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大事记

有容乃大

日本提出对华三原则 对华政策的表里不一

1935年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对华三原则。这三原则为﹕“日中提携﹑承认满洲国﹑共同防共。”

　　日本在外交谈判中坚持“广田三原则”

　　在双方提出了各自的“三原则”之后，中日首先在东京，后来主要在南京，进行了关于“三原则”的外交谈判。

　　接到蒋作宾向外交部的报告后，10月9、10日，南京政府以汪精卫为首的少数干部，对此进行了研究，并于10日向蒋作宾发出了“蒸电”。蒋介石收悉后，于13日急电汪精卫，指出：如果日方三原则“为所传要求放弃以夷制夷之外交，尊重伪满与联盟防赤之三条，则形式似较减轻，而其内容即为脱退国联，承认伪国与联盟对俄之变相，亦即实施此内容之第一步也。故其意义深重，不得不郑重考虑……我方应立对案之原则。”南京政府遂以极其慎重的态度，经过反复考虑，研究出了对案，并于18日由外交部训令蒋作宾。同日，蒋介石以杨永泰的名义，两次致电蒋作宾，对于外交部的上述指示进行了多处重要的修正：“愿与日本协议有效之方法”之“愿”字改为“拟”字；“但应于互尊主权独立原则下行之”改为“但必须于不妨碍中国之主权独立原则下行之”；“至于中国所提三大原则，切盼早日商议实行”改为“但必须于中国所提三大原则为实施之前提”；将“至于中国北部边境一带至独立原则之下行之”删去，改为“故依此原则可与日本协议有效之方法”；删去“对于在各省滋扰之赤匪”；对于“中国北部边境一带应如何防范，中国拟与日本协议有效之方法，但必须不妨碍中国主权独立原则下行之”一句，只可以作为口头说明，若其有备忘录，则依照以上所说修改之。蒋氏的上述修正，恰是攸关“三原则”特别是华北问题的重要之处。

　　10月21日，蒋作宾大使与广田外相在东京进行了第四次会谈。蒋作宾首先宣读了国民政府20日的文字答复，其中再次复述了9月7日中方提出的三原则、日方10月7日提出的三点要求，并表示如果日本完全实行中方三原则，中国也对于日方三原则表明答复意见；最后并严正指出：他本人9月7日代表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切条项，日本必须实行，除满洲问题以外，一切必须恢复到九一八以前的状态。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以文字照会的形式，正式向日方表示的答复意见。④ 随后，广田外相与蒋作宾进行了会谈。⑤ 对于中国政府的正式明确回答，广田“概括的谓为空无一物”；并再次指出：中方以日方首先同意中国三原则之后再来承认日方三原则，这“与日本政府之意思相差尚远”。此次会谈，是中日在东京进行的最重要的一次谈判。中方以再次明确提出三原则并要求日方首先实行中方的三原则，拒绝了日方的三原则；日方不接受中方的三原则，并仍然坚持自己的三原则。故此次谈判并无结果，只不过成为中日各自表达立场的机会。

　　10月28日，蒋作宾大使因奉命将于31日回国，在向广田外相辞行时，双方进行了第五次会谈。在谈到“三原则”问题时，广田指出：中方三原则之宗旨，与此前王宠惠所提大致相同。他并特别说明：日方三原则系经外务省与陆海军等部门充分协商后决定的，今后仍将据此进行。蒋作宾回国之后，中国驻日使馆代办丁绍伋与日本外务次官重光葵，继续在东京进行谈判，但中日会谈的主要舞台已转到了南京。

　　蒋作宾回国之后，南京方面因忙于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五全大会的召开，关于“三原则”的谈判一时沉寂下来。但日本方面鉴于华北局势的迅速发展，却急于开始同南京政府进行谈判。11月11日，广田外相训令其驻华大使有吉明迅速赶赴南京，向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方面要人，说明日本方面的三原则，以努力实现日方之目的。日方主动将三原则谈判的舞台，转移到了南京。

　　对于日本当时急于推行的三原则谈判，中国政府在既不能拒绝，又不能接受的情况下，继续与之进行外交谈判，企图以此挽救华北危局。在国民党五全大会确定了对日方针并获得了其外交授权之后，11月20日，蒋介石在南京接见了有吉明大使。他对于日本的三原则表示：“个人意见赞成，无有对案。但三原则中之二、三两项交涉华北问题，故必须中央派大员赴华北主持军民两政，方能与日方负责人员进行商讨。”⑥ 蒋氏企图以个人同意日本三原则，来制止日本策动的华北“自治”，并实质上否认其三原则的根本实行。他在当日日记中不无得意地写道：“下午见有吉对华北事，力排其妄言与威胁，乃得相当之结果。”

　　听者有心。日本政府抓住其曲解的蒋介石同意其“三原则”这一点，企图加速进行外交谈判，以求中方首先认可其“三原则”，进而掩护其“华北自治工作”。22日，广田外相训令有吉大使，要他抓住蒋介石既已同意的事实，继续推进关于三原则的谈判，并特别说明：此电已经与陆、海军方面进行了协商。

　　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之后，12月16日兼任行政院长的蒋介石，选任张群为外交部长。张群决定采取主动与日本外交当局谈判的战略：在交涉方式上，继续由两国外交官以外交方式办理；但在交涉内容上则有较大的转变，即进行中日两国关系的整体调整。他的主张其实也来自于当时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的建议。⑦ 于是，中国政府在南京主动发起了与日本的调整国交谈判。

