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闯关东到闯关东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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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三年（1897），我舅公阎庭瑞（泽溥，1879-1932）从燕山界岭口附近的一条盘肠小道，攀援到长城一个坍塌的豁口前。他不会辩赏边塞古堠的风光，对他来说后面是重峦叠嶂，前面还是重峦叠嶂，只不过穿过豁口到了关外，就逃脱了直隶官府的追捕。他也不会意识到，他正站在近代东北历史的一个节点上——那一年被认为是清封禁令松弛、真正开始向东北移民的“元年”；他更不会想到，此后他会主动地站在东北发展的另两个节点上——十年后作为清朝满蒙地区移民屯垦的主管，成为闯关东从“候鸟型”向定居型转变的推手；又二十年作为北洋政府的赈务督办和财政总长，成为数百万关内民闯关东大潮的推手。
闯关东肇始和中国的东北疆域
阎家祖籍浙江，于道光年间落户直隶天津卫北郊，到阎廷瑞时穷的无立锥之地，在天津丁字沽、西汊一带扛活打工。他新入行处处遭欺凌，一次被把头带着打手驱赶，按耐不住与之拼斗，将把头打倒不知死活，知道闯下大祸，急遑遑跑回家中，跟老婆撂下句话就又匆匆往北边逃，直到跑出天津卫地界，才倒在荒野地喘息。伤了人，马上就会被官府追捕，而仇家也不会放过他。天下之大，哪里是容身之处呢？
阎庭瑞想起听人讲，关外地多人少，大片黑油油的沃土荒在那里没人种。直隶这些年旱涝蝗疫灾害连连，有些人便不顾官府禁令，铤而走险去闯关东。他盘算走投无路，不如去闯关东，当个二三年人丁攒点钱，等伤人案子风头过了再回来，若是混得好能置下块儿地，迁家定居也不是不行。
闯关东之为“闯”，不是因为关东沃野广袤，也不是因为自然条件严峻，而是因为清廷实行封禁政策，到关东需要“闯”过封锁线——直隶民多私越长城走辽西、山东民多泛海偷渡到辽东，所以称之为“闯关东”。
明清之际中国东北疆域的北界，是蒙古诸族游牧的北温带草原与寒带的分界线。清代明后，就在时空上与彼得大帝革新图强的俄罗斯遭遇了。康熙与之签订的《中俄尼不楚条约》，通常讲中国失去了3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以前述游牧北界计算，则丧失的土地要近一百万平方公里。
除了对边疆不重视，地旷人稀是失地丧权的重要因素。明末时东北人口有二三百万，经过努尔哈赤的屠杀和汉人大量逃亡、以及清初满汉八旗进关，人口剧减。但满清贵族为了在中原立足不住时给自己留一块“退身地”，反对东北施行封禁政策。康熙朝颁布《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令》，修筑边墙“柳条边”，严禁关内人民去东北屯垦、狩猎、采参等等。乾隆五十二年（1787），辽宁、吉林人口合计96万人，黑龙江少到难以估算。到道光三十年（1850），辽宁吉林人口合计不过约289万人（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这一时期，清政府又丧失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和库页岛，计100余万平方公里的东北领土。
直到光绪二十三年，俄国又攫取了在中国东北修筑东清铁路的权益、并谋划向满洲移民60万。后起的日本也武力和移民并举向东北扩张。清廷始加戒惧，开始对移民东北解禁。封禁令的松弛便要从阎庭瑞私越长城的光绪二十三年计，正式废除则迟至清朝灭亡的前夜。
阎庭瑞一程程跋涉出了关，见沃土千里，却大都有土无人。当时中国每平方公里平均43.6人，而东北每平方公里不到三个人，可见之地广人稀。但大片大片的土地都是满清皇室和八旗王公的庄园牧场，荒弃着也不准他人耕种。他只能流浪着打短工，帮客商贩运和做点小买卖。一天走货到大虎山附近，见几名汉子打一个小个子。舅公逃亡天涯仍是血性难改，上去劝阻。那几人打小个子，其实只为了一点细故，见有人劝，也就罢了。他和小个子一说还挺投缘，便拜了把子。这个小个子后来可是赫赫大名，就是东北王张作霖。
