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自由行”能不能解决难题

有容乃大

近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表示，来港内地游客不断增加已对市民日常生活造成压力，将在全国两会期间，与中央有关部门商讨能否收紧自由行政策。
　　这是继奶粉离境限制与停收双非孕妇（夫妻双方都非香港居民而来港产子的孕妇）后，港府再度表露出调整“自由行”相关政策的倾向。每一次对于“自由行”政策的调整，都是以香港市民的抗议活动为背景出台的。而这一次限制自由行表态的导火线，则是在临近内地的屯门、沙田等地区出现的针对水货客与内地自由行旅客的抗议活动。
　　与此同时，春节期间的访港内地旅客构成出现了耐人寻味的比例变化。在0.26%的微增人次中，主要的增长来自于持护照经香港国际机场出国的过境旅客，而“自由行”人次却首次出现了下跌，香港被更多地成为一个路过的地方而非目的地。
　　透过“自由行”，看到的是香港与内地不断加深的隔膜。这个曾经被中央当成“优惠大礼包”送给香港的礼物，为什么遭到了这般“嫌弃”？
　　随便问一个普通的香港市民，对于“自由行”的印象可能都不会太美好。大可不必急于苛责他们没有为经济利益付出代价的大局观，因为普通市民没在“自由行”里讨到什么甜头却吃了不少苦头。尖沙咀海港城等百货公司几乎每天都挤满了大包小包甚至拖着箱子的内地游客，旺角街头的店铺也尽数变为内地游客喜爱的金铺与电器铺，周末与节假日更加夸张，地铁内亦更显拥挤。
　　这些也许还可称为不便或不适，但以下这些却是直接影响了香港普通市民的正常生活。以奶粉为代表的日用品被抢购一空，商家坐地起价导致奶粉价格数年来上涨50%以上，香港妈妈也只好在承受贵价的同时遭遇着不时的断货；在3年前香港还可预约生产的时候，双非孕妇赴港产子的风潮，令香港产房大超负荷，不仅香港本地孕妇无法预约到私家医院床位，公立医院产房使用量亦严重超标，眼下这批孩童到了读书年龄又引发了原已紧张的小学资源之争；内地游客在香港买房，无论是纯粹投资置业还是通过合法渠道将灰色收入“洗白”，都间接推高了房价，让本已买不起楼的年轻人更添忧虑。
　　“自由行”所带来的收益，绝大部分流入了财富阶层的口袋，而带来的拥挤不便与物价飞涨等负面影响，却几乎全是普通市民、草根阶层在承受。曾经的香港，就是《狮子山下》，只要肯拼总有出头天，而今草根在逆境中再难求强。往日李嘉诚也是靠着塑胶花白手起家的励志故事，如今却是笼罩香港的“李氏力场”与地产霸权的代名词。这些现象当然不能算在“自由行”的头上，只是香港人不再是一个整体，不同阶层的利益与诉求都已分裂，在“自由行”的问题上矛盾则更加明显。
　　在后“占中”时期，有人将限制“自由行”与政治诉求捆绑，并呼吁勿将政治诉求与经济现象捆绑。事实上，当每个香港市民的出行、购物、工作、生子、读书甚至买瓶酱油，都不可避免地要和内地游客扯上关系，“自由行”关乎的就是他们的生活本身，仅以经济现象定义未免单薄。而“占中”与对于“自由行”政策的调整呼吁，实质上是在不同的侧面表达对重建被破坏的生活结构与规则的渴望。中央太遥远，北京很模糊，但每天都在目睹的“自由行”和在身边穿梭的内地游客却是实实在在的经历，他们无意中成为了破坏香港普通市民生活结构的“帮凶”，难免成为标靶。
　　若只是香港角度来讲述，也许可以理解香港市民对“自由行”的皱眉。如果从内地民众的角度来讲述，则完全可能是另一个故事。
　　内地赴港购物的消费者想的是，买国产奶粉怕三聚氰胺、内地化妆品专柜价格高得吓人，我不过是想以实惠的价格买到安全高质量的商品，不偷不抢正常消费，至于店铺构成的改变和价格上涨，不是市场规律决定的吗？当年通过合法途径预约生产的双非孕妇想的是，在香港可以合法地生二胎，就算不在香港享受港人福利，回到内地还是可以港人身份享受如低分入读名校之类的优惠，我有钱有资源又合法，给孩子一个好环境为什么不可以？再往后延伸的逻辑就是，内地的食品安全有隐忧，消费税过高导致部分商品物价畸高，不是每个人都有生二胎的权利，确实不能怪我啊！
