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领导人看不起盟友冯玉祥 认定他是伪君子

有容乃大

毛泽东等人曾以“冯玉祥式的人物”批判彭德怀
　　在以往的宣传和文章中，多强调其与中共患难与共、相互扶持等方面。但这都是出于统战需要说的场面话，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内心里到底是如何评价冯玉祥的呢？
　　中共领导人私底下对冯玉祥的直接评价并不多，但是从一个小细节可以看出他们其实大都看不起冯玉祥，或者说对冯很反感。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林彪曾一口气给彭德怀扣上5顶帽子——“这回是招兵买马，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冯玉祥式的人物。”也就是说，在林彪看来，冯玉祥是负面典型，可与“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相提并论。随后，毛泽东对“冯玉祥式的人物”做了解释，他对彭德怀说：“人们只看到你简单、坦率、心直口快，初交只看到这一面。久了，就从现象看本质。弯弯曲曲，内心深处不见人。人们（林彪）说你是伪君子，像冯玉祥。真伪有矛盾。不能说全部假，对敌斗争是真的。心中很严重的东西不拿出来。”当时刘少奇也以“魏延的骨头、朱可夫的党性、冯玉祥的作风”批判彭德怀，并将其说成“一个一贯反党的伪君子，企图搞军事政变！”
　　从这些发言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中共高层几乎一致认为冯玉祥是“伪君子”，是“作风”有问题的人。冯玉祥之所以给毛泽东等人留下此种印象，原因有三：一是他素来喜欢标榜朴素节俭，却多是做做样子；二是他在军阀混战中爱背主倒戈，据统计共有八次，换得“倒戈将军”的“美名”；三，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他曾两次与中共交恶。对于前两个问题，坊间已有诸多讨论，此不赘述，本文拟细谈一下第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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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事后以“一半固为抗日，而一半仍怀别种企图”来解释察哈尔抗日失败
　　冯玉祥联共的两个目的都落空了，而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却让张家口的局势越来越紧张。冯玉祥注意到，群众运动中已经出现了工人、农民做工要求增加工钱、缩短时间，以及空喊革命等倾向。为了维护“西瓜政策”，冯采取一些措施限制中共的活动，如下令取消同盟军总政治部，禁止宣传队上街讲演，禁止呼喊“打倒南京政府”的口号，派人监视平绥路工会领袖，改组有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日报》编辑部，不准登载有关红军苏维埃的言论。冯的这些行动对秉承激进政策的中共党员来说无疑是在“出卖同盟军”，因此他们提出“我们必须在同盟军战线内部开展阶级斗争，决定组织一个反对取消抗日同盟军的运动。这个运动斗争的对象是老冯”。这样，中共便在张家口发起反对冯玉祥的反妥协运动。冯下令不许士兵参加此运动，中共便组织士兵在军营内写抗议书。为扩大反妥协运动规模，中共还在抗日同盟军各部队中开展下层士兵运动，组织反长官斗争。如第四师某部士兵开大会，将长官捆绑起来；骑兵五、六师在党的领导下驱逐了长官李海青，“枪毙十余个法西斯蒂分子”；冯玉祥的卫队团则全体罢岗、罢操，以至交枪不干。士兵与长官的冲突走上极端尖锐的形势。张家口气氛一时紧张起来，张垣戒严，马路上设双岗。
　　终于，随着中共与冯的关系不断恶化，加上蒋介石派兵紧逼以及同盟军内部龃龉不断，1933年7月底，内外交困的冯玉祥决心迎宋哲元回察，取消同盟军。可他又怕中共再搞反妥协运动，遂在一方面仍布置军事行动，而实际上以极端秘密方式安排下野。8月6日晚，冯玉祥“始以7日发表之取消同盟军之通电稿示人”。中共虽“积极动员与布置以反对他的行动，并准备实行同盟军之分裂。然而7日早他即将此电发出，并令前线部队撤退，而由宋哲元部接替。”同盟军大部分高级将领也同意冯玉祥的做法。由吉鸿昌、方振武率领同盟军一部由于执行了中共进攻北平的激进策略，很快就被瓦解了。（李朝阳《冯玉祥与近代中国政治》）
