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独立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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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年7月28日，仅有四十七万二千人口的苏联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一下子成了举世关注的太热点：

　　善于捕捉信息、嗅觉灵敏的各国资深记者纷纷云集该城；

　　众多国家的元首及其军政要员也不约而同地把视线聚焦到这个小城；

　　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大街上彩旗飘扬，巨大的横幅上书写着“热烈欢迎戈尔巴乔夫总书记”、“谁也打不赢核战争、核战争永远不能打”、“迎接亚太和平曙光”……街心广场的灯光新闻牌上不断闪烁着牵动世界的醒标题新闻，过往行人驻足而视。

　　身佩绶带、钢盔，手戴白手套的武装卫士在大小路口列队而立，还有荷枪实弹的卫队在街头回巡逻。

　　大雨滂沱，直到早饭时分才停了下来，透过厚密的云幕，偶尔可看见一些微弱的阳光。习惯一早奔向各自工作岗位的市民和有说有笑去上学的孩子们，也一改往日积习都变得脚步匆匆。

　　就在这时，一阵刺耳的警车鸣笛声打破了小城的安静，一辆辆小轿车风驰电掣般地驶向了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政府礼堂。其中一辆特制防弹黑色的小轿车内，端坐着一位身体结实、服饰鲜亮，神态非凡，颇有学者风度的官员。他不是别人，正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他将在那里向全世界发表关于亚大地区格局大变动的主要演说。

　　戈氏从莫斯科动身前夕，苏联外交部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放出这样的风声，戈氏要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就亚太安全问题来个大动作！

　　风声一出，各国从政府到舆论界立刻有了反响，做出种种揣测，其中议论最多的是中蒙边境。

　　1921年随着苏俄红军进入中华民国的外蒙古，继而外蒙古宣布“独立”，从此，苏联势力就稳固地扎下根来，对外蒙古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谈中，苏、美、英三国同意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条件是要求中国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这笔交易实际是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进行的。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1月5日被迫正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后来又撤销承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以及以后的数十年中，外蒙古完全处于苏联的势力控制之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苏联在远东就部署了十七个精锐师和近千架飞机，还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部署了太平洋舰队（以一百艘潜艇为骨干），同时使用着旅顺、大连军事基地，由此不难看出苏联在“帮助中国”的名义下，其“良苦用心”。

　　1969年，苏联在阿拉木图开设了新的集团军司令部，当然这也是针对中国而采取的旨在加强战力的措施。根据后来的情报判明，苏联还在塔什干成立了中亚军区，利亚申科大将任军区司令。

　　中国“文革”期间，中苏边境纠纷日趋激化。据英国战略研究所的资料，1978年前后，苏联布署在中苏边境仅地面部队就达四十四个师，比1965年时增长了2．6倍。

　　1975年，苏方在中苏边境方向上的各军区司令全由上将担任，在全苏联16个军区司令中还有三名大将，而他们都长期在中苏边境地区任职。

　　70年代未，苏联在中苏边境修建了三百个机场，以备战时随时增加所掌握的航空兵力。

　　与此同时，中国方面清楚地意识到苏方的用心，不敢有丝毫怠慢，进行了各方面的加强战争的准备，中国把北京到外蒙古的宽轨铁路改换成中国式的窄轨铁路，还接通兰洲--包头铁路线，并在延长包头向北的支线，以便加大抵抗苏联的纵深。

　　中国还在内蒙古南侧的长城一线加强防御，构筑了马其诺防线式的要塞地带，准备以顽强的抵抗保卫首都北京和华北这个重要地区的安全！

　　两军对垒，而且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对垒。在中苏两国七千公里的国境线上，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布署了百万大军，国境线上平均每七米有一名士兵。

　　苏联全球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不允许在它的身边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因为这是苏联扩张其势力范围的巨大障碍。

　　这样的两军对垒，严阵以待，言其“投一石以震动亚洲，跺一脚全球皆惊”并不过分。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苏联乘着美国在越南战争之后从亚大地区收缩力量之机，执行它的“南下战略”，出兵阿富汗，并支持越南发动侵柬战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方又大量集结陆、海，空三军团于中蒙边境，严重威胁了亚太地区许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安全！