　　12月20日，张群部长主动约见有吉明大使，与其进行了“调整中日关系”的首次会谈。根据中方的记录，张群首先表示“愿以最大之努力商讨中日间整个关系之调整”，有吉则以现在许多小问题未解决而难求整个问题之解决，进而提出继续谈判三原则，并提出11月20日蒋介石表示过无条件赞成日本三原则的问题。张群答曰：“蒋委员长言无对案，系对三原则之实施而言，绝非无条件的赞同。”他再次提议“与其谈抽象之原则，不如谈具体之办法”，并在与有吉就华北问题进行商谈后表示：日本必须停止在华北的一切活动，否则一切问题将无从解决。可见，张群是以首先解决华北问题，再次打破了日本纠缠于“三原则”问题以及“先决定原则，再解决具体问题”的谈判企图。但是对于中方提议的调整国交谈判，有吉明先以其并无全权、将转达于政府，继以其不常驻南京等由，搪塞敷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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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爆发 现抗日救亡新高潮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他们在东北地区推行殖民地化统治的同时，利用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把侵略魔爪一步步伸向华北，民族危机日益严重。

　　华北，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1935年五六月间，日本侵略者密谋策划，在天津和河北等地制造事端，并以武力相威胁，先后迫使南京国民政府接受达成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把包括平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日本。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积极策动所谓华北五省“防共自治运动”，策划成立由其直接控制的傀儡政权，全面在华北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侵略，“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激起北平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慨。

　　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向华北大地之时，中国共产党人向劳动大众发出抵御侵略、保卫华北的号召。1935年，中共河北省委多次发出通知、宣言，要求华北地区各级党组织，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开展抗日救亡斗争，并对北平市领导机构进行改组，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加强了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11月，在彭涛、周小舟、谷景生、姚依林等人的领导下，北平大中学校学生成立了“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女一中学生郭明秋为主席，姚依林为秘书长。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在学联建立了党团，彭涛为书记。

　　1935年12月6日，北平学联召开代表会，通过并发表了《北平市学生联合会成立宣言》。随即，平津15所大中学校联合发出通电，反对“防共自治”，要求政府讨伐汉奸殷汝耕，动员全国人民抵抗日本的侵略。就在这天，传来了在日本侵略者逼迫下将于12月9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广大同学和各界进步人士极为震惊。12月7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的领导下，北平学联决定于9日举行学生大请愿，反对“华北自治”。8日，彭涛、姚依林、郭明秋、黄敬、孙敬文等人开会研究，决定由黄敬任游行队伍总指挥，姚依林、郭明秋进行队外指挥。

　　走上抗日救亡的街头

　　12月9日凌晨，广大爱国学生的抗日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学生举着大旗和标语，分别朝着新华门进发。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近千名爱国学生离城较远，到达西直门时，城门已被军警关闭，请愿队伍无法进城。两校学生就在西直门一带召开群众大会，向附近居民和守城军警进行抗日宣传。

　　上午10点半，新华门前汇集了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东北大学等十多所学校1000多人的请愿队伍。新华门紧闭着，门前排列着警车和架着机关枪的摩托车，军警宪兵手持刀枪杀气腾腾。请愿学生高举着旗帜，手持标语，高呼抗日救国口号。推选董毓华、宋黎和于刚等12人为代表，要求面见何应钦，并提出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停止内战、立即释放被捕学生等6项要求。上午11时，何应钦的秘书侯成出来与学生会面，对学生提出的要求一味敷衍搪塞，为国民党对日妥协对内反共政策百般狡辩。同学们对其答复极为愤慨，振臂高呼“打倒卖国贼”，“请愿不成，我们示威游行去”，宋黎被推举为游行队伍的总指挥。

　　当游行队伍行至西单牌楼平津卫戍司令部附近时，遇到军警的阻拦和袭击。同学们不畏强暴，高呼抗日救国口号，继续前进，队伍也越来越壮大。北京大学的许德珩、中国大学的吴承仕等教授和当时在燕京大学任教的斯诺夫妇也参加了游行示威。国内外许多报社的记者随行采访。队伍经西四、护国寺、地安门、沙滩抵达王府井大街时，已扩大到四五千人。王府井大街南口布满了军警，挥舞皮鞭、木棍，凶狠地抽打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同学们与军警展开了搏斗，当场有数十人被捕。在国民党当局的血腥镇压下，游行示威队伍被冲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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汹涌澎湃的救亡怒潮

　　“一二·九”的抗日怒吼，震撼了古都北平，很快传遍了国内外。中共北平市临时工委、北平市学联及时总结，对下一步行动进行部署。12月11日，全市各大中学校学生联合罢课。国民党当局对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极为恐慌，下令严禁学生的爱国行为，还派军警封锁一些重点学校。但爱国学生的抗日烈火是扑不灭的。中共北平临时工委获知国民党当局不顾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仍然决定12月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决定在这一天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12月16日清晨，北平爱国学生1万余人陆续走上街头，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大示威爆发了。示威游行队伍共分为4个大队，分别由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率领从不同方向前进，途中冲破军警的封锁阻拦，最后在天桥会合。上午11时许，北平爱国学生和广大工人、农民、市民3万余人在天桥召开市民大会。会场旗帜飘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天空。市民大会结束后，1万多名爱国学生整队向前门方向行进。学生们手挽着手，不断高呼抗日救国口号，向街道两旁的市民和行人散发传单。市民们热情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有的送来开水和食物，有的自动加入了游行队伍。

