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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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龙门阵》2006年08期，作者：谢天开，原题为《定格历史：日本在中国投降地扫描》


1945年，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八年，日寇大量有生力量已经被歼灭，剩余部分也已陷入泥潭不能自拔。8月6日和9日两天，美军使用新研制的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联红军大举进入中国东北，驻守此地的日本关东军大溃败。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

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亲自宣读的终战诏书录音向日本全国播放后，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立即给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发报下达命令：一、日本政府已宣布无条件投降。二、该指挥官应即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派代表至玉山(指江西玉山机场)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的命令。三、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可暂保有其武装及装备，保持其现有态势，并维持其所在地的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的命令。四、日军所有飞机及船舰应停留现所在地点，但长江内的日军舰船，应集中到宜昌、沙市两地。五、不得破坏任何设备及物资。六、以上各项命令的执行，该指挥官及所属官员均应负个人责任！

当时的中国战区受降范围包括：中国大陆(东北除外)、台湾地区、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的全部日军。洽降地点初定为玉山，后因为玉山机场雨后跑道损坏，临时改在湖南芷江空军基地进行。

接受投降的侵华日军共有1个总司令部、3个方面军、10个集团军、33个步兵师、1个坦克师、2个飞行师、41个独立旅，以及警备、守备、海军等部队，计1283200人。同时投降的还有伪军146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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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成了试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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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夏，法国被德国法西斯打败。日本恃其与德、意等国签订“轴心协定”，积极向印支半岛入侵，迫使已经败于德国的法国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一个“军事协定”，允许日本在越南驻兵，以武力封锁中国的对外交通——滇越铁路、桂越公路。法国维希政权当时已是轴心侵略集团的附庸。7月25日，维希政府与日军代表团签订了条约，正式将越南置于日军“保护”之下。日军从此占领了河内、海防、西贡，武力封锁中国通往越南的水陆交通，掠夺中国储留在越南的大量待运物资。


法国维希政权充当了日本的帮凶，是个助纣为虐的角色。日本在投降之际，自然愿意将原占领地交还给法国，以保全自己在原占领地的利益。法国方面自然也领悟到日本的意图。

面对亚历山得里的无理要求，从南京专程飞来督办受降事宜的肖毅肃参谋长婉词驳复：“日本历次发出投降广播，都表示接受中、美、英、苏四大盟国签署的《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我们四国共同签署此《波茨坦公告》，共同击败日本侵略军，并无法国代表参与其事……(雅尔塔会议决定中)也未闻法军可以受降……贵司令的请求，碍难照办。”亚历山得里无词以对，只好尴尬退下。

1945年9月1日，奉中国第一方面军司令卢汉的命令，日军第38军军团长土桥勇逸派代表到云南开远洽降；9月8日，20万中国大军分数路向越南北部挺进。9月22日，卢汉乘飞机抵达河内嘉林机场。9月28日，受降仪式在河内的总督府举行。土桥勇逸率日本的陆、海、空军代表向卢汉投降。受降仪式结束时，河内到处欢声雷动，整个越北地区都处于狂欢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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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蒋介石没有想到，美国人连这一点面子也不给。杜鲁门在给蒋介石的回电中表示：“美国不反对一个英国军官在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蒋介石读罢电文虽然大为恼火，但最终还是不敢得罪美国人，只好再次退让，表示：“愿意授权给一个英国军官，让他去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同时派一名中国军官和一名美国军官赴香港参加受降仪式。”


蒋介石在香港问题上一再妥协，英国人却趁机得寸进尺。英国政府竟然强硬地提出，蒋介石无权委派一位英国军官在香港接受日本人投降。英国人步步紧逼的嚣张气焰，使本来就憋了一肚子火的蒋介石气愤万分，他立即通知杜鲁门，不管英国方面接受与否，他都将以中国战区最高司令的身份，任命夏壳作为他的受降代表，在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并表示必要时将以武力来抵制英国人的行动。当时，中国在靠近香港的宝安地区驻扎了两个军，对此，英国人颇有畏惧，只好接受了蒋介石的要求。
1945年8月20日，夏壳率领英国海军特遣舰队大摇大摆地在香港登陆，香港同胞眼睁睁地看着英军接过了香港的管辖权。9月1日，驻港英军成立了军政府。蒋介石派遣的军事代表团也在这一天抵港，并正式宣布：国民政府同意英军占领香港。