　　亚太局势的恶化和复杂化，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关注！

　　苏军入侵阿富汗的第七今年头，那里的流血冲突仍在继续，阿人民坚决抗战，使苏军深陷泥淖，不能自拔，也使苏联的国际威望江河日下，这是苏联犯的重大战略错误。

　　柬埔寨的抗越战正经受着严峻的考验，中国和其他国家决心支持束抗战力量，直到最后胜利。

　　苏联军事开支以每年百分之三的速度递增，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维持在百分之十一至十三的水平上，经济力量所承受的军费负担比美国高一倍以上，而其经济实力只相当于美的2/3。就连苏联当局也不得不认为，“军费开支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危险象沉睡的火山一样在袭击着80年代的苏联。忧心忡忡的戈尔巴乔夫如坐外地，权衡利弊，他果断下了决心，一定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搬开通向东方的绊脚石。撤军，是以退为进，是为图谋东方、缓和同东方大国中国的紧张关系。

　　戈氏的视点首先投向了中蒙边境，他要在这个全球炙手的热点处打开一扇向东的窗子，正如有些外国评论家所言，戈氏要利用中蒙边境问题向中国“求爱”了。

　　经苏联高层决策部门的反复磋商。“求爱”的地点选在了离中国最近的苏联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

　　在弧形瓦房盖顶，巨大的椭圆形政府礼堂的讲坛上，戈尔巴乔夫小心翼翼却又是极其严肃地向全世界发表了一个声明：

　　目前苏联正同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一起研究撤出驻外蒙的一部分苏联军队！

　　这个声明，顷刻通过大大小小的有线、无线电波，传遍了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数月之后。

　　1987年1月5日。苏联外交部宣布，1987年4-6月间，苏联将从蒙古撤回一个摩托化步兵师。

　　1987年1月11日，苏联国防部宣布、苏军驻扎蒙古的一个摩托化步兵师和几支独立部队开始从蒙古撤回苏联。

　　岁月匆匆，时光易逝，然而，被蒙古人称之为“俄国佬”的苏联军队撤出外蒙的步履却颇显难难，一点都不利索。

　　1989年，苏联宣布，他们将在1990年从蒙古撤走他们5万驻军的75％、以此作为部署在中国边界地区的军队减少20万人的一部分。

　　一年之后，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发表的一篇题为“在蒙古，苏联人撤走并不很快”的报道，现摘录点滴如下：

　　“在铁路的运货车上，停着一辆辆苏联的T-52型坦克，坦克的履带上挂着一根根冰柱，它们正等待着被运回国内。不远处，空空的停机库洞门大开，就象建在白雪皑皑的草原上的爱斯基摩人的圆顶茅屋，苏联的车队正在撤出蒙古，这场运动是要结束插在中国和苏联之间的这个缓冲国的69年之久的新殖民地的地位。”

　　“在站台上，一位中年妇女朝薄薄的冰面上吐了一口痰，然后咒骂了一句‘俄国佬’，表达了大多数蒙古人对驻扎在蒙古的估计为15万苏联士兵和技术人员的蔑视。苏联驻军的人数接近蒙古人口的8％。”

　　1990年，苏军在蒙古撤军史上又艰难地碾下了蠕动的一环。

　　1991年8月19日，苏联爆发了改写苏联70年历史的“八·一九”事件，戈氏被高高架空，各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整个苏联陷入山重水复疑无路之境，苏联何去何从，这对戈氏来说，己如衣服上的扣子，无需他去多想了。

　　1992年，撤军工作完毕！

　　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外蒙“独立”终于拉上了帷幕。正如蒙古政府的一位新闻官员所言：“在苏联操纵下的‘独立’滋味受够了，真正的独立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评论家惊呼：

　　“呵，苏联东进！代价多么大的高姿态啊！”这句话言中了一半，至于代价，与沙俄17-19世纪的东进比起来，这算不了什么，那蒙古独立的前后的风风雨雨，无言地诉说着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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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杨尚昆的蒙古之行