光绪二十七年张作霖在广宁南乡拉杆子成立大团，阎廷瑞路过时便入了伙。所谓大团，是甲午战争后关东兵匪横行状况下，各地方成立的武装自保组织，严格讲不是胡子或马匪。但那时跟着张作霖的一班人，都被认为是绿林出身。这段既不啸聚山林亦不剪径分金的绿林生涯，便成了奉系集团崛起的始点。
洮南屯垦总办和移民屯垦的勃兴
南乡大团失败后，张作霖又到八角台操办大团，不久被清新民府收编，变成了“新民府巡防马步游击队”，从光绪二十八年到三十三年（1902－1907），先后为官府剿灭了不少土匪绿林军，从副营级的马步游击队提升为旅级的奉天前路巡防营。阎庭瑞一直为他管军需。
沙俄攫取了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领土后，又鼓动、资助、武装一些蒙古王公和蒙古匪帮叛乱，图谋将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今蒙古国）、甚至漠南蒙古（今内蒙古）都从中国分裂出去，而清廷民族政策及放垦措施的失当又激起蒙族牧民反抗，使满蒙情势愈发危险。张作霖部被派去剿匪平叛。
满蒙交界的通辽、洮南、科尔沁一带的广阔草原，是蒙古武装活动的根据地，千人以上的就有好几股，都是一人双骑，精于骑射又熟悉民情地形，飘忽如风出没无常。张作霖部一到那里就陷入困境，几次濒于覆没险境，经改变战术又年余苦战，消灭了白音大赉和牙仟等部。张作霖被加封为洮南镇守使。但最凶悍的陶克陶胡在沙俄援助下气焰更盛，广阔的草原仍是蒙古武装活动的天然根据地；而张作霖部长期征战，根据地和供给问题日益突出。为改变不利局势，阎廷瑞提出屯田的建议。经张作霖举荐，他被任命为洮南屯垦总办。
这可不是舅公十年前筚路蓝缕出关时所想望的一小块耕地，而是可以容纳不计其数流民梦想的广袤处女地。作为一个失去土地、亡命关东的流民，他非常清楚移民和垦荒的症结所在，规定对来洮南开垦的移民，发给旅费、农具和种子，还免租税三年；很低的报领荒地价格，只需交每晌地（合十亩）银一角的保证金，即发给承垦证书；又规定对招徕移民屯垦十人以上的，为百户长，百人以上为屯长。种种优惠政策很快吸引了大批流民前来垦荒。既压缩了蒙古武装的活动空间，也为张作霖集团执掌东北政权后的大规模移民和屯垦做了铺垫。
张作霖先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寻找战机击败了陶克陶胡，暂时稳定了满蒙局势。东蒙当时多处于荒野未开、崇山未辟状态，清政府随即开禁移民垦荒，阎廷瑞又兼任了蒙荒局的副局长、局长。据时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的《东三省政略》，放垦蒙地科尔沁右中旗5.7万垧，科尔沁右后旗3.4万垧，科尔沁左中旗约8.6万垧，科尔沁右前旗23万余垧，郭尔罗斯后旗42万余垧，郭尔罗斯前旗21万余垧，共计放垦蒙地一百多万垧。为生计所迫闯关东的流民，比常人更多一分吃苦犯难的强悍坚韧。经过几年奋斗，洮南和新开蒙地成为了新兴产粮区。
面对俄日两强交侵，清政权不得不开放移民垦荒。此前虽曾开放哈尔滨以北的呼兰河平原和吉林西北平原，但因条件限制效果有限，真正形成规模，便是在洮南和东蒙屯垦。也正是从这时，闯关东的关内民开始从候鸟般春去冬回打工型，向携家带口、永久迁居型转变。
满蒙地区的移民放垦对于实边、抗御列强侵略和东北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清政府和蒙古上层上下其手地大规模放垦，不可避免的侵害了牧民利益。蒙族长诗《陶克陶胡》和《嘎达梅林》，都是叙述蒙族牧民对蒙古上层贵族、满清政权及后来的奉系军阀勾结放垦的反抗。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华北大灾荒和闯关东大潮