1946年5月1日，被日军囚禁的前港督杨慕琦返港重任总督，恢复了英国对香港的租用。

河内受降：驳回法国人的无理要求

根据“国字第一号命令”，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的日军(包括老挝90%的地区及泰老边境的日军)都无条件向中国军队投降。越南北纬16度以南地区的日军向英军投降。8月中旬的一天，流亡在云南蒙自的法国驻越殖民军部队司令官亚历山得里少将专程到昆明晋见中国陆军参谋长肖毅肃，说：“越南本属法国的远东殖民地。1940年9月被日本侵略军武力占领……目前，日本已经战败投降，维希政权瓦解。我代表法国的越南殖民军全体将士，要求贵部协助我军重返越南，接受驻越日军的投降，十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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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旗，先升美国国旗，奏美国国歌，群众的脸色立刻沉下来。是不是日本走了，美国又来了？

接着升中国国旗，奏中国国歌。像火山大爆发，沉默的群众，脸上突然展开笑容，情不自禁地高呼口号，“中国万岁”之声震耳不绝。


洛基司令后来曾带着属下到北平拜访孙连仲长官，孙长官也曾去天津回拜洛基司令。

香港受降：屈辱的退让

按照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蒋中正发给冈村宁次的“国字第一号命令”，设立第2降区，接受驻在广州、香港、雷州半岛及海南岛地区的侵华日军的投降，第2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为受降主官，受降地点在广州。

然而，二战结束后，美国为了同苏联争夺控制欧洲的霸权，急需英国的支持，在香港问题上，突然改变了态度，美国总统杜鲁门转而支持英国重返香港。他通知麦克阿瑟：“为顺利地接受香港地区日军的投降，须将香港从中国战区的范围划出来。”

为此，美国人反复向蒋介石施压。无奈之下，正有求美国人帮助打内战的蒋介石只好从命。但为了中国政府和他自己的面子，在致杜鲁门的电报中，蒋介石要求：“在未来的受降仪式上，驻港日军应向中国方面的代表投降，美国和英国均可派代表参加这一受降仪式。在受降仪式后，英国人将在中国战区最高司令的授权下，派遣军事力量在香港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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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委员长经常这样越俎代庖，战区参谋们早已习惯。吕文贞便约请河北省财政厅长施奎龄做临时翻译，一起搭美机去天津，又乘车前往塘沽，登上了美军第三集团军司令官所乘的旗舰，会见了洛基司令，并致欢迎词：“我代表中国第十一战区长官孙连仲上将，欢迎贵军来我战区，执行联合任务。希望尔后合作愉快。如有需要中国方面任何帮助之处，请华德和我联络。”


10月5日，华德又来接吕文贞，说美军要在天津受降，吕听后颇感意外，怎么外国人到中国战区受降来了？后来他才知道，这是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特别授权给美军代表中国受降的。是原来的密约，还是临时决定？吕最终不得而知，因为这在全中国分区受降的命令上是没有的。

次日举行的受降仪式，就在天津旧法租界公议局大楼(今天津市文化局所在地)前的一个小广场举行。受降官是美军第三集团司令洛基，日军投降代表是118师团司令内田银之助中将。仪式简单隆重，升旗，签字，献刀，很快结束。

参加受降仪式的中国代表只有两人，除吕文贞代表第十一战区外，另一个就是天津市副市长杜建时。

受降时，聚集围观的中国人，大概有两三百人，眼神都有几分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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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仪宣布：“台湾日军业于中华民国34年9月9日在南京投降，本官奉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转奉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命令为台湾受降主官，兹以第一号命令，交与日本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受领，希即遵照办理。”安藤领证签字后，由日本代表将受领证呈递陈仪，随后日本全体代表退席。
投降仪式结束后，中华民国台湾省政府全体人员在中山堂门前合影留念。

陈仪旋即发表广播讲话，郑重宣告：“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之下，这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本人特报告给中国全体同胞及全世界周知。现在台湾虽然已光复，我们应该感谢历来为光复台湾而牺牲的革命先烈及此次抗战的将士……”

天津：临时变成美军受降

1945年9月30日，美军第三集团军副参谋长华德少将来到第10受降区、北平孙连仲司令部，称该部现已在中国海上，预定由塘沽登陆。接着向第十一战区吕文贞参谋长说：“特派专机接你到海上和洛基司令官会面。”

