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保卫战之血性辨识

有容乃大

当下对南京保卫战争议较多的，集中在“血性”上——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血战到底的气概和精神。认为血性缺失的论据有三点：一是10万多守军，坚守了6天就轻易失陷；二是城破之后没有进行巷战，轻易放弃对街巷的坚守；三是被俘后不反抗，如同待宰羔羊，有说“十几个日本兵押解上万名俘虏去屠杀，毫无一人反抗，连逃跑都不敢。如果有人带个头，用脚踩也把日本兵踩成肉饼了，可这个人永远不会出现”。　　那么，南京保卫战中国军队的血性是否缺失呢？血性缺失是不是南京保卫战失败的主要原因呢？笔者就这个问题先展开南京保卫战的战场画面以及中国军队的表现，主要听亲历者讲述。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淞沪会战失败，中国军队全面溃退。11月12日至12月6日，是南京保卫战战略战役层面的外围作战。从上海至南京，在太湖北走廊（即从太湖北岸至长江南岸的狭长地带，京沪铁路纵贯东西，串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城市），战前构筑了两条战略防线，即吴福线(吴县至长江边的福山镇)和锡澄线(无锡至澄山)；在太湖南走廊（即从太湖南岸至皖南山区浅山狭长地带，今宁杭公路纵贯南北，串起湖州、长兴、宜兴、溧阳等城镇）南部平望、嘉兴、湖州、长兴都建有战略战役防御要点。由于构筑工事的时间不足，上级监造不力，下级工作不落实，这些防线和要点或者没有建完；或者建完了工事钥匙交给当地的保长保管，而保长撤逃开不了工事的锁；或者工事经隐蔽后，找不到工事；或者工事建造不符合战术要求，不能用。总之，这些战略防线和要点基本没有起到应有作用，形同虚设。但在这两个战役方向上，有两个要点打出了中国军队的血性，本文不得不略加叙述：
　　江阴要塞保卫战。
　　江阴要塞是太湖南走廊锡澄线北端的战略要点，既牵制沿太湖北走廊攻击前进之陆军，又截断长江航运，阻击日军舰西进。负责协守江阴要塞的是第103师，据该师第618团团长万式炯战后记述，我军在敌坦克冲击下坚守困难，“我团挑选了一班敢死队员，趁夜爬上敌战车顶，向瞭望孔投弹，同时又用集束手榴弹炸断敌战车履带，消灭了敌战车”。“11月30日，本团3营9连连长夏民安由定山退下，来团部报告定山失守，副师长戴之奇要将他就地枪决。经我讨保，夏愿戴罪立功，我遂将预备队第10连由夏率领反攻定山，经四五个小时激烈争夺，夺回高地。战斗中双方死伤甚多，夏民安连长阵亡”。“12月1日，敌海陆空三军向江阴猛扑，一时炮火连天，大有把江阴炸平之势。本师师长何知重把3个团兵力全部用上，第613团3营营长刘崧生阵亡。夜间10时，我师依令退至江阴城西，遭敌伏击，第613团团长罗熠斌阵亡，这场战斗我军伤亡360人”。该师后来防守南京城墙也很英勇：“入夜，敌军开始用云梯爬城，被我守军官兵用刺刀戳下，敌抛尸甚多。第二天敌炮兵向我中山门阵地狂轰滥炸。团、营、连、排长一齐登上城楼，眼睁睁看着敌人的炮弹把沙袋和我们的战士炸上了天，第3营10连连长戴伟当即阵亡”。
　　泗安—广德方向防御战斗。
　　太湖南走廊由川军负责防御。川军出川先至河南，后步行转进第三战区华东防线。时任川军第144师参谋长林华均回忆：“四川部队官兵多着草鞋，从南京出发时，天下着大雨，道路泥泞，且以新筑公路是碎石路面，草鞋穿烂，脚也走破”。在川军某部任职的骆周能也回忆了这段行军，他说：“时正值初冬，而川军仍着夏装，脚蹬草鞋，在崎岖的山路急行军。加之连日阴雨，草鞋磨穿而无更换，不少官兵脚裂出血，休息时用麻线将开裂处缝合，继续赶路！”时任川军第144师432旅参谋长胡秉璋回忆了几个战斗片段：“时有坦克4辆，步兵在其坦克掩护下冲击，独立第14旅旅长周绍轩见此情况，即命刘克用团长组织敢死队，刘即向身边卫兵连连长胡荣程说：‘你一向号称敢死英雄，今日正是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你今天能不能接受这个任务？’胡连长当即站出来说：‘报告团长，能！’并向全连大喊一声：‘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朝，不怕死的带一束手榴弹，随我来！’排长赵学贵等20多名精壮士兵，各带一束手榴弹，站到胡连长身边。当敌坦克驶到胡连长身边时，他一跃而起跳上敌坦克，将一束手榴弹塞入敌车洞孔，赵排长也跳上一辆山炮车，把手榴弹投入车厢，敌坦克、炮车立即炸崩......此役，连长胡荣程、排长赵学贵及全连官兵全部为国牺牲。”“第146师预伏于两侧的廖静安旅第875团团长潘寅九，率领全团由左路飞驰抄袭，第876团团长杨国安亦身先士卒，由右路横穿而来。敌突遭两翼夹击，欲进不能，欲退不得，不得不拼命反抗”。“第144师师长郭勋祺手提一支20响连发手枪，率10余手枪兵在阵前指挥营连长作战。几经肉搏，双方伤亡惨重，直到入暮时，敌人方悄悄撤退”。“不期敌一部分汽艇突然由芦苇深处袭来，郭师长腿部负伤，因见情况严重，坚持不下火线，传令军医到桥边为他裹伤”。
　　在这个方向上，川军第145师师长饶国华中将牺牲最为壮烈。胡秉璋回忆：“第145师虽竭力据守（泗安），终因众寡悬殊，不得不且战且退。至午后2时许，上中下泗安相继失守，师长饶国华指挥所部退至界牌一线部署死守，与敌相持直到入暮。饶连夜乘车去川军第23集团军总部求援，孰料唐式遵总司令不由分说，对饶严加责怪。饶返回师部感明日敌情严重又无援兵，当晚通令所属旅、团、营及友军宣誓谓：国家养兵是为了保国为民。人谁不死，死有重于泰山，轻于鸿毛，今天是我报国之时，阵地在我在，阵地亡我亡，望我官兵不惜一切努力报国，恪尽职守”。“敌人炮兵、步兵在飞机掩护下，如潮水般分路铺天盖地涌来。戴团向侧面山地转移。饶师长见此情景，连声磋叹，立即乘卫士自行车回广德师部，写下致家属及唐总司令、刘湘司令长官的信（遗嘱）。”他遗嘱中的第一句是：“我从七七事变发生之日起，就渴望能到前线杀敌，雪洗国耻，收复失地”。最后一句是：“绝不能在敌人面前屈膝示弱，给中国人丢脸呀！”“他带一个卫兵连向飞机场走去，嘱卫兵铺好卧毯，饶盘脚坐于卧毯中间，面对日军方向大呼：‘威廉第二如此强盛都要灭亡，何你小小日本，将来必亦灭亡！’言罢，饶向敌人方向怒目而视，拔出所佩手枪自杀成仁。左右见亡，无不垂泪。”
　　南京保卫战激战之地主要集中在复廓阵地。所谓复廓，即明城墙（内廓）与明外廓及其之间的地域，是南京保卫战的战术防御地幅。明外廓城墙是在明朝初年朱元璋建完明城后，又在更大地域内建造的。由于周边过长（约120公里），朱元璋在世时未完成，朱棣夺位后又将京城搬到北京，没有好好建造，属“豆腐渣工程”。只有在主要道路上，用砖石砌门，绝大部分都是削坎培土垒起的土城，经近600年风吹雨打，已看不出形状，更不成障碍。但明外廓的选址和走向是极具战术眼光的。在外廓阵地上激战之地是牛首山、淳化镇、高桥门、麒麟门、紫金山、尧化门，各自位居从南、东南、东向南京进攻的主要方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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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化—方山方向防御战斗。