　　八月的蒙古，天空湛蓝，像水洗过似的清澈透明；牧草青青，宛如绿绒毛毯铺向绵延起伏的原野。地平线上，白云伴着枣红色的马匹、深褐色的牛群和灰白色的羊群在缓缓地飘动着。牧草茂盛，牛羊肥壮，风光美丽、气候宜人。在这喜庆丰收的美好季节，蒙古人民热烈地欢迎和热情地接待来自南方邻国的国家元首杨尚昆主席；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30年来对蒙古的首次访问。对此，蒙古方面极为重视，很早就进行了精心的准备、蒙古准备热情接待杨尚昆主席，恰好一场秋雨，使蒙古的暴热尽消，碧空如洗，凉风习习，乌兰巴托市正以新姿态准备迎接来自中国的国家主席。雨后的乌兰巴托市的街道两旁，青草如茵，五彩续纷的花朵艳丽夺目，阵阵清风吹来，空气里充满了清新而甜醉的芳香。也吹散了蒙中两国关系上空的乌云。为迎接杨主席的到来，首都乌兰巴托各主要街道清扫得干干净净，各主要交通要道增设了疏通车流和维持治安的警察，主要大街两旁的灯柱上飘扬着中蒙两国的国旗，以及各色鲜艳的彩旗，标志着首都西大门的“友谊门”上悬挂着用中蒙两国文字书写的“热烈欢迎中国贵宾”的巨幅标语。在乌兰巴托国际机场的主要建筑物上，中蒙两国文字书写的“热烈欢迎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同志”的巨幅存语在风中摇动，中蒙两国国旗迎风飘扬。蒙古国宾馆的负责人说，在杨主席访问期间，国宾馆将只接待杨主席一行，这次接待规模之大，是近年来所没有的。

　　1991年8月26日，对中蒙两国人民来说，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当80岁高龄的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健步走下飞机时，早已等候多时的蒙古国总统贡奥其尔巴特快步步上前去，两双大手有力地握到了一起，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新的时代的重新开始。杨尚昆主席那浓重的四川音在国际机场上空飘扬，由远而近：“中蒙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长期以来，我们两国人民互相尊重，互相帮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要把中蒙两国长达4600多公里的边界线建设成为和平的友谊线，以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杨主席的这次访问，将给蒙古这个北方邻国带去了主要经济援助，人们只要看看跟随杨出访的主要随员就会明白杨此行的目的了。他们是：中国的财政部长王丙乾，对外经济贸易部长李岚清，外交部副部长田曾佩，铁道部副部长孙永福等。在为期四天的访问中，中获双方共签署了五个协定：即《关于蒙古通过中国领土出入海洋和边境运输的协定》，《关于中国向蒙古提供贷款的协定》，《关于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协定》，《关于避免双重征收所得税和防止偷税漏税的协定》。这些协定，对蒙古这个内陆国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其中的一揽子商业贷款，更如雪中送炭，使蒙古有可能渡过目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根据协定，蒙古可以利用中国的天津港作为贸易通道。为了保证交通，1993年1月，中蒙决定修筑一条天津——北京——乌兰巴托的高质量的公路，以利蒙古货物的外运。这对蒙古发展对外贸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访问期间，杨主席说，为了表达中国人民对蒙古人民的一点心意，他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向蒙古赠送大米、食品、药品等一大批物资。

　　杨尚昆主席访问蒙古，是在蒙古经济遇到空前危机的情形下进行的，它不仅给广大人民带去了中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而且给蒙古经济的恢复带去了新的希望。中国向蒙古提供了一大批经济方面的援助，这对蒙古坚持改革，恢复经济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蒙古这个曾经是中国的兄弟般的国家的经济陷入危机的时候，它的南方邻国并没有袖手旁观，而热情地伸出了援助之手，向蒙古人民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只要有了中国的援助，蒙古的经济改革一定会取得成功。中蒙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一定会得到巩固和加深。杨尚昆主席访问蒙古，是中蒙关系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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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蒙古为适应扩大了的和中国交往的需要，这个草原之国掀起了中国热。在外语教学方面，以往主要开设俄语的学校开始设立汉语课程了。它反映出蒙古要完全实现对华关系正常化的迹象。这个“草原之国”正在向疏远了六十多年的南方大国递去热情的目光。于此同时，在蒙古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第一个由国家研究机构的中国问题专家、大学的汉语教师和学生组成的民间中国研究团体，——蒙古中国学者联合会。该会的目的是要将因中苏对立等严峻的国际环境而被迫中断了的中国学恢复起来，并在国内广泛宣传有关中国的知识。这对不熟悉中国情况的一般国民起到了启发作用。