　　游行队伍抵达前门时，遇到大批军警和保安队的阻截，爱国学生就在前门火车站广场举行第二次市民大会。大会决定继续进内城示威游行，并派代表与军警交涉，要求打开城门。当局为了分割示威游行队伍，答应让一部分学生从前门进城，但大部分学生须从和平门和宣武门入城。下午4时，黄敬率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校部分同学由前门入城后，城门马上关闭了。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东北大学、北平大学等校同学沿着西河沿赴和平门和宣武门。但城门都已紧闭，同学们多次试图撞开城门，均未成功。后来几经交涉，军警答应以清华、燕京大学的队伍先撤走为条件，可以打开城门让其他学校的学生入城。此时已是晚上9点多钟，当两校队伍离开后，城外四周的路灯全部熄灭，大批军警挥刀舞棍从四面八方向学生扑过来，许多人遭到毒打。由前门入城的学生想去宣武门接应，当走到西单绒线胡同西口时，遭到大批军警扑打，数十名学生被砍伤，街道上血迹斑斑，惨不忍睹。在“一二·一六”大示威中，全市学生共有22人被捕，300余人受伤，再一次暴露了反动当局的凶残面目。

　　支持声援北平爱国学生

　　北平学生的爱国斗争，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行径，得到了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响应，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12月18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6所大学的校长，联名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同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向全国工人紧急呼吁援助学生救国运动，各地工人纷纷举行罢工，支持学生斗争。20日，共青团中央发表宣言，号召青年学生深入到工农群众中扩大抗日救国运动。各地社团组织纷纷发表通电和宣言，声援北平学生爱国运动。宋庆龄、鲁迅、马相伯、沈钧儒、王造时、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李公朴、史良等爱国知名人士纷纷表示支持。宋庆龄从上海寄给北平学联100多元钱，作为开展抗日救国工作的费用。鲁迅于12月18日至19日夜，撰文热情赞扬爱国学生的英勇斗争精神，并寄以“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殷切希望。12月26日，陕甘苏区各界民众举行集会，声援北平和各地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在北平学生爱国运动的影响下，全国各地学生群起响应。一时间，在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到处响彻抗日救亡的号角。

　　两次游行示威之后，在党的领导下，北平学联成立了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工厂农村，发动各地工农士兵群众开展反日反蒋斗争，也使爱国学生们得到了锻炼和教育。1936年，南下扩大宣传团在北平召开团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改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这是党领导成立的先进青年组织。它的诞生和发展，大大推动了“一二·九”运动的深入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由北平爱国学生首倡，迅速席卷全国的“一二·九”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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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与抗日民族建立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华民族战胜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法宝。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即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坚决抗日,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

　　1933年1月,榆关失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即宣布,为抵御日本帝国主 义侵入华北,工农红军愿在“共同抗日”三条件下与国内任何军队订立抗日作战协定。

　　红军长征途中,正是日本侵略者企图独占华北,中华民族十分危急之时。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民族的希望,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际,立即实现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民族革命战争战略转变的任务。

　　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统一战线”问题,并于12月6日作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拉开了从内战到抗战这一伟大战略转变的序幕。

　　1935年12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具体分析了国内外形势,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从中国实际出发,正式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决议》指出,在新的民族革命高潮下,不仅工人、农民、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抗日的基本力量,而且“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与军阀”,也有“直接参加”反日战争的可能,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可能发生分化。《决议》指出要建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和上层的)”。“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反对当前主要敌人,“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革命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反日的爱国者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

　　此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又适时调整其政策。1936年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要与蒋联合,与南京合作,主动放弃“抗日反蒋”口号,实行“逼蒋抗日”方针。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和南京谈判”的条件,认为南京政府真正抗日,给抗日的民主,我们就同它讲统一,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同意取消红军名义、取消苏维埃名称,但要保证红军部队和根据地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提出停止内战、抗日民主、发动抗战等实际问题作为谈判条件。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当此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把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逼蒋抗日”的方针,力主和平解决,主动作出“放蒋”决策,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不仅如此,在内战危机迫在眉睫,西安形势十分险峻的时刻,中共中央派张闻天于1月27日亲自秘密到达西安,同周恩来、博古和彭德怀、王稼祥共商解决内战危机的办法。当西安方面和战之争更为激烈,内战一触即发之际,毛泽东、朱德又提出以“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的态度争取最后的和平。终于保持了有利于团结抗日的和平局面。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10日发出《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表示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方针下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确定为“国策”,则中共愿作出停止武装暴动、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等“四项保证”。为了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作了很大的让步,其目的在于促成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实际上接受了中共的要求,确定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政策,但仍然没有放弃限制、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企图。这就决定了从重开谈判到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建立,必然要经过很多尖锐复杂、迂回曲折的斗争。从1937年2月9日起恢复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谈判,持续了半年时间,经历了五个主要回合。在所有这些谈判中,周恩来一直是同国民党代表和蒋介石面对面进行谈判的主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张闻天则自始至终指导着谈判的进行。当8月周恩来、朱德、博古在南京出席国防会议并同蒋介石进行第四轮谈判时,正值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威逼南京。大势所趋,蒋介石只得顺应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历史潮流,作出让步。国共谈判结果,不仅达成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三个师之上设总指挥部的协议,还达成将长江南北的红军改编为新编第四军,在南京出版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在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设立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释放政治犯等协议。

