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自《今晚报》2009年12月4日第32版 作者:孙兴盛 原题为: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采访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回忆
我很想知道,王光美和孩子们是不是特别恨毛主席。人们都认为,少奇同志的悲剧,是毛主席一手造成的,要不是他重用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一伙,“文化大革命”不会搞成那样,造成那么大的灾难。他们能不恨毛主席吗?!但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感到他们每次讲到毛主席与少奇同志的分歧,都是相当平和、实事求是的。说他们一点不怨恨也不是,先是有怨有恨,后来有怨无恨,早已跳出个人及家庭悲剧的拘囿,更为客观、公正、理智、豁达。
王光美告诉我,“文化大革命”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和复杂性,毛主席用那些人也是有历史缘由和认识过程的,发动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可能不用那些人,即使不用他们,也必然会有和他们类似的一帮人跳出来兴风作浪,毛主席根本不可能管得住。平心而论,毛主席虽然对少奇同志很不满,写了大字报,但还是当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是自己同志犯错误,并没有立案审查,更没有要把少奇同志整死。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还说:“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他还有针对地说:“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毛主席对少奇同志也是很关心照顾的,少奇同志提出要到群众中去锻炼,毛主席劝他:“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建工学院造反派“勒令”少奇同志去“检查”,毛主席立即批示周总理“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从而保护了少奇同志。
1967年1月13日夜里,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单独召见少奇同志,询问王光美和孩子们的近况,很客气,也没有批评少奇同志。当少奇同志当面请求辞去全部职务,回老家种地,恳请解放广大干部,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的时候,毛主席没有生气,也没有表态,一直沉吟不语,只是不停地吸烟。过了好一会儿,毛主席才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书,却把书名说错了。毕竟是几十年的亲密战友,毛主席最后把少奇同志一直送到门口,亲切地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毛主席藏在内心深处的苦衷,就连少奇同志都看出来了,回家以后他对王光美说:“主席对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这次相见,竟成永诀。
不堪回首
王光美和子女们都很清楚,真正要把少奇同志和家人置于死地的,正是林彪、康生、江青和谢富治他们一伙。他们将中央文革小组凌驾于政治局和常委之上,江青又有着特殊身份,牢牢地操纵着“群众运动”,熟练地运用着“阶级斗争”,又善用“笔杆子”大造舆论,轰轰烈烈地将极左推向极端,既极力左右毛主席,迫使毛主席违心地不同意他们也不行;又迅速地大规模地“清君侧”,孤立毛主席,不仅是要打倒老帅、老将、老干部,还要暗地里往死里整,毛主席越想保谁,他们就越是把谁往死里整,少奇同志就是被他们阴谋残害而死的。
1966年8月12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少奇同志在常委中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升到了第二位。选举后,少奇同志表态,愿承担所有责任,并请求辞去常委、国家主席等所有职务。这时,唯有林彪情不自禁地叫“好”,当即站起来主动要和少奇同志握手,其野心昭然若揭。
1967年2月中旬,毛主席在会上讲,九大时要选少奇同志为中央委员,这便使林彪、康生、江青、谢富治这伙人非常紧张。他们大都是靠打倒少奇同志起家的,特别害怕少奇同志“东山再起”。一旦如此,他们不仅难以猎取“国家主席”位置,现在的地位也恐怕不保。他们感到少奇同志活着就是最大威胁,“后患无穷”,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于是,他们便立即在毛主席面前造谣诬蔑,借所谓“二月逆流”事件,说“刘少奇代理人”还在抵抗运动,“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极力动摇和改变毛主席的态度。他们非常懂得,要彻底打倒少奇同志就必须“立案审查”,单用毛主席清楚的现实问题是不行的,必须用毛主席不清楚的历史问题;而少奇同志从来没有“历史旧账”,和毛主席之间更没有“历史积怨”的空子可钻,于是他们就利用毛主席最赏识的“革命小将”“红卫兵”搜寻“历史罪证”,将诬蔑少奇同志策划和批准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材料,证明少奇同志有“叛徒”、“内奸”和“工贼”问题的所谓“历史材料”,都摆到毛主席面前,使得毛主席真的觉得自己“不知道刘的历史情况”,不得不在3月21日同意“调查”少奇同志的“历史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