　　淳化镇距南京20多公里，在城东屏障青龙山、黄龙山之南端，淳化镇以南是水网稻田地，淳化镇卡在大部队难以通行的山地和水网地之间的要道上，从东南方向进击南京必先拿下淳化。驻守在这里的是刚从淞沪战场上撤下来的中央军精锐、德械师第74军51师，下属3旅共6个团，师长王耀武。本是国军王牌部队，蒋介石嫡系，但在淞沪战场遭受重大伤亡，还未整补完毕，未经训练的新兵数量超过经过战阵的老兵，战斗力大大下降。至8日，日军进攻淳化镇愈烈，并向翼侧迂回，企图截断守军退路。第51师奋起抵抗，打退敌十几次进攻，毙伤敌500余人，守军官兵伤亡亦达千人，其中第5营官兵全部阵亡。据王耀武回忆：“12月9日上午8时，敌以步、炮、空联合向我淳化镇、牛首山一带阵地攻击，尤以淳化镇的战斗最为激烈。战至10时，敌战车6辆投入战斗，平射炮也有增加，以平射炮集中火力，向我开着大口的钢筋水泥机枪掩体（掩体构筑不符合战术要求——著者注）射击，我重机枪被打坏很多，炮火连天，血肉横飞，我官兵有的被打断腿、臂，有的被炸出脑浆，伤亡很重，张灵甫（时任该师302团团长）也受重伤。淳化镇、牛首山阵地于9日先后被突破。俞济时（时任第74军军长）将战况报告了唐生智（时任南京卫戍长官），唐即决定74军撤至水西门附近担任守备。”

