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何以避免重演法国大革命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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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有着“治国平天下”传统的国家，每逢乱世，必有英雄出，每逢社会堕落，肯定有一批人在仰望星空。正如鲁迅所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

今天中国刚好抵近一个十字路口，断断续续一百多年的启蒙，不仅到现在还未完成，而且表现得更加急迫。一方面，社会每天都在变化，各类矛盾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制度还未及时适应新的变化，使得制度中旧的成分令人感到面目可憎。社会开始分裂，信仰随之迷失，越来越多的人只想着如何获取更大的利益，对公共道德不闻不问。在这种情况下，却有一批人甘做时代的领航者，在浊世中守护那一份理想主义。

毫无疑问，这群人的存在，意义非凡，不管未来社会朝哪里发展，注定带上他们的烙印。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称赞领航者，因为领航者的存在，让人觉得这个社会还有希望。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有希望远远不等于这个社会的前景就一定好，理想主义所带来的破坏性也许远远超出建设性，而社会再次走向新的不归之路，容易被人质疑为瞎折腾一场。

因为外在条件的限制，今日我们所谈论的领航者多为散布在不同角落的精神流浪者，其中在舆论场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是一批公共知识分子。一直以来，这批人经常被外界某些人视为社会的良心，不管上面如何封杀，他们始终是他们信徒心中的一尊神。有的时候，他们中间的某些人本身并不特别杰出，只不过因为上面的打击，反而更容易赢得民众的支持。上面愈发反感的人，往往可以轻易成为众人眼中的英雄。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公共知识分子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他们的存在，社会得以健康运转。他们以笔为剑，以思想为武器，针砭时弊，讽刺黑暗，指出社会问题之所在，无疑是值得人们尊敬的。只是在一个政治自由极度匮乏的社会，情况就不一样。这种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对政府内情了解得很少，又无法参与到具体政治中去，导致他们的发言往往只是停留在普遍性的口号和原则上。

有些人会指责公共知识分子只知道批判政府，却无半点建设性意见。其实不然，批判本身的价值不可忽视，正是因为有了批判，方能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很多时候，一个社会不是担心无法解决问题，而是担心无法及早发现问题的所在。公共知识分子以批判的角度介于现实，本身是值得推崇的，怕就怕一个社会很少看到敢于批判现实的人。公共知识分子无法解决实际政治问题，这一点并不足以成为指责的理由，因为公共知识分子本来就不是政治家，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书生。他们的使命在于批判现实，在于指出社会的弊端，然后交由政治家去解决问题。换言之，公共知识分子与政治家之间是一种合作关系，一个负责提出和发现问题，一个负责解决问题。

然而，这种良性合作的前提是政治自由。在政治自由的社会，公共知识分子可以轻松获得大量的时事信息，进而更加容易发现社会的真实问题，让批判富有力量和深度。再者，因为政治自由的存在，无论是公共知识分子，还是其它对于政治富有兴趣的精英人士，皆可自由参与到具体政治当中去，这样既可以获得政治经验，又不会轻易走向体制的反面。

倘若在一个政治不自由的社会，情况就会变得危险而复杂。这种社会里面的公共知识分子长期被排斥在体制之外，就算某些人能够在体制内担任教授、研究员之类的职务，也永远难以接触到核心政治层面的信息和事务，使得他们严重缺乏准确可靠的信息，对事情的判断，尤其是核心政治层面上的，更多只能依赖于揣测。因为长期被排斥在体制外，使得这些公共知识分子容易在某个关卡走向体制的反面，有意无意之间酿成革命。当然，也许他们的本意是倾向于改革，不愿看到革命所带来的大破坏，只是很多时候事情不由人愿。在政治不自由的社会，很多矛盾的肆虐在于政治体制的原因，由此导致批判的矛头经常指向政府。公共知识分子在批判政府的时候，或许是为了督促政府进行改革，只是这种批判一旦传到那些对现实深感不满的民众那里，就会适得其反。

对于很多受众来说，他们对现实不满，却又无处发泄，一旦看到公知批判政府，他们便会以为自己的不满找到权威理论的证明，不免感到激动不已。换言之，有时他们看到公知批判政府，并不是为了从中获得真理，而只不过找到了反叛的理由。因此，在种种因素的作用下，这些曾经受到公知启蒙的人很有可能越来越激进，以至于绑架公知的意见，不断民粹化，乃至发起革命。

可是，问题还不止这么简单，更可怕的是，这些发起革命的人因为长期处于政治不自由的环境之下往往都没有政治经验，一旦革命爆发，他们就会任由自己的野蛮、偏见充斥在革命进程中，从而导致革命的破坏性不断加大，甚至偏离最初的追求，重新建立一种新的极权体制。

古人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可是，放在今天来看，秀才造反，时有成功，只是造反后所建立的新政府，往往比之前的旧政府更差。法国大革命是由一群文人鼓动起来的，却演变成一场暴力的狂欢，最终建立的新政府比之前推翻的旧政府更加集权和残酷。归其原因，是因为法国严重缺乏政治自由，使得法国的文人和贵族都没有政治经验，无法将民众的革命引向一个有序的轨道，只能任由革命愈演愈烈，直到偏离最终的追求。

历史往往惊人的相似，时隔两百年，今天的中国再次面对曾经法国所遇到的问题。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重要的自然是政府主动推行基本符合民众和精英期望的改革，做时代的领航者，逐步放开政治自由，允许民众自发组织大大小小的共同体。而就公共知识分子来说，他们需要做的，不是为了迎合民众，也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引导民众进行自发的启蒙，形成自己的判断，将自由、法治、人道主义这些普世价值内化为一种生活习惯，成为中国走向未来过程中的现代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