“我未接到我国中央政府命令，外军在我国领土登陆，我有权拒绝。”吕参谋长答。

“你可能不知道，这是蒋委员长和我们总统两人达成的‘密约’，特别来华协助中国遣返日军的。此事连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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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后，中国政府以中字第18号备忘录及附件，通知冈村宁次，台湾、澎湖列岛的日本侵略军，在台北向中方投降。投降的日本部队包括第10方面军，第8、9、12、50、66、71师团，第7、76、100、102、103、112旅团及澎湖守备队。投降主官为台湾“总督”、驻台日军司令官安藤利吉。

受降仪式于10月25日上午10点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翘檐翼角的中山堂门楼正中悬挂着国民党党徽，四周有“庆祝光复台湾”字样；门楼横额为“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仪会楼”，门柱上的对联为“光复旧河山，建设新台湾”。上联给人以欢乐，下联给人以希望。

当天上午9点左右，参会人员陆续入场，共250人与会。9点55分，受降代表入席。包括中国政府代表陈仪、葛敬恩、柯远芬、李翼中、严家淦、黄朝琴、徐世贤等，台湾人民代表林献堂、陈炘、杜聪明等。当陈仪将军步入大厅时，全体肃立奏乐。

接着，陈汉平少将引导日本投降代表、台湾“总督”安藤利吉，驻台日军参谋长、陆军中将谏山春树，总务长官、代理农商局长须田，高雄海军警备府参谋长中泽佑少将等入场，向陈仪将军敬礼，陈仪命日方代表就座。其中，驻台日军参谋长谏山春树已经是第二次参加这样的仪式了，上次是随冈村宁次在南京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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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中山堂：中国战区最后的受降地

抗战胜利时，中华民国政府在重庆成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委派陈仪为行政长官，又成立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将台湾划定为第16受降区，以陈仪为受降主官。

陈仪，1883年生，浙江绍兴人。早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并娶一日本女子为妻，后又进日本陆军大学深造，成为该校中国留日第1期学生，跟该校第25期学员冈村宁次也算是先后同学。陆军大学是战前日本军事教育体系中层次最高的学校，招收曾在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并有一定实践经验的学生，被录取者，一般认为是有发展前途的军官。到台湾前，陈仪曾做过福建省主席、行政院秘书长。

1945年10月17日，何应钦令国军第75军开赴台湾。国军在基隆登陆后，乘专列抵达台北。台北民众扶老携幼相迎，人们高唱《欢迎国军歌》，欢迎队伍长达8公里。

陈仪于10月24日由上海虹桥机场飞抵台湾，他在台湾松山机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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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点04分，何应钦命冈村呈验签降代表证件。冈村取出证件，交小林浅三郎呈递何应钦。何应钦认真查验后，把证明文件留下，然后将《中国战区日军向中国政府投降书》中日文本各一份交肖毅肃参谋长递交给冈村。冈村起立，以双手捧接，低头匆匆翻阅。日军小林浅三郎在旁为之磨墨。

9点07分，冈村取笔蘸墨，签下自己的名字，冈村宁次签字时手一直在抖，接着，从右边上衣口袋内取出圆形水晶图章一枚，盖于名下。因心慌意乱，印章盖歪了，可在这样的场合，他又不能更改，只得起身向受降席鞠躬表示歉意。冈村签字、盖章后，小林浅三郎将两份降书谨慎地持至受降席前，以双手呈递何应钦。何应钦检查了一遍后，即在日军的降书上签名盖章。以其中一份令肖毅肃参谋长交付冈村。冈村起立接受。何应钦又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的“第一号命令”连同受领证递肖毅肃参谋长转冈村。冈村当即在受领证上签字盖章，又让小林浅三郎将受领证送呈何应钦。

至此，何应钦宣布日军代表离席。日方7名代表肃立，向何应钦一鞠躬，然后，捏着军帽，鱼贯走出礼堂。只见冈村绷着丧气的脸，其余人亦神情惨淡。


整个签字仪式共进行了20分钟。它标志着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发动的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正式结束，它也是近百年来饱受屈辱的中国在历次抗击外敌入侵的战争中取得的第一次全面胜利并成为战胜国的历史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