华北地少人多，人口密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人均占有土地居末次。1851年为4.46亩，1912年减少到3.66亩，1928年又减少到2.93亩（章有义，“近代中国人口和耕地的再估算”，《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1），而捐税之重则居前列，加上自然灾害和战乱频仍，人民生活愈加困苦。上世纪20年代初华北五省更出现长期大面积的旱荒，灾区面积约271.27万方里，受灾共340个县，灾民达3000万人（《崩溃过程中之河北农村》，中国经济，一卷4-5期，1933年8月）。
东三省虽经20世纪初叶放垦移民，开垦土地也只有可耕土地的约6%。民国三年统计，奉天开垦4084万亩，荒地36000万亩；吉林开垦3250万亩，荒地40500万亩；黑龙江开垦2200万亩，荒地67500万亩（《农商公报》1卷第2期，1914）。而田赋，奉天只是冀鲁豫的一个零头，吉林、黑龙江更可忽略不计。与中原战乱频仍不同，这一时期东北在张作霖统治下相对安定，经济高速发展。两相作用之下，关东就成了华北灾民的出路乃至向往的乐土。但这些饥饿待毙的灾民，是无法自行扶老携幼、千里跋涉逃往关东的。
阎庭瑞在满蒙屯垦后，又担任东三省官银号总经理，统一东北币制，运用货币发行权刺激经济，助成东北经济起飞和奉军“整军经武”，二次直奉战争时正在吉黑榷运局局长任上。榷运局管吉林和黑龙江的盐务、运输和缉私，是最有油水的衙门。后来满洲国的皇宫，就是他在长春的办公楼。但他在奉军入关后，主动请缨担任了山东赈务督办兼奉天赈务局长，统管关内关外的赈灾、移民及其安置。这其中不免有随张作霖进关分一杯羹的考量，但舅公一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难民情结，赈灾济民应是主要出发点，而他领导的赈灾行动也表明了这一点。他会同奉天当局制定《难民救济规定》和《新入境难民救济规定》，在天津设立移民局，在奉天多地设立收容所和救济会，安排关内的移民和关外的安插；还规定京奉、奉海等铁路对移民减免票款。日本在华最大情报机构、满铁调查课的报告《民国十七年の满洲出稼者》讲：“在移出地中，对移民最尽力的是山东赈务处。在1928年难民如潮的情况下，该处用运输粮食的空车把灾民送到东三省各县区，乘车期间的饮食全部由该处负责。另外，该处还设立了难民招待所，备有席棚、粥厂等，对出关难民提供食宿帮助。”
为了抗御日俄侵吞和发展东北经济、扩充自身实力，张作霖集团一直大力推行移民实边。1925年张作霖亲自担任东北屯垦总办，拨出一千万元垦殖专款，在天津设立移民局，招募直隶贫民并派员到山东、河南招募贫民移民东北，发布告示讲：移民由专车运送出关，一切旅费及家族赡养费均由移民局负担（《大公报》1925年1月8日）。阎庭瑞负责山东赈灾后，一方面就地赈济灾民，一方面充分利用铁路系统、加开专列运送灾民出关，同时发掘其它运力如海运。他在1927-1928兼任税务总署督办、掌管海关。当时海关统计，该时期山东移民要占到移民总数的七成。据《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1986版），1928年和1929年烟台、青岛、龙口三港到东北地区的客运量分别达61万人次和64万人次。
据陈翰生：《难民的东北流亡》（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集刊，第1册），1921年关内向东北移民为20.9万人，1926年增为56.7万人，1927年又增为105万人，1930年减少为67.3万人。日本满铁太平洋问题调查准备委员会1931年的统计，关内各年移民东北的人数为：1923，342038人；1924，376613人；1925，491949人；1926，572648人；1927，～1026000人；1928，～1128700人；1929，～1080800人；1930，～810000人。中研院和满铁的统计主要基于近代交通工具，而“私越”、“私渡”的则难以统计，因此实际移民人数应较上述为多。九一八事变后移民潮停滞和倒流，东北人民不堪日本侵略军蹂躏纷纷逃亡。七七事变后日军强征和抓捕约500万关内民到东北当劳工，但这与移民有本质不同。上世纪30年代南开大学曾对东北一千多户移民进行调查，民国时期（1911-1931）来的占90%，其中1925至1930年间来的占其50%以上（“中国农村人口增减趋势以及农民离村部分考察”，《中行月刊》，9卷3期，1934.9）。因此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是移民东北的高峰。