　　时任装甲兵团司令的杜聿明回忆方山（高淳后方）防御战斗中两个坦克兵的英勇事迹：“被击毁的3辆战车中，有1辆中的2个战士中的一个逃回后，很气愤地对我说，当他的战车被打坏时，看到敌人的轻快部队已经跟踪上来，排长丢下我们撤逃。想到继续在战车上打必被敌活捉，下车逃命又感到耻辱，就决心与战车共存亡，埋伏在战车内，相机打击敌人。果然敌人第一线部队未清扫战场、搜查战车。这两战士隐藏到下午4时前后，看到敌又有一大队步兵来到，两人议计这是狙击敌人的最好机会，‘他妈的，老子一个换你几十个！’他俩将机枪从炮塔前后两端伸出，突然袭击，打得敌人落花流水，滚滚倒地的有几十人。可是敌人也非常顽强，立即散开，前扑后拥地向战车攻击。因敌没有平射炮和山野炮，无法击毁战车。就这样战到黄昏后，趁夜丢弃战车撤退。他的战友在撤退途中牺牲，他只身逃回。当这名战士历尽千辛万苦回到湘潭向我报告时，我只在口头上称赞了他的杀敌行为。一直到1939年底昆仑关战役时，掳获日军《皇风万里》小册子，日军在叙述南京战役经验教训时，谈到这一辆战车的伏击，给他们沉重打击。这时我才知道这两位战士是真正的勇士。我急忙找这个战士时，才知道他在这次昆仑关战役中为祖国为人民牺牲了。”杜聿明这段深情的回忆，成为电影《南京！南京！》的素材，也是美国电影《狂怒》记载美军坦克在向德国进攻中身陷重围，孤车奋战的中国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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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山老虎洞高地战斗。

　　紫金山横垣在由东向西进攻的主要方向上，又是南京城最高制高点。要取南京，必先取紫金山。紫金山海拔449米，周边30公里，由东向西依次为老虎洞高地、第二峰、第一峰、第三峰（天堡城）。老虎洞高地与三个高峰棱线呈120度角，横卧在山前，是紫金山向东南方向的突出部。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负责向东防御敌主攻方向，以光华门、紫金新村、灵谷寺、老虎洞至山北麓岔路口一线阵地构成主阵地防线。老虎洞既是地形上的突出部，一线上的制高点，又是肩挑山南、山北防御的重心，是防御枢纽。要取紫金山突破城东防线，必先夺取老虎洞。教导总队第2旅营长罗雨丰率队驻守在这里。教导总队3万官兵全部是德械部队，除一小部分参加淞沪会战损伤严重外，其余大部完好，其驻地营房又在山南侧孝陵卫，对这里的地形十分熟悉。所以老虎洞一方志在必守，一方志在必得，战况极其激烈，失而复得，得而复失。日军最后在马群升起一个巨大气球，高约500米，上面吊挂着一个炮兵观测哨，指挥炮兵集中向老虎洞猛轰，罗营长先后派出敢死小分队出击敌炮兵观测气球，均未成功。时任教导总队参谋处第一课参谋刘庸诚回忆：“12月9日拂晓，敌人空军和炮兵投掷和发射了许多炸弹、烧夷弹、烟雾弹，一时紫金山东麓弹声震耳，烟火冲天。敌人又再次发起冲锋，罗雨丰营坚持抵抗，同时又得到左翼第3旅5团侧击支援，敌人这波进攻仍未得逞。9日下午，敌人利用有利风向，又发射更多炮弹和烧夷弹，再次猛攻。全营牺牲大半，罗雨丰营长英勇殉职，老虎洞遂先失守。”

　　复廓防御地带的明城墙阵地是最后防御阵地，越过城墙即进入城内。明城墙建造极为坚固，其高大厚重号称世界第一，循地形高低起伏而建，周边36公里。是当年朱元璋建都南京时，集全国财力物力而建，在冷兵器时代，攻城方将无可撼动。可时代已从热兵器进入机械化战争，再坚固的城墙，也只能作坚守一时之用。明城墙防御有三个方向是激战地：紫金山—中山门方向，光华门机场—光华门方向，这两个方向均由教导总队防守，光华门战时也得到其他部队增援；另一个方向是雨花台—中华门方向，由孙元良71军第88师防守。第88师是中央军精锐德械师，但在淞沪会战中被打残，也未得到整补，情形与前述第74军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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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华门攻防战斗。

　　此战可谓是南京保卫战中最惨烈战斗。防守光华门的是教导总队第1旅谢承瑞第2团。12月10日午后，敌人敢死队在密集炮火和9辆坦克掩护下，推进到护城河一线。晚8时，敌敢死队数十人冲入光华门外城的城门洞内，避开了守军火力。谢承瑞团长决定火攻，遂亲率战士背着汽油桶放到城墙前楼处。半夜把汽油倒向城门洞，丢下火种，洞内熊熊燃烧起来，然后突然把城门打开，我敢死队（由谢团或增援的第156师组成）冲出，担负支援火力的十几挺机枪一齐向敌射击，敌军立即被烧死、击毙，敢死队趁势冲击通光营房，将护城河之敌击退，敢死队也无一人回来，全部阵亡。

　　时任宪兵教导第2团3营9连1排排长的向鸿远，谈到该部增援光华门战斗的一个片段：“有一个木质面粉厂，距城墙10多米，还高出1米多，若敌人占领将对守城官兵威胁很大，必须尽快将其烧掉。上级指示组成敢死队，谁完成任务，士兵回来即提排长。话音刚落，就有10多人从队伍里站出来，愿意去烧面粉厂。人多不可能都去，就按先后排成一排，每人带上稻草、火柴由城上用绳子放下。第一名刚放下1米多，就被敌人发现打死了，第二名急忙站出来说：‘我是第二名，让我去！’还没放到一半又被打死了。第三名士兵又站出来，他说：‘现在轮到我了，但不能用老办法，需要换一个垛口，估计绳子长度为城高的三分之二，一下跳下去，离地三分之一处拉住，再放余下的绳子。’我们照他的话做了，把面粉厂烧掉，敌人发现派兵攻占面粉厂，但已晚了”。