　　此次失败，更加深了双方的芥蒂。冯玉祥在总结失败原因时指责道：“一半固为抗日，而一半仍怀别种企图。弟吾等又无确定之政治目标，使渠等（指中共）虽居异派之立场，而未能归吾所利用。吾等在张抗日与渠等合作，既未能利用渠等，而吾等反为渠利用。故不能达于最后之抗日目标者，实多因此。”（李朝阳《冯玉祥与近代中国政治》）”此后冯玉祥完全丧失了军事实力，中共也没有再与其进行过实质性的合作，但深深的不信任和反感已经形成，这种印象正是促成冯玉祥日后成为中共领导人口中负面典型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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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也认定冯玉祥是“日本代理人”，拒绝向其提供援助
　　让冯玉祥更郁闷的是，他从苏联获得援助的愿望被苏联总领事否决了。据高兴亚回忆说：“冯叫我到天津跑一趟，找苏联在天津的总领事谈谈，试探一下，在械弹方面苏联是否可以象北伐时那样，给我们直接援助或假手外蒙古政府给予支援。”苏联驻天津总领事的答复是：“除非我们的对外政策，有了两面作战的决心，那时才有可能给冯先生以军火援助。因为冯先生对日作战，我们若接济械弹，是给日本帝国主义以口实，助长其北进派的嚣张气焰。您须知道，我们还有西方的法西斯大敌呢？虽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可完全是衷心的实话，以免冯先生存有一个不现实的幻想，影响他的实际军事行动。”总之，他坚决表示，现在苏联不可能在察哈尔帮助军械。
　　不仅获得苏援无望，更可悲的是苏联当局对冯玉祥及其抗日同盟军也持完全的反对态度，同盟军刚一成立，苏联《真理报》就发表消息说：“冯玉祥和方振武的行动是反对南京政府，是在为日本人服务的。”“由日本代理人直接资助并指导的冯玉祥集团采取了反对南京政府（蒋介石）的态度。冯玉祥表面上当然是反对‘日本军队’的，而实际上他是日军的急先锋……冯玉祥的活动为日军指挥部在察哈尔发动新的进攻并占领张家口提供了绝好的借口”等等。由此，冯玉祥联共求苏援的目的也落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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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临时中央的指示之下，河北省委派柯庆施到达张家口，之后中共在抗日同盟军中的政策便越发激进，据吴成方回忆说：“柯庆施陆续通过河北地方党组织调到张家口很多干部，其中有做工运、青年团，学校、抗日御侮救亡会等群众工作的，也有搞军队工作的，大多数是青年学生。柯庆施初步熟悉了张家口的斗争情况以后，便采取了同我们原来那一套截然不同的做法，开始打倒一切。他和一些持相同意见的人认为冯玉祥、吉鸿昌、佟麟阁等都不是真心抗日，甚至也把他们视为最危险的敌人，疏远了抗日同盟军中的非党军事干部，对于外围关系如晋军和东北军也不予理睬了；在党内，则对原来与冯玉祥一起工作的或属于我们派去的干部采取排斥态度，或调离工作或撤销职务，甚至开除党箱。在工人、学生、士兵中发动了罢工、罢课、罢操的运动，公开反对冯玉祥。……冯玉祥正在踌躇满志地组军抗日，以待东山再起，忽然朋友们换了态度，把他当做了敌人，他当然不会同意更不会理解这种做法的。”（吴成方《抗日同盟军的酝酿和成立》）
　　在柯庆施等人的运作下，里红外青的“西瓜政策”被认为是“以拉拢与巩固军阀集团代替组织群众”。1933年5月27日，柯庆施等在参加“察哈尔御侮救亡大会”的游行示威时，大喊“打倒南京政策”的口号，并组织群众砸毁察哈尔省国民党党部。6月8日，中共“前委”命令工人纠察队捣毁国民党平绥路特别支部。在《老百姓报》报社的外墙上也被刷上“为建立察省苏维埃斗争！”的大字标语。甚至在同盟军收复察北失地的当口，临时中央竟然命令北方党组织“必须抢在冯企图摧残我们之前，先发制人”，在张家口及其附近地区发动以兵变为中心的革命武装暴动，企图把抗日同盟军变成红军，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只是拟定中的暴动还未发动，冯玉祥就己下野，同盟军也随之瓦解。（《国共两党与察哈尔抗日》）