近代中原地区的几次大灾荒，1877-1878华北旱灾造成1000多万人死亡；1928-1930陕甘饥荒造成550-600万人死亡；1942河南饥荒造成200-300万人死亡；而始自1920的华北五省旱荒，受灾时间、面积和人口都超过其它，且前灾未平后灾又起，但只灾荒之初造成约50万人死亡，而后未再出现大面积死亡。当时《晨报》报道，1927山东旱灾灾民就达千万以上，“设无得力之大宗救济，恐饿毙者，不免有二三百万之众”。
当时山东在张宗昌“匪军”统治下，人祸之烈不亚于天灾。在政治腐败、财政枯竭的状况下，只部分控制北方政府的张作霖集团，在与新老直军、西北军、北伐军等混战不休状况下，能够拨出大笔专款用以移民、垦殖和赈灾，特别是那些持己饥己溺之心拯民救灾的赈务人员，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在减轻灾难的同时，几年里帮助数百万灾民移民东北，助成了闯关东的大潮。
东北移民实边的深远影响
阎庭瑞闯关东时，东北总人口为542万（1898年）；开禁和大规模屯垦后的1911年，增长为1841万；闯关东大潮后（1930年）达到3000余万（梁仲方，《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1980）。这里面除人口的自然增长外，大多数是机械增长即移民所致。
移民实边促进了东北的经济发展。1914年东北开垦土地14019.2万亩，1932年增加到30618.6万亩；1912年粮食产量800.2万吨，1930年增加到1886.5万吨（许到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1988）；民族工业也得到快速发展，开矿山（奉天矿务局首任督办即阎庭瑞），修铁路，建工厂，到1925年东北工商业已占全国30%。更重要的是抗御外敌侵略。
沙俄于1581年侵入西伯利亚，仅60年就从乌拉尔山推进到了太平洋西岸。三百多年中，平均以每天占领130平方公里的速度向外扩张。兴建中东铁路后，更加紧向北满移民。日俄战争后，沙俄扩张势头受挫，日本势力大张，仿照英国东印度公司模式建立殖民机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由在台湾建立日本殖民统治的后藤新平来担任总裁，图谋将东北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后藤新平指出：“战争不可期待常胜，永久之决胜乃在于民口之消长”，认为“尤不得不以移民为其中之要务”。《田中奏折》也讲“待我国民移往多数于内外满、蒙之时……斯时也，是蒙古人之蒙古欤？抑或日本人之蒙古欤？”但后藤新平十年内将50万日民移入满洲，即可在东北稳操胜券的判断和计划，主要假想敌是沙俄，没把腐朽的满清政权放在眼里，更没有预料到张作霖集团崛起后的移民力度。
张作霖集团统治东北的十几年间，上千万关内人民移民关外，远远超过日本的一百五十万移民和俄国的二十几万移民，确定了汉族为主体的人口构成，而这些闯关东的移民具有明确的国族认同，使日本、苏俄和满清宗社党将东北从中国分离出去的企图难以得逞，从而奠定了近代的东北亚疆域格局。
皇姑屯事件，舅公与张作霖同车而幸免于难。“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当国际联盟调查团来华调查、日本策划成立满洲国之际，他为张学良去奉天活动，遭大汉奸赵欣伯出卖，被日本杀害（赵欣伯、溥仪、打响抗日第一枪的马占山、和我家人对经过的说法略有差）。但东北永属中华，就是对为这一事业做出贡献人们的最好纪念。
（责任编辑：石振麟）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