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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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br />二 关于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口信”<br /><br />毛泽东在为争取中共最高领袖而进行的持续斗争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凭着他个人的政见主张，娴熟运用各种谋略，吸引、争取了许多昔日属于对立营垒的党内高层人物，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同盟者。王稼祥就是较早被毛泽东争取过来的原王明集团的重要成员。<br /><br />1938年8月，王稼祥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带回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关于“承认”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重要口信：“在（中共）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③王稼祥传达的莫斯科这一重要口信，在1938年充满强烈亲苏气氛的中共党内所发生的巨大效力非局外人所能想象，它简直就是一封莫斯科对毛泽东中共领袖地位的承认书。从此尘埃落定，毛泽东虽未立即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已成为事实上的中共最高领导人。至于王明，一旦遭莫斯科冷遇，则完全丧失了政治上的回旋余地，开始迅速走下坡路，最终被毛泽东一脚踢进“历史的垃圾堆”。<br /><br />③王稼祥：《国际指示报告》（1938年9月），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70-71。<br /><br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获得季米特洛夫的支持，是与王稼祥在莫斯科开展的积极活动分不开的。王稼祥是为医治内战期间所受的枪伤，于1937年6月下旬在上海秘密搭乘苏联轮船前往苏联的。①王稼祥在治病之外是否另有特殊使命，于事隔五十年后才真相大白。1985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纪念王稼祥的文章中称，王稼祥赴苏系受“中央派遣”，“向共产国际领导人介绍中国革命情况，包括他个人对中国党的领导的看法”。②三十年代曾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师哲也说，王稼祥是“身负重任”来到莫斯科的。 ③ <br /><br />这里涉及到一个关键问题，王稼祥赴苏向共产国际陈述他“个人”对中国党领导的意见，究竟是谁授权的？在王稼祥启程赴苏的1936年12月初，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张国焘、周恩来和博古。张国焘甫抵保安，因“另立中央”而受到批评，已心灰意冷。 ④周恩来、博古等正忙于和西北军、东北军交涉。在毛泽东和张闻天两人中，张闻天授意王稼祥去莫斯科陈述王个人对中国党领导的看法，可能性极小。答案只能是一个，是毛泽东授意王稼祥去共产国际开展要求改变中共领导的活动，也唯有毛泽东才会这样做。<br /><br />王稼祥这次在苏联居留有一年时间。王稼祥抵苏后，王明已准备返国，从1937年11月起，王稼祥就接替了原由王明担任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直至1938年3月任弼时抵莫斯科，才转由任弼时接任该职。<br /><br />据王稼祥自述，1938年7月，在王稼祥返回延安的前夕，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曾与他及任弼时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这次谈话并没有任何文字记录，因此无从考证季氏与王稼祥、任弼时会谈的具体时间和地点。<br /><br />据王稼祥说，季米特洛夫谈了以下一段话：“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实际斗争锻炼出来的领袖”，“其它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 。⑤<br /><br />关于季米特洛夫对王稼祥讲的这段话，前苏联中国问题专家季托夫对它的真实性予以了否定。季托夫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一文中声称，王稼祥传达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联手搞的“阴谋诡计”。季托夫说：共产国际根本没有（决定毛泽东为中共领袖）那个意思。王稼祥是在1937年初作为毛泽东密使被派往莫斯科的。为了完成毛泽东的委托，王稼祥本人同共产国际个别工作人员（指季米特洛夫——引者注）进行了交谈，曾谈到似乎中共中央认为必须选毛泽东当党的总书记。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并没有提出什么建议，认为这个问题应由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⑥<br /><br />①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已故向青教授提出的王稼祥是由新疆赴苏，于1937年春抵达的说法是错误的。参见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页389；另参见郑育之：《王稼祥在上海养伤的日子里》，载《回忆王稼祥》，页78-81。郑育之系作家周文之妻，夫妇均为中共地下党员，1937年3至6月，王稼祥在沪等候苏联轮船的三个月里，一直秘密住在周家。<br /><br />②胡耀邦：《深切地纪念王稼祥同志》，载《回忆王稼祥》，页2。<br /><br />③师哲：《忠心耿耿，光明磊落——回忆王稼祥同志》，载《回忆王稼祥》，页83。<br /><br />④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329。<br /><br />⑤王稼祥（遗作）：《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载《人民日报》，1979年12月27日。<br /><br />⑥ A·季托夫：《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原载苏联《远东问题》1981年第3期，转引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页356－357。<br /><br />在没有进一步史料证实季托夫的“伪造说”以前，笔者倾向于接受“季米特洛夫曾向王稼祥表示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这一说法。虽然“口信”一事确实存有不少疑点，例如，在共产国际6月11日通过的《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案》中并没有涉及对中共领导人个别评价的内容，为什么到了7月，季米特洛夫竟会在如此敏感的重大问题上向王稼祥个人作出明确的表态？为什么共产国际竟会没有这次会见的正式文字记录？<br /><br />种种迹象表明，季米特洛夫向王稼祥讲述的这番话，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个人的看法，而季氏的意见似乎得到斯大林的默认。因为，如果不经斯大林，季氏似无胆量在如此重大问题上自作主张。1938年，苏联正处于“肃反”大风暴中，王明的后台与恩师米夫已被加之以“人民公敌”的罪名遭到处决。季氏利用这一机会，或为显示其“革命的原则性”有意对王明表示轻慢，或受“阶级斗争”之习惯思维之影响对王明表示某种政治上的不信任，都是十分可能的。季氏虽与王明私交其笃，王明唯一女儿在其返延安前即托付给季氏抚养，但在1938年大恐怖的血雨腥风中，饱受寄人篱下之苦且常遭斯大林轻侮的季氏，于惊恐中钦羡毛泽东所创造的革命功业，亦在情理之中。<br /><br />斯大林在1938年属意毛泽东也不奇怪。斯大林知道毛是中共实际的最高领导人，一年前派王明回中国只是为了“帮助”毛，而无赶毛下台的意思。斯大林因米夫而对王明表示冷淡，但他却无惩治王明的念头，因为从各方面资料看，斯大林对王明关怀备至几十年可谓不变。<br /><br />王稼祥带回延安的是季米特洛夫的“口信”，但是，北京大学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向青教授，在未提供任何历史资料的情况下却断言，王稼祥回国带来了“共产国际从组织上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袖的重要文件”。 ①向青教授的上述叙述是完全错误的。王稼祥本人及其遗孀朱仲丽也只是说，王从莫斯科带回的是季米特洛夫的“口信”或“意见”。如果共产国际果真有这份“从组织上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袖的重要文件”，毛泽东在其最需要莫斯科支持的1938年难道会将其束之高阁？事实是，当王稼祥于1938年8月返回延安后，毛泽东就立即决定召开中央会议，让王稼祥向政治局委员郑重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季氏为共产国际总书记，即是共产国际的化身）。毛泽东如此急不可待，如果确有共产国际的书面意见，毛一定会在一定的范围内正式公布，绝不会秘而不宣。至今，在中国出版的各种文件集中，都没有这份“文件”，可见，1938年7月，共产国际没有颁布过承认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正式文件。1938年8月，王稼祥返回延安时确实带回了一份共产国际文件，这份文件不是向青教授所说的那个子虚乌有的东西，而是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的《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案》。<br /><br />①参见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页391-392。<br /><br />王稼祥返回延安所带回的季米特洛夫“口信”，对毛泽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毛泽东终于得到莫斯科的承认。现在他的地位已得到加强，下一步就是要对王明等发起全面反击，来巩固自己的中共领袖地位。<br /><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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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三 两面策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与毛泽东的《论新阶段》<br /><br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关于选举中央委员问题的讲话时，把遵义会议与六届六中全会相提并论，称之为党的历史上“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并强调：“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① <br /><br />六中全会的召开与王稼祥回国有密切的关系。1938年7月上旬，王稼祥乘苏联军用飞机经新疆迪化飞抵兰州，经陆路于8月下旬返回延安。王稼祥一回延安，立即向毛泽东转达季米特洛夫的“口信”。现在，毛泽东认为到召开党的重要会议的时候了。<br /><br />然而，召开什么样的会议却令毛泽东颇伤脑筋。本来，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和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都已通过决议，在近期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王稼祥已带回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季米特洛夫的口信，眼前正是国共合作比较顺利的时期，参加七大的代表前来延安并不特别困难，召开七大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是，毛泽东并不想在这个时候召开中共七大，因为此时召开七大还不足以一举消除王明及其势力。毛泽东十分清楚，莫斯科并没有把王明搞下台的意思，他只能在莫斯科划定的范围内活动。王稼祥带回的季米特洛夫口信，虽然提及中共领导机关要以毛为首解决问题，但同时又强调中共领导层应加强团结，“不应花很久时间去争论过去十年内战中的问题”，对于总结十年经验“要特别慎重”。