　　根据国共双方商定,1937年9月22日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谈话,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建立。中国的政治形势从准备举国抗战的阶段跨入了实行举国抗战的新阶段。中国共产党推动了国共合作谈判,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在红军、苏区方面,在取消名义、接受改编和统一指挥、统一领导的前提下,保持了共产党对红军和苏区的绝对领导;在国共两党关系方面,共产党取得了公开合法地位又保持了独立性。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和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并在抗日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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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辉煌胜利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自觉地、主动地推进这一历史进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国上下一致的信任。中国共产党从此公开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成为具有崇高威望的、全国的、群众性的党。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原因和宝贵的经验是:

　　第一,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把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了推动国民党政府抗日,不惜捐弃前仇,放弃红军、苏区名义,接受改编,承认蒋介石的统一指挥。但同时在统一战线中又坚持独立自主,保持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把人民武装和根据地置于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不仅使国民党、蒋介石溶共限共的政策归于失败,而且在抗日战争中击退其制造的反共高潮,不断发展壮大。

　　第二,中国共产党已经克服了将共产国际指示教条化、神圣化的幼稚,成为一个成熟的党。它能够正确处理同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关系,自觉地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加以贯彻。这是国共合作得以成立、抗日战争得以胜利的根本保证。

　　第三,在实际斗争中认清最主要的敌人和最主要的联合对手,实行策略转变。首先是把打击目标集中于日本帝国主义,国内外一切反日力量都在统一战线范围以内,参加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关键意义的对蒋方针上,中共中央听取共产国际的意见,采纳张学良的建议,确认其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力量,统一战线联合的主要对手。中共对蒋方针即由“抗日反蒋”改变为“逼蒋抗日”。蒋氏和国民党、南京政府在客观形势的变化直接威胁其代表的英、美等国和江浙财团利益的情况下,也不得不转变其政策,接受中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在某种情势下甚至还采取一定的主动,作出一定的让步。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成立,是在维护民族根本利益、抗击日本侵略者这一共同基础之上国共双方互动的结果。

　　第四,不断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力量,是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物质基础。红军东征取得胜利,又实现了三大主力会师。同时,红军同东北军、西北军结成三位一体,在西北形成一股巨大的共同抗日的武装力量。同国民党各派各军在共同抗日基础上的联合工作也有很大进展。所有这些,都是蒋氏不得不将共产党作为主要谈判对手,与共产党再次合作的重要原因。

　　第五,紧跟形势发展,抓住时局变化带来的有利时机,在正确认识其性质、矛盾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灵活运用各种策略,调动各种积极因素,推动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向抗日的方向发展,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步一步走向成功。

　　第六,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合作,发扬党内民主,克服党内矛盾,及时纠正认识的不足和偏差,调整党的策略方针,在克服矛盾、解决分歧、纠正错误的过程中,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发展,使党和人民武装在对日军作战的不断胜利中巩固和壮大。

　　国共合作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取得完全胜利的历史,不论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历史上,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是光辉的一页。它昭示所有炎黄子孙,发扬国共两党为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共同合作的优良传统,携起手来,为祖国的统一和中华的振兴而团结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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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二二六兵变300名叛军刺杀首相竟杀错人

日本军内皇道派法西斯青年军官发动的一次政变。

　　1932年5月15日，日本法西斯少壮派军人曾袭击首相官邻和警视厅等地方，击毙首相犬养毅，要求成立军人内阁未成。此时法西斯势力进一步扩展。

　　参加“二·二六”事变的日本军人

　　1936年2月26日，日本法西斯军官纠集1400多名官兵发动政变，占领政府重要机关，袭击高级官吏住宅，杀死内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等人，并向陆军大臣提出兵谏，要求成立军人政府，实行法西斯独裁。

　　陆军当局利用政府核。动机关瘫痪之机发布成严令，掌握了政府的大部分行政权。

　　政变至2月29日被镇压。

　　广田弘毅

　　二·二六事件发生后，组成了广田弘毅内阁，这实际上是法西斯军阀为核心的新内阁，使军部与财间结成一体。实现了军财联袂确立了军部在内阁的统治地位，从而使日本大大加速了发动全面侵略的战争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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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远抗战：英勇抗战 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

绥远位于中国北部，是日本扩张侵略野心，征服中国乃至称霸世界努力争取的战略要地之一。

　　1936年春，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伪满军侵占中国察北6县。与此同时派遣大量日军军官担任伪军部队的训练和作战指挥，补给伪军大批军需品，令附敌的蒙族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所部驻嘉卜寺，李守信部驻张北及庙滩，王英部驻尚义，伪蒙古军第七师驻百灵庙，并抽调伪满骑兵5000人由热河东部开驻察北多伦、平定堡地区，企图集中兵力侵占绥远。

　　6月，日本派关东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访问”绥远。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在省政府接见坂垣。坂垣征四郎要傅“改善”日、华关系，并表示日本将给予全力支持。傅作义正告坂垣说：华北是中国的领土，绝不许任何人出来搞一个独立局面。内蒙和绥远都是中国的领土，不许任何人来分割独立，也不许任何人来侵占蹂躏。坂垣的离间阴谋未能得逞，第二天只得扫兴而去。