　　在汉语教学方面，“蒙古俄语师范学院”从89年9月起改名为“外国语学院”，除俄语外，还开设了汉、日、英等学科。此外，蒙古还制定了新的外语教学方针，打算在今后四年之内将普通中小学的俄语课授课时间缩短一半，以便腾出课时教授汉语和其他外语。据乌兰巴托市报道，市内除大学和普通学校新设了汉语课程外，还出现了许多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汉语的学习班。“汉语热”正在席卷着整个蒙古，这也是中蒙关系日趋密切的象征。蒙古社会之所以对中国社会产生如此大的兴趣，是因为：一是重建陷于不景气状态的经济，有必要向在十年改革和开放中取得了巨大成果的中国学习，二是通晓中国情况和语言的人才严重不足，培养骨干，交流人才，已成为当务之急。90年1月、贡奥其尔巴特以蒙古人民革命党最高领导人的身份访问中国广州时提出：“中国的成果和经验对于目前正在从事改革放开的我国来说，具有积极的意义。”它表明，蒙古领导人已率先做出了学习中国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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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走向未来的中蒙关系

　　　　　　　　　　　　 一、蒙古国的“中国热”

　　中国和蒙古之间，本来有着传统的深厚友谊，在蒙古没有从中国独立出去以前还是一家。五十年代初，中蒙关系是非常睦邻友好的，中国曾经给蒙古以巨大的帮助，有几万中国员工在蒙古工作。后随中苏关系的紧张和破烈，中蒙关系也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国际格局的变化，蒙古也逐渐调整了对内对外政策，自1985年以来，蒙古领导人多次谈到要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问题，双方的交往也频繁起来，1989年3月，中蒙两国签订1989——1990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同月，蒙古外长贡布苏伦访问了中国，双方签署了关于成立中蒙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两国公民相互往来和恢复蒙古驻呼和洁特市总领事馆的协议。7月，中联部长朱良访蒙，实现了中蒙两党关系正常化。中蒙1990年相互供货和支付议定书签字。中蒙同的贸易也有了显著的增长。1986年，中蒙两国政府签订了第一个长期贸易协定，1987年，中蒙贸易额达1700万瑞士法郎。蒙古主要向中国供应白板纸、旧粒胎、机制地毯、工作靴、羚羊角、儿童靴等。中国主要向蒙古提供运动衣、暖水瓶、排球、油刷等。到1988年，中蒙贸易总额就达1358万瑞士法郎，1989年，更增加到3700万。中国和蒙古双方在由专业化公司完成政府规定的贸易总额任务后，还积极开展了协议外的易货贸易，仅1988年，双方这种贸易总额就达到了530万多万瑞士法郎。与此同时，双方边境贸易日趋活跃。实行经济改革开放的中国和蒙古在经济方面的关系日益密切，长期奉行亲苏政策的蒙古，把对华贸易作为恢复经济的良策之一。中国的内蒙古与蒙古的边界线长达六千多公里，以呼和浩特市为舞台的中蒙贸易日益活跃。

　　六十年代初受中苏对立影响而关闭的蒙古驻呼和浩特市总领董事馆于91年7月正式恢复，它现在成了连接两国关系的重要桥梁。蒙古由于生活品的短缺，故在双方的贸易中，中国向蒙古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大米、小麦和食糖等食品。91年8月中旬，中国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办那达慕大会，为期十天的“内蒙古经济贸易交易会”也同时举行，蒙古派人参加了这次交易会，并达成了多项协议。中国的商品强烈地吸引蒙古客商，在北京至乌兰巴托的国际列车上，常常可以看到许多蒙古商人带着中国货物的大包小包。一位蒙古商人特地坐了十二个小时的火车，从乌兰巴托市赶到呼和浩特市，他由衷地说：“此行的目的是购买中国的衣料，蒙古自己生产的远不如中国的好。”蒙古和中国都是在近几年开始搞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以前的中蒙边界虽长达六七千公里，但它就象一道戒备森严的鸿沟，把中蒙两国隔成完全不同的世界，双方鸡犬之声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现在，改革的浪潮终于使它们又走到了一起。双方除在经济领域进行广泛合作外，其他领域的交往也日益密切。1988年，中蒙棋手在北京举行了国际象棋友谊赛，它是六十年来的第一次，蒙古驻华大使鲁布桑·楚勒特本在希望运动员时说：“这不仅是一场比赛，也是一次友谊活动，不论谁胜谁负，都是友谊的胜利。”1990年，第十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蒙古不仅派运动员参赛，还派遣了记者组和组成了亚运会啦啦队，使中蒙两国间的体育交流跃上了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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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全盘西化：走不通的死胡同