　　双方各有自己的逻辑与苦衷，一开始似乎谁都没错。但当不满的情绪集聚，内地人认为香港人“矫情”，香港人斥责内地人“愚昧”。长期缺乏沟通，逐渐酿出激烈的表达，最后只剩对抗甚至对喷，谁也无法再说自己没错。
　　2012年1月，内地游客在港铁食面引发两地网民骂战，那是一个历史的节点。其后两地的对抗不断升级再也没停下来。在北大教授孔庆东发表称港人为狗的辱港言论后，2月逾千名港人筹钱在香港报刊发布“香港人，忍够了”的整版广告，狠批内地游客并以蝗虫背景隐喻，高呼杜绝双非孕妇。之后是针对内地水客的抗议活动，次年奶粉断货引发的奶粉离境限制政令，再后来的小童便溺事件，甚至“港漂”高材生车祸身亡，几乎只要涉及内地与香港，都变成了必然引发争议的雷区，直至去年底的“占中”事件，将矛盾与分化推至爆发点。
　　在这几年的两地“交流”中，充斥着一股强烈的戾气。站队替代了说理，成为了表达的主要方式，在最新的限制“自由行”表态后，朋友圈甚至掀起了筛出拦腰剪断的港澳通行证以“明智”的行为。诚然，互联网传播中的断章取义、以讹传讹激化了矛盾，有墙的世界更易加深误会。但与其说是互联网传播加强了戾气，不如说是戾气的存在令人们更倾向于情绪化的举动。当年“忍够了”的整版广告有“要不是香港你们全完蛋了”的表述，遭到了一堆“打脸”反驳；眼下的“自由行”争议中，有内地人甩出停掉供港水电的“旧闻”，然后又有媒体普及供港水电贵价及政治角力的“打脸”文面世。
　　在打脸与被打脸之间，双方似乎都在努力证明着“你没有我就完蛋了”，难道不可或缺的一方就拥有着对另一方的绝对制裁权吗？这样的戾气对双方的关系及发展，都是极度危险的。至于担当公共话语空间建设重责的媒体，原本应该理性应对这历史的敏感时段，但事实也令人失望——2月27日早晨，大陆媒体纷纷报道“李嘉诚：无个人游，港股跌千点”新闻，这无意中也在通过片面信息制造恐慌。事实上，港府代表香港同胞所要争取的并非李嘉诚口中所言“无个人游”——即全面限制或者取消自由行。
　　在今天的移动互联时代，呼吁理性沟通的声音常常会瞬时被淹没，在香港问题上，理性沟通更是越来越难以得见。归根结底，香港人与内地人是在两种制度下成长起来的，从观念到认知都截然不同，就像两个三观完全不一致的人，沟通原本就殊为不易。“三观不同怎么谈恋爱”？而这两个人偏偏在“自由行”下未经磨合地凑在了一起。任何的恋爱都需要磨合，需要充分的前戏，任何快速的进入除了快感，都更有痛感——即便“自由行”的本意是在更自由更深入的沟通交流中增进彼此了解，即便当初曾有潮水般的幸福感，可当潮水褪去，要两个三观不同的人聊理想和人生，殊为不易。自然地，物质成为了重点，尤其当物质上存在价格、质量与资源的鸿沟，“自由行”扭曲成购物行、搜索资源行，是必然中的必然。
　　限制“自由行”能不能解决“三观不同怎么谈恋爱”的世纪难题？当然不可以。奶粉离境限制后一样有水客冒险带货，双非孕妇合法途径被封后还是有非法也要直冲产房的人。同理，限制“自由行”后这些问题也不会迎刃而解。但至少，部分的限制“自由行”可以在冲突加剧的当下从数量上控制矛盾爆发的可能性，给双方一点时间各自“疗伤”与反思，是过渡阶段的权宜之计，也是无奈之举。事实上，近期亦有新闻报道，澳门政府同样在考虑与中央商议限制澳门自由行的人数。
　　对于不再像香港的香港，香港人不知还能拿什么来爱；对于不再展露友好一面的香港，内地人也无从爱起。内地与香港的问题已经打成了一个心理的死结，也许要等制度差异逐渐消弭培养出“三观相似”人群那天，这个死结才能慢慢解开，但至少，目前我们可以做的是理性，是沟通，是对话，是彼此的理解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