共产国际尤其告诫中共领导层要谨防日寇挑拨中共主要负责人之间关系的阴谋。②这就是说，利用共产国际的招牌孤立、打击王明的时机尚未到来。在王明影响仍然十分强大的1938年秋，如果冒然召开中共七大，很难保证毛泽东能获得全党的一致拥戴，从而一劳永逸地掌握中共最高权力。正是鉴于这种考虑，毛泽东决定不开党的七大，而是召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br /><br />为了“开好”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做了精心的准备。在8至9月间，毛抓紧起草在中央全会上的政治报告——这是毛参加中共十七年后第一次在党中央全会上做政治报告。毛还向长江局发电，通知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等来延安听取共产国际指示的传达。毛深知控制信息的重要，在王明等回返延安以前，向他们严密封锁季米特洛夫“口信”的内容。③<br /><br />1938年9月10日，毛泽东笑容满面，站在延安各界欢迎王明、周恩来、博古、徐特立队伍的最前列。就在不久前，也还是毛泽东，却在少数人面前用十分尖刻的语言不指名地讽刺、挖苦王明是“涂胭脂抹了粉”，“送上门人家也不要的女人”（指王明等曲意讨好国民党）。④但是，在欢迎王明等的队伍里，毛泽东却显得热情诚恳，俨然在迎接久别重逢的亲密战友。<br /><br />①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选举候补中央委员大会上的讲话（1945年6月10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20－21。<br /><br />②王稼祥：《国际指示报告》（1938年9月），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70-71。<br /><br />③参见朱仲丽（王稼祥遗孀）：《黎明与晚霞》（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页287－88。<br /><br />④朱仲丽：《黎明与晚霞》，页286；另参见萧劲光：《服从真理，坚持真理——回忆王稼祥同志》，载《回忆王稼祥》，页12。<br /><br />1938年9月1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由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关于任弼时报告的决议案和季米特洛夫的“口信”。9月26日，政治局再次开会，确定六届六中全会的议程。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运用刚刚获得的政治优势，迅速对中共组织机构进行了重大调整。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另成立南方局以代之，由周恩来任书记，王明的长江局书记一职被无形中止；将东南分局升格为东南局，由项英任书记，东南局直属延安领导；继续保留北方局，并新设立中原局，由刘少奇一身兼任这两个中央局的书记。①<br /><br />1938年9月29日，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正式开幕。这次会议具有比较隆重的外观形式，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共十二人，三名政治局委员缺席：任弼时在莫斯科，邓发在迪化，凯丰在武汉留守中共代表团。原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已脱离中共投奔国民党。大会主席团由十二名政治局委员组成，秘书长由李富春担任。全会前后共开了四十天，是至那时为止中共中央所召开的历时最长的一次会议。在会上作报告、发言的代表的十七人，几乎占了与会者的三分之一。<br /><br />六届六中全会的灵魂人物是毛泽东。会议之初，由王稼祥作了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报告。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代表政治局向会议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以后未全文收入毛泽东主编的《六大以来》，也未被全文收入《毛泽东选集》。<br /><br />毛泽东为什么不愿意将《论新阶段》全文收入《毛选》？②毛为什么意欲人们忘掉这个如此重要的文件？一言以蔽之，《论新阶段》中包含了大量与王明相一致的观点，而依照中共党史编纂学的解释，毛泽东正是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彻底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br /><br />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期间的言论和行为，集中展现了他变幻多端、前后矛盾、出尔反尔的政治性格。毛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和巩固个人的权力，可以言不由衷、信誓旦旦接过其政敌的所有政治主张；他也可以一瞬间完全变脸，说出前后判若两人、完全相反的另一套语言。<br /><br />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使用了与王明几乎类同的语言。毛指出“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可想象的”。他称赞国民党“有孙中山先生蒋介石先生前后两个伟大领袖”，③并高度评价抗战以来在“民族领袖与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之下”，中国已“形成了一个空前的抗日大团结”。毛强调在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他似乎忘记了他本人自洛川会议以来一贯宣传的“片面抗战必然失败论”，而谈起国民党的“光明前途”来了。毛批评“至今仍有不少的人对于国民党存在着一种不正确的观察，他们对于国民党的前途是怀疑的”。毛郑重号召全党必须“全体一致诚心诚意拥护蒋委员长”。④<br /><br />①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19。<br /><br />②收入《毛选》第2卷的部份内容易名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且这一部份也作了大量删改，有关“统一战线中独立性不能超过统一性，而是服从统一性”等有关内容已被尽行删去。<br /><br />③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595；560、595-596、606；629。<br /><br />④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595；560、595-596、606；629。<br /><br />毛泽东为了充份显示中共和他本人对改善国共关系的诚意，向国民党提议，共产党员在保留中共党籍的条件下公开参加国民党。毛并表示，中共将主动向当局提交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名单。毛向国民党保证，中共不在国民党军队中组织党支部，也不在国民党党员中吸收共产党员。①<br /><br />毛泽东的最惊人之笔是他在六中全会开幕的当天——1938年9月29日——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表示对蒋介石“钦佩无既”，声称对“先生盛德”，“凡在国人，无不崇仰”。②毛的这封信由周恩来于10月4日在武汉当面交给了蒋介石，但从未收入《毛泽东选集》、《毛泽东书信选集》和任何中共中央文件集，直到1990年3月出版《周恩来年谱（1898—1949）》时才提及此事，但仍没有全文公布该信的内容。③<br /><br />毛泽东自抗战前夕就强调中共应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保持高度的独立自主，七七事变后，毛更是坚决维护自已的这一政治主张。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后，毛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虽有稍许软化，但其初衷始终未变。为什么到了六届六中全会，毛竟会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毛难道真正转变了思想？答案是否定的。毛泽东所有这类言论都是违心之言，这是他在当时复杂、微妙的形势下，为应付斯大林和中共党内的不同意见，为麻痹蒋介石，而精心设计的谋略手段。<br /><br />毛泽东的《论新阶段》是送给斯大林的一份礼物。毛清楚地知道斯大林高度重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关于任弼时报告的决议案对此问题又再一次予以重申。在莫斯科事实上已承认毛为中共领袖的形势下，完全有必要向斯大林作出服从的姿态。毛甚至还可以走得更远一些，以显示自己对国共合作的诚意，提出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建议，正好堵住斯大林的嘴，看谁还再能批评毛泽东对国民党缺乏合作诚意！对毛泽东而言，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毫不困难，只要能牢牢控制中共最高领导权，对国民党说什么好话都无所谓。<br /><br />毛泽东的《论新阶段》也是说给蒋介石听的，其目的是为了麻痹蒋介石。但是毛这次却碰上了真正的对手。和毛绝不信任国民党一样，蒋介石也丝毫不相信共产党。蒋介石一眼就看穿了毛泽东的意图。蒋介石在接到了周恩来转交的毛亲笔信的当天，在日记中写道：“毛泽东这封亲笔手书的措词，开口‘两党长期合作’，闭口‘中华民族统一团结’，完全不是共党素来口吻，反使我产生疑虑。”“于是我知道这是中共企图第二次大规模渗透本党的阴谋。我们依据民国十三年到十六年的惨痛经验，是不能再上当了。”④<br /><br />①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595；560、595-596、606；629。<br /><br />②毛泽东1938年9月29日致蒋介石亲笔函，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抗战建国史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台北：1985年）页694－695。<br /><br />③据《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一书披露，周恩来于1938年10月4日见蒋介石时，除了转交毛泽东信件外，还送交了王明给蒋介石的信件。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20。<br /><br />④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页71；另见《蒋总统秘录》，第12册，页74。<br /><br />1938年12月6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对10月4日周转交的毛泽东亲笔信中的四点建议作出答复。<br /><br />毛在信中提议：一、停止两党的斗争；二、共产党可以加入国民党，或令其一部份先加入，如情形良好再全部加入；三、中共取消一切青年组织，其全体分子一律加入三青团；四、以上参加者均保持其共产党党籍。<br /><br />蒋介石提出：跨党不赞成。共产党既行三民主义，最好与国民党合并为一个组织。如果办不到，可否以一部份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br /><br />蒋介石的建议被周恩来拒绝。周表示中共除了跨党外，不可能加入国民党。 ①<br /><br />毛泽东以虚虚实实、半真半假的态度试探蒋介石，蒋介石则以不硬不软的态度回应毛泽东。其实两人心中都有谱：国共两党不可能再回到1924—1927年党内合作的年代。<br /><br />毛泽东本来就没有对此当真，提出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原本就是作给人看的。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蒋介石不愿上钩，毛泽东也就顺手将其搁置一边了。<br /><br />在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的数十天内，毛泽东四面八方，席不暇暖，为应付内外形势费尽了心机。一方面，毛要虚应故事，敷衍莫斯科和国民党；另一方面，他更急于利用来之不易的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加速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毛深知来自莫斯科的“支持”很不牢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难道不都是莫斯科立在先，最后还不是都被莫斯科所废吗？