　　8月7日，伪蒙军李守信部约2万人进犯绥东陶林。8月10日，日军由热河开抵张北。8月14日，毛泽东致电傅作义，指出：“迩者李信卓什海（卓什海即卓特马札普，当时任伪蒙古军副司令—引者）向绥远进迫，德王帝不啻溥仪，蒙古傀儡国之出演，咄咄逼人。日本帝国主义卧塌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他还指出：“近日红军渐次集中，力量加厚，先生如能联魏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毛泽东希望能互派代表，速定抗日救亡大计。傅作义得此信后，益加坚定了抗日救亡的决心。8月15日，伪军进犯集宁，遭到傅作义部的坚决反击。

　　11月5日，日本侵略者在嘉卜寺召开侵绥军事会议。会议由日本关东军派遣的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主持，参加人员有：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王英以及卓古海、张海鹏等。会议于11月7日闭幕，决定以王英、李守信两部为主力进犯绥远。会后关东军派出飞机多架集结于张北及商都机场，每天飞到绥东及武川一带，进行侦察活动。敌伪总兵力号称4万。傅作义得知上述情况后，决心奋起抗击侵略者。他对各界人士发表谈话指出：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和李守信，匪首王英等，既已决心背叛祖国，甘心出卖国家民族，认贼作父，妄图进犯绥蒙边疆，我们自应不计任何牺牲，坚决进行反击。我们一定要作好一切准备，为完成抗战救国的伟大任务而奋斗。11月8日晚，傅作义在总部会议室召开营长以上军官秘密军事会议，商讨抗战对策。确定绥东红格尔图方面的作战，由第二一八旅旅长董其武负责，进击绥北之敌的任务，由第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负责。

　　11月12日，日本侵略者命令王英为前敌总指挥，率领石玉山、杨守城两个骑兵旅及金甲三步兵旅和两个炮兵连等部，向红格尔图进犯。日军还派出飞机3架轰炸红格尔图守军阵地，掩护伪军进攻。

　　红格尔图是绥远省陶林县北面160里的一个不大的村镇，居民约百余户，是绥北的门户，具有重要军事价值。防守红格尔图的中国军队，仅有一个步兵连、两个骑兵连，另有当地自卫队百余名。11月13日夜，敌伪先头部队同守军发生前哨战斗，被守军击退。14日上午8时，日伪军千余名，在日飞机大炮掩护下猛烈进攻。守军奋勇抵抗，战至下午5时，将敌击退。15日晨6时，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亲自指挥李守信的伪骑兵第二师尹宝山部，王英的石玉山、杨守诚两骑兵旅、金甲三步兵旅共5000余兵力，在野炮、装甲车、飞机掩护下，向红格尔图守军阵地轮番轰炸，猛烈攻击，先后冲锋达7次之多，战至下午6时，又被守军击退。这一天守军英勇抗击，军民戮力同心，战斗情绪极为高涨。当地群众帮助守军修工事，抬伤兵，运子弹，送水送饭，激励士气。15日晚，中方骑兵第二团两个连星夜驰往增援，守军士气更为高昂。16日至18日，日伪军连续猛攻，均未得逞。守军阵地坚固，官兵抱着誓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个个英勇奋发，越战越强，不时跳出战壕，同敌军拼杀。日伪军死者遗尸遍地，生者狼狈逃窜。

　　当战斗激烈进行时，傅作义亲往集宁前线指挥，令董其武率部突袭日伪军。19日晨2时，董指挥3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及炮兵营等部，围歼日伪军。敌仓促应战，激战至拂晓，狼狈溃退。红格尔图战役自11月13日开始至19日结束，战斗7昼夜，打退了日伪军的进攻，摧毁了田中隆吉和王英的指挥所，缴获大量军用物资。王英连自己乘坐的马车也未及带走。

　　红格尔图战役的胜利，大大鼓舞了中国军队的士气，为尔后收复百有的材料认为，红格尔图作战时前线总指挥为彭毓斌，董其武为副总指挥；百灵庙作战时前线总指挥为孙长胜，孙兰峰为副总指挥。灵庙之战打下了胜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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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格尔图战役后，日伪深恐中国军队捣毁其伪政权，除派王英部进占大庙，增强百灵庙外围防御力量外，并令伪蒙军第七师在百灵庙构筑工事，积极备战。决定再增派日本军官200余人，补充各伪军部队任指导官。另外，还拟抽调伪满及日军一部，由赤峰开往多伦、商都、百灵庙等地，待机进犯绥东、绥北。

　　百灵庙是绥远省乌兰察布盟草原上的一个有名的太庙，在绥远省会归绥城西北340余华里，地势险要，建筑宏伟，四周群山环绕，两旁各有小河一条（一为女儿河，一为百灵河），南通归绥、包头，东连察哈尔，西达宁夏，西北沿草地可抵新疆，北与外蒙接壤。百里之内，都是一片起伏不平的旷野草原地带，人烟稀少，无水可吃，唯独这个庙上有水，所以这里便成为绥远北部的宗教、经济与交通中心。庙内经常有喇嘛五六百人，庙东是商业区。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投靠日本侵略军后，即企图以百灵庙为其在绥远北部的根据地。