　　中国军队防守光华门事迹还有很多，不一一表述。在最危急的时候，日军轰塌了半座城门，冲进城内，南京卫戍长官部副长官刘兴上将，亲临缺口组织反击，把突入日军消灭，重新封堵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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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花台—中华门方向战斗。

　　历史上的南京之战，这是攻城的主要方向，这次亦不例外，而且由中华门首先破城，引起全线动摇，是造成溃乱的重要原因。中华门外隔秦淮河即为雨花台岗地。雨花台地势不高，海拔约100米，挡在中华门城墙外，距城墙1-2公里，岗地东西横向3-4公里，又有一山腿向西南伸出，第88师朱赤262旅据守岗东，高致嵩264旅据守岗西，第72军军长兼第88师师长孙元良亲率一部守中华门城墙。第88师亦为中央军精锐德械师，同样在淞沪会战中折损过半未及整补，战斗力大大下降。旅长朱赤、高致嵩在淞沪会战中英勇顽强，指挥得当，因前任伤亡，新提为旅长。朱、高两位旅长率残败之师，在雨花台上浴血奋战。日军飞机、大炮把阵地炸起浮土有一米厚。高致嵩在肉搏混战中，耳朵被日军咬掉一只，顾不得包扎，与日军拼刺刀。最后时刻，朱赤命把几十箱手榴弹盖子全部打开，待日军攻入前沿时，几百枚手榴弹同时起爆，日军血肉横飞。12日下午两旅弹尽粮绝，官兵大部阵亡，两旅长也先后殉国。第88师一部被迫退入城内，日军追踪跟进，冲击中华门。中华门守军陷入混乱，云梯和城门撤闭不及，日军抢入城内300余人。在这紧急时刻，卫戍长官部副长官兼第18集团军军长罗卓英上将亲临一线指挥。在中华门内与日军展开激烈巷战，将攻入日军全部歼灭，终得喘息机会。当下有论，说南京保卫战没有巷战，上述事实证明是不符合实际的。

　　时任第74军51师306团团长邱维达回忆，他们从淳化撤回后，转进至中华门至水西门一线防守：“12月12日上午9时许，3营营长胡豪电话报告，城垣突出部有一段城墙被炸开，敌攻城兵正利用绳梯爬上城墙。我立即命令该营挑选100名精壮战士组成敢死队，在1小时内将突入城内之敌完全肃清。命令下达后，营长胡豪亲率敢死队向突破口杀过去，我亦指挥全团火力掩护，一时杀声震天动地。不到1小时将突入之敌全部肃清，还生俘十几人。在格斗中，我3营营长胡豪、少校团附刘历滋不幸中弹牺牲。”

　　血战南京，上述所举事例挂一漏万。血性胆气，从最高层的卫戍军长官部罗卓英、刘兴副长官，到高中级指挥官饶国华、朱赤、高致嵩，再到基层指挥官夏民安、胡荣程、赵学贵、胡豪、罗雨丰，一直到普通士兵——坚守报废坦克里的两名坦克兵，光华门杀出城外的数十名敢死队员。他们在风雨飘摇的低迷战场上呼啸而出，在枪林弹雨的血火中屹然挺立，在必败无疑、必死无疑的绝望中迸发出生命的耀眼光芒。面对这些你可能不知道的事实，你能说他们血性缺失吗？你能说他们的失败是可耻的吗？你能说他们战死疆场是没有意义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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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被日军在南京保卫战后的大屠杀所震惊，被一些事是而非的面目所迷惑，在反思南京大屠杀的教训时，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把中国军人“血性缺失”作为被屠杀的一个主观原因。这不是历史真相，也不是对历史真相实事求是的解读。下面，笔者就屠杀真相和历史原因作一解读。

　　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我死难同胞30万人，是千真万确的。南京抗战前有105万人，淞沪会战开打后，南京逐渐疏散人口，总数约50万，南京剩余人口50多万，大多是老弱病残或过于贫穷无法逃难的人。10万多守军，除战死和撤离的3-4万，在被日军屠杀的30万人中，有6-7万俘虏被杀。我死难同胞相对集中的殉难地在南京大约有20多处，大多集中在城西、城北与长江之间，如江东门、清凉山、下关、草鞋峡、燕子矶、太平门外。这一地带沿江从江东门到燕子矶，长约10多公里，宽仅1-3公里。30万人集中在如此狭长的地带内的20多处被屠杀，是有它的原因的。一是南京城首先被破的是城南的中华门、城东南的光华门和城东的中山门。逃难的老百姓和被打散的部队都涌向“后方”的城西、城北，前路又被从西面和北面绕过南京城外的长江所阻挡，所以都涌入城西、城北与长江相夹的狭长地带。难民和散兵相互裹挟，人员密集，轻而易举就形成了易于屠杀的目标。二是日军攻破南京城后，基本未遇到有组织的街巷抵抗，即快速通过城区推进至城西、城北，将失去抵抗能力的军民压缩至江边狭长地带。如此密集的乌合之众，是无法反抗的。有说“十几个日本兵押解上万俘虏去屠场”，这种场面可能性并不大。笔者没有查到第一手资料，即使有幸存者口述，在当时面对屠杀混乱慌恐的情况下，能准确地辨识敌我的数量吗？笔者只能作如下判断。