　　这些作法，给急于寻找借口镇压抗日同盟军的蒋介石提供了便利，因此冯玉祥头上除联俄、联日罪名外，又加上一条“赤化”。国民党各级党部纷纷炮制“察北赤化危机”、声讨赤化的舆论。蒋介石从南昌发给汪精卫的电报，也明确表示：“冯在张垣为共党荧感……冯有今日，因早料到，今其赤色旗帜已益鲜明，使中外皆易认识，不为所蔽．则中央处置更易。速筹军事之彻底解决办法。”6月中旬，何应钦便派庞炳勋等以到察省“剿赤”为名，进犯察哈尔边境，逼冯玉祥下野。（李朝阳《冯玉祥与近代中国政治》）就这样，冯玉祥本想联共东山再起，中共的激进政策却成了其掌控局面的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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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同盟军但临时中央认为冯是亲日军阀，“始终是我们的阶级敌人”
　　然而，就在抗日同盟军迅猛发展的时候，中共对冯玉祥的态度却出现了逆转。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错误地认为冯是北方的亲日军阀，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经过他“伸手到中国北部与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而冯自己也想勾引日本进攻察、绥，以便在日本支持下建立“变相的第二满洲国”。临时中央认为，“冯玉祥始终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冯与其他高级军官是在玩他们的把戏，他们可以每天改变他们的颜色”。临时中央甚至把南京国民政府对冯玉祥的绞杀，看成是蒋、冯之间争夺卖国权力的“互相火并”。正是在这种判断之下，1933年6月到8月间，临时中央一再发出指示：“我们对冯等不应有丝毫幻想，我们利用他的态度只能是和他建立一种非正式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建立的惟一目的，只是为着暂时便利我们在军队中的工作，为了争取土兵群众，为了增加下级军官的动摇，为了观察在冯周围的几个部队的倾向，我们必须从冯和其他军阀那里夺取领导权，而在我们的旗帜之下领导反对一切反革命队伍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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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察哈尔抗战，冯玉祥与中共再生嫌隙
　　1933年冯玉祥联合北方特科发起察哈尔抗战，以图东山再起。
　　1930年中原大战后，冯军土崩瓦解，冯玉祥失去对军队的控制。虽然还有不少旧部掌握军队，但都各自为政。丧失军队和地盘的冯玉祥迫切想东山再起，为此，他四处联络反蒋力量。而尽快与中共恢复关系是其东山再起的重要一环。冯之所以非常看重与中共的合作主要有两个原因：（1）此时中共力量已经走出“大革命”失败的阴影，各处军事力量蜂起，冯看到“十六年之几百个共产党员，不数年间竟增至数十百万，占地近十省”，确实不免“羡慕”和“眼热”，迫切想向中共取取经，想在其帮助下东山再起，重新获得武装和地盘。（2）冯玉祥更渴望利用中共重新与苏联建立合作关系，以便获得苏联的援助。据《李达传记》记载：“1933年1月，李达接受北平地下党组织委托，到张家口给冯玉祥讲学。有一天饭后，冯故意将自己的日记本丢在李达的房间里。李达翻开一看，其中有好几个地方写有冯要联合苏联的想法，可惜没人介绍，他想通过中共给他介绍联合苏联。”
　　当时中共北方特科也想利用冯玉祥在西北军的旧关系发展华北武装。双方不谋而合，随着冯玉祥向中共承认1927年背离中共的错误，双方很快达成默契展开合作。在中共的帮助下，冯玉祥以日军侵占察哈尔致华北危机为契机，利用以前老部下的关系在张家口“四处联络抗日力量，争取各界支持。”很快，冯玉祥聚集了众多旧部和杂牌军，成立了抗日同盟军，据冯玉祥自述，抗日同盟军总数有12万人。尽管这支部队成员复杂，番号建制均不划一，装备亦相差悬殊，但冯终于又有了一直自己掌控的武装力量。（吴成方《抗日同盟军的酝酿和成立》）