　　日军在这里驻有特务机关长胜岛领导下的军事人员。他们把百灵庙这个地方作为进攻绥远的基地，运来大批粮秣弹药。伪蒙军李守信部骑兵约3000人，在周围山上筑有工事。

　　傅作义得知敌人的企图后，决定在敌伪发动进攻前，以远距离奔袭战术，先发制人，出敌不意，将百灵庙收复，以毁其巢穴，破坏其狂妄计划，保卫国土。傅在归绥新城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决定，集中3个骑兵团、3个步兵团及炮兵、装甲车分队一部，由骑兵第二师师长孙长胜、步兵第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分别任前敌正副总指挥，进行收复百灵庙的战役。会后，各参战部队即向百灵庙以南35公里的二分子镇附近集结。11月23日夜，各部队官兵斗志昂扬。冒着零下20度的气温和没膝的积雪，开进至敌军阵地前沿，于24日零时开始攻击。由于部队行动秘密，日伪军事前毫无察觉，听见枪声才慌忙进行抵抗。正当进攻部队向纵深突击时，日本特务机关长胜岛角芳亲自拔刀督战，并向女儿山阵地增加轻重机枪10余挺，以猛烈火力阻止突击部队前进。前敌总指挥部为争取拂晓前歼灭该部敌军，避免天明后敌地面和空中增援赶到，即令山炮营向前推进，集中火力摧毁女儿山敌机枪阵地，装甲车掩护步兵攻击前进。不料正行进中，最前面的装甲车兵驾驶兵被敌弹击中身亡，第二辆装甲车被敌用手榴弹炸毁，驾驶兵受伤，这个受伤的驾驶员，冒弹爬进第一辆装甲车，开足马力向敌猛冲。继而攻击部队6辆满载步兵的汽车也由土山口冲入。敌军不支纷向庙内败退，攻击部队跟踪冲入庙内。敌阵地不久即被摧毁，装甲车及步兵由东南土山口冲入，这时骑兵团亦攻占北山，控制了飞机场，并将敌后路切断。此时，伪蒙军官兵20余人在战场起义，调转枪口向日军指挥官射击。胜岛角芳和伪蒙军师长穆克登宝见大势已去，慌忙乘汽车逃窜。攻击部队乘敌混乱，展开分割包围。激战至24日上午，全歼日伪军，收复了百灵庙，共毙敌伪300余人，其中日军20余人，伤敌伪600余人，俘敌伪4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

　　12月3日，日伪军集中4000余人反攻百灵庙被守军击溃，毙伤日伪军500余人，俘敌200余人，并击毙其副司令雷中田。日伪军两次战役失败后，王英部大部分官兵深感跟着匪首王英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当汉奸，出卖国家民族，遭到国人的唾弃，毫无出路，故多数都想脱离日伪，回返祖国怀抱，并与我方秘密联系，接洽投诚。金宪章、石玉山两旅，乘中国军队击退日伪反攻之机，于12月8、9两日，先将在该部的日军指导官小滨大校等30余人全部处死，将伪蒙骑兵第七师穆克登宝残部悉数解决，并将该部的枪械、弹药以及一切军用品全部缴获，全部开往指定地点集结，于10日正式通电反正。这两个旅共有步、骑兵10个团，反正后即开往绥北乌兰花一带，整顿改编。

　　这时，傅作义决意乘胜收复大庙，彻底肃清大青山以北日伪军一部，因而令骑兵旅经乌兰花向大庙逼近。12月9日，金宪章、石玉山两部反正后，傅作义即下令围攻大庙，残余日伪军部队如惊弓之鸟，稍一接触，即向草地溃退。中国军队除派骑兵一部跟踪追击外，于当日上午10时，收复了日伪进犯百灵庙的根据地大庙。至此，百灵庙战役全部结束。

　　12月17日，匪首王英部所属安华亭、王子修两旅长也率部反正，开至兴和县榆树乡一带集结待命。

　　收复百灵庙的消息传到全国各地，各报纸纷纷刊发号外，人心振奋，万众欢腾，各地人民发起了援绥抗日运动。国内外向绥远前线抗日将士祝贺与慰问的电信，如雪片飞来。北平、上海、天津、西安、武汉等大城市的人民团体代表，携带慰问品和捐款，到前方慰劳军队。

　　绥远抗战初期，凊华、燕京大学代表团在文学院长梅令贻、著名教授朱自清的率领下，前往绥远慰问；明确表示：“以前为内战牺牲之士兵亦不在少数，然后方民众从未慰问过，因为那是无价值的内战；这次则是为民族生存而战，为民族争人格而战，所以我们前来慰问。”北平的学生们致电国民党政府，为傅作义将军请求嘉奖。清华、燕京等校学生还发起一个“万件皮衣”运动，为绥远抗日将士募捐、缝制寒衣。在上海，35种杂志联合发起了“以一日援绥”的募捐活动。一位东北军官遗孀，捐出家里资财数十万以作援绥抗战款。在山东，孔子的后代、年仅10岁的女孩孔德恭在捐款附言中写道：“吾兄德成已节用捐款，我亦中国一分子也，杀贼无力，保国有心，附国币伍元。”海外侨胞也积极援助绥远抗战。当时吴玉章主办的《救国日报》曾作为旅欧华侨捐款的联络点。11月20日，伦敦华商协会汇来2000元捐款，办理手续的中国银行职员又添加了自己的“一日援绥款”汇至绥远。到12月底，各地汇至绥远的捐款300万元以上，相当于绥远平时一年的军费。处于抗战前线的绥远人民，除了踊跃参军参战外，还积极参加了援军、医院护理工作和募捐活动。全国的妇孺老弱，无不在援绥抗战运动中表现了自己的爱国主义热情。