　　一是进攻南京方向的日军有20万，而守城官兵为10万稍多，当日军把溃军压缩到江边狭长地带，日军追至江边的主力部队应近10万人，而溃逃至江边的守军，有小部分凭借各种渡江船只和就便器材渡江，过江和淹亡在江中的应不少于2-3万。其中，徐源泉第2军团近万人，俞济时第74军5000余人，宋希濂第78军近万人，都是成建制过江的。估计进入狭长地带的日军近10万，而束手就擒的守军6-7万。在敌我10:6或10:7的对比下，不可能出现日军押解兵与俘虏1:700的比例。在屠杀现场的狭长地带，日军也是密集的，与我被屠杀的难民、散兵的比例大约为1:3，即10万：30万。

　　二是狭长江边即屠杀现场，不需要把大队俘虏长距离押运集中到江边。破城之后明城墙守军听令或自行撤退，在城区街巷没有进行有组织的抵抗。城内战事的过程，就是守军无序溃逃，日军快速推进，基本没有出现双方攻守的作战行动，也就不会出现大量的战俘。日本派遣军司令朝香宫鸠彦亲王在破城之时下达了“将战俘全部处置（杀害）”的命令，日军在追击过程中如遇到少量守军也只会立即击毙，而不会俘虏。

　　三是被俘的中国军人按国际法，认为只要放下武器、放弃抵抗，就成为战俘，而不杀害战俘是国际上通行的战争法则。战俘对日军的凶残没有预见，当被押解去往屠杀现场，会以为是去战俘集中地。没有生死之忧，拼死抵抗或逃跑没有意义。据有关资料，往往是几十人、几百人一队的战俘被押往屠场，上千人的战俘队就不多见了。只有从幕府山上被“劝降”骗下来当俘虏的有上万人，但幕府山与江边零距离，下来即等死。这些战俘等发现即将被杀害，想反抗或逃跑已经来不及了，只能束手待毙。据不确切资料，屠杀中有反抗行为，一队日军押解兵中被击毙军官1人，士兵8人，并非“毫无一人反抗”。

　　综上所述，在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人的血性是不是不足呢？笔者认为，在部分官兵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血性十足的英雄形象面前，还有相当一部分官兵可以用“血性不足”来评价。由于血性的缺失，使得相当一部分部队作战企图心不旺盛，主动歼敌的观念不清晰，抵抗到底的意志不坚决，作战行动被动迟缓，经受不住重大伤亡的压力，不能承受被包围、后路被截的后果，经常出现一点被破、全线动摇，甚至全线溃退的局面。笔者在下面分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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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整个中华民族尚未完全觉醒，大多数国民和军人浑浑噩噩

　　当西方各国从十七世纪纷纷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之时，中华民族还是延续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王朝统治，统治者只对血缘、家族和姓氏负责，并不对中华民族负责，不对老百姓负责。清末统治者慈禧曾说“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土地、钱财可以送给列强，讨“与国之欢心”，而不救济国民，任凭百姓自生自灭，穷困潦倒。在这样的体制下，国家即朝廷，怎么让老百姓爱国即爱朝廷呢？国家是朝廷的国家，皇帝的国家，是皇帝的“家天下”，与老百姓无关。国家打败了，就是朝廷打败了，割朝廷的地，赔皇帝的款。谁做皇帝，包括外族、外国人当皇帝，比如元朝蒙古人、清朝满人做当朝皇帝，汉人的反抗，特别是老百姓的反抗又持续了多久呢？整个中华民族尚未觉醒，正如孙中山所说：“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中国近代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入侵，全部打败，割地赔款，朝廷腐败，民族沉沦，整个民族尚在昏睡中，尚未体会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当时中国军队的前身都是新军阀部队，并未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根本不是近现代的国家化军队。军队是各系军阀起家的资本，也只对军阀负责，何曾对国家负责过？军官们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士兵们是“当兵吃粮”，这样的阶级觉悟和民族觉悟，如何对抗日本近现代国家军队？蒋介石在总结豫湘桂会战严重失败的教训时说：“部队里面军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长沙会战时薛岳也承认“纪律废弛，战志不旺。有的官兵擅入民房攫取财物，有的在敌人攻击时尚在掩体中赌博。”在这样的国情下和军情下，能指望南京保卫战打出什么结果？中国人和中国军队彼时只有少数人觉醒，而大多数人似醒未醒，昏昏噩噩。只有经过多次的失败和胜利的长期抗战，才能逐步唤起民族的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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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亡国论”、“失败论”的阴影，笼罩在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军队的高层