眼下，共产国际虽然承认了毛的领袖地位，但是，说不定转眼间莫斯科就会改变主意。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赶快造势，形成毛是中共唯一领袖的既成事实，并使之不可动摇，即使莫斯科日后反悔，也将对毛无可奈何！<br /><br />毛泽东必须首先亮出自己的观点，以集合同志，把王明孤立起来。然而，在1938年，毛泽东要做到这一点却非易事。不久前毛泽东刚做的报告《论新阶段》还在与会者的耳畔回响，由于毛泽东自己的语言已被淹没在王明理论的汪洋大海中，大多数与会者尚不能分辨毛与王明的差别。加之，王明、博古等都在延安，如果当着他们的面亮出自己的观点，又与《论新阶段》自相矛盾，一时似乎又拉不下脸面。<br /><br />毛泽东终于想出一条妙计。9月30日，毛以转交致蒋介石亲笔信为由，先将周恩来支去武汉。10月初，周恩来、凯丰自武汉来电，提议王明等速来武汉出席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②毛顺水推舟，又让王明、博古于10月下旬去重庆（国民党中枢机构此时已从武汉迁至重庆）。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不在延安使毛泽东大畅所欲，这样，毛已不再需要遮遮掩掩，他要直抒胸臆，将自己的真实观点在党中央全会上和盘托出。<br /><br />①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27、420。<br /><br />②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27、420。<br /><br />1938年11月5日至6日，在王明、周恩来、博古等缺席的情况下，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闭幕式上发表了不指名抨击王明、周恩来的重要演说。六中全会会议期间，因季米特洛夫“口信”，毛泽东的威望迅速上升，许多领导人，包括王明，都发表了支持毛为中共领袖、赞颂毛的言论。毛泽东利用会议期间这种有利于自己的气氛，将批评矛头骤然转向王明等人。他似乎已完全忘掉自己曾在同一场合，刚刚在《论新阶段》报告中谈过加强统一战线的意见，现在他却直言不讳地宣称，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①毛泽东在不到一个月前，在同样的党的高级干部面前，亲口说过拥护蒋委员长一类话，现在却改口抨击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毛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六中全会闭幕式上完全成功，与会的党的高级干部竟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至此，毛终于看清自己在中共党内的主宰地位已经基本确立，“势”既形成，其“威”立时显现，即使党内仍有不同意见，在毛的权势下也只得噤口。<br /><br />毛泽东在11月5日至6日的闭幕式上还拉上刘少奇。毛称赞刘少奇道：还是少奇讲得对，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实际是“一切经过阎锡山”、“一切经过国民党”。毛指责道：这是忘记了党的独立自主方针的右倾投降主义。毛提出对国民党应采取“先斩后奏”、“先奏后斩”、“不斩不奏”、“只斩不奏”的灵活策略，最终目标是争取壮大中共武装，为未来的胜利奠定基础——毛泽东终于讲出了被压抑很久的心里话！<br /><br />毛泽东利用王明等缺席，将自己的真实观点公开表达出来，这是毛泽东取得的对王明的重大胜利。但是，王明的观点毕竟没有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受到正式批判，《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仍然包含了王明大量的观点。<br /><br />1938年11月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由王明起草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该决议案批准了“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于一切”的口号。同时宣布，国共合作最好的组织形式就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中共愿向国民党当局交出中共党员名单。决议案再次重申：“不在国民党中及国民党军队中建立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决议案没有充份反映毛泽东在闭幕式讲话中有关反对“右倾投降主义”的内容，而是根据《论新阶段》报告的精神，并且吸取了10月20日王明在六中全会上报告的精神，提出各级党组织应防止统一战线中的“左”、“右”两种倾向，保证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强调不要给党内同志乱加“左”、“右”的帽子。②决议案还正式宣布，完全同意政治局自五中全会至六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具体工作”。③<br /><br />①《毛泽东年谱》，中卷，页94。<br /><br />②《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1938年11月6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755、753-754、758。<br /><br />③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称“遵义会议纠正了在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性质的严重的原则错误”，但又指出“当时的这种错误并非党的总路线的错误”。<br /><br />毛泽东对于这个结论虽然很不情愿，但在当时也只能违心接受。<br /><br />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地位，但是，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显示，毛仍然受到党内不同意见的牵制，毛泽东还需找到能够在政治上制敌于死命的武器。<br /><br />毛终于找到了这个武器，它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br /><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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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四 毛泽东的“新话”：“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br /><br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毛泽东经长期酝酿，为彻底打倒王明和党内的留苏势力，铲除中共党内根深蒂固的对斯大林的崇拜，最终确立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导师”地位，而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口号。毛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口号，为自己所有“异端”观点寻找到解释的依据。它集中体现了毛本人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观点和态度，构成了渐趋成型的毛主义的理论核心。<br /><br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讲台上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概念。毛指出：<br /><br />我们这个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发展法则，有它的民族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持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①<br /><br />毛泽东的上述言论，逻辑严密，言简意赅，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抗战阶段，完全契合中共干部党员的心态，极具正当性和鼓动性。对于参加六中全会的许多中共领导干部来说，他们似乎并不完全了解毛的这番讲话实际上已标志中共战略思想正发生重大改变，也没有觉察到毛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讲话掩藏着不久后将向党内留苏派势力开刀的预兆。时下，他们都乐意听到毛这种令人耳目一新、充满民族自尊感的话语。<br /><br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新概念并非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他积蓄已久的看法的总结与升华。毛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其主要精神而言，即在于他吸取、应用马列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思想和苏共党的组织结构形式，将其与中国历史的重大遗产——农民造反、“马上打天下”的传统融汇统一，使之转化为由共产党领导的、以推翻国民党统治为基本目标的现代农民大革命。作为中共摹本的俄式革命理论及经验，虽在毛将中国传统遗产转化为现代农民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俄式理论及其经验与毛的观念和行动又常有不合之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口号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注入了民族主义的活力，它不仅为毛所有的观点提供了合理性的解释，也给毛创造了自由活动的广阔的空间，它更有助于改变“中共乃外来观念之产物”这一在当时颇为流行的观念，而大益于中共在中国社会的生根。<br /><br />毛泽东从不讳言自己负有解救中国人民、再造中国的历史使命，他也从未怀疑过自己具有别人无法企及的智能和能力。这种强烈的“舍我其谁”的自信力与坚强的个人意志力一旦结合，确实使毛泽东产生了一种“能强迫历史朝他的理想迈进”的力量。②<br /><br />①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658-659。<br /><br />②参见白修德著，马清槐、方生译：《探索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页177。<br /><br />1935年后，毛逐渐控制了中共的实权，进而迫切需要创造一个在理论上能为自己自圆其说的解释系统。同时，熟知中国传统的毛泽东也深知，欲成为党的最高领袖，仅手握兵符还不够，还需要成为能为广大追随者提供精神资源的“导师”。换言之，有“君”之实，而未有“师”之名，是令毛泽东深感缺憾的。于是，怎样创建“师”之理论体系，如何使之达到“君师合一”，就成为长期困扰毛思绪的一大难题。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仅表明毛泽东的解释系统已初建成功，而且标志着毛为确定自己的“导师”（教主）地位而进行的努力已取得了重大的进展。<br /><br />毛泽东在1938年10月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主要出自他长期的思考，但是若干资料显示，毛之所以能提出这个命题，也和他受到梁漱溟的启发有关。<br /><br />梁漱溟与毛泽东相识于五四时期的北京，两人均未出国留洋，也未受过国内正规大学的训练，都是自修型知识分子出身。1938年1月，这两位在政治思想和个人性格方面迥然不同的老友，在延安的窑洞却有过六次十分深入的交谈。①<br /><br />梁漱溟是一个新旧杂揉的“中国文化至上论”者，一生汲汲于融汇民主、科学与中国固有文明，以济世的情怀长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毛泽东则并非是一单纯的“中国文化至上论”者，此时的毛已接受了大量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又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袖，毛虽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情有独钟，但是他的这种态度却完全服从于现实功利的需要。