　　蒙古政治上的改革并没有就此停步。在1991年1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公布新的党纲草案，总的来说，这个草案仍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党反对社会阶级、集团内的首富悬殊，坚决维护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的利益，在经济管理上主张市场与国家调节相结合，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在谈到对外政策时，党纲草案坚持在对外关系中奉行不结盟政策，首先全面发展与苏中两大邻国的友好关系。它是蒙古人民革命党政策的重大转变。实际上，党纲草案体现了蒙古现任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在91年6月，蒙古政府又起草了一部新宪法，新宪法体现了蒙古政府在政治改革中决定奉行更加激烈的改革措施。它规定：要在蒙古实行美国式的总统选举，允许公民搞私营企业，并且明确了人权范围。同时决定更改国名，把共产主义味道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改为“蒙古”。蒙古全国正在缓慢地放弃实行了近七十年的社会主义，逐渐向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过渡。它也准备紧步东欧和苏联的后尘，转而全盘西化。虽然这种变化很缓慢，不象东欧和苏联那样剧烈和明显，蒙古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蒙古人民革命党执政，虽然该党已放弃了大部分马列主义理论。表面上，蒙古仍然是共产主义在全世界所剩的最后几个堡垒之一，但实际上，蒙古正在脱离社会主义的大道，一步一步向西方世界靠近。

　　当然，蒙古的政治改革也并非一帆风顺，有许多改革措施受到了老党员的强烈反对。蒙古现任总理宾巴苏伦虽一再强调：“政治领域的变化是不可逆转的。”在蒙古推行“改革的新路线”，但阻力仍然很大。蒙古的改革举步维艰。有的党的领导人也有保守思想。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总书记布·达希云登就驳斥了民主派要该党解散的言论，他说：“民主派认为我们应该象苏共那样做，但我们是独立国家，不是苏联的共和国。面对如此艰难的内外局势，宾巴苏伦总理于92年1月向蒙古议会大人民呼拉尔提出辞职，虽未获准，却也使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分裂在所难免。该党显然在议会中拥有绝对的多数，然而，自1990年以来，这个前共产党已经分裂出蒙古民族复兴党等几个对立的派别。该党内部对改革也有不同意见。人民革命党的不团结，很可能给该党造成很大危害，给反对派组织以可乘之机。在这种为难情形下，1992年2月，蒙党在乌兰巴托举行21大，这次会议进一步背离了马列主义。中央委员会书记巴嘎班热说，现任领导人认为，“目前没有必要改变党的名称，……我们党不怕‘革命’这个字眼。”他是针对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主席布·达希云登在一次讲话中说要去掉该党中“革命”二字而说这番话的。他在随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还说，他的党已放弃了大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和国际社会主义等。然而他又称，党将继续坚持把人放在中心地位的思想。

　　这种矛盾的政策，体现了蒙古政府在新形势面前的动摇不定的心态和对改革的前途没有足够的信心。一方面，形势逼迫他们不得不做出改革的决定。另一方面，许多守旧的思想仍不时在蒙党中体现出来，有时还表现在具体的政策上，改革本身就是一艘摇摆不定的航船，没有现成的航路，只能在探索中小心翼翼地前行。

　　然而，蒙古人民革命党和反对派组织的竞选活动并没有停止，也许永远不会停止。1992年7月2是蒙古大选的日子，在两年前不甘心失败的反对派组织希望这次能卷土重来，一雪前耻。为了在这次大选中获胜，蒙古五个主要反对党中的三个———社会民主党、复兴党、联合党于4月结成了大选联盟，其他两个反对党民主党、民族进步党也与之遥相呼应。他们攻击人民革命党是导致蒙古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甚至宣称：“如果蒙古人民革命党获胜，蒙古人民将陷入苦难的深渊，国家将面临灭亡的危险。”除了在国内进行这种耸人听闻的宣传外，这五个反对党的领导人还联名给美国国务卿贝克写信，希望美国派人到蒙古训练政党，以助其在大选中获胜。寻求西方和美国的支持是蒙古反对党的主要手段之一，他们企图借助外国的力量帮助他们在国内“合法”地夺取政权。