　　“七•七”卢沟桥全面抗战以来，全国战场正处于战略防御（战略退却）阶段。日军侵占华北，忻口（太原）会战失败，淞沪会战失败，正面战场节节后退，华北战场甚至形成溃败。国民党正面战场稳定不住战线，共产党敌后战场尚未开辟，抗战形势一片低迷。国民党内主和的声音甚嚣尘上，“亡国论”、“失败论”的阴影笼罩在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军队的高层，有相当一部分高官和社会精英当时是十分悲观的。他们中有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教育部长、宣传部长王世杰，外交部长、国联中国代表顾维钧，新文化运动领袖、驻美大使胡适，军政部长、第四战区司令何应钦，军委会参谋总长、第一战区司令程潜，军委会副秘书长、号称蒋介石“文胆”的陈布雷。1937年“七•七”事变后蒋介石演讲稿，其中“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抗战之责任”的著名号召，就出自于陈布雷之手。这些人忧国忧民，本质上是爱国的，但受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局限，看不到中国的出路，看不到胜利的前景。特别是汪精卫集团，恐惧于日本力量的强大，认为日本不可战胜，对抗日悲观失望，认为中国国力、工业化程度、武器装备都不如人，提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说“日本感到痒的时候，中国已经感到痛了，等到日本感到痛的时候，中国已因痛而死了”。这种失败思维和论调，在国民党内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这些人反衬了毛泽东的英明伟大，毛泽东在10个月后的1938年5月撰写的《论持久战》横空出世，一扫失败的阴霾，指明了抗战胜利的方向。

　　“失败论”反映到南京的坚守上，体现在南京守军最高指挥官——南京卫戍军司令长官的确定上。战前，在南京守与不守、守多长时间，国民政府军委会召开了多次会议研商。最后蒋介石决定，作一至数月的坚守。蒋作“短时坚守”的决定是有道理的。一是蒋对“九国公约签字国”对日本的政治干预还抱有期望，当时公约国正在布鲁塞尔开会，德国大使陶德曼正在中日间调停；二是南京是首都，是国父孙中山陵寝所在，如不加以一定的守卫而直接放弃，有辱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三是符合“用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总方针，对日军逐渐消耗，把日军主要战略进攻方向由华北引向华东，与日军打持久消耗战。军委会高层都参加了这些国防会议，对蒋介石的“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思想是认可的，对短时防卫南京的构想也是理解的。但当蒋介石在会上询问谁当南京卫戍长官部司令时，全场却鸦雀无声，高官们面面相觑，没有人站出来勇于承担这一重任。此时，只有训练总监部总监、军委会执行部主任唐生智站了出来，临危受命，担任了司令长官。

　　其实唐生智是最不合适当司令长官的。一是新军阀混战后，唐因在战争中反蒋，早就被剥夺了兵权，长期赋闲在家，并不在指挥岗位上。二是唐是湘军（湖南军阀）身份，而参加作战的主要是中央军、粤军、川军、东北军等部队，唐与这些部队没有渊源，唐即不是他们的“老长官”，他们也不是唐的“老部下”，在战斗的关键时刻，指挥、调动不了部队。三是唐本人领军打仗的本领有限。在南京保卫战中，战役战斗的准备、组织和实施，疏漏之处比比皆是，加之司令长官部由军委会执行部变身，人手不够，只好东拼西凑，辅佐唐的能力极弱，基本是个秘书班子，而不是作战班子。这些都加快了失败的进程。笔者认为适宜担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的应是中央军系统的人，如何应钦、陈诚、张治中等人，因为南京保卫战的主力是中央军部队。可惜这些人在会上踊跃发言，而需要站出来承担重任时，都不作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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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民党军思想政治工作薄弱，部队战斗精神没有被充分激发

　　国民党组建和指挥的国民革命军在北伐中一路长歌猛进，摧枯拉朽，军阀部队节节败退，甚至溃不成军，靠的是什么？是军队官兵高昂的斗志和沿途老百姓簟食壶浆，热烈拥戴。这些都是靠坚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和宣传教育去完成的。而当时军队中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力军是谁呢？是中国共产党，是参加北伐军的共产党员和政治工作者，对军队作了充分发动。特别是共产党取得实际指挥权的部队，如叶挺指挥的独立团更是无坚不摧。在共产党员占有很大成份，共产党员取得部分领导权的部队比其他部队打得更好。在地方上，共产党各级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北伐军部队的侦查情报、交通保障、后勤供应和伤病员运送，很大一部分靠的是当地老百姓。老百姓高涨的拥军热情也感染了军队，战斗精神得到了很大提升。可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宁汉合流”，共产党被镇压，蓬蓬勃勃的大革命转入低潮。从此，我们再也没有听说国民党军队还有什么思想政治工作，全是凭长官意志。长官人品好，素质高，意志坚决，能服众，所带的部队战斗力相对就高，可这样的长官在国民党军队中是不多见的。相当一部分长官素质不高，人品不好，靠裙带关系上位，作威作福，官兵关系紧张，怎么可能带好部队呢？

　　川军郭勋祺第144师泗安、广德防守的失败，就是由于该师团长徐元勋贪生怕死，在关键时刻不敢坚守正面阵地，不听上级命令，把部队撤到侧面山上，让出大道，使日军长驱直入，动摇了整个防线。据时任该师参谋长林华均回忆：“郭（勋祺）已负伤，前线紧急，又闻徐团不服唐明昭旅长指挥，要撤走，我也很着急。”“唐明昭到了宣城，因闻徐团已先经宣城到了宁国（宁国在宣城以西，徐团已撤逃到旅部前面去了——著者注），唐要去找徐团，我便派师部参谋林文龙与唐一齐追去。唐、林到了宁国，不见徐团，唐心里着急，拿出手枪欲自杀，幸被林抢下未遂。而徐团却已早到了太平（太平在宁国以西——著者注）。关于徐不听命令擅自撤逃，据说还枪毙了一个讲怪话的排长，我都向范子英（时任军长）谈过，但范不理。在郭升军长后，我又向郭谈了。郭认为徐作战既不勇敢，又这样跋扈，应当处分，即将徐的情况向唐总部报告（即唐式遵，这时已调任第21集团军总司令——著者注）。但唐也未处分徐，仅把徐调第21军仍任团长，以后且升旅长。这只是因为唐总司令与徐的父亲有关系”。