<br /><br />梁氏直言不讳地向毛泽东表明，他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必要性存在怀疑。他认为，中国的共产革命是从外来引发的，而非内部自发。由于中共不了解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构造，与欧洲中古、近代社会均非同物，而拿外国办法到中国来用，才造成中共过去十年劳而无功，仅靠中共军队维持党的生命。梁氏认为，抗战后，因中共放弃对内斗争，倡导团结抗日，适合人心要求，中共才“声光出于各党之上”。梁氏希望今后中共要“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不要再靠军事维持一条党命”。②<br /><br />毛泽东对梁氏所言“笑言相谢”，称赞道：“很可感”。梁氏所论虽从根本上否认了中共存在的必要性，但梁氏看法的某些方面却与毛不谋而合。毛在内心中早就对中共党内的全盘俄化持有异议，且认为正是靠着军队才挽救了共产党。至于梁氏关于中国社会特殊性的看法，毛也未贸然否认，而是予以“相当承认”，只是不同意梁氏太重中国特殊性而忽略中国之与世界各国所共有之一般性，即各社会均存在的阶级、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③毛并表示赞成梁氏《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不搞上层表面文章的“宪政运动”，而从改造社会的基层入手，从农村入手的主张。④<br /><br />①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么》（1941年），载《我的努力与反省》，页144-145；138、147-148；154。<br /><br />②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么》（1941年），载《我的努力与反省》，页144-145；138、147-148；154。<br /><br />③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么》（1941年），载《我的努力与反省》，页144-145；138、147-148；154。<br /><br />④参见梁漱溟：《再忆初访延安》，载《我的努力与反省》，页317-319。<br /><br />毛泽东出于意识形态的限制，不可能对梁漱溟的观点全然赞成。但是两人说话投机，在思想和观念上有许多共鸣，却是不争的事实。毛和梁都具有强烈的中国历史文化意识，在精神和气质上都具有浓厚的中国色彩，但是，毛毕竟不是一个单纯的思想型人物。1938年1月，梁漱溟在延安见到的毛泽东，待人接物谦恭有礼，至于毛所具有的金刚怒目的另一面，梁漱溟则要在十五年后才能真正领教，当然这是后话了。<br /><br />在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1938年，真正能够一眼看穿毛之动机的人，在中共党内唯有王明。1938年10月20日，王明应部份与会代表的要求，在前一阶段作过《共产党员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报告》后，再一次在六中全会上做《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长篇发言。王明在发言中表示拥护毛的意见，但是他又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实行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忧心忡忡。王明提出，在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应注意五个方面的问题：一、首先应学习马列主义；二、不能庸俗化和牵强附会；三、不能以孔子的折衷论和烦琐哲学代替唯物辨证法；四、不能以中国旧文化旧学说来曲解马列主义；五、不能在“民族化”的误解之下来忽视国际经验的研究和应用。①王明的上述看法显然出自其亲莫斯科的立场，表达了中共党内留苏势力对毛泽东有可能利用这个口号背离正统马列的警戒和担心。<br /><br />①王明：《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1938年10月20日），载《王明言论选辑》，页637-638。<br /><br />然而若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口号，确可发现，这个口号对中共的作用是双重的。毛泽东提出这个概念，一方面固然大大有益于中共的发展壮大，但是在另一方面，伴随这个口号，中国传统中的某些消极因素也被注入到中共体内，给党自身带来了长期的困扰。中共成立之初原本就缺少理论的准备，党内一直存在着轻视理论的根深蒂固的传统。1927年后，中共长期战斗在落后的农村边远地区，其阶级构成发生重大变化，农民党员的比重在党内占了压倒优势，早已养成农村军事性格。“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提出，为中国传统因素大规模浸润中共正式打开了大门，使原来就深受农民造反传统影响的中共，更加显现出农民化的色彩。“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这种双重作用，在中共以后的历史和1949年后中国的历史中都得到充份的证实。<br /><br />但是在1938年秋冬的延安，毛泽东抓住“中国化”这面旗帜，已使自己处于完全主动的地位。莫斯科的“承认”大大提高了毛泽东的威望。毛泽东“奉天承运”，一手牢牢掌握中共军队，一手挥舞“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大旗，名正言顺，师出有名。相形之下，王明等已陷入无以自拔的窘境。<br /><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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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br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br /><br />高华 著<br /><br /><br />--------------------------------------------------------------------------------<br /><br />　<br /> <br />第五章 夺取意识形态的“解释权”<br /> <br />  <br />　<br /><br />一 毛泽东从斯大林《联共党史》中学到了什么？<br /><br />从1935—1938年，经过四年的艰辛努力，其间虽有曲折和暂时的失意，毛泽东毕竟在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大道上一路凯歌行进，到了1938年底，毛已将中共军权、党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然而，仍有一件事使毛如骨鲠在喉，须臾不得安宁——这就是毛还未获得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br /><br />解释权——给词语下定义的权力，这是人类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在共产党内，解释权则尤其重要，谁获得对马列经典的解释权，谁就控制了党的意识。换言之，即使拥有军权和党权，若无意识形态解释权的支持，对党和军权的控制也难持久。<br /><br />解释之重要，不纯取决词语本身的内容及其意义，更在于词语与现实的联系，以及词语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长期以来，在留苏派的经营下，俄化概念在中共党内早已形成一种特有的精神气质和浓厚的亲苏气氛，成为笼罩在党之上、阻遏一切创新精神的沉重低气压。王明、张闻天等不仅凭籍这种氛围扶摇直上，且沾沾自喜，俨然以圣杯看守人和护法大师自居，将一切独创思想均视为旁门左道而必欲除之而后快。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毛对此除了愤慨外毫无办法。彼等出自莫斯科正宗嫡传，在他们眼中，毛泽东的那一套岂只是离经叛道的“狭隘经验主义”，简直就是难登马列之堂奥的“野路子”。<br /><br />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的毛泽东决意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且一呜必求一言九鼎之效，使其政治对手就此噤口。<br /><br />还在191O年，当毛还是湘乡东山学堂学生时，他就借一首“咏蛙”诗而明其心志：<br /><br />独坐池塘如虎距，<br /><br />绿杨树下养精神。<br /><br />春来我不先开口，<br /><br />哪个虫儿敢作声！①<br /><br />而在毛泽东已初建其大业之后，他就更不能容忍中共党内还存有的那种精神指导系统。<br /><br />紧怀“传教”之志兼有办事之才的毛，对自己及对手之特长均有极其清晰的了悟，他深知目前自己之优势非在于此——马列经典读得毕竟比那些洋学生少。但毛又极具自信，他之基于对中国历史及其文化传统深刻洞悉和体认，而对马列几个重要概念的融汇，在其实际功用价值上远胜于那些食洋不化的迂腐书生的纸上谈兵。在毛看来，留苏派“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其胸中茫然无有”，仅是凭籍莫斯科的栽培，先控制党的意识形态，继而夺取了党权和军权。毛却要反其道而行之，凭其个人的意志和智能先掌握军权和党权，最后攻占意识形态阵地。<br /><br />1938年10月，当毛泽东已先读了一批马列著作和斯大林主义的解释课本——米丁、爱森堡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之后，②毛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讲台上向全党发出开展“学习运动”的号召。学什么？一言以蔽之，学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之产物——毛的新概念以及毛的态度和工作方法。<br /><br />可是当时既无“毛泽东思想”这一正式概念，又不便在斯大林远距离观察下直接鼓吹毛的新贡献，况且，毛也难于将其内心的真实想法和盘托出。毛真正陷入到欲语又止的境地。<br /><br />然而这一切对于经历过无数风浪的毛泽东又实在算不了什么。1938年末，来自莫斯科任弼时的一份报告给了毛重要启示，帮助毛摆脱了这种困窘。任弼时向延安通报，莫斯科刚刚出版了斯大林编著的《联共党史》，建议中共中央立即翻译。③几个月后，当毛读了这本《联共党史》后，如获至宝，迅速向延安的各级干部发出号召：学习《联共党史》，做斯大林的学生！<br /><br />①转引自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页325。<br /><br />②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该书收录经毛泽东批注的哲学读本共十一种，其中抗战初期阅读的达九种。<br /><br />③参见《中共党史人物传》，第8卷，页48；另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436。<br /><br />毛泽东对《联共党史》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据当时担任毛军事秘书的郭化若回忆，毛在一个干部会上说：“《联共党史》是本好书，我已读了十遍。奉劝各位也多读几遍。”①从1939年至五十年代末，毛泽东不下十数次号召全党学习《联共党史》。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著名演讲，提议应“以联共党史为中心材料”研究马列主义，“其它一切为辅助材料”。毛称赞道：《联共党史》是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个完全的典型。②1942年，毛泽东更将该书称之为“马列主义百科全书”，把其列入《整风文献》，以后又将其列入《干部必读》一类的学习丛书。1949—1956年，《联共党史》甚至成为中国所有高等院校学生必修的政治课目，直到六十年代初，其至尊至荣的地位才被《毛泽东选集》所取代。<br /><br />毛泽东如此推崇斯大林的《联共党史》，究竟是出于策略手段，抑或是发乎真心？毛泽东对斯大林有着很深的不满，眼下正在加紧赶制反对王明的炮弹，为何却对王明的精神导师斯大林的大作这般推崇备至？<br /><br />乍看似乎令人费解：毛泽东和王明这两个政治上的对手，在歌颂斯大林的《联共党史》方面竟完全一致。1939年5月20日，王明当着毛泽东的面，在延安召开的中央干部教育部学习动员大会上作的主报告就是“学习联共党史的重要意义”。③<br /><br />王明偏爱《联共党史》尚在情理之中，那么毛泽东呢？毛泽东高度评价《联共党史》一定有他意欲迎合斯大林的目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联共党史》为毛提供了大量他所急需的开展党内斗争有用的经验与策略，完全可以用来为毛的政治目标服务，为毛夺取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输送弹药。