　　就是国民党、国民政府中一些爱国的上层人士，也积极支持和声援绥远抗战。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致电傅作义说：“我兄森然守土之责，督率敌忾之师，迭挫敌锋。”孙科、张继等在救国会的推动下，发起了援绥抗日运动，在南京召开了各界人士参加的援绥大会，宣告成立“首都各界援绥后援会”，使南京的救国运动出现了新高潮。

　　各省的实力派人物也积极支持绥远抗战。西北的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组织了抗日援绥第一军团，12月17日通电傅作义“克日誓师北上”。

　　杨虎城将军的夫人谢葆贞还亲自任西安绥靖公署暨十七路军眷属募捐分团主任，三天就募捐到7000元。山西的阎锡山遵照其父命，将87万元遗产捐作援绥抗日战款。西安事变后一度主政的孔祥熙也致电傅作义，称绥战“敌忾同仇，当为天下共见”，并在各方的呼吁下，一再追加绥战军费。在绥远抗战中激发的民族大义，更是可歌可泣，感人肺腑：绥东剿匪司令达密苏凌原为德王的至亲好友，但在日伪进犯绥东时，出于“千万不能丢了国家一寸土地”的炎黄子孙的爱国情感，毅然站到了祖国一边，率部参加了保卫红格尔图战役。共同的抗日要求，既把蒙汉人民的命运联在一起，也把全国人民的命运联在一起。在日商纱厂比较集中的上海与青岛，都因抗议日寇侵绥而爆发了五卅运动以来规模最大的罢工斗争。此外，当时绥远地区虽然战火纷飞，但有许许多多的青年学生、文化团体及文艺界知名人士如吕骥、张瑞芳、陈波儿等前来绥远慰问和进行战地宣传。

　　11月21日，毛泽东、朱德在发给傅作义的贺电中说：“足下孤军抗日，迭获胜利，日伪军不能越雷池一步，消息传来，全国欢腾，足下之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为中国军人争一口气”。12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及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关于绥远抗战通电》。同日，毛泽东、朱德等致书蒋介石，提出“化敌为友，共同抗日”。

　　绥远抗战的胜利是中国军队自1933年长城抗战以来的第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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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君子事件:为"爱国无罪"而斗争

寒风呼啸，黑云压城。1936年11月22日深夜，昏黄的灯光下，上海市警察局的大铁门悄然洞开，警车鱼贯而出，拐上马路，只一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是去执行一项秘密任务的。就在这个深夜，上海警方根据国民党最高当局的指令，在没有拘票的情况下，秘密非法逮捕了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七位救国会领袖，随后将其移解苏州，关押在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此即为“七君子事件”。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的步伐一步步趋紧，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要求奋起抗日的呼声也一浪高过一浪。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发起成立，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并与中共谈判，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等。当时选举了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陶行知等人担任执行委员。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呼应中共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停止剿共。而11月12曰救国会举行了纪念孙中山的活动，担任主席团成员的史良也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联俄容共、扶助农工。救国会的爱国举动惹恼了当时急于剿共的国民党当局，于是制造了轰动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消息传出，全国哗然。“七君子事件”激起了中国共产党人、全国人民和国内外各方面人士的强烈抗议和谴责。宋庆龄、何香凝、张学良、杨虎城和国际友人罗素、杜威、爱因斯坦等纷纷要求无条件释放沈钧儒等人。但国民党政府拒不释放，且于1937年4月3日向七人提起公诉。

　　1937年6月11日，国民党政府悍然开庭，公开审理此案。那天，法院门口挤满了民众，他们前来一睹“七君子”的风采，并表达敬意。法院当局见势不妙，贴出布告，改公开审讯为不公开审讯。沈钧儒等“被告”一致表示：这个案子根本没有秘密审讯的必要，如不公开审理，他们就拒绝答话。他们的律师向书记长传达了他们的意见，同时表示：如果当事人个个缄默，律师也将保持缄默，不发一言。法院当局无法审理，只得答应“被告”要求，把“被告”家属和新闻记者放进来。

　　第一次庭审中，法院相关人员念起了《起诉书》，无中生有地给沈钧儒等七人捏造罪名罪状。《起诉书》又臭又长，全然建立在诬陷、歪曲的基础上，因此破绽百出，不堪一击。

　　沈钧儒等人义正辞严地予以驳斥。国民党当局被驳得哑口无言。

　　6月25日，第二次公开审判开庭。

　　审判长问沈钧儒：“你赞成共产主义吗?，，

　　沈钧儒答：“赞成不赞成共产主义?这是很滑稽的。我请审判长注意这一点，就是我们从不读什么主义。如果一定说被告宣传什么主义的话，那么，我们的主义，就是抗日主义，就是救国主义!”

　　审判长：“抗日救国不是共产党的口号吗?”

　　沈钧儒：“共产党吃饭，我们也吃饭，难道共产党抗日，我们就不能抗日吗?审判长的话被告不明白。”

　　审判长：“那么，你是同意共产党抗日统一的口号了?”

　　沈钧儒：“我想抗日求统一，当然是人人同意的。”

　　审判长：“你知道你们被共产党利用了吗?”