　　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在军队中的活动很不活跃。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革命军内撤销了党代表和政治机构。后又逐步恢复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设立团指导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我们只听说过县党部、市党部、省党部，何曾听说过团党部、师党部和军党部？其实在一段时间内，国民党军内是有国民党党部的，对基层官兵还要求集体入党。反正大家都是党员，党员也没有荣誉感，起不到先锋模范作用。国民党党务系统由“二陈”（陈立夫、陈果夫）控制，军权则由蒋介石直接控制，国民党系统很难干预军队事务。在国民党军队中是政工、党工、特工“三位一体”，政治工作者地位及其低下。抗战时军委会用共产党领导的进步人士组建了政治部第三厅——政治工作厅，郭沫若任厅长，主要做民众的宣传工作，对军队内部是插不上手的。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反省失败的原因，认为军队中政治工作薄弱是战力不强的重要原因，于是开始重视政战系统，从上到下都有政工机构和政工干部，如政战官、辅导长，但没有指挥权。对“唤醒国军沉睡的灵魂”，使撤台国军稳定军心、重建信心、凝聚人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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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守撤不定，军心大乱，撤退变溃逃

　　唐生智对军委会和蒋介石“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总方针是清楚的，对防守南京的战役企图也是明确的。他明确“阻止敌人迅速向我军进逼，从而赢得时间，调整部队以后再撤出南京”。可他的战役指导与战略总方针严重脱节。如果按照蒋介石以打政治仗为主、军事仗为辅的要求“短期固守”，在南京只要坚守几天、十几天，做出大国姿态，就应步步防守，步步后撤，最终有序撤离，放弃南京。但从目前所掌握的史料看，唐没有预先做出撤离南京的完整计划和相关准备，也没有组织必需的交通、工程和后勤保障工作，更没有在战前进一步疏散人口，坚壁清野，清理撤退通道，修筑街垒工事，设置路障、雷场，把便于构成有利防御态势的城区街巷，作为步步后撤的依托。唐在宏观层面采取的是长期坚守、死守的措施，决心破釜沉舟，誓与南京共存亡。但在微观层面没有抓好落实，具体防御措施远不足以支撑“与南京共存亡”。他要求交通部长愈鹏飞将下关至浦口原有的两艘大型渡轮撤往武汉，把其余大小船只开往江北浦口，明令禁止任何部队和军人从下关渡江，通知驻守挹江门（离江边最近的门，交通要道）的宋希廉第36师和驻浦口的胡宗南第1军，凡从城内经挹江门去江边和渡江去北岸的部队和军人都要制止，如不听从可开枪射击。这也是大量军民拥堵江边，遭日军俘虏和射杀的重要原因。

　　1937年12月6日日军从城区外围到12月13日攻下南京的六七天里，蒋介石多次电唐生智，就撤退和坚守问题举棋不定，唐生智亦不根据战况，果断做出切合实际的决定。12月12日下午，唐生智召集师以上指挥官开会，根据蒋介石旨意，还想坚守几天，但看到各级指挥官已无斗志，遂宣布了蒋介石11日发来的“择机撤退”的电报，才部署撤退行动。在部署完行动计划以后，唐又考虑到第87、88师和教导总队是蒋介石的中央军嫡系，惟恐按指定路线正面突围损失太大，会受蒋责备，于是违背书面命令要求，口头指示他们也可渡江北撤，这又增加了撤退的混乱。第88师防守的雨花台失守后，日军直接冲击中华门几个回合后，防守中华门的孙元良第88师余部动摇，孙元良未经允许率部撤守，沿纵贯南京南北的中华路、中山路、中山北路向下关撤退，被宋希廉的第36师阻于中山北路，又率部返回中华门。中华门城破之时，孙又率部沿原线溃逃，整个城垣防御全线瓦解，撤退变为溃逃。原成建制部队从城防撤下后，在撤退过程中被撤离军民人流裹挟，建制被打散，形成“兵败如山倒”，甚至“树倒猢狲散”的不堪局面，任是谁也组织不起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了。