<br /><br />《联共党史》全称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斯大林为在政治上彻底消灭异己、巩固自己的独裁地位而下令编纂的。这部书经斯大林亲自修改、审核，于大镇压达到顶点的1938年正式出版。由于斯大林直接参与、精心组织了这部书的写作和出版，斯大林同意将这部书归于他的名下。④<br /><br />①郭化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片断》，载《毛泽东的哲学活动——回忆与评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页157。<br /><br />②毛泽东1941年5月19日的演讲在1942年3月27日《解放日报》公开发表时，已作了修改和补充。1953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时又再次作少量修改。1953年版本将毛发表演讲的时间模糊为1941年5月，把《联共党史》改为《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并删去毛原文中“其它一切为辅助材料”一段话。参见《整风文献》（订正本）（上海：新华书店，1950年），页56。<br /><br />③延安《新中华报》，1939年5月26日。<br /><br />④前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德里·特里安东诺维奇·沃尔里戈诺夫在其所著《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一书中，利用苏共中央档案，详细披露了斯大林主持撰写《联共党史》的背景及其经过。参见《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第2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页576。<br /><br />对于这本堪称斯大林主义标本的《联共党史》，毛泽东立时发现了它的巨大价值。毛泽东高度欣赏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灵活态度。和斯大林善于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在《联共党史》中有选择地利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一样，毛只专注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把马克思主义通俗化方面，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堪称一流大师。斯大林擅长于将马克思主义化为几个概念，毛泽东则精于对马克思主义作简化处理，尤其善于把中国民间俗语、俚语引入到马克思主义。斯大林发明“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毛泽东则有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造反有理”！从《联共党史》简明化、程序化的叙述中，毛泽东获益非浅。不久，他就依据《联共党史》的结束语部份，在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起《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报告了。<br /><br />《联共党史》为了维护斯大林一贯正确的形象，任意剪裁历史，这也适应了毛泽东急欲重写以自己为中心的中共党史的政治需要。《联共党史》把苏联共产党历史描绘成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生死搏斗的历史，尤其突出斯大林的个人作用。全书提到斯大林、列宁的名字共有六百五十余次，介绍斯大林、列宁著作以及引用他们语录的篇幅占了全书的四分之一，共有一百页左右。这一切都吸引着自认为是党的正确路线化身的毛泽东的强烈兴趣，给了他丰富的启示。在毛的亲自主持下，1943至1945年，任弼时、胡乔木等以《联共党史》为蓝本，以中共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为纲，编写出《联共党史》的中国版：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中共第一个历史总结文件——《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中，只有毛泽东才是中共正确路线的代表（在1945年8月修改稿中，将刘少奇也增添为正确路线的代表），其它党的领导人非“左”即右，至于广大党员则成了党的领袖的陪衬物。<br /><br />《联共党史》以斯大林的个人意志作为评判是非的唯一标准，竭力丑化、贬低党的其它领导人，这又和毛泽东自大、专断的性格相吻合。《联共党史》把所有与斯大林意见相左的党的元老，一概斥之为“机会主义”、“人民公敌”、“叛徒”、“卖国贼”、“特务”、“暗害者”，为斯大林大规模屠杀老布尔什维克、实行社会恐怖制造了理论依据。抗战阶段的毛泽东尚处于“打天下”的创业时期，革命成功还要依赖于全党齐心协力，因而只能有选择地学习斯大林的党内镇压经验。但是，毛泽东还是从《联共党史》中学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不久他就用“机会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指控党的其它领导人。在毛的高压下，绝大多数党的领导人出于对党内团结的考虑，都自觉或违心地接受了这些指控，从此，他们的“小辫子”被毛牢牢拽在手心，毛可以随时根据需要任意处置他们，自己却永远立于不败之地。<br /><br />毛泽东从《联共党史》中寻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以领袖为中心的革命战略与策略，以这个中心为基轴，加强党的思想和建设的具体途径，展开党内斗争的方针与方法等。从这本书中，毛彻底了解了做一个斯大林式的领袖所必须具备的特殊素质，这就是：以铁腕统治全党，用意识形态为这种统治服务。对于这类问题，毛本来就不生疏，现在又有《联共党史》作依据，毛更加充满自信。<br /><br />如果说《联共党史》从政治功利性的角度丰富了毛泽东的革命战略和策略思想，那么，斯大林的哲学狙击手米丁、尤金则为毛主义的哲学化助了一臂之力。<br /><br />在中共领导人中，毛泽东是较少受马列教义束缚，思维最自由、最活跃的一位。毛青年时代深受中国传统哲学影响，尤其重视陆王心学。正由于毛与中国传统哲学始终保持一条沟通的渠道，他的有异于莫斯科正统的新思想、新概念才不时涌现。但是在三十年代前期，毛的一系列富有创见的观点和主张却遭到党内留苏派的贬损。心高气傲的毛泽东决不甘心仅仅做一个“实践家”，他也要进入理论家的殿堂。既为共产党员，就不能另辟新径，于是毛不得不求助于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使自己的观点系统化和理论化。<br /><br />1937—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如饥似渴地钻研由博古、沈志远等从俄文翻译的唯物辩证法一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①然而，毛所读的几乎都是当时苏联官方哲学家米丁、尤金、西洛可夫等为斯大林著作作注解的教义问答式的“解释学”，这样就不可避免造成互为矛盾的结果：一方面，由于毛泽东主动的迎合，他的活泼的思维被无形地压入进米丁、尤金等教条的框框，斯大林的直线性和独断性的思维方式对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分为二”、“无限可分”等毛氏箴言简直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应对世界万物的准则；另一方面，由于毛泽东研读米丁、尤金、西洛可夫乃是迫于外在压力，并非完全出于个人喜好，加之毛的自由意志毕竟难以被斯大林式的“神学大全”所完全限制，因此，毛的思想经常“越轨”，不时跳出斯大林的紧箍咒而呈汪洋恣肆状。正是在这个时期，毛写出了他最重要的哲学论著《实践论》和《矛盾论》。<br /><br />①郭化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片断》，载《毛泽东的哲学活动——回忆与评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页576。<br /><br />总之，在抱定“为我所用”的宗旨下，毛或者能够从“本本”的片言只语中获取灵感，将其引申开来，借洋调翻出中国曲；或者公然藐视“本本”而自谱新调。于是，创新开掘与僵硬保守并存，两者互为补充，互相融合，就成了毛思想的显著特征。在这个过程中，毛思想开始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外观形式，而米丁、尤金、西洛可夫则在毛主义哲学化的早期工程中起到了脚手架的作用。<br /><br />毛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关系颇为复杂，将两者完全等同，或将两者完全割裂，皆有悖事实。然而，就1939—1941年毛在延安推行的学习运动而言，毛之思想与斯大林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乃是证据确凿。在斯大林的堂奥中，毛不仅发现了打击王明等的武器，而且也为自己理论的系统化找到了凝固剂。在毛精心的操作下，他竟可以一边用斯大林打击王明，另一边又用斯大林完善自己的思想体系。一旦斯大林也能为毛所用，那么斯大林的教条主义毛也就食之如甘饴了。<br /><br />确实，毛的移花接木术已达到炉火纯青、造化无穷的境地。由此看来，毛之做为斯大林的学生，果真做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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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 /><br />二 “挖墙角、掺沙子”：陈伯达、胡乔木等的擢升<br /><br />经过政治上、理论上的艰苦努力，1940年，毛泽东通过发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后易名为《新民主主义论》），在中共党内已嬴得首席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地位。现在，毛要实施他酝酿已久的计划，这就是逐步削弱王明等对中共理论宣传部门的控制。<br /><br />如果对王明等在中共党内发迹的历史稍作回顾，不难发现，这一批人主要是依靠意识形态起家的。他们首先因为熟读马列和斯大林本本而得到共产国际的重视，从留苏学生中脱颖而出，继而依靠莫斯科支持被扶植为中共领袖，复以意识形态开道得以巩固在中共核心层中的地位。是故，意识形态成为王明、博古、张闻天等唯一真正具有优势的领域，也是他们看家护院仅有的一块阵地，中共理论、宣传部门长期由王明等留苏派把持也就不足为奇了。<br /><br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王明、张闻天等虽然在政治上开始走下坡路，但是，王明等的失势并非是一天就完成的。直至四十年代初，中共意识形态主要部门仍由留苏派或与留苏派关系密切的人所掌握：<br /><br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副部长凯丰<br /><br />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部长张闻天<br /><br />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博古<br /><br />中共中央党校委员会：主任王明<br /><br />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邓发<br /><br />中央马列学院：院长张闻天<br /><br />中国女子大学：校长王明<br /><br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主编张闻天①<br /><br />①参见王建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页331-334。<br /><br />对于王明、张闻天等控制中共意识形态部门的现象，毛泽东一直予以相当的容忍。毛作为“策略大师”，十分明白区分在掌握实际权力与精神指导权力之间的轻重缓急关系。1935—1938年，毛既是顺其自然，又是自觉促成，对张闻天领导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不表示任何异议。毛的当务之急是将留苏派从权力核心地带引开，先巩固军权，进而夺取党权。毛深知，一旦有了军权和党权，再获取意识形态解释权乃水到渠成。<br /><br />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终于使毛如愿以偿地成为党的领袖，张闻天正式被剥去了党的总负责人的头衔，转而负责党的理论宣传、教育工作。