　　面对反对派咄咄逼人的宣传攻势，蒙古人民革命党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多党制政府成立两年来，蒙古经济继续恶化，人民多有怨言。因此，如何解决经济问题，便成为谁能在这次选中获胜的关键因素。为此，人民革命党在92年4月提出的竞选纲领中提出了一系列阻止生产下降，恢复经济的主要措施。纲领指出，近两年政府为“挽救经济危机”而实行的“休克疗法”式的激进的经济改革“把经济引入了歧途。”强调坚持该党的“循序渐进地转入市场机制”的做法，以在“两年内稳定恢复经济，减少失业，保持人民生活水平不再下降。”由于该党承认了失误，而且其推出的竞选纲领大多和人们的切身利益有关，远比反对派空洞的恫吓宣传更有吸引力，更能得到人们的支持和拥挤。因而在这次大选中，蒙古的反对派组织又一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他们失败得比第一次更惨，蒙古人民革命党以绝对优势获胜。虽然在两次大选中，蒙古人民革命党都取得了胜利。但现时的蒙古，经济问题仍然困扰着全国，人们的生活水平继续下降，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正在日益滋长。蒙古的改革进入了艰难的境地，前进不得，后退不能，大有夭折的危险。正在此时，在蒙古的南方，一位巨人向他伸出了强有力的援助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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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先访中国而不先访俄国的蒙古国新总统

　　蒙古实行多党制的联合政府后，面临着一系列的政治、经济难题。国外，苏联的援助日益减少甚至停止；国内，实行新的经济改革措施不仅没有收到预期的改革成果，反而造成了全国经济的混乱，人民还不适应这种突然的大规模的改革。改革也部分地损害了群众的利益。特别是消费品供应的短缺，更是引起人们的怨声载道。而反对派组织对政府的改革仍嫌过慢，他们要求实行更激进的改革措施，希望马上在蒙古实现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并且在政治上更向西方靠拢。蒙古的多党联合政府于是就决定实行总统制。在1990年7月蒙古举行首次选举后、蒙古共产党和反对源组织又紧锣密鼓地展开了竞选总统的活动，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角逐，一个默默无闻且毫不引人注目的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彭萨勒玛·奥其尔巴持当选为蒙古历史上第一位总统。这位年轻的总统于1942年生于蒙古扎布汗省图德布泰县的一个牧民家庭，在他23岁时加入了蒙古人民革命党，同蒙古的其他许多高级干部一样、他也在苏联接受教育。l965年，他毕业于苏联矿业学院，并且获得了矿业工程师的称号。1965年——1967年，任工业部专家。从1985年起，他担任经济联络委员会主席，对外经济联络和供应部长。在1990年3月起方被当选为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人们从他的简历里不难发现，他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政绩。仅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他从一个国内外都不大了解，并且被反对派讥为“什么都不懂的放牧人”，成为国家总统，颇为引人注目。

