西藏平乱总指挥，指挥平定了那场著名叛乱，而1962年爆发的毙、俘印军7000余人的对印反击战，也是由张国华将军指挥的。

签署《十七条协议》的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同时也是昌都战役的重要当事人、前藏军统帅阿沛阿旺晋美后来担任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1955年与其老对手张国华一起被授予中将军衔。2009年12月23日，年已百岁高龄的阿沛在北京病逝。对于这位西藏和平解放的主要功臣，中国政府和中共中央自然给予他高度评价，称其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藏族人民的优秀儿子，我国民族工作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有意思的是，几乎在中央政府举行悼念仪式的同时，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也宣布对这位前噶伦的逝世发布讣告并表示哀悼，悼词里同样高度评价了他的一生，并称其为“正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