　　有论“为什么不组织反抗？”实际上是有部分官兵想组织反击或有组织撤退的。据时任教导总队第1旅2团2营13连代理连长严开运回忆撤逃这段：“这时，有个军官模样的人，在人群中大声疾呼：‘弟兄们，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了，我们拼了吧！’接着有人高呼：‘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我们绝不能当鬼子的俘虏，拼吧！前进！’我们和不少人都跟着前进了，但我们却无法接近敌人。敌人的火力已经严密封锁了道路，猛烈的机关枪不断扫射，很多人都牺牲了，我身边也只剩下了四个人。”在江阴要塞英勇作战、时任第103师618团团长的万式炯回忆：“在部队溃退到下关时，身边只剩吴凯1人，前有长江阻挡，后有追兵迫近，我喊：‘弟兄们，我叫万式炯，是103师团长，我愿意带大家冲出去！但要组织好队伍’。大家齐声说：‘好，好！’我把人分成两队，一队我带，一队吴凯带，逐屋巷战，始获小胜。（这里也有巷战——著者注）。转眼间，敌人来了三个反击，枪林弹雨，这伙人如同惊弓之鸟，四处散去，我反而被甩在最后。这时有7个敌人端着枪朝我逼来，幸我从小习武，还有两招，一番搏斗，打死4人，另3个跑走了，我趁机逃去”。万式炯的讲述，至少表明“血性”的迸发是有条件的，前提是有血性充盈的人，其次是有血性迸发的条件，有如困兽犹斗。在溃散的乌合之众中，即使是有血性之人，也发挥不出来，只能随波逐流。如教导总队第1旅2团团长谢承瑞，在光华门最艰难的时刻，亲自带领敢死队，与抢入城内的日军血战，又率敢死队出击，表现了英勇无畏的铁血气概。但他在溃逃中通过挹江门时，不幸被乱兵踩死。血性乎？胆怯乎？

　　还有两个感人的故事。据严开运回忆12月12日下午的情况：“从一线回来的防坦克连连长颜希儒，专门到我的掩蔽部作了一次仓促联系。他一见我，很激动地问：‘有酒没有？拿来给我喝！’我递过酒瓶，他一饮而尽，接着他说：‘第一线够吃紧的，稳不稳得住很难说，要是撤退的话，你走不走？’我说：‘有计划的撤退当然要走，没有计划就麻烦了。’他听了我的话，发出一声冷笑：‘还有计划吗？’我不了解他这样讲是什么意思，便反问：‘你准备怎么办？’他说：‘不管怎么撤退，我都不走了！’他从腰部取出两颗卵形手榴弹，一手拿一个，无限感慨地对我说：‘你看，够本了吧！’当时我只认为他一时处于激愤，因此劝他：‘有命令撤退的话，还是照命令办吧。’讲完他就回一线阵地去了。后来听他连里一个排长讲，那天黄昏连里接到撤退命令，颜连长组织连队撤退后，自己却带着两个战士留下来检查阵地，再也没有回来。想起他与我讲的话，一定是与敌人拼到底了。”

　　还有时任装甲兵团步兵炮教导队第2营军需官的刘树芃，回忆战车连撤到长江边、全连弃车登船时的情景：“人员已全部上船，正要开船的时候，有两个驾驶兵和两个坦克兵对我说：‘我们4人决定留在这里打日本鬼子。’我说：‘上面给我们的命令是去浦镇后方。’‘不，我们是打日本鬼子的，敌人已经到了面前，应该打了再说。’驾驶兵坚持说。那两位坦克兵也说：‘我们战车上还有武器，与其破坏，不如和日本鬼子干一场。’我说：‘你们排长呢？你去请示你们排长，我不能做主。’两个司机不耐烦了，说：‘我们自己负责，我们走了。’我急忙说：‘好吧，你们选好武器，带足弹药，主要任务是尽快破坏车辆。’并告知军需上士发给每人10天伙食费。他们接了钱，带上两支驳壳枪，跳下船，消失在黑幕中。”在大队人马撤守溃退中，像颜希儒连长和战车连4个战士视死如归、血战到底的官兵还是有不少的。可惜他们在当时必死无疑的形势下只能战死疆场，哪还有机会通过回忆录记述与敌血拼的壮烈情景呢！

　　笔者认为“血性”是庄严神圣的，是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勇于献身的壮举，我们对“血性”要足够敬畏。论述“血性”，决不可落入清谈，坐而论道。南京保卫战是失败了，但据华东师大历史系洪小夏教授根据日本方面资料统计，日军从上海出发向南京攻击前进的一个月内，日军伤亡约26000人；围城6天，日军伤亡约8000人（另有资料说击毙约4000人——著者注），就歼敌人数与敌我力量2:1之比，南京保卫战比著名的台儿庄大捷、万家岭大捷消灭的日军都要多。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南京保卫战中阵亡的将军有36位（含战后追认的），其中有前文没有提及的在江边阻击敌人追击，战死仍有半截身子立在水中的宪兵司令兼城防司令萧山令；有在中华门至水西门城墙指挥作战身中3弹不下火线，战前留下给妻儿遗书“你等着领我的抚恤金，赡养家小”的第259旅旅长易安华；有身先士卒，挥动手枪走在士兵前面边走边喊“跟我来，不要做衰仔！”中弹殉国的粤军第66军159师副师长罗策群。

　　由于上面表述的种种原因，防御部队的全线撤退演变成全面的溃逃。在溃败中有高中级指挥官丢下部队先撤的，有广大官兵在建制被打乱失去指挥，放弃有组织的抵抗溃散成乌合之众，被日军成群屠杀。他们是“血性”不足。但在这绝望的抗争中，仍然有血性贲张的中华男儿。他们是无数主动反抗的中下层官兵，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充满血性的中国人。我们再议论南京保卫战的“血性”问题时，请尊敬他们的名字，不要让一句“血性缺失”玷污了他们的英雄壮举。对他们，我们只有仰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