不久，王明也被毛泽东召回延安。为了将王明置放于自己的监督之下又不让他掌握实权，毛让王明担任了中央统战部部长的闲职并兼任了几个中央文宣方面的职务。从表面现象上看，六中全会后，留苏派在党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力反而得到增强。<br /><br />面对这种复杂局面，毛泽东胸有成竹。毛的策略是：继续拉住张闻天，竭力分化张闻天与王明的关系，同时对张闻天领导的部门“挖墙角，掺沙子”，提拔一些在党内根底较浅的青年理论新手，为日后取代张闻天等留苏派储存干部队伍。<br /><br />张闻天自六中全会后在党的核心层内的影响已明显下降，他将全部精力转入到意识形态领域。此时正值毛泽东号召全党开展“学习运动”，在张闻天的主持下，延安编译出版了《马恩丛书》十册和《列宁选集》二十卷。延安青年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研读原典，一时间，学习马列理论在延安蔚为风潮。<br /><br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学习运动”之开展，竟使得六中全会之后颇感失落、压抑且被毛圈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和中央统战部几间窑洞里度日子的王明有枯木逢春之感。王明似乎感到施展自己马列才华的机会再次来临，竟然四处作报告，居然受到延安各机关、学校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br /><br />王明之风头仍健其实并无任何意外。六中全会之后，王明仍是书记处和政治局成员，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六中全会所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包含了王明大量的政治观点，毛为了向斯大林显示其忠诚以及为了扩大中共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影响，通权达变，比王明更积极地主张加强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六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也是由王明代表政治局起草的。六中全会后，王明只是感到在政治上的失势，而无意识形态受挫之感。<br /><br />毛泽东对王明等的大出风头一时也无可奈何。站在共产党的角度，“学习运动”不学马列又学什么呢？于是毛泽东眼看着马列著作在延安一本本翻译出版，对张闻天的不满更加强烈。站在毛泽东的立场，张闻天旧错未改，又添新错，十足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教条主义分子。“学习运动”开展以后，张闻天不仅没有运用他所擅长的理论知识鼓吹毛的新贡献，也没有将其对王明的不满上升到理论批判的高度，更有甚者，还一手掀起延安学习马列原著的热潮，言不及义，纸上谈兵，竟给王明等提供了表演的舞台，究其实质，纯粹是对“学习运动”别有用心的误导，目的是让张闻天、王明等这批“学阀”、“党阀”继续霸占党的文宣阵地。<br /><br />其实，1938年后，毛泽东在中共意识形态所占空间已大幅增进，掌管党的理论和宣传工作的张闻天主动给毛让出了最重要的权力：据当时张闻天的副手吴黎平（即吴亮平）回忆，六中全会后，中央内部已有规定，凡在延安《解放周刊》、《共产党人》等刊物发表重要文章，一概须经毛事先审阅批准，①而毛的讲话、文稿无不刊登在党刊之首要位置。然而毛泽东所要求意识形态部门的决不仅是这些，他的终极目标是改变中共气质。他要实现对意识形态的全部占领——包括控制和超越于控制之上的完全占有。将毛文章放在头版头条，或使毛拥有审稿权，并不能立时改变中共党内早已固定化的那种以俄为师的精神气氛，毛所要打破的正是在他个人与由张闻天等营造的气氛之间所存在的那种隔离状态，这种隔离状态与毛毫无亲和性，却能制造无数“又臭又长”、充满腐气的“党八股”，且使留苏派从容操纵全党的精神信仰系统。在这堵巨大的精神壁垒面前，毛氏新概念和新文体根本无从普及和推广，更遑论取其地位而代之！<br /><br />①参见吴黎平：《&lt;论共产党员的修养&gt;出版的前前后后》，载《怀念刘少奇同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291。从《毛泽东书信选集》亦可看出中共中央已形成这种制度：1939年初，张闻天为发表陈伯达的《论孔子的哲学思想》致信毛，请毛审阅陈文。2月20日和22日，毛在审阅了陈伯达文后两次写信给张闻天，谈对陈伯达文章的修改意见。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杜，1984年），页144-151。<br /><br />毛泽东对于张闻天的个性和为人都了解甚深。尽管在毛内心中一直将张闻天与王明等量齐观，视为是莫斯科教条主义集团的一路货色，但是，张闻天毕竟与王明分手较早，多年来对自己言听计从，骤然对张闻天下手必定会引起党内高层的震动，反而对自己不利。因此，毛只能继续留用张闻天，再徐图良策。<br /><br />1939年3月22日，经过毛泽东的倡议，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党报委员会中的出版科（解放社）从党报委员会中划出来，另设立中央出版发行部，主管延安及各根据地党的出版物的政治审查和管理事务，由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李富春兼任部长一职。李富春是毛泽东多年的密友，任命李富春兼任此职是削弱分散张闻天权限的一个重要举动。<br /><br />然而，李富春长期从事党务工作，并不擅长马列理论，他所领导的出版发行部，其主要功能是“堵截”有害思想。虽然李富春在政治上完全效忠于毛，但由于他不熟悉理论，在宣传毛的贡献方面一时乏善可陈。<br /><br />毛泽东似乎早已预料到会出现这种“脱节”的局面，他并没有显出任何紧张和焦虑。因为此时在他的周围已经汇集了陈伯达、艾思奇、胡乔木、何思敬、何干之等一批青年理论家，只是这些人历练尚浅，还不能将彼等马上擢升到文宣部门的领导岗位。<br /><br />被毛泽东慧眼发现，日后成为他的理论班子中坚的“秀才”由两类人组成：第一类是有留苏背景，但又与王明、博古等无历史渊源的陈伯达等；第二类是上海左翼文化运动中的活跃分子艾思奇、胡乔木、何干之等。这两类人的共同特点是都未参加过苏区的军事斗争，在党内地位不高。<br /><br />在毛泽东身边的这批“青年学士”中，较受毛欣赏和重视的是陈伯达和胡乔木。陈、胡二人因对毛助力最大而备受毛的信赖，分别于1939年和1941年被毛调入身边，担任中央政洽局秘书和毛泽东个人的政治秘书，从而在中共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br /><br />陈伯达对毛泽东的最大价值，在于他从理论方面丰富了毛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为毛泽东新理论的完善立下了汗马功劳。被毛泽东所吸引的正是陈伯达著述中所显示出的民族化共产主义的色彩。在三十年代北平、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李达、陈翰笙、王亚南、胡风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述活动，吸引了广大青年。但是陈伯达与李达等有所不同，陈伯达不是一般性做些马列著作的译介工作，他的著述有着明显的独创性。陈伯达师承著名的文史专家吴承仕教授，他较早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使他在左翼理论家中独树一帜。陈伯达在1933年秋撰写的《论谭嗣同》小册子里竭力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原理去解释谭嗣同思想，提出在谭嗣同思想中“有初级唯物主义和不完美辩证法的痕迹”。①陈伯达甚至还提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成为中国伟大思想继承者的看法，②实际已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这在三十年代初中期，无疑是空谷足音。<br /><br />陈伯达著述中所体现的民族化共产主义的倾向，在由他参与发起的“新启蒙”运动中得到进一步体现。③<br /><br />①Raymond Wylie:The Emergence of Maoism:Mao Tse-tung,Ch’en Pota,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br /><br />1935-1945(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15;26-27<br /><br />②Raymond Wylie:The Emergence of Maoism:Mao Tse-tung,Ch’en Pota,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br /><br />1935-1945(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15;26-27<br /><br />③1936年9月10日，陈伯达在上海左翼刊物《读书生活》四卷九期发表《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10月1日，又在《新世纪》一卷二期发表《论新启蒙运动》。陈伯达的这两篇文章正式掀起了新启蒙运动的讨论。<br /><br />“新启蒙”运动是1936年9月至1937年夏，由陈伯达、艾思奇、周扬、何干之、胡乔木等左翼人士，为反对国民党倡导的“民族复兴运动”，在北平、上海等地开展的一场旨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运动。陈伯达虽然高度评价了“新哲学”（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的意义，但他同时又尖锐批评了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严重不足。陈伯达认为，左翼人士应进行自我批判，因为他们“不能用辩证法来解释中国的现实生活”，没能对中国传统思想作出深入、系统的分析和批判，①以至国民党仍然可以将中国传统思想作为维护统治的有力工具，甚至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利用中国传统思想愚弄中国人民。陈伯达强调，中国现代文化一方面应从中国传统思想中汲取优秀美好的成份，另一方面应吸收世界伟大的文化传统和成就，在马列主义的框架下，把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法与先进的外国文化结合起来。②<br /><br />陈伯达所具有的中国古典哲学的学养和对民族化共产主义问题别具一格的看法，终于被毛泽东所发现。在民族化共产主义方面，毛泽东和陈伯达有着太多的共鸣。毛一经识得陈伯达，颇有相见恨晚之感。一时，毛、陈书信频频往来，纵论孔孟、墨子思想。③此时的毛泽东正急欲把自己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观点理论化、系统化，只是苦于没有助手，陈伯达的出现恰好填补了这一急需。1939年春，在到达延安一年半后，陈伯达被毛泽东从马列学院教书的岗位上解放出来，一步跃升为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从此正式成为毛的首席理论助手。当陈伯达跨入权力中枢后，他的个人品质迅速被他周围的权力至上的气氛所毒化。陈伯达在这种“中国化”的环境中，也从一位朴素的教书先生，很快堕落成为一个利欲熏心的权力崇拜狂。④<br /><br />与陈伯达以理论学养获知于毛泽东不同，胡乔木主要是凭其走笔成章的能力及简练的文字功夫被毛录用为政治秘书的。胡乔木是三十年代中共领导的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中坚分子，因长期身居幕后，其文名远逊于当时的周扬、艾思奇、陈伯达。当胡乔木于1937年秋初抵达延安后，中央组织部对他并没有特别重视，而是将其分配到远离延安、位于陕西泾阳县的安吴堡青年干部训练班作冯文彬的助手，担任青训班副主任和西北青年抗日联合会（共青团解散后中共领导青年运动的组织，代行共青团职能）宣传部长。⑤在安吴堡的两年是胡乔木政治上失意的两年，胡乔木几乎没有和毛泽东接触的机会。青训班的主要干部大多为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与胡乔木的气质、兴趣相去甚远。<br /><br />193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青委，以取代原来的中央青年部，由陈云任书记，冯文彬任副书记，胡乔木也被吸收进中央青委，⑥从而和陈云结上了工作关系。<br /><br />1939年7月，胡乔木在安吴堡闲置了两年后，终于回到了延安。此时陈伯达已担任了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而胡乔木仍默默无闻。但是有了陈云的扶持，胡乔木渐渐有了崭露头角的机会。