　　这位当选的总统是学矿出身的，大约他的思想也象蒙古草原一样宽广。虽然他很少为世人所了解，但却是蒙古新一代改革领袖中的佼佼者。他仔细地研究了蒙古人民革命党七十年的发展历程，总结了其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得失，从中得出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他是一位在政治上比较有远见的政治家，他强调：“全面发展与中苏两国的关系，是蒙古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他上任伊始，就发表了如下谈话：“过去我们亲近一个邻国而疏远另一个邻国的做法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相反，却失去了很多。”他把外交的重点放在改善和发展与中国的传统关系上。中国改革的成功也强烈地吸引着他。为此，1990年3月，他就任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后，首先访问了中国，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当然，他首先访问中国而没有象传统习俗认为的那样去访问苏联，受到了苏联舆论的责难和蒙古国内的非议。然而，这位矿业专家却毫不含糊地说：“我们没有先去访问苏联的义务。那种认为先访问苏联的想法是旧思维的表现。”这表明了蒙古的对外政策有了很大的改变，想把这个实际上处于半封闭状态的国家重新推到世界民族之林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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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反对派组织并不满足、他们在这次会议召开后不久就指责政府在许诺实行民主方面搞欺骗、并组织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还要求政府解散议会，要求国家的领导人不隶属任何党派，要求实行选举。在这种情况下，1990年4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开始第十九届九中全会，通过了党中央领导机构选举规定，新任党的总书记贡奥其尔巴特在党的特别代表大会上指出，我党的主要任务在于“向前进，坚决深化改革，革新党”，称党的政策旨在使国家‘彻底摆脱危机状态、以人为中心，尽力发挥人们的才干”是建立“人道的社会主义”政策的基础。提出要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法制国家”，实行党政分开，精简党的机构，与其他党派在民主的基础上共同参与竞选。并决定在1990年7月举行全国性的大选。于是，在蒙古国内，以民主党等反对派组织的一方，以蒙古人民革命党为一方，在全国采取各种措施，极力拉拢选民。在90年春天，蒙古就已经实行了多党制，但那并没有经过真正的选举。这次，是蒙古历史上真正平等的竞选。蒙古人民革命党为了在选举中获胜，充分利用了自已执政党的有利地位，采取了顺应民心的措施力求以“实绩”在民众中树立起新的形象，以确保在大选中处于有利地位。人民革命党对党的领导班子进行了彻底改组，更新了80％的中央委员，对同前总理和总书记泽登巴尔有牵连的领导人全部进行审查，并且将其中的七人开除出党，对包括前国家元首巴特蒙赫和政府首脑索穗诺木在内的人给予留党察看的处分。蒙党还大规模精简机构，党中央撤掉八个部和一个处，国家机关取消十一个部委局，给三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受政治迫害的人平反，提高职工的工资收入，增加退休金，改善日用品的供应等。由于这是蒙古历史上实行的首次大选，所以蒙古人民和蒙古人民革命党以及反对党组织都极为重视。蒙古共产党毕竟在蒙古有着近七十年的执政经历，在群众中也有广泛的基础，加上选举前又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竞选措施以增加民众的拥护，因而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而反对派组织虽然也努力作了宣传，但毕竟它们成立的时间不长，在全国没有基础，也没有执政的经验。因此，在这首次举行的极为关键的大选中，蒙古人民革命党获得了胜利，它取得了大人民呼拉尔85％的席位和国家小呼拉尔62％的席位。蒙古共产党虽然在大选中获胜，但由该党单独执政的局面已成为历史，它不得不和主要的反对党民族复兴进步党一起组成了多党制的联合政府，在全国推行民主化和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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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执政党：面对绝食

　　由于蒙古人民革命党在政治上实行改革，放松了全国的言论控制，人们的自由获得了解放，也敢于对政治发表评论了。在这种情况下，在89年底和90年初，蒙古出现了几个与蒙古人民革命党相对立的反对派组织，其中最主要的有民主党、联合党和民族进步党以及社会党等。这些反对党派多是接受了西方的思想，要求在蒙古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1989年底，这些反对派结成联盟，在世界局势和东欧剧变的影响下，在蒙古国内刮起了一股以反对社会主义、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浪潮。1990年初，他们在首都乌兰巴托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群众集会，发表演讲，要求政府答应他们的条件，最后甚至组织了几百人的绝食队伍。面对这种复杂的局势，蒙古人民革命党于1990年3月召开了十九届八中全会，讨论当前局势。巴特蒙赫在会上作了《关于当前政局及其结论》的报告，迫于反对派的压力，他建议政治局和书记处集体辞职，并且放弃宪法中关于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作用的条款，实行党政分开。在党纲宣言中规定：蒙党的最高目标是“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巴特蒙赫还分别请求辞去国家元首职务。这是蒙古人民革命党对反对派作出的重大让步，也是执政的共产党同意放弃它对权力垄断的体现。在这次会议上，选出61岁的比巴特蒙赫更有改革思想的激进改革派贡奥其尔巴特为党的总书记，并选出了一个由五位年轻得多的成员组成的全新的政治局。党中央委员会经过几天的讨论和辩论，最终满足了近几周刚成立的以民中联盟为主的反对派组织提出的全部要求，并且得到中央政治局的批准。全会还决定撤销蒙党1984年关于对前总书记泽登巴尔功绩评价的决议，并将他开除出党，全会还通过了为在1962——1964年遭到清洗的所有党的领导人恢复名誉的决定。这次会议，是蒙古共产党向反对源妥协的一次会议。反对派取得了胜利，蒙党的统治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