　　抗日同盟军建立期间，中共北方特科做了不少工作，且政策得法。比如尽管当时中共认为同盟军的直接作战目标首先是“严重打击蒋和张的军队”，“‘抗日’前途只是一句漂亮话”，但他们在在实际工作中还是很讲究手法的，比如当时中共方面的负责人吴成方回忆说：“我们起初与冯玉祥商定的不提打倒南京政府和其它军阀，而只提打倒日木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这样，一些地方杂牌军人甚至军阀，看没提他们，就不会与我们为敌，我们甚至可以逐步争取他们来抗日。抗日同盟军在成立时，对外界公布机构，几乎都是冯玉祥的旧班底。局外人根本看不出红色。这样做可以先麻痹日本和蒋介石，使他们不摸我们的底细。如果照这样先搞下去，壮大了抗日队伍，也壮大了我们领导的武装力量，是能够做出更大的成绩来的。”由此可见，这种注意利用冯玉祥这面旗子，“不公开共产党的旗帜，不提关于南京政府如何反动，地方军阀如何不好的话”的工作策略还是很成功的。冯玉祥很赞同这种策略，称之为“里红外不红”的“西瓜政策”。这种方式既避免给蒋介石以口实攻击同盟军“赤化”，又使本来对中共心存戒心的冯玉祥开始信任中共人员，认为“共产党的朋友是要交些个的，不怕什么危险的”。（李朝阳《冯玉祥与近代中国政治》）
　　正是在双方的努力下，抗日同盟军成立以后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一举收复了康保、宝昌、沽源三县，并且经过五昼夜血战，于7月12日收复了塞外名城——多伦。这一仗是日军入关后吃的第一个败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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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蒋介石的赶尽杀绝有所不同，冯玉祥的“清党”手段较为温和
　　徐州会议后，冯玉祥开始在他控制的陕、甘、豫等省进行“清党”，与蒋介石的赶尽杀绝有所不同，冯玉祥的“清党”手段较为温和。
　　（1）政策上，严禁中共活动。1927年6月28日，冯玉祥电令豫、陕、甘三省：“共产党跨党领袖，一律解除职务，开除党籍，遇必要时，得以严重监视”；“不准以共产党名义话动，亦不准假借国民党名义作共产党工作，违者按反革命条例治罪。”“共党须脱离共党党籍，再入本党，并宣誓不再作共党工作为准，其活动并须随时监视，以后如发觉有反本党之企图、言论、行为时，即按军法办理。”
　　（2）措施上，对共产党员很照顾。1927年7月7日，冯玉祥明确指示：“对于共产党之办法，第一是要注明何时入党，何人做保，愿意走者，发给川资，其不愿走而愿加入国民革命战线者，必须宣言脱离共党，听国民党之指导，守国民党之规则，然后始收容之。”8月11日，冯玉祥特别交代：“对此项党人，只准拘留禁闭，不准枪杀打罚”。也就是说，冯玉祥是在想方设法“和平地”将共产党员送走，这样既能让蒋介石满意，又不得罪中共。冯玉祥是怎么将共产党员送走的呢？据李世军回忆说：“冯将他军队中的共产党员约二百余人，和他管辖地区内的地方党员干部40人，都调到郑州，先请他们吃饭，然后冯讲话说：‘你们到我这里帮了忙，你们要反蒋，我是不能干的，我要和蒋介石合作反张作霖。在我的军队里穿二尺半的不能反蒋，你们要反蒋，愿意到哪里去就去哪里吧。’据军需人员告诉我，冯玉祥送给刘伯坚1000元，科长以上的每人100元，其余每人50元，用一个闷子车皮把这240余人，一下于拉到武胜关，让他们下车。后来，这些人大多去武汉，少部分到西北去了。”邓小平在1982年接见冯玉祥的亲属时还专门提到了此事：“焕章先生一直是比较好的，1927年蒋介石清党的时候，别人都在杀共产党，他对我们的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礼送出境。”
　　然而，随着之后中共武装起义相继爆发，对冯玉祥控制豫、甘、陕三省形成了一定的威胁，因此冯玉祥所部也开始逮捕共产党员。据统计，三省因参加革命被逮捕的人数分别为723人、423人和50人，而被屠杀者分别为450人、65人和200人。到了1928年2月2日，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局势，冯玉祥终于下令，对于共产党员，“凡讯明有据者，押送前来，定实行枪决。”至此，在中共看来，冯玉祥已经完全“背叛”，这次背叛尽管并没有留下你死我活的仇恨，但自此双方也就再也没有了坦诚相待的信任，剩下的仅仅是纯粹的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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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以重金极力拉拢冯玉祥，冯表示“谁的力量大，我们就和谁合作”