<br /><br />①参见Raymond Wylie:The Emergence of Maoism:Mao Tse-tung,Ch’en Po-ta,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p.30-31;另参见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载《何干之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页401－402。<br /><br />②参见Raymond Wylie:The Emergence of Maoism:Mao Tse-tung,Ch’en Po-ta,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p.30-31;另参见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载《何干之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页401－402。<br /><br />③参见《毛泽东致陈伯达》（1939年2月1日），载《毛泽东书信选集》。页140-142。<br /><br />④陈伯达在1940年延安有关“民族形式”的讨论中，对与己观点不同的王实味无限上纲，暗指王实味是异己分子。陈伯达在与朋友相谈时提到“最要紧的是跟人，跟准一个人”。参见戴晴：《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页69－119；另参见于光远：《初识陈伯达》，载《读书》，1998年第6期。<br /><br />⑤由西北青年救国会出面创办，实则由中共中央青年部（中央青委）领导的青年干部训练班，原设陕西泾阳县云阳镇，1938年1月迁到云阳北的安吴堡，史称“安吴堡青训班”。有关胡乔木在安吴堡青训班的活动，参阅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共青团陕西省委青运史研究室编：《安吴古堡的钟声——安吴青训班史料集》（北京：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页2、28、240、247。<br /><br />⑥中共中央青委由陈云、冯文彬、李昌、刘光、乔木、高朗山、黄华、宋一平组成。参见《冯文彬给黄华、宋一平的信》（1938年5月16日），载《安吴古堡的钟声——安吴青训班史料集》，页23－24。<br /><br />1939年4月16日，《中国青年》杂志在延安复刊，胡乔木参加了该刊的编辑领导工作，逐渐引起毛的注意。1940年5月，在安吴堡青训班基础上，正式建立了由陈云任校长的“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胡乔木成为该校的实际负责人，从此与毛泽东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br /><br />1941年，胡乔木正式被调入杨家岭，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并兼任中央政治局秘书。胡乔木主要为毛的演讲稿做文字修辞方面的加工整理。他很快成为毛须臾不可离开的助手。刚入中枢的胡乔木言谈举止极为谨慎，较少抛头露面，直到1942年整风高潮中，毛把胡乔木派往中央宣传部代行原由凯丰代理的部长一职，①使胡乔木一夜之间成为延安的知名人物。<br /><br />与陈伯达、胡乔木相比，同胡乔木一道于1937年秋奔赴延安的艾思奇、何干之、王学文等人在政治上的前途就大为逊色了。艾思奇、何干之、王学文在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化界享有盛名，他们刚抵延安的头几年也蒙毛泽东的热情款待，被安排在陕北公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任教，享受每月津贴二十元和配备一名警卫员的待遇，②毛泽东并不时移樽与他们就一些哲学、理论问题进行讨论。在一段时期内，毛对艾思奇特别重视，除经常书信往来外，还不时邀艾思奇在毛的窑洞挑灯夜谈。但是时间一长，毛对艾思奇等的兴趣就大减了。毛虽然欣赏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解释，但是艾思奇的通俗化没有丰厚的底蕴，其概念工具仍是俄式教条主义，“通俗化”几乎成了“教科书化”的代名词。何干之虽然著述颇丰，毛也一度很看重他，曾经想请何干之做自己的理论秘书，但何干之一则书生气较重，向毛表示自己有意著述，婉拒了毛的好意，③二则何干之为文过快，有粗疏之弊，毛也就顺其意愿，不再强邀何干之入幕。王学文资格最老，革命历史和理论学养都较深厚，但为文为人都过于学究气，“教条主义”色彩较为浓厚，也不适合放在身边工作。④<br /><br />①参见胡乔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载董边、镡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页121。<br /><br />②参见成仿吾：《何干之文集序》，载《何干之文集》，页3。<br /><br />③胡华、刘炼（何干之遗孀）：《何干之》，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1卷，页266。<br /><br />④据刘雪苇回忆，王学文在马列学院用苏联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做课本，“讲得很拘谨，论点、要义的地方差不多就是照原书念”。虽然刘雪苇听王学文课“津津有味”，但同学中却有人“打瞌睡”。参见刘雪苇：《在延安马列学院三班听课的回忆》，载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页124。<br /><br />毛泽东虽然对艾思奇、何干之、王学文等有所失望，但在当时，毛对彼等并不求全责备，相反，毛积极吸取他们著述中一切有用之内容。例如，何干之1936年11月在《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后易名为《转变期的中国》）小册子中，提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新的民主革命”等观点，虽来源于共产国际，但其表述简洁明了，对毛以后写作《新民主主义论》有一定的启示作用。<br /><br />对于这些不属留苏派、来自于上海亭子间的理论家，毛泽东用其长，弃其短，1938年后，他们陆续都被委以延安各文宣部门的领导职务。艾思奇甫抵延安即被任命为边区文化界协会主席，马列学院成立后，艾思奇又担任了该院的哲学研究室主任，1939年又担任了中宣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1940年他又被任命为新创刊的《中国文化》主编。何干之被任命为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王学文则在1938年秋担任了马列学院副院长兼教务主任。<br /><br />1939—1941年，毛泽东采用“挖墙角、掺沙子”的策略，步步为营，将自己的影响力逐步渗入到由留苏派控制的中共理论宣传教育部门。毛将陈伯达、胡乔木网罗在身边，犹如猛虎添翼。现在毛泽东要将“学习运动”引向纵深地带——为开展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直接向王明等发起挑战制造炮弹。<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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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三 “甩石头”：毛泽东编“党书”<br /><br />1940年末，毛泽东决定扭转学习运动的方向，他再不能容忍充斥于延安各机关“空对空”的纯学理讨论的空气。毛的策略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抢王”，暂时放过党的中下层干部，先将党的高级干部从单纯读书的氛围中解脱出来，把他们引入到对敏感的党的十年（1927—1937）历史的讨论中去，进而把野火烧向王明、张闻天。<br /><br />毛泽东此举带有“玩火”的性质。1938年共产国际在对中共的指示中明确告诫中共领导层，应慎重对待党的过去历史问题的讨论，以避免发生不必要的争论，从而影响党的团结。三年前共产国际的指示虽言犹在耳，毛泽东却毫不在意。经过近几年的经营，毛的权力基础又有新的加强，他要先行一步，试探一下其它领导人的反应。<br /><br />1940年12月，毛泽东正式提出了隐藏在胸中多年的观点。12月4日，毛在政治局会议上首次对苏维埃后期极左的政策作出判断，认为这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会上马上产生争论，张闻天等不同意苏维埃后期错误是路线错误的判断。①面对张闻天等的反对，毛稍稍调整了自己的言论，12月25日，毛在以后以《论政策》之名发表的党内指示中第一次宣布，中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提及其在十一个方面的表现。在这里，毛放了一只观测气球，他使用的是比较笼统、含混的“苏维埃运动后期”的概念，而没有明确指明其时间段是从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他用“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来代替“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正式判断。<br /><br />毛泽东之所以选择在此时提出自己的观点，是基于他对其政治对手内部分裂状况之准确把握。毛十分清楚，在中共领导层内顽强坚持对原政治路线评价的人并不是王明，而是与毛长期合作共事、且在1940年仍与毛关系密切的张闻天。至于王明，则在1940年11月就提出中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犯了严重错误的看法。②尽管王明只是重复其1933—1934年在莫斯科即曾表明的观点，但王明此时旧话重提，却完全是为了与在国内的原同事博古、张闻天撇清关系。<br /><br />①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页235-236。<br /><br />②王明：《论马列主义决定策略的几个基本原则》，原载延安《共产党人》，1940年第12期，引自蔡尚思主编、姜义华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488。<br /><br />对于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互相攻讦、竞相推卸责任，毛看在眼里，却丝毫没有表示他个人对王明的欣赏和支持。毕竟，使毛感到威胁的是在国际共运中声名远扬的留苏派之精神领袖王明，而非王明昔日之朋友且早已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自己站在一边的张闻天。眼下形势早已变化，王明正不时向毛示好，且将毛从“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升格为“伟大的理论家”。①只有张闻天一人还在顽强抵拒毛为修正历史结论所作的努力，这种情况迫使毛不得不另图他策。<br /><br />1940年冬至1941年6月，毛泽东用半年时间精心准备了一块砸向王明等留苏派的“石头”，这就是党的秘密文件集《六大以来》。<br /><br />《六大以来》是一本深受斯大林《联共党史》影响、经毛泽东精心编排的中共历史文献汇编。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完成于1941年6月，全书编成于1941年12月。②<br /><br />①王明：《学习毛泽东》，延安《新中华报》1940年5月7日。<br /><br />②《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有全集本和选集本两种，选集本由八十六篇材料组成，均分为上、下两册，十六开本，由延安新华印刷厂印刷。1941年12月，《六大以来》全集本仅印了五百套，发行到几个中共中央局、军委等少数单位，不对个人发放。选集本逐一编号、登记、分发给党的高级干部。1947年，中共中央在国民党军队进攻下撤离延安，“全集本”只在中央办公厅保留几部，其余全部销毁。1952、198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对该书作若干调整、补充后，两次予以重印，由内部控制发行。参见裴淑英：《关于〈六大以来〉一书的若干情况》，载《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br /><br />《六大以来》共收入各种文献凡五百一十九篇，约二百八十万字，收入文件的时间跨度，从1928年6月中共六大召开到1941年11月。<br /><br />这套文献集的最大特点是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在胡乔木、王首道的帮助下，毛泽东以中共党内所谓的“两条路线”为经纬，以此观点来编排史料。该书将毛泽东树为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将王明、博古等列为错误路线的代表。