　　沈钧儒：“假使共产党利用我们抗日，我们甘愿被他们利用!”

　　审判长：“组织救国是共产党指使的吗?”

　　沈钧儒：“刚好相反，我们组织救国会，正是因为国内不安，要大家都来一致抗日，你这样的问话，是错误的。”

　　审判长：“救国会办了登记手续了没有?”

　　沈钧儒：“救国会虽未登记，但所做的事情全是绝对公开的，如果认为未登记就是秘密活动，我们拿《宣言》来见吴审判长，又怎么解释呢?”

　　检察官看到审判长被沈钧儒反驳得尴尬窘迫，下不了台，急忙扭转局面向史良发问：“你们的抗口救国组织未经登记，那么，你们的活动自然也是非法的，你知道吗，史良?”

　　史良仗义执言：“抗日二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除非检察官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才会判救国有罪!”

　　检察官理屈词穷，十分狼狈。

　　法庭进入辩论阶段。律师团的辩护词由著名大律师张志让执笔，洋洋两万言，在法庭上宣读，句句掷地有声。针对《起诉书》莫须有的指控，辩护词义正辞严地指出：“以被告等爱国之行动，而诬为害国；以救亡之呼吁，而指为宣传违反三民主义之主义，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之功罪。”国民党的审判闹剧演不下去了。

　　同时，为营救“七君子”，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16位极具社会影响力的人士又共同发表《救国入狱运动宣言》。宋庆龄亲自率领爱国人士，携带写给国民党苏州高等法院的文件，直赴苏州高等法院“请求羁押”入狱，要求与“七君子”一道坐牢。国民党政府无可奈何，十分尴尬。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在全民抗战的呼声曰益高涨的巨大压力冲击下，国民党当局不得已于7月31日上午，通过法庭宣布释放“七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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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1月25日 日德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

根据协定的规定，在反对共产国际方面，两国必须“交换情报”，“紧密合作”。这是德、日两个法西斯国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步骤，通过这个协定的签订，使日、德两国法西斯在反苏反共的旗帜下建立起公开的军事联盟，以联合起来实现其重新瓜分世界、称霸全球的野心。

　　东西两个法西斯帝国结成军事联盟，目的是为了平分世界，之所以打着反苏反共的旗号，一方面，他们确实要反苏反共，另一方面是为了掩人耳目，避免过早地刺激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果然，西方帝国主义上了当，听凭其军事力量的发展，结果养虎为患，酿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人民带来一场严重的灾难。

　　发动侵略战争，重新瓜分世界，这是日本和德国法西斯政权早已确定好了的方针。1933年1月份，希特勒上台后就着手于侵略战争的准备，在“大炮代替黄油”的口号下，疯狂进行扩军备战，把经济迅速推上了军事化的轨道。1933年，希特勒宣布退出日内瓦国际裁军会议，不久又退出了国际联盟，摆脱了国联对他扩军备战的一切限制。1935年，希特勒进一步颁布了“国防法”，规定实施普遍义务兵役制，最大限度地扩大了他的兵员额，使德国成了欧洲的战争策源地。在东方，日本法西斯化的步伐也很快，自从占领了中国的东北以后，1936年3月份，法西斯分子、前外相广田弘毅的组阁，就表明了日本军事法西斯专制体制已经完成，当时他们就公开提出对外扩张的要求，把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作为谋求“帝国的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国策。

　　日本帝国主义从策划对苏战争时知道，单靠日本一国是难以取胜的，打算把德国作为同盟者。这一计划同希特勒德国拍即合。1935年6月日、德开始接触，12月开始举行谈判。1936年年中，德国提出《反共产国际协定》草案和一份秘密附件。这样际呼这项新协定，目的是使日德接近不致引起日本的帝国主义竞争对手的不安。《反共产国际协定》于1936年11月25日签订。协定最后文本考虑了日本的修改意见：双方义务仅限于就共产国际活动情况互通情报和共同进行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但是，秘密附件指出，协定的矛头首先是针对苏联的。秘密附件的序言，同《反共产国际协定》一样，包含一些蛊惑性的论调，说什么协定参加国正受到“世界共产主义”的威胁。双方保证就共产国际活动情况互通情报，要在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中紧密合作。协定第二条建议“对于由于共产国际的活动而使国内安宁受到威胁的第三国，应根据本协定的精神采取防卫措施。”双方还保证“对于国内或国外、直接或间接为共产国际服务的人”采取严厉措施。秘密附件规定，缔约国的一方，在“非因挑衅而受到苏联进攻或进攻威胁时，不采取任何足以减轻苏联负担的措施”。并“立即讨论保护共同利益的措施”（第一条）。在条约有效期内（五年），德国和日本保证“未经相互同意，不得同苏联缔结违背本协定精神的任何政治性条约”。日本军阀把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看成是采取新的反苏行动的信号。

　　1936年11月26日，即签订协定的第二天，一营日本军队在兴凯湖附近越入苏联国境。经过一场激战，日军被苏军打退了。1936年12月，日本承认了佛朗哥将军的政权。一年以后，即1937年11月，意大利加入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这样，三个法西斯国家在政治上统一起来了。后来，又缔结了三国军事同盟。德日意集团在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英法美统治集团的“不干涉”政策和挑动侵略者反对苏联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这个集团的建立和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