　　正在冯玉祥为军饷和中共的激进举动苦恼时，国民政府分裂，汪精卫（武汉）和蒋介石（南京）都想拉拢坐拥数十万国民军的冯玉祥，因此皆许以重利。而冯也正好利用处理宁、汉对立的时机筹谋向双方索取军费，以解国民军的燃眉之急。比如，1927年6月冯玉祥与汪精卫在郑州会面之前，便向武汉政府要求每月拨给军费300万元，而武汉政府仅允150万元，且实际仅给60万元的纸币、国库券和铜元。在郑州与汪精卫会面后，冯玉祥又要求武汉政府发给步枪10万支，子弹50万发，大炮500门，现款200万元。汪精卫回电说武汉政府所属全部军队也没有此数。尽管郑州会议上武汉国民政府不惜把豫、陕、甘三省的党政军大权都交给冯，但在冯看来，武汉政府已经内外交困、危机四伏，“是一个朝不保夕的穷亲戚”。
　　相形之下，得到列强和江浙财阀支持的蒋介石经济实力则要雄厚得多。武汉政府控制的两湖地区税收总计不过3000万元，而蒋介石控制的地区，仅广东一省即有8000万，江浙连上海之关余及市政收入亦有8000万，蒋介石控制的各省收入总计约在2亿以上。（李朝阳《冯玉祥背叛大革命的原因论析——从双重身份双重目标视角的考察》）蒋介石对冯玉祥的拉拢也要实惠得多，就在郑州会议结束后两天，冯玉祥便赴徐州会见蒋介石。为了“把冯玉祥拉到自己一边”，蒋介石可谓费尽心机：（1）给足了冯面子。蒋介石亲率李宗仁、白崇禧等高级将领到黄口车站迎接，亲自用专车将冯玉祥接到徐州；（2）马上给冯玉祥发军饷。冯玉祥一到徐州，蒋介石当即赠与50万元犒赏冯军，并应允自7月起，每月拨给冯军军饷250万元；（3）明白冯部被张作霖和张宗昌等部威胁的处境，答应冯玉祥要“共同北伐”以减轻其军事负担。（4）蒋介石还以山东地盘相许，对此冯玉祥大喜过望，认为“此实千载一时之机会。不乘此脱颖而出，一旦山东政权被人拿走，悔之晚矣”。
　　两相对比，诚如冯玉祥派驻武汉的代表熊斌所说：“我们向南京要什么有什么，可是向武汉要什么没什么。”在此情况下，冯玉祥明确表态：“谁的力量大，我们就和谁合作……南京有这个力量，武汉绝无这个力量”。也正是以此为背景，蒋介石提出要冯在军队及其管辖范围内清除共产党，冯慨然应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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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清党”，冯玉祥第一次与中共交恶
　　“北伐”期间农民协会抵制冯的部队征粮征兵，引起了冯的很大反感。
　　1926年底冯玉祥与广州国民政府合作“北伐”时，正当国共合作，加上苏联给了冯不少武器弹药援助，因此冯与中共和苏联的关系很密切，合作也比较顺畅，比如他在其控制的陕甘等地支持组织农民协会，主张提高工人的工资等。然而，随着冯玉祥统率的国民军不断扩大，军饷和武器装备问题日益凸显：此时国民军人数约20万，本来广东国民政府应允每月拔款100万元，但实际领到仅60万元，且当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后，认为冯已据有陕、甘、宁，便把拔款减为30万元，但这些款项也“因交通阻隔，汇兑不通，亦等于无”。而陕、甘、宁贫瘠，加之连年战火和盗匪，基本已山穷水尽。同时，由于路途遥远，运费昂贵，苏联答应援助的武器装备虽多，但实际运到的数量并不大，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据冯玉祥所述，1927年初，国民军的士兵已是“衣履俱无，粮秣不给，军械缺乏，俱赖补充，凡此困难已非一日。每日自晨至夕，各将领索饷请械之文电必至百余起，毫无应付之方，实陷匮绝之域”。对此，冯玉祥虽心急如焚，却一筹莫展。
　　为满足粮饷需求，冯玉祥在陕甘境内征粮征兵愈加频繁，农民苦不堪言。而恰在此时，中共在冯的地盘上推行激进的农民政策，组织农协拒绝国民军征粮收税，甚至捕杀乡镇官员，据冯玉祥回忆说：“有一天一位国民二军的何旅长很愤慨地报告一件事，说他们部队分驻西安附近数县，农民对于纳租、纳税都严加拒绝，每逢征发给养，必受当地农民协会的反对。农协在党部的主持之下，非常凶横不法，往往不得地方行政长官的同意与准许，就私自擅行捕人杀人，有几个乡镇长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他们用铡刀腰斩。说着他就拿出省农民协会发给各县农协的一封信来，上面说，本党有生杀予夺之权，你们看着地方败类，该杀的只管捕杀云云。”这样一来，不但扰乱了冯玉祥的统治秩序，还让国民军的粮饷困难雪上加霜，这就不能不引起冯玉祥的极大反感，他觉得工农运动影响他的税收和军队的给养，因而断言：“农民对绅士的斗争对革命事业是有害的”。特别是蒋介石开始反共后，中共在陕甘境内动员工农群众反蒋，声浪甚高，这些显然超出了冯玉祥的容忍限度，因此对中共更加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