全书共收入毛的文章、讲演、报告共五十五篇，占全书十分之一的比重。毛对王明、博古、张闻天起草的大量文稿作了细致的取舍，择其一部份作为“反面教材”收入书中。毛泽东对周恩来在抗战初期支持王明的活动也丝毫未忘却，在《六大以来》中将周恩来顺带捎上。该书全文收录了1938年6月15日周恩来和王明、博古联名发表的《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底意见》一文，作为周恩来对“错误路线”附和、妥协的证据。相比之下，刘少奇的政治行情看涨，在《六大以来》里也得到了充份的反映。该书收录了刘少奇四篇文章，被毛编排入“正确路线”一方。周恩来单独发表的文章仅收录一篇。毛通过此举向全党高级干部明确表示，只有刘少奇才是毛“正确路线”的真正拥护者。<br /><br />毛泽东为表明自己一贯正确，对于收入《六大以来》的自己的文章作了精心的选择，将一切有碍于自己“形象”的文字尽情作了删除。毛剔除了表明自己支持1931—1935年党的政治路线的文字，对自己在三十年代前、中期发表的一些文章还作了细心的剪裁。毛只选录了他在1934年1月全国第二次苏维埃大会上的报告《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的一小部份，易名为《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收入《六大以来》。毛对《论新阶段》更是大动手术，他只截取报告中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独立自主”的若干节，改名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将其收入《六大以来》。<br /><br />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在编辑《大大以来》的过程中，毛泽东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在个别文件的日期上作了手脚。《六大以来》收入的由任弼时主持通过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该文件原来的形成时期是1931年11月1至5日，但是被收入《六大以来》时，却被改为1931年3月。①这个改动非同寻常，它掩盖了1931年4月至10月由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支持毛泽东、与毛联手共同反对项英的历史真相。毛之所以选中这份决议案，乃是该文件批评了毛所主张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政策，正好从反面说明毛与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深刻的路线分歧。把通过该决议案的时间改为1931年3月，是为了强调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派往江西的代表团下车伊始就反对毛的正确主张，而毛长期遭受中央的错误压制。毛将这个决议案收入《六大以来》，也是给任弼时一个警戒，使其明白，他在历史上也和错误路线沾过边。<br /><br />毛泽东编辑《六大以来》，其理由是为召开七大作资料准备。②毛泽东的这个大行动得到了任弼时的全力支持。任弼时自1938年3月赴莫斯科后，在共产国际总部居留两年，直至1940年3月26日才返回延安。任弼时回国后，立即进入中共最高权力核心中央书记处（相当于政治局常委会），到当年的7、8月又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负责中央书记处的常务工作，成为毛泽东最重要的助手。<br /><br />任弼时是一个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共产党人。从三十年代后期始，任弼时对毛泽东的智能和谋略愈益钦佩，认为在中共党内唯有毛泽东堪负领袖重责，并且相信只要有毛掌舵，中共就一定能走向成功。因此，任弼时在毛泽东与王明之间较早就作出了选择，在毛泽东比较困难的1938年初春，任弼时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从而获得毛的信任。<br /><br />任弼时也有其难言之隐。尽管在1931年4至10月任弼时曾与毛泽东真诚合作，一同联手反对项英，但是在1931年10月后，却是由他具体贯彻六届四中全会后的政治路线，给毛扣上了“狭隘经验主义”的帽子。任弼时对三十年代初期曾经给毛造成的伤害一直深感内疚，多年来主动与毛靠拢，试图争取毛的谅解。1938年3月，任弼时赴莫斯科后，为突出毛在共产国际的影响竭心尽力，成效显著。返回延安后，任弼时更是全力辅佐毛，处处从中共的长远利益着眼，对毛的活动都从好的方面去理解。<br /><br />任弼时出于维护党的利益而支持毛泽东，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欣赏毛泽东的一切。任为人正派，有时颇看不惯毛的所作所为，③只是出于各种复杂因素的考虑，对毛的一些过份之举多佯装不知而已。作为六届四中全会后派往江西苏区的中央代表团团长，任弼时绝不会把他主持的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日期忘记，正是由于任弼时的妥协态度，毛才敢于公开修改那次会议的日期。<br /><br />①《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页129。1931年3月18日至21日，项英以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身份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因等待中共中央指示的到来，没有形成会议决议就宣布暂停会议。4月17日，任弼时等到达宁都县与项英、毛泽东等会合，苏区中央局再举行一天的会议，作为前一月扩大会议的继续。此次会议形成五个文件：—、《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二、《土地问题决议》；三、《关于一、三军团工作总结的决议》；四、《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五、《共青团工作的决议》——没有《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召开于1931年11月1日至5日，此次会议的政治决议案由王稼祥起草。在编辑《六大以来》时，毛对这份决议案也作了剪裁，只将该文件的第一部份收入《六大以来》，而略去了第二、三部份，因为该决议案第二部份“中央苏区过去工作的检阅”明确提到“苏区党代表大会完全同意中央九月指示信”，如果将这些内容收入《六大以来》，就不能把该文件的日期写成1931年3月。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1），第7册，页451。<br /><br />②《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76。<br /><br />③王明：《中共五十年》，页54。<br /><br />1940年底到1941年上半年，毛泽东反击王明的活动已临近决战的前夜。毛一方面加紧编辑《六大以来》，同时，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文件中，他不断地亮出自己批评前中央政治路线的观点，为正式向王明等摊牌制造舆论。<br /><br />1941年1月，毛以中央的名义下令组成由一百二十人参加的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组，其中有重要干部四十多人，开始讨论党的历史经验问题，将对王明等的包围圈进一步收紧。<br /><br />一旦观测到留苏派没有动静，尤其是留苏派的后台斯大林竟也毫无动作，毛迅速将阵地从党的十年历史问题移到当前。这次毛不再将王明、张闻天分开，而是要让这些“理论大师”立时呈现原形。毛决定彻底摧毁王明等赖以在党内坐大的基础——他们所拥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兼圣杯看守人的名号！<br /><br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当着王明等人的面向王明发起新的一轮攻击。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他要求彻底扭转1938年后开展的学习运动的方向，“废止孤立地、静止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而代之以学习当代最高综合的马列主义——斯大林的《联共党史》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br /><br />在向王明发起的最新挑战中，一组组最具隐喻性和挑战性的新词汇被毛创造出来——“言必称希腊”、“希腊和外国的故事”、“教条”、“留声机”，尽管皆有其针对意涵，却并不明确所指，这就更加容易在词语与现实之间引发疑问和联想，从而猛烈动摇王明等的老语汇的神圣地位，为毛通过改变词语、夺取意识形态解释权扫清障碍。<br /><br />紧接着，1941年6月，毛泽东将《六大以来》的第一部份编辑完毕，该书立刻成为毛砸向王明等的一块石头。两年后，毛泽东在1943年10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回忆起《六大以来》的出版所造成的巨大效应，他说：<br /><br />1941年6月编了党书，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召开九月会议，大家才承认错误。①<br /><br />“许多同志解除武装”，固然和《六大以来》一书对党的核心层造成巨大的精神冲击有关，但是，毛泽东为配合该书的出版而精心策划的一系列活动，也极大地削弱了政治局大多数成员的抵抗能力。政治局在毛的进攻前，除了束手向毛输诚外，别无其它出路。<br /><br />从1941年春开始，毛泽东连续推出几个重大举措。3月26日，毛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作出《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一举端掉王明、张闻天等最后几个舆论阵地。该《决定》声明，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和“急于出刊”某些书籍和小册子，停止出版《中国妇女》、《中国青年》和《中国工人》三家刊物。②毛为了显得“一碗水端平”，将胡乔木负责的《中国青年》与另两个刊物一并停刊，使领导《中国妇女》、《中国工人》的王明、博古、邓发等人明知其中有诈，也无话可说。<br /><br />①逄先知（1950—1966年曾负责管理毛泽东的图书）：《关于党的文献编辑工作的几个问题》，载《文献和研究》，1987年第3期。<br /><br />②《中央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1941年3月26日），载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1921年7月—1949年9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页539。<br /><br />1941年9月1日，毛泽东又将上述谋略如法炮制一遍，宣布撤销由王明担任校长的中国女子大学，将女大与陕北公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为延安大学，把王明担任的最后一个可以抛头露面的职务巧妙地剥夺掉。<br /><br />毛泽东对手无缚鸡之力的王明尚且如此处心积虑，对于那些手握兵符、统兵一方的八路军将领就更不放心了。为了防止彭德怀领导的八路军在前方可能会滋生的“自主性”和“分散性”，打击任何“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企图，毛责成王稼祥、王若飞于1941年7月1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该文件不指名地警告彭德怀和各根据地领导人以及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必须一切听命于延安，不得“在政治上自由行动”、“在组织上搞独立王国”。毛并威胁彼等应吸取张国焘“身败名裂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十分了解这些长期献身革命事业、无比珍惜自己革命历史的高级干部的心理特点，以党和革命的名义将他们牢牢控制在手里。<br /><br />现在，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一场大规模的党内整肃风暴即将来临！<br /><br /> <br />

大银猫

这些天终于把上篇发完了,看了此书的朋友们不妨发表一下看法.<br />我在这里欢迎大家了&#33; <!--emo&(h)--><img src='style_emoticons/<#EMO_DIR#>/shades_smile.gif' border='0' style='vertical-align:middle' alt='shades_smile.gif' /><!--endemo-->